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体内的印度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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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09年第24期(即09年12月下半月那一期)《南风窗》杂志的第44到第46页,此文在电子版、网络版《南风窗》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803

1951年,在邻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强势的时候,面对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印共中央主动宣布放弃近5年不很成功的武装斗争道路,决意“通过选票箱击败国大党”。此后国会的每次选举,印度共产党都无一例外投入选战,并多次取得不俗成绩。
  50多年来,印度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迄今已拥有160多万党员;不仅在地方拥有3块执政“根据地”,辖下治理着1亿多人口,还在十多个邦议会拥有席位,且对于历届联邦政府和国会,都能发挥一定影响。不论是作为反对党,还是第三势力的代表,印度共产党都能显示其活跃身影,国会的稳定议席使其成为具有“勒索”能力的政党。
  体制内追求反体制目标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这支具有89年光辉历史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体制化的能力。
  1962年,印共总书记高士去世,加之彼时炙热的共产党国际大论战,以及不幸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令印共内部原有的两派路线之争激化。党主席丹吉主张联合国大党实现“民族民主政府”,而孙达拉雅派则强烈批评丹吉集团放弃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搞阶级合作,强调要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年之后,孙达拉雅派出走,另召“七大”,此后这一派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两党并存竞争时,坚持体制内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印共(马)迅速崛起。1967年国会选举,印共(马)首次参选即一鸣惊人。59人披挂上阵,赢取19席,超过印共。此后印共(马)愈战愈勇,在随后的10次人民院选举中,除1971、1977、1984年3次大选外,该党议席均维持在30席以上。2004年大选,印共(马)甚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43席。
  与此同时,由丹吉一派留守构成的印共秉持温和合作路线,反而愈发困窘。虽同为全国性大党,同期印共议席却多在10席左右徘徊。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的表现也远逊于印共(马)。在1970~1977年与国大党结盟期间,印共除在西南角的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取较多席位并领导邦政府外,几无值得夸耀之处。由于势力萎缩得厉害,再加上自己倚靠的英迪拉·甘地中央政府于1977年垮台,印共总书记拉奥遂改变策略,转而与印共(马)携手。坚持阶级合作的印共主席丹吉,则于1981年另组“全印共产党”,此后越走路越窄,影响渐失。1980年代末以来,印共数次主动提出与印共(马)合并,由于理念有别,后者都没有答应。
  印共与“后起之秀”印共(马)两党命运悬殊,可归结为多种原因,但路线差异是核心。尽管同为左翼派别,但印共(马)更激进、更具革命色彩。1964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印共(马)党纲写道:“印共(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显然,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现有国家和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地主阶级政府领导下得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为可能。”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意识成熟度”,印共(马)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基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所有真正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而“这首先要求用人民民主国家代替现在的资产-地主阶级国家”。
  印共的看法则明显有别,它认为,印度是新独立国家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的力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并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不经过一场持久的内战,而是通过相对和平的道路真正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民主社会里参加体制内竞选,为何具有更强烈反体制特征的政党更能赢得生存空间?这可能与印度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特性紧密相关。新德里尽管政治上早熟,由于殖民化被早早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但其经济、社会发育却长期迟缓落后。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家,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公正之政治诉求及其变革社会的伟大抱负在吸引弱势群体方面本就得天独厚。印共谋求与国大党结盟,反而由于国大党的中左政党特性遮掩了印共自身光彩。 此外,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尼赫鲁总理力图将现代印度引向混合东西政治文化的理想状态,亦即经济上引入社会主义特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治上引入亚洲威权成分,促成一党独大的议会民主制、单一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联邦制,从而使之扮演“亚洲轴心”,形成与两种制度竞争、别具特色的新德里模式。因此,印度政治、经济体制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化追求,为印度左派特别是既承认既定政治框架、又能保持自身特色的左翼政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和政治空间。
  不过,几十年来,印共(马)也谨守在体制内竞争的政治底线,不仅与亲国大党的印共“和而不同”,对过于否定现有体制、1969年从内部分裂出去的印共(马列),也刻意保持距离,而对走极端路线的毛派组织,印共(马)领导下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更是不惜以武力围剿、坚决打压。
  特立独行的政策路线
  由于先天环境适宜,印度共产党从其进入体制之初就显露勃勃生机。1952年参加首次大选,印共所获议席即列第二,成为国大党在国会中的最大反对派。5年后,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又成功开启执政生涯。在国大党一统天下的1950年代,共产党人能这么快取得自己的一块地盘,成就不算太小。由于刚进入体制就获得丰厚报偿,这无疑极大鼓励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与不切实际的武装革命道路相比,他们很显然愿意以这种低代价的体制内革命方式进入政坛,并施展其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
  不过,印共的第一次地方执政并不那么顺利。1957年首次主政喀拉拉邦时,从无执政经验的印共急切地推出了一系列激进改革,如释放政治犯,将学校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把公共荒地分给无地农民等。尽管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宣称不会在该地建立社会主义,印共的举措仍然引起传统权势阶层及反共势力的一片恐慌。两年后,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强行接管了邦政权。几年后,当共产党再度主政该邦时,其已懂得在联邦宪法框架内循序渐进推进改革,避免挑战中央权威。
  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联盟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西孟加拉的执政权则从未旁落。究其原因,与印共(马)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农业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关。土改重心有两方面:租佃改革与土地的重新分配。通过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过150万佃农在主管部门登记后获得租地耕种,其永久、可继承租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障;根据联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邦政府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征收超限额土地,分配给250多万农户。土改使西孟加拉过半数农户直接受益。到现在,小农、贫农、中农拥有该邦84%的土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土改充分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仅为2.7%。
