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晋王敦的叛乱为什么先胜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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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敦的叛乱为什么先胜后败
泪痕春雨
王氏家族的力量成长太快了。在东晋王朝还未建立时，就让人无法分清江南地方政府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所以当时人都说：王与司马共天下。
司马睿在登基之时，竟然邀请王导一块坐在皇位上。虽然王导谦虚的拒绝了这种邀请，但这种事情在皇权时代毕竟是无可想象的［注1］；因为汉献帝也不曾这样邀请过董卓、曹操啊！皇帝邀请一个臣子共同坐在皇位上，这叫什么事啊！
面对以温和、谦虚著称的王导，皇帝尚且不敢坦然的居高凌下。面对以野心勃勃著称的王敦，皇帝内心的感受就更让人不敢想象了。汉宣帝刚当皇帝之时，与霍光同坐一车感觉如芒刺背。晋元帝司马睿，面对王氏兄弟之时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显然让司马睿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当然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也让普遍贵族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下去，一个以皇帝为中心、众多豪门共同执政的权力格局就随时都会被打破的。
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力量，于是普遍贵族自然都开始支持皇帝加强皇权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氏家族的权力、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在成功打击王氏家族的过程中，司马睿竟然开始趁势加强皇权，有意无意的把予头指向了所有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政府就渐渐偏离了众多贵族集体执政的方向，而成为皇帝和几个亲信把持政府的局面［注2］。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又把支持的方向倒向了王敦一边。
王敦讨伐司马睿的行为，显然受到了普遍豪门默许与纵容。
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从温峤的观点中看出来一些来。温峤说了：“我看王敦的行为是有所针对的，他只是想打击刘傀、刁协吧，所以他应该不会乱来吧！”［注3］
虽然温峤的观点受到周顗的反驳，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温峤对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态度。在温峤看来，王敦之所以要叛乱，从某种意义上是皇帝欺人太甚；所以王敦的叛乱只是为了教训一下皇帝罢了，并不是要打破江南的政治格局。
温峤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札的盖棺定论之争看出来。
当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后，围绕如何评定周札的功过是非，人们展开了争论。
因为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注4］把王敦放了进来。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恐怕放在任何时候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有人说了，这种乱臣贼子，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尚书卞壸说了：“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主动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把王敦叛军给放进来，这种人是没有资格受到政府表彰的。”
但对于卞壶的观点，有人竟然提出了异议。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周札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典范！
王导为周札这种行为（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放王敦叛军进城），是这样辩护的。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我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王敦那不是造反作乱，因为我们都认为王敦的目的是要清理奸臣的。周札在这种背景下，放王敦大军进入帝国都城，又怎么能算得上有罪呢？当王敦真正造反作乱开始时，周札就与王敦做斗争并被杀掉了；所以我认为周札应该成为大家以后学习的榜样！”［注5］
这种言论，真让众多卫道之士惊得两眼翻白。因为臣子率大军攻击帝国都城，竟然还振振有词。这叫什么事？［注6］
于是有人说了：皇帝亲自下诏认定王敦是叛逆之举，皇帝又亲自调动大军阻击王敦。如果说王敦当时不算造反作乱，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皇帝亲自指挥周札阻击王敦的军队，周札却主动把王敦的军队放进了帝国都城。如果周札这样做是正确的，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
这顶帽子实在扣得够大的。但这顶帽子还是没有把周札扣倒了。于是帝国最终还是接受了王导那套歪理邪说；于是周札最终还是成为帝国的忠君典范。“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周札为王敦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依然能成为忠臣的典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遍贵族是怎样看待王敦第一次叛乱了吧！
王导当时有许多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当时那些奸臣（刘傀、刁协），还一心要杀掉我王导全家呢！如果不是有众多忠君爱国的人为我王导求情，我王导全家都死于非命了。王敦起兵要杀掉这种奸臣，有什么不对？周札在这种背景下，为王敦打开都城大门，有什么不对？
王导还有许多话，更不是无法说出口的。如果说周札把王敦放进帝国都城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那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我和王敦合作共事（最经典的事就是王导和王敦一块判了周、戴的死刑），岂非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了。
天下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绝不是他皇帝一个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能怪臣子起兵攻打他？皇帝做事不公，难道还不允许臣子帮他改正吗？
透过温峤的观点，透过王导为周札的辩护。我们似乎应该看出来，为什么王敦第一次叛乱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了吧！因为普遍贵族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他。
王敦问戴渊：大家会如何看待我这次的所作所为呢？
戴渊说了：“从表面上看，您这是不臣的行为，但如果细想您的深意，这应该是忠义之举。”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讨好之语，因为这句话与温峤、王导的观点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于皇帝的利益，王敦率军攻打帝国都城，一心要杀掉皇帝的亲信，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但基于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王敦用武力强行除掉帮助皇帝作恶的奸臣，自然是忠义之举。而且人们支持王敦叛乱，绝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因为甘卓在后面出尔反尔（一会说愿意与王敦合作，一会又说要抄王敦的后路）；吓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出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出兵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却显然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派兵前来勤王，也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在路上拦截王敦。
在王敦第一次率军叛乱时（长达两个月时间）。所有的豪门贵族代表都是光说不练（只有一个皇族成员司马氶例外，而他本身也自顾不瑕）；虽然他们这种大呼小叫，也曾把王敦也吓得要死，但实际上对王敦的军事行动没有构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的都城。
［注1］：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注2］：“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
［注3］：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
［注4］周札防守的不是帝国都城建康，而石头城。我说周札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只是为了更形象的说明周札的罪过。而且石头城一失，代表皇帝的力量就彻底失败了。从这层意义上，周札拱手让出石头城，与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无异。
［注5］：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奾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
［注6］：郗鉴说：“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
王敦叛乱胜利后（上）
王敦在顺利的进入帝国都城后，显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样顺得的进入帝国都城。所以王敦进建康城后，并不敢远离“清君侧”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王敦这次叛乱是以“清君侧”为口号开始的，进入都城之后也是以这种行为结束的。因为在清理了刘隗、刁协之后，王敦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了大赦令。总而言之，我进京的目的是清理这两个奸臣，现在这个两奸臣已清理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工作生活了。
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晋元帝司马睿对周顗说：“王敦进城后，皇宫什么事也没有，大家也都平安无事，王敦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吗？”从司马睿对周顗的这种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进入都城后，并没有远离清君侧的口号。
王敦进入都城后，一直极力表示尊重贵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所以他做事之时，还从来不敢违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见。最经典的事就是王敦想废掉太子，但普遍贵族都支持太子，都认为太子不应该废，王敦就对此作罢了。［注1］
至于周（周顗）、戴（戴渊）之死，与其说是被王敦杀掉，还不如说是被王导杀掉的。因为王导当时非常仇恨周顗，所以他一心想杀掉周顗。在王导没有对周顗明确表示这种杀机之前，王敦还一直假惺惺的表示推崇周、戴，并想让周、戴进入新的权力核心。但当他得知王导内心真实想法后，终于表示要杀掉周、戴了。而且王敦杀周、戴前，更是在得到王导默许后才付之于行动的。从这层意义上，周、戴之死是王导一手促成的，如果王导没有杀周、戴的意思，王敦也绝不敢杀周、戴的。［注2］
谯王司马氶的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与皇权之争的外延。司马氶出任地方军政中心长官，代表了司马皇族扩张的开始。如果司马皇族成员坐镇地方主要军政中心的行为得到认可，那江南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恐怕就渐渐成为司马家族的私人财产了，这自然是与普遍贵族一心维持的贵族联盟政治格局不相符的。
在王敦起兵之时，甘卓一直在观望，江南豪族周札、沈充，更是公开支持王敦，苏峻、祖约、刘瑕等北方势力也是一直在观望，陶侃等人也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而司马氶则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了反抗王敦的斗争中，在帝国都城被攻破，普遍贵族都已认可王敦执政的局面中，依然与王敦继续战争。从这层意义上，谯王司马氶的死，是皇权与贵族相争的结果。
如果大家一块围攻王敦，王敦自然必败无疑；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要一块围攻王敦呢？王敦自然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利益，但一心加强皇权的皇帝，同样也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从这层意义上，在普遍豪门贵族的眼中，此时的皇帝与王敦只是一丘之貉；都是欠扁的东西。
王敦一心要杀掉削弱贵族政治（加强皇权）的奸臣。普遍豪门贵族，怎么可能真心支持皇帝打击王敦呢？
普遍豪门贵族表示支持皇帝，仅仅是希望王敦不要走得太远了。你要杀这两个奸臣，你要打击皇帝加强皇权的野心，我们会支持你。但如果你想趁势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我们是绝不会坐视的！从这层意义上，只要王敦不远离“清君侧”的目标之前，普遍豪门贵族对王敦的行为都会报以支持与默许的。
因为大家为了一个空洞的忠于皇帝，真把王敦给剿灭了。到时只会助涨皇帝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到时皇帝就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总而言之，皇帝就会更觉得这个天下是他的天下了。到时皇帝不喜欢你、不信任你、不重用你，你的血统再高贵也是白搭。这种结局，是所有豪门贵族绝不想看到的！
这是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的主要行为，但他在作这一切行为时，显然充分尊重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在取得胜利后仍能清晰估算出自己所处地局势。
王敦后来之所以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表面上是因为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能力，但再细分析下去，却显然是因为他缺乏自信，更是因为缺乏掌控局势的实力。
王敦当时的实力、能力，都不足与从前的司马懿相提并论。
王敦在进帝国都城后，表面上无所不能；但事实他连亲自朝见皇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王敦并没有控制当时政治格局的信心与能力，所以他自然不敢亲自进入皇帝的势力范围。因为进入皇帝的势力，万一有人支持皇帝在朝堂之上击杀他，他恐怕就无法活着回来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并不敢长久的呆在帝国都城之内，所以不久后就决定返回自己的老巢了。
在王敦决定离开帝国都城之时，谢鲲（谢安的伯父）劝他应该亲自拜见一回皇帝。“因为你起兵的口号是“清君侧”，现在为皇帝清理了奸臣，你怎么能不接受皇帝的朝见、接受皇帝的表彰呢？你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到自己老巢，算什么事呢？”
但王敦却问谢鲲：“你敢保证这样没有危险？”
谢鲲说：“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您认为有危险，我可以陪着您一块去，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您没有危险。”王敦对此气得大骂：“你的破命值几个钱？用你的命担保我的命，你也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吧！你这种人，死上几百个，对时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注3］
于是王敦离帝国都城前，一直也没有亲自朝见过皇帝。这绝不是他看不起皇帝，而是源于他内心中深深的恐惧。想想司马懿见皇帝之时，也是他这副熊样吗？显然不是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虽然攻入了帝国的都城，却显然是无力真正控制了帝国都城的。
［注］：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我们普遍人在看这段历史内容时，通常总是夸大了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好象没有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那太子之位就无法保住了。但真实的情况呢？王敦不敢废太子，主要原因却显然是在这句话“众皆以为信然”。普遍贵族代表都支持温峤的行为与观点，王敦自然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
［注2］王敦想杀掉周、戴之时，并不敢公开表示这种意见，而是去小心翼翼的去试探王导的意见。于是王敦对王导说：“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周顗就是在王导这种态度下被杀掉的。
