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的说法有根据吗（完整版）zz

此文的删节版发表于2006年9月13日的《环球时报》，因篇幅所限，煽得比较多，在这里没有这个限制，故此可以发完整版。我把《环球时报》的删节版也附在后面。

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的说法有根据吗？
王小东/文

近来，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诚信的事情确实不少，希望自己的环境中多一些诚信，固然是人之常情，而且其志可嘉。然而，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甚嚣尘上的“比较诚信学”却存在着诸多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就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比较诚信学的支持者们十分自信地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然而，说这种话的人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诚信？在什么时候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诚信？诚信的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诸多在那里打探诚信比较学的专家、学者们没有一个涉及到，但他们却敢言之凿凿：“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其根据在哪里？他们搬出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是，仅凭说的人物著名，并不能就将他们的说法本身作为根据，还要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这本应该是专家、学者们的一个常识。亚里士多德著名不著名？著名！伟大不伟大？伟大！可他曾犯过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人们过去也曾将他的话本身作为根据，但最近几百年来，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著名、伟大如亚里士多德，其说法本身仍然是不可作为根据的。
要真的有根据、有说服力地比较不同国家的人的诚信度，恐怕是个社会科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笔者在这里当然做不到。但有一点笔者倒是可以说的，那就是外国人，比如说美国人吧，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所描述的那么诚信。说实在的，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呢，怎么可能真正地做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还有的人，在美国呆的时间要长一些了，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其实也未必能真的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这一点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但他们也在编造一个“美轮美奂国”的神话。为什么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对笔者言：留学生“付出的努力之大，经历的曲折之多，个中甘苦又难以对外人道。在没有留过洋的国人面前，把美国说得美轮美奂，自己是美轮美奂国中一员，当然更容易获得国人艳羡的目光，维持住那一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优越感，何乐不为？”
讲到美国人是否那么诚信，我们首先看看政客小布什总统和本应是“社会良心”的《纽约时报》的诚信度吧：他们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都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这是针对外国人，所以可以不诚信，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人自己内部：还记得不久前发生的美国恩隆公司倒闭案吗？听说过美国的多起利用宗教传道诈骗钱财的案件吗？我们不是常说美国的市场经济规范，美国的法治完善吗？既然美国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有这么多的欺诈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人的诚信度远比中国人低呢？
如果说前述例子都是在公共领域，那么，美国人在私人关系领域又如何呢？要想知道美国人在私人关系领域是不是那么诚信，我们不该听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根本就进不到那个圈子里面，还是听听美国人自己怎么说为好。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报章、杂志，乃至电影、小说，就知道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描绘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君子国”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言之凿凿的美国职场的人际关系“单纯”，你只要读一读美国人自己写的书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办公室里的尔虞我诈决不逊色于中国，他们对此还有个专门词汇，叫做“办公室政治”。
再举个具体实例吧，就是那个美国顶尖科学家，“基因治疗之父”安德森教授性侵犯中国幼女的案件。警方在受害人身上隐藏了录音机，套取了安德森对于自己罪行的供认，然而即使在这样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安德森教授，以及他的夫人，美国的顶尖外科医生，仍旧在法庭上当面撒谎，作伪证。美国检察官在作最后的总结时愤怒地说：“如果这段录音不是认罪，那什么是认罪呢？陪审员们，我们没有178的智商，但是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智商，我们就知道，这是安德森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了供认！如果我作为检查官甚至没有这个判断力，我现在就应该辞职到大街上去散发简历另找工作！在我这些年的检查官生涯里，本案是我见过的最铁证如山的性侵犯案件！安德森利用女孩一家人的信任，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连续性侵犯女孩几十上百次，给女孩的一生带来不能挽回的创伤；除了杀人以外，还有什么罪恶比这更严重？”这一段慷慨陈词，不仅说明了作为美国社会的顶尖精英的安德森夫妇是在当面撒谎，而且说明了他们撒得极其厚颜无耻。陪审团表现出了应有的智商和良知，安德森教授终被绳之以法，但没有进一步追究安德森夫人的伪证罪。笔者不敢说自己的诚信水平有多么高，但至少笔者的脸色会出卖笔者，笔者还真没有安德森夫妇的那种“诚信”水平。
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例子，这里顺手就还有一个，而且这个案子已经从私人关系领域进入到了家庭内部：美国国家级儿童性侵犯专家、律师、联邦调查局探员、前丹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儿童性侵犯调查员，爱德华•罗杰斯，曾与自己的两个童年女儿乱伦，现已被绳之以法。请问，这个美国司法精英，到处演讲的儿童性侵犯“斗士”，自己却与自己的两个童年女儿乱伦，算不算“诚信”？如果这也算诚信，那么，我们还是不要诚信为好。
当然，我们不能通过举这样的例子，也不能通过自己的个人感受，或者是某个著名人士的无根据断言，就判定美国是一个欺诈成性的国度、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信的民族。然而，那些言之凿凿的专家、学者们就是根据类似的论据，同样的逻辑判定了“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

