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成因

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成因慨括为：
1.汉族人口数锐减，使军队更重视甲胄的防护能力
2.武库火，焚累代之宝。没有可用的了，有了机会发展新装备。
3.养马地的叛乱，使军队更重视对战马的保护。对骑兵更为重视，降低了车兵作为主力的地位。
4.东晋偏安于江南，使马的获得渠道中断，兵种结构被迫进行了调整，提升了步兵，更强调步骑协同作战。步骑就是甲骑具装骑兵与步兵合编的战术组合，这种方式通常称为“并营”。发展出具装铠，士兵开始使用马槊。
5.发明马镫，改变了骑兵的历史地位，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贡献

西汉到东汉末期中国甲胄并无明显的变化，根据前文论诉，这一时期铁甲主要是供给车骑军，车兵有了盆领铁铠，骑兵铁甲还是只是简单的襦铠，三国时有了明光铠、黑光铠和适用于骑兵的两裆铠，史料中讲到前秦苻坚的军队时，突然出现骑兵所用“具装铠”，“具装铠”是一种由身甲和腿裙甲连在一起的铠甲，它和汉代骑兵所用铁铠甲最大的不同是多出了前开叉的腿裙甲，汉代骑兵铁铠甲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只能穿着齐腰的襦铠跃身上马，是没有腿裙的，有腿裙的铁甲都是车兵所用，而且前不开叉，只有在拥有马镫的情况下，穿着这种有铁腿裙的具装铠才有跨镫上马的可能。突然出现这个变化一定事出有因，翻阅史料发现公元295年冬十月，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另外《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讲得更细：“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二百万人的军用器械都被烧毁了，后果肯定很严重，除此之外还有用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讲述的：“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晋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这一事件应该是可信的。赵王伦篡位时，司空张华为伦所诛。《晋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当不打仗时，兵器都是放置在武库中的，出征时才临时调配，这是历来的规矩，而后世兵制都是以汉制为参照的，重型武器没有皇帝批准连关都不能出如：“昭帝始元五年，罢天下马弩关（注：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 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十三 》 又有西晋在平吴之后，在中原又解除洲郡武备和兵役，以至后来各洲郡兵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这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收缴上来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在这之后再也不见有“大黄”、“连弩车”、“襦铠”这样的东西，战车部队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也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再没见到关于晋军专用战车部队的描述，而步军和骑兵说得较多，很多情形下步兵兼有有车兵的角色，故而以此作出这个判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促进军用器具和甲胄的突然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军队才会突出使用甲骑，取代烧毁的战车装备的“射声”部队出战，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平叛战争，西晋军队马匹的供给断绝，马匹越用越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拉战车的马和随身的马甲也就自然被用于骑兵。而到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时，这种混战动则有几万到十几万的骑兵，多则达到数十万，这在《晋书苻坚传》有记载，如前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西晋早期的马甲只见有当胸，如长沙西晋永宁二年的陶骑俑，而完整的马甲包括：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寄生、鞍具和镫。而又由于汉族当时人口数量较少，军队对甲胄的防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武备被烧毁的情况下，新作甲胄也随之出现适应变化。注：汉族当时人口具体数量见前文。

在295年10月武备烧毁第二年，公元296年，匈奴部族首领郝散和他的兄弟郝度元率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的各部反叛，攻击北地郡，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开战，欧阳建的住屯兵再吃败绩。到了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又被郝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僣号称帝，围泾阳。公元297年年春正月癸丑，原东吴降将周处率西晋中央军与齐万氐部族军队年战于六陌，再次“王师败绩”，周处兵败战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当初周鲂之子周处，膂力绝人，从不修那些文人细微的德行，乡里的人都觉得是个祸患。周处一次问他的父老乡亲说：“今年的收成很丰足，但是人们都不快乐，为何这么奇怪？”父老乡亲叹息说：“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周处说：“这从何说起呢？”父老乡亲说：“南山上出现了白额虎，长桥下有鳄蛟，和你一起并为三害。”周处说：“如果所说的祸患就只有这些，吾能除之。”于是进到南山中寻找老虎，射杀它，又到长桥下跳入水中，搏杀了鳄蛟。于是后来在陆机那里从学、研习了很多学问，笃志读书，砥节砺行，等到学习期满后，被州府推荐。

