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何新谈话：对决弗里德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0:15:05
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1988.6）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I 9 7 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 5 %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o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 ( 全都在远东)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1988.6）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I 9 7 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 5 %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o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 ( 全都在远东)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
何：和***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1988.6）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I 9 7 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 5 %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o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 ( 全都在远东)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1988.6）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I 9 7 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 5 %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o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 ( 全都在远东)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但如此大规模的实践，是前所未有的，也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就需要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
但如此大规模的实践，是前所未有的，也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就需要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繁荣都是因为中央听了他们的话，中国的弊病都是因为洋鬼子的阴毛！
这帮遗老咋这么不要脸呢？
这帮遗老咋这么不要脸呢？
不是***，是**，路人皆知他还在总理任上就被解除了经济工作领导权，也就何遗老为他撞天屈。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7-15 07:57 发表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繁荣都是因为中央听了他们的话，中国的弊病都是因为洋鬼子的阴毛！
这帮遗老咋这么不要脸呢？
素质，注意你的素质;P
原帖由 f22 于 2008-7-15 07:41 发表
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但如此大规模的实践，是前所未有的，也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就需要前所未有 ...
骄人的经济成就？现在就打算开始歌功颂德了吗？
原帖由 f22 于 2008-7-15 08:01 发表
不是***，是**，路人皆知他还在总理任上就被解除了经济工作领导权，也就何遗老为他撞天屈。
多耐心听听不同的声音不可以吗？左一句遗老，右一句遗老，随便扣个帽子了事，跟红卫兵有何区别？
不愧是CD，呵呵，只要是这一类的文章马上有人跳出来骂街:D，移到贵宾区之前mark一下
大仙的文章，看得越多，仙气粘的越多。:D
建国往脸上贴金的，没见过贴金多的把脸都不要的。;P
建国往脸上贴金的，没见过贴金多的把脸都不要的。;P
我之看事实~~~而不是听鸟毛和扶老二喊口号~！！！
若不是事实请扶老二和鸟毛举例反驳。。。人家何新可是有条有理的，人名，事实，当时的中央政策都符合其说法。。。不知道扶老二和鸟毛有什么？？？语录？？[:a4:] [:a4:]
若不是事实请扶老二和鸟毛举例反驳。。。人家何新可是有条有理的，人名，事实，当时的中央政策都符合其说法。。。不知道扶老二和鸟毛有什么？？？语录？？[:a4:] [:a4:]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总供给，总需求，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多么熟悉的名词啊。
总供给，总需求，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多么熟悉的名词啊。
原帖由 有还无 于 2008-7-15 10:03 发表
大仙的文章，看得越多，仙气粘的越多。:D
建国往脸上贴金的，没见过贴金多的把脸都不要的。;P
是否大仙不该你下定义，就知道何新确实曾经作为高层智囊受到过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你不会认为中央领导人比你的眼光还差吧，，向一个大仙做咨询。。看来中国今天的成就全是幻觉~~~~
原帖由 Abyss1g 于 2008-7-15 10:05 发表
我之看事实~~~而不是听鸟毛和扶老二喊口号~！！！
若不是事实请扶老二和鸟毛举例反驳。。。人家何新可是有条有理的，人名，事实，当时的中央政策都符合其说法。。。不知道扶老二和鸟毛有什么？？？语录？？[:a4:] ...
是啊，跑火车前面，楞说自己是在给火车带路……
原帖由 Abyss1g 于 2008-7-15 10:08 发表
是否大仙不该你下定义，就知道何新确实曾经作为高层智囊受到过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你不会认为中央领导人比你的眼光还差吧，，向一个大仙做咨询。。看来中国今天的成就全是幻觉~~~~
从头到尾就他一个人在说中央关注他，可中央有谁站出来说过是听了何新的话才会这么做、那么做的么？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7-15 10:21 发表
从头到尾就他一个人在说中央关注他，可中央有谁站出来说过是听了何新的话才会这么做、那么做的么？
中央有没有人关注他是一回事，我倒是注意到一有他的文章出来，你和f22两位就如临大敌，大肆打压
我看不惯这些搞政治传销的大师:@
]]
谈教育、医疗改革、国企、 特权阶级和贫富差距
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人物周刊：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人民大学的一个系主任因为批评院长，而被撤销了职务，您对此有何评价？从24岁进入加州大学开始，一直到退休，您一直呆在学校，对中国现在的教育整体上作何评价？
张五常：对这则新闻不了解，无从评价。但我看现在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不是花钱就可以的。中国现在的教育，是无趣、无味，弊端丛生。中国人智慧天下一等，但半个世纪来，大陆没有出现多少学术大师，是何等怪事？自由竞争智力，我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中国人这边的。
医院也是，公非公，私非私。病人躺在公家病床上可能见死不救。教育制度要改，医疗制度也要改，要允许私人学校，私人医院，这是起码的，要让它们参与竞争。西药的引进要放宽，允许西药在中国设厂，这样才能帮到穷人。
我的儿子今年35岁，是医学博士，也是生物学博士，是儿童癌症和血科的专家，在美国。我跟他说，你应该考虑回中国做事情，像你这样的人才，美国至少有一百多个，但中国可能只有你一个。他说乐于考虑，但是他怎么能到中国挂牌行医呢？最后我都不好意思继续说了。中国的卫生制度是不欢迎这样的人的。
人物周刊：卫生部的官员说，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不能走市场化的路线。
张五常：我绝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并不是反对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你要允许私人参与。卫生部官员本身即是医疗垄断的受益者。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薪水是政府给的，我个人反对政府资助大学，但是我没有说uX来，我要说uX来，同样拿政府薪水的同事，不是要把我打死。(笑)
现在上海有些私营医务所，是外国医生开的，贵得不得了，如果真正放开，是不需要那么贵的。香港当年有私营医院，私立学校，最后公立机构把私立机构都打垮了，因为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是私立学校的两倍，私立还怎么做？
人物周刊：先准许进入，再公平竞争，这是首要的问题？
张五常：我是从事教育的，希望自己的经济知识能启发大陆的年轻人。退休后希望在中国办一家出版社，利用我的国际朋友，介绍好书给国内青年，这个牌照我怎么也拿不到。我可以把赚到的钱都捐出去。你到书店里去看看经济学专著的翻译水准，去看看唐诗宋词，很多都有点乱来。如果允许私人参与，会有大改进的。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种心理习惯，大家还是更容易信任公家的、公立的？
张五常：我说个例子吧。我做了一点慈善，我是清楚的。钱给慈善机构，真正到穷人手上的约十分之一，其它给中间人拿掉了，这是全世界的定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我在街边看到有人要钱，我把钱给他。但是你要我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交给政府，我不放心。为什么不让私人机构来做慈善呢？