  左翼阵线还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自治体制,使印度传统的评议会即潘查雅特(Panchayat)制度焕发新活力。邦将50%的职权下放充实到三级潘查雅特,而各级机构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过程从候选人酝酿到政策宣传再到最终投票和计票,均自由、公开、透明,包容反对派别,具有充分竞争性。邦政府特别规定,妇女席位要占1/3,落后地区、低收入者、贱民和土著民,也须予以充分照顾。如此重组之后,无地和贫苦农民在各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高达70%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原本由地方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被摧垮了,地方治理结构大为改善。如今,这种模式已成为印度各邦效仿的典范。
  1980年代以来,印度国大党(英·甘地)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经济政策方面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印度共产党更坚定地将自己打造成工农等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对国大党的右倾化予以猛烈抨击。199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共产党又开始着力维护MSL、基督教等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其政治空间和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拓展。
  相对于印人党,共产党对国大党(英)抱有更多好感,毕竟两者有维护世俗政治和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2004年大选后,为了阻止印人党执政,印共(马)领导的包括印共在内的左翼四党凭借手中的61个议席,支持国大党(英)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上台组阁。作为交换,共产党人索姆纳特·查特吉首次坐上人民院议长宝座。
  由于不赞同辛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左翼四党没有参加政府,而是采用印度特色的外围支持方式。不过,双方这种合作没有进行到底,2006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共产党出于“反帝”的本能和维护不结盟政策的考虑,坚决反对批准该协议。辛格总理的不妥协立场最终导致左翼四党于去年7月宣布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辛格政府在随后的信任投票中成功争取到社会公民党等中间势力的支持,惊险过关。说到入阁,在1996和1998年,印共(马)政治局委员、在西孟邦做了23年首席部长的J·巴苏曾两次有机会入阁出任总理,然皆因党纲所限,而丧失组阁机会。2000年,印共(马)特代会批准,在革命过渡时期,在条件允许下,共产党可参加中央政府。为提高中央执政可能,共产党开始主动打造印人党和国大党(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2009年3月,印共(马)顺利拉起了一个由10党组成的“第三阵线”,其主要成员除左翼四党外,还包括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人民党(世俗)等几个地方性政党。
  
  坚守抑或转型:改革的迷思
  今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印共两大主流派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543个议席的竞争当中,印共(马)只分得区区16席,与上届相比,剧减了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了3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印共(马)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损失惨重,2004年时还有10席,这次只得4席,角色更显微不足道。
  共产党的三大据点,除小邦特里普拉的两个人民院议席继续被印共(马)包揽外,喀拉拉和西孟加拉两邦都颜色大变。西孟邦总计42席,印共(马)这次只夺得9席,与上届26席的辉煌战绩形成强烈对比,而其主要对手草根大会党则由1席猛蹿至19席。在喀拉拉,印共上次3席全部沦陷,印共(马)也只斩获4席,相当于上届的1/3。
  此次选战,为何共产党突然间黯然失色,国会议席大幅萎缩?印共(马)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认为,参选时组建“第三阵线”,明确提出建立不切实际的“非国大党、非印人党”政府,是患了策略性失误。的确,此举将左翼政党逼入墙角,促使不希望政策发生巨变的民众起来阻止共产党上台。不过,从选举结果看,参加“第三阵线”的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议席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上次大选一席未得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此次竟将9席收入囊中。比较起来,只有左翼四党遭遇滑铁卢,尤以其中两支共产党队伍为甚。这说明,失利原因主要还在于共产党自身表现。
  喀拉拉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马)在该邦陷入了内讧。邦首席部长阿诸善南丹和党委书记维亚原相互攻击,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一度导致两人抛开对方,各自组建自己的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
  假如说喀拉拉的矛盾性质属于共产党内部党政区隔不清、党务书记权限过大引发的老问题,那么在西孟邦,共产党遇到的则是新挑战。
  2000年接替巴苏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开始大力引进外资,许多新工厂和IT相关服务产业出现在西孟加拉,此举有力扭转了巴苏执政后期经济的下滑态势。2001~2006年,西孟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在他的领导下,左翼阵线成功通过2001和2006年两场选举大考。2006年的选举可谓胜利空前,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当中,左翼四党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
  不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巴塔查吉过分倾向资方利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符合印共(马)的政治立场。2007年1月出现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事件”和次年10月的“辛古尔事件”将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此后陷入困局。前者起因于邦政府准许一家印尼企业收购土地,当地数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极为恐惧,竭力阻止该计划实施,最终酿成警察开枪,11人死亡的悲剧。后者则缘自邦政府为吸引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到辛古尔村建厂,而以“公共目的”为由强行征地,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项目被迫撤出。
  两起事件折射出共产党在经济转型期执政的巨大困境。作为北方富裕邦,以加尔各答为首府的西孟加拉正处于从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肯定难以持续,最终会丧失执政权,但加快本地的工业化进程,又势必会损害到居主体的农民利益。对资本的过度青睐不仅动摇了共产党传统的支持基础,而且和自己的一贯政策发生正面冲突。一言以蔽之,搞工业化无疑是在革自己的命。
  在存有反对党竞争的民主框架中,尤其是印度多达上千个政党激烈拼抢空间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任何不慎的政策都可能招致十分危险的后果。在西孟加拉邦,共产党不顾民主社会的现实,过分照搬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征地、强势政府引导改革的做法,显得十分草率鲁莽。其结果是,对手草根大会党趁火打劫,抢过印共(马)原来的口号,以“贫困农民的拯救者”自居,领导农民与邦政府斗争。由此不仅使得该地工业化进程骑虎难下,印共(马)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而草根大会党则借机提升了政治影响力,成为今年大选的赢家。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战略是未来印度共产党不容回避的必然选择。要破除这一过程中的迷局,印度共产党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进行政党转型,特别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将党从狭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化为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型”政党。毫无疑问,这将充满政治风险,但实际上,在印度迈上工业化快车道的今天,党已经开始走向了高空钢丝架。

相关贴子:为何尔多瓦共产党不靠“武装斗争”、只靠竞选也能获得由它在该国一党执政的地位?
