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何新第五次谈话: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2:07:27

何新的三则谈话见<a href="http://www.hexinnet.com/">http://www.hexinnet.com/</a>，何新中国论坛。是对是错，人人可评说。    何新第五次谈话: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问：批评您的人常说，您只会批评，只会说不；却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     何：其实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     问：那么，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您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么？      何：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 —— 五十年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另一个名称是 “ 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 。可惜共产党后来把它丢弃了。      问：是吗？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吗？      何：请你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53 年毛泽东对这种资本主义曾作过极精辟的论述，毛说： “ 中国现在（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     毛又说： “ 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 ‘ 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 ”“ 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     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     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 282 页。      问：这么说，毛泽东当年也赞同中国搞资本主义。      何：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的三个限制语：      1 由政府，即在国家管理下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无政府资本主义）     2 这是与国营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      3 这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     这三个限制语确立了 “ 一种新型的、特殊的 ”“ 资本主义经济 ” ，即我简称为 “ 新国家主义 ” 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恰恰也正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能将今日中国引出面临的所有困境的经济形态。 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对此问题的考虑已相当缜密。他认为，国家应拿去资本家利润中的 3/4 ，使之用于工人的 “ 社会保障 ” （即所说 “ 福利费 ” ）、国家所得税及再投资基金。      可惜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他的上述设想。更可惜毛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今几乎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深入研究，无论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        问：那么，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的要义？        何：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必须管理国民经济。     其实，从古以来，一个国家机器，它的统治职能主要就是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维护国家主权，也就是维护统治权。在经济方面就是调节和整合国民经济。因为经济一乱，政治统治也就必然随之瓦解。这是极其简单的统治道理。      人们不知道，当某些外部势力通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国家管理者：请你交出你的经济管理权。那么其下一步，也就意味着交出你的政治统治权。      事实上，美国、英国、日本、欧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 “ 裁判员 ” ！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     问：这主要是根据亚当 · 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      何：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 · 斯密理论祸国殃民！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     德国历史学派以国民经济的机体与人的机体相比拟。他们问，难道能够不要神经中枢的控制系统，让人的各种机体自由竞争吗？让肝、心、肺、胃等机体失去神经中枢系统的调节控制，在人体内进行自由竞争，让胳膊和大腿去竞争，看谁具有最强的生存优势？这不是机体的自我残杀吗？这样竞争，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 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无论它是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或外资经济，都只能从属和统合于这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为实现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目标和最大国家利益，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     它们之间的谋利和任何逐利活动，它们之间的任何互相竞争，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国家目标，并被控制和制约在这一范畴之内。这本来是小儿科的道理，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竟无人知晓。他们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竞争，就是让中国国民经济机体内的各个脏器自我残杀，互相残杀。一直杀到让中国死！      问：那么您提出新国家主义，实际正是要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整合功能？      何：新国家主义，就是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 “ 看不见的手 ” 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必须抑强扶弱，替天行道！     国家尤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 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 “ 利润挂帅 ” ，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      这些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作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      问：那么新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     何：根本不同点，就是新国家主义仍然只是 “ 新式的资本主义 ” 。我认为兼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西欧 “ 混合经济 ” 体制，其实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成熟的积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应牢牢保持对于国民经济运动进行控制的主导权。这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根本性基石。     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家也应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民营、私有及外资企业的管理，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      此外，国家从政治上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已经客观形成的现实。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      毛泽东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此话其实也正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历史告诫：在全部人类历史中，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无视民心民意，可以单纯用暴力机器长期压制社会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而最终能够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      问：那么，根据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当前形势下的最优先对策是什么？      何：当前应当立即停止极其不得民心的 “ 国企改制 ” 。应当立案审查改制中出现并已引起公愤和民变的那些重大腐败案件，关注改制中的严重国产流失问题。      国家应谋求逐步重建国有体制在重要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括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     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贫苦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实施放任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否则，中国必将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直到最终陷入内乱。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那些极力地向中国输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的真正目的。     何新的三则谈话见<a href="http://www.hexinnet.com/">http://www.hexinnet.com/</a>，何新中国论坛。是对是错，人人可评说。    何新第五次谈话: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问：批评您的人常说，您只会批评，只会说不；却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     何：其实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     问：那么，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您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么？      何：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 —— 五十年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另一个名称是 “ 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 。可惜共产党后来把它丢弃了。      问：是吗？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吗？      何：请你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53 年毛泽东对这种资本主义曾作过极精辟的论述，毛说： “ 中国现在（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     毛又说： “ 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 ‘ 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 ”“ 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     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     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 282 页。      问：这么说，毛泽东当年也赞同中国搞资本主义。      何：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的三个限制语：      1 由政府，即在国家管理下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无政府资本主义）     2 这是与国营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      3 这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     这三个限制语确立了 “ 一种新型的、特殊的 ”“ 资本主义经济 ” ，即我简称为 “ 新国家主义 ” 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恰恰也正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能将今日中国引出面临的所有困境的经济形态。 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对此问题的考虑已相当缜密。他认为，国家应拿去资本家利润中的 3/4 ，使之用于工人的 “ 社会保障 ” （即所说 “ 福利费 ” ）、国家所得税及再投资基金。      可惜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他的上述设想。更可惜毛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今几乎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深入研究，无论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        问：那么，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的要义？        何：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必须管理国民经济。     其实，从古以来，一个国家机器，它的统治职能主要就是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维护国家主权，也就是维护统治权。在经济方面就是调节和整合国民经济。因为经济一乱，政治统治也就必然随之瓦解。这是极其简单的统治道理。      人们不知道，当某些外部势力通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国家管理者：请你交出你的经济管理权。那么其下一步，也就意味着交出你的政治统治权。      事实上，美国、英国、日本、欧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 “ 裁判员 ” ！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     问：这主要是根据亚当 · 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      何：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 · 斯密理论祸国殃民！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     德国历史学派以国民经济的机体与人的机体相比拟。他们问，难道能够不要神经中枢的控制系统，让人的各种机体自由竞争吗？让肝、心、肺、胃等机体失去神经中枢系统的调节控制，在人体内进行自由竞争，让胳膊和大腿去竞争，看谁具有最强的生存优势？这不是机体的自我残杀吗？这样竞争，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 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无论它是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或外资经济，都只能从属和统合于这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为实现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目标和最大国家利益，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     它们之间的谋利和任何逐利活动，它们之间的任何互相竞争，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国家目标，并被控制和制约在这一范畴之内。这本来是小儿科的道理，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竟无人知晓。他们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竞争，就是让中国国民经济机体内的各个脏器自我残杀，互相残杀。一直杀到让中国死！      问：那么您提出新国家主义，实际正是要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整合功能？      何：新国家主义，就是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 “ 看不见的手 ” 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必须抑强扶弱，替天行道！     国家尤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 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 “ 利润挂帅 ” ，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      这些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作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      问：那么新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     何：根本不同点，就是新国家主义仍然只是 “ 新式的资本主义 ” 。我认为兼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西欧 “ 混合经济 ” 体制，其实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成熟的积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应牢牢保持对于国民经济运动进行控制的主导权。这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根本性基石。     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家也应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民营、私有及外资企业的管理，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      此外，国家从政治上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已经客观形成的现实。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      毛泽东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此话其实也正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历史告诫：在全部人类历史中，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无视民心民意，可以单纯用暴力机器长期压制社会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而最终能够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      问：那么，根据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当前形势下的最优先对策是什么？      何：当前应当立即停止极其不得民心的 “ 国企改制 ” 。应当立案审查改制中出现并已引起公愤和民变的那些重大腐败案件，关注改制中的严重国产流失问题。      国家应谋求逐步重建国有体制在重要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括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     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贫苦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实施放任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否则，中国必将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直到最终陷入内乱。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那些极力地向中国输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的真正目的。

问：那么，难道您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么？      何：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有这种主张。      不要一提 “ 计划 ” ，就想到五十、六十年代那种原始状态的 “ 计划经济 ” ，即一切商品都发票证的 “ 计划经济 ” 。      问：计划经济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给它翻案。     何：一提起“计划经济” ，有人就引导人们去回顾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证限量经济，其实这也是一种恶意的误导。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 票证”博物馆，以使人不忘“ 计划 ”年代。      其实，建这样一个馆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见证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全体人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付出的个人消费牺牲，可以见证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咬紧牙关，饿着肚子，全民艰苦奋斗、谋求祖国强盛的！这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光荣，而不是耻辱！      问：许多经济学家会大骂起来，会说：短缺，短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短缺！       “ 短缺经济学 ” 的实质，就是认为 “ 短缺 ” 是源于经济计划制度的主观性，造成瓶颈供给，因此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      何：官僚主义的计划，造成短期的瓶颈短缺，那只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而如果断定计划经济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颠倒本未之论。   其实， “ 短缺 ” 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产生计划经济的原因。     什么叫短缺？所谓 “ 短缺 ” ，无非就是穷而已。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 “ 自由主义 ” 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这种两极分化，正是自由市场存强汰弱机制进行所谓 “ 择优 ” 选择的必然结果。（其实，鬼知道那些 “ 优 ” 是否真的是 “ 优 ” 。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包括杨秀珠一类，究竟是不是 “ 优 ” ？）      并非计划必然导致短缺，而正是为了解决短缺下的公正问题，五十年代的共产党不得不选择 “ 计划 ” 。正是由于商品和物资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有限资源进行计划配置。      这个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国又发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还是不得不考虑对谁优先供应，不得不考虑计划分配的问题。所以，计划制度恰恰是短缺的产物，而不是产生短缺的原因。换句话说，计划管理正是解决资源不足、谋求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有效办法。     所以我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短缺描述为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本身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设的一个陷阱。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搞臭的。      问：你的这种解释，会引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说你是主张重新回复计划经济。      我不认为主张回复 “ 计划 ” 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我头上的罪名反正已经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个。     但是邓小平曾说：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这是精辟之论。计划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类型，它主要是在资源或物资短缺时进行计划配置，这种计划经济又叫 “ 管制计划 ” 或 “ 统制计划。 ” 还有一种高级类型的计划管理，事实上，现代欧美发达的超级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现今都在运用强大的国家信息工具，有计划也有具体步骤地由国家调控着金融和产业的运行和周期。      世界七大发达国首脑为什么定期开会？无非是为了沟通信息，制订共同战略，以协调七个发达国的经济，从而实现对世界金融和市场的控制。现在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只依靠 “ 看不见的手 ” ，只听任市场自发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呢？      问：我认为那种宏观意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有所区别的。      何：其实呢，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有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体制。      问：真的吗？      何：当然。例如沃尔玛大型物流体制，就是微观市场中，实施统购包销计划管理的一种样本。      位居世界 500 强之首位的 “ 沃尔玛 ” 集团，表面看只是一个产销一体化的物流配送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的计划管理的市场体制。     沃尔玛体系是根据零售市场（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过对生产部门的订货管理，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销售的一种现代市场组织制度。它通过中央计算机系统对产、供、销三大环节实行一体化管理，这实际上正是一种新信息技术控制下的计划市场模式的托拉斯形态。     人们可以注意到， 20 世纪中期以后，困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已不是表现为 “ 生产过剩 ” 的原始型危机，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领域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     为什么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了 “ 生产过剩 ” 型经济危机？我认为，就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地建立了类似 “ 沃尔玛 ” 体系、 “ 家乐福 ” 体系一类的大型超市组织。通过产、供、销一体化的计划管理，使曾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百年以上的 “ 生产过剩 ” 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     现在，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中原有的产供销有计划组织土崩瓦解。各省、各区域以短期利润为主导展开市场竞争，于是争先恐后大上项目，导致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等短期高利润产业被重复建设，严重过剩。      但是同时， “ 沃尔玛 ” 、 “ 家乐福 ” 等大型跨国计划市场组织则进入了中国，正在对中国的市场体系进行渗透，并据其需要对中国的各类产业进行有计划的选择、重组和淘汰。其涵义具有全球性的经济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我们的精英们，对此则茫然无知，还在闭眼大骂 “ 计划经济 ” ！      问：如果按您的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搞经济改革呢？经改的目标，不就是要彻底破掉 “ 计划 ” 体制和建立 “ 市场 ” 体制吗？      何：应当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种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      我们曾批判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因为那的确是一种建立于落后生产力基础和不完备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义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对于三十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是有功劳的。就像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国的计划体制，对于中国当时的快速工业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劳一样。但这个问题，我们在此暂时不必讨论。）      正是现代的大规模信息技术，已经为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     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极不平衡，众多生产领域呈现严重过剩。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恰恰缺少一套协调发展的总体计划和全球战略。      国家应当以现代信息手段，重新统筹规划国民经济的全局和未来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中的尖端高科技产业部门优先发展，特别是国防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信息通讯产业。 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问题，研究中国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空间这个问题，从而制订一套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的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和计划，分步实施，中国才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     我认为，不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下的计划手段，仅凭所谓 “ 看不见的手 ” 和无序化的 “ 自由市场竞争 ” ，要管理现代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      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 “ 看不见的手 ” 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     问：您的意思是，无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最终都离不开计划管理？      何：我认为，计划经济肯定是比自由市场更高级的体制，它是人类经济体制未来的必然趋势。      要想解决和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必须重新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要想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国家有必要投入大资本，来营建中国的 “ 沃尔玛 ” 式现代产供销一体化体系。      问：您的设想非常深远。那么，关于中国的区域性差异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能解决么？     何：当然可能。我认为国家可以考虑，区别各区域不同情况，由国家牵头制订各区域不同的发展计划，并且给予不同的开发投资和税收政策。      例如，针对西部区域的开发提出优惠投资政策，以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内外民间资金进行西部开发。包括减免地方税收，（由中央财政对地方减免投资税后造成的缺口给予补贴），鼓励投资和移民；利用级差地租，无偿或低价提供和转让投资土地，有计划地把一些劳动密集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逐渐转移到西部。让西部成为向中亚、西亚国际市场拓展的桥头堡。对于国家的东南部地区，国家已确定重点发展金融业、高技术和出口产业，这是正确的。      关于东北区域开发，应充分利用东北现有的重化工业基础，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资，而是由国家给予重化工产品大单订货，来带动产业恢复和发展，解决东北地区极为严重的就业问题（例如以大规模的国防订货扶持东北、西南的军工、重工产业。）      这些政策之制订和实施，都不能靠单一由利润导向的自由市场，而要有战略设计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和实施方案，要依靠国家的扶植和导向政策。      依靠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和调控，是能逐步解决严重的国民失业问题和 “ 三农 ” 问题的。但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办法，则是不能解决长远问题的。