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人物周刊：去年的改革大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了问题，您如何看？
张五常：举个例子来说，我和太太去百货商店买枕头，我说要装多少盎司的羽绒，服务员就装多少盎司的羽绒，回家觉得不够厚，再跑去加多一点羽绒，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青年，见到中国的市场跟美国的不一样，就说中国的不对，美国是对的。符不符合美国的，是他们判断的标准，我想问问，他们到底念的什么书？他们没有上过经济学第一课，不知所谓。批评市场化的那些所谓专家，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市场，不了解市场导向的改革走过多少曲折路才得以实现。
人物周刊：批评市场化的不仅仅是海归派和专家，还有底层民众，他们认为，是市场化让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
张五常：中国农民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农民的生活)提升得都快。是不是贫富分化，先要算一道数学题。你现在一个月赚10000块，我赚1000块，比例是10：1，你的薪水今年上升了10%，那你一个月赚11000千块，我的薪水上升了20%，是1200块，以前我跟你相差9000块，现在相差了9800块，差距是增加了，但是比例上呢？以前是10：1，现在是11：1.2，长此下去，我的收入一定会赶上你的，你赚多了，我也赚多了，但我的增长率比你快，所以我不应该眼红。
如果真是严重两极分化，我一定会讲话的，那些数据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做实证研究做了几十年，我走过一条街，就能知道经济发生了什么事，逛一家商店就能知道它赚钱的机会有多少，那些专家是无事生非。这几年跑遍大江南北，知道农民每年的收入增长近百分之二十。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人物周刊：市场化是改革惟一的灵丹妙药？有可反思之处吗？
张五常：我要强调一下，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些无论何事都必须依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研究公司理论这么多年，知道市场之不能，所以我不反对政府规划。举例说，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的规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1990年代被政府规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中国的腐败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去年，北大的张维迎提出并不算新颖的观点，『尊重既得利益，并考虑予以补偿，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招致大面积的批评，你如何看待他的上述观点？
张五常：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当年曾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回避问题的结果，是贪污盛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从结果上看，哪怕多给他们一点钱也没有问题，否则，看不见的手伸来伸去，是贪之不尽的。
后来朱镕基处理得好，我是大致满意的，当然贪污还是大量存在。亚洲的贪污是世界闻名的，比起印度尼西亚、泰国、台湾，大陆官员可能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很难想象您的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一般民众的直观感受里，贪污问题并不让人乐观。
张五常：你们看错了。我的学生不少是亚洲国家的财政部官员，你要是听到他们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你一定会吓坏的，他们的问题不仅是大面积的贪污，而且把贪污制度化了，改起来是很难的。中国的贪污故事我也听多了，但现在确实改了不少，还有继续改进的迹象。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的。老百姓痛恨贪官，从情感上我是很能理解的。
有不贪污的好干部，而且应该是占大部分的。我认识的大陆官员，有不少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这个说整个国家不行。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怎可能避免呢？要补充的是，不要一贪污，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劳。
人物周刊：如何从权利界定的角度防止中国特色的腐败？
张五常：一个县长，一个月名义工资2000多块，到了56岁，还有4年的权力期，假如积蓄真的不是那么多，他会不会贪一点？二十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举世哗然。提到贪污，我说如果你把一个美人，脱光了衣服，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极之困难。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在国际学术界搞起了一点波浪。我说不是管制法例引起贪污那么简单，好些法例是为方便贪污而设立的。防止贪腐最有效的方法，是废除贪腐的机会。任何政府管制都创造了贪污的机会，但有些管制，例如交通法例，不可无，贪污也因而无可避免。
中国的腐败贪污，还有两种。一是权力或权利混淆不清，于是混水摸鱼。二是公非公、私非私──例如教育与医疗。在公非公、私非私的情况下，以公为私赚取外快很普遍，以至于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情况。解决这后二者的腐败，其一是要清楚va界定权利，其二是要公归公，私归私。其实这二者是同一回事：防止腐败就要把权利界定得清楚。
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人物周刊：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人民大学的一个系主任因为批评院长，而被撤销了职务，您对此有何评价？从24岁进入加州大学开始，一直到退休，您一直呆在学校，对中国现在的教育整体上作何评价？
张五常：对这则新闻不了解，无从评价。但我看现在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不是花钱就可以的。中国现在的教育，是无趣、无味，弊端丛生。中国人智慧天下一等，但半个世纪来，大陆没有出现多少学术大师，是何等怪事？自由竞争智力，我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中国人这边的。
医院也是，公非公，私非私。病人躺在公家病床上可能见死不救。教育制度要改，医疗制度也要改，要允许私人学校，私人医院，这是起码的，要让它们参与竞争。西药的引进要放宽，允许西药在中国设厂，这样才能帮到穷人。
我的儿子今年35岁，是医学博士，也是生物学博士，是儿童癌症和血科的专家，在美国。我跟他说，你应该考虑回中国做事情，像你这样的人才，美国至少有一百多个，但中国可能只有你一个。他说乐于考虑，但是他怎么能到中国挂牌行医呢？最后我都不好意思继续说了。中国的卫生制度是不欢迎这样的人的。
人物周刊：卫生部的官员说，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不能走市场化的路线。
张五常：我绝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并不是反对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你要允许私人参与。卫生部官员本身即是医疗垄断的受益者。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薪水是政府给的，我个人反对政府资助大学，但是我没有说uX来，我要说uX来，同样拿政府薪水的同事，不是要把我打死。(笑)
现在上海有些私营医务所，是外国医生开的，贵得不得了，如果真正放开，是不需要那么贵的。香港当年有私营医院，私立学校，最后公立机构把私立机构都打垮了，因为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是私立学校的两倍，私立还怎么做？
人物周刊：先准许进入，再公平竞争，这是首要的问题？
张五常：我是从事教育的，希望自己的经济知识能启发大陆的年轻人。退休后希望在中国办一家出版社，利用我的国际朋友，介绍好书给国内青年，这个牌照我怎么也拿不到。我可以把赚到的钱都捐出去。你到书店里去看看经济学专著的翻译水准，去看看唐诗宋词，很多都有点乱来。如果允许私人参与，会有大改进的。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种心理习惯，大家还是更容易信任公家的、公立的？
张五常：我说个例子吧。我做了一点慈善，我是清楚的。钱给慈善机构，真正到穷人手上的约十分之一，其它给中间人拿掉了，这是全世界的定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我在街边看到有人要钱，我把钱给他。但是你要我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交给政府，我不放心。为什么不让私人机构来做慈善呢？
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人物周刊：去年的改革大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了问题，您如何看？
张五常：举个例子来说，我和太太去百货商店买枕头，我说要装多少盎司的羽绒，服务员就装多少盎司的羽绒，回家觉得不够厚，再跑去加多一点羽绒，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青年，见到中国的市场跟美国的不一样，就说中国的不对，美国是对的。符不符合美国的，是他们判断的标准，我想问问，他们到底念的什么书？他们没有上过经济学第一课，不知所谓。批评市场化的那些所谓专家，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市场，不了解市场导向的改革走过多少曲折路才得以实现。
人物周刊：批评市场化的不仅仅是海归派和专家，还有底层民众，他们认为，是市场化让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