周顗与王导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本来是朋友；但在王导全家遭到威胁之时（因为在刘隗的劝说下，皇帝对王导全家已动了杀机），他竟然没有对王导表示一句安慰；相反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在遇到危难之时，别人不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朋友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会非常生气的。从这层意义上，王导对周顗的恨是自然而然的。
但真实的情况，却显然是王导误顗会了周。因为周顗一直在帮助王导，一直在劝皇帝不要杀王导。周顗在王导向自己求救之时，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实在是有着不得己的苦衷。但王导却还是因此误会了周顗。
在王敦大军威胁帝国都城之际，如果周顗一方面劝皇帝要信任王导，另一方面又与王导套近乎，那皇帝肯定会认为周顗是一个不值得依赖的小人。因为这很容易让皇帝感觉周顗是在自己与王氏家族之间投机。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导对自己的求救，周顗只能做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了。后来王敦胜利后，面对再次拥有权势的王导。周顗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与王导套近乎，其实更加危险。
如果周顗对王导说：“在皇帝要杀你全家之时，我曾竭尽全力帮助过你。不信你看看我曾写给皇帝的奏章？当时我对你爱理不理，是有着我的苦衷。” 如果周顗敢这样做，那周顗肯定会死得更惨！因为这只会让人们认为周顗当时脚踏两只船。哪头大压哪头。如果留下这种名声，恐怕不只是一个死字可以结束，更会弄得自己身体败名裂。所以此时的周顗只能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此时在周顗的内心深处，大约只能求王导早日看到自己曾为求护他而写的奏章吧！除此之外，他实在只能保持沉默了。
但当王导看到周顗曾救护自己的奏章时，周顗已死去多时了。王导对此只能哭着说：“我不杀伯仁，而伯仁实因我而死。”事实上，伯仁就是被他杀掉的，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伯仁不死，但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伯仁是周顗的字。
［注3］：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动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
王敦叛乱胜利后（下）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王敦知道，当时的江南依然是众多贵族共同执政的江南，在这种背景下他显然缺乏窥视皇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王敦又有意无意认为，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只要再努一把力就能取代皇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的行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驱使着。所以王敦此后一再昏招迭出。王敦在清理掉刘隗、刁协后，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马上亲自去朝见皇帝，在朝堂之上联合众军政大佬公布刘隗、刁协的罪责；让皇帝为自己重用奸臣的行为向大家道歉；再恳请皇帝原谅自己没有奉旨就擅自率军入京城的行为。做完些表演之后，在尊重各大豪门贵族利益的基础上，为江南各军政大佬重新排一下座次。
但王敦显然没有这样做；这绝不是他不想；而是因为实力不够，所以他缺乏了一种应有的自信与从容；所以后来王敦后来的行为都是在恐惧与猜忌之中做事的。
王敦害怕太子的精明，所以就一心要废掉太子。但事前，他又实在没有充分的估计好形势，所以废太子之事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大家都公开表示反对王敦这样做，而王敦显然不敢违逆大家共同的意愿。
这是王敦第一个昏招，因为这种做法是王敦明着向太子示弱，明着表示自己害怕太子。更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只是一个纸老虎，因为他想废太子，但大家都不买他的帐，他又不敢把大家怎么样。
王敦害怕周、戴在江南政府中的影响。所以就杀掉了这两个人。这又是王敦的一个昏招。因为这只会让江南普遍豪门代表都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周、戴本身并没有罪过（如果有罪过，只是他们忠于皇帝），而且这两个人又在江南拥有着广泛的支持与尊重。这样的人都要无端死于非命，徒然增加了王敦的乱臣贼子气，徒然使江南豪门贵族、军政大佬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王敦想杀周、戴时，谢鲲温和劝说他，王峤则激烈的反对他。王敦杀周、戴后，王彬更公然大骂他。［注1］这几个人都是王敦阵营中的人，面对周、戴遇害尚且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而且周、戴也显然不是刘隗、刁协，他们并不是积极鼓吹加强皇权的人。所以他们对王敦的威胁实际是非常有限的，王敦为杀这样两个人换来这种结果，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王敦做这些事时，心情恐怕是矛盾的。他想继续保持从前的政治格局，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以王氏家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但王敦显然又缺乏这种信心，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利用皇帝再次打击他。他想打破从前的政治格局，完全抛开司马睿，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但王敦也深知自己的实力，在当时背景是难以做到这一切的。既然向前、向后都是一种痛；王敦只有硬着头皮向前走了。于是只有一个劲的倒行逆施了。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王敦在加强自己家族势力的同时，又杀掉了江南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周札、甘卓。
从表面上看，王敦此时的实力，比第一次叛乱之时强大多了。因为王敦依靠第一次叛乱的胜利，杀掉了周顗、戴渊、周札、甘卓，又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着帝国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王敦这些做法，显然已完全走到了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对立面。因为王敦这些做法，显然是想把江南的军政权力都收归自己一系手中；面对王敦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共同反对。
以王敦的智慧，自然能清晰的看到自己前面的艰难与险阻。所以当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马上为自己的后继者定下上中下三计。“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在王敦看来，他的后继者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彻底向皇帝表示臣服。其次的选择是向皇帝表示妥协、退让，最坏的选择就做一个乱臣贼子。
王敦所制订的上计，绝对是王敦一系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桓温死后，桓温的后继者，所做的选择与此大同小异。总而言之，桓温的后继者桓玄亲自到中央政府任职，桓温的弟侄们立足荆州对皇帝表示了臣服。所以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依然是晋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而且后来桓玄在桓温的基础上使桓氏家族更上了一层楼。
但王敦的后继者却显然放弃了这种选择，于是王敦一系不久后马上遭受了灭顶之灾。
［注1］：谢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
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柰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彬（王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
王敦第二次叛乱
王敦在第一次叛乱胜利后，就感觉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了。因为这件事后，他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越来越难以化解了。虽然谢鲲对他说：“只要您愿意忠于皇帝，您与皇帝的猜忌还是可以化解的。”［注1］但王敦显然已不敢、也不愿意从这只老虎身上跳下来了。
王敦虽然清醒的意识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便他却总是忍不住要走下去，因为他总感觉以自己的实力、能力，也许是有机会走向光明的顶点的。
就在王敦决心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王敦因为重病感觉自己不会活多久了。面对这种意外，王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这一系应该何去何从了。于是王敦对他的亲信说：你们现在最好选择就是向皇帝表示彻底臣服。大家亲自到中央政府拜见皇帝，让皇帝给你们重新安排职务。这样就会消除大家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而且以大家的实力、影响，皇帝也绝不敢把你们怎么样的。
王敦的亲信之所以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种所谓的上计实在是一种迂腐之谈。（“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
自己是帝国最大的实权派，只要努努力就有可能打败皇帝，却去选择冒险到中央政府供职。万一皇帝不接受你的这种忠心，逮着这种机会杀掉你，该怎么办呢？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愚忠吧！
选择这种上计，是绝对需要大勇气的。仅这一点，王敦对自己的后继者绝对是一种奢求，因为王敦本人都缺乏这种勇气。这从他第一次叛乱后，不敢亲自朝见皇帝可以看出来。所以王敦也实在不敢指望他的亲信接受这种所谓的上计，于是王敦在说上计的同时，又说出一种等而下之的选择。
“如果你们不想选择上计，那你们就退兵回到老巢割据一方，但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臣服。”
这种选择之所以不如第一种选择，那是因为这种选择无法彻底消除王敦一系与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皇帝依然派军围剿他们，王敦一系还得以乱臣的身份与政府军队作战，到时一旦失败就是满门抄斩了。
王敦所说的中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上计执行时的困难，所以他不再要求自己后继者亲自赴中央政府供职，他只是要求后继者对皇帝表示臣服。但这种中计，显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这种选择，一方面你主动削弱了自己到手的权势，另一方面又显然仍表示想与皇帝分庭抗礼。如果皇帝逮住这种机会步步进逼你岂不是陷入被动之中？
所以王敦的亲信也不想认可这种中计。既然如此，王敦就只有再退一步说了。“如果你们连中计也不愿意接受，那就趁我没有死之时，全力夺取皇位。”这种选择之所以称为下计，那是因为以王敦一系的实力，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本身就非常小，如果王敦死了，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更等于没有了。而这种事一旦失败，就注定是身败名裂、满门抄斩的。
对于王敦的这种分析，他的亲信一致认为：王敦所说的这种最坏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大约都认为，既然上次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入帝国都城，这次自然更可以做到的。因为上次胜利后王敦清除了很多异己，更趁势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既然如此，王敦一系只有按这种选择出牌了！
王敦所说的下计，在许多人眼中绝对是一条上计。甚至在王敦一系因此彻底毁灭之后，许多人也认为是这种选择本身的正确的，只是因为王敦的后继者太废物了，所以王敦一系才会彻底失败。但当时王敦还活着，王敦的养子王应，也是一个精明、联明的人（这从他后来对王舒、王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注2］）。所以这种失败，与他们指挥官的失误关系并不大。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计。关于这一点，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已可以看出来。
在王导看来，王敦上次能轻易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当时刘隗、刁协当权肆意胡来，像王导这样小心谨慎的人都时刻担心全家被害，其它人就更用不着说了。所以王敦造反之时，自然是普遍豪门贵族都支持他。现在是王敦倒行逆施，已站在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对立面，他们这次叛乱自然无法像上次一帆风顺了。
王敦的两次叛乱，都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战争内容。第一次叛乱中，王敦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都城。第二次叛乱时，王敦大军一开战就溃不成军了。
从这层意义上，决定这两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内容绝不是军事上的问题。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整个琅琊王氏的立场是统一的。因为司马睿从一开始起，就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王氏家族。这从王导领着全家连续几天在宫门外等待皇帝处罚可以看出来，这也从刘隗劝司马睿要杀掉王导全家可以看出来。一直小心谨慎、全力支持司马睿的王导尚且陷入这种境地，王氏家族的其它成员还可能有安全感吗？
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是代表了整个王氏家族的利益。仅这一种力量就已绝对不可以小视了。而且江南两大豪门周、沈都站在了王敦一边（沈充直接支持王敦，周札为王敦打开城门）。其它豪门、军政大佬都对此报着观望的态度，在王敦公然叛乱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豪门、军政大佬率军前去勤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可以迅速的取得胜利。
王敦第二次叛乱之时。整个王氏家族利益就分裂了。因为皇权受到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打击，已不足以威胁王氏家族了。所以王导等王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都不认为皇帝是自己利益的威胁者。相反王敦势力崛起，渐渐让王氏家族其它几大枝系都感到了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王氏家族几大巨头都有意无意的站在了王敦的对立面。王导（与王敦相提并论的王氏家族成员）、王舒（当时的荆州刺使）、王彬（当时的江州刺使）都也不支持王敦叛乱。
别的力量实际上已不用做太多分析了，仅王氏家族内部力量的分歧已让王敦的胜算少之又少了。
王彬在王敦杀周顗之后，就开始公然大骂敦这会为整个家族带来祸害的。后来王敦有叛乱之心，王彬再一次公然反对王敦。［注3］
王舒也在王敦叛乱之前，就和皇帝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小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舒当时显然决定站在了皇帝一边［注4］。
王导这一次显然更是坚决的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司马家族成员担任皇帝，那王导就依然能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果王敦成了帝国的皇帝，王导则随时可能被逼出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所取得的胜利都是表面上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杀了周、戴、甘、周；自然有他的意义，但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众多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了帝国主要军政职务，但当王敦决定叛乱时，这些家族成员却成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地方势力都不再持观望态度了。上次王敦叛乱之时，北方势力并没有介入这场争斗。这次争斗中，苏峻几天后就率军入京勤王了，苏峻的战斗力，从后来苏峻叛乱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祖约也在王敦叛乱后，很快清理了附近支持王敦的军政力量。
从这层意义上，王敦大军第二次叛乱时只是一支长途深长的、而且部属各怀心机的孤军，他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注1］：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注2］：王含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未至，深以为恨。
［注3］：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王彬虽然是王氏家族成员，但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后，一直希望王敦停留在清君侧的范围之内，绝不希望他再往远走一步，并且公开反对王敦越走越远。