详情见下面这篇新闻报道: 欧洲红色最小国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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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8-06 22:09   稿源:《齐鲁周刊》 撰稿:唐繁 阅读:25 次 文章挑错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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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8月6日出版的《齐鲁周刊》(这是山东发改委主管,齐鲁周刊社主办的一份期刊,此杂志的自我简介见此杂志的网站的这个网页——http://www.qlweekly.com/about/jieshao.html),这篇报道在电子版、网络版《齐鲁周刊》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qlweekly.com/Planning/hot/200908/061011.html

作为欧洲第一个以和平方式获取政权的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曾经在全世界引起震动。不过随着7月31日提前大选正式结果的公布,摩共也终于黯然走下执政的神坛,丧失独立组阁的权力的摩共将与四个反对党共同组阁(“反对党”的另一种名称是“在野党”。——楼主评点),欧洲最后的一点“红色”也开始消失了。
“这个结果是亲欧洲政党的胜利”

  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7月31日傍晚公布的提前大选正式结果显示,5个政党进入新一届议会,其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获得44.7%的选票,得票率居首,但未获得单独组阁的绝对多数
  摩尔多瓦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统由大选后产生的新议会选出,且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61个议席以上的支持才能当选。在今年4月5日举行的议会换届选举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以下简称摩共)赢得60个议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集体制抵,摩共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以一票之差无法当选。在6月3日举行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再次失败后,总统沃罗宁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显然,这次大选的最终结果十分符合反对党的利益。虽然摩共在新议会中拥有48个席位,但紧随其后的自由民主党、自由党、民主党和我们的摩尔多瓦联盟得票率均超过5%,都将获准进入议会。
  兴奋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弗拉德·菲拉特说:“这次选举是真理的胜利!”他明确表示要和其它三个政党——自由党、民主党以及“我们的摩尔多瓦联盟”结成同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必要的折中方法,达成妥协和一致,从而使摩尔多瓦最终实现民主统治。”
  而自由党的副领导人多林·吉尔托阿卡的说法显得更加的赤裸裸,他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反对党兵士们的行列,并且决不能干扰摩尔多瓦通向‘欧洲一体化’之路。”
  当然,这一消息让西方媒体更为兴奋。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欧洲最后一个共产党政府似乎踏上了丧失权力之路。BBC记者汤姆·艾斯勒蒙特则说,“这个结果已经被视为四个亲西方、亲欧洲政党的胜利”。  
摩尔多瓦的“红色”历程
  作为前苏联地方党组织的后继者,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于2001年2月25日通过议会选举成为原苏东地区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政党(而不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不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楼主评点),这一事件在前苏东地区乃至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2009年3月5日,摩尔多瓦举行1991年独立以来的第五次议会大选。根据7日公布的结果,自2001年以来就一直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获胜,得到了101议席中的61席。一些参选的反对党派对此十分不满,声称摩共在大选中舞弊,不仅组织支持者举行抗议表威,而且用暴力冲击总统府和议会大楼,造成近百人受伤和大量财产损失。这场被西方媒体炒作成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和“起义”的骚乱成了摩尔多瓦政局动荡的开端。
  在利益面前一切形式都要靠边站,实践中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选举中非常现实的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竞选口号,提出把摩尔多瓦建成一个国家富足、人民安康的新社会,并且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与欧洲的一体化。这与其在党章上规定的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已相去甚远。
  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摩尔多瓦经济,如今平均月工资只有35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预测,今年摩尔多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急剧下降9%。摩尔多瓦人的心情正如政治分析家乌兰德·卢潘Vlad Lupan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选择融入欧盟,如果共产党继续执政,我们的一切将照旧,看不到任何变革,只能听那些纸上谈兵的政治声明”。
  由此来看,共产党人如果想要继续执政,那必然要把其执政目标修改得更为符合反对党的意愿,那么,无论是何党派当选总统,都已经无法改变其“红色”政权消失的现状了。
东方还是西方?这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夹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东欧小国,在某些国家眼中显得比较“另类”,因为它是现在欧洲惟一“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在摩尔多瓦选举之前,西方媒体就认定,选举最终结果将决定摩尔多瓦是否投入欧盟的怀抱。而面对选举的初步结果,即将卸任的摩尔多瓦总统、共产党领导人沃罗宁仅仅表示,选举是“最重要的成就”,摩尔多瓦“能够举办文明和民主的选举”。
  如此看来,尽管四个反对党赢得了足够的席位,具备了组建政府的资格,他们也有理由为扫清了主要障碍而乐观,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选出一个接替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更不能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投入欧盟的怀抱”,因为俄罗斯首先就不可能会答应。
  俄罗斯承诺为摩尔多瓦提供5亿美元贷款以帮助摩尔多瓦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根据最近中摩之间达成的协议显示,中方贷款是俄罗斯计划提供贷款的2倍,超出美国“千年挑战账户”可提供的最高援助金额3亿美元。中国正在去俄罗斯“后花园”,欧盟在以极大的诱惑力诱导摩尔多瓦人民,而俄罗斯与美国则一直虎视眈眈。一切的结果都在显示:博弈将会持续进行,俄罗斯、欧盟、中国、美国,世界永远在进行四方会谈。转自09年第24期(即09年12月下半月那一期)《南风窗》杂志的第44到第46页,此文在电子版、网络版《南风窗》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803

1951年,在邻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强势的时候,面对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印共中央主动宣布放弃近5年不很成功的武装斗争道路,决意“通过选票箱击败国大党”。此后国会的每次选举,印度共产党都无一例外投入选战,并多次取得不俗成绩。
  50多年来,印度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迄今已拥有160多万党员;不仅在地方拥有3块执政“根据地”,辖下治理着1亿多人口,还在十多个邦议会拥有席位,且对于历届联邦政府和国会,都能发挥一定影响。不论是作为反对党,还是第三势力的代表,印度共产党都能显示其活跃身影,国会的稳定议席使其成为具有“勒索”能力的政党。