张五常：中国农民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农民的生活)提升得都快。是不是贫富分化，先要算一道数学题。你现在一个月赚10000块，我赚1000块，比例是10：1，你的薪水今年上升了10%，那你一个月赚11000千块，我的薪水上升了20%，是1200块，以前我跟你相差9000块，现在相差了9800块，差距是增加了，但是比例上呢？以前是10：1，现在是11：1.2，长此下去，我的收入一定会赶上你的，你赚多了，我也赚多了，但我的增长率比你快，所以我不应该眼红。
如果真是严重两极分化，我一定会讲话的，那些数据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做实证研究做了几十年，我走过一条街，就能知道经济发生了什么事，逛一家商店就能知道它赚钱的机会有多少，那些专家是无事生非。这几年跑遍大江南北，知道农民每年的收入增长近百分之二十。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人物周刊：市场化是改革惟一的灵丹妙药？有可反思之处吗？
张五常：我要强调一下，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些无论何事都必须依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研究公司理论这么多年，知道市场之不能，所以我不反对政府规划。举例说，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的规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1990年代被政府规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中国的腐败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去年，北大的张维迎提出并不算新颖的观点，『尊重既得利益，并考虑予以补偿，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招致大面积的批评，你如何看待他的上述观点？
张五常：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当年曾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回避问题的结果，是贪污盛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从结果上看，哪怕多给他们一点钱也没有问题，否则，看不见的手伸来伸去，是贪之不尽的。
后来朱镕基处理得好，我是大致满意的，当然贪污还是大量存在。亚洲的贪污是世界闻名的，比起印度尼西亚、泰国、台湾，大陆官员可能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很难想象您的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一般民众的直观感受里，贪污问题并不让人乐观。
张五常：你们看错了。我的学生不少是亚洲国家的财政部官员，你要是听到他们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你一定会吓坏的，他们的问题不仅是大面积的贪污，而且把贪污制度化了，改起来是很难的。中国的贪污故事我也听多了，但现在确实改了不少，还有继续改进的迹象。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的。老百姓痛恨贪官，从情感上我是很能理解的。
有不贪污的好干部，而且应该是占大部分的。我认识的大陆官员，有不少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这个说整个国家不行。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怎可能避免呢？要补充的是，不要一贪污，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劳。
人物周刊：如何从权利界定的角度防止中国特色的腐败？
张五常：一个县长，一个月名义工资2000多块，到了56岁，还有4年的权力期，假如积蓄真的不是那么多，他会不会贪一点？二十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举世哗然。提到贪污，我说如果你把一个美人，脱光了衣服，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极之困难。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在国际学术界搞起了一点波浪。我说不是管制法例引起贪污那么简单，好些法例是为方便贪污而设立的。防止贪腐最有效的方法，是废除贪腐的机会。任何政府管制都创造了贪污的机会，但有些管制，例如交通法例，不可无，贪污也因而无可避免。
中国的腐败贪污，还有两种。一是权力或权利混淆不清，于是混水摸鱼。二是公非公、私非私──例如教育与医疗。在公非公、私非私的情况下，以公为私赚取外快很普遍，以至于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情况。解决这后二者的腐败，其一是要清楚va界定权利，其二是要公归公，私归私。其实这二者是同一回事：防止腐败就要把权利界定得清楚。
郎咸平不懂什么叫国资流失
人物周刊：国企改制是这几年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您认为郎咸平是否切中了国企改制问题的要害？
张五常：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1990年代初期，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有人问我，张教授你要吗？我说不要，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后来改了，工厂拿去，工人的生活不用你负责，有人要了，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厂房，要的是那块地皮。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
人物周刊：改制过程中，变着法子把公家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也是屡见不鲜的。
张五常：是有的。先回答要不要改，再回答公正性的问题，前者重要得多。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是要骂的。任何制度都是会有问题。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否认整体方向，那是大错特错。
什么叫国资流失？郎咸平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19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本的，是政府负担，迟早是要没有的。一部分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政府垄断，比如出版、金融、通讯。如果没有垄断，这些企业也是要赔钱的。从各国普遍的经验上看，没有垄断权力，国营企业最终都会完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郎咸平是在误导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不熟悉他的观点，他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最反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倒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他在《亚洲周刊》上骂中国人，我最反对他这一点。
人物周刊：按照您的看法，改革以后的关键是什么？农业问题、垄断国企还是其它？
张五常：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最初的时候是承包制的改革，接着是价格管制的问题，然后国企改革,现在有几家特别大的垄断权力的国企，比如通信、石油。我1981年写的文章说，改革到这一点是最困难的，就是有大垄断权的机构，现在还是存在。
人物周刊：中国的改革，如您所说，并非渐进，而是速进，你认为，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吗？
张五常：有权力是可以赚得很多，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但希望走到最后不要再这样。
强有力的领导成就中国改革
人物周刊：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是不是只要经济发展，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公平可以不要，或者暂时不要考虑？
张五常：每个人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民主派也是。有个真正好的宪法后，再民主投票吧。因为投票就是把你口袋的钱投到我口袋里，你又想把我口袋的钱投到你口袋里。不少民主人士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可没读过哈耶克、贝贝尔、布坎南、弗里德曼、阿罗，这五位都拿诺贝尔奖的。哈耶克不太熟，其它四位很熟，这五位对民主投票都做过研究，知道是有问题的。
你真要投票的话，先把宪法做好，清楚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资产权利。宪法不做好，让民主投票投出好结果，很难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相比俄罗斯、印度，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有个强有力的领导？
张五常：假如没有***，中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这方面，科斯的看法和我一样，让投票决定改革，是不会有制作为的。假如不是***改的话要什么人去改？什么人能够去改？不要太天真了。当然是有很多问题(笑)，哪个党没有问题？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改革是相当好的，起码在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推断中国要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是惊世之言，非议颇多。现在大家好像不是怎么关心『主义』了？
张五常：1988年，弗里德曼和我都同意，最好的资本主义和最好的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
谈个人
