必然还是偶然？——再谈太平天国

十年前，我甫过弱冠。当时看了潘旭澜的那本著名的《太平杂说》，对其内容之片面、歪曲，乃至含沙射影的做法，心中甚为不忿。于是不顾学识浅薄，写了一篇《再论“太平天国真相”》，从五个方面驳斥了《太平杂说》。这篇现在看来还显得稚嫩的文章，不想后来竟被很多网友引用，用以反击某些“新史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毫无原则的扭曲和攻击。十年过去，我已届而立之年，对于历史有了比十年前更系统、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真正理解了从中学里政治课就开始学习，但却一直没有真正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决定再写下一篇从总体上论太平天国历史的文章，既是对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总的看法，也是对某些心怀鬼胎、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半吊子水“史学家”的一个回应。

    在谈论太平天国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我个人认为，评论任何历史问题，都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任何企图用煽动代替理性或者用偏见代替客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当前的中国思想界，唯物史观被很多人抛弃，唯心史观重新抬头。这些唯心史学家们抛开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规律不谈，却喜欢从所谓的“人性”角度去解读历史发展的规律，甚至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地或主要地归结于几个重要人物的所谓“道德”和“性格”。这正如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弊端统统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一样可笑。由此推断，似乎洪秀全这个充满野心的落第书生振臂一呼，靠着“人间天国”的乌托邦幻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空头支票，立即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千百万人、延续十多年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真不知持此观点的各位“新史学家”是不是想过，凭借他们比洪秀全高得多的才学、比洪秀全好得多的口才，能不能振臂一呼，让正“在吃草”的中国人民万众响应？如果他们的功力还不够，那么VOA、“自由亚洲”的功力够不够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偶然性能够在局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必然性却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洪、杨等几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也不是靠着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几个杰出将领所能实现的，更不是靠着《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空想共产主义纲领所能促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归根到底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空前危机时代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在前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都是风起云涌。除了居于核心地位的太平天国之外，还有淮北的捻军起义、西北的回民起义、山东的黑旗军起义、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天地会起义、云南的杜文秀起义、广西的大成国起义等等反清起义，其汹涌澎湃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较之明末农民战争，19世纪中后期的这次农民战争的大潮无论是广度、深度都远远超过之。19世纪中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这其中当然有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带来的挑战，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危机，却是整个社会生产力陷于停滞的严峻现实。清代是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空前发展的时代，也是封建经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甚至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较之明代有不小的发展。但是，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在发挥出它全部的生产力之后，必然地要走向衰落。清代中期以后，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基本消失，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陷于停滞，而这一根本危机又是造成清代中期以后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有利的一面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而消失，而其所带来的巨大的弊端却显现无遗。土地的高度集中、贫富的极度分化、官绅的紧密勾结、农民的大量破产，这些现象成为清代中期以后尖锐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乾末嘉初的白莲教起义还主要是流民阶层的一次反抗的话，那么咸、同年间的这次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大潮就是农民阶级的一次总暴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其实质就是农民阶级为解决中国社会空前危机而进行的一次尝试。洪秀全企图用农民阶级所幻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来实现村社式共产主义的设想，用超越时代的土地全面国有的政策来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饭同吃、有钱同使”的理想——当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与清政府作战的经济力量——洪秀全又在城市中对手工业和商业部门实行了全面国有的政策，并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为了配合他的以村社式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间天国”的实现，他又企图通过经他改造后的基督教思想体系来取代业已腐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将基督教思想中平等元素与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理想相结合，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传统。

    就探索解决中国近代危机的意义而言，洪秀全的作为不啻是起着一种思想先驱者（甚至也可以称为实践的先驱者）的作用。但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洪秀全的眼界和胸襟，因此他不可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危机是生产关系全面落后所导致的生产力发展停滞，以及新的生产关系需要破土而出的深层次诉求。为了实现他主观幻想（当然也是中国农民阶级千百年来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乐园，他得出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和全面的国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国家所有制）的结论。很显然，这一结论是脱离现实的，也不可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而最终成为纸上的幻想。事实上，在太平天国领导层当中，也并不是完全都服从于洪秀全的空想理论。作为更加务实的领导人，石达开在主政江西、安徽之时就已经根据现实情况对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强求全面的国有化，给工商业者以充分的营业自由。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令江西、安徽两省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也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至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总理”的洪仁玕，其思维和眼界更是全面超越了洪秀全的水平，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资政新篇》——尽管这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客观原因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但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已经超越了中国历代所有的农民战争，当然也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洪仁玕所达到的高度，已不是洪秀全式的旧式农民起义领袖所能达到的了。在几乎全体中国人——包括后来那些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对西方的认识都还只限于坚船利炮的时候，洪仁玕已经隐隐约约地向中国人揭示出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全面学习西方，向工业化社会和近代化社会转变。