中国人就没有“超越意识”吗？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诚信，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而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说明中国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识”，首先得确定所谓“超越意识”是什么意思。根据某些专家、学者们的上下文看，这个所谓的“超越意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生态度的。这笔者就不明白了，虽然孔子说过这个话，但孔子的一生在干什么？他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执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学生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颜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的子路。你能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行为吗？孔子及其弟子之后，还有孟子，还有岳飞、文天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列举的那个名单上面的人那一个是“很现实”的？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还是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观看，你说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识”就说不通。不仅如此，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非常有“超越意识”的。在“文革”期间，固然有为了及其现实的目的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但积极参与进去的绝大多数人，却是真诚地为了一个革命的理想，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为了把这个世界建成人间天堂，而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的。你能说这不是“超越意识”？你能说这些中国人“很现实”？当然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其实，从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识”，去解释中国人今天的缺乏诚信，都比从什么“文化的深层结构”之类的精致的大胆猜想去解释更靠谱。
专家、学者们关于“超越意识”的另一种更狭窄一点的定义就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或者更狭义地说，就是“宗教对精神的提升”。据那些专家、学者们说：中国人是缺乏这些的。然而，这样说的根据何在？这最多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是充满争议的说法，远远不是定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中国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在传统的中国，就算把儒家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其实这一点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儒家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宗教者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说到这里那些专家、学者们又说了：就算中国人信了宗教，也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西方人自己的说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典籍，就会知道：西方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人信仰宗教也是为了现实利益，如果捞不到现实利益，他们就会不信；真正有“超越意识”的，也是少数人），是不是中国人所信仰的宗教就不算数，非得信仰西方人的宗教才算数呢？
顺便提一句，现在在西方，相信宗教的人毕竟是越来越少。欧洲人相信宗教的已经减少了许多，而在美国，虽然信教人数比欧洲多一些，但是，很多人所谓的相信宗教，只不过是传统习惯使然：他们从小出生在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也就自称信仰基督教，而在实际上，他们早就对宗教漠不关心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宗教信仰导致诚信的因果关系是那么确定吗？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今天为了更“诚信”一些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都去信仰西方人的宗教吗？笔者劝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们去稍微读一点西方人自己写的经典，如《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描绘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虔信宗教，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假“诚信”现象的。就算每一个中国人都信仰了西方人的宗教，恐怕也是确保不了诚信的。
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所谓的“超越意识”，有没有“宗教对精神的提升”，笔者都可以告诉这些专家、学者，即使到了今天，中国民间仍旧有着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的实施，这些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使得一个普通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中国人能够在国外迅速地开起买卖，使得外国人惊叹不已。而这种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所依赖的恰恰是高度自觉的，无须法律强制的诚信。

推进诚信主要还得依靠制度建设

这些信奉“比较诚信学”，处处拿欧美说事的人们却忘了一条：欧美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假设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诚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诚信。制度建设对头了，人不得不诚信，或者说你不诚信也没关系，将你绳之以法就行了，如“基因治疗之父”安德森性侵犯中国幼女案件所展示的那样。
我们自然不必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文化比较强调教化的作用，这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设，这一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参考欧美的哲学。

