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战争史——西晋初年的民族冲突

2、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说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晋司隶校尉傅玄再给晋武帝的献策中有如下记载：“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蔠葐传》）《晋书四夷列传》则称：“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即便是主动将鲜卑秃发部内迁的邓艾亦对司马师提过将内迁胡族迁往塞外的意见，言论如下：“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 ...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锐减的原因在本书第一章第3节有过介绍。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圠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二、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欲望。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蔠葐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晋书食货志》载：“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国民，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古人的经验远不及今人，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 ...以夷伐夷”（《后汉书錠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 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賨、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晋书北狄传》载：“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可见匈奴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夏朝时期。秦汉之际，匈奴在塞外崛起，“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盐铁论》）匈奴先是趁楚汉相争之时重新夺回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平原，又于公元前200年率领40万大军围困汉军32万于白登，作为大汉开国之君的刘邦也不得不贿赂单于阏氏才得以逃脱。此时的匈奴之强，让大汉颜面尽失，只能采用和亲之计，甚至以刚毅著称的吕后也不得不强忍冒顿单于的书信之辱。
虽然汉庭“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汉书匈奴传》），但匈奴贪暴不减，对边境多有寇掠，如（《汉书晁错传》）所言：“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西汉初年国内历经多年战乱，国力凋敝，而国家新定，尚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汉庭不得不对匈奴隐忍。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仓廪殷实，已有充足的物资基础，终于向匈奴人发起了反击。汉军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围开始主动出击匈奴，虽然此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却拉开了大汉反击匈奴的序幕。经过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4年的漠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西汉成功将匈奴势力驱赶到漠北，又于前119年发动漠北之战，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汉书匈奴传》）经此数战，匈奴势力渐衰，国力大减。然而汉武帝并不罢休，继续追击匈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汉书匈奴传》）
由于连年用兵，西汉国力也有所损耗，特别是汉武帝晚年急于求成，对匈作战多有败绩，终是下轮台罪己诏，从此罢兵。经过汉武帝的反击，匈奴寇掠行为大为减少，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人想虏获大汉远嫁至乌孙的公主，应乌孙王请求，汉军于公元前72年与乌孙相约攻打匈奴，此战“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汉书匈奴传》）这年冬季，蒙古草原发生罕见雪灾，人畜冻死极多，周边备受匈奴欺压的各民族趁机反击，丁零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汉朝也出动骑兵分三路深入草原，匈奴死伤惨重。如此这番，匈奴国力大衰，其附属国也都叛离，匈奴单于不但不敢犯大汉天威，甚至放下脸面主动提议要求和亲，于是“边境少事矣”（《汉书匈奴传》）。
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国内发生内乱，前后有五人自立为单于，各部相互攻击。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呼韩邪被迫向西汉称臣内附，成为第一个到中原朝见天子的匈奴单于。郅支单于害怕，率部远走西域，随后呼韩邪率部北归，匈奴国内遂安。前36年，汉将陈汤纠合西域屯田吏卒与各国兵众灭郅支单于，呼韩邪既喜又怕，入朝请求和亲，汉庭便以王昭君出塞，被封为宁胡阏氏，两国边塞四十年无事。王莽篡汉，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王莽又与匈奴交往不得其法，匈奴再次为患，“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汉书匈奴传》）王莽本想集结三十万大军，对匈奴穷追猛打，把他们赶到丁零去，结果只集结了部分军马，不能出击，徒费粮食，加上匈奴的劫掠，“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汉书匈奴传》）
    东汉建立后，匈奴人的进扰日甚，中原又历经多年内乱，两国形势可与西汉初年类比，“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光武帝考虑到中原初定，对匈奴的骄横也只能强忍。然而匈奴人寇掠日盛，州郡不能禁，光武帝被迫于公元33年派遣大司马吴汉统兵五万北击匈奴，但师老无功，只能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汉庭只能增缘边兵，每部数千人，总体而言只是被动防御。公元45年，西域十八国备受匈奴压榨，希望汉庭复立都护，然而光武帝忙于内部事务，无力经营西域，于是拒绝。
不过东汉的运气比起西汉来说要好得多。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之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伢师，为匈奴右薁鞬日逐王（后为右谷蠡王）。呼韩邪单于临死前，当心诸子争权，所以立长子为单于，约定死后依次传位给弟弟，匈奴得以稳定数十年。当传位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之后，他并不想传位给弟弟伊屠智伢师，而是想传位给长子，所以立长子为左贤王，并把伊图智伢师杀了。
前乌珠留若鞮单于的长子名叫栾提比，统帅南部边界及乌桓部落，他对伊图智伢师被杀之事很是愤恨，“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后汉书圠匈奴列传》）”栾提比担心乌达鞮侯单于将会杀他，于是很少参加王庭聚会。单于对比产生怀疑，派去两名骨都侯监视比的部众。
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病逝，传位给儿子，号乌达鞮侯单于。恰巧草原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匈奴中两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疾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单于害怕汉军趁机袭击，派使者前往中原请求和亲。光武帝同意。47年，栾提比派人献上匈奴地图，请求归附。乌达鞮侯单于知道消息后，派遣一万骑兵前去袭击。然而栾提比所属八部兵马共有四五万人，单于骑兵不敢造次，于是撤回。次年，比自号呼韩邪单于，与他祖父的名号相同，希望和祖父一样，归附汉朝之后得以安宁。48年，栾提比自立为南单于，号醢落尸逐鞮单于，向东汉称臣，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光武帝同意南匈奴内附，建王庭于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其部众被汉光武帝安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在今天内蒙河套、山西北部一带。次年，南单于遣军一万攻打北匈奴，生擒北匈奴左贤王。北单于震恐，后撤千余里，所属三万余人归附。