这几次的连续军事失利，可见武库被毁的后果很严重，打造兵甲器具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很快就会齐备。直到公元299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带了赶水新造武器“积弩”征伐秦雍氐，战于中亭，才大破之，抓获了氐帅齐万年。〈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永兴元年（304）冬十一月乙未，“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前有武库失火，后有灾兵进后宫抢老婆，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注：积弩（積弩）连射之弩。《淮南子·兵略训》：“脩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 高诱 注：“积弩，连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或为地道，衝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於是 昶 使积弩同时俱发。” 这个“积弩”显然已不是早期的“连弩车”，但也是早就有的品种。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陶骑俑上马鞍左侧的三角形马镫。（张海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仅单侧有一只，这个单镫还说明，双马镫或许是从单镫演化来的，我很难相信马术精湛的游牧部落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明这种东西，巧合得很，马镫的出现竟然与晋朝武库大火时间这么接近，很显然只有骑术不精的汉族军队才会去发明这种东西用来掌握骑术，而双马镫的出现才会使穿着“具装铠”的骑士，不会因为重心不稳栽下马来。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12日第七版)而我通观所有考古资料显示：游牧民族所有的的马镫资料都晚于这个年代。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出土的最早的实用马镫据考证为前燕时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木芯直柄铜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内蒙古晨报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考证前秦的历史资料获息：“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东晋桓石虔(?—388) 攻击的是前秦苻坚（338-385）手下将领王鉴的军队。也就是说甲骑具装出现的年代晚了马镫几十年。


在谈到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成因时，也有不同的观点提出，认为东晋的车兵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以刘裕的却月阵为例，试图从侧面来证明当时车兵仍然是东晋的主要兵种之一。就此用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发兵五路攻打后秦时用车来证明这一点。我找出原文如下：

超石收迎桓谦身首，躬营殡葬。迁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寻复补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西伐刘毅，使超石率步骑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讨司马休之，遣冠军将军檀道济及超石步军出大薄，鲁宗之闻超石且至，自率军逆之，未战而江陵平。从至襄阳，领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阳而还。《宋书 列传第八》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高祖先命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遂内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虏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将军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骑城，虏围猗之，以长戟结阵。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军进克蒲坂，以超石为河东太守，戍守之。贼以超石众少，复还攻城，超石战败退走，数日乃及大军。《宋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八◎朱龄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注解：托跋嗣是鲜卑人，后秦皇帝姚兴（366——416）的女婿，后来北魏的明元帝。
索虏：唐代史学家李延寿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这里指鲜卑部族。
缘：1.沿着，顺着 2.边
辄：读法：zhé形声。本义:车箱左右板上端向外翻出的部分,亦称“车耳
赍：赍 读法：jī 字义：.怀抱着，带着
毦：读法：ěr   字义：鸟羽兽毛做的装饰品。
丛箭射：多支箭集中用一弩射。

根据这段史料来看，这个车的确是车，不过是没马的车，是列阵用的车，一般用辎重车来做，用牛拉，后世《五经总要》阵法总说里有关于“右容辎重方阵”的论述。这个却月阵是利用河向内的弯道，使阵只有一个弯月面受敌，敌兵向前冲得越近，受到的射杀就越密集。这一段可以用着从另一个侧面补充说明东晋晚期的车兵情况。朱超石是东晋步骑军的将领，在这之前是“车骑参军事”，这一战用的车已不是车骑军的车，而是步骑军的拉辎重的车，原文已能看出这一点，如果这些是专业车兵，那么就会使用连弩车，偏箱车，冲车这一类的专用车，也只能载5人；而这100辆车却各载了27人，用的都是后来搬上车的弩，显然是很大的辎重车，不是车兵专用车，所以鲜卑军看不懂晋军步兵全站在车上是要干什么，等到列阵完毕，才搞明白。由于不是专用车兵连弩车，所以射箭都搞不过来，当敌兵逼近时，只能把折断的槊，排在车辄上，用大锤击打断槊使之射出，就象今天我们打高尔夫球这样的方法来弥补弩箭密度的不足。这说明了西晋晚期到东晋晚期，车骑军的地位确被步骑军所取代。同时也说明一点，东汉到西晋的车兵是兼有射手的角色，而东晋步骑更是多面手，随时需要根据战场情况转换角色。这也同时说明东晋步兵甲胄和骑兵甲胄为何没有重大区别的原故。在看后赵的官位等级，镇卫将军都在车骑将军上，“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将军上”。《晋书卷一百六 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以能说明车骑军的地位明确是不如以前了。