盲目相信西方人“诚信”害莫大焉

我们很难比较中国人和欧美人或韩日人谁更诚信，或者说你比较也可以，但最多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参考，必须明白这种比较里面的局限性或者说不准确性，否则，害莫大焉。从大里说，进行这样的宣传（这绝对是一种宣传，至多是包着精致的学术外衣的宣传）使得中国人盲目崇拜外国而盲目厌恶自己的国家，这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利，而且也很难想象，这样一群自轻自贱的人会在诚信上有所进步。更有甚者，一些专家、学者，从外国人都是诚信的，外国是君子国，这样的假设出发，去制定经济、外交、安全策略，这就更危险了。从小里说，如同最近网上热烈讨论的“白垃圾”事件所揭露的那样，有些中国人，盲目地相信专家、学者们断言的“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浪漫”，“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而吃了大亏，甚至被故意染上了即将夺去其宝贵生命的艾滋病还硬撑在那里赞美外国人。前面所述的安德森案件也展示出，正是那位中国母亲盲目地相信美国社会名流的所谓“诚信”，导致了她自己的女儿的直接受害。案件被披露后，美国网民们纷纷指责这位中国母亲对于社会名流的过度轻信，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在那里对于美国人的诚信言之凿凿，不容这位中国母亲不轻信呐！

不必把关于市场经济之类的政治方面的争论掺和进诚信讨论

其实，目前关于诚信的讨论，掺和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的诚信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起的——这当然也是根据不足。于是一些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就着了急，要找出其他的缘由，而他们根深蒂固的逆向种族主义就使他们自然地、缺省地把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拉来当了替罪羊。
然而，无论诚信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夸夸其谈比较诚信学之前，至少应该懂得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告诉我们：（1）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们预期诚信能否带来现实利益，如果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诚信不能带来现实利益，那么他理所当然地不会诚信；在现实中，因不诚信而带来双输的局面也是理所当然，西方经济学ABC中的“囚徒的困境”讲的就是这个；（2）诚信不诚信根本也没什么要紧，只要制度设计对了头，个人的不诚信行为照样会导致总体上好的成果；所以，所谓西方人的“超越意识”导致诚信一说，压根就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在这里，那些崇洋媚外的专家、学者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于西方最基础的知识也一无所知——要不就是为了某种私利故意欺骗公众。
关于市场经济和诚信的关系，关于“比较诚信学”，都可以讨论。但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想当然，说话要有更多的对事实的了解、更多的根据、更符合逻辑的推理；第二是要明白，即使第一条做到了，你的结论仍旧很可能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不可盲信，如果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小事，都以假设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都是不诚信的为好。此文的删节版发表于2006年9月13日的《环球时报》，因篇幅所限，煽得比较多，在这里没有这个限制，故此可以发完整版。我把《环球时报》的删节版也附在后面。