50年，光武帝派人出使南匈奴，南单于接见，使者命其趴在地上拜接诏书，南单于心里虽不愿意，但也只得下拜，可见此时的南匈奴汗国虽然有其政权，但形势同附属国无异。汉朝又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一可保护南匈奴安全，二可参与匈奴内部事务。同年夏天，南单于所俘获的北匈奴左贤王不愿臣服汉朝，率部三万余人北逃，后发生内杠，相互袭击，左贤王自杀，仅剩三千部众南归，又被北匈奴截获。同年南匈奴南迁王庭于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此时的南匈奴已为汉朝藩屏，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帮助东汉捍戍北部边疆，部落王皆领部众，驻守在边郡各处。北单于见南匈奴得到汉朝庇护，十分惶恐，送回此前所掠夺得汉民以示善意。史书称北匈奴每次入寇攻打南匈奴，经过汉朝边塞之时，都会道歉：“自击亡虏日逐（比最初为匈奴日逐王）耳，非敢犯汉民。”
同一时期，最初生活在东北的鲜卑人南迁至辽东塞外，辽东太守祭肜以财物引诱鲜卑首领偏何攻击匈奴，将人头献与官府接受赏赐。“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资政通鉴眠44》）东汉北部边防形势得以好转。
73年，东汉明帝派遣祭肜、窦固等将领，联合南匈奴、羌、乌桓等军讨伐北匈奴，北单于逃往漠北，除窦固之外，各路大军无甚斩获。同年，东汉遣班超出使西域，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国开始转投东汉，又以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属国车师，大败北匈奴援军。在此之前，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已经中断了65年。
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人入塞归附，前后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87年，鲜卑族南迁进入原来匈奴左地，今内蒙东南辽河一带。鲜卑人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扒下单于的皮。于是北部匈奴王庭大乱，一时之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前往东汉边境投降。
    北匈奴的处境愈加艰难，“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南单于想趁机吞并被匈奴，汉庭同意，于是在公元89年派遣车骑将军窦宪统帅各军北伐，南匈奴出精骑一万，两军集结后在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大败，汉军斩北匈奴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战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窦宪）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政通鉴眠47》）次年，南匈奴袭击北匈奴，北单于深受重伤，仅以身免。经此数战，被匈奴元气大伤，而南匈奴逐渐强盛，“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状况不断的恶化，不但要面对汉军与南匈奴的追击，东部鲜卑、乌桓的进扰也越来越频繁，而且东汉又联合西域各国驱赶北匈奴势力，北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只得后退数千里以避战。
公元91年，窦宪出塞五千里，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蒙古草原已经没有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只得率残部开始西迁。鲜卑人便乘此机会辗转迁徙，占据了匈奴故地。草原上残存的十余万户匈奴人也全都自称为鲜卑人。唯有北匈奴右谷蠡王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今新疆镇西县巴里坤湖）一带放牧，并自称单于，继续为患西域。
南匈奴在这一时期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他内部部落林立，又受到汉庭严密监管，匈奴单于威望不高，并不能统帅部族。而且东汉所任官员又非绥远之才，多轻辱欺诈匈奴人，致使南匈奴时有叛变，如《后汉书陈龟传》载：“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不过总体来说，南匈奴是东汉北部的屏障，这一时期北部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至鲜卑。面对这一外敌，南匈奴时常与汉军协同抵御，部众也常常受到汉庭征调。而且匈奴各部与汉族杂居，已经开始汉化进程。《晋书北狄传》载：“（汉魏时）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可见南匈奴部众已与编户无多大差异，受地方官员管理，唯一区别在于不需要缴纳贡赋。
总体来说，东汉对南匈奴的控制是在逐渐加强的，但是地方长官贪暴，征调匈奴部众十分频繁。匈奴部众若反叛，必将遭到汉军严酷征讨，若不反叛，地方官吏的压榨只会愈加严重，所以匈奴单于往往夹在汉庭与部落之间左右为难，这使得单于的地位越来越低，被汉庭逼迫自杀的有，部族反叛被杀的亦有。
94年，匈奴单于安国与中郎将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单于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单于准备叛逃，汉庭出兵袭杀单于，立左贤王师子为新一任单于。不久，新降附的北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日逐王逢侯，立他为单于，准备逃往漠北。汉庭下令讨伐，叛军大败，损失惨重，但也成功逃往塞外。
109年，南匈奴单于受汉人韩琮挑拨，率部起兵作乱，围困匈奴中郎将耿仲数月，又以骑兵寇掠常山、中山。汉军反击，单于害怕，向汉军投降，归还掳掠的汉民男女及羌人所掠转卖入南匈奴者万余人，汉庭赦免其罪。
119年，鲜卑入寇，杀掠吏民。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进行追击，大败鲜卑军。
123年，鲜卑骑兵万余人攻打南匈奴，匈奴日逐王战死，千余人被杀。次年，南匈奴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即乌稽侯尸逐单于。当时，鲜卑屡次侵犯边境，东汉度辽将军耿夔率领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落连年出塞作战，返回后又让他们到各要塞驻守。耿夔征调匈奴十分频繁，新归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领阿族等人于是反叛，并胁迫呼尤徽，要呼尤徽与他们一同离去。呼尤徽不同意，并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阿族率部众北逃，汉军追击，叛军几乎全军覆没。
    140年，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并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休利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单于及他的弟弟左贤王一道自杀，致使匈奴人更加怨恨，反叛愈演愈烈，直到144年才平定叛乱。
    158年，南匈奴不满东汉州郡长官暴虐，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汉庭采纳京兆伊陈龟之策，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换。同时减免并州、凉州一年租赋。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不久便大破匈奴部众。张奂以南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于是将其拘禁，奏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汉桓帝认为居车儿一心向往朝廷教化，所以让他继续担任单于。
187 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命令左贤王领兵出征，然而国内部众担心汉朝征发部众不会停止，于是十余万人反叛，羌渠单于被杀，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到了曹魏时期，匈奴单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原经历过严重战乱之后，户口大为减少，统治者为弥补兵员不足的情况，调动匈奴骑兵战争的现象也更常见，而且地方豪强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招匈奴人为佃户的情况也很常见。