还有在这个时期冶金业技术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从使用的马槊就可以看出来。槊：《说文》矛也。亦作矟。《通俗文》矛长丈八谓之槊。如果这时有质地比较好的铁甲，这样的兵器是刺不穿的。这个时期大量使用马槊，说明用于甲胄的铁很差，更有很多人有没有穿着甲胄也是个问题。如果这时冶金业技术进步了，这时只能用马枪才有可能刺穿铁甲，而马枪隋末唐初才出现。枪和矛的区别是矛长而枪短，前者有樱用于防止拔枪时，血沾枪杆上而打滑脱手，起阻血的作用。枪和矛的区别还有枪更坚锐，枪比矛短，在于用力更大时，枪杆不易弯折才能刺穿铁甲。长矛使用的年代针对的大都是皮甲，用来刺铁甲不足以刺穿，矛杆更易折断。更长的矛就是槊，便于骑士在马上远距离捅杀敌兵，尽量避开近战敌兵的马刀而远离危险，如果遇到好的铁甲，槊杆更易折断。如果这一时期用于制作甲胄的铁不好，就会大量使用马槊装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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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矛：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矛，宜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刃而易拔也。
槊：《通俗文》矛长丈八谓之槊。 矟:《博雅》矛也。《释名》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
枪：谓木两 头锐者也。——《苍颉篇》 古时长柄有尖头的刺击武器。枪,歫也。——《说文》。按,歫人之械也。

在史料中没有提及西晋和东晋甲胄和武器制作的具体细节，但以十六国的夏国来考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武备制作的状况：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点，没有死亡的危胁和刺激，就没有好的器械，军事武备的发明和创造，很多时候都是逼出来的。

　
两晋交替的时期很多军备制作工艺都已失传，之后每创出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品种，又哪用哪丢，再没有技术的储备和工艺的传承，宝剑和甲胄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只有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才就传了下来，其它的都伴随创造者的死亡而失匿。早在三国时期，出现一个品种，名叫“明光甲”，这一个响亮的名称不知有多少人以为神奇，更有甚者把此时出现的凡是胸前有整块铁片的不管是否光亮都称其为“明光甲”，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作品，明光甲就是一种表面没有防锈处理的盔甲，比起西汉时的细鳞和襦铠甲胄都差了很远，由于要生锈又不得不时常擦饰抛光，甲片不能精工细作，所以它又用整片整片的铁片来联缀不是活动的部位，直到宋代甲片制作还是大小不一，又通过甲叶分两轻重通融，成为明举甲、明光细网甲的的代表，到了明代又把没有防锈处理过的，不用布和棉包裹的甲称为“明甲”如：齐腰明甲。这种“明光甲”一直使用到唐代早期，到了中唐，中原王朝的金属工艺才又恢复到西汉时的水平，后由于五代的动荡，到宋时又一次衰败下去，而降式造甲，所造之甲还不如青塘羌的冷锻甲。直到解放初共和国成立，金属工艺都没有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中国现代金属工艺研究却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后人常以《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当时先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著作不过是文人的笔计罢了。古代中国人不缺主动性和创造力，缺的是技术的传承与沿续性。唐以后，历代武备在民间是禁止的，不准私造，而后世官方造兵器的人，大都是劳动改造的犯人和街面上抓来的役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和掌握金属器具制造的技术工艺和条件，民间的金属工艺也只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没有必需的刺激条件，所以就没有更高的能够满足军事的使用技术。在早期就不一样，古代的名剑名甲都在唐代以前，那时官方对民间的武器是自由的，没有禁止和限制，很多时候的私家军队所用兵器的制作也是比国家军队精美很多，而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一段时期，比如四大发明都是在唐以前，纸最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指南针最早由春秋的“司南”而出。火药出现在隋代，那时就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印刷术在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１７８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６００年前后的隋朝，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西晋晚期很多时候都缺装备，现赶现造，也不象唐以后比较讲究。而隋唐战争的密度当然和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不能比的，个别将领有的是时间满足个人爱好，器械想咋整咋整，和军队中士兵的制式装备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个时期的的铁兵器战具大多没有高端的防锈处理，“浚密严兵，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诣浚降，遂斩之，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晋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九》“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晋书卷一百六 载记第六◎石季龙上》公元311年，大将祖逖出兵攻后赵石勒，“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晋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基本上就是生产力的倒退，从这个时候起，连弩车失传了，宋人王雱（1044-1076就说过：“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到西晋晚期时，早有的军事技术都失传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发明，应急，于是有了马磴，有了“合甲”树皮和铁的的接合，到唐宋又变成了纸铁“合甲”，最夸张的是用树皮做的马具装，还打了胜仗。“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 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甲骑具装部队由于铁甲差，马速又慢，很多时候还不如轻骑兵，于是又让步兵来提供两侧的保护，不能独立作战，后来干脆“并营”成为马步军，比率为马1：步2。250匹铠马可以装备一校的“并营”步骑军，按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的比率和一校有700人来看。又如：“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而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才得到具装铠三百领，说明了生产力很差，只有一校的人马有具装铠，很多人有没有盔甲在身上都成问题。