  体制内追求反体制目标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这支具有89年光辉历史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体制化的能力。
  1962年,印共总书记高士去世,加之彼时炙热的共产党国际大论战,以及不幸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令印共内部原有的两派路线之争激化。党主席丹吉主张联合国大党实现“民族民主政府”,而孙达拉雅派则强烈批评丹吉集团放弃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搞阶级合作,强调要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年之后,孙达拉雅派出走,另召“七大”,此后这一派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两党并存竞争时,坚持体制内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印共(马)迅速崛起。1967年国会选举,印共(马)首次参选即一鸣惊人。59人披挂上阵,赢取19席,超过印共。此后印共(马)愈战愈勇,在随后的10次人民院选举中,除1971、1977、1984年3次大选外,该党议席均维持在30席以上。2004年大选,印共(马)甚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43席。
  与此同时,由丹吉一派留守构成的印共秉持温和合作路线,反而愈发困窘。虽同为全国性大党,同期印共议席却多在10席左右徘徊。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的表现也远逊于印共(马)。在1970~1977年与国大党结盟期间,印共除在西南角的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取较多席位并领导邦政府外,几无值得夸耀之处。由于势力萎缩得厉害,再加上自己倚靠的英迪拉·甘地中央政府于1977年垮台,印共总书记拉奥遂改变策略,转而与印共(马)携手。坚持阶级合作的印共主席丹吉,则于1981年另组“全印共产党”,此后越走路越窄,影响渐失。1980年代末以来,印共数次主动提出与印共(马)合并,由于理念有别,后者都没有答应。
  印共与“后起之秀”印共(马)两党命运悬殊,可归结为多种原因,但路线差异是核心。尽管同为左翼派别,但印共(马)更激进、更具革命色彩。1964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印共(马)党纲写道:“印共(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显然,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现有国家和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地主阶级政府领导下得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为可能。”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意识成熟度”,印共(马)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基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所有真正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而“这首先要求用人民民主国家代替现在的资产-地主阶级国家”。
  印共的看法则明显有别,它认为,印度是新独立国家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的力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并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不经过一场持久的内战,而是通过相对和平的道路真正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民主社会里参加体制内竞选,为何具有更强烈反体制特征的政党更能赢得生存空间?这可能与印度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特性紧密相关。新德里尽管政治上早熟,由于殖民化被早早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但其经济、社会发育却长期迟缓落后。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家,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公正之政治诉求及其变革社会的伟大抱负在吸引弱势群体方面本就得天独厚。印共谋求与国大党结盟,反而由于国大党的中左政党特性遮掩了印共自身光彩。 此外,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尼赫鲁总理力图将现代印度引向混合东西政治文化的理想状态,亦即经济上引入社会主义特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治上引入亚洲威权成分,促成一党独大的议会民主制、单一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联邦制,从而使之扮演“亚洲轴心”,形成与两种制度竞争、别具特色的新德里模式。因此,印度政治、经济体制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化追求,为印度左派特别是既承认既定政治框架、又能保持自身特色的左翼政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和政治空间。
  不过,几十年来,印共(马)也谨守在体制内竞争的政治底线,不仅与亲国大党的印共“和而不同”,对过于否定现有体制、1969年从内部分裂出去的印共(马列),也刻意保持距离,而对走极端路线的毛派组织,印共(马)领导下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更是不惜以武力围剿、坚决打压。
  特立独行的政策路线
  由于先天环境适宜,印度共产党从其进入体制之初就显露勃勃生机。1952年参加首次大选,印共所获议席即列第二,成为国大党在国会中的最大反对派。5年后,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又成功开启执政生涯。在国大党一统天下的1950年代,共产党人能这么快取得自己的一块地盘,成就不算太小。由于刚进入体制就获得丰厚报偿,这无疑极大鼓励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与不切实际的武装革命道路相比,他们很显然愿意以这种低代价的体制内革命方式进入政坛,并施展其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
  不过,印共的第一次地方执政并不那么顺利。1957年首次主政喀拉拉邦时,从无执政经验的印共急切地推出了一系列激进改革,如释放政治犯,将学校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把公共荒地分给无地农民等。尽管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宣称不会在该地建立社会主义,印共的举措仍然引起传统权势阶层及反共势力的一片恐慌。两年后,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强行接管了邦政权。几年后,当共产党再度主政该邦时,其已懂得在联邦宪法框架内循序渐进推进改革,避免挑战中央权威。
  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联盟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西孟加拉的执政权则从未旁落。究其原因,与印共(马)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农业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关。土改重心有两方面:租佃改革与土地的重新分配。通过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过150万佃农在主管部门登记后获得租地耕种,其永久、可继承租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障;根据联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邦政府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征收超限额土地,分配给250多万农户。土改使西孟加拉过半数农户直接受益。到现在,小农、贫农、中农拥有该邦84%的土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土改充分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仅为2.7%。