在还摸索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建议。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pupu在2006-7-11 23:56:00的发言： 在还摸索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建议。</div>-==支持PUPU大菜鸟,PUPU满赛!满赛!满满赛!   [em02][em07][em10][em02]

偷换概念，指鹿为马，颠三倒四，肉麻当有趣。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点确实如此。我们谁也不知道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是如果不改革，不融入国际经济的大社会，我的国家只能死路一条，朝鲜就是前车之鉴。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davyleopard在2006-7-12 0:55:00的发言： -==支持PUPU大菜鸟,PUPU满赛!满赛!满满赛!   [em02][em07][em10][em02]</div>但是前提条件是把何新这个老骗子杀了祭天！ [em34][em31][em41][em42]

靠，现在发行得有过《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吗？简直是胡扯

体制问题。。。

什么叫短缺？所谓 “ 短缺 ” ，无非就是穷而已。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

市场经济就是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笑话……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屠狗英雄在2006-7-12 22:35:00的发言： 什么叫短缺？所谓 “ 短缺 ” ，无非就是穷而已。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 </div>这叫时空错乱。粮票是1953年开始发行，布票是1954年开始发行，此前我国貌似没有出现什么饿死的现象，至少没有粮票出现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多。发行这个，是为了加强国家对于物资的控制能力，不是什么防止饿死。

用沃尔玛来证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高，实在是高！俺的钦佩之情，如涛涛江水。。。

我想老百姓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现在国家经济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恰恰是国家不恰当的管制引起的，比如电信，如果放开基础电信业务，大家的话费立刻直线下降，什么样的新技术，新模式都会出来。现在国家垄断的企业攫取的超额利润用于国家建设了么？没有，都搞了福利或者装进个人腰包了！

中国经济的现状，恰恰是行政干预加上市场体制所形成的“最坏的组合”。中国现在改革的方向就是朝前走，经济上实现完全的市场体制。政治上实现宪政和民主，后退无路可走。

根本没有什么“完全的市场体制”，不进行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7-13 17:15:00的发言： 用沃尔玛来证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高，实在是高！俺的钦佩之情，如涛涛江水。。。</div>不要嘲笑这样的说法，确实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的，用大规模计算机来预测供需从而实现均衡的信息化计划经济，只是这样的系统在一个社会层面上来实现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而已。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7-13 17:15:00的发言： 用沃尔玛来证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高，实在是高！俺的钦佩之情，如涛涛江水。。。</div>原始人打头野猪都有计划，但谁能说原始社会是计划经济？任何经济行为都有计划性，但不能就此论断它是计划经济。照荷心的看法，打有人类以来的任何经济制度都可以看做是计划经济。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红色雅各宾在2006-7-13 23:07:00的发言： 不要嘲笑这样的说法，确实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的，用大规模计算机来预测供需从而实现均衡的信息化计划经济，只是这样的系统在一个社会层面上来实现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而已。</div>不就是投入产出理论+电脑嘛,做梦!

走不得回头路。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7-13 17:15:00的发言： 用沃尔玛来证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高，实在是高！俺的钦佩之情，如涛涛江水。。。</div>你理他呐！当初蹿到我们国关来胡诹被人哄下台的主儿，动不动还拿着个烂条子说是某某首长给写的，最后让人家某办派专人去训斥之后脸都不红的猪儿！他自己说过，何某人别的不怕，就怕真理！百分百马扁子是也！！！ [em14][em14][em14]

该公每每以拯救党国自命，动不动就是“我给邓小平（名字任填）写了一封信。。。”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7-14 10:06:00的发言： 该公每每以拯救党国自命，动不动就是“我给邓小平（名字任填）写了一封信。。。”</div>到处骗吃骗喝的家伙，但是你也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

批者新衣的僵尸。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pupu在2006-7-14 10:43:00的发言： 到处骗吃骗喝的家伙，但是你也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div>- ==真干这事的人多了去鸟,为什么不说说某些自由主义万能论神奇大仙们的假外国学历,还有假简历......假.....!?[em01][em06][em05]

