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超大转帖』吴建民：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52:20
吴建民：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本网专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的发展没有“吃独食”
吴建民：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1939年3月30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中西外交官的异同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素质？
吴建民:三条。第一：爱国。第二：了解世界，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关切的问题，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第三：懂得中国。我们有的外交官存在“短腿”现象，了解世界但不了解中国。其实外交要发挥桥梁作用，必须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情况，如果不了解中国，一条腿就短了。
外交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不能光搞研究，要能与人沟通，用外国人懂的语言和外国人的思维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外交官敢于面对媒体的还不多。我们现在培训外交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将派出去的新大使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我给他们讲课，其中一个课题就是锻炼如何介绍自己。我给他们来突然袭击，突然出一个题，让他们上台来讲，然后录像，让他自己看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点评。这一点，中国外交官目前仍需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驻法国大使多年，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是否有所差别？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中国外交官谨慎有余，开放不足。这也在变化中，因为从小外交到大外交，对外交官的要求在增加。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巴黎每年正式会见媒体不下50次。而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向媒体介绍，告诉法国公众，让人家有兴趣、听得懂，这里面有学问。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要讲具体。可以讲一个原则，但需要有个事例来支撑。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中国外交50年来变化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停办，可以说外交学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你如何看待50年来中国外交的嬗变？
吴建民:一是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到1971年才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60多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40年前无法想像，当初周恩来只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从小外交到大外交，从政治外交到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同时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并举。从过去比较封闭，只对直接涉及中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到卷入全球事务。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三年。我们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对裁军、人权问题都不感兴趣，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过去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国外交官群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建民:我到外交部以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上有三代。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经历过战争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一是受到两代外交官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世界接触更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你怎么看？
吴建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一次会上说，韬光养晦至少要管100年，这很对。中国正在崛起，但会走一条艰辛的路。
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看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是不是如此？
吴建民:对涉及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要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但同时要考虑对方利益。外交有时要讲究妥协，现在时代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大变化很多人没看到,中国是邓小平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我们提出共赢、双赢,跟邻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这就是考虑对方利益，是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
吴建民近期讲演：中国“韬光养晦”的政策不会变
中国外交的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威胁论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喊得最凶？
吴建民:我刚参加了“21世纪论坛”，南非代表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非洲人非常感谢中国，因为非洲在争取解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帮助。而今天中非贸易中非洲出现巨大逆差，中国进口能源，他们买中国制成品。中国的产品使南非五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非洲在短时间里能够忍受，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他说，中国与非洲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比如到非洲投资，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赢，否则不能持久。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建民:由于主流媒体不在中国人手里，外界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有一种扭曲的图像。看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带来的问题讲得很多，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讲得很少。美国国会说我们对美国进行不正当贸易，但是这其实是双赢的事情，而且中国赢的是小头，美国赢了大头，但它还是不满意。这种情况需要解释。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经贸领域，他们更大的担忧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对此感到难以把握。
吴建民:对，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这种担心，他们觉得苏联会扩张，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发展起来之后，与外界是隔绝的，没有与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跟外界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过去苏联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很小，但中国的利率、汇率调整却引起全球关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与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外交学院的毕业生
50年来，外交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有17000多人，其中成为部级领导干部的30名，培养的局级干部有700多名。目前在外交部现职岗位上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就有300多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战火虚拟军事社区