说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
人物周刊：现在部分政府部门决策者本身就是学者，再加上众多海归，可能参考您意见的人少了，是壮志未酬，还是不听就不听，算了？
张五常：假如在乎他们听不听得进我说的话，我活不到今天的，早就死了。我尽量写多点文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时候我的意见不管被不被参考，我都还看得清楚，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提供决策参考的，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人，那些搞博弈理论的人，要从外国搬回来那一套。这是个大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天底下，是您看得最清楚？
张五常：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多知道一点是应该的，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人物周刊：您的经济推断很少出错？您认为应该让谁来判断经济学者各式的理论呢？在我们的感觉里，有些经济学者的理论空洞无物。
张五常：不是没有错过，是比别人错得少。在经济实践上，中国要重视的是制度，不是『主义』或什么『经济理论』。因为有不是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经济学的谬论，也有对中国问题无足轻重的经济学，不要被误导。中国改革付不起这个奢侈的代价。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好像只是为了维护『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在您对中国的调查中，是否有类似的感触？
张五常：要从多方面看这个问题。说的和做的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说得左，做得右，也可能说得右，做得左。很多人让我评价这个会议那个会议，我说不清楚，说是一套，做的可能又是另一套。真假难辨。有的是说了和没说一样。不许外国人买房子，还不是照买，银行也是莫名其妙，规定港币不能拿出来，也不可以换人民币，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做的。所以，仅仅从会议上了解信息是不够的。
人物周刊：在经济学者眼里，大众是幼稚的吗？经济学家是否都太趾高气扬了，他们需要把话说得客气一点吗？
张五常：有些学者自己云里雾里的，怎么能指望他们的文章普通人能看懂？客气一点的话我都说不多，我以前曾经说过几句客气话，被弗里德曼骂过。我们是从事学术的，是没有选择的。
人物周刊：对您的批评也从未间断，您如何响应？
张五常：骂我的人不少，很多人是要杀了我的。(笑)我不需要响应。我是一个学者，假如我说了几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就丧失了一个学者的会员证。我可能会出错，但我不会为任何人说话，我只为真理说话。
认识张五常的人，不会相信张五常会为任何利益团体说话，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讲话，他们能出多少钱？他们出不起钱的，我做这种事情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哈。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美国很多大学的学报批评我，我一概不响应。现在过了30多年，我的文章还在，但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记得了。从来都是原创，而不是批评或响应，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就。
人物周刊：现在大陆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您，为什么？
张五常：中国青年读我的文章是好的。我跟大陆青年人说得清楚，你们看我的文章，不要求你们同意我，只希望你跟着我的思路认真想，如果不喜欢我的思路，最好不看我的文章。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您认为自己是天才吗？
张五常：天才都是别人说的。有三方面我已经走到尽头了，经济学、中语散文和摄影，现在还差书法。可是再没有日子尝试其它玩意了。这是人生。
人物周刊：国企改制是这几年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您认为郎咸平是否切中了国企改制问题的要害？
张五常：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1990年代初期，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有人问我，张教授你要吗？我说不要，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后来改了，工厂拿去，工人的生活不用你负责，有人要了，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厂房，要的是那块地皮。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
人物周刊：改制过程中，变着法子把公家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也是屡见不鲜的。
张五常：是有的。先回答要不要改，再回答公正性的问题，前者重要得多。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是要骂的。任何制度都是会有问题。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否认整体方向，那是大错特错。
什么叫国资流失？郎咸平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19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本的，是政府负担，迟早是要没有的。一部分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政府垄断，比如出版、金融、通讯。如果没有垄断，这些企业也是要赔钱的。从各国普遍的经验上看，没有垄断权力，国营企业最终都会完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郎咸平是在误导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不熟悉他的观点，他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最反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倒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他在《亚洲周刊》上骂中国人，我最反对他这一点。
人物周刊：按照您的看法，改革以后的关键是什么？农业问题、垄断国企还是其它？
张五常：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最初的时候是承包制的改革，接着是价格管制的问题，然后国企改革,现在有几家特别大的垄断权力的国企，比如通信、石油。我1981年写的文章说，改革到这一点是最困难的，就是有大垄断权的机构，现在还是存在。
人物周刊：中国的改革，如您所说，并非渐进，而是速进，你认为，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吗？
张五常：有权力是可以赚得很多，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但希望走到最后不要再这样。
强有力的领导成就中国改革
人物周刊：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是不是只要经济发展，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公平可以不要，或者暂时不要考虑？
张五常：每个人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民主派也是。有个真正好的宪法后，再民主投票吧。因为投票就是把你口袋的钱投到我口袋里，你又想把我口袋的钱投到你口袋里。不少民主人士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可没读过哈耶克、贝贝尔、布坎南、弗里德曼、阿罗，这五位都拿诺贝尔奖的。哈耶克不太熟，其它四位很熟，这五位对民主投票都做过研究，知道是有问题的。
你真要投票的话，先把宪法做好，清楚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资产权利。宪法不做好，让民主投票投出好结果，很难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相比俄罗斯、印度，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有个强有力的领导？
张五常：假如没有***，中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这方面，科斯的看法和我一样，让投票决定改革，是不会有制作为的。假如不是***改的话要什么人去改？什么人能够去改？不要太天真了。当然是有很多问题(笑)，哪个党没有问题？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改革是相当好的，起码在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推断中国要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是惊世之言，非议颇多。现在大家好像不是怎么关心『主义』了？
张五常：1988年，弗里德曼和我都同意，最好的资本主义和最好的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
谈个人
说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
人物周刊：现在部分政府部门决策者本身就是学者，再加上众多海归，可能参考您意见的人少了，是壮志未酬，还是不听就不听，算了？
张五常：假如在乎他们听不听得进我说的话，我活不到今天的，早就死了。我尽量写多点文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时候我的意见不管被不被参考，我都还看得清楚，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提供决策参考的，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人，那些搞博弈理论的人，要从外国搬回来那一套。这是个大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天底下，是您看得最清楚？