我还以为何新在这里会有市场呢，没想到。哈哈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davyleopard在2006-7-14 12:08:00的发言： 真干这事的人多了去鸟</div>辩论的时候说出这种话，说明已经是没什么正经理由能说了。做的多就是对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pupu在2006-7-14 10:43:00的发言： 到处骗吃骗喝的家伙，但是你也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div>俺也在给胡哥写信,商借他的警卫MM...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英美左派政府开始采取的经济模式，特点是国家不再放任经济自行运行，而是开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称为凯恩斯主义。这种经济模式极大地拉动了国内需求，为当时各国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拧发条鸟在2006-7-13 18:16:00的发言： 我想老百姓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现在国家经济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恰恰是国家不恰当的管制引起的，比如电信，如果放开基础电信业务，大家的话费立刻直线下降，什么样的新技术，新模式都会出来。现在国家垄断的企业攫取的超额利润用于国家建设了么？没有，都搞了福利或者装进个人腰包了！</div>基础电信业务放开了吗?除了几家寡头垄断的电信企业有其他企业竞争吗?独家是垄断三家就不是垄断了?话费下降说到底还就是国家政策的原因而不是什么竞争的结果.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大秦猛士在2006-7-13 12:02:00的发言： 这叫时空错乱。粮票是1953年开始发行，布票是1954年开始发行，此前我国貌似没有出现什么饿死的现象，至少没有粮票出现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多。发行这个，是为了加强国家对于物资的控制能力，不是什么防止饿死。</div>你似乎忘了50年陈毅在上海和投机商展开的"米战""棉战".而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秋风：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17日 09:24 新浪财经 　　 新浪专栏作者秋风。(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与政制。已出版著作《立宪的技艺》、《为什么是市场》和《权力的现状》。译著包括《哈耶克传》、阿克顿爵士《法国大革命讲稿》、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最小危险部门》等十余种。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撰写经济、政法评论。 　　4月17日-4月2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秋风。----编者按 　　点击进入秋风的BLOG 　　          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4月17日  星期一 　　文/秋风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一 　　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贫富差距是近年来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穷人的处境也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在学者地讨论和媒体的议论，尤其是在网络论坛上，不少人把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咎于市场，归咎于过去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在流行的语汇中，与市场对应的就是计划。于是，这些质疑并咒骂市场的人很自然地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并告诉人们，那是一个公平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穷人的天堂。 　　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计划经济其实是在有计划地制造穷人的体制。它的一整套制度相互配合，让所有人都成为穷人，并且让穷人丧失改变自己处境的自由和机会，永远停留在贫穷状态。 　　普遍的贫困 　　穷与富是相比较而言的。谈论穷富的时候，需要考虑时间因素。比如，我们说日本人富、中国人穷。其实，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未必比中国人富。但仅仅过了二三十年，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显著地富裕，中国人相对而言却成为穷光蛋。当然，谈论穷富也需要考虑到结构性因素。任何国家都有穷人，当人们说一个国家是穷国，是指那个国家的穷人的比例高得离谱的程度。这一点如果再加上时间因素，则可以说，当人们抱怨贫穷的时候，就是指，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停留在贫困状态。这个时候，人民的贫穷才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时代，正是人民普遍并长期贫穷的时代。 　　人民摆脱贫困所需要的财富不可能凭空出现，只能来自于恰当的制度安排下的劳动生产率之提高，而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经济是没有效率的。 　　早在计划经济体制真正在苏联建立起来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指出，由于没有私人财产权，所以，无法形成价格信号，而缺乏价格信号，整体经济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转。他的学生兼同事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则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他说，由于对反映供需等变量的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人和企业头脑中，计划当局不管运用多么先进的情报系统和计算工具，都不可能将其完整收集起来，因而，它也就无法将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正确的配置。更进一步而言，计划当局根本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可共利用。 　　事实也确实如他们的理论所料。以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词——不知道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讲不讲——“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被断言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巨大优越性。然而，米塞斯的结论则是，计划经济其实恰恰是“有计划的混乱(planned chaos)”。对此，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应当有很深切的了解。 　　除此之外，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分析那个时代的经济史时，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微观基础。他们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论证了，这些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因而，注定了效率低下。 　　当然，这套体制可以借助杨小凯所说的“后发优势”，利用他人的知识实现某种跨越式增长。苏联人利用西方的知识，中国人则利用苏联人提供的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参考国际或黑市价格，安排生产活动，并在短期内实现GDP的高速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是有极限的，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创新能力，你不可能指望计划当局进行创新，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国有企业当然也缺乏创新的足够激励。也因此，这种增长是没有效率的。 　　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在其《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说，1952年到1978年间，大陆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推动的，尤其是资本的贡献占了80%以上。这些资本则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剩余。这相当于一种强制储蓄，由此形成的资本积累支撑了短时期内的政府高投资。因此，在那20来年，确实建立了很多工厂，生产了很多钢铁、煤炭、机床，实现了帐面GDP的增长。 　　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从经济学上说，劳动者的收入就不可能有任何提高的空间。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高投入，也不允许劳动者工资提高。结果，即使在城市内部，工人也趋于贫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单位的年均名义工资，1957年是637元，随后出现下降，大约是在洋跃进时有所上涨，到1978年涨了7块钱，为644元。但是，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却表现为工资收入的绝对下降。按照1950年的币值计算，1957年的年均工资是503元，1978年反倒成了445元，发展了20多年，人均工资竟然跌去一成多，如此长时间内工人工资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所没有的现象。仅仅由于城市妇女大量就业，城市家庭的总体收入才没有下降，人均消费才有所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城市工人的生活品质普遍下降，因为，妇女从事全日制生产劳动，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家务，“双职工”的窘迫及家庭教育的衰落即因此而来。 　　农村的情况类似。根据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提供的数据，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改革之前，中国农业生产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却几乎没有提高。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农业劳动力人均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低于1936年的水平；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这意味着，农民根本没有提高收入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同样是由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大量妇女从事农业劳动，才使农业总产量有所提高，但由此形成的剩余又完全被远在城市的政府拿走。 　　刘国光等人士试图为“计划”正名，在市场化改革远没有触及根本问题的时候翻回来谈论什么市场离不开计划。但严肃的学者首先会追问一个问题：面对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计划究竟有没有可能？有些民众本能地以为，通过制定计划，可以增进自身福利。然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在计划体制、国有企业制度、农业集体经济模式下，三十年间劳动生产率没有一点提高，也因此，几十年间，人均收入没有一丁点提高。不仅没有人摆脱贫困状态，反而更多的人降入贫困状态。 　　绝对的贫困 　　那三十年人们之所以陷入普遍的贫困，也与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关。 　　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其中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但现代工业部门本身缺乏资本，根本无力支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投资。很自然地，政府采取了苏联学者发明的“原始积累”方法，即，现代经济部门剥夺乡村的剩余。为此，政府实行“剪刀差”政策，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这确实是一种十分怪异的做法：现代经济部门需要靠掠夺传统部门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直到今天，现代经济部门已经高度发达，其部分收入依然按照旧体制的惯性，来自对农村、农民的掠夺。 　　这一过程意味着，农民必然陷入一种绝对的贫困中。黄仁宇曾称赞50年代开始通过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终于把农民完全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但农村成为国民，得到的只是史无前例的对国家的义务，而无从行使权利。在农村建立集体化的政治经济组织，乃是工业化逻辑的延伸。因为，只有把农民完全纳入到城市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农民的全部剩余才能被城市获取，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入。如果没有这些剩余的不断投入，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无法自我维持的。农民却因这种控制体系而丧失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的全部可能性。 　　随着工业化取得一定成就，为了防止农民侵蚀工业化的成果，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城乡分隔制度。按理说，农民开始为工业化做贡献，随后就应当可以享受工业化的溢出效应，比如农民获得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的机会，从而实现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这个一般性规律在中国失效了。 　　因为，对重工业畸形的偏好，导致工业结构趋向于排斥劳动，且其效率又极其低下，所以，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极端有限，它甚至不能吸收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新增劳动力，城市本身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隔三差五地出现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问题是明摆着的：要维持城市稳定，就必须阻止农民进入城市。 　　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现代工业部门的效率低下，因为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用于投资，因而，政府向民众提供福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反过来看，为了工业化和政治稳定，政府又不得不维持城镇人口的基本福利。 　　政府有限的福利供应能力和城市工业有限的就业岗位创造能力，迫使政府必须阻止农民自由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正式形成。在此之后，从1960到1976年间，城镇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纯减幅达13.2%。这恐怕也是现代各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只是在这城镇人口把严格控制的基础上，城镇人口中那些享有国有身份的人，才得以享有了一些福利。八、九成国民则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福利。 　　在户籍制度、在重工业优先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富结构：从城乡之间看，城市绝对收入高于农村，且城乡收入差距在日趋扩大。邹至庄的研究说，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人均家庭消费指数的年增长率是0.0142，城市则是0.0248。从地区来看，在1952—1978年期间，三大直辖市以及黑吉辽等工业重镇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省区。 　　透过城乡与地区的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国民的收入其实是按照权力来分配的。权力控制着全部资源，而总体政治格局是城市领导农村，所以，城市人口离权力更近，离效率相对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近，所以其收入高于农民。在城市内部，只有纳入到国有的工业部门，才有资格享受较高的收入和一定福利。因此，这个国家的人口分成了两部分，享有特权的国有体制人口，及处于绝对的无权状态的体制外人口，包括农民和城镇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 　　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都丧失了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城市人口只有一个雇主——党和政府，这个雇主给他的工资仅够其维持人力资源的简单再生产；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经常是政治原因——被这个雇主开除，他就丧失了谋生的基本手段，跌入绝对贫困状态。对城里人来说，下放农村劳动就是仅次于被打死的另一种严厉惩罚了。至于农民，则一直在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因为他不可能自由流动到城市进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经济部门，他也不能利用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安排生产活动提高效率，而他所服务的农村集体的剩余又全部被城市拿走。他被系统地剥夺了追求幸福的一切机会和自由。 　　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一套让民众普遍而绝对贫困的体制。民众，尤其是农民当然对这套体制极度不满。同时，这套体制是依靠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来维持的，因而其内在的混乱和低效率将使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从60年代起，民众，尤其是农民就不断冒险进行改革，比如偷偷流入城镇，或者耕种自留地。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并且看着自己的后代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正是这种对于幸福的最基本的追求，促使民众不断地寻求突破旧体制。而面临困境的政府也被迫在80年代初承认民众的不满，放松野蛮的控制，承认民众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承认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体制的合法性。 　　今天，一些民众，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国有企业工人，因为对市场化改革不满，但又受到自身知识的约束，当自己利益遭受损害时，本能地回想计划经济时代；有些知识分子则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那个时代浪漫化，以为那个时代才是穷人的天堂。应当说，90年代以来的改革确实让这些工人的处境不如以前，比如，由于下岗失业，他们丧失了原来享有的稳定收入、福利保障、甚至社会地位。但因此而神化计划经济时代，对农民、对于城镇生活在公有体制之外的民众却是不公道的。那个时代可能确实实现了GDP的高速增长，也形成了某些物质建设大跃进，但它没有提高民众的收入。假如那就是天堂，那么，那个天堂肯定不属于穷人。经济学理论及过往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同情穷人，就首先需要拒绝计划经济，拒绝户籍制度，拒绝片面强调重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二 　　市场是穷人的朋友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由政府控制资源、计划管理、公有制、重工业优先、城乡二元分隔等制度构成的传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体制，因为效率低下，所以导致民众的的普遍贫困；因为所有人被剥夺了通过个人努力创造财富的机会，所以，也导致民众的绝对贫困。 　　因此，到了70年代末，这套体制的正当性已经流失殆尽，民众也自发地进行改革冒险。由此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历程。这个改革进程迄今也没有完成，而反对市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在近两年已经震耳欲聋。 　　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是十全十美的，市场化改革肯定带来了某些问题。但是，与现在很多人充满激情的断言相反，相对于计划体制，市场的分配要公平得多，它的内在机制使所有人的收入趋向于均平。把贫富分化扩大、某些群体的收入陷入停滞、福利减少归咎于市场化，很可能过于简单，甚至是误导性的。 　　收入分配中的市场与权力 　　观察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其动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可以分离出两股主要的驱动力：市场的力量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分析当然是一种“理想型”，现实中两者可能经常是混合在一起，但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在不同行业，大体上可以辨析出，是哪一股力量占据较明显的支配地位，并可发现，大体上，在市场力量占据支配地位时，收入差距倾向于缩小，穷人的福利相对地得到较大改善；而在权力、在旧体制占据主导地位时，收入差距倾向于扩大，穷人的福利恶化。 　　首先，可以考察一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收入差距变动情况。中外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计划经济时代，不管是从城乡差距还是从地区差距看，中国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而改革开放最初的五年，即80年代初中期，贫富差距却异乎寻常地出现了缩小。 　　