吴建民：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本网专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的发展没有“吃独食”
吴建民：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1939年3月30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中西外交官的异同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素质？
吴建民:三条。第一：爱国。第二：了解世界，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关切的问题，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第三：懂得中国。我们有的外交官存在“短腿”现象，了解世界但不了解中国。其实外交要发挥桥梁作用，必须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情况，如果不了解中国，一条腿就短了。
外交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不能光搞研究，要能与人沟通，用外国人懂的语言和外国人的思维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外交官敢于面对媒体的还不多。我们现在培训外交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将派出去的新大使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我给他们讲课，其中一个课题就是锻炼如何介绍自己。我给他们来突然袭击，突然出一个题，让他们上台来讲，然后录像，让他自己看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点评。这一点，中国外交官目前仍需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驻法国大使多年，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是否有所差别？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中国外交官谨慎有余，开放不足。这也在变化中，因为从小外交到大外交，对外交官的要求在增加。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巴黎每年正式会见媒体不下50次。而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向媒体介绍，告诉法国公众，让人家有兴趣、听得懂，这里面有学问。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要讲具体。可以讲一个原则，但需要有个事例来支撑。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中国外交50年来变化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停办，可以说外交学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你如何看待50年来中国外交的嬗变？
吴建民:一是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到1971年才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60多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40年前无法想像，当初周恩来只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从小外交到大外交，从政治外交到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同时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并举。从过去比较封闭，只对直接涉及中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到卷入全球事务。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三年。我们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对裁军、人权问题都不感兴趣，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过去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国外交官群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建民:我到外交部以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上有三代。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经历过战争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一是受到两代外交官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世界接触更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你怎么看？
吴建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一次会上说，韬光养晦至少要管100年，这很对。中国正在崛起，但会走一条艰辛的路。
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看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是不是如此？
吴建民:对涉及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要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但同时要考虑对方利益。外交有时要讲究妥协，现在时代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大变化很多人没看到,中国是邓小平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我们提出共赢、双赢,跟邻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这就是考虑对方利益，是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
吴建民近期讲演：中国“韬光养晦”的政策不会变
中国外交的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威胁论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喊得最凶？
吴建民:我刚参加了“21世纪论坛”，南非代表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非洲人非常感谢中国，因为非洲在争取解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帮助。而今天中非贸易中非洲出现巨大逆差，中国进口能源，他们买中国制成品。中国的产品使南非五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非洲在短时间里能够忍受，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他说，中国与非洲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比如到非洲投资，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赢，否则不能持久。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建民:由于主流媒体不在中国人手里，外界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有一种扭曲的图像。看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带来的问题讲得很多，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讲得很少。美国国会说我们对美国进行不正当贸易，但是这其实是双赢的事情，而且中国赢的是小头，美国赢了大头，但它还是不满意。这种情况需要解释。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经贸领域，他们更大的担忧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对此感到难以把握。
吴建民:对，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这种担心，他们觉得苏联会扩张，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发展起来之后，与外界是隔绝的，没有与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跟外界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过去苏联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很小，但中国的利率、汇率调整却引起全球关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与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外交学院的毕业生
50年来，外交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有17000多人，其中成为部级领导干部的30名，培养的局级干部有700多名。目前在外交部现职岗位上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就有300多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战火虚拟军事社区