张五常：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多知道一点是应该的，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人物周刊：您的经济推断很少出错？您认为应该让谁来判断经济学者各式的理论呢？在我们的感觉里，有些经济学者的理论空洞无物。
张五常：不是没有错过，是比别人错得少。在经济实践上，中国要重视的是制度，不是『主义』或什么『经济理论』。因为有不是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经济学的谬论，也有对中国问题无足轻重的经济学，不要被误导。中国改革付不起这个奢侈的代价。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好像只是为了维护『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在您对中国的调查中，是否有类似的感触？
张五常：要从多方面看这个问题。说的和做的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说得左，做得右，也可能说得右，做得左。很多人让我评价这个会议那个会议，我说不清楚，说是一套，做的可能又是另一套。真假难辨。有的是说了和没说一样。不许外国人买房子，还不是照买，银行也是莫名其妙，规定港币不能拿出来，也不可以换人民币，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做的。所以，仅仅从会议上了解信息是不够的。
人物周刊：在经济学者眼里，大众是幼稚的吗？经济学家是否都太趾高气扬了，他们需要把话说得客气一点吗？
张五常：有些学者自己云里雾里的，怎么能指望他们的文章普通人能看懂？客气一点的话我都说不多，我以前曾经说过几句客气话，被弗里德曼骂过。我们是从事学术的，是没有选择的。
人物周刊：对您的批评也从未间断，您如何响应？
张五常：骂我的人不少，很多人是要杀了我的。(笑)我不需要响应。我是一个学者，假如我说了几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就丧失了一个学者的会员证。我可能会出错，但我不会为任何人说话，我只为真理说话。
认识张五常的人，不会相信张五常会为任何利益团体说话，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讲话，他们能出多少钱？他们出不起钱的，我做这种事情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哈。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美国很多大学的学报批评我，我一概不响应。现在过了30多年，我的文章还在，但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记得了。从来都是原创，而不是批评或响应，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就。
人物周刊：现在大陆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您，为什么？
张五常：中国青年读我的文章是好的。我跟大陆青年人说得清楚，你们看我的文章，不要求你们同意我，只希望你跟着我的思路认真想，如果不喜欢我的思路，最好不看我的文章。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您认为自己是天才吗？
张五常：天才都是别人说的。有三方面我已经走到尽头了，经济学、中语散文和摄影，现在还差书法。可是再没有日子尝试其它玩意了。这是人生。
唔…… …………
张五常老爷爷确实喜欢吹牛……但是人家也确实秉承了芝加哥学派的光荣传统…………
至于另一位，不评论～（好吧我压根就不知道……）
张五常老爷爷确实喜欢吹牛……但是人家也确实秉承了芝加哥学派的光荣传统…………
至于另一位，不评论～（好吧我压根就不知道……）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7-15 10:49 发表
我看不惯这些搞政治传销的大师:@
郎咸平，张五常，包括弗里德曼，哪一个不是在作政治传销？不做政治传销别人会关注他们吗？会采纳他们的建议吗？
在马克思时代，当时的生产资料是由私人资本家所控制，就仅仅只是因为私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剩余价值，因此产生了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全体老百姓。我国20年改革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因为改革才能够增进全民富治，才能增强国家实力。但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在这次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什么？很不幸，他们没有来亲自把他们的观点告诉各位。我希望跟各位做一个解答，他们的观点就是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像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角色，应该提倡个人主义，我相信我讲这个话对他们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
质疑“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与“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最近两个礼拜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批判我，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经济学家表达观点的方式，但我无法一一做答，我只有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沟通。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各位从我的案例里面可以看到，这次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所谓的制定价格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不管是买卖双方如何既定价格，这个价格未来必定是要公开、透明、竞价才可以。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批评我的文章，说这是买卖双方自由愿意的。今天买卖双方对国有资产是什么态度呢？就是说，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国有企业的，你错了，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也就是说别人的房子100块，结果我们两个吵，说5万块钱卖给我们吧？没有通过老百姓。如果透过这种方法，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的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透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都好，生产资料再度转到企业家手中，如果再加上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会产生什么后果吗？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这个原因迫使我站起来，我要呼吁整个社会，认清本质。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希望这个事情的发生，因此今天我希望提出我个人的思维跟社会大众做一个沟通。
民营化与自由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我认为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第一，我们总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认为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如果上市改革产权结构解决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破产的公司，美国为什么制造业这么的衰退？美国制造业是全体的崩溃，为什么？是产权问题吗？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对美国经济有一种幻想，我们总认为像新自由学派谈论的，我们只要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甚至民主自助我们就像美国一样的富强，但有一个国家是富国的殖民地，承袭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议会等等所有。是1950年代亚洲超级强权，它叫做菲律宾。可是经过40年的运作，官商勾结，席卷了全国的财富，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保姆，为什么继承美国所有的制度，却不能像美国这样富强。苏联的休克疗法是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给苏联政府提出了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转成大众持股企业，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苏联就是被几个民营企业家所掌控，一个是完全继承美国的制度失败了，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化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学习，因为我们只看事件的表面，今天我讲课最主要要讲的是，你以为美国是靠民主，民营经济吗？如此强大是靠大政府在以前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你不能够随意的挤占别人的财产。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