於扶罗继位后，杀害羌渠单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无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阳向汉廷控诉。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叛军一同劫掠郡、县。然而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於扶罗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纳，只好停留在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后又参与诸侯混战。须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单于之位空缺，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之权。195年，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南单于呼厨泉一同攻打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困呼厨泉于平阳，钟繇击败郭援，呼厨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担心匈奴户口迅速增加，渐渐会难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厨泉单于前来朝见，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呼厨泉的叔叔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按照匈奴传统，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呼厨泉当时以兄於扶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即是准备以刘豹为单于继承人。曹操以右贤王统领国事，目的自然是离间左右贤王的关系。后来司马师当权时，左贤王刘豹的部众最盛，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建议扶持去卑之子刘猛，让其居于雁门，以分匈奴之势。司马师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还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属汾阳）；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从此之后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不过是个虚号，南匈奴汗国的政权形势就此灭亡。如《三国志粱习传》所言：“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虽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势力依然很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称：“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张统传》）

4、 西晋初年匈奴的境遇与刘猛起义
    到了西晋初年，依然不断有塞外匈奴余种内附。史书有记载的匈奴在西晋初年内迁情况如下：
265年，塞外发生大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西晋让他们居于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汉人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内蒙南部、甘肃东南部，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种族。
284年，匈奴酋长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一万一千余口、牛羊十余万头来降，并贡其方物。
当时迁入塞内的匈奴人种类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鲜支部、寇头部、乌谭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鞞部、萎莎部、秃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贺赖部、钟跂部、大楼部、雍屈部、真树部、力羯部，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其中以屠各部最为豪贵，历任南匈奴单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吴之役中，晋武帝很可能调动了匈奴部众，《晋书北狄传》载：“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随着南匈奴汗国政权的灭亡，中原朝廷对匈奴的控制愈加强化，这时期匈奴汉化的进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贵族以西汉时期与匈奴结盟，相约为兄弟，冒顿单于又娶汉朝公主，匈奴贵族便把姓氏改为了刘姓。胡人改汉姓自然属于汉化的现象，而且匈奴汉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名叫刘渊，在洛阳为人质，《晋书刘元海传》称其：“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见他汉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汉学了。其子刘和也是“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还有羌渠单于之子刘宣“好《毛诗》、《左氏传》... ...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应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
此时匈奴的处境除了逐渐在汉化以外，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又进一步降低，如刘宣所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这还是匈奴贵族的境遇，普通部族处境更艰难。《晋书謠恂传》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计而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部分匈奴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与汉民无甚区别。
西晋初年，出自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党一带，即今日山西东南部，处境与匈奴无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轻时也是替汉人地主耕种为生，遇到自然灾害时，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晋的法律，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华阳国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私自贩卖一良家子，结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所以时有叛乱，如《资政通鉴眠81》所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
    当时大臣王浑出于太原王氏，太原一带属于胡汉杂居之地，所以王浑的民族意识比较开化。刘渊颇有文武才干，王浑很是器重他，并多次向晋武帝举荐。晋武帝召来刘渊与他交谈，对他的才能很是喜爱。后来晋武帝对王浑之子王济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王济于是顺势举荐，接着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实如圣上所言，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人远矣。陛下若能委之处理东南事务，那么东吴不足平。”晋武帝听后欣然赞许。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杨珧二人急忙规劝，对晋武帝说：“臣观刘渊之才，当今之世已无人能比，陛下如果给他兵力少了，不足以成事；若给予他足够权威，平吴之后，恐怕他不会北渡继续称臣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给他人，臣窃为陛下寒心。如果还要将高峻险要之地赐给他，恐怕是不行的！”晋武帝于是把刘渊晾在一边。后来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西晋遣军平叛，反被叛军击败，凉州因此陷落。晋武帝深以为忧，于是问仆射李憙可用谁为将平定凉州。李憙回答：“陛下应该把五部匈奴动员起来，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晋武帝尚在考虑，一旁的孔恂却说：“李公之言，不是尽除祸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道：“以匈奴之劲悍，刘渊之晓兵，再凭借圣上天威，何不尽之有！”孔恂又说：“如果刘渊真能杀了树机能，那么凉州的祸患将会更深。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晋武帝虽然赏识刘渊，但对他依然不放心，听孔恂这么一说，也就没敢用他。