西晋灭亡后，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氏族拥护下，在前一任帝王司马邺的授意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史称东晋。公元311年，大将祖逖出兵攻后赵石勒，出征时很是惨难：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这个时期东晋军只能自己赶造兵器，先是祖逖击败兖、豫一带的豪强樊雅，又打败石勒的干侄子石季龙，又叫石虎（334年-349年），是第三任后赵皇帝，“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后来祖逖病死在雍丘，北伐没有成功《晋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在此之后，桓温(312-373年)三次北伐，赫赫有名，是桓彝之子，桓冲之兄，桓玄之父，娶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为妻，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但三次北伐也没有成功。《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可见北方各政权军队在与西晋到东晋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才获得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资料。公元383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才使得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直到公元420年才被前面这个使用却月阵的刘裕建立的宋（南朝宋）取代，共享国103年，历4代11帝。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南北朝分裂时期。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成因慨括为：
1.汉族人口数锐减，使军队更重视甲胄的防护能力
2.武库火，焚累代之宝。没有可用的了，有了机会发展新装备。
3.养马地的叛乱，使军队更重视对战马的保护。对骑兵更为重视，降低了车兵作为主力的地位。
4.东晋偏安于江南，使马的获得渠道中断，兵种结构被迫进行了调整，提升了步兵，更强调步骑协同作战。步骑就是甲骑具装骑兵与步兵合编的战术组合，这种方式通常称为“并营”。发展出具装铠，士兵开始使用马槊。
5.发明马镫，改变了骑兵的历史地位，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贡献

西汉到东汉末期中国甲胄并无明显的变化，根据前文论诉，这一时期铁甲主要是供给车骑军，车兵有了盆领铁铠，骑兵铁甲还是只是简单的襦铠，三国时有了明光铠、黑光铠和适用于骑兵的两裆铠，史料中讲到前秦苻坚的军队时，突然出现骑兵所用“具装铠”，“具装铠”是一种由身甲和腿裙甲连在一起的铠甲，它和汉代骑兵所用铁铠甲最大的不同是多出了前开叉的腿裙甲，汉代骑兵铁铠甲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只能穿着齐腰的襦铠跃身上马，是没有腿裙的，有腿裙的铁甲都是车兵所用，而且前不开叉，只有在拥有马镫的情况下，穿着这种有铁腿裙的具装铠才有跨镫上马的可能。突然出现这个变化一定事出有因，翻阅史料发现公元295年冬十月，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另外《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讲得更细：“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二百万人的军用器械都被烧毁了，后果肯定很严重，除此之外还有用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讲述的：“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晋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这一事件应该是可信的。赵王伦篡位时，司空张华为伦所诛。《晋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当不打仗时，兵器都是放置在武库中的，出征时才临时调配，这是历来的规矩，而后世兵制都是以汉制为参照的，重型武器没有皇帝批准连关都不能出如：“昭帝始元五年，罢天下马弩关（注：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 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十三 》 又有西晋在平吴之后，在中原又解除洲郡武备和兵役，以至后来各洲郡兵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这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收缴上来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在这之后再也不见有“大黄”、“连弩车”、“襦铠”这样的东西，战车部队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也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再没见到关于晋军专用战车部队的描述，而步军和骑兵说得较多，很多情形下步兵兼有有车兵的角色，故而以此作出这个判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促进军用器具和甲胄的突然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军队才会突出使用甲骑，取代烧毁的战车装备的“射声”部队出战，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平叛战争，西晋军队马匹的供给断绝，马匹越用越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拉战车的马和随身的马甲也就自然被用于骑兵。而到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时，这种混战动则有几万到十几万的骑兵，多则达到数十万，这在《晋书苻坚传》有记载，如前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西晋早期的马甲只见有当胸，如长沙西晋永宁二年的陶骑俑，而完整的马甲包括：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寄生、鞍具和镫。而又由于汉族当时人口数量较少，军队对甲胄的防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武备被烧毁的情况下，新作甲胄也随之出现适应变化。注：汉族当时人口具体数量见前文。