［注4］：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常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从这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王敦第二次并未公开反叛之时，王导、王舒已站在皇帝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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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敦的叛乱为什么先胜后败
泪痕春雨
王氏家族的力量成长太快了。在东晋王朝还未建立时，就让人无法分清江南地方政府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所以当时人都说：王与司马共天下。
司马睿在登基之时，竟然邀请王导一块坐在皇位上。虽然王导谦虚的拒绝了这种邀请，但这种事情在皇权时代毕竟是无可想象的［注1］；因为汉献帝也不曾这样邀请过董卓、曹操啊！皇帝邀请一个臣子共同坐在皇位上，这叫什么事啊！
面对以温和、谦虚著称的王导，皇帝尚且不敢坦然的居高凌下。面对以野心勃勃著称的王敦，皇帝内心的感受就更让人不敢想象了。汉宣帝刚当皇帝之时，与霍光同坐一车感觉如芒刺背。晋元帝司马睿，面对王氏兄弟之时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显然让司马睿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当然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也让普遍贵族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下去，一个以皇帝为中心、众多豪门共同执政的权力格局就随时都会被打破的。
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力量，于是普遍贵族自然都开始支持皇帝加强皇权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氏家族的权力、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在成功打击王氏家族的过程中，司马睿竟然开始趁势加强皇权，有意无意的把予头指向了所有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政府就渐渐偏离了众多贵族集体执政的方向，而成为皇帝和几个亲信把持政府的局面［注2］。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又把支持的方向倒向了王敦一边。
王敦讨伐司马睿的行为，显然受到了普遍豪门默许与纵容。
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从温峤的观点中看出来一些来。温峤说了：“我看王敦的行为是有所针对的，他只是想打击刘傀、刁协吧，所以他应该不会乱来吧！”［注3］
虽然温峤的观点受到周顗的反驳，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温峤对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态度。在温峤看来，王敦之所以要叛乱，从某种意义上是皇帝欺人太甚；所以王敦的叛乱只是为了教训一下皇帝罢了，并不是要打破江南的政治格局。
温峤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札的盖棺定论之争看出来。
当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后，围绕如何评定周札的功过是非，人们展开了争论。
因为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注4］把王敦放了进来。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恐怕放在任何时候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有人说了，这种乱臣贼子，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尚书卞壸说了：“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主动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把王敦叛军给放进来，这种人是没有资格受到政府表彰的。”
但对于卞壶的观点，有人竟然提出了异议。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周札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典范！
王导为周札这种行为（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放王敦叛军进城），是这样辩护的。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我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王敦那不是造反作乱，因为我们都认为王敦的目的是要清理奸臣的。周札在这种背景下，放王敦大军进入帝国都城，又怎么能算得上有罪呢？当王敦真正造反作乱开始时，周札就与王敦做斗争并被杀掉了；所以我认为周札应该成为大家以后学习的榜样！”［注5］
这种言论，真让众多卫道之士惊得两眼翻白。因为臣子率大军攻击帝国都城，竟然还振振有词。这叫什么事？［注6］
于是有人说了：皇帝亲自下诏认定王敦是叛逆之举，皇帝又亲自调动大军阻击王敦。如果说王敦当时不算造反作乱，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皇帝亲自指挥周札阻击王敦的军队，周札却主动把王敦的军队放进了帝国都城。如果周札这样做是正确的，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
这顶帽子实在扣得够大的。但这顶帽子还是没有把周札扣倒了。于是帝国最终还是接受了王导那套歪理邪说；于是周札最终还是成为帝国的忠君典范。“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周札为王敦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依然能成为忠臣的典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遍贵族是怎样看待王敦第一次叛乱了吧！
王导当时有许多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当时那些奸臣（刘傀、刁协），还一心要杀掉我王导全家呢！如果不是有众多忠君爱国的人为我王导求情，我王导全家都死于非命了。王敦起兵要杀掉这种奸臣，有什么不对？周札在这种背景下，为王敦打开都城大门，有什么不对？
王导还有许多话，更不是无法说出口的。如果说周札把王敦放进帝国都城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那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我和王敦合作共事（最经典的事就是王导和王敦一块判了周、戴的死刑），岂非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了。
天下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绝不是他皇帝一个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能怪臣子起兵攻打他？皇帝做事不公，难道还不允许臣子帮他改正吗？
透过温峤的观点，透过王导为周札的辩护。我们似乎应该看出来，为什么王敦第一次叛乱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了吧！因为普遍贵族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他。
王敦问戴渊：大家会如何看待我这次的所作所为呢？
戴渊说了：“从表面上看，您这是不臣的行为，但如果细想您的深意，这应该是忠义之举。”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讨好之语，因为这句话与温峤、王导的观点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于皇帝的利益，王敦率军攻打帝国都城，一心要杀掉皇帝的亲信，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但基于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王敦用武力强行除掉帮助皇帝作恶的奸臣，自然是忠义之举。而且人们支持王敦叛乱，绝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因为甘卓在后面出尔反尔（一会说愿意与王敦合作，一会又说要抄王敦的后路）；吓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出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出兵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却显然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派兵前来勤王，也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在路上拦截王敦。
在王敦第一次率军叛乱时（长达两个月时间）。所有的豪门贵族代表都是光说不练（只有一个皇族成员司马氶例外，而他本身也自顾不瑕）；虽然他们这种大呼小叫，也曾把王敦也吓得要死，但实际上对王敦的军事行动没有构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的都城。
［注1］：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注2］：“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
［注3］：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
［注4］周札防守的不是帝国都城建康，而石头城。我说周札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只是为了更形象的说明周札的罪过。而且石头城一失，代表皇帝的力量就彻底失败了。从这层意义上，周札拱手让出石头城，与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无异。
［注5］：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奾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
［注6］：郗鉴说：“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
王敦叛乱胜利后（上）
王敦在顺利的进入帝国都城后，显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样顺得的进入帝国都城。所以王敦进建康城后，并不敢远离“清君侧”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王敦这次叛乱是以“清君侧”为口号开始的，进入都城之后也是以这种行为结束的。因为在清理了刘隗、刁协之后，王敦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了大赦令。总而言之，我进京的目的是清理这两个奸臣，现在这个两奸臣已清理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工作生活了。
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晋元帝司马睿对周顗说：“王敦进城后，皇宫什么事也没有，大家也都平安无事，王敦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吗？”从司马睿对周顗的这种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进入都城后，并没有远离清君侧的口号。
王敦进入都城后，一直极力表示尊重贵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所以他做事之时，还从来不敢违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见。最经典的事就是王敦想废掉太子，但普遍贵族都支持太子，都认为太子不应该废，王敦就对此作罢了。［注1］
至于周（周顗）、戴（戴渊）之死，与其说是被王敦杀掉，还不如说是被王导杀掉的。因为王导当时非常仇恨周顗，所以他一心想杀掉周顗。在王导没有对周顗明确表示这种杀机之前，王敦还一直假惺惺的表示推崇周、戴，并想让周、戴进入新的权力核心。但当他得知王导内心真实想法后，终于表示要杀掉周、戴了。而且王敦杀周、戴前，更是在得到王导默许后才付之于行动的。从这层意义上，周、戴之死是王导一手促成的，如果王导没有杀周、戴的意思，王敦也绝不敢杀周、戴的。［注2］
谯王司马氶的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与皇权之争的外延。司马氶出任地方军政中心长官，代表了司马皇族扩张的开始。如果司马皇族成员坐镇地方主要军政中心的行为得到认可，那江南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恐怕就渐渐成为司马家族的私人财产了，这自然是与普遍贵族一心维持的贵族联盟政治格局不相符的。
在王敦起兵之时，甘卓一直在观望，江南豪族周札、沈充，更是公开支持王敦，苏峻、祖约、刘瑕等北方势力也是一直在观望，陶侃等人也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而司马氶则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了反抗王敦的斗争中，在帝国都城被攻破，普遍贵族都已认可王敦执政的局面中，依然与王敦继续战争。从这层意义上，谯王司马氶的死，是皇权与贵族相争的结果。
如果大家一块围攻王敦，王敦自然必败无疑；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要一块围攻王敦呢？王敦自然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利益，但一心加强皇权的皇帝，同样也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从这层意义上，在普遍豪门贵族的眼中，此时的皇帝与王敦只是一丘之貉；都是欠扁的东西。
王敦一心要杀掉削弱贵族政治（加强皇权）的奸臣。普遍豪门贵族，怎么可能真心支持皇帝打击王敦呢？
普遍豪门贵族表示支持皇帝，仅仅是希望王敦不要走得太远了。你要杀这两个奸臣，你要打击皇帝加强皇权的野心，我们会支持你。但如果你想趁势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我们是绝不会坐视的！从这层意义上，只要王敦不远离“清君侧”的目标之前，普遍豪门贵族对王敦的行为都会报以支持与默许的。
因为大家为了一个空洞的忠于皇帝，真把王敦给剿灭了。到时只会助涨皇帝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到时皇帝就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总而言之，皇帝就会更觉得这个天下是他的天下了。到时皇帝不喜欢你、不信任你、不重用你，你的血统再高贵也是白搭。这种结局，是所有豪门贵族绝不想看到的！
这是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的主要行为，但他在作这一切行为时，显然充分尊重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在取得胜利后仍能清晰估算出自己所处地局势。
王敦后来之所以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表面上是因为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能力，但再细分析下去，却显然是因为他缺乏自信，更是因为缺乏掌控局势的实力。
王敦当时的实力、能力，都不足与从前的司马懿相提并论。
王敦在进帝国都城后，表面上无所不能；但事实他连亲自朝见皇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王敦并没有控制当时政治格局的信心与能力，所以他自然不敢亲自进入皇帝的势力范围。因为进入皇帝的势力，万一有人支持皇帝在朝堂之上击杀他，他恐怕就无法活着回来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并不敢长久的呆在帝国都城之内，所以不久后就决定返回自己的老巢了。
在王敦决定离开帝国都城之时，谢鲲（谢安的伯父）劝他应该亲自拜见一回皇帝。“因为你起兵的口号是“清君侧”，现在为皇帝清理了奸臣，你怎么能不接受皇帝的朝见、接受皇帝的表彰呢？你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到自己老巢，算什么事呢？”
但王敦却问谢鲲：“你敢保证这样没有危险？”
谢鲲说：“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您认为有危险，我可以陪着您一块去，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您没有危险。”王敦对此气得大骂：“你的破命值几个钱？用你的命担保我的命，你也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吧！你这种人，死上几百个，对时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注3］
于是王敦离帝国都城前，一直也没有亲自朝见过皇帝。这绝不是他看不起皇帝，而是源于他内心中深深的恐惧。想想司马懿见皇帝之时，也是他这副熊样吗？显然不是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虽然攻入了帝国的都城，却显然是无力真正控制了帝国都城的。
［注］：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我们普遍人在看这段历史内容时，通常总是夸大了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好象没有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那太子之位就无法保住了。但真实的情况呢？王敦不敢废太子，主要原因却显然是在这句话“众皆以为信然”。普遍贵族代表都支持温峤的行为与观点，王敦自然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
［注2］王敦想杀掉周、戴之时，并不敢公开表示这种意见，而是去小心翼翼的去试探王导的意见。于是王敦对王导说：“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周顗就是在王导这种态度下被杀掉的。