刘渊在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空有一身本领却不能为国出力。刘渊有一个好友，名叫王弥，后来王弥准备返乡，刘渊在九曲河滨为他饯行。几杯酒水下肚，刘渊悲从中来，流着泪对王弥说：“王浑、李憙因为与我是同乡，对我有所了解，也因此在圣上面前举荐我，但总引起一些人乘机大进谗言，反而对我构成危害。我本不想为官，希望你能明白。恐怕我会死在洛阳，与君诀别了。”于是慷慨悲歌，纵酒长啸，其声高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很不幸，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九曲，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马前去察看，果然看见刘渊在那里纵饮长啸抒发对晋庭的不满，遂进宫对晋武帝说：“若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安宁。”当时王浑也在场，他说：“刘元海是长者，我王浑可替君王担保。况且大晋正要向异域表示友好，以仁德怀柔远境，怎么能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杀害属国人质，以显示晋国恩德不广呢？”晋武帝认为王浑所言有理，也就没有杀他。
刘渊为匈奴贵族，甚至得到皇亲国戚的赏识（王济为晋武帝女婿，配常山公主），其处境如此堪忧，更不用说普通胡人了。匈奴右贤王刘猛的叛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刘猛为右贤王去卑之子，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贤王之位。曹魏为了分裂匈奴势力，特意对刘猛优待，以分左贤王刘豹之势。然而刘猛的处境并不见得比刘豹要强。刘宣曾解释刘猛叛逃的原因，他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晋书刘元海传》）
关于刘猛叛逃事件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史书有关记载仅有几段，如下：
    《晋书映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 ...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
《晋书尠葧传》载：“是时朝廷皆以（杜）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
《晋书北狄传》载：“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
《晋书胡奋传》载：“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
《魏书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
我们综合这些史料，完全可以分析出刘猛叛变的大致情况。
刘猛叛逃事件发生在271年1月，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前后历时一年。《晋书》称刘猛为匈奴中部帅，而《魏书》称刘猛为匈奴北部帅，考虑到《魏书》中有刘猛部众“居于新兴虑虒之北”的记载，笔者认为《魏书》的记载正确。所以刘猛虽然是匈奴的右贤王，但他统帅的并非匈奴右部，而是匈奴北部，其驻地应当是在新兴郡（今山西忻州），有部众四千余落。根据《杜预传》的说法，刘猛叛变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东、平阳二郡，即今日山西西南临汾、运城盆地一带，这里是西晋并州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见刘猛起兵之后，并没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而是南下河东、平阳二郡，想在出塞之前大捞一笔。之后，刘猛北逃，翻越陉岭（今恒山山脉）出塞，驻守在孔邪城（此地不详）。刘猛叛变之后，杜预以散侯（古代无职守或封邑的侯爵，此前杜预因罪免官）的身份入宫设定谋略，晋武帝决定以骁骑路蕃进讨，又以胡奋、何桢为监军为路蕃后援，屯兵陉岭以北。其中何桢为持节，胡奋为假节，在西晋时期。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二千石一下官员；假节则只能在战时斩杀犯军令之人。所以何桢的级别比胡奋要高，他应当是西晋讨伐刘猛的主帅，这也是《武帝纪》只记载何桢平刘猛的原因。按照《北狄传》的说法，何桢素有志略，认为刘猛部众强盛而又凶悍，晋军虽有小胜，但以他们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遂使用反间计，暗中引诱参与叛乱的左部督李恪杀了刘猛，于是匈奴震服。刘猛死后，其子刘副仑投靠了塞外的鲜卑拓跋部，其部众由刘猛的兄弟刘诰升爰代领，诰升爰死后，刘猛的从子刘虎成为匈奴北部的统帅。此时匈奴北部的活动区域比刘猛时期要有所北迁，居住在新兴郡的虑虒县（今山西五台县）以北，十分靠近边塞，位于新兴郡东北约百余里。西晋边界地区生活着大量鲜卑族，刘虎部众又与鲜卑杂居，互相通婚，北人谓匈奴父鲜卑母所生之子为‘铁弗’，刘猛便以“铁弗”为部落名号。
刘猛被杀，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慑，短期内不敢再叛乱。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但不久平定。由于郝散起义与齐万年起义相关，所以将在后文介绍。

第三节有敏感词。。。。晕倒

5、 鲜卑民族起源与迁徙
秃发树机能起义是西晋初年发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是刘猛起义不能比的。与刘猛起义不同，秃发树机能起义的主体是鲜卑族的秃发部落，他们内迁的历史很短暂，但反抗西晋统治者的决心却十分强烈，起义的持续时间将近10年，严重威胁了西晋西北地区的统治，“武帝为之旰食”，（《晋书秃发乌孤传》）甚至逼得晋武帝延缓发动伐吴之役数年之久。
鲜卑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从西汉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向南迁徙，于东汉时期抵达塞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南迁，先后在古中国建立了前燕、代国、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等诸多政权，其民族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华各民族之中。要想了解秃发树机能起义的背景，就有必要详细介绍下鲜卑族的起源与迁徙。
在中国的古代，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林立，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总的来说他们归属于三大民族体系，一是肃慎，二是濊貊，三是东胡，这里简单介绍下。
肃慎这一民族十分古老，从周武帝时期已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出于这一族源，以渔猎为生。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商周之际才迁徙至东北，先后建立过濊国、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东扶余、南扶余（即百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在当时“胡人”这个词汇并非是指汉族以外的部族，而是特指匈奴人。东胡以游牧为生，后被匈奴所败，被迫向东迁徙，世代受匈奴奴役。鲜卑族正是东胡的一支。
匈奴打败东胡之后，部分东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也有部分退居乌桓山，部分退居大鲜卑山。退居乌桓山的演变成了乌桓族，而退居大鲜卑山的则演变成了鲜卑族。当然了，东胡这一民族体系可不只鲜卑和乌桓这两支，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