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本网专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的发展没有“吃独食”
吴建民：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1939年3月30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中西外交官的异同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素质？
吴建民:三条。第一：爱国。第二：了解世界，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关切的问题，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第三：懂得中国。我们有的外交官存在“短腿”现象，了解世界但不了解中国。其实外交要发挥桥梁作用，必须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情况，如果不了解中国，一条腿就短了。
外交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不能光搞研究，要能与人沟通，用外国人懂的语言和外国人的思维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外交官敢于面对媒体的还不多。我们现在培训外交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将派出去的新大使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我给他们讲课，其中一个课题就是锻炼如何介绍自己。我给他们来突然袭击，突然出一个题，让他们上台来讲，然后录像，让他自己看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点评。这一点，中国外交官目前仍需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驻法国大使多年，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是否有所差别？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中国外交官谨慎有余，开放不足。这也在变化中，因为从小外交到大外交，对外交官的要求在增加。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巴黎每年正式会见媒体不下50次。而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向媒体介绍，告诉法国公众，让人家有兴趣、听得懂，这里面有学问。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要讲具体。可以讲一个原则，但需要有个事例来支撑。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中国外交50年来变化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停办，可以说外交学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你如何看待50年来中国外交的嬗变？
吴建民:一是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到1971年才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60多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40年前无法想像，当初周恩来只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从小外交到大外交，从政治外交到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同时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并举。从过去比较封闭，只对直接涉及中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到卷入全球事务。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三年。我们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对裁军、人权问题都不感兴趣，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过去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国外交官群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建民:我到外交部以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上有三代。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经历过战争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一是受到两代外交官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世界接触更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你怎么看？
吴建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一次会上说，韬光养晦至少要管100年，这很对。中国正在崛起，但会走一条艰辛的路。
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看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是不是如此？
吴建民:对涉及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要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但同时要考虑对方利益。外交有时要讲究妥协，现在时代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大变化很多人没看到,中国是邓小平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我们提出共赢、双赢,跟邻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这就是考虑对方利益，是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
吴建民近期讲演：中国“韬光养晦”的政策不会变
中国外交的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威胁论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喊得最凶？
吴建民:我刚参加了“21世纪论坛”，南非代表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非洲人非常感谢中国，因为非洲在争取解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帮助。而今天中非贸易中非洲出现巨大逆差，中国进口能源，他们买中国制成品。中国的产品使南非五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非洲在短时间里能够忍受，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他说，中国与非洲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比如到非洲投资，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赢，否则不能持久。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建民:由于主流媒体不在中国人手里，外界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有一种扭曲的图像。看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带来的问题讲得很多，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讲得很少。美国国会说我们对美国进行不正当贸易，但是这其实是双赢的事情，而且中国赢的是小头，美国赢了大头，但它还是不满意。这种情况需要解释。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经贸领域，他们更大的担忧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对此感到难以把握。
吴建民:对，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这种担心，他们觉得苏联会扩张，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发展起来之后，与外界是隔绝的，没有与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跟外界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过去苏联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很小，但中国的利率、汇率调整却引起全球关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与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外交学院的毕业生
50年来，外交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有17000多人，其中成为部级领导干部的30名，培养的局级干部有700多名。目前在外交部现职岗位上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就有300多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战火虚拟军事社区