周顗与王导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本来是朋友；但在王导全家遭到威胁之时（因为在刘隗的劝说下，皇帝对王导全家已动了杀机），他竟然没有对王导表示一句安慰；相反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在遇到危难之时，别人不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朋友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会非常生气的。从这层意义上，王导对周顗的恨是自然而然的。
但真实的情况，却显然是王导误顗会了周。因为周顗一直在帮助王导，一直在劝皇帝不要杀王导。周顗在王导向自己求救之时，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实在是有着不得己的苦衷。但王导却还是因此误会了周顗。
在王敦大军威胁帝国都城之际，如果周顗一方面劝皇帝要信任王导，另一方面又与王导套近乎，那皇帝肯定会认为周顗是一个不值得依赖的小人。因为这很容易让皇帝感觉周顗是在自己与王氏家族之间投机。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导对自己的求救，周顗只能做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了。后来王敦胜利后，面对再次拥有权势的王导。周顗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与王导套近乎，其实更加危险。
如果周顗对王导说：“在皇帝要杀你全家之时，我曾竭尽全力帮助过你。不信你看看我曾写给皇帝的奏章？当时我对你爱理不理，是有着我的苦衷。” 如果周顗敢这样做，那周顗肯定会死得更惨！因为这只会让人们认为周顗当时脚踏两只船。哪头大压哪头。如果留下这种名声，恐怕不只是一个死字可以结束，更会弄得自己身体败名裂。所以此时的周顗只能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此时在周顗的内心深处，大约只能求王导早日看到自己曾为求护他而写的奏章吧！除此之外，他实在只能保持沉默了。
但当王导看到周顗曾救护自己的奏章时，周顗已死去多时了。王导对此只能哭着说：“我不杀伯仁，而伯仁实因我而死。”事实上，伯仁就是被他杀掉的，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伯仁不死，但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伯仁是周顗的字。
［注3］：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动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
王敦叛乱胜利后（下）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王敦知道，当时的江南依然是众多贵族共同执政的江南，在这种背景下他显然缺乏窥视皇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王敦又有意无意认为，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只要再努一把力就能取代皇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的行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驱使着。所以王敦此后一再昏招迭出。王敦在清理掉刘隗、刁协后，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马上亲自去朝见皇帝，在朝堂之上联合众军政大佬公布刘隗、刁协的罪责；让皇帝为自己重用奸臣的行为向大家道歉；再恳请皇帝原谅自己没有奉旨就擅自率军入京城的行为。做完些表演之后，在尊重各大豪门贵族利益的基础上，为江南各军政大佬重新排一下座次。
但王敦显然没有这样做；这绝不是他不想；而是因为实力不够，所以他缺乏了一种应有的自信与从容；所以后来王敦后来的行为都是在恐惧与猜忌之中做事的。
王敦害怕太子的精明，所以就一心要废掉太子。但事前，他又实在没有充分的估计好形势，所以废太子之事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大家都公开表示反对王敦这样做，而王敦显然不敢违逆大家共同的意愿。
这是王敦第一个昏招，因为这种做法是王敦明着向太子示弱，明着表示自己害怕太子。更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只是一个纸老虎，因为他想废太子，但大家都不买他的帐，他又不敢把大家怎么样。
王敦害怕周、戴在江南政府中的影响。所以就杀掉了这两个人。这又是王敦的一个昏招。因为这只会让江南普遍豪门代表都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周、戴本身并没有罪过（如果有罪过，只是他们忠于皇帝），而且这两个人又在江南拥有着广泛的支持与尊重。这样的人都要无端死于非命，徒然增加了王敦的乱臣贼子气，徒然使江南豪门贵族、军政大佬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王敦想杀周、戴时，谢鲲温和劝说他，王峤则激烈的反对他。王敦杀周、戴后，王彬更公然大骂他。［注1］这几个人都是王敦阵营中的人，面对周、戴遇害尚且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而且周、戴也显然不是刘隗、刁协，他们并不是积极鼓吹加强皇权的人。所以他们对王敦的威胁实际是非常有限的，王敦为杀这样两个人换来这种结果，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王敦做这些事时，心情恐怕是矛盾的。他想继续保持从前的政治格局，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以王氏家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但王敦显然又缺乏这种信心，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利用皇帝再次打击他。他想打破从前的政治格局，完全抛开司马睿，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但王敦也深知自己的实力，在当时背景是难以做到这一切的。既然向前、向后都是一种痛；王敦只有硬着头皮向前走了。于是只有一个劲的倒行逆施了。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王敦在加强自己家族势力的同时，又杀掉了江南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周札、甘卓。
从表面上看，王敦此时的实力，比第一次叛乱之时强大多了。因为王敦依靠第一次叛乱的胜利，杀掉了周顗、戴渊、周札、甘卓，又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着帝国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王敦这些做法，显然已完全走到了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对立面。因为王敦这些做法，显然是想把江南的军政权力都收归自己一系手中；面对王敦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共同反对。
以王敦的智慧，自然能清晰的看到自己前面的艰难与险阻。所以当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马上为自己的后继者定下上中下三计。“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在王敦看来，他的后继者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彻底向皇帝表示臣服。其次的选择是向皇帝表示妥协、退让，最坏的选择就做一个乱臣贼子。
王敦所制订的上计，绝对是王敦一系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桓温死后，桓温的后继者，所做的选择与此大同小异。总而言之，桓温的后继者桓玄亲自到中央政府任职，桓温的弟侄们立足荆州对皇帝表示了臣服。所以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依然是晋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而且后来桓玄在桓温的基础上使桓氏家族更上了一层楼。
但王敦的后继者却显然放弃了这种选择，于是王敦一系不久后马上遭受了灭顶之灾。
［注1］：谢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
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柰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彬（王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
王敦第二次叛乱
王敦在第一次叛乱胜利后，就感觉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了。因为这件事后，他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越来越难以化解了。虽然谢鲲对他说：“只要您愿意忠于皇帝，您与皇帝的猜忌还是可以化解的。”［注1］但王敦显然已不敢、也不愿意从这只老虎身上跳下来了。
王敦虽然清醒的意识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便他却总是忍不住要走下去，因为他总感觉以自己的实力、能力，也许是有机会走向光明的顶点的。
就在王敦决心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王敦因为重病感觉自己不会活多久了。面对这种意外，王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这一系应该何去何从了。于是王敦对他的亲信说：你们现在最好选择就是向皇帝表示彻底臣服。大家亲自到中央政府拜见皇帝，让皇帝给你们重新安排职务。这样就会消除大家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而且以大家的实力、影响，皇帝也绝不敢把你们怎么样的。
王敦的亲信之所以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种所谓的上计实在是一种迂腐之谈。（“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
自己是帝国最大的实权派，只要努努力就有可能打败皇帝，却去选择冒险到中央政府供职。万一皇帝不接受你的这种忠心，逮着这种机会杀掉你，该怎么办呢？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愚忠吧！
选择这种上计，是绝对需要大勇气的。仅这一点，王敦对自己的后继者绝对是一种奢求，因为王敦本人都缺乏这种勇气。这从他第一次叛乱后，不敢亲自朝见皇帝可以看出来。所以王敦也实在不敢指望他的亲信接受这种所谓的上计，于是王敦在说上计的同时，又说出一种等而下之的选择。
“如果你们不想选择上计，那你们就退兵回到老巢割据一方，但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臣服。”
这种选择之所以不如第一种选择，那是因为这种选择无法彻底消除王敦一系与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皇帝依然派军围剿他们，王敦一系还得以乱臣的身份与政府军队作战，到时一旦失败就是满门抄斩了。
王敦所说的中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上计执行时的困难，所以他不再要求自己后继者亲自赴中央政府供职，他只是要求后继者对皇帝表示臣服。但这种中计，显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这种选择，一方面你主动削弱了自己到手的权势，另一方面又显然仍表示想与皇帝分庭抗礼。如果皇帝逮住这种机会步步进逼你岂不是陷入被动之中？
所以王敦的亲信也不想认可这种中计。既然如此，王敦就只有再退一步说了。“如果你们连中计也不愿意接受，那就趁我没有死之时，全力夺取皇位。”这种选择之所以称为下计，那是因为以王敦一系的实力，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本身就非常小，如果王敦死了，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更等于没有了。而这种事一旦失败，就注定是身败名裂、满门抄斩的。
对于王敦的这种分析，他的亲信一致认为：王敦所说的这种最坏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大约都认为，既然上次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入帝国都城，这次自然更可以做到的。因为上次胜利后王敦清除了很多异己，更趁势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既然如此，王敦一系只有按这种选择出牌了！
王敦所说的下计，在许多人眼中绝对是一条上计。甚至在王敦一系因此彻底毁灭之后，许多人也认为是这种选择本身的正确的，只是因为王敦的后继者太废物了，所以王敦一系才会彻底失败。但当时王敦还活着，王敦的养子王应，也是一个精明、联明的人（这从他后来对王舒、王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注2］）。所以这种失败，与他们指挥官的失误关系并不大。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计。关于这一点，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已可以看出来。
在王导看来，王敦上次能轻易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当时刘隗、刁协当权肆意胡来，像王导这样小心谨慎的人都时刻担心全家被害，其它人就更用不着说了。所以王敦造反之时，自然是普遍豪门贵族都支持他。现在是王敦倒行逆施，已站在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对立面，他们这次叛乱自然无法像上次一帆风顺了。
王敦的两次叛乱，都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战争内容。第一次叛乱中，王敦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都城。第二次叛乱时，王敦大军一开战就溃不成军了。
从这层意义上，决定这两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内容绝不是军事上的问题。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整个琅琊王氏的立场是统一的。因为司马睿从一开始起，就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王氏家族。这从王导领着全家连续几天在宫门外等待皇帝处罚可以看出来，这也从刘隗劝司马睿要杀掉王导全家可以看出来。一直小心谨慎、全力支持司马睿的王导尚且陷入这种境地，王氏家族的其它成员还可能有安全感吗？
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是代表了整个王氏家族的利益。仅这一种力量就已绝对不可以小视了。而且江南两大豪门周、沈都站在了王敦一边（沈充直接支持王敦，周札为王敦打开城门）。其它豪门、军政大佬都对此报着观望的态度，在王敦公然叛乱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豪门、军政大佬率军前去勤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可以迅速的取得胜利。
王敦第二次叛乱之时。整个王氏家族利益就分裂了。因为皇权受到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打击，已不足以威胁王氏家族了。所以王导等王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都不认为皇帝是自己利益的威胁者。相反王敦势力崛起，渐渐让王氏家族其它几大枝系都感到了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王氏家族几大巨头都有意无意的站在了王敦的对立面。王导（与王敦相提并论的王氏家族成员）、王舒（当时的荆州刺使）、王彬（当时的江州刺使）都也不支持王敦叛乱。
别的力量实际上已不用做太多分析了，仅王氏家族内部力量的分歧已让王敦的胜算少之又少了。
王彬在王敦杀周顗之后，就开始公然大骂敦这会为整个家族带来祸害的。后来王敦有叛乱之心，王彬再一次公然反对王敦。［注3］
王舒也在王敦叛乱之前，就和皇帝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小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舒当时显然决定站在了皇帝一边［注4］。
王导这一次显然更是坚决的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司马家族成员担任皇帝，那王导就依然能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果王敦成了帝国的皇帝，王导则随时可能被逼出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所取得的胜利都是表面上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杀了周、戴、甘、周；自然有他的意义，但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众多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了帝国主要军政职务，但当王敦决定叛乱时，这些家族成员却成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地方势力都不再持观望态度了。上次王敦叛乱之时，北方势力并没有介入这场争斗。这次争斗中，苏峻几天后就率军入京勤王了，苏峻的战斗力，从后来苏峻叛乱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祖约也在王敦叛乱后，很快清理了附近支持王敦的军政力量。
从这层意义上，王敦大军第二次叛乱时只是一支长途深长的、而且部属各怀心机的孤军，他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注1］：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注2］：王含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未至，深以为恨。
［注3］：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王彬虽然是王氏家族成员，但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后，一直希望王敦停留在清君侧的范围之内，绝不希望他再往远走一步，并且公开反对王敦越走越远。