推动这一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78年，不计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高达2.56。而到1984年，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降低到1.84。原因在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权，让农民可以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知识，更合理地安排生产，由此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收入。 　　同期，城镇内部个人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任才方、程学斌根据国家统计局利用住户数据估计，在1978年至1984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基尼系数由0.16下降为0.15。原因在于，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家可以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创造和积累财富。在公有制企业中，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和轻工产品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增长空间。而这些企业员工的收入原来大大低于那些重工业企业。 　　总之，70年代末开始的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让那些原来被体制压制、丧失了一切机会因而也是最穷的群体，获得了一定的创业自由与经营自由，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个人收入。正是市场的力量让真正的穷人获得了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但随后，全社会个人收入差距却恢复了1978年以前的扩大趋势。首先，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农业部门的效率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开始退出农业部门，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潮”。但城市政制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制度变迁滞后，农村劳动力迁移没有演变成为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和市民化结果，农民收入增长遭遇制度性瓶径。 　　就现代经济部门来说，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权力主导、投资驱动的。政府人为地压制要素价格。通过人为抑制利率，让旧体制和那些攀附权力者获得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之间的那笔巨大利差，让普通储户补贴投资者；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压低农地价格，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剥夺农民财富；由于户籍制度迟迟不能废除，大量进入工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缺乏与资本谈判的能力，导致劳动力价格长期低迷。 　　这种增长方式所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政府和投资者的，尤其是有利于国有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而工人工资则被长期压制在很低水平，也不能享受到资源增值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出现了国富民穷；一般竞争性企业与获得政府权力支持的垄断部门及部分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与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劳动边际收益与资本边际收益与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可以说，市场化力量占据优势，乃是80年代初收入差距缩小、穷人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随后收入差距扩大、穷人相对甚至绝对变穷，根源也正在于权力对经济的强力控制。 　　从地域角度看，通过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对比，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市场力量占优的地区，其财富分配状况是比较均平的，而权力主导的地区，穷人的机会要少的多。苏州模式其实是过去十几年来盛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是计划体制的一种返祖现象，它导致的结果是两高一低：GDP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民众收入增长却相对低很多。繁荣的苏州与贫困的苏州同时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温州，经济增长的收益为几乎所有民众分享。 　　在行业层面，90年代以来，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1990年，全国最高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至1999年，国家统计局等多部委的调查结果，这一比例已高达2.55∶1。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尽管这与产业本身的但位劳动产出率有关，但垄断赋予相关企业以一定垄断租金，是其员工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计算上这些企业的非货币收入，则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更大。另外，垄断意味着低效率，意味着价格不断上涨，就像石油、铁路一样，因而，总体上来说，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反而在补贴高收入人群。 　　市场有助于均贫富 　　市场力量之所以能够导致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并给穷人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乃是因为，第一，市场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强于权力的力量，并且这些岗位通常欢迎穷人。 　　凡是权力支持的部门，通常是排斥劳动，因为，政府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偏好，这使得政府通常投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项目，或者诱导其他资本投资于此类项目；而政府也有力量借助其对要素价格的控制，权力维持这些低效率的企业。 　　相反，在剩余劳动力充裕的国家，透过市场力量所形成的现代经济部门的产业结构，通常能生产出较多就业岗位，而且，通常是适合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市场出于效率激励，通常自然地选择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更适合于大量低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其看起来不那么现代化，但却给农民提供了进入效率更高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机会，从而使其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收入随之大幅度提高。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在政府权力的控制和诱导下，投资涌向那些排斥劳动的产业中，导致单位资本的就业岗位产出日趋降低，从而使得大量人口无从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其收入自然不可能提高。 　　第二，市场的自发扩展秩序本身倾向于向下兼容，使所有人的效率和收入提高。哈耶克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市场是一种自发的、可扩展的秩序。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近些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大量企业向外迁移到中西部地区，温州资本也到中西部地区寻找投资机会。这些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就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其效率和收入都得到提高。在市场体制下，企业家必须不停地寻找最低要素成本，这意味着，资本、企业家精神和知识始终具有向下流动、与穷人的劳动相结合的倾向，市场是穷人参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希望所在。 　　第三，最重要的是，市场是开放的，不拒绝任何人，不管他在计划当局眼里是多么地无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从效率的角度看，市场也欢迎所有人进入。因为，参与者越多，分工就可以越细致和深入，知识生产的节点就越繁密，市场中更多的错误——其实就是机会——会被发现。因而，所有人的效率都会有所提高。 　　因此，在市场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市场的这种开放性，对于穷人尤其重要，因为穷人通常是知识和技能低下者，而政府官员总是倾向于低估低技能者的生产潜力，并据此限制他们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寻找自己合适位置的自由，使其收入无从提高。 　　比如，根据实用主义精神，各地城市政府有限度地放松户籍制度，为适应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给一些高技术人才发放“绿卡”，与此同时，继续拒绝接纳所谓的技能低下者。但经济学的分析将表明，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其实十分愚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低技能者，所谓的高端人才得不到相应服务，不得不分出时间从事那些活动，其效率必然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技能低下者也没有提高收入的机会。假如允许这些低技能者进入，为所谓的高端人才服务，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则可同时得到效率红利。 　　是的，计划经济、或者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经常快于市场驱动的自发增长，就像苏州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温州一样。但是，经济增长未必带来民众收入的增长，可以说，权力干预的力度越大，GDP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倾向于扩大，穷人的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自发的市场秩序倾向于打破政治、文化甚至国界线所造成的群体间的分割，倾向于给穷人以机会，让其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以提高效率，从而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比较均衡地分配。因此，市场有助于均贫富，就各种可以设想的经济体制来说，穷人最好的朋友正是市场体制。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三 　　拒绝财产权法律，以穷人的名义？ 　　保障私人的财产权，恐怕是人类社会形成法律、产生政府的根源之一。因此，所有发达的古代法律体系，包括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都以尊重和保障私人财产权作为其核心内容。如果政府不尊重私人的财产权，法律不向财产权所有人提供救济，则社会交换与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转，社会必然陷于混乱中。到了近代，在洛克那里，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障，更是被提升到了个人基本自由的高度。 　　对于这一观点，国人惨痛的经验当可作一注脚。从50年到中期到70年代末，私人财产权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了。当然，个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牙膏、毛巾，但是，所有能够生产财富的东西，都属于全民或者集体所有。而现实的政治架构又使得个人根本没有渠道、没有能力处分全民或者集体所有的财产，无法管理那些名义上自己也有一份的财产，当然更不能享有其收益权。因此，在那种状态下，大多数人都是穷人。 　　这种财产制度不仅是不公正的，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无效率问题。学者普遍承认，国有企业由于产权虚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而且，存在严重盗窃、贪污等现象。今天民众仍为国有企业的这种产权制度付出代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其实都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后遗症而已。 　　因此，70年代农民自发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私人财产权制度。他们要求个人、家庭获得对于土地的部分直接权利。尽管这种改革远不彻底，但也仍然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随后，私人企业逐渐发展，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传统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财产在私人手中多多少少地聚集起来，保障个人财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国家则不断地在财产权问题上向私人的权利让步。《宪法》不断修改，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跟经济制度和财产权制度有关的条款。政府逐渐承认私人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经营企业，可以持有利润，可以继承遗产。 　　当然，每一次修改，都引起争论。而到了2003年围绕宪法修正案的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和2005年下半年围绕着《物权法》草案所爆发的争论，则是最激烈的。而且呈现出非常特殊的面相。 　　富人的“原罪” 　　在90年代末以前围绕私人财产权和私人经济的争论，主要跟意识形态教条有关。而普通民众对于那种教条，早已深恶痛绝，或者根本无人理睬。不过，从90年代末开始，围绕着私人财产权之法律保障的争论，则因为人们对于社会现有私人财产的状况之认识存在严重分歧，表现得更为复杂。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基本后果就是，私人持有的财产在全社会财产中所占的比例急剧提高。除了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之外，更出现了一个高收入群体。而由于市场化改革是不彻底的，因而，这个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之正当性，就遭到了广泛的怀疑，这也成为很多人反对法律强化私人财产权保障的主要依据。 　　应当说，过去二十多年形成的普通新富阶层中，其财富有相当比例是大体干净的，他们是依靠企业家精神积累财富的，而他们创造个人财富的过程，就像亚当·斯密所说，也增进了公众的利益，比如，他们开办民营企业，为穷人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穷人的收入。 　　但是，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产生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些人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就是直接利用权力寻租的官员及其亲属，腐败官员家产的动辄都在几百万以上，这些只能是化公为私或权钱交易得来的，而官员的腐败自9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第二类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他们通过内外勾结，通过种种手段将国有财产化公为私，很多就是通过企业产权改革而积累个人财富的。 　　第三类则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通过攀附权力而获取财富，也即，先用金钱收买权力，再把特权滥用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把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获取不正当的利润。这里既有无奈的成分，因为政府控制资源与市场进入，不贿卖权力家无法进入；不过，也有通过为利润而不择手段的成分。人们谈论民营企业的“原罪”，就源于部分民营企业家在权力无所不再又不受制约的制度环境下的行为不当。但是，此类民营企业家身染“原罪”的程度，也有深有浅，其中某些已大体可归入权贵行列。 　　所有这些权贵的财富之正当性当然是值得怀疑的。而它也成为讨论私人财产权之法律保障时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些权贵通过不正当的、违法的途径积累了大量财富，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之实际效果，就是把这些不义之财合法化。因此，基于穷人的立场，必须拒绝这些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宪法条款与法律法规。 　　保障私产的利害权衡 　　这些人士的道义立场是值得钦佩的。事实上，可以推测，面对这些不义之财，他们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计划，或者说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尽管他们在比较正式的表达中很少明确表达，但在网络论坛上则可以看其最直率的表达。他们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对这些不义之财进行全面清算，让财富分配的天平恢复平衡。为了让正义在某一天降临的时候不会遭遇任何上的障碍，他们坚定地拒绝所有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变革。他们进而认为，谁主张保护私人财产权，他就是主张保护权贵的私人财产权，就是对穷人的背叛。 　　不过，在这总清算的日子到来、所谓的“正义”全面降临之前，穷人就只好忍受保护私人权的法律匮乏所带来的痛苦。 　　穷人其实也是有财产的，或者对于土地、房屋即使不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也基于法律或习惯而享有某些产权，比如宅基地的权利，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土地使用权，农民的土地经营承包权，或者三轮车夫的三轮车，小摊贩的炊具、工具。 　　这些财产或产权与富商巨贾的亿万财富相比，当然微不足道。但正因为其微薄，所以，才是普通民众和穷人的性命所系。没有了那一点点赖以维持生计的财产，他们立刻就会无法维持最起码的尊严和独立，甚至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因此，这些财产的边际效用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为这些民众的生计考虑，还是为社会和平秩序考虑，一个明智而正义的政府，都会对这些财产和产权提供充足的保护，使之不至于遭受侵害。 　　让人无奈的是，由于缺乏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的财产和产权，每日每时都在大规模地遭受侵害。比如，在农民土地征用中，政府确定的土地补偿标准本身就对农民极端不公，地方政府除了强制农民接受这种补偿条款之外，更随意拖欠或者层层截留补偿款，令农民永久性丧失土地产权之后只得到一点微薄的补偿，而成为悲惨的“失地农民”。城市拆迁中政府与开发商勾结掠夺市民的土地使用权的事情也已经、并正在大规模进行。同时，为了维持生计，有些下岗工人或进城农民蹬三轮车，或摆设小摊点，而市政管理当局则除了将其驱逐之外，更肆意毁坏、没收其财产。还有各种形式的乱收费，也是侵害民众财产权的一种普遍形态。有时，政府也仅靠税务机关的一纸红头文件，而未经过人大审议，就随意向民众开征一种新税或提高税率，这同样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侵犯。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与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政府过深介入经济活动当而政制因素有关，但界定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的薄弱，尤其是司法体系之不健全，也是民众财产与产权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 　　这方面法律的匮乏，确实也可以像某些人士所设想的那样，让那些权贵们始终提心吊胆。因为，他们通过黑色或灰色渠道积累的财富，无法获得名分，一旦他们东窗事发，则财产就可被随意地追缴、没收。 　　不过，这种法律匮乏也带来了附带性伤害，就是，普通民众的财产和产权同样缺乏法律的保护。而且，相比较之下，私人财产权保障法律之匮乏最大的受害者，正是普通民众，尤其是没有任何权势、关系的穷人。 　　没有正常的法律保护，掌握权力者既然可以依靠权力积累财产，当然也可以靠权力本身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拥有较多财富的企业主也可以通过与权力合谋而获得事实上的保护。他们也可以方便地把财产转移出境。唯独一般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却不可能找到和利用这些保护财产的替代性办法。 　　因此，拥有微薄财产的普通民众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政府制定出更公正、更完全的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并且通过司法改革，让法院能够在其财产权遭受侵害的时候更及时有效地提供救济。哪怕这些条款只是写在纸上，而不能变成现实的制度保障，至少，这些条文也可以让民众增加诉诸道义的分量。 　　于是，一个抉择就摆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等待着有一天对那些不义之财算总帐，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而将继续遭受侵害，另一方面，制定出比较完善地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并推动其有效执行，多少总能缓解一下穷人的痛苦。那么，一个理性的人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再说，那个算总帐的日子其实谁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能降临。