  左翼阵线还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自治体制,使印度传统的评议会即潘查雅特(Panchayat)制度焕发新活力。邦将50%的职权下放充实到三级潘查雅特,而各级机构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过程从候选人酝酿到政策宣传再到最终投票和计票,均自由、公开、透明,包容反对派别,具有充分竞争性。邦政府特别规定,妇女席位要占1/3,落后地区、低收入者、贱民和土著民,也须予以充分照顾。如此重组之后,无地和贫苦农民在各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高达70%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原本由地方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被摧垮了,地方治理结构大为改善。如今,这种模式已成为印度各邦效仿的典范。
  1980年代以来,印度国大党(英·甘地)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经济政策方面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印度共产党更坚定地将自己打造成工农等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对国大党的右倾化予以猛烈抨击。199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共产党又开始着力维护MSL、基督教等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其政治空间和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拓展。
  相对于印人党,共产党对国大党(英)抱有更多好感,毕竟两者有维护世俗政治和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2004年大选后,为了阻止印人党执政,印共(马)领导的包括印共在内的左翼四党凭借手中的61个议席,支持国大党(英)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上台组阁。作为交换,共产党人索姆纳特·查特吉首次坐上人民院议长宝座。
  由于不赞同辛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左翼四党没有参加政府,而是采用印度特色的外围支持方式。不过,双方这种合作没有进行到底,2006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共产党出于“反帝”的本能和维护不结盟政策的考虑,坚决反对批准该协议。辛格总理的不妥协立场最终导致左翼四党于去年7月宣布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辛格政府在随后的信任投票中成功争取到社会公民党等中间势力的支持,惊险过关。说到入阁,在1996和1998年,印共(马)政治局委员、在西孟邦做了23年首席部长的J·巴苏曾两次有机会入阁出任总理,然皆因党纲所限,而丧失组阁机会。2000年,印共(马)特代会批准,在革命过渡时期,在条件允许下,共产党可参加中央政府。为提高中央执政可能,共产党开始主动打造印人党和国大党(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2009年3月,印共(马)顺利拉起了一个由10党组成的“第三阵线”,其主要成员除左翼四党外,还包括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人民党(世俗)等几个地方性政党。
  
  坚守抑或转型:改革的迷思
  今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印共两大主流派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543个议席的竞争当中,印共(马)只分得区区16席,与上届相比,剧减了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了3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印共(马)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损失惨重,2004年时还有10席,这次只得4席,角色更显微不足道。
  共产党的三大据点,除小邦特里普拉的两个人民院议席继续被印共(马)包揽外,喀拉拉和西孟加拉两邦都颜色大变。西孟邦总计42席,印共(马)这次只夺得9席,与上届26席的辉煌战绩形成强烈对比,而其主要对手草根大会党则由1席猛蹿至19席。在喀拉拉,印共上次3席全部沦陷,印共(马)也只斩获4席,相当于上届的1/3。
  此次选战,为何共产党突然间黯然失色,国会议席大幅萎缩?印共(马)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认为,参选时组建“第三阵线”,明确提出建立不切实际的“非国大党、非印人党”政府,是患了策略性失误。的确,此举将左翼政党逼入墙角,促使不希望政策发生巨变的民众起来阻止共产党上台。不过,从选举结果看,参加“第三阵线”的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议席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上次大选一席未得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此次竟将9席收入囊中。比较起来,只有左翼四党遭遇滑铁卢,尤以其中两支共产党队伍为甚。这说明,失利原因主要还在于共产党自身表现。
  喀拉拉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马)在该邦陷入了内讧。邦首席部长阿诸善南丹和党委书记维亚原相互攻击,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一度导致两人抛开对方,各自组建自己的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
  假如说喀拉拉的矛盾性质属于共产党内部党政区隔不清、党务书记权限过大引发的老问题,那么在西孟邦,共产党遇到的则是新挑战。
  2000年接替巴苏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开始大力引进外资,许多新工厂和IT相关服务产业出现在西孟加拉,此举有力扭转了巴苏执政后期经济的下滑态势。2001~2006年,西孟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在他的领导下,左翼阵线成功通过2001和2006年两场选举大考。2006年的选举可谓胜利空前,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当中,左翼四党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
  不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巴塔查吉过分倾向资方利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符合印共(马)的政治立场。2007年1月出现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事件”和次年10月的“辛古尔事件”将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此后陷入困局。前者起因于邦政府准许一家印尼企业收购土地,当地数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极为恐惧,竭力阻止该计划实施,最终酿成警察开枪,11人死亡的悲剧。后者则缘自邦政府为吸引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到辛古尔村建厂,而以“公共目的”为由强行征地,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项目被迫撤出。
  两起事件折射出共产党在经济转型期执政的巨大困境。作为北方富裕邦,以加尔各答为首府的西孟加拉正处于从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肯定难以持续,最终会丧失执政权,但加快本地的工业化进程,又势必会损害到居主体的农民利益。对资本的过度青睐不仅动摇了共产党传统的支持基础,而且和自己的一贯政策发生正面冲突。一言以蔽之,搞工业化无疑是在革自己的命。
  在存有反对党竞争的民主框架中,尤其是印度多达上千个政党激烈拼抢空间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任何不慎的政策都可能招致十分危险的后果。在西孟加拉邦,共产党不顾民主社会的现实,过分照搬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征地、强势政府引导改革的做法,显得十分草率鲁莽。其结果是,对手草根大会党趁火打劫,抢过印共(马)原来的口号,以“贫困农民的拯救者”自居,领导农民与邦政府斗争。由此不仅使得该地工业化进程骑虎难下,印共(马)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而草根大会党则借机提升了政治影响力,成为今年大选的赢家。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战略是未来印度共产党不容回避的必然选择。要破除这一过程中的迷局,印度共产党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进行政党转型,特别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将党从狭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化为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型”政党。毫无疑问,这将充满政治风险,但实际上,在印度迈上工业化快车道的今天,党已经开始走向了高空钢丝架。

相关贴子:为何尔多瓦共产党不靠“武装斗争”、只靠竞选也能获得由它在该国一党执政的地位?