我们最佩服的企业是比尔盖茨的微软，当时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常常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座上客，有如此的权利，最后还被美国司法部控告。用什么控告呢？TRUST。反托拉斯法，叫做信托基金。我马上就要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发现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大家族控制。也就是反托拉斯法，本质上是反大家族法，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在罗斯福总统时代是什么思维？是在高市盈率的情况下，让大家族能够变现自己的股票，让所有的上市公司变成大众持股公司，如果没有美国市场的强力运作，会向加拿大一样。加拿大87％的公司都是大家族控股，但加拿大政府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让大家族退出。美国大众持股的公司是全世界的特例，就美国和英国有，其他都是大家族控股。美国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当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的时候，由向你们、我们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我们中国证监会没有司法权利，不能调动上市公司以外的资源。但美国证监会在罗斯福的主导之下，第一，它的调查权利是没有国界的，它可能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你对于美国证监会的传票是不能抵赖的，如果你不去联邦法院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之下进行逮捕。对于你反抗的，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会予以否决。就是因为你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利，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是不会有一个好的公司。我们中国法律多不多？缺什么？证监会缺乏执行。我跟各位讲，美国政府就是通过严格的法律让你不敢在股市上犯罪，中国的股市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美国政府怎么做？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我们今天自由主义学派，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民主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大家经常问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很简单，我不是拍脑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资料，经过科学论证得出的结论。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我们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我们现在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怎么批评的？没有效率。民营企业呢？有效率。我请问各位经济学家，怎么衡量效率？现在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定义。民营企业的效率对不起，是各派学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义，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参数指标，就判定了国营企业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也看一下民营企业确实是有效率的，有指标吗？有研究吗？至少我没有看到。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在香港，把上市公司做了一个调研，能到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好国有企业，但总资产的回报率，国有企业是4.1％，民营企业是4.3％，所以民企好一点儿，但每单位资产创造的价值国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创造价值而言，国企好一些。这是香港的数据。难道国企差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建立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是核心
第二个问题，我们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我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件事，但是所有人缺位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国企老总到最后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我们社会公平性在哪里？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问题解决。我请问所有国企的老总，你们比通用的韦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韦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但我们的国企改革却以错误的思维导向了国有资产，透过MBO方法大量留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信托责任是维持美国和英国股市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信托责任怎么来的？英国从1533年就有信托责任，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向东马可波罗找到了中国，向西哥伦布找到了美国。没有人向北、向南？有。1533年，有250个伦敦的商人，每人出50英镑，买了三艘船，叫做莫斯科威号，委托般长和船员，把钱给他们，朝北方找中国。伦敦的商人对这个船长有一个信托责任，认为你会回来。实际上刚出海，有两艘船被飓风打沉了，有一艘船走到北极走不下去，转一弯下来了，冰天雪地，船员们走了2000公里，碰到一群人。船员们用这些人用弹珠、钢笔交换皮毛，然后赚很多钱，回馈给股东。这就是有信托责任。公司治理要以股东权利为前提，否则永远没有人给你钱，三艘船也下不了海。1533年这批人没有找到中国，而是俄罗斯。莫斯科的醒起，就代表欧洲信托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的股市是好的。如果没有信托信任的经理人，我不不会把钱交给你的。
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该负责任，因为这个盘子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给你的。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对于红塔山，很多人给予表扬。但是，如果不是国家不让民企涉足烟草业，他会做这么好吗？我们甚至不知道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是保姆。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他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指标进行判断。你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你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韦尔奇在通用20年，他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缺位。
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的是20年之后还在谈理念。甚至注意到没有，骂我的学者从来没有在数据上挑我的毛病，因为挑不出来，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谈你的理念，我谈我的理念，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质疑“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与“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最近两个礼拜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批判我，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经济学家表达观点的方式，但我无法一一做答，我只有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沟通。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各位从我的案例里面可以看到，这次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所谓的制定价格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不管是买卖双方如何既定价格，这个价格未来必定是要公开、透明、竞价才可以。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批评我的文章，说这是买卖双方自由愿意的。今天买卖双方对国有资产是什么态度呢？就是说，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国有企业的，你错了，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也就是说别人的房子100块，结果我们两个吵，说5万块钱卖给我们吧？没有通过老百姓。如果透过这种方法，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的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透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都好，生产资料再度转到企业家手中，如果再加上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会产生什么后果吗？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这个原因迫使我站起来，我要呼吁整个社会，认清本质。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希望这个事情的发生，因此今天我希望提出我个人的思维跟社会大众做一个沟通。
