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超大推荐』北京：“韬光养晦”时代该终结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55:10
北京韬晦时代该终结了
● 于时语
无庸讳言，人民币升值并放弃紧盯美元，与美国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而汇率问题，仅仅是近期来中美关系趋向紧张的许多层面之一。
此外还可以举出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公司购并美国企业的强烈政治反响、“间谍案”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中美因台海而发生核战争的言论等等，总的说来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意识中急速升温。
这一趋向的基本动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年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美之间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
[B]美国扶植日本和拉拢印度，都只是反衬了再是号称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或是“将会超越中国”的印度，在这个星球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换言之，不管中国情愿与否，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时代已经基本终结，连“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在迅速消失。
煽动性宣传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维持高军费的自身利益不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其客观事实成分：这便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起飞，不仅改变全球经济实力布局，从而威胁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更冲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中产阶级，其广大成员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受到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的威胁。
笔者已经讲过，欧盟近来的多重政治危机，其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欧洲的经济模式和高福利制度不经过痛苦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造成的“中产阶级挤压”，同样导致相应的利益团体压力。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华力量”日渐成为传统共和党右翼鹰派和民主党劳工利益自由派的联盟，是这一趋向的明证。
欧美也感受全球化的痛苦
军事和政治霸权说到底来自经济实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自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在欧洲体现于民众对欧盟扩大的怀疑和反对；而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成为流行议题。无论欧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崛起都引起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迟疑反对并非新闻，可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新近也说：“全球化并非没有痛苦”，而《纽约时报》则干脆提出“美国可能不再供得起（can no longer afford）全球化”。针对布什总统保守革命的“业主社会”目标，投资奇才兼全球第二巨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却挖苦说：“美国注定要变成一个‘雇工社会’”。
美国和欧洲因此都会力图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规则制度，逆转中国和亚洲经济起飞对西方实力的不利后果，压迫人民币升值即为其一。在这样的新世局下，北京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日子一去不返，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邓小平的对外“韬晦”总方针，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保障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更无法维持“决不当头”的韬晦战略，自不待言。 [/B] 中美关系紧张化趋向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呢？
在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中，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零和游戏成分，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类似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近来引起注意的《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一面承认中国在“合情合理地”为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和富裕生活，一面说美国的历史教训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
“连体婴”经济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无法回避。北京的策略看来是避免美国的“上马”也即高科技战争，而是努力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煽情渲染不伦，这确实是扬长避短的上策，可以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热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笔者早就指出中美关系和苏美冷战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而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日纷纷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一方要伤害对方很容易成为损人损己的搬石砸脚。就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其主要副作用是加剧美国通胀，迫使联储局加息，而损害公私债务山积的美国经济。
这种“连体婴”经济关系，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很难成为美苏冷战的重演。而亚太地缘政治基于经济利益的重组，也完全不同于原苏欧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不说，就连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澳大利亚，其右翼政府总理霍华特新近访美时，也明确表示与华盛顿不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引起西方媒体注目。
北京应该认识到可以继续邓小平韬晦策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其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北京在政治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道德权威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便被迫面对和参与充满陷阱的国际强权政治。
总之，中美之间既有日益难分难解的共同利益交集，也有无法回避的竞争和冲突，很难以历史先例加以描述。我们只能说两国间不仅已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也将成为最有趣的关系。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于时语
无庸讳言，人民币升值并放弃紧盯美元，与美国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而汇率问题，仅仅是近期来中美关系趋向紧张的许多层面之一。
此外还可以举出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公司购并美国企业的强烈政治反响、“间谍案”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中美因台海而发生核战争的言论等等，总的说来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意识中急速升温。
这一趋向的基本动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年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美之间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
[B]美国扶植日本和拉拢印度，都只是反衬了再是号称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或是“将会超越中国”的印度，在这个星球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换言之，不管中国情愿与否，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时代已经基本终结，连“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在迅速消失。
煽动性宣传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维持高军费的自身利益不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其客观事实成分：这便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起飞，不仅改变全球经济实力布局，从而威胁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更冲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中产阶级，其广大成员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受到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的威胁。
笔者已经讲过，欧盟近来的多重政治危机，其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欧洲的经济模式和高福利制度不经过痛苦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造成的“中产阶级挤压”，同样导致相应的利益团体压力。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华力量”日渐成为传统共和党右翼鹰派和民主党劳工利益自由派的联盟，是这一趋向的明证。
欧美也感受全球化的痛苦
军事和政治霸权说到底来自经济实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自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在欧洲体现于民众对欧盟扩大的怀疑和反对；而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成为流行议题。无论欧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崛起都引起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迟疑反对并非新闻，可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新近也说：“全球化并非没有痛苦”，而《纽约时报》则干脆提出“美国可能不再供得起（can no longer afford）全球化”。针对布什总统保守革命的“业主社会”目标，投资奇才兼全球第二巨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却挖苦说：“美国注定要变成一个‘雇工社会’”。
美国和欧洲因此都会力图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规则制度，逆转中国和亚洲经济起飞对西方实力的不利后果，压迫人民币升值即为其一。在这样的新世局下，北京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日子一去不返，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邓小平的对外“韬晦”总方针，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保障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更无法维持“决不当头”的韬晦战略，自不待言。 [/B] 中美关系紧张化趋向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呢？
