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只是一条腿走路

应降低财产性收入的比重

　　２００７年,“靠钱生钱”的“财产性收入”首次写入了十七大报告。所谓的“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财产因吃进和卖出的往复而带来的财产增值，炒股、炒房、炒黄金和将资金直接投入经营一样，都属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但是，如果政策对“财产性收入”给予过分的偏爱，由于财产自身特有的能量，偏爱一份，它就要实际超出数份。我的一个朋友瞄准了一个职位，我问他把握多大，他很干脆地说：“应该没有问题，学历、能力和资历我都够了，如果冒出了比我更强的竞争者，我还有钱作后盾。”他果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那个职位，据我所知他没花钱买官，但他手上的钱的确起了作用，因为还真冒出了更强的竞争者，他在得知我朋友不但学历和能力足以胜任这个职务，而且曾经停薪留职成了有钱人，“更强的竞争者”最后怯场弃权。财产的能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财产天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话语权。这种心理作用是以财产自身的行动能力作基础的。我们将我国中等发达地区的家庭财富分成０元、１万元、十万元、百万元和千万元５个级别，假设每年增值１０％，则一年后：
　　０万元户　增加０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毫无意义
　　一万元户　增加１千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没有意义
　　十万元户　增加１万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有点意义，但不大
　　百万元户　增加１０万元，一家人不工作也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千万元户　增加１００万元，财富快速增加

　　须知，１０％的增值率只是不用动脑筋躺在床上就能得到的，实际增长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如果将１０％改为２０％，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认为高估了。２００７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３１％，地球上最硬通的货币——黄金——差不多也是这个增值比例。从全国范围来说，除去不能进入流通的房产等生活必需品，家庭财产不足１０万元的占绝大多数，因此，绝大多数国民事实上不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能从“财产性收入”获利的主要局限于２０～３０％的中高收入家庭。
　　中央自然了解这一点，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也就是说，不光要让１千万的家庭有财产性收入，还要让１００万元、１０万元的家庭也有财产性收入。但无论如何，财产性收入的春风不会吹进低收入家庭的狭小房子里。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０．４７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０．４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显示，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因此，“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只能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的脚步如果得不到遏制，蹲守在不远处草丛里的社会动荡很可能一个箭步跃到路中间来，经济发展的进程不倒退也要停止。
　　基于此，十七大报告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我国资本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且呈上升趋势，某些富者在短时期内拥有的资本迅速达到百亿千亿元，就是因为支付的劳动报酬太低的缘故，说白点，除去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就是巧取豪夺的，鲜有正经经商能那么快积累财富的。中国的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尤其是城市底层和农村的劳动人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89年所占比重为16％，而2003年下降为12％，2007年更低。目前的中国，除非他工资本来就高，如高职称者、垄断行业、高级白领，否则，调皮一点的都不会看重那点微薄的工资收入——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么，十七大报告提到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应该如何理解？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政策性的，比如加强社会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就业机会等等。社会保障的力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这里不多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劳动力只多不缺，业主可以变相消化这个政策，比如将更多的人打入最低工资行列以及提高劳动强度，你不愿干马上有人顶上；创造就业机会谈何容易，国家大规模的投入，首先从中获益的必然是权力和资本集团，比如说修高速公路，不但修路本身需要吸纳很多劳动力，也能辐射沿线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能不说是个利国利民的工程。但是，获利最大的还是拍板者和承包商，不是那些每天５０元干一天有一天哪天不干哪天没有的群体。我们单位从前过年总是给职工分发桔子、墨鱼什么的，久而久之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当事人”能从年货的采购中捞到好处，由于职工数以千计，每一次采购捞到的好处还真不少，于是，后来过年就强烈要求别再分发年货了，改为直接给钱。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另一个办法是直接给钱，也就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出的给全国人民每人１０００元。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个提案的，只不过，如果将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意义更大。按照４口一家计算，他可以得到８０００元。这笔钱对广大低收入家庭意义非同小可。８０００元可以大大缓解城镇低收入家庭小孩上大学的经济负担，可以大大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虽然这点钱对富裕家庭只是九牛一毛，但由于是按人头完全平均发放，很难被指责为“不公平”。大年初三，我在小卖部买烟，看到店家指着小本本对一妇女说：“你某月某日买的ABCD还没有付钱”，那妇女尴尬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过了十五我保证还”。弄堂里的小卖部无非就是卖卖油盐酱醋卫生纸什么的，估计欠账不会超过20块钱。8000元对这样的家庭，估计相当于天文数字。
　　我们看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2008年2月15日，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过去一年新加坡财政收入大增，政府决定从财政中拨出18亿新元(约101亿人民币)直接发放给国民。具体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约人民币1682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约人民币2290元)，低收入年长者可获600新元(约人民币3415元)。
　　再回到中国，我们看看可行性如何。13亿人口，总共要拿出2万6千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2003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是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将每人2千元分两年发放，国家财政是有足够能力负担的。
　　现在的人民币有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快速升高，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快速下降，今年１月份ＣＰＩ高达7.1%。在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总是和更换足球教练一样效果不如预期，稍微动点脑筋，放哪里也比放银行好，银行再调利息，终归还是负利息。行政手段平抑物价，效果是局部的、暂时的，正面作用是等到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再松手不迟，负面作用是危险性增加，如果不能巧遇环境的改善，有可能新帐旧账一起算，通货膨胀大爆发。行政手段压抑物价的另一个危险是，外部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高烧不退，热钱流进国内，改变国内资产结构，控制国家资本，经济安全形势恶化。将货币直接发放到国民手中，增加货币总量，可以降低提高汇率预期，有利于经济安全。
　　脚趾头都想得到，直接发放人民币有利于拉动内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从而使得直接发放人民币成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一旦发放，当然是人人有份，但什么时候开始发放，发放速度快慢，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这一杠杆必然撬动世界经济，从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而主动权却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有了这根杠杆，就可以大大提高对不良外部环境的免疫力，该搭车的时候搭车，不便搭车咱下车自己走路。由于不存在发放渠道的“滴漏”现象，资本集团不能直接从中获得好处，只能从民众的消费中获益，因而这笔钱最终是最需要的人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最后的获益者是包括资本集团在内的全体国民。
　　降低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级分配中的比重，不定期地直接发放货币到每个国民手中，不但能促进社会和谐，而且终将惠及每个国民，国家财政也能因为民富而强大。应降低财产性收入的比重