民营化与自由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我认为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第一，我们总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认为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如果上市改革产权结构解决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破产的公司，美国为什么制造业这么的衰退？美国制造业是全体的崩溃，为什么？是产权问题吗？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对美国经济有一种幻想，我们总认为像新自由学派谈论的，我们只要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甚至民主自助我们就像美国一样的富强，但有一个国家是富国的殖民地，承袭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议会等等所有。是1950年代亚洲超级强权，它叫做菲律宾。可是经过40年的运作，官商勾结，席卷了全国的财富，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保姆，为什么继承美国所有的制度，却不能像美国这样富强。苏联的休克疗法是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给苏联政府提出了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转成大众持股企业，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苏联就是被几个民营企业家所掌控，一个是完全继承美国的制度失败了，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化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学习，因为我们只看事件的表面，今天我讲课最主要要讲的是，你以为美国是靠民主，民营经济吗？如此强大是靠大政府在以前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你不能够随意的挤占别人的财产。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
我们最佩服的企业是比尔盖茨的微软，当时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常常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座上客，有如此的权利，最后还被美国司法部控告。用什么控告呢？TRUST。反托拉斯法，叫做信托基金。我马上就要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发现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大家族控制。也就是反托拉斯法，本质上是反大家族法，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在罗斯福总统时代是什么思维？是在高市盈率的情况下，让大家族能够变现自己的股票，让所有的上市公司变成大众持股公司，如果没有美国市场的强力运作，会向加拿大一样。加拿大87％的公司都是大家族控股，但加拿大政府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让大家族退出。美国大众持股的公司是全世界的特例，就美国和英国有，其他都是大家族控股。美国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当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的时候，由向你们、我们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我们中国证监会没有司法权利，不能调动上市公司以外的资源。但美国证监会在罗斯福的主导之下，第一，它的调查权利是没有国界的，它可能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你对于美国证监会的传票是不能抵赖的，如果你不去联邦法院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之下进行逮捕。对于你反抗的，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会予以否决。就是因为你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利，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是不会有一个好的公司。我们中国法律多不多？缺什么？证监会缺乏执行。我跟各位讲，美国政府就是通过严格的法律让你不敢在股市上犯罪，中国的股市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美国政府怎么做？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我们今天自由主义学派，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民主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大家经常问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很简单，我不是拍脑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资料，经过科学论证得出的结论。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我们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我们现在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怎么批评的？没有效率。民营企业呢？有效率。我请问各位经济学家，怎么衡量效率？现在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定义。民营企业的效率对不起，是各派学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义，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参数指标，就判定了国营企业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也看一下民营企业确实是有效率的，有指标吗？有研究吗？至少我没有看到。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在香港，把上市公司做了一个调研，能到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好国有企业，但总资产的回报率，国有企业是4.1％，民营企业是4.3％，所以民企好一点儿，但每单位资产创造的价值国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创造价值而言，国企好一些。这是香港的数据。难道国企差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建立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是核心
第二个问题，我们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我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件事，但是所有人缺位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国企老总到最后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我们社会公平性在哪里？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问题解决。我请问所有国企的老总，你们比通用的韦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韦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但我们的国企改革却以错误的思维导向了国有资产，透过MBO方法大量留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信托责任是维持美国和英国股市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信托责任怎么来的？英国从1533年就有信托责任，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向东马可波罗找到了中国，向西哥伦布找到了美国。没有人向北、向南？有。1533年，有250个伦敦的商人，每人出50英镑，买了三艘船，叫做莫斯科威号，委托般长和船员，把钱给他们，朝北方找中国。伦敦的商人对这个船长有一个信托责任，认为你会回来。实际上刚出海，有两艘船被飓风打沉了，有一艘船走到北极走不下去，转一弯下来了，冰天雪地，船员们走了2000公里，碰到一群人。船员们用这些人用弹珠、钢笔交换皮毛，然后赚很多钱，回馈给股东。这就是有信托责任。公司治理要以股东权利为前提，否则永远没有人给你钱，三艘船也下不了海。1533年这批人没有找到中国，而是俄罗斯。莫斯科的醒起，就代表欧洲信托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的股市是好的。如果没有信托信任的经理人，我不不会把钱交给你的。
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该负责任，因为这个盘子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给你的。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对于红塔山，很多人给予表扬。但是，如果不是国家不让民企涉足烟草业，他会做这么好吗？我们甚至不知道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是保姆。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他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指标进行判断。你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你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韦尔奇在通用20年，他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缺位。