为了一个渺无踪影的总清算，而让穷人继续忍受无法无天的侵害，是否合理？ 　　警惕本能的反应 　　笔者还想说，这种试图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在让人们积累仇恨。它指望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剧烈冲突来解决社会问题。但这种基于本能反应的设想，不可能真正地贫富之间的差距，相反，它准备让整个社会玉石俱焚。谁都可以料想到，所谓的算总帐会激起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冲突。而在这样的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必将是穷人。因此，哪怕是为了穷人的利益，理性的人们恐怕不能不对这个总算帐的设想保持警惕。 　　假如我们明智地拒绝这种总清算，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现在开是，通过完善法律和司法制度，更有效地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产权。而穷人将可以从这种平等的保护中受益最大。因为，对于富人来说，只不过是在原有的政治性保护之外，增加一层保护而已，而穷人所得到的保护则是从无到有。“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曾经是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主要武器。西方宪政史已经证明，法律的平等保护实施的结果，肯定是穷人受益最大。 　　因此，真正地同情穷人，就从点点滴滴做起，要求法律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产权。由此，穷人的境遇得到一点改进，这总比不改进要好。那些号称同情穷人的人士却只盯着权贵的腰包，因为担心富人的钱被合法化，而拒绝给予穷人的财产权以法律保护。笔者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充满了同情心，还是心如铁硬。 　　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支持私人财产权及建立在其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人们如果愿意，当然完全可以在学理上、在言论中反对私人财产权条款入宪，他们可以拒绝《物权法》，也可以主张维护公有财产的神圣性，并继续鼓吹，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剥夺私人的财产权。但是，在这些人士在表达这一切意见的时候，最好不要以穷人的名义。因为，相关法律及救济手段缺乏，正在导致穷人微薄的私人财产，现在就在遭受普遍的侵害，穷人的财产现在就需要最虔诚的尊重和最严格的保护。 　　更进一步而言，宪法、物权法及大量与财产权相关的法律，所保护的只可能是经过法律认定属于不义之财的那些财产和产权。不少反对私人财产权条款入宪、反对制定《物权法》的人，是希望这些法律承担起它不应当承担、也承担不起的政治使命来。究竟如何处理转轨过程中某些人利用权势所获得的财富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临时性的政治问题，而追求长远稳定性的宪法和法律是不应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当然，此一政治问题也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决不应诉诸某些人所想望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假定有一天人民及政府确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所需要的，也只是一部只在当时发挥短期效力的特别法律，以及严格的司法程序。 　　最可令人忧虑的是，反对私产条款入宪和《物权法》的人士，似乎已经习惯了政治运动的思考模式，习惯了斗争哲学，并且听任激情泛滥。这历史已经证明，这类解决方式，最后遭受损害的总是穷人。今天，哪怕是在解决某个群体的“原罪”这样的敏感问题的时候，也需要综合考虑所有人之自由与权利，严格地依照法律程序，理性地解决它。否则，中国社会就只能继续在治乱循环中徘徊。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四 　　穷人需要福利，更需要自由 　　人人都知道，美国也有贫富差距，而且，根据某些指标衡量，美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欧洲国家，跟中国倒有一比。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斯蒂芬·罗奇不久前就曾说，美国最近的基尼系数是41，中国是45，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 　　但是，在美国，贫富差距似乎从来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所翻译、瑞典学者约翰·诺尔贝格所著《为全球化申辩》一书谈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美国，最贫穷的五分之四人口只占有这个国家GDP的3.6%。看起来财富分配很不公平。但是，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来观察收入差距很容易使人们忘记，在不同群体间始终存在着流动，大部分是向上流动，因为，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工作经历增加，工资会有增加。1975年属于最穷五分之一群体的人中，到了1991年，只有5.1%仍属于最穷群体，大多数则变富了，其中30%流动到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中，60%则进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二人口中。平均而言，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在那里停留4.2个月。只有4%的美国人属于长期贫困，也即处于贫困状态下达两年以上。与此同时，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中又会补充进新人，学生和贫穷的移民，但他们都有机会很快沿着财富的阶梯向上爬。 　　这个故事表明，在一个法治健全、人们的自由得到尊重、权利得到保障的、市场充满活力的国家，穷人大体上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接受教育、通过节俭、通过闯荡江湖，改善自己的境遇。今天的穷人明天大多数会变得相对富裕。 　　当然，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看到，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被剥夺了通过自己努力摆脱贫困的全部自由与机会，因而，人们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状态，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穷人。 　　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则让农民、让那些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城镇居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营与创业自由，因此，他们中大多数通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摆脱了贫困，而不再是穷人。中国之所以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记录，使上已人脱离贫困，不是因为政府向这些农民、个体工商户提供了什么福利，而仅仅是因为，政府抛弃或放松了对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的限制，这些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到效率较高的现代经济部门，甚至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收入。尤其是在80年代，穷人、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计划体制内的高收入群体，从而缩小了体制内外民众的收入差距。 　　但从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与贫富差距则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处置不当，本来享有稳定收入的部分工人丧失了收入，也丧失了与其身份相配套的福利保障，城镇出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相对贫困群体。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空间已经穷尽，但政府仍然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被人为堵塞，政府又拿走农民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凡此种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也趋于减缓，有几年甚至完全停滞。 　　因此，近两年来，贫富差距成为政府、民众、舆论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们纷纷呼吁，政府应当承担其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多提供福利。政府已经作出积极回应，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逐年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等。 　　但是，通过财政转移等等再分配工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穷人或者低收入群体的境遇，尤其是在中国，低收入群体是如此庞大的时候？ 　　中国需要“穷人的财政学” 　　在当下的中国，适度的收入再分配肯定是合理的，向穷人提供某些救济，也是完全必要的。 　　前文已经指出，在计划体制下，被强行限制在现代经济部门之外的广大民众——主要是农民——陷于绝对贫困中，而且，他们也几乎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福利。那个时代的财政是以一套非常怪异的逻辑运转的。整个财政服务于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目标，因而，只有现代经济部门、只有城市就业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员工能够享有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 　　这样，政府的财政补贴落入那些收入本来就最稳定、也最高的群体，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也仅覆盖这一群体；而最穷困、因而也最需要政府补贴的人——主要就是农民及城镇非公有制单位的就业者，却被排斥在国家福利制度之外。过去若干年的福利制度改革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格局，至多不过是将那些享受福利的人的实物福利货币化，比如，从免费坐公车改为发放车补，从免费享受暖气，到发放暖气补贴；如此等等。按照这种最省事的“暗补变明补”改革路径，原来被排斥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的大多数国民，仍然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福利。而这一改革本身让居民间收入的差距看起来更大了，因为，体制内群体的有些实物福利变成了货币收入，被统计到其名义收入中了。 　　考虑到这一现实，政府目前向农村增加财政投入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的。就基于公共财政的原则，政府每年的常规公共支出，至少应当有一半以上投入到农村，投入给农民。这样，才算履行了平等地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考虑到政府对农民的欠帐，甚至每年常规支出的大部分应当用于农村。 　　至于福利保障制度，也需要进行彻底变革。当下的中国，需要一种真正的“穷人的财政学”。公共财政如果要进行转移支付，如果要补贴什么，或者对什么人提供福利保障，那么，最有资格享受这种补贴、福利的，就应当是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就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陷于贫困中的穷人。 　　中国需要一场基于平等原则的“公共财政革命”，需要彻底颠倒目前扭曲的财政原则，从投资型的财政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从城市、工业偏向的财政，转向平等的财政，在中短期内为矫正以前的偏差，更需要一种农村导向的财政。至于国家福利制度，则要从身份制转化为救济式，把仅仅覆盖国有单位员工的福利制度，变革为覆盖全体国民、但主要是覆盖农民、覆盖穷人的福利制度。从补贴收入最稳定、也最高的社会群体，变革为补贴收入最不稳定、也最低的群体。 　　政府有没有可能进行这场“公共财政革命”，笔者不得而知。但财政是政治的集中表现，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及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彻底告别传统的掠夺性财政，完成这场财政革命，让财政真正地服务于国民，而不是服务于政府拣选出来的某个特权群体。国民基于自身权益考虑、舆论出于公共责任伦理考虑，理应推动政府进行这场公共财政革命。尤其是各级人大如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代表真实的民意控制和监督财政，则可推动这场财政革命早日完成。 　　光靠福利不能解穷人之困 　　不过，即便政府确实有这个决心，建立覆盖穷人的福利制度，对于国家福利制度纾解穷人之困的效果，也不应抱太多希望。无论如何，福利制度只能救急，而不能解困，它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生活不下去，或者说不至于让一个人因为子女教育、因为疾病而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但是，它不可能让广大的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但目前，舆论普遍对国家福利制度寄予过高希望，有很多人呼吁回归旧的福利制度，也有人羡慕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在笔者看来，构想中国式福利体系，有必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国家福利不可能是免费的。福利所需要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民众自己。政府可以印钞票，就像拉美某些民粹主义政权最后不得不采取这一招，但印钞票的所有恶果最后也是由民众自己承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增加福利，民众就必须准备好忍受高税收。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选择，北欧所有高福利国家，都是高税收国家。 　　第二，很多人在进行了这一权衡之后，仍然选择高福利、高税收，他们相信，税负主要落在高收入群体身上，而福利将主要为中低收入群体享有，这样，就可以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再分配，使社会得手收入差距缩小。但是政府大量征税、甚至又通过漫长的财政环节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福利，一来一回，必然导致财富损失与财政效率损失。 　　第三，通常情况下，让高收入者承担高税负通常只是一种幻觉，高税收的负担一般情况下都落在了中等收入群体身上。在发达国家，福利制度通常只是起到“搅拌”作用，就是同一个中产群体承担主要税负，又获得大部分福利。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已经证明了中等收入群体是税收主要承担者的定理。原因在于，政府与国民的选择不同。国民希望通过征税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却希望获得更大税收，因此，政府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被囊括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行列，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越来越多，个人所得税调整收入差距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几乎所有税种都会如此。除了政府方面的原因之外，不同纳税人群体的行为模式也会导致这一结果。通常，高收入群体、及那些利润最高的企业，总是有更多的方法避税，因其数额较大，也有强烈的避税激励。而普通企业及中等收入群体的避税余地则小得多，激励也较小。 　　第四，在中国，情况更为特殊。假如目前的福利制度不进行革命性变革，则发展福利制度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更不公平。因为，在目前的福利制度下，最穷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国家福利，反倒是收入较高的国有单位员工享有福利。因此，在福利制度革命之前，通过高税收增加福利规模，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将补贴高收入群体。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传统的福利制度就并不可取。事实上，政府当时仅向国有体制内员工提供微薄的福利，尚无法支持，就因为这套体制的运行损耗太严重。比如，政府向这些人口提供的全免费的医疗、教育机构效率低下，大量浪费资源。政府在90年代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确实失败了，但因此而要求回归旧体制，却把问题简单化了。 　　旧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与就业制度及其他政治制度相配合，让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也导致同样的个人精神萎缩。对于北欧国家来说，没有个人自主意识也许不是大问题，但对尚未完成法治与宪政转型的中国来说，这种民族精神上的缺陷将是致命性的。 　　事实上，中国人传统上更信赖自己和家庭，而对国家有一种不信任。人们只相信，钱到了自己手中才是最踏实的。传统上国人也主要依靠家庭自我保障，最多再通过家族性社区的福利网络，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当然，今日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在设计福利制度时，仍可通过对民情的洞察，把家庭自我保障放到首位，而以国家保障为辅。 　　在笔者看来，在讨论福利制度的时候，似应破除“国家迷信”。其实，在人类可以设想的福利制度中，国家福利制度的运营效率可能是最低的。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福利保障都是社会自身供应的，国家福利制度不过由德国的俾斯麦始作俑，仅有百余年历史。而社会自我供应福利的经验是不应被忽视和遗忘的。 　　有学者引用法国就业法案遭遇挫折的例子说明，中国在改革、完善福利制度的时候应当防止福利制度设计不当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危险。这种说法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抨击，认为这是穷人担心吃大餐吃胖。但是，建立、改革国家福利制度之时，确实应当参考西方福利制度的成败得失，以便我们作出更明智的选择。谈到经济增长方式，人们普遍不赞成上走西方式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西方的严重误解；那么，在福利制度领域，恐怕同样应当考虑西方的前鉴，而有所取舍。这恐怕也是一种后发优势。 　　尤其就现阶段而言，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矫正其不公平，而致力于打破身份制，实现城乡平等。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则我们社会中真正的穷人也就能够获得一些保障，这种保障将使他们在遭遇人生劫难的时候还能保持人的最后的尊严与体面。 　　减少穷人更要靠扩展自由 　　归根到底，一个健全的福利制度，需要建立在大多数不是穷人的基础上。在一个半数国民仅能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勉强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将会面临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帮助穷人，最可取的办法还是让穷人首先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好在，在中国，这方面的潜力还非常巨大。过去二十多年来，只是获得了事实上的自由，就有大量农民摆脱了贫困。可以设想，假如国家能够更切实地尊重个人自由，扩展个人自由的空间，让穷人可以接触更多机会，那么，穷人就会沿着社会开放出来的机会与财富通道，向上流动。 　　对于不同群体的穷人来说，自由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需要迁徙自由。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农民摆脱贫困的最便捷途径是变成非农民。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农业户籍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有所提高，那是因为，随着市场发育，他们获得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尽管法律并不承认迁徙自由(宪法删除了这一条)，城市政府也继续坚持户籍制度，以此拒绝他们享受城市的某些公共品。但是，至少，他们已经可以偷偷地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进入现代经济部门，这让他们获得了提高收入的经济上的可能性。现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事实上的自由，变成法律上的权利。 　　至于继续留在农民的农民，所需要的是更大的法治与民主。他们的民主自治权利应当得到基层政府的尊重，他们对土地的产权也应当得到地方政府的尊重。应当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实现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平等，即农民自己可以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工商业用途，通过转让建设使用权，获得让土地增值的大部分收益，这将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一笔非常有用的起始资本。 　　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成为新兴工人群体，官方的统计表明，他们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尽管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工资收入已经大幅度提高。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太低了。人们也呼吁提高他们的收入，但由于他们普遍就业于私人与三资企业，政府不可能直接管制这些工厂的工资。不过，略加分析即可表明，他们的收入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并不完全由于劳动力供应无限充裕，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新兴工人无法参与工作所在地公共生活，因而，当地政府根本没有保障其权利的动机；工人们也没有结社自由，无法通过工会与资方进行谈判。