《魏书》中提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有如下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对于大鲜卑山的位置，历史上多有争议，直到现代考古发现，才最终揭开了谜底。史书曾明确记载，位于今天东北的乌洛侯国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他们宣称其国西北有个石室，“为先帝旧墟”（《魏书乌洛侯传》），即鲜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祭祀之处。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石室，同时在距离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李敞祭祖时刻下的祝文。这一石室现名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气候寒冷，属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谓“大泽”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

6、 鲜卑突发部的形成
由于民族的迁徙与杂居，鲜卑人的部族十分杂乱，这些部落互不隶属，甚至相互之间多有劫掠。不过在此之前，鲜卑人有过一段统一的历史。
东汉后期，檀石槐部落崛起，他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300 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建立王庭，成为鲜卑诸部落首领。史书称“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组成部落联盟的鲜卑族实现了统一，实力已经可以与匈奴最强盛时期相比。而且鲜卑南迁之后与汉庭互市，从汉人手中学到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又以汉人为谋主，汉庭深以为患。如蔡邕所言：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檀石槐将鲜卑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南）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部大人皆属檀石槐。
此时东汉衰落，鲜卑强盛，汉廷虽然深以为患，但无力控制，只能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频繁的寇边。鲜卑人的入侵已经让东汉不堪忍受，乌桓校尉夏育上书汉灵帝，认为应当出兵讨伐鲜卑，蔡邕表示反对，汉灵帝不听，同意出兵。
公元177年8月，汉灵帝派遣夏育率军出高柳（今山西阳高县），田晏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匈奴单于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出塞，深入鲜卑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大人各率领部众迎战。夏育等人遭到惨败，甚至连符节和辎重全都丧失，各人只率领数十骑兵幸免，死去的士卒占十分之七八。东汉经过这次惨败之后，鲜卑人更加肆无忌惮，日益衰落的朝廷已经无力组织反击。不过东汉的运气不错，檀石槐在公元181年就去世了，时年45岁，他的儿子和连继任首领。
和连属于无能之辈，加之贪财好色，又判决不公，在他手里至少造成了一半以上的鲜卑部落叛离。和连死后，儿子骞曼年幼，部落便推举和连的侄子魁头担任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便与魁头争夺首领之位，致使部众离散。魁头去世，他的弟弟步度根继任首领，而这时候的鲜卑部落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各部之间相互独立。
于此同时，中原爆发黄巾军起义，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曹魏统一北方之时，漠南一带的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逐渐吞并周边部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鲜卑各部有可能再次统一。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有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
由此可知轲比能统辖的地区靠近边塞，本来势力十分弱小，袁绍取冀州之后，不少黄巾军和黑山军逃入鲜卑，这些汉人教会了轲比能部落制作兵器、文字以及作战技巧，遂使得轲比能部众战斗力相对其他部落要强悍许多。经过多年努力，轲比能统一了鲜卑部分部落，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控弦十余万，已成曹魏心腹大患。如《三国志》所言：“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
不但如此，轲比能的强势甚至引起了蜀汉诸葛亮的注意，他在231年的北伐中，就曾派使者出使轲比能，两者连结之后互相呼应，企图南北夹攻曹魏。
曹魏幽州刺史王雄对鲜卑人频繁的寇边十分头疼，于是派遣勇士韩龙前去行刺。轲比能不幸遇刺身亡，所统部落或依附曹魏接受封赏，或继续进扰边塞，或与其他部落相攻，鲜卑诸部对曹魏边界的威胁大为减弱。
到了西晋初年，随着鲜卑部落的迁徙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好几大部落，其中主要有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拓跋部、吐谷浑部、秃发部、乞伏部。秃发树机能正是秃发部首领。
    秃发部起源于拓跋部，既然谈到秃发部的起源，首先就得介绍下拓跋部的形成与迁徙。
拓跋部又称索头部，根据《魏书》记载，拓跋部是黄帝后裔，黄帝以土德称王，北方把土叫做“托”，而把君王叫做“跋”，所以部落便以拓跋为名。这显然是杜撰的。
拓跋部的最早的可信记录应该可以追溯到拓跋毛，拓跋毛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在西汉初年，《魏书》称其“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由于历史久远，拓跋部又无文字记述，相关历史只能口口相传，所以拓跋毛应该是拓跋部传说中的人物，但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鲜卑族尚未南迁之时，拓跋部位于诸部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前文提到过，拓跋部的先民最早居住在嘎仙洞附近，生存条件恶劣，拓跋毛下传五世而至拓跋推寅，拓跋鲜卑开始第一次南迁，到了今天呼伦湖附近，由于这里是千余沼泽地带，拓跋推寅想继续南徙，可惜尚未成行便去世了。
拓跋推寅又传六世至拓跋邻，他准备第二次南迁，但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便传位给拓跋诘汾。拓跋诘汾秉承父志，率领部族继续南迁，最终抵达匈奴故地，即今天河套北部固阳县阴山一带。
拓跋诘汾死后，其子拓跋力微继位。史称力微“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魏书帝纪第一》）258年，拓跋力微将部众南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拓跋力微召集诸部大人祭天，结果白部大人未到，拓跋力微将其诛杀。由此看来，鲜卑诸部已经在盛乐一带形成了部落联盟，史书称此时的拓跋部已经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同一时期中原正处于三国时期，曹魏虽然无心北顾，但也非拓跋部可比，所以拓跋力微告诫各部大人：“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被曹操所杀）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
拓跋力微对中原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不但与魏和亲，并于261年派其子拓跋沙漠汗入曹魏为质子。从此“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书帝纪第一》）曹魏也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拓跋力微有一个哥哥名叫拓跋匹孤（史书记载为秃发匹孤），但他未能继位。笔者以为有两个可能原因，或许是匹孤母亲的地位太低，因为《魏书》称力微之母是天女所生，这自然是迷信，但至少说明了力微的母亲在部落中很是尊贵。也有可能是诘汾不喜欢匹孤而喜欢力微，魏书称力微“生而英睿”，想必很得拓跋诘汾的喜爱。 力微即位之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应该很不好，匹孤才会率领自己的部落自塞北西迁，曹魏时期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即今内蒙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游牧。这也说明匹孤虽然未继大位，但也有分得不少族人，或者说有不少族人愿意跟着他西迁。
《魏书帝纪第一》载：“元年（220年，同年东汉灭亡），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这里说所的西部，很可能是指匹孤所统的河西鲜卑，所以匹孤在力微继位的当年有遣军袭击，并获得大胜，力微不得不投靠没鹿回部大人窦宾。