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的说法有根据吗？
王小东/文

近来，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诚信的事情确实不少，希望自己的环境中多一些诚信，固然是人之常情，而且其志可嘉。然而，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甚嚣尘上的“比较诚信学”却存在着诸多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就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比较诚信学的支持者们十分自信地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然而，说这种话的人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诚信？在什么时候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诚信？诚信的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诸多在那里打探诚信比较学的专家、学者们没有一个涉及到，但他们却敢言之凿凿：“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其根据在哪里？他们搬出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是，仅凭说的人物著名，并不能就将他们的说法本身作为根据，还要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这本应该是专家、学者们的一个常识。亚里士多德著名不著名？著名！伟大不伟大？伟大！可他曾犯过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人们过去也曾将他的话本身作为根据，但最近几百年来，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著名、伟大如亚里士多德，其说法本身仍然是不可作为根据的。
要真的有根据、有说服力地比较不同国家的人的诚信度，恐怕是个社会科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笔者在这里当然做不到。但有一点笔者倒是可以说的，那就是外国人，比如说美国人吧，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所描述的那么诚信。说实在的，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呢，怎么可能真正地做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还有的人，在美国呆的时间要长一些了，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其实也未必能真的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这一点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但他们也在编造一个“美轮美奂国”的神话。为什么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对笔者言：留学生“付出的努力之大，经历的曲折之多，个中甘苦又难以对外人道。在没有留过洋的国人面前，把美国说得美轮美奂，自己是美轮美奂国中一员，当然更容易获得国人艳羡的目光，维持住那一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优越感，何乐不为？”
讲到美国人是否那么诚信，我们首先看看政客小布什总统和本应是“社会良心”的《纽约时报》的诚信度吧：他们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都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这是针对外国人，所以可以不诚信，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人自己内部：还记得不久前发生的美国恩隆公司倒闭案吗？听说过美国的多起利用宗教传道诈骗钱财的案件吗？我们不是常说美国的市场经济规范，美国的法治完善吗？既然美国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有这么多的欺诈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人的诚信度远比中国人低呢？
如果说前述例子都是在公共领域，那么，美国人在私人关系领域又如何呢？要想知道美国人在私人关系领域是不是那么诚信，我们不该听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根本就进不到那个圈子里面，还是听听美国人自己怎么说为好。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报章、杂志，乃至电影、小说，就知道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描绘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君子国”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言之凿凿的美国职场的人际关系“单纯”，你只要读一读美国人自己写的书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办公室里的尔虞我诈决不逊色于中国，他们对此还有个专门词汇，叫做“办公室政治”。
再举个具体实例吧，就是那个美国顶尖科学家，“基因治疗之父”安德森教授性侵犯中国幼女的案件。警方在受害人身上隐藏了录音机，套取了安德森对于自己罪行的供认，然而即使在这样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安德森教授，以及他的夫人，美国的顶尖外科医生，仍旧在法庭上当面撒谎，作伪证。美国检察官在作最后的总结时愤怒地说：“如果这段录音不是认罪，那什么是认罪呢？陪审员们，我们没有178的智商，但是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智商，我们就知道，这是安德森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了供认！如果我作为检查官甚至没有这个判断力，我现在就应该辞职到大街上去散发简历另找工作！在我这些年的检查官生涯里，本案是我见过的最铁证如山的性侵犯案件！安德森利用女孩一家人的信任，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连续性侵犯女孩几十上百次，给女孩的一生带来不能挽回的创伤；除了杀人以外，还有什么罪恶比这更严重？”这一段慷慨陈词，不仅说明了作为美国社会的顶尖精英的安德森夫妇是在当面撒谎，而且说明了他们撒得极其厚颜无耻。陪审团表现出了应有的智商和良知，安德森教授终被绳之以法，但没有进一步追究安德森夫人的伪证罪。笔者不敢说自己的诚信水平有多么高，但至少笔者的脸色会出卖笔者，笔者还真没有安德森夫妇的那种“诚信”水平。
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例子，这里顺手就还有一个，而且这个案子已经从私人关系领域进入到了家庭内部：美国国家级儿童性侵犯专家、律师、联邦调查局探员、前丹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儿童性侵犯调查员，爱德华•罗杰斯，曾与自己的两个童年女儿乱伦，现已被绳之以法。请问，这个美国司法精英，到处演讲的儿童性侵犯“斗士”，自己却与自己的两个童年女儿乱伦，算不算“诚信”？如果这也算诚信，那么，我们还是不要诚信为好。
当然，我们不能通过举这样的例子，也不能通过自己的个人感受，或者是某个著名人士的无根据断言，就判定美国是一个欺诈成性的国度、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信的民族。然而，那些言之凿凿的专家、学者们就是根据类似的论据，同样的逻辑判定了“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

中国人就没有“超越意识”吗？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诚信，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而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说明中国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识”，首先得确定所谓“超越意识”是什么意思。根据某些专家、学者们的上下文看，这个所谓的“超越意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生态度的。这笔者就不明白了，虽然孔子说过这个话，但孔子的一生在干什么？他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执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学生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颜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的子路。你能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行为吗？孔子及其弟子之后，还有孟子，还有岳飞、文天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列举的那个名单上面的人那一个是“很现实”的？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还是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观看，你说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识”就说不通。不仅如此，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非常有“超越意识”的。在“文革”期间，固然有为了及其现实的目的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但积极参与进去的绝大多数人，却是真诚地为了一个革命的理想，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为了把这个世界建成人间天堂，而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的。你能说这不是“超越意识”？你能说这些中国人“很现实”？当然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其实，从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识”，去解释中国人今天的缺乏诚信，都比从什么“文化的深层结构”之类的精致的大胆猜想去解释更靠谱。
专家、学者们关于“超越意识”的另一种更狭窄一点的定义就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或者更狭义地说，就是“宗教对精神的提升”。据那些专家、学者们说：中国人是缺乏这些的。然而，这样说的根据何在？这最多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是充满争议的说法，远远不是定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中国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在传统的中国，就算把儒家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其实这一点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儒家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宗教者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说到这里那些专家、学者们又说了：就算中国人信了宗教，也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西方人自己的说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典籍，就会知道：西方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人信仰宗教也是为了现实利益，如果捞不到现实利益，他们就会不信；真正有“超越意识”的，也是少数人），是不是中国人所信仰的宗教就不算数，非得信仰西方人的宗教才算数呢？
顺便提一句，现在在西方，相信宗教的人毕竟是越来越少。欧洲人相信宗教的已经减少了许多，而在美国，虽然信教人数比欧洲多一些，但是，很多人所谓的相信宗教，只不过是传统习惯使然：他们从小出生在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也就自称信仰基督教，而在实际上，他们早就对宗教漠不关心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宗教信仰导致诚信的因果关系是那么确定吗？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今天为了更“诚信”一些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都去信仰西方人的宗教吗？笔者劝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们去稍微读一点西方人自己写的经典，如《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描绘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虔信宗教，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假“诚信”现象的。就算每一个中国人都信仰了西方人的宗教，恐怕也是确保不了诚信的。
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所谓的“超越意识”，有没有“宗教对精神的提升”，笔者都可以告诉这些专家、学者，即使到了今天，中国民间仍旧有着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的实施，这些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使得一个普通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中国人能够在国外迅速地开起买卖，使得外国人惊叹不已。而这种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所依赖的恰恰是高度自觉的，无须法律强制的诚信。