［注4］：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常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从这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王敦第二次并未公开反叛之时，王导、王舒已站在皇帝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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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春雨
王氏家族的力量成长太快了。在东晋王朝还未建立时，就让人无法分清江南地方政府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所以当时人都说：王与司马共天下。
司马睿在登基之时，竟然邀请王导一块坐在皇位上。虽然王导谦虚的拒绝了这种邀请，但这种事情在皇权时代毕竟是无可想象的［注1］；因为汉献帝也不曾这样邀请过董卓、曹操啊！皇帝邀请一个臣子共同坐在皇位上，这叫什么事啊！
面对以温和、谦虚著称的王导，皇帝尚且不敢坦然的居高凌下。面对以野心勃勃著称的王敦，皇帝内心的感受就更让人不敢想象了。汉宣帝刚当皇帝之时，与霍光同坐一车感觉如芒刺背。晋元帝司马睿，面对王氏兄弟之时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显然让司马睿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当然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也让普遍贵族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下去，一个以皇帝为中心、众多豪门共同执政的权力格局就随时都会被打破的。
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力量，于是普遍贵族自然都开始支持皇帝加强皇权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氏家族的权力、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在成功打击王氏家族的过程中，司马睿竟然开始趁势加强皇权，有意无意的把予头指向了所有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政府就渐渐偏离了众多贵族集体执政的方向，而成为皇帝和几个亲信把持政府的局面［注2］。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又把支持的方向倒向了王敦一边。
王敦讨伐司马睿的行为，显然受到了普遍豪门默许与纵容。
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从温峤的观点中看出来一些来。温峤说了：“我看王敦的行为是有所针对的，他只是想打击刘傀、刁协吧，所以他应该不会乱来吧！”［注3］
虽然温峤的观点受到周顗的反驳，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温峤对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态度。在温峤看来，王敦之所以要叛乱，从某种意义上是皇帝欺人太甚；所以王敦的叛乱只是为了教训一下皇帝罢了，并不是要打破江南的政治格局。
温峤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札的盖棺定论之争看出来。
当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后，围绕如何评定周札的功过是非，人们展开了争论。
因为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注4］把王敦放了进来。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恐怕放在任何时候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有人说了，这种乱臣贼子，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尚书卞壸说了：“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主动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把王敦叛军给放进来，这种人是没有资格受到政府表彰的。”
但对于卞壶的观点，有人竟然提出了异议。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周札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典范！
王导为周札这种行为（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放王敦叛军进城），是这样辩护的。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我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王敦那不是造反作乱，因为我们都认为王敦的目的是要清理奸臣的。周札在这种背景下，放王敦大军进入帝国都城，又怎么能算得上有罪呢？当王敦真正造反作乱开始时，周札就与王敦做斗争并被杀掉了；所以我认为周札应该成为大家以后学习的榜样！”［注5］
这种言论，真让众多卫道之士惊得两眼翻白。因为臣子率大军攻击帝国都城，竟然还振振有词。这叫什么事？［注6］
于是有人说了：皇帝亲自下诏认定王敦是叛逆之举，皇帝又亲自调动大军阻击王敦。如果说王敦当时不算造反作乱，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皇帝亲自指挥周札阻击王敦的军队，周札却主动把王敦的军队放进了帝国都城。如果周札这样做是正确的，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
这顶帽子实在扣得够大的。但这顶帽子还是没有把周札扣倒了。于是帝国最终还是接受了王导那套歪理邪说；于是周札最终还是成为帝国的忠君典范。“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周札为王敦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依然能成为忠臣的典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遍贵族是怎样看待王敦第一次叛乱了吧！
王导当时有许多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当时那些奸臣（刘傀、刁协），还一心要杀掉我王导全家呢！如果不是有众多忠君爱国的人为我王导求情，我王导全家都死于非命了。王敦起兵要杀掉这种奸臣，有什么不对？周札在这种背景下，为王敦打开都城大门，有什么不对？
王导还有许多话，更不是无法说出口的。如果说周札把王敦放进帝国都城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那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我和王敦合作共事（最经典的事就是王导和王敦一块判了周、戴的死刑），岂非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了。
天下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绝不是他皇帝一个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能怪臣子起兵攻打他？皇帝做事不公，难道还不允许臣子帮他改正吗？
透过温峤的观点，透过王导为周札的辩护。我们似乎应该看出来，为什么王敦第一次叛乱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了吧！因为普遍贵族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他。
王敦问戴渊：大家会如何看待我这次的所作所为呢？
戴渊说了：“从表面上看，您这是不臣的行为，但如果细想您的深意，这应该是忠义之举。”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讨好之语，因为这句话与温峤、王导的观点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于皇帝的利益，王敦率军攻打帝国都城，一心要杀掉皇帝的亲信，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但基于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王敦用武力强行除掉帮助皇帝作恶的奸臣，自然是忠义之举。而且人们支持王敦叛乱，绝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因为甘卓在后面出尔反尔（一会说愿意与王敦合作，一会又说要抄王敦的后路）；吓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出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出兵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却显然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派兵前来勤王，也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在路上拦截王敦。
在王敦第一次率军叛乱时（长达两个月时间）。所有的豪门贵族代表都是光说不练（只有一个皇族成员司马氶例外，而他本身也自顾不瑕）；虽然他们这种大呼小叫，也曾把王敦也吓得要死，但实际上对王敦的军事行动没有构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的都城。
［注1］：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注2］：“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
［注3］：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
［注4］周札防守的不是帝国都城建康，而石头城。我说周札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只是为了更形象的说明周札的罪过。而且石头城一失，代表皇帝的力量就彻底失败了。从这层意义上，周札拱手让出石头城，与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无异。
［注5］：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奾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
［注6］：郗鉴说：“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
王敦叛乱胜利后（上）
王敦在顺利的进入帝国都城后，显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样顺得的进入帝国都城。所以王敦进建康城后，并不敢远离“清君侧”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王敦这次叛乱是以“清君侧”为口号开始的，进入都城之后也是以这种行为结束的。因为在清理了刘隗、刁协之后，王敦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了大赦令。总而言之，我进京的目的是清理这两个奸臣，现在这个两奸臣已清理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工作生活了。
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晋元帝司马睿对周顗说：“王敦进城后，皇宫什么事也没有，大家也都平安无事，王敦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吗？”从司马睿对周顗的这种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进入都城后，并没有远离清君侧的口号。
王敦进入都城后，一直极力表示尊重贵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所以他做事之时，还从来不敢违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见。最经典的事就是王敦想废掉太子，但普遍贵族都支持太子，都认为太子不应该废，王敦就对此作罢了。［注1］
至于周（周顗）、戴（戴渊）之死，与其说是被王敦杀掉，还不如说是被王导杀掉的。因为王导当时非常仇恨周顗，所以他一心想杀掉周顗。在王导没有对周顗明确表示这种杀机之前，王敦还一直假惺惺的表示推崇周、戴，并想让周、戴进入新的权力核心。但当他得知王导内心真实想法后，终于表示要杀掉周、戴了。而且王敦杀周、戴前，更是在得到王导默许后才付之于行动的。从这层意义上，周、戴之死是王导一手促成的，如果王导没有杀周、戴的意思，王敦也绝不敢杀周、戴的。［注2］
谯王司马氶的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与皇权之争的外延。司马氶出任地方军政中心长官，代表了司马皇族扩张的开始。如果司马皇族成员坐镇地方主要军政中心的行为得到认可，那江南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恐怕就渐渐成为司马家族的私人财产了，这自然是与普遍贵族一心维持的贵族联盟政治格局不相符的。
在王敦起兵之时，甘卓一直在观望，江南豪族周札、沈充，更是公开支持王敦，苏峻、祖约、刘瑕等北方势力也是一直在观望，陶侃等人也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而司马氶则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了反抗王敦的斗争中，在帝国都城被攻破，普遍贵族都已认可王敦执政的局面中，依然与王敦继续战争。从这层意义上，谯王司马氶的死，是皇权与贵族相争的结果。
如果大家一块围攻王敦，王敦自然必败无疑；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要一块围攻王敦呢？王敦自然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利益，但一心加强皇权的皇帝，同样也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从这层意义上，在普遍豪门贵族的眼中，此时的皇帝与王敦只是一丘之貉；都是欠扁的东西。
王敦一心要杀掉削弱贵族政治（加强皇权）的奸臣。普遍豪门贵族，怎么可能真心支持皇帝打击王敦呢？
普遍豪门贵族表示支持皇帝，仅仅是希望王敦不要走得太远了。你要杀这两个奸臣，你要打击皇帝加强皇权的野心，我们会支持你。但如果你想趁势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我们是绝不会坐视的！从这层意义上，只要王敦不远离“清君侧”的目标之前，普遍豪门贵族对王敦的行为都会报以支持与默许的。
因为大家为了一个空洞的忠于皇帝，真把王敦给剿灭了。到时只会助涨皇帝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到时皇帝就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总而言之，皇帝就会更觉得这个天下是他的天下了。到时皇帝不喜欢你、不信任你、不重用你，你的血统再高贵也是白搭。这种结局，是所有豪门贵族绝不想看到的！
这是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的主要行为，但他在作这一切行为时，显然充分尊重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在取得胜利后仍能清晰估算出自己所处地局势。
王敦后来之所以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表面上是因为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能力，但再细分析下去，却显然是因为他缺乏自信，更是因为缺乏掌控局势的实力。
王敦当时的实力、能力，都不足与从前的司马懿相提并论。
王敦在进帝国都城后，表面上无所不能；但事实他连亲自朝见皇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王敦并没有控制当时政治格局的信心与能力，所以他自然不敢亲自进入皇帝的势力范围。因为进入皇帝的势力，万一有人支持皇帝在朝堂之上击杀他，他恐怕就无法活着回来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并不敢长久的呆在帝国都城之内，所以不久后就决定返回自己的老巢了。
在王敦决定离开帝国都城之时，谢鲲（谢安的伯父）劝他应该亲自拜见一回皇帝。“因为你起兵的口号是“清君侧”，现在为皇帝清理了奸臣，你怎么能不接受皇帝的朝见、接受皇帝的表彰呢？你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到自己老巢，算什么事呢？”
但王敦却问谢鲲：“你敢保证这样没有危险？”
谢鲲说：“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您认为有危险，我可以陪着您一块去，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您没有危险。”王敦对此气得大骂：“你的破命值几个钱？用你的命担保我的命，你也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吧！你这种人，死上几百个，对时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注3］
于是王敦离帝国都城前，一直也没有亲自朝见过皇帝。这绝不是他看不起皇帝，而是源于他内心中深深的恐惧。想想司马懿见皇帝之时，也是他这副熊样吗？显然不是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虽然攻入了帝国的都城，却显然是无力真正控制了帝国都城的。
［注］：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我们普遍人在看这段历史内容时，通常总是夸大了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好象没有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那太子之位就无法保住了。但真实的情况呢？王敦不敢废太子，主要原因却显然是在这句话“众皆以为信然”。普遍贵族代表都支持温峤的行为与观点，王敦自然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
［注2］王敦想杀掉周、戴之时，并不敢公开表示这种意见，而是去小心翼翼的去试探王导的意见。于是王敦对王导说：“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周顗就是在王导这种态度下被杀掉的。