在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中，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零和游戏成分，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类似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近来引起注意的《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一面承认中国在“合情合理地”为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和富裕生活，一面说美国的历史教训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
“连体婴”经济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无法回避。北京的策略看来是避免美国的“上马”也即高科技战争，而是努力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煽情渲染不伦，这确实是扬长避短的上策，可以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热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笔者早就指出中美关系和苏美冷战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而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日纷纷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一方要伤害对方很容易成为损人损己的搬石砸脚。就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其主要副作用是加剧美国通胀，迫使联储局加息，而损害公私债务山积的美国经济。
这种“连体婴”经济关系，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很难成为美苏冷战的重演。而亚太地缘政治基于经济利益的重组，也完全不同于原苏欧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不说，就连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澳大利亚，其右翼政府总理霍华特新近访美时，也明确表示与华盛顿不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引起西方媒体注目。
北京应该认识到可以继续邓小平韬晦策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其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北京在政治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道德权威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便被迫面对和参与充满陷阱的国际强权政治。
总之，中美之间既有日益难分难解的共同利益交集，也有无法回避的竞争和冲突，很难以历史先例加以描述。我们只能说两国间不仅已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也将成为最有趣的关系。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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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时语
无庸讳言，人民币升值并放弃紧盯美元，与美国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而汇率问题，仅仅是近期来中美关系趋向紧张的许多层面之一。
此外还可以举出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公司购并美国企业的强烈政治反响、“间谍案”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中美因台海而发生核战争的言论等等，总的说来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意识中急速升温。
这一趋向的基本动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年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美之间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
[B]美国扶植日本和拉拢印度，都只是反衬了再是号称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或是“将会超越中国”的印度，在这个星球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换言之，不管中国情愿与否，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时代已经基本终结，连“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在迅速消失。
煽动性宣传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维持高军费的自身利益不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其客观事实成分：这便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起飞，不仅改变全球经济实力布局，从而威胁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更冲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中产阶级，其广大成员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受到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的威胁。
笔者已经讲过，欧盟近来的多重政治危机，其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欧洲的经济模式和高福利制度不经过痛苦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造成的“中产阶级挤压”，同样导致相应的利益团体压力。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华力量”日渐成为传统共和党右翼鹰派和民主党劳工利益自由派的联盟，是这一趋向的明证。
欧美也感受全球化的痛苦
军事和政治霸权说到底来自经济实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自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在欧洲体现于民众对欧盟扩大的怀疑和反对；而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成为流行议题。无论欧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崛起都引起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迟疑反对并非新闻，可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新近也说：“全球化并非没有痛苦”，而《纽约时报》则干脆提出“美国可能不再供得起（can no longer afford）全球化”。针对布什总统保守革命的“业主社会”目标，投资奇才兼全球第二巨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却挖苦说：“美国注定要变成一个‘雇工社会’”。
美国和欧洲因此都会力图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规则制度，逆转中国和亚洲经济起飞对西方实力的不利后果，压迫人民币升值即为其一。在这样的新世局下，北京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日子一去不返，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邓小平的对外“韬晦”总方针，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保障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更无法维持“决不当头”的韬晦战略，自不待言。 [/B] 中美关系紧张化趋向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呢？
在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中，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零和游戏成分，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类似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近来引起注意的《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一面承认中国在“合情合理地”为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和富裕生活，一面说美国的历史教训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
“连体婴”经济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无法回避。北京的策略看来是避免美国的“上马”也即高科技战争，而是努力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煽情渲染不伦，这确实是扬长避短的上策，可以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热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笔者早就指出中美关系和苏美冷战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而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日纷纷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一方要伤害对方很容易成为损人损己的搬石砸脚。就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其主要副作用是加剧美国通胀，迫使联储局加息，而损害公私债务山积的美国经济。
这种“连体婴”经济关系，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很难成为美苏冷战的重演。而亚太地缘政治基于经济利益的重组，也完全不同于原苏欧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不说，就连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澳大利亚，其右翼政府总理霍华特新近访美时，也明确表示与华盛顿不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引起西方媒体注目。
北京应该认识到可以继续邓小平韬晦策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其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北京在政治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道德权威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便被迫面对和参与充满陷阱的国际强权政治。
总之，中美之间既有日益难分难解的共同利益交集，也有无法回避的竞争和冲突，很难以历史先例加以描述。我们只能说两国间不仅已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也将成为最有趣的关系。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6 11:06:02编辑过]
北京韬晦时代该终结了● 于时语
无庸讳言，人民币升值并放弃紧盯美元，与美国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而汇率问题，仅仅是近期来中美关系趋向紧张的许多层面之一。
此外还可以举出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公司购并美国企业的强烈政治反响、“间谍案”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中美因台海而发生核战争的言论等等，总的说来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意识中急速升温。
这一趋向的基本动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年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美之间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
[B]美国扶植日本和拉拢印度，都只是反衬了再是号称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或是“将会超越中国”的印度，在这个星球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换言之，不管中国情愿与否，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时代已经基本终结，连“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在迅速消失。