    应该说，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是19世纪中叶那个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而它的失败，当然也是这个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任何人所领导的革命，历史所赋予其的首要任务必然是摧毁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旧的生产关系，充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同时还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封建生产关系下被压制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解放出来，甚至还需要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如何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但是，这些任务对于生长于那个时代的洪秀全及其领导班子而言，确实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考能力了。很显然，在一个近代大工业生产完全不存在的国家里，在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环境里，洪秀全及其领导班子——这样一群出生、成长在封闭农村中的他们所能想到的关于“革命”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只能是推翻清朝、平均土地、工商官有等主观幻想的产物。而当长期战争的残酷现实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革命”就更是只剩下了推翻清朝这一个要求了。为了政权的维系，最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领导层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构想，回到了“照旧纳粮、照旧缴税”和保护拉拢地主乡绅阶级的老路上。当农民阶级发现无法从太平天国手中获得自己渴望的利益时，他们不再成为这个政权的支持者与拥护者，甚至在太平天国的辖区还出现了农民因反抗重税而发动的起义。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者——这又是多么让人叹息的历史怪现象？！

    太平天国的失败，其实也是脱离最广大群众的精英主义革命路线的失败。如上所言，太平天国起自农民起义，其领导者与参与者也大多为农民，因为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洪秀全也好，作为领导团队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不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也无意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一如千百年来的农民起义者们一样，迷信少数人作用，迷信暴力的作用，并认为在少数精英的扶助和武力的支持下，就能够稳固政权，实现其世代荣华富贵的梦想。因此洪秀全重用洪氏、大肆封王，而诸王又拥兵自重、穷奢极侈。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太平天国的将领们甚至不分敌友，拉拢各种毫无政治信仰与道德情操的野心家和投机客，甚而对那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也以封王相许。个人的力量一时看似扩大了，但天国的理想却被抛弃了。奋斗的目标越发模糊，直至消失不见。于是，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战争到最后不再是让千万被压迫者为之热血沸腾、毁家相随的伟大革命战争，而成了两个封建政权、两个军阀集团之间为争夺私利而进行的混战。这样的战争，如何能够不让广大人民冷眼相看呢？而没有了人民的积极参与，这场以改变中国面貌而宏图的运动又如何能够成功呢？

    回首往事，我们不应苛求古人。毕竟，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物发挥的作用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如在托马斯.莫尔的时代，他只能将公有社会的理想寄托于《乌托邦》一样，在洪秀全的时代，他也只能将自己改天换地的宏伟理想寄托于他所臆想出的“天父天兄”，寄托于脱离现实的某些制度和构想。这是沉重的历史的必然，是无法用美好的想象或别有用心的谩骂和攻击去代替的残酷的必然。农民阶级固有的落后性，在没有遇到先进的唯物史观并被加以深刻改造之前，必然要成为农民阶级革命中起负面作用的因子。于是，太平天国就成为了一场充满矛盾的运动：它将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革命精神与最根深蒂固的封建病毒融于一身，尽管它本意上要成为一个打破旧世界的革命者，实际上却成了“除了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规定任何任务”（马克思语）的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这也就决定了太平天国最终无法挣脱旧秩序的枷锁，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而，先驱者的每一滴鲜血对后来者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洪秀全的天国梦破碎之后，农民阶级的尝试已被历史无情地宣布了失败，于是后来者举起了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的大旗，当他们又告失败之后，又有后来者举起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旗，而当他们再告失败之后，终于有后来者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步步的探索、一次次的失败、一滴滴的鲜血中曲折前行的。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每一次所蒙受的巨大灾难，都会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没有一代代志士的牺牲与求索，中国如何能脱胎换骨、凤凰涅盘？让我们引用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话来作为最后的总结吧：“……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十年前，我甫过弱冠。当时看了潘旭澜的那本著名的《太平杂说》，对其内容之片面、歪曲，乃至含沙射影的做法，心中甚为不忿。于是不顾学识浅薄，写了一篇《再论“太平天国真相”》，从五个方面驳斥了《太平杂说》。这篇现在看来还显得稚嫩的文章，不想后来竟被很多网友引用，用以反击某些“新史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毫无原则的扭曲和攻击。十年过去，我已届而立之年，对于历史有了比十年前更系统、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真正理解了从中学里政治课就开始学习，但却一直没有真正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决定再写下一篇从总体上论太平天国历史的文章，既是对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总的看法，也是对某些心怀鬼胎、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半吊子水“史学家”的一个回应。