吴建民：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本网专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的发展没有“吃独食”
吴建民：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1939年3月30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中西外交官的异同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素质？
吴建民:三条。第一：爱国。第二：了解世界，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关切的问题，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第三：懂得中国。我们有的外交官存在“短腿”现象，了解世界但不了解中国。其实外交要发挥桥梁作用，必须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情况，如果不了解中国，一条腿就短了。
外交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不能光搞研究，要能与人沟通，用外国人懂的语言和外国人的思维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外交官敢于面对媒体的还不多。我们现在培训外交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将派出去的新大使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我给他们讲课，其中一个课题就是锻炼如何介绍自己。我给他们来突然袭击，突然出一个题，让他们上台来讲，然后录像，让他自己看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点评。这一点，中国外交官目前仍需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驻法国大使多年，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是否有所差别？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中国外交官谨慎有余，开放不足。这也在变化中，因为从小外交到大外交，对外交官的要求在增加。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巴黎每年正式会见媒体不下50次。而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向媒体介绍，告诉法国公众，让人家有兴趣、听得懂，这里面有学问。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要讲具体。可以讲一个原则，但需要有个事例来支撑。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中国外交50年来变化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停办，可以说外交学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你如何看待50年来中国外交的嬗变？
吴建民:一是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到1971年才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60多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40年前无法想像，当初周恩来只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从小外交到大外交，从政治外交到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同时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并举。从过去比较封闭，只对直接涉及中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到卷入全球事务。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三年。我们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对裁军、人权问题都不感兴趣，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过去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国外交官群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建民:我到外交部以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上有三代。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经历过战争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一是受到两代外交官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世界接触更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你怎么看？
吴建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一次会上说，韬光养晦至少要管100年，这很对。中国正在崛起，但会走一条艰辛的路。
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看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是不是如此？
吴建民:对涉及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要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但同时要考虑对方利益。外交有时要讲究妥协，现在时代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大变化很多人没看到,中国是邓小平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我们提出共赢、双赢,跟邻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这就是考虑对方利益，是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
吴建民近期讲演：中国“韬光养晦”的政策不会变
中国外交的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威胁论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喊得最凶？
吴建民:我刚参加了“21世纪论坛”，南非代表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非洲人非常感谢中国，因为非洲在争取解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帮助。而今天中非贸易中非洲出现巨大逆差，中国进口能源，他们买中国制成品。中国的产品使南非五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非洲在短时间里能够忍受，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他说，中国与非洲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比如到非洲投资，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赢，否则不能持久。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建民:由于主流媒体不在中国人手里，外界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有一种扭曲的图像。看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带来的问题讲得很多，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讲得很少。美国国会说我们对美国进行不正当贸易，但是这其实是双赢的事情，而且中国赢的是小头，美国赢了大头，但它还是不满意。这种情况需要解释。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经贸领域，他们更大的担忧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对此感到难以把握。
吴建民:对，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这种担心，他们觉得苏联会扩张，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发展起来之后，与外界是隔绝的，没有与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跟外界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过去苏联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很小，但中国的利率、汇率调整却引起全球关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与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外交学院的毕业生
50年来，外交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有17000多人，其中成为部级领导干部的30名，培养的局级干部有700多名。目前在外交部现职岗位上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就有300多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战火虚拟军事社区