煽动性宣传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维持高军费的自身利益不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其客观事实成分：这便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起飞，不仅改变全球经济实力布局，从而威胁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更冲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中产阶级，其广大成员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受到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的威胁。
笔者已经讲过，欧盟近来的多重政治危机，其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欧洲的经济模式和高福利制度不经过痛苦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造成的“中产阶级挤压”，同样导致相应的利益团体压力。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华力量”日渐成为传统共和党右翼鹰派和民主党劳工利益自由派的联盟，是这一趋向的明证。
欧美也感受全球化的痛苦
军事和政治霸权说到底来自经济实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自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在欧洲体现于民众对欧盟扩大的怀疑和反对；而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成为流行议题。无论欧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崛起都引起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迟疑反对并非新闻，可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新近也说：“全球化并非没有痛苦”，而《纽约时报》则干脆提出“美国可能不再供得起（can no longer afford）全球化”。针对布什总统保守革命的“业主社会”目标，投资奇才兼全球第二巨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却挖苦说：“美国注定要变成一个‘雇工社会’”。
美国和欧洲因此都会力图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规则制度，逆转中国和亚洲经济起飞对西方实力的不利后果，压迫人民币升值即为其一。在这样的新世局下，北京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日子一去不返，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邓小平的对外“韬晦”总方针，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保障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更无法维持“决不当头”的韬晦战略，自不待言。 [/B] 中美关系紧张化趋向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呢？
在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中，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零和游戏成分，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类似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近来引起注意的《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一面承认中国在“合情合理地”为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和富裕生活，一面说美国的历史教训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
“连体婴”经济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无法回避。北京的策略看来是避免美国的“上马”也即高科技战争，而是努力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煽情渲染不伦，这确实是扬长避短的上策，可以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热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笔者早就指出中美关系和苏美冷战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而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日纷纷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一方要伤害对方很容易成为损人损己的搬石砸脚。就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其主要副作用是加剧美国通胀，迫使联储局加息，而损害公私债务山积的美国经济。
这种“连体婴”经济关系，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很难成为美苏冷战的重演。而亚太地缘政治基于经济利益的重组，也完全不同于原苏欧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不说，就连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澳大利亚，其右翼政府总理霍华特新近访美时，也明确表示与华盛顿不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引起西方媒体注目。
北京应该认识到可以继续邓小平韬晦策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其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北京在政治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道德权威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便被迫面对和参与充满陷阱的国际强权政治。
总之，中美之间既有日益难分难解的共同利益交集，也有无法回避的竞争和冲突，很难以历史先例加以描述。我们只能说两国间不仅已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也将成为最有趣的关系。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6 11:06:02编辑过]
『超大推荐』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韬光养晦”方针还要管一百年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韬光养晦”方针 还要管一百年
（北京讯）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中国将长期坚持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
中新社报道，这名中国前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引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话表示：“‘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他昨天在北京为参加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不同意中国一些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为此“感到十分担心”。
吴建民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要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因此，“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还将长期坚持。
他也乐观地表示，今后20年是关键，只要紧紧把握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繁荣和统一”，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不过，吴建民也担心，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时候理智很重要。”他勉励在座的青年，要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时代国际主义精神。
邓小平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因为六四事件遭西方国家制裁、苏联与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之际，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韬光养晦”是指“谦虚谨慎，不说空话，多做实事，不事张扬，不当头，不称霸”，“有所作为”则是指在国际问题上坚持本身的原则立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两者强调的是对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影响，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力量近年来突飞猛进，新一代领导人又显得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把握外交主动权，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外交可能会走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而建构一种新的战略。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韬光养晦”方针 还要管一百年
（北京讯）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中国将长期坚持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
中新社报道，这名中国前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引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话表示：“‘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他昨天在北京为参加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不同意中国一些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为此“感到十分担心”。
吴建民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要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因此，“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还将长期坚持。
他也乐观地表示，今后20年是关键，只要紧紧把握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繁荣和统一”，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不过，吴建民也担心，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时候理智很重要。”他勉励在座的青年，要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时代国际主义精神。
邓小平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因为六四事件遭西方国家制裁、苏联与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之际，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韬光养晦”是指“谦虚谨慎，不说空话，多做实事，不事张扬，不当头，不称霸”，“有所作为”则是指在国际问题上坚持本身的原则立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两者强调的是对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影响，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力量近年来突飞猛进，新一代领导人又显得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把握外交主动权，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外交可能会走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而建构一种新的战略。
韬光养晦不是简单地逃避与退让
而应当建立在积极的作为基础之上
而应当建立在积极的作为基础之上
还是老观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需要兼顾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都是谬误。
现阶段标榜“韬光养晦”是有必要的，但实际操作面更应重视“有所作为”。
现阶段标榜“韬光养晦”是有必要的，但实际操作面更应重视“有所作为”。
没法回避问题
如果把韬光养晦视为一种政策，就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把韬光养晦当成对外的无能和软弱的借口，就肯定让人接受不了了。
但是如果把韬光养晦当成对外的无能和软弱的借口，就肯定让人接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