在295年10月武备烧毁第二年，公元296年，匈奴部族首领郝散和他的兄弟郝度元率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的各部反叛，攻击北地郡，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开战，欧阳建的住屯兵再吃败绩。到了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又被郝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僣号称帝，围泾阳。公元297年年春正月癸丑，原东吴降将周处率西晋中央军与齐万氐部族军队年战于六陌，再次“王师败绩”，周处兵败战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当初周鲂之子周处，膂力绝人，从不修那些文人细微的德行，乡里的人都觉得是个祸患。周处一次问他的父老乡亲说：“今年的收成很丰足，但是人们都不快乐，为何这么奇怪？”父老乡亲叹息说：“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周处说：“这从何说起呢？”父老乡亲说：“南山上出现了白额虎，长桥下有鳄蛟，和你一起并为三害。”周处说：“如果所说的祸患就只有这些，吾能除之。”于是进到南山中寻找老虎，射杀它，又到长桥下跳入水中，搏杀了鳄蛟。于是后来在陆机那里从学、研习了很多学问，笃志读书，砥节砺行，等到学习期满后，被州府推荐。

这几次的连续军事失利，可见武库被毁的后果很严重，打造兵甲器具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很快就会齐备。直到公元299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带了赶水新造武器“积弩”征伐秦雍氐，战于中亭，才大破之，抓获了氐帅齐万年。〈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永兴元年（304）冬十一月乙未，“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前有武库失火，后有灾兵进后宫抢老婆，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注：积弩（積弩）连射之弩。《淮南子·兵略训》：“脩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 高诱 注：“积弩，连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或为地道，衝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於是 昶 使积弩同时俱发。” 这个“积弩”显然已不是早期的“连弩车”，但也是早就有的品种。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陶骑俑上马鞍左侧的三角形马镫。（张海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仅单侧有一只，这个单镫还说明，双马镫或许是从单镫演化来的，我很难相信马术精湛的游牧部落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明这种东西，巧合得很，马镫的出现竟然与晋朝武库大火时间这么接近，很显然只有骑术不精的汉族军队才会去发明这种东西用来掌握骑术，而双马镫的出现才会使穿着“具装铠”的骑士，不会因为重心不稳栽下马来。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12日第七版)而我通观所有考古资料显示：游牧民族所有的的马镫资料都晚于这个年代。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出土的最早的实用马镫据考证为前燕时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木芯直柄铜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内蒙古晨报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考证前秦的历史资料获息：“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东晋桓石虔(?—388) 攻击的是前秦苻坚（338-385）手下将领王鉴的军队。也就是说甲骑具装出现的年代晚了马镫几十年。


在谈到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成因时，也有不同的观点提出，认为东晋的车兵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以刘裕的却月阵为例，试图从侧面来证明当时车兵仍然是东晋的主要兵种之一。就此用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发兵五路攻打后秦时用车来证明这一点。我找出原文如下：