这家伙一辈子搞"韬光养晦",一下子不搞了,他比较失落,就象改革开放初期那些研究一辈子计划经济的,心理接受不了,总要找机会出来喊两嗓子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缺一不可。
长期稻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只会让欧美发达国家人民不知道有世界上有中国、甚至中国在哪里乃至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等产生的疑问；外交方针要丰富些，例如多举办一些中法文化年等国际文化盛会，把国家的宣传机器都带到欧洲帮欧洲人洗脑，像中法热恋期间，是法国人也知道从中国来的游客是有米的大户，受到法国商家的热烈欢迎，连匪徒专门挑中国游客来打劫，至少就要这种宣传效果来改变中国以前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千万别再出多几个类似张艺谋这样的农民大粪专门去中国最穷的农村以最低的成本拍农民电影在国内糊弄那些对中国以外文化受到意识形态封锁广大老百姓，在国际上这类农民电影专门迎合那些要极力丑化中国人形象反华势力欣赏，还大肆被恶意宣传成中国人的形象，加深了欧美国家人民对中国的误会与惯性认识
这小子一幅的奴才相[em03][em03]
大家都有话说
吴是前部长唐公公的人，至于唐公公吗，是前“消气总理”的人，一脉相承。。。
现在只需在“韬光养晦”的大前提下有所作为即可，要全面放弃此战略，至少还需要15年，要真正能大有作为至少还需要30年，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才有可能给大有为战略提供基本的国力支持，那时中国将是东盟、日本、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只要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他们的经济必然感冒，我们感冒，他们必犯肺炎。
吴建民想干活，结果被弄得教书去了。心有不甘，不分场合的瞎得得。真是闲得蛋疼。有本事你当外长去！
胡总上台后啥时有过韬光养晦，全都是大开大合的组合拳，积极向欧洲、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靠拢政策，其能源政策更是无遮无掩的大行其道，试问有那个一个大洲的国家面对强劲的需求市场不动心的
软硬的两手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
强调不要放弃“韬光养晦”，又不是说要放弃“积极维护利益”
总不能连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吧。
胡总接班以来，能够施展拳脚，也是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大格局下进行的。
现在有些人总是力图将“韬光养晦”和“卖国投降”做等价，不知道是何居心！
[em16]
强调不要放弃“韬光养晦”，又不是说要放弃“积极维护利益”
总不能连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吧。
胡总接班以来，能够施展拳脚，也是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大格局下进行的。
现在有些人总是力图将“韬光养晦”和“卖国投降”做等价，不知道是何居心！
[em16]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3 10:56:19编辑过]
“韬光养晦”是一个指导思想。
“总理被辱事件”并不是“韬光养晦”的体现，更不能说是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造成的！
却有可能，有人把“无所作为”用“韬光养晦”来搪塞，但不能拿某次“外交失败”来作为否定其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允许“以韬光养晦”为借口来掩饰失败，但不论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都会出现“外交失败”的可能。这不该成为主张胡闹的依据。
南海撞机之后，立刻有人攻击说“国内韬光养晦不对”，“要向美国宣战”。先不说从法理上如何给这次事件定性，即便我们真的不“韬光养晦”而“拍案而起”了，难道真的有实力去“向美国宣战”？
每次出现渔民问题，就立刻有人很买力的 骂海军骂政府，似乎只要不动手开打就“韬光养晦=卖国无能”、只有派战舰轰过去才是“唯一合适的解决办法”……国际争端到了这些人口中，简单得一塌糊涂！！
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支解开，并作为攻击目标的，多半是些典型FQ（并不是说FQ是恶意）。丢失了尽百年的自尊，在“站起来”后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找回。
但历史和现实却告诉我们，情绪化行为，却从来都不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好的影响。谨慎、老道、积极、狡猾的政策，才是现代外交上的“不灭的神话”。
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句话是否符合时宜，并不是看“美苏冷战”是否还在继续，而要看我们自身的实力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恰恰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对外方针！
[妄言，欢迎斧正]
“总理被辱事件”并不是“韬光养晦”的体现，更不能说是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造成的！
却有可能，有人把“无所作为”用“韬光养晦”来搪塞，但不能拿某次“外交失败”来作为否定其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允许“以韬光养晦”为借口来掩饰失败，但不论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都会出现“外交失败”的可能。这不该成为主张胡闹的依据。
南海撞机之后，立刻有人攻击说“国内韬光养晦不对”，“要向美国宣战”。先不说从法理上如何给这次事件定性，即便我们真的不“韬光养晦”而“拍案而起”了，难道真的有实力去“向美国宣战”？
每次出现渔民问题，就立刻有人很买力的 骂海军骂政府，似乎只要不动手开打就“韬光养晦=卖国无能”、只有派战舰轰过去才是“唯一合适的解决办法”……国际争端到了这些人口中，简单得一塌糊涂！！
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支解开，并作为攻击目标的，多半是些典型FQ（并不是说FQ是恶意）。丢失了尽百年的自尊，在“站起来”后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找回。
但历史和现实却告诉我们，情绪化行为，却从来都不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好的影响。谨慎、老道、积极、狡猾的政策，才是现代外交上的“不灭的神话”。
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句话是否符合时宜，并不是看“美苏冷战”是否还在继续，而要看我们自身的实力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恰恰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对外方针！
[妄言，欢迎斧正]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没错的，执行的不好，被人利用是执行的错，不代表方针有错。
抛弃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是指在外交上、国际事务不作为的政策，与军事冲突无关（没有良好的外交渠道增加交流了解才会造成冲突、误会），不积极参加国际、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自然会被地区国家排斥、甚至孤立，国与国合作是有利益则走在一起，有利益捆绑在一起自然冲突的可能性就减至最低，孤芳自赏的韬光养晦政策与闭关锁国有什么区别
[B]以下是引用[I]两由之[/I]在2005-9-22 23:59:00的发言：[/B][BR]吴建民想干活，结果被弄得教书去了。心有不甘，不分场合的瞎得得。真是闲得蛋疼。有本事你当外长去！
更误国啊 ~~ 他要去当外长也就害一代人 这弄去当个院长可能会害个几代人~~~
谁做的这种垃圾决策~~
[em06][em06][em06]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3 12:53:53编辑过]
韬光养晦是凡事不出头的外交政策，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就早要入棺材，中国崛起一定要主动出击外交政策，合纵连横把国际形势从单极引导向多极世界发展，中国一定要主动承担起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主导责任，建立多边政治、经贸协商机制，打破原有的欧美政治、经贸机制模式主动承担国际事务责任，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龟缩外交政策，被欧美日甚至东南亚联盟牵着鼻子走的韬光养晦政策，这样只会在政治、经贸、能源上陷入国际孤立困局
[B]以下是引用[I]JOJOHOHO[/I]在2005-9-23 13:13:00的发言：[/B][BR]韬光养晦是凡事不出头的外交政策
？？？？？？
这就是您给“韬光养晦”的定义？？还是您对“韬光养晦”政策理解？？？
如果批判是建立在对错误的定义或者一个曲解之上，那就没法继续讨论了。而批判也失去了实际意义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3 13:20:30编辑过]
讨论不在乎有没有实际意义，是参与或不参与的问题
[B]以下是引用[I]JOJOHOHO[/I]在2005-9-23 13:20:00的发言：[/B][BR]讨论不在乎有没有实际意义，是参与或不参与的问题
纯粹的文字斗法，小生没有太大兴趣。。。。
为了参与而参与，那就成了“凑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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