匹孤死后，其子寿阗继位。《晋书秃发乌孤传》称：“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之姓氏即来源于此。可见秃发部与拓跋部虽是同源，但秃发寿阗也因为上辈之间的矛盾而不愿使用相同的姓氏。不过也有专家考证，秃发之姓氏为北魏史官魏收所改，秃发部其实一直沿用拓跋姓氏。
再后来，曹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整个突发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市内），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再加上活动于陇西一带的乞伏鲜卑等部落，合称西部鲜卑。
西晋初年发生的秃发树机部起义持续时间近10年之久，其领导人正是寿阗的孙子树机能，他是秃发部的第三代首领，史书称其“壮果多谋略”，于西晋伐吴之役的前夕被晋军所败，后被部下所杀。

7、 树机能起义的发生与发展
曹魏迁秃发部至河西、陇右，主要目的是打算以鲜卑部替己守边，这是曹魏兵源不足而不得已为之。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一直以来十分突出，这里除了汉族、鲜卑、羌、氐、匈奴杂居外，亦有巴氐、卢水胡、北地胡等诸多民族。
由于民族政策的失当，此时的西北有如火药桶一般，而且晋武帝也已经意识到了西北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如何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也就成了他的心病。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郡（今甘肃兰州）、梁州阴平郡（今甘肃文县），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以加强对陇西河西一带的控制。
秦州的设置本是一件好事，若能对各族采用怀柔之策，秃发树机能起义或许不会发生。但是晋武帝所用非人，以胡烈为秦州刺史、牵弘为凉州刺史，胡烈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人，为曹魏大将胡遵之子，在关陇一带颇有恩信；牵弘“亦猛毅有招风”（《三国志甠招传》）（指牵弘有父亲牵招的风范），二人都以刚猛著称，非绥远之才。
晋武帝任命二人镇守西北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胡烈本是荆州刺史，牵弘本是扬州刺史，此时西晋尚未统一东南，荆扬二州为国防重心。当时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是牵弘的上司，但二人关系相处的不太好。后来陈骞入朝，对晋武帝说：“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晋书陈骞传》）晋武帝认为陈骞与牵弘有隙，这才构陷牵弘，所以对他的提醒不以为意，恰巧晋武帝想经营西北，遂命二人分别担任秦、凉刺史，陈骞只能暗自叹息，认为二人必败。
司隶校尉傅玄与陈骞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胡烈必能威震西北，他在给晋武帝的奏表中有这么一段：“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晋书蔠葐传》）
虽然傅玄深信胡烈能控制西北形势，但是他又当心叛乱胡人窜逃，或东入安定（今甘肃镇原县东南），或西赴武威，此二郡非胡烈所管辖，胡人可能东西游动，反复为患。所以傅玄建议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市清水河流域）新设置一个郡，迁徙百姓实边。使安定、武威、高平川三郡归属秦州，以便胡烈有能力防范诸胡叛乱。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傅玄的所提到的建议，因为胡烈、牵弘于泰始六年（270年）到任后不久，西北就出大事了，鲜卑秃发部起兵反晋，胡烈被杀。
秃发部起兵之时，西北一带很可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晋书映帝纪》记载271年5月（秃发部叛晋的后一年）雍、凉、秦三州就发生了严重饥荒，晋武帝下令赦免三州死刑以下囚犯。西北一带气候干冷，农历5月属于青黄不接、农作物尚未成熟之时，这说明饥荒的前一年雍、凉、秦三州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上年的农作物减产，粮食不足以支撑到第二年秋收。
由此可知树机能起兵前西北的大抵情况：公元270年，民族矛盾本就尖锐的西北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晋武帝不但不慰抚，反而以“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的胡烈、牵弘出镇西北，二人不能绥远，致使“失羌戎之和”，秃发树机能于是率领部众起兵反晋。
有不少人认为秃发树机能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之后出兵屯于万斛堆（今宁夏中卫与甘肃靖远交界地区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南缘），以军事手段压迫秃发部，树机能这才起兵判晋。这种说法有误，将秃发部起兵的时间与胡烈屯兵万斛堆的先后顺序弄反了，《晋书胡烈传》明确记载：“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由此可知秃发部起义在先，胡烈讨伐在后，胡烈因为后援不至，遂为树机能所杀。
当时扶风王司马亮时任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秃发部起兵之后，他派遣了将军刘旂、骑督敬琰前去支援，然而二人不知为何屯兵不进，按律刘旂当斩。司马亮为此上表晋武帝，说刘旂不进军是因为自己的指挥错误。晋武帝回复：“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晋书司马亮传》）高平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关中四塞之一的萧关即在高平附近，是河西连接关中的一条要道。高平距离万斛堆四百余里，可知秃发树机能再攻杀胡烈之后又围困高平，或者胡烈遭到秃发部进攻之后退守高平，树机能追击，将高平围困。而且晋武帝认为以高平的守军加上刘旂所统兵力足以战胜敌人，但刘旂不但不救援，甚至在距离高平较远的地方屯兵，坐看友军覆灭。因为司马亮主动承担责任，晋武帝也就没杀刘旂，只是将司马亮免职，调入京师，不久又任命为抚军将军。
胡烈被杀之后，西北形势急转直下，晋武帝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一、以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安西军司杜预共同讨伐秃发部。杜预行至长安，晋武帝改任他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二、以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坐镇长安。三、对陇西五郡遭受外寇侵扰的百姓免去租赋，生活无着落者可向官府借粮。
晋武帝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可谓恩威并施，如果能顺利执行，或许能迅速的平定叛乱。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晋武帝的人事安排再次出现了失误。按照晋武帝安排，镇西将军司马骏为西北最高军事长官，其次是安西将军石鉴，轻车将军杜预是其下属。问题就在石鉴与杜预二人，两人早有矛盾。
石鉴命令杜预率军出击。杜预认为此时敌军兵强马壮，而官军孤军深入，又人困马乏，应该等到后续部队赶到，再寻找时机，以优势兵力进讨秃发部。杜预又向石鉴提出了此时进军的五不可、四不须（具体内容史书未记载）。石鉴为此大怒，奏报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派遣御史把杜预抓了起来，装进槛车交付廷尉。
杜预是晋初名将，颇晓军事，时称“杜武库”。对于西北日后的形势，确实有如杜预所言，所以《晋书尠葧传》称：“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由此可知，石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令杜预出兵很可能另有目的，或许是为了陷害杜预，杜预若进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能胜，所以无论杜预进不进军都将受到石鉴的惩罚。
石鉴又将杜预押至长安问罪，只因为杜预娶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所以减轻了刑罚，以侯爵赎罪论处，不久又任命为度支尚书。后来石鉴回朝，杜预弹劾他虚报战绩，二人甚至在朝中大吵大闹，晋武帝俱免二人之职。
两军尚未交战，晋军却出现将帅失和的情况，想要短期内平定西北已是不可能了。
271年4月，北地胡进寇金城（今甘肃兰州），凉州刺史牵弘出兵进讨。一时之间“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晋书映帝纪》）北地胡是生活在北地郡（西汉时的北地郡位于今宁夏甘肃交界一带，东汉、西晋郡治内迁）的杂胡，青山位于今天甘肃环县西。