超石收迎桓谦身首，躬营殡葬。迁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寻复补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西伐刘毅，使超石率步骑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讨司马休之，遣冠军将军檀道济及超石步军出大薄，鲁宗之闻超石且至，自率军逆之，未战而江陵平。从至襄阳，领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阳而还。《宋书 列传第八》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高祖先命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遂内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虏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将军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骑城，虏围猗之，以长戟结阵。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军进克蒲坂，以超石为河东太守，戍守之。贼以超石众少，复还攻城，超石战败退走，数日乃及大军。《宋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八◎朱龄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注解：托跋嗣是鲜卑人，后秦皇帝姚兴（366——416）的女婿，后来北魏的明元帝。
索虏：唐代史学家李延寿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这里指鲜卑部族。
缘：1.沿着，顺着 2.边
辄：读法：zhé形声。本义:车箱左右板上端向外翻出的部分,亦称“车耳
赍：赍 读法：jī 字义：.怀抱着，带着
毦：读法：ěr   字义：鸟羽兽毛做的装饰品。
丛箭射：多支箭集中用一弩射。

根据这段史料来看，这个车的确是车，不过是没马的车，是列阵用的车，一般用辎重车来做，用牛拉，后世《五经总要》阵法总说里有关于“右容辎重方阵”的论述。这个却月阵是利用河向内的弯道，使阵只有一个弯月面受敌，敌兵向前冲得越近，受到的射杀就越密集。这一段可以用着从另一个侧面补充说明东晋晚期的车兵情况。朱超石是东晋步骑军的将领，在这之前是“车骑参军事”，这一战用的车已不是车骑军的车，而是步骑军的拉辎重的车，原文已能看出这一点，如果这些是专业车兵，那么就会使用连弩车，偏箱车，冲车这一类的专用车，也只能载5人；而这100辆车却各载了27人，用的都是后来搬上车的弩，显然是很大的辎重车，不是车兵专用车，所以鲜卑军看不懂晋军步兵全站在车上是要干什么，等到列阵完毕，才搞明白。由于不是专用车兵连弩车，所以射箭都搞不过来，当敌兵逼近时，只能把折断的槊，排在车辄上，用大锤击打断槊使之射出，就象今天我们打高尔夫球这样的方法来弥补弩箭密度的不足。这说明了西晋晚期到东晋晚期，车骑军的地位确被步骑军所取代。同时也说明一点，东汉到西晋的车兵是兼有射手的角色，而东晋步骑更是多面手，随时需要根据战场情况转换角色。这也同时说明东晋步兵甲胄和骑兵甲胄为何没有重大区别的原故。在看后赵的官位等级，镇卫将军都在车骑将军上，“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将军上”。《晋书卷一百六 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以能说明车骑军的地位明确是不如以前了。

还有在这个时期冶金业技术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从使用的马槊就可以看出来。槊：《说文》矛也。亦作矟。《通俗文》矛长丈八谓之槊。如果这时有质地比较好的铁甲，这样的兵器是刺不穿的。这个时期大量使用马槊，说明用于甲胄的铁很差，更有很多人有没有穿着甲胄也是个问题。如果这时冶金业技术进步了，这时只能用马枪才有可能刺穿铁甲，而马枪隋末唐初才出现。枪和矛的区别是矛长而枪短，前者有樱用于防止拔枪时，血沾枪杆上而打滑脱手，起阻血的作用。枪和矛的区别还有枪更坚锐，枪比矛短，在于用力更大时，枪杆不易弯折才能刺穿铁甲。长矛使用的年代针对的大都是皮甲，用来刺铁甲不足以刺穿，矛杆更易折断。更长的矛就是槊，便于骑士在马上远距离捅杀敌兵，尽量避开近战敌兵的马刀而远离危险，如果遇到好的铁甲，槊杆更易折断。如果这一时期用于制作甲胄的铁不好，就会大量使用马槊装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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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矛：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矛，宜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刃而易拔也。
槊：《通俗文》矛长丈八谓之槊。 矟:《博雅》矛也。《释名》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
枪：谓木两 头锐者也。——《苍颉篇》 古时长柄有尖头的刺击武器。枪,歫也。——《说文》。按,歫人之械也。

在史料中没有提及西晋和东晋甲胄和武器制作的具体细节，但以十六国的夏国来考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武备制作的状况：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点，没有死亡的危胁和刺激，就没有好的器械，军事武备的发明和创造，很多时候都是逼出来的。