周顗与王导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本来是朋友；但在王导全家遭到威胁之时（因为在刘隗的劝说下，皇帝对王导全家已动了杀机），他竟然没有对王导表示一句安慰；相反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在遇到危难之时，别人不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朋友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会非常生气的。从这层意义上，王导对周顗的恨是自然而然的。
但真实的情况，却显然是王导误顗会了周。因为周顗一直在帮助王导，一直在劝皇帝不要杀王导。周顗在王导向自己求救之时，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实在是有着不得己的苦衷。但王导却还是因此误会了周顗。
在王敦大军威胁帝国都城之际，如果周顗一方面劝皇帝要信任王导，另一方面又与王导套近乎，那皇帝肯定会认为周顗是一个不值得依赖的小人。因为这很容易让皇帝感觉周顗是在自己与王氏家族之间投机。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导对自己的求救，周顗只能做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了。后来王敦胜利后，面对再次拥有权势的王导。周顗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与王导套近乎，其实更加危险。
如果周顗对王导说：“在皇帝要杀你全家之时，我曾竭尽全力帮助过你。不信你看看我曾写给皇帝的奏章？当时我对你爱理不理，是有着我的苦衷。” 如果周顗敢这样做，那周顗肯定会死得更惨！因为这只会让人们认为周顗当时脚踏两只船。哪头大压哪头。如果留下这种名声，恐怕不只是一个死字可以结束，更会弄得自己身体败名裂。所以此时的周顗只能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此时在周顗的内心深处，大约只能求王导早日看到自己曾为求护他而写的奏章吧！除此之外，他实在只能保持沉默了。
但当王导看到周顗曾救护自己的奏章时，周顗已死去多时了。王导对此只能哭着说：“我不杀伯仁，而伯仁实因我而死。”事实上，伯仁就是被他杀掉的，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伯仁不死，但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伯仁是周顗的字。
［注3］：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动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
王敦叛乱胜利后（下）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王敦知道，当时的江南依然是众多贵族共同执政的江南，在这种背景下他显然缺乏窥视皇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王敦又有意无意认为，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只要再努一把力就能取代皇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的行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驱使着。所以王敦此后一再昏招迭出。王敦在清理掉刘隗、刁协后，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马上亲自去朝见皇帝，在朝堂之上联合众军政大佬公布刘隗、刁协的罪责；让皇帝为自己重用奸臣的行为向大家道歉；再恳请皇帝原谅自己没有奉旨就擅自率军入京城的行为。做完些表演之后，在尊重各大豪门贵族利益的基础上，为江南各军政大佬重新排一下座次。
但王敦显然没有这样做；这绝不是他不想；而是因为实力不够，所以他缺乏了一种应有的自信与从容；所以后来王敦后来的行为都是在恐惧与猜忌之中做事的。
王敦害怕太子的精明，所以就一心要废掉太子。但事前，他又实在没有充分的估计好形势，所以废太子之事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大家都公开表示反对王敦这样做，而王敦显然不敢违逆大家共同的意愿。
这是王敦第一个昏招，因为这种做法是王敦明着向太子示弱，明着表示自己害怕太子。更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只是一个纸老虎，因为他想废太子，但大家都不买他的帐，他又不敢把大家怎么样。
王敦害怕周、戴在江南政府中的影响。所以就杀掉了这两个人。这又是王敦的一个昏招。因为这只会让江南普遍豪门代表都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周、戴本身并没有罪过（如果有罪过，只是他们忠于皇帝），而且这两个人又在江南拥有着广泛的支持与尊重。这样的人都要无端死于非命，徒然增加了王敦的乱臣贼子气，徒然使江南豪门贵族、军政大佬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王敦想杀周、戴时，谢鲲温和劝说他，王峤则激烈的反对他。王敦杀周、戴后，王彬更公然大骂他。［注1］这几个人都是王敦阵营中的人，面对周、戴遇害尚且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而且周、戴也显然不是刘隗、刁协，他们并不是积极鼓吹加强皇权的人。所以他们对王敦的威胁实际是非常有限的，王敦为杀这样两个人换来这种结果，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王敦做这些事时，心情恐怕是矛盾的。他想继续保持从前的政治格局，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以王氏家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但王敦显然又缺乏这种信心，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利用皇帝再次打击他。他想打破从前的政治格局，完全抛开司马睿，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但王敦也深知自己的实力，在当时背景是难以做到这一切的。既然向前、向后都是一种痛；王敦只有硬着头皮向前走了。于是只有一个劲的倒行逆施了。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王敦在加强自己家族势力的同时，又杀掉了江南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周札、甘卓。
从表面上看，王敦此时的实力，比第一次叛乱之时强大多了。因为王敦依靠第一次叛乱的胜利，杀掉了周顗、戴渊、周札、甘卓，又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着帝国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王敦这些做法，显然已完全走到了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对立面。因为王敦这些做法，显然是想把江南的军政权力都收归自己一系手中；面对王敦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共同反对。
以王敦的智慧，自然能清晰的看到自己前面的艰难与险阻。所以当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马上为自己的后继者定下上中下三计。“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在王敦看来，他的后继者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彻底向皇帝表示臣服。其次的选择是向皇帝表示妥协、退让，最坏的选择就做一个乱臣贼子。
王敦所制订的上计，绝对是王敦一系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桓温死后，桓温的后继者，所做的选择与此大同小异。总而言之，桓温的后继者桓玄亲自到中央政府任职，桓温的弟侄们立足荆州对皇帝表示了臣服。所以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依然是晋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而且后来桓玄在桓温的基础上使桓氏家族更上了一层楼。
但王敦的后继者却显然放弃了这种选择，于是王敦一系不久后马上遭受了灭顶之灾。
［注1］：谢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
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柰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彬（王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
王敦第二次叛乱
王敦在第一次叛乱胜利后，就感觉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了。因为这件事后，他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越来越难以化解了。虽然谢鲲对他说：“只要您愿意忠于皇帝，您与皇帝的猜忌还是可以化解的。”［注1］但王敦显然已不敢、也不愿意从这只老虎身上跳下来了。
王敦虽然清醒的意识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便他却总是忍不住要走下去，因为他总感觉以自己的实力、能力，也许是有机会走向光明的顶点的。
就在王敦决心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王敦因为重病感觉自己不会活多久了。面对这种意外，王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这一系应该何去何从了。于是王敦对他的亲信说：你们现在最好选择就是向皇帝表示彻底臣服。大家亲自到中央政府拜见皇帝，让皇帝给你们重新安排职务。这样就会消除大家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而且以大家的实力、影响，皇帝也绝不敢把你们怎么样的。
王敦的亲信之所以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种所谓的上计实在是一种迂腐之谈。（“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
自己是帝国最大的实权派，只要努努力就有可能打败皇帝，却去选择冒险到中央政府供职。万一皇帝不接受你的这种忠心，逮着这种机会杀掉你，该怎么办呢？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愚忠吧！
选择这种上计，是绝对需要大勇气的。仅这一点，王敦对自己的后继者绝对是一种奢求，因为王敦本人都缺乏这种勇气。这从他第一次叛乱后，不敢亲自朝见皇帝可以看出来。所以王敦也实在不敢指望他的亲信接受这种所谓的上计，于是王敦在说上计的同时，又说出一种等而下之的选择。
“如果你们不想选择上计，那你们就退兵回到老巢割据一方，但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臣服。”
这种选择之所以不如第一种选择，那是因为这种选择无法彻底消除王敦一系与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皇帝依然派军围剿他们，王敦一系还得以乱臣的身份与政府军队作战，到时一旦失败就是满门抄斩了。
王敦所说的中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上计执行时的困难，所以他不再要求自己后继者亲自赴中央政府供职，他只是要求后继者对皇帝表示臣服。但这种中计，显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这种选择，一方面你主动削弱了自己到手的权势，另一方面又显然仍表示想与皇帝分庭抗礼。如果皇帝逮住这种机会步步进逼你岂不是陷入被动之中？
所以王敦的亲信也不想认可这种中计。既然如此，王敦就只有再退一步说了。“如果你们连中计也不愿意接受，那就趁我没有死之时，全力夺取皇位。”这种选择之所以称为下计，那是因为以王敦一系的实力，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本身就非常小，如果王敦死了，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更等于没有了。而这种事一旦失败，就注定是身败名裂、满门抄斩的。
对于王敦的这种分析，他的亲信一致认为：王敦所说的这种最坏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大约都认为，既然上次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入帝国都城，这次自然更可以做到的。因为上次胜利后王敦清除了很多异己，更趁势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既然如此，王敦一系只有按这种选择出牌了！
王敦所说的下计，在许多人眼中绝对是一条上计。甚至在王敦一系因此彻底毁灭之后，许多人也认为是这种选择本身的正确的，只是因为王敦的后继者太废物了，所以王敦一系才会彻底失败。但当时王敦还活着，王敦的养子王应，也是一个精明、联明的人（这从他后来对王舒、王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注2］）。所以这种失败，与他们指挥官的失误关系并不大。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计。关于这一点，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已可以看出来。
在王导看来，王敦上次能轻易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当时刘隗、刁协当权肆意胡来，像王导这样小心谨慎的人都时刻担心全家被害，其它人就更用不着说了。所以王敦造反之时，自然是普遍豪门贵族都支持他。现在是王敦倒行逆施，已站在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对立面，他们这次叛乱自然无法像上次一帆风顺了。
王敦的两次叛乱，都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战争内容。第一次叛乱中，王敦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都城。第二次叛乱时，王敦大军一开战就溃不成军了。
从这层意义上，决定这两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内容绝不是军事上的问题。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整个琅琊王氏的立场是统一的。因为司马睿从一开始起，就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王氏家族。这从王导领着全家连续几天在宫门外等待皇帝处罚可以看出来，这也从刘隗劝司马睿要杀掉王导全家可以看出来。一直小心谨慎、全力支持司马睿的王导尚且陷入这种境地，王氏家族的其它成员还可能有安全感吗？
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是代表了整个王氏家族的利益。仅这一种力量就已绝对不可以小视了。而且江南两大豪门周、沈都站在了王敦一边（沈充直接支持王敦，周札为王敦打开城门）。其它豪门、军政大佬都对此报着观望的态度，在王敦公然叛乱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豪门、军政大佬率军前去勤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可以迅速的取得胜利。
王敦第二次叛乱之时。整个王氏家族利益就分裂了。因为皇权受到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打击，已不足以威胁王氏家族了。所以王导等王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都不认为皇帝是自己利益的威胁者。相反王敦势力崛起，渐渐让王氏家族其它几大枝系都感到了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王氏家族几大巨头都有意无意的站在了王敦的对立面。王导（与王敦相提并论的王氏家族成员）、王舒（当时的荆州刺使）、王彬（当时的江州刺使）都也不支持王敦叛乱。
别的力量实际上已不用做太多分析了，仅王氏家族内部力量的分歧已让王敦的胜算少之又少了。
王彬在王敦杀周顗之后，就开始公然大骂敦这会为整个家族带来祸害的。后来王敦有叛乱之心，王彬再一次公然反对王敦。［注3］
王舒也在王敦叛乱之前，就和皇帝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小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舒当时显然决定站在了皇帝一边［注4］。
王导这一次显然更是坚决的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司马家族成员担任皇帝，那王导就依然能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果王敦成了帝国的皇帝，王导则随时可能被逼出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所取得的胜利都是表面上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杀了周、戴、甘、周；自然有他的意义，但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众多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了帝国主要军政职务，但当王敦决定叛乱时，这些家族成员却成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地方势力都不再持观望态度了。上次王敦叛乱之时，北方势力并没有介入这场争斗。这次争斗中，苏峻几天后就率军入京勤王了，苏峻的战斗力，从后来苏峻叛乱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祖约也在王敦叛乱后，很快清理了附近支持王敦的军政力量。
从这层意义上，王敦大军第二次叛乱时只是一支长途深长的、而且部属各怀心机的孤军，他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注1］：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注2］：王含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未至，深以为恨。
［注3］：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王彬虽然是王氏家族成员，但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后，一直希望王敦停留在清君侧的范围之内，绝不希望他再往远走一步，并且公开反对王敦越走越远。