　　２００７年,“靠钱生钱”的“财产性收入”首次写入了十七大报告。所谓的“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财产因吃进和卖出的往复而带来的财产增值，炒股、炒房、炒黄金和将资金直接投入经营一样，都属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但是，如果政策对“财产性收入”给予过分的偏爱，由于财产自身特有的能量，偏爱一份，它就要实际超出数份。我的一个朋友瞄准了一个职位，我问他把握多大，他很干脆地说：“应该没有问题，学历、能力和资历我都够了，如果冒出了比我更强的竞争者，我还有钱作后盾。”他果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那个职位，据我所知他没花钱买官，但他手上的钱的确起了作用，因为还真冒出了更强的竞争者，他在得知我朋友不但学历和能力足以胜任这个职务，而且曾经停薪留职成了有钱人，“更强的竞争者”最后怯场弃权。财产的能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财产天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话语权。这种心理作用是以财产自身的行动能力作基础的。我们将我国中等发达地区的家庭财富分成０元、１万元、十万元、百万元和千万元５个级别，假设每年增值１０％，则一年后：
　　０万元户　增加０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毫无意义
　　一万元户　增加１千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没有意义
　　十万元户　增加１万元，财产性收入对他有点意义，但不大
　　百万元户　增加１０万元，一家人不工作也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千万元户　增加１００万元，财富快速增加