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的是20年之后还在谈理念。甚至注意到没有，骂我的学者从来没有在数据上挑我的毛病，因为挑不出来，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谈你的理念，我谈我的理念，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原帖由 xiaoxi777 于 2008-7-15 10:58 发表
郎咸平，张五常，包括弗里德曼，哪一个不是在作政治传销？不做政治传销别人会关注他们吗？会采纳他们的建议吗？
什么叫传销？他们贩卖自己的商品并非是因为这个商品对消费者有用，而纯粹是为了自己赚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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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沃尔玛是因为商品有用而不是为了赚钱去卖商品的.;P
原帖由 xjlaughing 于 2008-7-15 11:53 发表
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沃尔玛是因为商品有用而不是为了赚钱去卖商品的.;P
:D :D :D :D :D
5、链接Google优化
要尽量使用带有关键字的文本链接，网站优化公司而且不要有损坏的链接，北京GOOGLE优化并确保书写格式的正确北京GOOGLE优化公司。将网页中的链接限定在 合理的范围内（一般小于100）。
6、内容Google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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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农民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农民的生活)提升得都快。是不是贫富分化，先要算一道数学题。你现在一个月赚10000块，我赚1000块，比例是10：1，你的薪水今年上升了10%，那你一个月赚11000千块，我的薪水上升了20%，是1200块，以前我跟你相差9000块，现在相差了9800块，差距是增加了，但是比例上呢？以前是10：1，现在是11：1.2，长此下去，我的收入一定会赶上你的，你赚多了，我也赚多了，但我的增长率比你快，所以我不应该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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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看到这里，就可以无视这个人了:Q :Q 知不知道人是有寿命限制的？ 开始赚到收入和基本结束工作的寿命更短很多？什么网吧但都来号称经济学家？对这样的人，一棍子打死还能带来省点粮食的好处。: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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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我不熟悉他的观点，他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最反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倒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他在《亚洲周刊》上骂中国人，我最反对他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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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肯定郎咸平是错的，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进步，我们要把同处一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作个比较的话，还是基本正确的。所谓横向和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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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肯定郎咸平是错的，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进步，我们要把同处一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作个比较的话，还是基本正确的。所谓横向和纵向。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這本書很不錯
建議某些小白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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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一个人由于视角总有局限，其观点难免容易出现偏颇，但是也未必就不存在闪光点。
盲目的个人崇拜和盲目的个人偏见都是要不得的。
必须看到，何新对国有经济的过于推崇，似乎未能重视民营经济的力量，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
但是其在汇率控制、重视失业、医疗、教育保障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是值得参考的。
盲目的个人崇拜和盲目的个人偏见都是要不得的。
必须看到，何新对国有经济的过于推崇，似乎未能重视民营经济的力量，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
但是其在汇率控制、重视失业、医疗、教育保障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是值得参考的。
其实多研究问题有有益的，有害的是自以为是，胡乱推广。
原帖由 xjlaughing 于 2008-7-15 11:53 发表
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沃尔玛是因为商品有用而不是为了赚钱去卖商品的.;P
卖脑白金和卖大白菜的区别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身后的铁轨上一指，然后说，我在给火车带路。;P :P
不管脑白金还是大白菜,卖他们的人都是为了赚钱.跟他们有没有用无关.
在各种理论发挥作用前大家都认为是脑白金.
如果你没有证据或者更好的理论证明对方是错的,还是别上来就对别人喷口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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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控制、重视失业、医疗、教育保障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是值得参考的。
可我看，除了用一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口气否定了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政策之后，他拿出了什么建设性的主张？现在不是孔夫子那样只要喊几句正确的废话就能成为大学问家的时代了！
可我看，除了用一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口气否定了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政策之后，他拿出了什么建设性的主张？现在不是孔夫子那样只要喊几句正确的废话就能成为大学问家的时代了！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7-15 15:38 发表
可我看，除了用一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口气否定了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政策之后，他拿出了什么建设性的主张？现在不是孔夫子那样只要喊几句正确的废话就能成为大学问家的时代了！
政协委员你要他做技术官僚的活,嘿嘿
他当时就说他不适合当官,要求就是政协委员的职位
起码他对于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
原帖由 zengweiwei 于 2008-7-15 16:04 发表
政协委员你要他做技术官僚的活,嘿嘿
他当时就说他不适合当官,要求就是政协委员的职位
起码他对于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
如果他只是象郎咸平那样光喊几句为民请命的口号那也没什么，但把国家推行正确的政策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又老是推销自己四六不着的新国家主义，这就是不清楚自己有多少斤两的后果！
何新怎样，参考签名！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7-15 15:38 发表
可我看，除了用一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口气否定了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政策之后，他拿出了什么建设性的主张？现在不是孔夫子那样只要喊几句正确的废话就能成为大学问家的时代了！
唉，别的不说了，我只想问问，你好好读过他的文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