因此，假如政府确实想提高新兴工人的收入，办法并不难：废除户籍制度，接纳新兴工人参与公共生活；尊重工人的结社自由。 　　最后一点，要帮助穷人，政府应当尊重私人财产权，充分保障人们的创业与经营自由。国人拥有最出色的企业家精神，假如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让人们可以方便地成立企业，从事经营，这自然转轨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让刚毕业的大学生、让新兴工人、让进城农民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不幸的是，近两年来，企业创业与经营的环境反而在恶化。政府为了某些垄断企业的利益，或者仅仅为了增加官员的寻租机会，而人为构筑市场进入壁垒。这保障了某些垄断企业的特权利益，但这些垄断企业却不能提供任何就业机会；相反，大量本可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却被扼杀。 　　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人提高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普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对于某些群体来说，财富再分配也是必要的。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由于个人原因或自然环境所限，个人努力的空间非常小。这个时候，通过收入转移，可以让其防止其陷入绝对贫困状态。但是，理论及经验均可证明，更多的自由，更有保障的权利，更健全的法治与宪政秩序，是消除大规模贫困、让穷人成为中产阶级、让中产阶级成为富人的最佳选择。只有在人们创造财富的效率得到自由之保障的前提下，一个合适的福利制度可健全地运转。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五 　　穷人与富人：拒绝仇恨，追求和解 　　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是比较大的，而当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在当今的媒体——尤其是网络论坛上——总是能够引起强烈的激情。最极端的表现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学，舆论热衷于为其寻找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以论证其行为之合理性。相反，富人的非正常死亡，总是能够招来一片喝彩。有人提出“仇富”心理问题，尽管很多评论家反对这种说法，但是，网络论坛中的大多数评论让人不能不相信，贫富之间的隔阂确实已经恶化为一种仇恨。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穷人就应该仇富》。 　　权力导致分配不公 　　中国的穷人与富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隔阂与情绪对立，当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首先，穷与富分化、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 　　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一个是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一个是乡村。两个世界的贫富悬殊相当大，占人口80%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不过，城市其实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尽管收入比乡村高一些。但不管怎样，在城市和乡村各自内部，个人、家庭的收入基本上是均平的。很多人也正是因此认为那是一个平等的时代。 　　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一度使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不过，随着改革逐渐从自下而上变为自上而下，由于政府回避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及民主政治改革，而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从80年代末开始，城乡之间的差距又恢复扩大。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意味着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各自内部个人、家庭间的收入差距则显著地拉大了。 　　抽象地说，这种收入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相对平均的财富分布状态，只有在军事共产主义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个人完全丧失自由、其收入完全由一个垄断权力的组织自上而下分配，才有可能形成那种扭曲的分配格局。而那种分配格局意味着社会本身无法积累任何剩余，因而也不可能进行任何投资与创新。那注定了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而在一个自由市场下，由于个人的天赋、技能、运气等各不相同，因而，个人收入肯定会存在一定、甚至相当大的差异。 　　因此，在80年代之前的平等的贫困的基础上，社会形成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与社会演变的自然结果。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本身存在严重扭曲，因而，收入分配离散的过程也存在严重的扭曲。 　　笔者已经再三指出，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权力主导、投资驱动的，因而，收入分配严重地向政府倾斜、向企业倾斜，尤其是向国有垄断企业、得到政府青睐、照顾的跨国公司及部分攀附权力的民营企业倾斜。相对地，工人，尤其是身处沿海新兴工业区，由农民工转化而来的新兴工人群体，收入增长速度严重滞后。收入差距扩大到不正常程度的根源，正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种增长方式甚至带有一定的掠夺性质，其中主要的掠夺机制就是农村征地制度与城市拆迁制度。政府利用权力大幅度压低征地与拆迁补偿成本——注意，这里仅仅是一个“补偿”，而根本不是地价。而土地增值的收益，则首先由政府享受，然后再由政府与有能力获得土地的工商企业瓜分。90年代以来的富豪中，有一半左右依靠房地产生意积累财富，而在这些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农民、对城市居民的掠夺。这个逆向的收入再分配过程，乃是权力控制资源所导致的恶果。 　　媒体及某些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则最为关注城市下岗失业工人群体。应当说，这个群体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受最为深刻。农民本来就习惯于绝对贫困状态，新兴工人群体的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也高于其从事农业生产。唯独城市原国有企业部分员工，随着国有企业衰落、倒闭，而被旧体制所抛弃，他们因此而丧失了在旧体制下所享有的收入、福利和政治与社会地位，生活在贫困状态。而同时，城市在畸形的经济增长方式下迅速繁荣起来，也形成了一个中产群体，及更为显眼的富豪群体。个人境遇的相对下降与城市的繁荣与富裕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情绪不可能不受到冲击。 　　应当说，国有企业的关闭，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没有效率，它的存在是以浪费资源为前提的，其中包括浪费那些工人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关闭国有企业的过程，工人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政府也没有承担起其雇佣这些工人时作出的隐含的承诺。政府依据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单方面撕毁了那张隐含的终身雇佣合同，只给工人微薄的补偿。在现有体制下，工人方面也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工人境遇的相对下跌，不是因为私营企业发展挤垮了国有企业，不是因为国有企业被关闭，而是因为对于关闭清算过程，工人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权益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 　　通过平权，实现均富 　　从理论上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本身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事实上，美国的基尼系数只比中国略低一些，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形成中国当下如此严重的贫富隔阂与对立。同样的收入分化之所以导致不同的政治社会后果，乃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相对公平的法治之下的市场秩序，中国的法治是不健全的。权力不断地在扭曲市场，从而导致财富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分配的，而是被权力严重扭曲。拥有特权的人积累起与其才能完全不相称的巨额财富，普通民众则因为权利的匮乏而失去提高个人收入的机会与自由。民众所痛恨的也许不是收入不均，而是收入不公。 　　因此，缓解当下的贫富差距，尤其是改变人们心理上的对立，政府所要做的，首先是健全法治，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与权利。政府为缓解贫富差距，已采取了某种措施，主要是财政再分配，比如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改善城市贫穷阶层的福利。但是，财政再分配只可奏效于一时，要解决问题，还是等从平权入手。 　　假如农民能够自由地迁徙，他们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改变贫穷的命运，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假如他们可以便利地获得城市户籍，贫困就会较少代际继承。假如农民可以自行在其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建设使用权，则可以在继续保有所有权的前提下，获取土地转化为工商业用途的增值收益，则农民不仅不会成失地的穷人，甚至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假如新兴工人享有结社自由，通过结成工会与企业进行谈判，则他们的收入就可以获得较大幅度提高，从而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中严重向企业倾斜的倾向。平等权利乃是财富相对均平的制度保障。 　　当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分化，部分地乃是市场自然分配的结果，部分地则是权力扭曲的不公平结果，政府应予以矫正的，就是这种不公平。此种分配不公，原因一方面在于弱者无权，另一方面则是某些群体不正当地享有特权。在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赋予了某些人以巨大的特权。比如，某些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控制资源、控制审批而获得租金。某些企业可以依靠与政府勾结，而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从垄断性经营、从不平等竞争、从不公平交易中获取不当收益，甚至公然抢夺他人的财产。主流经济增长方式内在地具有形成财富分配不公的机制，因而，矫正财富分配不均，就得放弃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就得严格地限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 　　执政党高层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重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纲领，建设和谐社会。然而，旧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非常强大，各地政府圈占土地、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招商引资、追求政绩工程等等倾向丝毫不见扭转。我们的社会能否解决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得看这套体制是否具有自我矫正机能，得看强者能否自我约束，承认其他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要和解，不要仇恨 　　缓解穷富之间的隔阂、对立，除了依靠政制的调整、依靠权利的平等和权力的自我约束之外，更需要富人与穷人在社会的层面上努力，实现和解。 　　放远眼光，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新现象。从长时段看，中国社会始终在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中徘徊。故事通常始于财富与权力两种力量互相勾结和腐蚀，将弱者推入绝望之中，弱者最终报复性地用极端手段毁灭现状，从而玉石俱焚。 　　当代社会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这个循环的前半部分。社会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阻止这个恶性循环继续往前走？有些人士大约是依赖本能，自然地走向了对财富、对富人的仇恨，并希望借助政府权力剥夺富人的财富。有些知识分子则为论证这种本能反应的合理性。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必然要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只能玩一种零和游戏：一方之所得，就是一方之所失。也因此，在他们看来，实现正义的手段就是“劫富济贫”。因此，他们期待着对富裕群体来一次总清算，并重新进行一次彻底的财富再分配。 　　如果这样走下去，那么，就恰好宿命般地走完治乱循环的下半段。以前是某些人借助权力积累财富，并在此过程中损害弱者；现在，人们则期待着把这种做法颠倒过去，同样是借助于强制性力量重新进行再分配，或者更可怕，通过一场总清算，以富裕群体的毁灭，一次性地恢复“正义”。 　　在笔者看来，这不是正确的、理性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文明社会的毁灭之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富的隔阂与对立固然已是巨大的挑战，而实现贫富的和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能否超越历史的治乱循环，端看当代人是否具有化解仇恨、实现贫富和解的意愿和能力。 　　为此，首先需要人们面对内心的魔鬼。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以落后、过时为由主张摧毁中国传统，到上个世纪中叶，这种主张终于得到了权力的支持。传统的宗教与社会主流价值基本被摧毁，而道德只能蕴涵于这其中。因而，国人普遍生活于道德荒漠中。不，应当说，在摧毁传统的同时，政府也提供了一种替代品，它是一种反道德的伦理学，其核心假设是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斗争哲学在人们的心灵中散播了一种互相不信任和仇恨的精神与情绪，人们不能正视对方的尊严和权利，而充满了杀伐之气。可以说，人们的心灵中一直有一股戾气。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民族，从农民到知识分子，其心灵完全被哲学家所教导的仇恨所控制，尽管是在和平时代，到不同群体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农民被煽动起来杀死地主，知识分子以恶毒的文笔互相揭批，学生则以理想的名义打死老师。今天，同样是因为人们的心灵被这种斗争哲学与仇恨心态所控制，所以，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立刻就变成精神上的对立，而社会的不公立刻会发酵出仇恨的激情。一方面，某些权贵、企业主、富人滥用权力与暴力对付弱者。另一方面，某些弱势者也以暴力回敬、报复，某些以穷人代言人自居的知识分子人则不断地传播仇恨哲学。在某些网友对前几篇文章的评论中，笔者也悲哀地看到了这种仇恨情绪。 　　我不能不因此对这个社会的前景表示绝望。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笔者仍然提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命题：我们的社会需要超越仇恨，实现贫富和解。不管是对富人还是穷人来说，贫富间的分裂与对立，都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正面的结果。对于穷人来说，不满和愤怒不过是一种慢性精神腐蚀剂，而无助于自身境遇的改善。以反社会的、暴力的行为报复社会，最终也不可能实现正义。有些知识分子所的幻想最后的总清算，也只能让穷人损失更多。至于富人，面对升腾着的仇恨，已经无法掩饰内心的忐忑甚至恐惧了。 　　当然，前景未必完全令人绝望。至少，其他民族已经提供了一些实现和解的经验。美国和南非历史上都有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阂、对立，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让黑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然而，黑人及追求种族平等的人士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让种族关系倒一个个儿，通过毁灭对方来增加自己的自由。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样告诫自己的黑人兄弟姐妹：“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在南非，黑人在政治上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曼德拉总统和图图主教的指引下，南非黑人没有进行报复性的政治清算，而是致力于黑人与白人的和解。正是通过社会大和解，而让黑人白人同时获得了人的尊严，双方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共同维持一个社会的和合。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克制激情，保持最起码的集体理性，而作出明智的选择？至少能够形成某些文明的底线共识，而不至于让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演变成无法调和的对抗与战争？ 　　富人需要节制与自我救赎 　　贫富和解，富人责任更大。贫富能否和解，主要取决于掌握权力及获得财富的群体，能否明智地认识到权力与财富的边界，克制自己的强横与贪婪，并通过道德自觉、社会自觉及政治自觉，进行自我救赎。 　　人们现在对于富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印象：“为富不仁”。人们普遍相信，富人没有意识到其社会责任，只顾自己疯狂消费，而根本不关心周围普通民众的痛苦。因此，富人如果要让自己的财富获得稳固的保障，就需要道德某种自觉，需要承担起消弥贫富差距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来。 　　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对于公民来说，解决社会问题，首先是反求诸己，而不会求助于国家。同时，这也是作为一个开明自利者的选择。因为，缓解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和谐，乃是有利于维护和增加自己利益的。 　　其实，中国古代商人本来就有一个优良的“义利兼顾”传统。古代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应当不亚于当代。但当时的社会隔阂与对立却并不严重，尽管彼时的国家并没有履行收入再分配的职能。缓解贫富对立的机制，存在于社会自治制度中。在本地主政官员的引导下，富裕群体拿出其财富，与士绅和宗教组织合作，服务于社区和地方的社会事业。士绅和富商为社区提供了大多数公共品，包括道路、桥梁、教育，他们依托宗族、宗教、行会、会馆等自治性机构，建立了救济老弱病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套体系确保了贫弱群体不至于陷于绝望，让他们保持了基本的尊严与体面。社会动乱通常起源于这套体制荒废之时，起源于士绅之劣绅化，由此导致的社会在精神上的断裂才会使利益的分化变成精神上的敌对。 　　从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代起，这个传统逐渐断裂。而当代不少富裕群体获取财富的方式本身就令人不齿，其日常行为也缺乏类似于古代社会儒家那样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因而自身就缺乏经世济民的情怀。同时，由于权力的限制，富裕群体的自我组织化程度也非常低，而缺乏经世济民的能力。因而，当代绝大部分富裕群体都远离社会自治事业，没有参与到社会自我救助体系的建设中。 　　当然，目前的体制本身也对于这种社会自治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商人不得私自组织自愿性的商会，而成立私人慈善机构要经历繁琐的审批手续，其活动也要受政府控制，很难正常开展自治性活动。 　　但即便如此，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和商人群体，恐怕仍然需要发挥其企业家精神，探索各种社会自治的形态，以自己的财富和企业家精神帮助贫穷群体。如果富裕群体是理性的，那就会明白，帮助穷人就是帮助自己。服务社会乃是一种道德责任，同时也是保障自己利益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处于当下贫富对立情绪非常严重的时期。 　　富裕群体对于自我社会角色的自觉，似也需要以道德自觉与政治自觉为前提。 　　传统商人从事社会自治事业，有赖于传统儒家、佛家理念的教化，也依靠士绅与高僧大德之引导。今日社会则缺乏主流的信仰与价值，而知识分子又基本上学院化、体制化，丧失了价值保存者与社会领导者的意志和能力。商业精神缺乏了宗教与道学的引导，则必然粗鄙化，而丧失社会关怀的维度。事实上，诸多社会问题皆与道学与宗教被人为压制、人们沦为纯粹物质的存在，有直接关系。因而，今日中国需要一种精神重建，需要一场道德与宗教的觉醒。 　　另一方面，社会自治本身也具有巨大的宪政价值，因为，完善的社会自治，乃是抵抗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好办法。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富裕群体，尤其是其中的企业主群体，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屈从于权力的垄断，通过贿买权力，获得利润；要么在权力之外，寻求独立发展，尽管艰难，但从这种发展中却能够生成限制权力的力量。后者当然需要一种政治自觉，而这种政治自觉又与道德、宗教自觉相关联。富裕群体、尤其是那些企业家阶层，能否拒绝权力的诱惑，而在追求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扩展普遍的自由？形成这种意识很困难，但若不能形成这种意识，则富裕群体也就满足于与权力的合谋，最终让自己成为仇恨的对象而无法解脱。 　　可以说，化解社会怨恨，实现贫富和解，既有赖于制度转型，也有赖于中国人的精神与社会重建。——这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完整具备的条件，但好在我们看到，在这每一个方面，都有人在努力，包括富裕群体内部，也有一些人具备了某种程度的道德、社会与政治自觉，而从事着社会自治的事业。因此，对于贫富和解的前景，或许也没有理由完全绝望。