推进诚信主要还得依靠制度建设

这些信奉“比较诚信学”，处处拿欧美说事的人们却忘了一条：欧美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假设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诚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诚信。制度建设对头了，人不得不诚信，或者说你不诚信也没关系，将你绳之以法就行了，如“基因治疗之父”安德森性侵犯中国幼女案件所展示的那样。
我们自然不必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文化比较强调教化的作用，这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设，这一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参考欧美的哲学。

盲目相信西方人“诚信”害莫大焉

我们很难比较中国人和欧美人或韩日人谁更诚信，或者说你比较也可以，但最多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参考，必须明白这种比较里面的局限性或者说不准确性，否则，害莫大焉。从大里说，进行这样的宣传（这绝对是一种宣传，至多是包着精致的学术外衣的宣传）使得中国人盲目崇拜外国而盲目厌恶自己的国家，这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利，而且也很难想象，这样一群自轻自贱的人会在诚信上有所进步。更有甚者，一些专家、学者，从外国人都是诚信的，外国是君子国，这样的假设出发，去制定经济、外交、安全策略，这就更危险了。从小里说，如同最近网上热烈讨论的“白垃圾”事件所揭露的那样，有些中国人，盲目地相信专家、学者们断言的“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浪漫”，“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而吃了大亏，甚至被故意染上了即将夺去其宝贵生命的艾滋病还硬撑在那里赞美外国人。前面所述的安德森案件也展示出，正是那位中国母亲盲目地相信美国社会名流的所谓“诚信”，导致了她自己的女儿的直接受害。案件被披露后，美国网民们纷纷指责这位中国母亲对于社会名流的过度轻信，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在那里对于美国人的诚信言之凿凿，不容这位中国母亲不轻信呐！

不必把关于市场经济之类的政治方面的争论掺和进诚信讨论

其实，目前关于诚信的讨论，掺和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的诚信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起的——这当然也是根据不足。于是一些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就着了急，要找出其他的缘由，而他们根深蒂固的逆向种族主义就使他们自然地、缺省地把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拉来当了替罪羊。
然而，无论诚信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夸夸其谈比较诚信学之前，至少应该懂得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告诉我们：（1）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们预期诚信能否带来现实利益，如果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诚信不能带来现实利益，那么他理所当然地不会诚信；在现实中，因不诚信而带来双输的局面也是理所当然，西方经济学ABC中的“囚徒的困境”讲的就是这个；（2）诚信不诚信根本也没什么要紧，只要制度设计对了头，个人的不诚信行为照样会导致总体上好的成果；所以，所谓西方人的“超越意识”导致诚信一说，压根就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在这里，那些崇洋媚外的专家、学者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于西方最基础的知识也一无所知——要不就是为了某种私利故意欺骗公众。
关于市场经济和诚信的关系，关于“比较诚信学”，都可以讨论。但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想当然，说话要有更多的对事实的了解、更多的根据、更符合逻辑的推理；第二是要明白，即使第一条做到了，你的结论仍旧很可能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不可盲信，如果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小事，都以假设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都是不诚信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