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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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则无所谓,个人选择可以很多,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因此民主式的个人容易被煽动家利用,煽动家摇身一变成为民主领袖,这些民主领袖从控制民众中得到乐趣之后,就会渐渐沦为暴君僭主,而僭主式的个人则释放了人类最隐秘的邪恶欲望,而他们自己也成为欲望的奴隶.
                                                                            -----------------柏拉图

民主政治与民族主义情绪 樊一丁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尔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被认为不仅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托尔维尔早在19世纪访问美国、研究它的民主制度时就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卷土重来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两种体制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也都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 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到:“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其实,民主国家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 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过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道,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凯撒式的人物。凯撒在公元前58年至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尔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鲁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3年内战。凯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的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莱德雷(Bradley)支持他的观点,后者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便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证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 “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代表或只对某些选民或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也有许多传说做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尔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因而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
  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 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丘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 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对发动战争也起了重要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里得知,布什政府为了为战争找到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等等。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开始美国国内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在西部的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3名女成员的裸照。3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3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消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1000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民主政体则无所谓,个人选择可以很多,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因此民主式的个人容易被煽动家利用,煽动家摇身一变成为民主领袖,这些民主领袖从控制民众中得到乐趣之后,就会渐渐沦为暴君僭主,而僭主式的个人则释放了人类最隐秘的邪恶欲望,而他们自己也成为欲望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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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民族主义情绪 樊一丁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尔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被认为不仅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托尔维尔早在19世纪访问美国、研究它的民主制度时就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卷土重来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两种体制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也都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 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到:“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其实,民主国家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 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过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道,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凯撒式的人物。凯撒在公元前58年至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尔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鲁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3年内战。凯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的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莱德雷(Bradley)支持他的观点,后者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便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证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 “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代表或只对某些选民或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也有许多传说做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尔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因而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
  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 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丘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 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对发动战争也起了重要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里得知,布什政府为了为战争找到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等等。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开始美国国内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在西部的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3名女成员的裸照。3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3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消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1000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
几位名记者则成了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彼得?阿内特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重压下的公司炒了尤鱼。

  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台的新闻发言人为此辩解说:“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将个人的意见公诸于众,这也是错误的。因此阿内特不再为NBC从事报道了。”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国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内特等几名著名记者仅仅因对战争的不同报道而被炒掉后,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热烈喝彩就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有人说,此次伊拉克战争仿佛是一个“消声器”,不仅美国民众支持布什开战的占绝对多数,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悄悄地闭上了嘴,不敢出来就政府此次战争决策中显而易见的诸多失误提出质疑。

  美国的一些专家们也担心,当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民主会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会限制自由,反对声被淹没。民众的热情会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国政策。他们说,美国社会的一边倒倾向,一方面导致了美国人对自身带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失当,并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