秦晖：中国文革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而非计划经济 本文选自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最新著作《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书，望上可阅读。 <a href="http://www.aikanshu.com/books/10145/" target="_blank">http://www.aikanshu.com/books/10145/</a>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即所谓“中国之谜”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 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也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中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相对而言，苏东的近代化程度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份因而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我们搞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当年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企业中虽有党组织但基本不设专职党干，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严格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6则强调企业中设立强大的专职党政机构，实行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份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份要多得多，而且随着其工业化的发展而加深。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诸原则，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实行“最优化模型主义”，“科学计划”体制越来越“理性”了。 一般而言，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可表列如下： 　　纠错机制　　　实物投入/产出效率　效用增益效率积累效率　创新效率 　　市场经济　　即时纠错　　　高　　　　　　　　　最高　　　　一般　　　高 　　理性计划经济“预先纠错”　高　　　　　　　　　低　　　　　高　　　　低 　　“命令经济”无法纠错　　　低　　　　　　　　　最低　　　　高　　　“高” 　　或者也可以这样归类： 　　市场经济　　　　理性计划经济　　　“命令经济” 　　均衡方式　动态(供求)均衡　静态(计划)均衡　　　无均衡 　　行为哲学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浪漫主义 　　管理者性质经理　　　　　　技术专家　　　　　　政工人员 　　(对所有者负责)(对统治者负责)　　　(责任关系不明) 　　治理方式　外部规范竞争+内部科层化内外一致科层化非科层强权(权力意志+大轰大嗡) 　　纠错机制、实物效率与效用效率的说明一如上述。在“积累效率”方面，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都具有强制性高积累率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有利。但积累的使用效率，命令经济仍较计划经济为低。 　　有趣的是在“创新效率”方面，市场经济的均衡永远是动态的，由于竞争与需求的激励，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断被打破和重建，两者都能推动创新。而市场本身又具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功能。因而市场经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实物生产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创新效率，这是它能淘汰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而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在创新问题上似乎显得“两极化”：理性计划经济由于它那静态均衡和“预先纠错”性质，是最难产生创新激励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最优化计划”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创新，反而会打破静态均衡，导致来自其他环节的压力。因此理性计划经济的“理性”从另一面看，实为泯灭创新激情的惰性。苏联经济的墨守成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傻大黑粗而“经久耐用”是出了名的。 　　而命令经济由于既无均衡观念，又不讲究环环相扣，还没有科层化的约束，就显得很不“墨守成规”，相反它常常能够激励浪漫的“创新”狂想：没有哪个体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整天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创“奇迹”，“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烂规章制度”，“打破条条框框”……然而，这种体制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机制，因而往往是“伪创新”、“奉旨创新”的效率特别“高”。而这种“伪创新”只会浪费资源、败坏风气，对国民经济的效用增益只起负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经济的“伪创新”通常还不如理性计划经济的不创新。不过，如果就打破体制本身束缚的“创新”而论，命令经济的这种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计划经济更容易被“创新”掉。 　　因此，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经济与“科学计划经济”一样不人道，一样缺少效用生产效率，但它因“不能纠错”而比“预先纠错”的经济更糟，因为它还严重地损害实物生产效率。而“科学计划”在这方面却有长处，起码它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但也正因为此，“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像文革、大跃进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容易产生无序。一般地讲，改掉“命令经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就能较易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命令，约束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运用最优化数理方法来实现计划科学化、理性化。对命令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来的“瞎指挥”本来就不能建立均衡，当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坏均衡的问题。这时无论通过“最优化”改革来建立“计划均衡”，还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建立市场均衡，都会带来经济上的纯增益。 　　而对于计划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使计划更加精确、周密、完善，越来越吻合于最优化数理模型。但这种改善有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转到市场就越困难。因如此精确的计划均衡极易被破坏，而市场均衡机制却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的经济，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以上述“鞋子问题”为例，计划经济可以在线性规划、运筹学的基础上以最少的代价生产出一千双鞋，整个经济环节中没有任何浪费。命令经济就不然，也许长官突然心血来潮，让一下子生产出两千双鞋，结果有一千双是浪费的，或者他又“浪漫”地要大家艰苦朴素打赤脚，结果就一双鞋子也没有。这时无论改行“科学计划”或改依“市场规律”，都是在兴利除害，比原来肯定要好，而很少有什么“代价”问题。因为原来那个体制就没有做到一人一双鞋。但如果已经有了给一千个人生产一千双鞋子的最优化程序，所有的资源配置都严密到位。现在改行新法，把过去的那套打乱，结果就会造成：原来一千个人还都有鞋穿，只是款式不能合意，而现在的混乱反而弄得很多人没有鞋穿，还不如以前。 　　现在有人说：民主造成了混乱，过于激进的经济变革造成了混乱。然而苏联东欧在旧体制时代不是没有试过非民主状态下的渐进改革，但往往就是“一改就乱”。人们就是从中认定政治不改革，经济改不动，或者渐进无效果，必须彻底市场化的。但是，中国人不是实现了“非民主状态下的渐进改革”麽？ 　　问题就在于：命令经济可以这么改，理性计划经济就不行。早在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这种两难处境。60年代苏联的利别尔曼建议就是要在体制内局部引进市场激励的。这个潮流传到东欧，东德、捷克、波兰等国都搞过“利润挂帅，市场导向”。然而不久就发现，这么一搞，原有的计划就紊乱，原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就受干扰以至中断，生产出现下滑。后来中国那种市场因素“引进一点改善一点”的好处，他们没有尝到。于是只好又回头搞计划科学化的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东德。东德在60年代学利别尔曼建议也搞过放权让利、加强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遵循一些市场选择，结果马上产生混乱，只好更换方向，到70年代走上“计算中心”指挥下的全国“托拉斯”化道路，不断集中不断地搞全行业一体化。捷克在60年代也企图搞市场经济改革，“布拉格之春”是政治先行，在《两千字宣言》和《捷共行动纲领》中都有市场经济的内容。捷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奥塔.希克就是代表。但捷克的经济改革还没来得及实行就被明火执仗的武力卡断了，到了胡萨克时代，捷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努力使计划“更加符合最优化方向”，居然还真使经济一度又有起色。 　　利别尔曼建议的产生地苏联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期的改革未能取得效果，这成为他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在“河”里没有摸到“石头”的苏联人认为退回原处没有出路，因此改而强调优化计划。于是抽调专家到计委，给计划统计部门配置高级计算机，进一步发展数理经济学。但“科学计划”越是“理性”就越不食人间烟火的反人道之弊却不是“最优化”所能消解的。到一定程度人们又会有效用追求、亦即向往市场的追求。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晚期又一次循环到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阶段，这新的轮回再次重复了60年代的情况：一放就乱，而且越是“科学”的计划，一旦放弃那“乱”的代价也越大。只好又强化“联合体”制和“经济区”制，把一个行业的生产全部归到一起，实行全国“托拉斯”化，在一个“预先纠错”的体系下按“最优化参数”进行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数理经济学越来越取代“政治经济学”成为东欧计划经济学的主流。数理经济学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以最优化模型来配置资源的一门学问。而传统的“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是道德判断问题，即证明资本主义是恶而社会主义是善，但它对怎么搞“计划”(这是道义原则无法解决的运算问题)是不加考虑的。所以可以说，与计划经济相应的经济学就是数理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盛行、数理经济学空白则是“命令经济”在学术上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专门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而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命令经济都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因此这种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前的中国与东欧都很盛行。但计划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十月革命后苏联曾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它将随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当时苏联经济论战的左右两大挂帅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在这一点上却有共识。后来斯大林杀了这两人，自己署名搞了一本“苏联经济学圣经”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该书传入中国后成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垄断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祖本。尽管与苏联相比，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性”更浓逻辑性更差，总体学术水平未必能及苏联，但“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地位却是东欧万不能及的。 　　然而在苏联本国，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时，计划经济学的数理化方向已经大成气候。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响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决议和后来的斯大林“圣经”虽然都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1年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时，仍然有许多学者尽管承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坚持认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即不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承担制度褒贬功能)，而只应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问题，实际上还是把它看作非“政治”的“计划科学”。 　　直到1954年，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时斯大林已死，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早期的维恩斯坦、诺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别吉杨、沙塔林直到后来改宗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剧变后经济转轨理论家的盖达尔、亚夫林斯基等等，这些挂帅人物无不是数理经济学出身的。60年代后对苏联经济决策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科学城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数理经济学重镇，而传统上主要承担“批资”“卫道”意识形态职能的机构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这时也已突出了数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为现代性异化的典型体现，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而不同于仅仅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传统“命令经济”思想。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认为“一个从头到脚被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7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说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唯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这不能以那时政治上“反修”、与苏联学术隔绝来解释。因为苏联经济学的数理化早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很明显，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反修之说，而是事事学苏联的。可是中国并没有引进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之学。这只能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命令经济还只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为“命令”作道德论证，并不需要什么最优化机制吧。 　　我们现在常说，苏联忽视了信息技术革命，这话要看怎么说。苏联人的确压根儿想不到去开发作为市场信息载体的互联网，更不会发展作为新一代市场消费热点的个人电脑及其大批相关商品——正是这些东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但若论计算机在要素配置中的应用，从宏观的计划制定到微观的企业管理，苏联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电脑时代之前，以解复杂数理方程来求得经济参数最优化就成为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之一。1939年苏联经济学家兼数学家Л.В.坎托罗维奇在《生产组织与计划的数学方法》一书中提出经济最优化运行的线性规划理论，该书与他其后的《经济资源最佳利用》1959)、《最优化计划的数学问题》(1966)、《经济学中的最优解》(1972)和《最优化计划论文集》(1976)等书使他成为前苏联东欧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最优化计划”为核心的数理经济学也在苏联东欧发展成为领先于世界的显学。 　　但在电脑时代之前，以手工计算求解无限多元的复杂数理方程事实上不可能。无怪乎东欧人都寄厚望于电脑，数理经济学因而被称为“电脑乌托邦”。早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苏联对电脑的运用已经从一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发展为使用经济数学模型制定最优化计划。1977年苏联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两级已有3千多个经济指标是通过计算机中心和自动化计划核算系统产生，其中用电脑作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的占75-80%，而20-25%是以最优化模型计算出来的。8以后苏联的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发展，越来越强调生产函数最优化设定。早在70年代末，苏联已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ВЦВЦИО)。980年代前期，苏联当局又提出“当今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广泛采用计算技术设备来解决复杂的计划-经济、组织和管理课题”。1982年，苏联仪表、自动化与控制系统工程部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理经济学家群体联合开发了全行业(即专业部/总管理局一级)生产、材料和财政综合管理系统。一些部门更由现时平衡式最优化模型发展到动态预期最优化控制，如苏联民航部门的客流预测自动化系统，据说可以实现机型配置、航班调度与维修计划的动态综合最优化。10 　　与宏观经济中的计划最优化相应，苏联企业的微观管理也向“最优化”发展。当时推广的“谢基诺实验”通过优化劳动组织、运用运筹学等科学计划手段，分解经济指标，实行物质刺激而实现减员增效。通过实验，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产值增加两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三倍，人员减少1570人，平均工资增加46.5%。11当时还有所谓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是计划最优化在微观经济中的实践。