北地胡不属于鲜卑，可知秃发部反晋之后，有不少别的族群加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晋书秃发乌孤传》载：“泰始中，（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史书上没有关于凉州刺史苏愉的更多记载，他可能是在牵弘战死之后新任的凉州刺史，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西北形势之恶劣，凉州已经完全为树机能所占。
侍中任凯、中书令庾纯与车骑将军贾充有过节，二人对武帝言道：“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晋书任凯传》）并提议以贾充镇守长安，以平秃发部。晋武帝同意，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凉而州诸军事。
对于西北形势的恶化，晋武帝用人失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给贾充的任职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点：“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 ...”
其实贾充并无过人才干，只不过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过程中坚定的站在了司马氏一边，遂得重用，并非任凯所说的“有计略者”，若由他出镇长安，西北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还好贾充本人也不愿意离开京师，他以女儿贾南风与太子司马衷的婚事为由留在了洛阳。
如此一来，平定西北的大任又落在了镇西将军司马骏的肩上。司马骏是司马懿之子，长晋武帝一辈，在皇室中最有威望，史书称其：“善扶御，有威恩。”（《晋书司马骏传》）可见司马骏本身就是最好的人选。不过司马骏270年就任之后并不急着进讨秃发部，而是劝督农桑，与士卒分担劳役，甚至规定僚佐军官都要至少屯田十亩。
    经过司马骏数年经营，西北形势开始好转。274年8月，“凉州虏进寇金城诸郡，（司马）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晋书映帝纪》）这是秃发部反晋以来史料记载的晋军第一次获胜。到了275年2月，秃发树机能已经抵挡不住司马骏的攻势，于是向晋军质子请降。此时距离秃发部起兵差不多有5年之久。
秃发部投降的记载是于《晋书映帝纪》，内容如下：“咸宁元年... ...二月... ...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夏五月... ...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既然树机能于2月送质请降，为何又与五月讨伐？可能原因有两个，或许树机能是诈降，或许马循讨伐的不是秃发部落。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晋书司马骏传》有载：“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咸宁初年正是276年，可见秃发树机能在这年2月投降，他又在当年叛变，而且是在5月之前叛变，仅仅老实了3个月。
晋武帝以关中司马骏部与西域戍己校尉（治高昌）两个方向同时进讨树机能，都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此前凉州曾发生内乱，议郎令狐丰杀敦煌太守，自领郡事，死后，其弟令狐宏继位，这年2月凉州刺史杨欣将令狐宏斩杀。晋武帝命令司马骏遣七千人代替凉州守兵，此举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凉州防务。
当时树机能、侯弹勃等人打算劫持凉州佃兵，司马骏获悉，命平虏护军文俶（即名将文鸯）督率凉、秦、雍三州军马前进，大军压境以威慑各部。树机能迫于兵威，所领二十部首领以及侯弹勃等人反绑前往晋军营门投降，于是“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晋书司马骏传》）一次归降就有20万众，可知各民族参与的反晋斗争有多大的规模。这是树机能的第二次投降，西北形势已经得到控制，晋武帝便征调司马骏入朝。
如果西晋能对叛乱诸胡加以抚慰，晋武帝发动伐吴之役的后顾之忧早就解决了，然而秃发树机能又在276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叛，西北形势再度恶化。陋屋偏逢连夜雨，同年7月，就在西北形势持续恶化之时，又有鲜卑人阿罗多等部入侵边塞。
晋武帝首先派遣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进讨鲜卑部落，斩首四千余级，生俘九千余人，阿罗多投降。
277年3月，晋武帝派遣平虏护军文鸯进讨树机能等人，获胜。《晋书》称这一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史书未明确记载这些内附各族是否包括秃发部，笔者认为以树机能多次投降的经历，再加上被文鸯所败，这应该是秃发部的第三次投降。
对树机能来说，投降与反叛实属常态，没过多久他第四次举起了反晋的大旗。278年，凉州刺史杨欣与秃发树机能党羽若罗拔能等人战于武威，晋军战败，杨欣被杀。在此之前，司马督马隆曾上表晋武帝称：“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晋书氠蚚传》）但是晋武帝并未重视，果然杨欣被杀，秃发树机能又在279年1月攻陷凉州，于是“河西断绝。”（《晋书氠蚚传》）可见秃发部的这次反叛规模之大，关中与凉州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

8、 马隆平西北秃发部
秃发树机能的第四次叛乱影响极大，此时晋武帝已经为伐吴之役准备了近10年之久，大军早已集结，如箭在弦上。西北的再次动乱已经打乱了晋军的部署，对晋武帝来说，解决秃发部的叛乱已经迫在眉睫。就在这时，马隆向晋武帝毛遂自荐，祈求领三千精兵讨伐树机能。
《晋书氠蚚传》详细记载了马隆平定秃发部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文字是关于晋武帝与马隆的对话，全文如下：
“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
‘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
    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
    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
    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
    帝曰：‘云何？’
    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
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
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
帝弗纳。”
朝臣所谓的“六军”是指禁军，西晋时期禁军有领军、护军、左右二卫、骁骑、游击六部，遂称之为六军。
马隆当时的职务是司马督，不过是个低级武官，他之所以能入朝议事，是因为晋武帝想要平定吴国，在全国大举“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 ...擢而用之。”兖州有关部门认为马隆“才堪良将”（《晋书氠蚚传》），这才举荐他入朝参政。我们从晋武帝与马隆的对话中可知，当时满朝文武对西北形势已经无可奈何，晋武帝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个低级武官，而且破例允许马隆自行招募三千勇士，而不是调用禁军和地方州郡兵。
马隆得到的照顾不仅如此，他向晋武帝请求亲至前往武库挑选武器，晋武帝同意。然而武库令却只给马隆曹魏时期留下的库存腐朽器械，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御史中丞弹劾马隆，马隆向晋武帝解释：“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晋书氠蚚传》）晋武帝并不追究，又给了马隆三年的军资。
马隆为出征凉州准备非常充分，他所招募的士兵更是以一当十的勇士，募兵的最低限度是“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晋书氠蚚传》）西晋时期的一钧等于现在的6.6公斤。也就是说，马隆募兵的标准是腰力足以拉开237.6公斤的弩，臂力足以拉开26.4公斤的弓，总共募了三千五百名符合要求的士兵。我们从马隆募兵的标准来看，并无对骑术有任何要求，可知这三千五百名士兵都是步兵，以弓弩见长，装备大量的强弓硬弩。
秃发部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所以拥有大量骑兵，这是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当马隆渡过温水（位于武威东）之后，晋军便一直被秃发部的骑兵跟踪骚扰，行军十分困难。如《晋书氠蚚传》所载：
“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