详情见下面这篇新闻报道: 欧洲红色最小国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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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8-06 22:09   稿源:《齐鲁周刊》 撰稿:唐繁 阅读:25 次 文章挑错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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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8月6日出版的《齐鲁周刊》(这是山东发改委主管,齐鲁周刊社主办的一份期刊,此杂志的自我简介见此杂志的网站的这个网页——http://www.qlweekly.com/about/jieshao.html),这篇报道在电子版、网络版《齐鲁周刊》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qlweekly.com/Planning/hot/200908/061011.html

作为欧洲第一个以和平方式获取政权的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曾经在全世界引起震动。不过随着7月31日提前大选正式结果的公布,摩共也终于黯然走下执政的神坛,丧失独立组阁的权力的摩共将与四个反对党共同组阁(“反对党”的另一种名称是“在野党”。——楼主评点),欧洲最后的一点“红色”也开始消失了。
“这个结果是亲欧洲政党的胜利”

  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7月31日傍晚公布的提前大选正式结果显示,5个政党进入新一届议会,其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获得44.7%的选票,得票率居首,但未获得单独组阁的绝对多数
  摩尔多瓦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统由大选后产生的新议会选出,且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61个议席以上的支持才能当选。在今年4月5日举行的议会换届选举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以下简称摩共)赢得60个议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集体制抵,摩共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以一票之差无法当选。在6月3日举行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再次失败后,总统沃罗宁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显然,这次大选的最终结果十分符合反对党的利益。虽然摩共在新议会中拥有48个席位,但紧随其后的自由民主党、自由党、民主党和我们的摩尔多瓦联盟得票率均超过5%,都将获准进入议会。
  兴奋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弗拉德·菲拉特说:“这次选举是真理的胜利!”他明确表示要和其它三个政党——自由党、民主党以及“我们的摩尔多瓦联盟”结成同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必要的折中方法,达成妥协和一致,从而使摩尔多瓦最终实现民主统治。”
  而自由党的副领导人多林·吉尔托阿卡的说法显得更加的赤裸裸,他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反对党兵士们的行列,并且决不能干扰摩尔多瓦通向‘欧洲一体化’之路。”
  当然,这一消息让西方媒体更为兴奋。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欧洲最后一个共产党政府似乎踏上了丧失权力之路。BBC记者汤姆·艾斯勒蒙特则说,“这个结果已经被视为四个亲西方、亲欧洲政党的胜利”。  
摩尔多瓦的“红色”历程
  作为前苏联地方党组织的后继者,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于2001年2月25日通过议会选举成为原苏东地区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政党(而不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不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楼主评点),这一事件在前苏东地区乃至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2009年3月5日,摩尔多瓦举行1991年独立以来的第五次议会大选。根据7日公布的结果,自2001年以来就一直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获胜,得到了101议席中的61席。一些参选的反对党派对此十分不满,声称摩共在大选中舞弊,不仅组织支持者举行抗议表威,而且用暴力冲击总统府和议会大楼,造成近百人受伤和大量财产损失。这场被西方媒体炒作成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和“起义”的骚乱成了摩尔多瓦政局动荡的开端。
  在利益面前一切形式都要靠边站,实践中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选举中非常现实的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竞选口号,提出把摩尔多瓦建成一个国家富足、人民安康的新社会,并且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与欧洲的一体化。这与其在党章上规定的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已相去甚远。
  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摩尔多瓦经济,如今平均月工资只有35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预测,今年摩尔多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急剧下降9%。摩尔多瓦人的心情正如政治分析家乌兰德·卢潘Vlad Lupan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选择融入欧盟,如果共产党继续执政,我们的一切将照旧,看不到任何变革,只能听那些纸上谈兵的政治声明”。
  由此来看,共产党人如果想要继续执政,那必然要把其执政目标修改得更为符合反对党的意愿,那么,无论是何党派当选总统,都已经无法改变其“红色”政权消失的现状了。
东方还是西方?这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夹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东欧小国,在某些国家眼中显得比较“另类”,因为它是现在欧洲惟一“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在摩尔多瓦选举之前,西方媒体就认定,选举最终结果将决定摩尔多瓦是否投入欧盟的怀抱。而面对选举的初步结果,即将卸任的摩尔多瓦总统、共产党领导人沃罗宁仅仅表示,选举是“最重要的成就”,摩尔多瓦“能够举办文明和民主的选举”。