然而，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12 　　在苏联东欧一会儿问津于市场、一会儿又转向琢磨怎么使计划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时，中国却相反地走上一条一边割断市场“尾巴”、一边搞乱计划秩序，越来越走向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之路。如所周知，中国在大跃进时代曾搞过“吃饭不要钱”，在文革中把农家养鸡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禁止，许多地区一度取消传统农村集市，不但消灭私人经济，把集体企业也当作“集体资本主义”来打击。在理论上不仅大批“等价交换”，甚至连命令经济中的工资制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痛加贬斥。除这些特殊时段外，一般而言中国在票证、户口控制等“反市场制度”方面也比苏联更极端。 　　但是尽管如此，改革后中国市场关系的恢复与发育却比前经互会国家相对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命令经济至少以与消灭市场同样的程度，消灭了理性计划机制。 　　本来，正如苏联建国之初在落后农业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经济成分一样，中国建国之初受工业化苏联的影响也引进了若干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马钢宪法”尤其是其中的一长制等内容，曾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按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前实行苏式厂长负责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项目中较系统地引进苏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业，绩效还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13。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至今官修正史还把这次大会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正确象征，此后才开始了反右等“左倾错误”。但按薄一波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大批“一长制”的潮头。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战争年代“中国特色”的政工治厂(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模式。此后，企业管理就日趋混乱，“提倡算政治帐”，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4直到酿成三年“人祸”。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后来力图恢复一些“马钢宪法”的东西，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就是经过力争后的产物。薄一波认为它虽然未能恢复一长制，但通过拒绝规定“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总算抵制了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15从而为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被说成是“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16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前者是劣势是支流，在后者的进逼下全无招架之功，何谈“恢复”之力。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了。 　　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时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义”实即计划经济派彻底失势，中国经济完全陷入“命令破坏计划”的非理性混乱之中。建设中盛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大行其道。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被砸烂，“张书记填，李书记挖，王书记来了又一法，搞得咱农民没办法”。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论所说：那时根本不把“计划”当回事，而是“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17 　　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仅从引进市场因素中获益，而且实际上也从“恢复”苏式计划经济中获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这是东欧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特“优势”。邓小平后来曾说：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8众所周知，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任何“市场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弃了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部分恢复了被文革彻底“砸烂”的“修正主义的”即苏式的经济管理，或者说减少一点“鞍钢宪法”色彩，增加一点“马钢宪法”色彩，减少一点“政治经济学”，增加一点“计划科学”。就这样中国的经济顿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苏联东欧当然完全不可能得到这种效果——他们早已是百分之百的“马钢宪法”了，还有什么可“整顿”的？他们已经把理性计划发展到“最优化”的地步，继续发展已无潜力。而要放弃“最优化”，那代价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所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19 　　实际上，中国改革同时享有“引进市场”和“优化计划”的双重好处，虽然后者的比重渐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时中国一定程度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例如近来的民航重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国一度出现了多达44家独立航空公司，比任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多，民航总局出面将其“重组”为实力大致均衡的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20对此，有人担心行政性重组会开市场化的倒车，有人则誉为国家调节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杰作。实际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营企业，亦非按市场规则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文革中“山头经济”、“五小工业”、诸侯攀比的命令经济遗风。民航总局的“重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式成功，毋宁说是理性计划纠正命令经济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为“现代性异化”的“计划科学”与反现代性的命令经济有矛盾，前者因不满后者而容易产生改革思想，苏联后期的这一逻辑在中国表现得同样明显。早期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属于文革前的(文革中被压制的)理性计划派，只是他们远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们被整得无所作为，但因此他们也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幸运——正因为过去理性计划无所作为，改革后他们无论搞理性计划还是搞市场化都能大有作为。而东欧同道们过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们如今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因。 　　有趣的是，改革前中国决策精英层的结构与东欧区别显著，改革时期这一结构反而与东欧改革前的结构发生趋同：“计划科学”要求技术专家治国，正如“命令经济”要求“马上得天下”者治国、市场经济要求人文社科专家治国一样。在计划经济类型国家，工科院校出身的政治精英占有很大比重是一个普遍现象。以苏俄为例，斯大林以后的历届领导人，除契尔年科毕业于教育学院外，全都是学工科出身：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冶金专业，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毕业于雷宾斯克内河水运学院，戈尔巴乔夫毕业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叶利钦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统计资料表明，苏联战后历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技术专家出身的平均占到70%以上。21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本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本是工业文明时代工具理性扩张的体现，它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最优化设计”来实现经济过程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科学化”，用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福特式或泰勒式特大企业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企业内的高度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因此从专家治厂到专家治国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里的专家当然不是人文学者，甚至也主要不是只知爱智求真的科学家，而是高度重视程序理性的技术专家。因此，中国政界出现很大比重的清华式的工科人才结构22并不奇怪。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改革前30年间工科人才的这个优势何以并没体现出来？众所周知，那时我国政界决没有今天这样的“大清朝”现象。如果中国的改革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的现象就令人费解。但考虑到中国改革中包含的“从命令经济到计划科学”成分，这个现象就十分自然了。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取得的成就确实不能仅仅归之于“市场化奇迹”，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程度前期较大，以后递减)得益于计划理性化——“华盛顿共识”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计划成就”并非如某些左派所说是什么针对“过分市场化”的矫正(市场经济确有局限，但这是另外的问题)，而是针对非理性命令经济或曰“运动经济”的矫正。这种矫正既与凯恩斯主义也与“福利国家”无关(凯恩斯主义或福利国家在理论上是否有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合理性也是另外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给“后华盛顿共识”提供证明。同时应当说，中国改革成就不能仅仅看成“摆脱苏联模式”的结果，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关。勿宁说，它开始主要是摆脱毛泽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苏联模式”的结果，亦即它恰恰是从放弃“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开始的，当然它在回归苏式“社会主义”的路上也没走多远，就转向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是它在经济增长上取得如此成就既不是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由于“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优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恰恰是由于中国改革前体制劣于其他的一切：从效率角度讲，中国改革前期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干得好，不如说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比勃列日涅夫干得差——以至于接替他的人无论搞“市场”还是搞“计划”，都只会比过去好，而不会比过去差23。一言以蔽之：改革前、文革中的那种体制是可以“无代价放弃”的，而东欧的计划经济，要放弃就得付代价了。 　　当然，以上仅是就效率改进方面而言，同时主要成立于改革前期。至于经济转轨在公正改进方面，以及在转轨深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就另当详论了。 　　1即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J·E·Stiglitz，WhitherReform？TenYearsof??theTransition.WorldBank,Washington,D.C.,1999)，和萨克斯等三人合著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中文节译见《开放时代》2000年第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97、496、517页。 　　3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23页。 　　4EncyclopediaBritannica,??15thedition(1985).??V.9,??p.229. 　　5B.G.Trigger??[etal.]，AncientEgypt:asocialhist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248-9,226-30. 　　6据有关人士回忆，其实这套做法源自沈阳某军工厂，并非来自鞍钢。而鞍钢在其黄金时代倒是较多地受苏式管理影响的。所谓“鞍钢宪法”原文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实质就是以“加强党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主义科层管理原则，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反对“专业分工”。强调理性分工确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崔之元谓之“福特主义”，亦无不可。从这个角度讲，“鞍钢宪法”的确既非市场经济亦非计划经济，它是反“福特主义”的——但反“福特主义”与所谓“后福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命令经济排斥理性分工本是古今常事，与“后学”毫不相干。 　　7B.C.涅姆钦诺夫：《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莫斯科1965年，53页。转引自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56-57页 　　8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1977:5,стр.12-15. 　　9《苏联科技参考资料》1983年5月总第13期，3-5页 　　10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Индустрия，1982.4.18. 　　1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七卷，160-161页。 　　12EncyclopaediaBritannica,1994BookoftheYear,p.607;??1997BookoftheYear,p.605.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3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4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81页。 　　17《人民日报》1980年4月15日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18<a href="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 target="_blank">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a>，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19LaszloCsaba,‘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formStrategy:ChinaandEasternEuropeCompared'.CommunistEconomies&Economic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 　　20重组后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资产分别为560.5、473、501亿元；机队分别有118、118、180架，航线各有339、437、606条；员工各有2.03、2.5、3.4万人。 　　21参见编写组编：《苏联人物》(上中下三册)，三联书店1979年。 　　22据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时公布的资料，当时中国省部级高层领导中有300多人出身于清华，而该校在1952年以后基本上是无文无理的纯工科大学，号称“工程师摇篮”，近年才开始抓文、理科并强调向一流综合性大学发展。相反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理科重镇的北京大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高层政治精英。故中国政界素有“大清朝、北大荒”之说。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7-15 14:41:00的发言： 俺也在给胡哥写信,商借他的警卫MM...</div>对啊！原来还有这样的好方法啊。那你说我要是写了，是不是也可以装一装精英啦。出门一见人就告诉他，老子是给胡主席写过信的，跟他老人家商量借两保姆用用，人家没理我~~~

好啊，咱俩想一块去了，下回见着何某人就叫警卫MM上去给他一黑虎掏心。。。

[转帖]何新第五次谈话: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转帖]何新第四次谈话: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zt)何新谈话：对决弗里德曼 (zt)何新谈话：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转帖]何新第三次谈话: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新华社重新播发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谈话[转帖] [转贴]何新：美重新安排世界的时间表跨境威胁是新挑战俄罗斯重新评估内外威胁房地产政策面临重新评估第五次工业革命美国防部重新评估中国J10 李明博称将重新评估对朝援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