    在谈论太平天国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我个人认为，评论任何历史问题，都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任何企图用煽动代替理性或者用偏见代替客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当前的中国思想界，唯物史观被很多人抛弃，唯心史观重新抬头。这些唯心史学家们抛开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规律不谈，却喜欢从所谓的“人性”角度去解读历史发展的规律，甚至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地或主要地归结于几个重要人物的所谓“道德”和“性格”。这正如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弊端统统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一样可笑。由此推断，似乎洪秀全这个充满野心的落第书生振臂一呼，靠着“人间天国”的乌托邦幻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空头支票，立即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千百万人、延续十多年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真不知持此观点的各位“新史学家”是不是想过，凭借他们比洪秀全高得多的才学、比洪秀全好得多的口才，能不能振臂一呼，让正“在吃草”的中国人民万众响应？如果他们的功力还不够，那么VOA、“自由亚洲”的功力够不够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偶然性能够在局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必然性却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洪、杨等几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也不是靠着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几个杰出将领所能实现的，更不是靠着《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空想共产主义纲领所能促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归根到底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空前危机时代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在前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都是风起云涌。除了居于核心地位的太平天国之外，还有淮北的捻军起义、西北的回民起义、山东的黑旗军起义、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天地会起义、云南的杜文秀起义、广西的大成国起义等等反清起义，其汹涌澎湃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较之明末农民战争，19世纪中后期的这次农民战争的大潮无论是广度、深度都远远超过之。19世纪中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这其中当然有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带来的挑战，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危机，却是整个社会生产力陷于停滞的严峻现实。清代是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空前发展的时代，也是封建经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甚至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较之明代有不小的发展。但是，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在发挥出它全部的生产力之后，必然地要走向衰落。清代中期以后，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基本消失，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陷于停滞，而这一根本危机又是造成清代中期以后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有利的一面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而消失，而其所带来的巨大的弊端却显现无遗。土地的高度集中、贫富的极度分化、官绅的紧密勾结、农民的大量破产，这些现象成为清代中期以后尖锐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乾末嘉初的白莲教起义还主要是流民阶层的一次反抗的话，那么咸、同年间的这次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大潮就是农民阶级的一次总暴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其实质就是农民阶级为解决中国社会空前危机而进行的一次尝试。洪秀全企图用农民阶级所幻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来实现村社式共产主义的设想，用超越时代的土地全面国有的政策来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饭同吃、有钱同使”的理想——当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与清政府作战的经济力量——洪秀全又在城市中对手工业和商业部门实行了全面国有的政策，并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为了配合他的以村社式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间天国”的实现，他又企图通过经他改造后的基督教思想体系来取代业已腐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将基督教思想中平等元素与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理想相结合，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传统。

    就探索解决中国近代危机的意义而言，洪秀全的作为不啻是起着一种思想先驱者（甚至也可以称为实践的先驱者）的作用。但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洪秀全的眼界和胸襟，因此他不可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危机是生产关系全面落后所导致的生产力发展停滞，以及新的生产关系需要破土而出的深层次诉求。为了实现他主观幻想（当然也是中国农民阶级千百年来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乐园，他得出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和全面的国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国家所有制）的结论。很显然，这一结论是脱离现实的，也不可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而最终成为纸上的幻想。事实上，在太平天国领导层当中，也并不是完全都服从于洪秀全的空想理论。作为更加务实的领导人，石达开在主政江西、安徽之时就已经根据现实情况对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强求全面的国有化，给工商业者以充分的营业自由。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令江西、安徽两省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也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至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总理”的洪仁玕，其思维和眼界更是全面超越了洪秀全的水平，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资政新篇》——尽管这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客观原因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但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已经超越了中国历代所有的农民战争，当然也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洪仁玕所达到的高度，已不是洪秀全式的旧式农民起义领袖所能达到的了。在几乎全体中国人——包括后来那些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对西方的认识都还只限于坚船利炮的时候，洪仁玕已经隐隐约约地向中国人揭示出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全面学习西方，向工业化社会和近代化社会转变。