  如此看来,尽管四个反对党赢得了足够的席位,具备了组建政府的资格,他们也有理由为扫清了主要障碍而乐观,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选出一个接替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更不能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投入欧盟的怀抱”,因为俄罗斯首先就不可能会答应。
  俄罗斯承诺为摩尔多瓦提供5亿美元贷款以帮助摩尔多瓦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根据最近中摩之间达成的协议显示,中方贷款是俄罗斯计划提供贷款的2倍,超出美国“千年挑战账户”可提供的最高援助金额3亿美元。中国正在去俄罗斯“后花园”,欧盟在以极大的诱惑力诱导摩尔多瓦人民,而俄罗斯与美国则一直虎视眈眈。一切的结果都在显示:博弈将会持续进行,俄罗斯、欧盟、中国、美国,世界永远在进行四方会谈。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790

翻开共产主义运动史,修正主义一词屡屡可见,早到19世纪第一、第二国际内部纷争,晚至冷战期间社会主义诸国的互相攻讦,谁若被修正主义这把软刀子捅上,政治上也就不正确了。
  苏东剧变后,修正主义一词渐成历史,但在朝鲜,该词仍在使用,且专与中国搭配。可就在9月底,有消息传,朝鲜于今年4月修改宪法,删除了“共产主义”字样。虽说消息滞后了半年,但比起金正日总书记那永远不会标注拍摄日期的照片和视频,这条“新”闻更属难得。其实,即使该消息属讹传,称朝鲜为“修正主义”也绝非信口开河。
  劳动党?金家党?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多名为共产党,朝鲜却称“劳动党”,但朝鲜共产党是曾经存在过的。第一个朝共成立于1925年,因内耗严重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勒令解散。此后,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各立山头。由于日本当局的追捕,共产主义者纷纷逃亡海外,加入所在国共产党,以旅华、旅苏者居多。当然,也有利用边境线武装斗争的游击队派和在国内活动的国内派。前者的代表是金日成,后者最著名的是南方的党元老朴宪永。
  二战结束后,美苏分占南北,散居各地的朝共党员摩拳擦掌,准备建立政权。不过,苏联早就相中了默默无闻的金日成大尉,希望在朝鲜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新朝共。金日成俄语说得不错,又是远东苏军中最高军衔的朝鲜人,是朝籍军人的领袖。最重要的是他年轻,看上去比较好控制,而且游击队派是当时离苏占区最近的朝鲜人武装。
  1945年9月19日,金日成乘苏联军舰登陆元山。9月29日,反对在北方另组新党的北方国内派首领玄俊赫遇刺身亡,另一位德高望重,有“朝鲜甘地”美誉的民主人士曹晚植被排挤出临时政权。10月金日成在平壤的群众集会上首度亮相,经过苏军占领当局的包装宣传,金积攒了一定声望,但离朴宪永等人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朴宪永于9月在南方重建了朝鲜共产党,占得先机,成为朝共最高领袖,金日成屈居北方局书记。
  然而仅仅3个月后,北方分局就擅自改名北朝鲜共产党,朝共事实上陷入分裂,而金也升格为与朴平起平坐的政治领袖。身在南方的朴无可奈何,在他被美军追捕的当口,金日成又于1946年7月与旅华党员组织的新民党合流为“北朝鲜劳动党”。4个月后,朴宪永也在南方与别党合流,为了维持台面上的和气,新党改名“南朝鲜劳动党”。虽仍存南北之分,仅从称谓上朴已在争夺主导权的角力中落了下风。
  1948年,南北各自建国,半岛正式分裂。在苏联撮合下,南北劳动党统一。朴宪永的南方派在北方全无根基,仰人鼻息。然而,随着苏联、中国的朝共党员陆续回朝鲜,金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在首届政治局内,莫斯科派3人,延安派6人,国内派2人,游击队派2人。在基层和中层,莫斯科派集中在文宣系统和军队的技术兵种,延安派则人多势众,是军队主干。要想执掌大权,必须掌握兵权。
  朝鲜战争爆发为金提供了契机。开战第三天,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委员会成立,金日成任委员长,并成为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通过战时体制,金日成独揽了党政军大权。然而,好景不长,美军介入后,人民军一败涂地。其领导能力受到质疑,而中国的干预也夺去了金对军队的指挥权,延安派势力愈炽。焦虑的金日成先发制人,于1951年先后以扩党不力和作战消极的理由将莫斯科派首脑许嘉谊和延安派干将武亭免职。1952年,见反攻南方不再可能,金日成又以间谍罪将南方派连根拔起,同时也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南方派身上,至此国内派全军覆没。
  战争也削弱了延安和莫斯科两派,他们乐于见南方派成为替罪羊,所以未加反对。但金日成没打算放过他们,只是慑于中苏才迟迟未下手。1956年起,金日成大力鼓励个人崇拜,用人上搞“政出己门”,引起其他派系反弹。为摆脱困境,金打算借外援搞一个苏联式的经济“5年计划”(千里马运动)以增加政治资本,却罔顾战后民力疲惫的现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和东欧对个人崇拜持批判态度。结果,金到欧洲兜了一圈,援助没有,批评如潮。当年8月30日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延安派向金发难,遭到打压,史称“八月宗派事件”。至1958年,延安派悉数被肃清,大势去矣的莫斯科派至1961年也告覆灭。金日成派控制了全党。
  金日成能以弱胜强,固然有苏联支持和默许,但最重要的是他把握了朝鲜社会的基本面。首先,朝鲜人口主体是农民,作为落后阶级,对集权和高压容受度高。其次,朝鲜自新罗时代起就奉中华为正朔,近代频频被列强争夺出卖,沦为日本殖民地,长期生活在大国阴影下,国民渴望敢于对大国说不的强人。延安派和莫斯科派虽有大国支持,反更招排斥,譬如许嘉谊才华横溢,却出生在苏联,连朝鲜话都说不好。金日成刚回国时也被质疑过,所以极力模糊苏联经历,以本土形象示人。1950年后劳动党大规模扩充,吸纳的主要人群就是农民,莫斯科派认为应以产业工人为对象,但当时朝鲜根本没多少工人。国情决定金日成的支持者必然要多过海归派,当农民大量充斥,党员结构变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党高层势力重组。 劳动党直到1960年代才出现真正意义的路线斗争,即经济优先还是国防优先。前者的代表是所谓的甲山派,后者的代表则是军队,两者都是金日成派。起初金日成倾向甲山派,希望借经济成就增加政权的合理性。可是,甲山派占据党内核心位置,又反对个人崇拜,而且熟知金日成的过去,这严重威胁到金日成的领导地位。1967~1968年,金日成肃清了甲山派。接着在1969年为推卸对南渗透作战失败的责任,肃清了所谓的军内反对派,真正实现了党政军的全面金日成化。
  1972年,劳动党为金日成增设国家主席一职,加上时任党总书记和人民军司令,朝鲜进入了真正意义的金日成时代。除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金日成化。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劳动党就努力创建一种朝鲜特色的意识形态,最终“主体思想”出炉。主体思想的核心是主体革命观,即忠于党和领袖。在政治上,大致可以概括为对内集权主义,对外民族主义。尽管宪法仍尊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事实上已经让位于主体思想。
  社会主义提倡党集体领导制,但在朝鲜,党只是躯干,而领袖是大脑。不是劳动党的金日成,而是金日成的劳动党。