［注4］：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常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从这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王敦第二次并未公开反叛之时，王导、王舒已站在皇帝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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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敦的叛乱为什么先胜后败
泪痕春雨
王氏家族的力量成长太快了。在东晋王朝还未建立时，就让人无法分清江南地方政府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所以当时人都说：王与司马共天下。
司马睿在登基之时，竟然邀请王导一块坐在皇位上。虽然王导谦虚的拒绝了这种邀请，但这种事情在皇权时代毕竟是无可想象的［注1］；因为汉献帝也不曾这样邀请过董卓、曹操啊！皇帝邀请一个臣子共同坐在皇位上，这叫什么事啊！
面对以温和、谦虚著称的王导，皇帝尚且不敢坦然的居高凌下。面对以野心勃勃著称的王敦，皇帝内心的感受就更让人不敢想象了。汉宣帝刚当皇帝之时，与霍光同坐一车感觉如芒刺背。晋元帝司马睿，面对王氏兄弟之时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显然让司马睿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当然王氏家族力量的巨大，也让普遍贵族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下去，一个以皇帝为中心、众多豪门共同执政的权力格局就随时都会被打破的。
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力量，于是普遍贵族自然都开始支持皇帝加强皇权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氏家族的权力、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在成功打击王氏家族的过程中，司马睿竟然开始趁势加强皇权，有意无意的把予头指向了所有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政府就渐渐偏离了众多贵族集体执政的方向，而成为皇帝和几个亲信把持政府的局面［注2］。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又把支持的方向倒向了王敦一边。
王敦讨伐司马睿的行为，显然受到了普遍豪门默许与纵容。
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从温峤的观点中看出来一些来。温峤说了：“我看王敦的行为是有所针对的，他只是想打击刘傀、刁协吧，所以他应该不会乱来吧！”［注3］
虽然温峤的观点受到周顗的反驳，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温峤对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态度。在温峤看来，王敦之所以要叛乱，从某种意义上是皇帝欺人太甚；所以王敦的叛乱只是为了教训一下皇帝罢了，并不是要打破江南的政治格局。
温峤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札的盖棺定论之争看出来。
当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后，围绕如何评定周札的功过是非，人们展开了争论。
因为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注4］把王敦放了进来。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恐怕放在任何时候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有人说了，这种乱臣贼子，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尚书卞壸说了：“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主动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把王敦叛军给放进来，这种人是没有资格受到政府表彰的。”
但对于卞壶的观点，有人竟然提出了异议。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周札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典范！
王导为周札这种行为（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放王敦叛军进城），是这样辩护的。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我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王敦那不是造反作乱，因为我们都认为王敦的目的是要清理奸臣的。周札在这种背景下，放王敦大军进入帝国都城，又怎么能算得上有罪呢？当王敦真正造反作乱开始时，周札就与王敦做斗争并被杀掉了；所以我认为周札应该成为大家以后学习的榜样！”［注5］
这种言论，真让众多卫道之士惊得两眼翻白。因为臣子率大军攻击帝国都城，竟然还振振有词。这叫什么事？［注6］
于是有人说了：皇帝亲自下诏认定王敦是叛逆之举，皇帝又亲自调动大军阻击王敦。如果说王敦当时不算造反作乱，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皇帝亲自指挥周札阻击王敦的军队，周札却主动把王敦的军队放进了帝国都城。如果周札这样做是正确的，那皇帝当时又算干什么呢？
这顶帽子实在扣得够大的。但这顶帽子还是没有把周札扣倒了。于是帝国最终还是接受了王导那套歪理邪说；于是周札最终还是成为帝国的忠君典范。“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周札为王敦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依然能成为忠臣的典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遍贵族是怎样看待王敦第一次叛乱了吧！
王导当时有许多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当时那些奸臣（刘傀、刁协），还一心要杀掉我王导全家呢！如果不是有众多忠君爱国的人为我王导求情，我王导全家都死于非命了。王敦起兵要杀掉这种奸臣，有什么不对？周札在这种背景下，为王敦打开都城大门，有什么不对？
王导还有许多话，更不是无法说出口的。如果说周札把王敦放进帝国都城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那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我和王敦合作共事（最经典的事就是王导和王敦一块判了周、戴的死刑），岂非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了。
天下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绝不是他皇帝一个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能怪臣子起兵攻打他？皇帝做事不公，难道还不允许臣子帮他改正吗？
透过温峤的观点，透过王导为周札的辩护。我们似乎应该看出来，为什么王敦第一次叛乱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了吧！因为普遍贵族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他。
王敦问戴渊：大家会如何看待我这次的所作所为呢？
戴渊说了：“从表面上看，您这是不臣的行为，但如果细想您的深意，这应该是忠义之举。”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讨好之语，因为这句话与温峤、王导的观点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于皇帝的利益，王敦率军攻打帝国都城，一心要杀掉皇帝的亲信，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但基于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王敦用武力强行除掉帮助皇帝作恶的奸臣，自然是忠义之举。而且人们支持王敦叛乱，绝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因为甘卓在后面出尔反尔（一会说愿意与王敦合作，一会又说要抄王敦的后路）；吓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出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出兵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却显然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派兵前来勤王，也没有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在路上拦截王敦。
在王敦第一次率军叛乱时（长达两个月时间）。所有的豪门贵族代表都是光说不练（只有一个皇族成员司马氶例外，而他本身也自顾不瑕）；虽然他们这种大呼小叫，也曾把王敦也吓得要死，但实际上对王敦的军事行动没有构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的都城。
［注1］：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注2］：“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
［注3］：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
［注4］周札防守的不是帝国都城建康，而石头城。我说周札打开帝国都城的大门，只是为了更形象的说明周札的罪过。而且石头城一失，代表皇帝的力量就彻底失败了。从这层意义上，周札拱手让出石头城，与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无异。
［注5］：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奾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
［注6］：郗鉴说：“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
王敦叛乱胜利后（上）
王敦在顺利的进入帝国都城后，显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样顺得的进入帝国都城。所以王敦进建康城后，并不敢远离“清君侧”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王敦这次叛乱是以“清君侧”为口号开始的，进入都城之后也是以这种行为结束的。因为在清理了刘隗、刁协之后，王敦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了大赦令。总而言之，我进京的目的是清理这两个奸臣，现在这个两奸臣已清理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工作生活了。
在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晋元帝司马睿对周顗说：“王敦进城后，皇宫什么事也没有，大家也都平安无事，王敦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吗？”从司马睿对周顗的这种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进入都城后，并没有远离清君侧的口号。
王敦进入都城后，一直极力表示尊重贵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所以他做事之时，还从来不敢违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见。最经典的事就是王敦想废掉太子，但普遍贵族都支持太子，都认为太子不应该废，王敦就对此作罢了。［注1］
至于周（周顗）、戴（戴渊）之死，与其说是被王敦杀掉，还不如说是被王导杀掉的。因为王导当时非常仇恨周顗，所以他一心想杀掉周顗。在王导没有对周顗明确表示这种杀机之前，王敦还一直假惺惺的表示推崇周、戴，并想让周、戴进入新的权力核心。但当他得知王导内心真实想法后，终于表示要杀掉周、戴了。而且王敦杀周、戴前，更是在得到王导默许后才付之于行动的。从这层意义上，周、戴之死是王导一手促成的，如果王导没有杀周、戴的意思，王敦也绝不敢杀周、戴的。［注2］
谯王司马氶的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与皇权之争的外延。司马氶出任地方军政中心长官，代表了司马皇族扩张的开始。如果司马皇族成员坐镇地方主要军政中心的行为得到认可，那江南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恐怕就渐渐成为司马家族的私人财产了，这自然是与普遍贵族一心维持的贵族联盟政治格局不相符的。
在王敦起兵之时，甘卓一直在观望，江南豪族周札、沈充，更是公开支持王敦，苏峻、祖约、刘瑕等北方势力也是一直在观望，陶侃等人也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而司马氶则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了反抗王敦的斗争中，在帝国都城被攻破，普遍贵族都已认可王敦执政的局面中，依然与王敦继续战争。从这层意义上，谯王司马氶的死，是皇权与贵族相争的结果。
如果大家一块围攻王敦，王敦自然必败无疑；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要一块围攻王敦呢？王敦自然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利益，但一心加强皇权的皇帝，同样也威胁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共同利益。从这层意义上，在普遍豪门贵族的眼中，此时的皇帝与王敦只是一丘之貉；都是欠扁的东西。
王敦一心要杀掉削弱贵族政治（加强皇权）的奸臣。普遍豪门贵族，怎么可能真心支持皇帝打击王敦呢？
普遍豪门贵族表示支持皇帝，仅仅是希望王敦不要走得太远了。你要杀这两个奸臣，你要打击皇帝加强皇权的野心，我们会支持你。但如果你想趁势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我们是绝不会坐视的！从这层意义上，只要王敦不远离“清君侧”的目标之前，普遍豪门贵族对王敦的行为都会报以支持与默许的。
因为大家为了一个空洞的忠于皇帝，真把王敦给剿灭了。到时只会助涨皇帝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到时皇帝就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总而言之，皇帝就会更觉得这个天下是他的天下了。到时皇帝不喜欢你、不信任你、不重用你，你的血统再高贵也是白搭。这种结局，是所有豪门贵族绝不想看到的！
这是王敦进入帝国都城后的主要行为，但他在作这一切行为时，显然充分尊重了普遍贵族的共同意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在取得胜利后仍能清晰估算出自己所处地局势。
王敦后来之所以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表面上是因为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能力，但再细分析下去，却显然是因为他缺乏自信，更是因为缺乏掌控局势的实力。
王敦当时的实力、能力，都不足与从前的司马懿相提并论。
王敦在进帝国都城后，表面上无所不能；但事实他连亲自朝见皇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王敦并没有控制当时政治格局的信心与能力，所以他自然不敢亲自进入皇帝的势力范围。因为进入皇帝的势力，万一有人支持皇帝在朝堂之上击杀他，他恐怕就无法活着回来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敦并不敢长久的呆在帝国都城之内，所以不久后就决定返回自己的老巢了。
在王敦决定离开帝国都城之时，谢鲲（谢安的伯父）劝他应该亲自拜见一回皇帝。“因为你起兵的口号是“清君侧”，现在为皇帝清理了奸臣，你怎么能不接受皇帝的朝见、接受皇帝的表彰呢？你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到自己老巢，算什么事呢？”
但王敦却问谢鲲：“你敢保证这样没有危险？”
谢鲲说：“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您认为有危险，我可以陪着您一块去，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您没有危险。”王敦对此气得大骂：“你的破命值几个钱？用你的命担保我的命，你也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吧！你这种人，死上几百个，对时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注3］
于是王敦离帝国都城前，一直也没有亲自朝见过皇帝。这绝不是他看不起皇帝，而是源于他内心中深深的恐惧。想想司马懿见皇帝之时，也是他这副熊样吗？显然不是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敦虽然攻入了帝国的都城，却显然是无力真正控制了帝国都城的。
［注］：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我们普遍人在看这段历史内容时，通常总是夸大了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好象没有温峤的勇敢与能言擅辩，那太子之位就无法保住了。但真实的情况呢？王敦不敢废太子，主要原因却显然是在这句话“众皆以为信然”。普遍贵族代表都支持温峤的行为与观点，王敦自然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
［注2］王敦想杀掉周、戴之时，并不敢公开表示这种意见，而是去小心翼翼的去试探王导的意见。于是王敦对王导说：“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周顗就是在王导这种态度下被杀掉的。
周顗与王导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本来是朋友；但在王导全家遭到威胁之时（因为在刘隗的劝说下，皇帝对王导全家已动了杀机），他竟然没有对王导表示一句安慰；相反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在遇到危难之时，别人不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朋友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会非常生气的。从这层意义上，王导对周顗的恨是自然而然的。