    应该说，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是19世纪中叶那个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而它的失败，当然也是这个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任何人所领导的革命，历史所赋予其的首要任务必然是摧毁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旧的生产关系，充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同时还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封建生产关系下被压制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解放出来，甚至还需要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如何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但是，这些任务对于生长于那个时代的洪秀全及其领导班子而言，确实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考能力了。很显然，在一个近代大工业生产完全不存在的国家里，在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环境里，洪秀全及其领导班子——这样一群出生、成长在封闭农村中的他们所能想到的关于“革命”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只能是推翻清朝、平均土地、工商官有等主观幻想的产物。而当长期战争的残酷现实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革命”就更是只剩下了推翻清朝这一个要求了。为了政权的维系，最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领导层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构想，回到了“照旧纳粮、照旧缴税”和保护拉拢地主乡绅阶级的老路上。当农民阶级发现无法从太平天国手中获得自己渴望的利益时，他们不再成为这个政权的支持者与拥护者，甚至在太平天国的辖区还出现了农民因反抗重税而发动的起义。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者——这又是多么让人叹息的历史怪现象？！

    太平天国的失败，其实也是脱离最广大群众的精英主义革命路线的失败。如上所言，太平天国起自农民起义，其领导者与参与者也大多为农民，因为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洪秀全也好，作为领导团队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不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也无意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一如千百年来的农民起义者们一样，迷信少数人作用，迷信暴力的作用，并认为在少数精英的扶助和武力的支持下，就能够稳固政权，实现其世代荣华富贵的梦想。因此洪秀全重用洪氏、大肆封王，而诸王又拥兵自重、穷奢极侈。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太平天国的将领们甚至不分敌友，拉拢各种毫无政治信仰与道德情操的野心家和投机客，甚而对那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也以封王相许。个人的力量一时看似扩大了，但天国的理想却被抛弃了。奋斗的目标越发模糊，直至消失不见。于是，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战争到最后不再是让千万被压迫者为之热血沸腾、毁家相随的伟大革命战争，而成了两个封建政权、两个军阀集团之间为争夺私利而进行的混战。这样的战争，如何能够不让广大人民冷眼相看呢？而没有了人民的积极参与，这场以改变中国面貌而宏图的运动又如何能够成功呢？

    回首往事，我们不应苛求古人。毕竟，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物发挥的作用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如在托马斯.莫尔的时代，他只能将公有社会的理想寄托于《乌托邦》一样，在洪秀全的时代，他也只能将自己改天换地的宏伟理想寄托于他所臆想出的“天父天兄”，寄托于脱离现实的某些制度和构想。这是沉重的历史的必然，是无法用美好的想象或别有用心的谩骂和攻击去代替的残酷的必然。农民阶级固有的落后性，在没有遇到先进的唯物史观并被加以深刻改造之前，必然要成为农民阶级革命中起负面作用的因子。于是，太平天国就成为了一场充满矛盾的运动：它将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革命精神与最根深蒂固的封建病毒融于一身，尽管它本意上要成为一个打破旧世界的革命者，实际上却成了“除了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规定任何任务”（马克思语）的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这也就决定了太平天国最终无法挣脱旧秩序的枷锁，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而，先驱者的每一滴鲜血对后来者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洪秀全的天国梦破碎之后，农民阶级的尝试已被历史无情地宣布了失败，于是后来者举起了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的大旗，当他们又告失败之后，又有后来者举起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旗，而当他们再告失败之后，终于有后来者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步步的探索、一次次的失败、一滴滴的鲜血中曲折前行的。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每一次所蒙受的巨大灾难，都会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没有一代代志士的牺牲与求索，中国如何能脱胎换骨、凤凰涅盘？让我们引用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话来作为最后的总结吧：“……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