　
两晋交替的时期很多军备制作工艺都已失传，之后每创出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品种，又哪用哪丢，再没有技术的储备和工艺的传承，宝剑和甲胄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只有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才就传了下来，其它的都伴随创造者的死亡而失匿。早在三国时期，出现一个品种，名叫“明光甲”，这一个响亮的名称不知有多少人以为神奇，更有甚者把此时出现的凡是胸前有整块铁片的不管是否光亮都称其为“明光甲”，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作品，明光甲就是一种表面没有防锈处理的盔甲，比起西汉时的细鳞和襦铠甲胄都差了很远，由于要生锈又不得不时常擦饰抛光，甲片不能精工细作，所以它又用整片整片的铁片来联缀不是活动的部位，直到宋代甲片制作还是大小不一，又通过甲叶分两轻重通融，成为明举甲、明光细网甲的的代表，到了明代又把没有防锈处理过的，不用布和棉包裹的甲称为“明甲”如：齐腰明甲。这种“明光甲”一直使用到唐代早期，到了中唐，中原王朝的金属工艺才又恢复到西汉时的水平，后由于五代的动荡，到宋时又一次衰败下去，而降式造甲，所造之甲还不如青塘羌的冷锻甲。直到解放初共和国成立，金属工艺都没有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中国现代金属工艺研究却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后人常以《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当时先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著作不过是文人的笔计罢了。古代中国人不缺主动性和创造力，缺的是技术的传承与沿续性。唐以后，历代武备在民间是禁止的，不准私造，而后世官方造兵器的人，大都是劳动改造的犯人和街面上抓来的役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和掌握金属器具制造的技术工艺和条件，民间的金属工艺也只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没有必需的刺激条件，所以就没有更高的能够满足军事的使用技术。在早期就不一样，古代的名剑名甲都在唐代以前，那时官方对民间的武器是自由的，没有禁止和限制，很多时候的私家军队所用兵器的制作也是比国家军队精美很多，而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一段时期，比如四大发明都是在唐以前，纸最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指南针最早由春秋的“司南”而出。火药出现在隋代，那时就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印刷术在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１７８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６００年前后的隋朝，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西晋晚期很多时候都缺装备，现赶现造，也不象唐以后比较讲究。而隋唐战争的密度当然和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不能比的，个别将领有的是时间满足个人爱好，器械想咋整咋整，和军队中士兵的制式装备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个时期的的铁兵器战具大多没有高端的防锈处理，“浚密严兵，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诣浚降，遂斩之，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晋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九》“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晋书卷一百六 载记第六◎石季龙上》公元311年，大将祖逖出兵攻后赵石勒，“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晋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基本上就是生产力的倒退，从这个时候起，连弩车失传了，宋人王雱（1044-1076就说过：“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到西晋晚期时，早有的军事技术都失传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发明，应急，于是有了马磴，有了“合甲”树皮和铁的的接合，到唐宋又变成了纸铁“合甲”，最夸张的是用树皮做的马具装，还打了胜仗。“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 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甲骑具装部队由于铁甲差，马速又慢，很多时候还不如轻骑兵，于是又让步兵来提供两侧的保护，不能独立作战，后来干脆“并营”成为马步军，比率为马1：步2。250匹铠马可以装备一校的“并营”步骑军，按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的比率和一校有700人来看。又如：“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而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才得到具装铠三百领，说明了生产力很差，只有一校的人马有具装铠，很多人有没有盔甲在身上都成问题。


西晋灭亡后，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氏族拥护下，在前一任帝王司马邺的授意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史称东晋。公元311年，大将祖逖出兵攻后赵石勒，出征时很是惨难：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这个时期东晋军只能自己赶造兵器，先是祖逖击败兖、豫一带的豪强樊雅，又打败石勒的干侄子石季龙，又叫石虎（334年-349年），是第三任后赵皇帝，“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后来祖逖病死在雍丘，北伐没有成功《晋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在此之后，桓温(312-373年)三次北伐，赫赫有名，是桓彝之子，桓冲之兄，桓玄之父，娶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为妻，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但三次北伐也没有成功。《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可见北方各政权军队在与西晋到东晋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才获得西晋晚期到东晋的武备变革的资料。公元383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才使得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直到公元420年才被前面这个使用却月阵的刘裕建立的宋（南朝宋）取代，共享国103年，历4代11帝。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南北朝分裂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