但真实的情况，却显然是王导误顗会了周。因为周顗一直在帮助王导，一直在劝皇帝不要杀王导。周顗在王导向自己求救之时，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实在是有着不得己的苦衷。但王导却还是因此误会了周顗。
在王敦大军威胁帝国都城之际，如果周顗一方面劝皇帝要信任王导，另一方面又与王导套近乎，那皇帝肯定会认为周顗是一个不值得依赖的小人。因为这很容易让皇帝感觉周顗是在自己与王氏家族之间投机。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导对自己的求救，周顗只能做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了。后来王敦胜利后，面对再次拥有权势的王导。周顗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与王导套近乎，其实更加危险。
如果周顗对王导说：“在皇帝要杀你全家之时，我曾竭尽全力帮助过你。不信你看看我曾写给皇帝的奏章？当时我对你爱理不理，是有着我的苦衷。” 如果周顗敢这样做，那周顗肯定会死得更惨！因为这只会让人们认为周顗当时脚踏两只船。哪头大压哪头。如果留下这种名声，恐怕不只是一个死字可以结束，更会弄得自己身体败名裂。所以此时的周顗只能依然与王导保持着距离。此时在周顗的内心深处，大约只能求王导早日看到自己曾为求护他而写的奏章吧！除此之外，他实在只能保持沉默了。
但当王导看到周顗曾救护自己的奏章时，周顗已死去多时了。王导对此只能哭着说：“我不杀伯仁，而伯仁实因我而死。”事实上，伯仁就是被他杀掉的，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伯仁不死，但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伯仁是周顗的字。
［注3］：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动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
王敦叛乱胜利后（下）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王敦知道，当时的江南依然是众多贵族共同执政的江南，在这种背景下他显然缺乏窥视皇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王敦又有意无意认为，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只要再努一把力就能取代皇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的行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驱使着。所以王敦此后一再昏招迭出。王敦在清理掉刘隗、刁协后，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马上亲自去朝见皇帝，在朝堂之上联合众军政大佬公布刘隗、刁协的罪责；让皇帝为自己重用奸臣的行为向大家道歉；再恳请皇帝原谅自己没有奉旨就擅自率军入京城的行为。做完些表演之后，在尊重各大豪门贵族利益的基础上，为江南各军政大佬重新排一下座次。
但王敦显然没有这样做；这绝不是他不想；而是因为实力不够，所以他缺乏了一种应有的自信与从容；所以后来王敦后来的行为都是在恐惧与猜忌之中做事的。
王敦害怕太子的精明，所以就一心要废掉太子。但事前，他又实在没有充分的估计好形势，所以废太子之事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大家都公开表示反对王敦这样做，而王敦显然不敢违逆大家共同的意愿。
这是王敦第一个昏招，因为这种做法是王敦明着向太子示弱，明着表示自己害怕太子。更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只是一个纸老虎，因为他想废太子，但大家都不买他的帐，他又不敢把大家怎么样。
王敦害怕周、戴在江南政府中的影响。所以就杀掉了这两个人。这又是王敦的一个昏招。因为这只会让江南普遍豪门代表都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周、戴本身并没有罪过（如果有罪过，只是他们忠于皇帝），而且这两个人又在江南拥有着广泛的支持与尊重。这样的人都要无端死于非命，徒然增加了王敦的乱臣贼子气，徒然使江南豪门贵族、军政大佬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王敦想杀周、戴时，谢鲲温和劝说他，王峤则激烈的反对他。王敦杀周、戴后，王彬更公然大骂他。［注1］这几个人都是王敦阵营中的人，面对周、戴遇害尚且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而且周、戴也显然不是刘隗、刁协，他们并不是积极鼓吹加强皇权的人。所以他们对王敦的威胁实际是非常有限的，王敦为杀这样两个人换来这种结果，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王敦做这些事时，心情恐怕是矛盾的。他想继续保持从前的政治格局，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以王氏家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但王敦显然又缺乏这种信心，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利用皇帝再次打击他。他想打破从前的政治格局，完全抛开司马睿，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但王敦也深知自己的实力，在当时背景是难以做到这一切的。既然向前、向后都是一种痛；王敦只有硬着头皮向前走了。于是只有一个劲的倒行逆施了。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王敦在加强自己家族势力的同时，又杀掉了江南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周札、甘卓。
从表面上看，王敦此时的实力，比第一次叛乱之时强大多了。因为王敦依靠第一次叛乱的胜利，杀掉了周顗、戴渊、周札、甘卓，又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着帝国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王敦这些做法，显然已完全走到了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对立面。因为王敦这些做法，显然是想把江南的军政权力都收归自己一系手中；面对王敦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江南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的共同反对。
以王敦的智慧，自然能清晰的看到自己前面的艰难与险阻。所以当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马上为自己的后继者定下上中下三计。“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在王敦看来，他的后继者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彻底向皇帝表示臣服。其次的选择是向皇帝表示妥协、退让，最坏的选择就做一个乱臣贼子。
王敦所制订的上计，绝对是王敦一系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桓温死后，桓温的后继者，所做的选择与此大同小异。总而言之，桓温的后继者桓玄亲自到中央政府任职，桓温的弟侄们立足荆州对皇帝表示了臣服。所以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依然是晋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而且后来桓玄在桓温的基础上使桓氏家族更上了一层楼。
但王敦的后继者却显然放弃了这种选择，于是王敦一系不久后马上遭受了灭顶之灾。
［注1］：谢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
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柰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彬（王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
王敦第二次叛乱
王敦在第一次叛乱胜利后，就感觉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了。因为这件事后，他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越来越难以化解了。虽然谢鲲对他说：“只要您愿意忠于皇帝，您与皇帝的猜忌还是可以化解的。”［注1］但王敦显然已不敢、也不愿意从这只老虎身上跳下来了。
王敦虽然清醒的意识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便他却总是忍不住要走下去，因为他总感觉以自己的实力、能力，也许是有机会走向光明的顶点的。
就在王敦决心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王敦因为重病感觉自己不会活多久了。面对这种意外，王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这一系应该何去何从了。于是王敦对他的亲信说：你们现在最好选择就是向皇帝表示彻底臣服。大家亲自到中央政府拜见皇帝，让皇帝给你们重新安排职务。这样就会消除大家与皇帝之间的猜忌，而且以大家的实力、影响，皇帝也绝不敢把你们怎么样的。
王敦的亲信之所以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种所谓的上计实在是一种迂腐之谈。（“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
自己是帝国最大的实权派，只要努努力就有可能打败皇帝，却去选择冒险到中央政府供职。万一皇帝不接受你的这种忠心，逮着这种机会杀掉你，该怎么办呢？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愚忠吧！
选择这种上计，是绝对需要大勇气的。仅这一点，王敦对自己的后继者绝对是一种奢求，因为王敦本人都缺乏这种勇气。这从他第一次叛乱后，不敢亲自朝见皇帝可以看出来。所以王敦也实在不敢指望他的亲信接受这种所谓的上计，于是王敦在说上计的同时，又说出一种等而下之的选择。
“如果你们不想选择上计，那你们就退兵回到老巢割据一方，但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臣服。”
这种选择之所以不如第一种选择，那是因为这种选择无法彻底消除王敦一系与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皇帝依然派军围剿他们，王敦一系还得以乱臣的身份与政府军队作战，到时一旦失败就是满门抄斩了。
王敦所说的中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上计执行时的困难，所以他不再要求自己后继者亲自赴中央政府供职，他只是要求后继者对皇帝表示臣服。但这种中计，显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这种选择，一方面你主动削弱了自己到手的权势，另一方面又显然仍表示想与皇帝分庭抗礼。如果皇帝逮住这种机会步步进逼你岂不是陷入被动之中？
所以王敦的亲信也不想认可这种中计。既然如此，王敦就只有再退一步说了。“如果你们连中计也不愿意接受，那就趁我没有死之时，全力夺取皇位。”这种选择之所以称为下计，那是因为以王敦一系的实力，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本身就非常小，如果王敦死了，想干成这件事的机率更等于没有了。而这种事一旦失败，就注定是身败名裂、满门抄斩的。
对于王敦的这种分析，他的亲信一致认为：王敦所说的这种最坏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大约都认为，既然上次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入帝国都城，这次自然更可以做到的。因为上次胜利后王敦清除了很多异己，更趁势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既然如此，王敦一系只有按这种选择出牌了！
王敦所说的下计，在许多人眼中绝对是一条上计。甚至在王敦一系因此彻底毁灭之后，许多人也认为是这种选择本身的正确的，只是因为王敦的后继者太废物了，所以王敦一系才会彻底失败。但当时王敦还活着，王敦的养子王应，也是一个精明、联明的人（这从他后来对王舒、王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注2］）。所以这种失败，与他们指挥官的失误关系并不大。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计。关于这一点，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已可以看出来。
在王导看来，王敦上次能轻易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当时刘隗、刁协当权肆意胡来，像王导这样小心谨慎的人都时刻担心全家被害，其它人就更用不着说了。所以王敦造反之时，自然是普遍豪门贵族都支持他。现在是王敦倒行逆施，已站在了普遍豪门贵族的对立面，他们这次叛乱自然无法像上次一帆风顺了。
王敦的两次叛乱，都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战争内容。第一次叛乱中，王敦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进入了帝国都城。第二次叛乱时，王敦大军一开战就溃不成军了。
从这层意义上，决定这两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内容绝不是军事上的问题。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整个琅琊王氏的立场是统一的。因为司马睿从一开始起，就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王氏家族。这从王导领着全家连续几天在宫门外等待皇帝处罚可以看出来，这也从刘隗劝司马睿要杀掉王导全家可以看出来。一直小心谨慎、全力支持司马睿的王导尚且陷入这种境地，王氏家族的其它成员还可能有安全感吗？
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是代表了整个王氏家族的利益。仅这一种力量就已绝对不可以小视了。而且江南两大豪门周、沈都站在了王敦一边（沈充直接支持王敦，周札为王敦打开城门）。其它豪门、军政大佬都对此报着观望的态度，在王敦公然叛乱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豪门、军政大佬率军前去勤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敦第一次叛乱，可以迅速的取得胜利。
王敦第二次叛乱之时。整个王氏家族利益就分裂了。因为皇权受到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打击，已不足以威胁王氏家族了。所以王导等王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都不认为皇帝是自己利益的威胁者。相反王敦势力崛起，渐渐让王氏家族其它几大枝系都感到了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王氏家族几大巨头都有意无意的站在了王敦的对立面。王导（与王敦相提并论的王氏家族成员）、王舒（当时的荆州刺使）、王彬（当时的江州刺使）都也不支持王敦叛乱。
别的力量实际上已不用做太多分析了，仅王氏家族内部力量的分歧已让王敦的胜算少之又少了。
王彬在王敦杀周顗之后，就开始公然大骂敦这会为整个家族带来祸害的。后来王敦有叛乱之心，王彬再一次公然反对王敦。［注3］
王舒也在王敦叛乱之前，就和皇帝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小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舒当时显然决定站在了皇帝一边［注4］。
王导这一次显然更是坚决的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司马家族成员担任皇帝，那王导就依然能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果王敦成了帝国的皇帝，王导则随时可能被逼出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后，所取得的胜利都是表面上的。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杀了周、戴、甘、周；自然有他的意义，但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众多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后，让自己家族成员占据了帝国主要军政职务，但当王敦决定叛乱时，这些家族成员却成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地方势力都不再持观望态度了。上次王敦叛乱之时，北方势力并没有介入这场争斗。这次争斗中，苏峻几天后就率军入京勤王了，苏峻的战斗力，从后来苏峻叛乱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祖约也在王敦叛乱后，很快清理了附近支持王敦的军政力量。
从这层意义上，王敦大军第二次叛乱时只是一支长途深长的、而且部属各怀心机的孤军，他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注1］：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注2］：王含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未至，深以为恨。
［注3］：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王彬虽然是王氏家族成员，但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后，一直希望王敦停留在清君侧的范围之内，绝不希望他再往远走一步，并且公开反对王敦越走越远。
［注4］：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常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从这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王敦第二次并未公开反叛之时，王导、王舒已站在皇帝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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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放过司马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