　　须知，１０％的增值率只是不用动脑筋躺在床上就能得到的，实际增长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如果将１０％改为２０％，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认为高估了。２００７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３１％，地球上最硬通的货币——黄金——差不多也是这个增值比例。从全国范围来说，除去不能进入流通的房产等生活必需品，家庭财产不足１０万元的占绝大多数，因此，绝大多数国民事实上不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能从“财产性收入”获利的主要局限于２０～３０％的中高收入家庭。
　　中央自然了解这一点，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也就是说，不光要让１千万的家庭有财产性收入，还要让１００万元、１０万元的家庭也有财产性收入。但无论如何，财产性收入的春风不会吹进低收入家庭的狭小房子里。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０．４７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０．４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显示，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因此，“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只能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的脚步如果得不到遏制，蹲守在不远处草丛里的社会动荡很可能一个箭步跃到路中间来，经济发展的进程不倒退也要停止。
　　基于此，十七大报告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我国资本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且呈上升趋势，某些富者在短时期内拥有的资本迅速达到百亿千亿元，就是因为支付的劳动报酬太低的缘故，说白点，除去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就是巧取豪夺的，鲜有正经经商能那么快积累财富的。中国的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尤其是城市底层和农村的劳动人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89年所占比重为16％，而2003年下降为12％，2007年更低。目前的中国，除非他工资本来就高，如高职称者、垄断行业、高级白领，否则，调皮一点的都不会看重那点微薄的工资收入——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么，十七大报告提到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应该如何理解？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政策性的，比如加强社会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就业机会等等。社会保障的力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这里不多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劳动力只多不缺，业主可以变相消化这个政策，比如将更多的人打入最低工资行列以及提高劳动强度，你不愿干马上有人顶上；创造就业机会谈何容易，国家大规模的投入，首先从中获益的必然是权力和资本集团，比如说修高速公路，不但修路本身需要吸纳很多劳动力，也能辐射沿线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能不说是个利国利民的工程。但是，获利最大的还是拍板者和承包商，不是那些每天５０元干一天有一天哪天不干哪天没有的群体。我们单位从前过年总是给职工分发桔子、墨鱼什么的，久而久之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当事人”能从年货的采购中捞到好处，由于职工数以千计，每一次采购捞到的好处还真不少，于是，后来过年就强烈要求别再分发年货了，改为直接给钱。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另一个办法是直接给钱，也就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出的给全国人民每人１０００元。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个提案的，只不过，如果将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意义更大。按照４口一家计算，他可以得到８０００元。这笔钱对广大低收入家庭意义非同小可。８０００元可以大大缓解城镇低收入家庭小孩上大学的经济负担，可以大大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虽然这点钱对富裕家庭只是九牛一毛，但由于是按人头完全平均发放，很难被指责为“不公平”。大年初三，我在小卖部买烟，看到店家指着小本本对一妇女说：“你某月某日买的ABCD还没有付钱”，那妇女尴尬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过了十五我保证还”。弄堂里的小卖部无非就是卖卖油盐酱醋卫生纸什么的，估计欠账不会超过20块钱。8000元对这样的家庭，估计相当于天文数字。
　　我们看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2008年2月15日，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过去一年新加坡财政收入大增，政府决定从财政中拨出18亿新元(约101亿人民币)直接发放给国民。具体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约人民币1682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约人民币2290元)，低收入年长者可获600新元(约人民币3415元)。
　　再回到中国，我们看看可行性如何。13亿人口，总共要拿出2万6千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2003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是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将每人2千元分两年发放，国家财政是有足够能力负担的。
　　现在的人民币有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快速升高，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快速下降，今年１月份ＣＰＩ高达7.1%。在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总是和更换足球教练一样效果不如预期，稍微动点脑筋，放哪里也比放银行好，银行再调利息，终归还是负利息。行政手段平抑物价，效果是局部的、暂时的，正面作用是等到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再松手不迟，负面作用是危险性增加，如果不能巧遇环境的改善，有可能新帐旧账一起算，通货膨胀大爆发。行政手段压抑物价的另一个危险是，外部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高烧不退，热钱流进国内，改变国内资产结构，控制国家资本，经济安全形势恶化。将货币直接发放到国民手中，增加货币总量，可以降低提高汇率预期，有利于经济安全。
　　脚趾头都想得到，直接发放人民币有利于拉动内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从而使得直接发放人民币成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一旦发放，当然是人人有份，但什么时候开始发放，发放速度快慢，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这一杠杆必然撬动世界经济，从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而主动权却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有了这根杠杆，就可以大大提高对不良外部环境的免疫力，该搭车的时候搭车，不便搭车咱下车自己走路。由于不存在发放渠道的“滴漏”现象，资本集团不能直接从中获得好处，只能从民众的消费中获益，因而这笔钱最终是最需要的人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最后的获益者是包括资本集团在内的全体国民。
　　降低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级分配中的比重，不定期地直接发放货币到每个国民手中，不但能促进社会和谐，而且终将惠及每个国民，国家财政也能因为民富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