  现实的迷茫
  朝鲜实行领袖终身制,金日成大权在握,直至1994年去世。由于将本国经济和苏联挂靠,在冷战时期朝鲜人维持了相当的生活水准,经济成就又巩固了金日成的地位。但自1980年代起,随着苏联母体的萎缩,朝鲜经济也现了衰象。再加上过度使用化肥,土地板结严重,粮食也出现问题。最糟糕的是,失去外援的朝鲜面临比建国时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仅仅是一个面,让金日成和劳动党更感迷茫的是冷战的结束。可以说,劳动党的出生和成长都是依托了冷战大环境,大环境一变就不知所措了。此时金日成年迈,正筹划长子金正日的接班。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金日成就开始积极培养金正日,但直到金日成去世时,金正日也未能取得全党认可。
  在朝鲜,领袖控制党是事实,但党又是领袖的政权基础,就如主体思想所言大脑和躯干的关系。躯干固然要按大脑意志运转,但大脑没有躯干也等于零。金日成是劳动党的创建者,又是开国领袖,所以能够整合全党,但金正日不具备金日成的革命履历,难以建立威服全党的政治权威,这种差距就像旧日本的明治和昭和两位天皇的对比。金正日在党内支持有限,行政又没经验,最重要的是子承父业缺乏合法性。于是,金日成抛开党中央,为爱子制定了以军压党,以党促政的路线图。这是金日成对过去50年政治经验的总结:战争和危机永远是集权的最佳理由,从内战的战时体制到冷战的国防体制莫不如此。1990年起金日成就为金正日接班布局,将由党中央军委控制的军权移交给金正日。1993年以美韩军演为借口,金正日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这是一次预演,金日成死后准战时状态成为常态,金正日权力日益稳固。
  然而,金正日始终建立不了对党政军的全面控制。他的权力基础是军队,在组织上寄附于党,日常行政又依赖党政官僚。金日成时有苏联经援,可以集全力维护体制;金正日时不仅要维护体制,还得挽救破败的经济。显然,军人干不来。冷战期间朝鲜的经济政策多效法中苏,苏联解体后,朝鲜对中国模式充满疑虑。在经济方面,金正日比党内元老进步,他肯定市场经济,也付诸过行动,但他很快发现,搞活经济和维护现有体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市场经济冲击以供给制为经济工具的国家统制模式。以朝鲜的家底,要搞活经济,开放国门在所难免,外国信息的大量涌入必定会改变国民对现政权的盲信盲从。这也是金正日上台以来时而开放时而收紧的原因所在。
  金日成时代的劳动党已结成庞大稳定的利益集团,但党中央被架空,政治上党只是金的羽翼。金日成死后,党中央虽努力恢复党内民主,但在枪杆子面前收效甚微。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现在的劳动党,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干部都是党员。如果仅限党中央而言,那么劳动党是既希望维持体制的基本面,又反对金氏集权对党内民主的破坏。总之,患得患失。就整体而言,与金日成时代相差不大。
  修宪和修正主义
  回到修宪问题上来。
  此次修宪是朝鲜史上第九次。1948年的建国宪法被称作“人民民主主义宪法”,历经5次修改,至1972年第六次修宪,并改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1992年第七次,1998年第八次。除去前6次,冷战结束后的3次修宪都很值得玩味。
  1992年,朝鲜内外交困,内逢权力接班,外有苏东剧变。这次修宪大变有二:单独设“国防”一章,将本属劳动党中央的国防委员会独立出来,设国防委员长职务,为金正日执掌军权铺路;“马列主义”被删除,将主体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也改成“人民民主专政”。此外,还强调守法和技术革命。92宪法固然有顺应潮流的积极面,但删除马列主义一举,按照修正主义的普遍定义,朝鲜最晚在1992年就已经“修正”了。1997年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朝鲜开始“苦难的行军”,精英叛逃事件增多,甚至连主体思想的诠释者,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黄长烨也跑去韩国。金正日因此受到严重质疑,1998年修宪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炉。98宪法较92宪法多了个序言,序言通篇对金日成的赞颂之词,并明言“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为纪念金日成,国家主席职位取消,奉金日成为“永远的国家主席”。此举在得到国民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元首缺位的问题。结果,国家主席的权力分散到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和内阁,最高人民会议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委会委员长任礼仪性的国家元首。金正日的国防委权力也不限于军事,升格为实质最高权力机关。宪法序言和取消国家主席不过是铺垫,以断绝党内异己者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再拿最高人民会议做挡箭牌,减少国防委扩权引起的反弹。另外,内阁的扩权是个亮点。将本属党中央的国策制订决定权划拨弱势的内阁,予其较大空间,其实质是对技术官僚的认可和利用。98修宪后,朝鲜形成三元权力结构——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日(党、军)、内阁(政)。1999年,金正日首次提出“先军”的说法,明确三元结构中谁是根本,至于劳动党中央则继续被架空。
  过去11年间,朝鲜经济无甚起色,还遭遇饥荒洪灾,金正日靠打核试牌苦苦支撑。局面恶化,金借强硬外交巩固内部的算盘落空,加上去年病重不能理政,接班人问题浮出水面。问题是,子承父业尚乏合法性,更遑论第三代?假如09修宪真是在4月,正是接班传言出现不久,同时也是金正日重归公众视野的月份,三者是否存在联系不得而知。从条款来看,完全删除了“共产主义”字样,联系起最近叫停啤酒广告一事,相信是为了减轻民众的反感。毕竟,对饿着肚子的人民大谈共产主义是件滑稽而不切实际的事。但09修宪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正式确立了国防委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并将金正日的先军思想提升到与主体思想并列的高度。
  不难看出,路线调整历来不是修宪目标,权力整合乃根本主题。每修宪一次,党中央权力减一分,领袖权力多一分。在权力失衡前提下,劳动党只能以执行者身份为现行体制提供技术支持,本该实行集体领导的党只能跟随领袖亦步亦趋。删除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形式,从领袖专权体制开始建立的那天起,劳动党事实上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不管是主体还是先军,或是别的什么主义,也不管劳动党如何修正或被修正,对内集权主义和对外民族主义都将是“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体两面。
左右都是一种平衡,在经济走向起落中,左右比例上下以达到新的平衡,
所以对于议会道路的左翼政党,哪怕是共产党,起落是正常的。
只有搞颜色革命或者希特勒那种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手段,最后才会打破平衡走向极端。
老民历你好,老民历再见+n次方
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