一般说得来，孤立无援的步兵一旦在开阔地带遭遇骑兵，也就在战斗中陷入被动。步兵虽然行动缓慢，但士兵之间的间隙小，若以密集的阵型防守，再加上强弓硬弩，骑兵若强攻的话往往占不到便宜。但是骑兵有着当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若步兵防御严整、无懈可击，骑兵可绕至敌后袭击战斗力不高的辎重部队。或者尾随步兵，寻找破绽，伺机而动。只要骑兵不主动进攻步兵，步兵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守或走。守则受制于后勤补给，必不能久，走又容易阵型出现破绽，为骑兵所乘。正因为如此，步兵对骑兵往往要吃大亏，即便在阵地战中战胜了骑兵，也会因为行动缓慢而追不上骑军，只能打成击溃战。但是步兵一旦被骑兵所乘，则无所遁逃，往往是全军覆没。
关中距离凉州千余里，马隆仅率三千五百步兵出征，西北路途艰险、胡族遍地，时刻要防备敌骑兵骚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晋军千里行军之困难。一旦晋军为秃发部所乘，孤立无援之下必败无疑。然而这支晋军不但克服千难万险顺利的抵达武威，还边行边战，杀敌数以千计，实属不易。
马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主要得益于三点：1、士卒精锐，所马隆所率士兵都是他一手精挑细选出来的勇士。2、马隆治军严整而又有奇谋奇策，没给树机能留下可趁之机；3、准备充分，装备器械的使用很有针对性，装备了大量的偏箱车和腰弩。《马隆传》有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偏箱车即是一种四轮木车，这种车只在侧面装有一面挡板，士兵站在车内，可防敌从侧面袭击，也能伺机发动反击。《明史甠志四》记载：“景泰元年（1450年），定襄伯郭登请倣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4米左右），阔九尺（3米左右），高七尺五寸（2.4米），箱用薄板，置銃。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籓。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
明朝所造的偏箱车是仿造古人所制，马隆做造偏箱车是则是依照八阵图制作，《三国诸葛亮传》记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所以偏箱车很可能是由诸葛亮所发明。明时期偏箱车的使用方法应该与马隆所做偏箱车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明朝士兵使用的远距离杀伤武器主要是铳和枪炮，而不是弓和弩。
按照《明史》的说法，偏箱车的主要用途有三个。一是运载物资；二是为行进中的步兵提供防御，可左右相接，钩环牵互；三是兵士休息之时，可将偏箱车围城一圈，组成简单的营房，并在十五步外设置篱笆之类的障碍，士兵只在围中活动。
可知偏箱车的用途主要是运输和防御，而且马隆对偏箱车的使用十分灵活，“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防御很是严谨，没有给秃发部创造有利的战机。
我们从马隆募兵的考核标准可以推测出这支晋军的主要武器是弓和弩，同时也能推测出马隆所使用的弩远比弓据有杀伤力，所使用的并非普通的弩，而是两宋时期失传了的腰弩。明《武备志》有如下记载：
“茅子曰：中国之利器，曰弓与弩，自汉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弩之力，腰开者可十石（708公斤，有点夸张了），蹶开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晋马隆平树机能，犹借腰开弩，至宋而不得其法，不传。故《武经》所载黑漆黄桦跳蹬等弩，皆蹶张也。”
虽然马隆招募的士兵臂力已超常人，但他们所使用的弓箭未必能在与鲜卑人的战中取得优势。对于马背上的民族来说，骑马和射箭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技巧，而且弓箭结构简单，极易制造，特被是在复合弓的广泛使用后，中原军队所装备的弓箭在技术上并不具备优势。不过草原民族一般不使用弩，因为弩的结构和弓有很大差别，并不适合骑兵携带。马隆对士兵开弩的要求是三十六钧，是开弓的八倍，射程和威力必然也是弓箭的数倍，可以说是对骑兵作战的杀手锏，如《晋书氠蚚传》所言：“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晋军虽然装备了威力惊人的腰弩，但是鲜卑人在防护用具的使用上似乎比晋军要有优势。《晋书氠蚚传》载：“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可见马隆所部穿着的是犀牛皮做的皮甲，而树机能所属士兵披覆的却是铁铠。毫无疑问，铁铠的防御性要高于犀甲。这段记载很有趣，晋军在道路旁堆起磁铁，鲜卑人因为穿着铁铠，所以不能前行，而马隆所属士兵都着皮甲，行动自如，鲜卑人以为他们是神兵天降。问题是，晋军的磁铁是从哪里来的？总不可能运着大量的磁铁行军吧，所以马隆应该是因地制宜，在经过富于磁铁矿物的山道之时，马隆命令士兵换上皮甲，把路边的磁石更集中的堆积起来。鲜卑人愚昧，不懂其中奥妙，以为晋军有如神助。
这里有个问题，当时铁铠已经很常见，而且晋军的武器装备都是由马隆在洛阳的武库中亲自挑选的，为何他会选择比鲜卑人更差的装备？
唯一说的通的解释是马隆为每名士兵装备了两套护具，一套是铁铠，一套是皮甲。铁甲虽然防护性好，但笨重、不灵活，皮甲正好弥补了这一缺点。而且长期的行军作战必有损耗，两套铠甲可提供替换，以晋武帝对次战的重视程度，马隆在军资器械方面是很受照顾的。
树机能虽然拥有数倍于晋军的兵力，但他始终奈何不了晋军，我们从“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树机能一路上一直紧随马隆，以寻找晋军破绽。马隆深知步骑兵作战的要点，始终结阵而前，没给树机能任何机会。一旦树机能强攻，晋军便以扁厢车为屏障抵挡骑兵突击，又以强弓硬弩大量射杀敌军，在战斗中始终未落下风。
晋军如此且战且行，最终顺利率军抵达武威。此前，凉州诸郡已与关中失去联系，如孤悬于海外的飞地，所以马隆抵达武威的意义非凡，不但鼓舞了守军士气，也打击了叛军的气焰。参与叛乱的猝跋韩、且万能等部当心马隆将会讨伐己部，于是率万余落归降，西北形势开始好转。
自从马隆西征，鲜卑人一直尾随晋军，马隆没办法派遣使者回洛阳报告情况，所以《晋书氠蚚传》有“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的记载。后来马隆的使者于一天夜里赶到洛阳，“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晋书氠蚚传》）笔者认为晋军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以前，当时晋军已经大量集结于东南，前线将领也已经做好准备，就等晋武帝的伐吴诏书，形势有如箭在弦上。但是西北一直是晋武帝的后顾之忧，这是他一直拖延伐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马隆的捷报传来，晋武帝这才放下心来，下诏即刻伐吴，而伐吴时间正好是11月。
    同年12月，马隆开始反击秃发部，他率领归附西晋的没骨能等部与树机能决战，树机能被部下所杀，部族投降，凉州遂平。因平叛之功，晋武帝对马隆及所率将士破例再次大加封赏。
西晋平定吴国以后，晋武帝认为西平郡（今青海西宁）经历十年战乱，急需兴复，以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将所领精兵，另加一支人数不详的军队交与他指挥，屯据西平。
当时平西以南生活着成奚部，史书没交代成奚是哪个民族，笔者认为羌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成奚部每为边患，马隆到任之后即率军讨伐，敌军据险距守。马隆示敌以弱，下令军士带着农耕用具，做出将要去耕种的样子。成奚部以马隆并无征讨之意，而是想要屯田，所以防备稍稍松懈。马隆抓住机会，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从此之后，成奚部老实很多，在马隆担任西平太守期间都不敢为寇。太熙初（290年），晋庭封马隆为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
马隆镇守平西十年，在任期间西北无事，是西晋稳定西北的磐石，如《晋书》所言：“积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然而晋武帝于290年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杨骏、司马亮共同辅政，当时略阳（治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太守严舒与杨骏通亲，企图取代马隆之位，于是诋毁马隆年老谬耄，不足以威镇西北诸戎。晋庭便以严舒代替马隆镇守西平。结果严舒一到任，西北一带“氏、羌聚结，百姓惊惧”（《晋书氠蚚传》）。朝廷当心西北诸戎再次起兵反晋，被迫免去严舒，让马隆官复原职，但不久死在任上。

9、 氐羌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生活在西部一带的胡族，若论种族数量与分布面积，以羌族为首。羌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羌族也是炎帝的后裔，《后汉书》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谓姜姓，出至炎帝。《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炎帝，长于姜水。因以为姓。”郦道元认为，“姜水”即“岐水”，在今天岐山县、扶风县的交界处。考虑到炎帝集团活动的姜水流域与古羌族活动区域重叠，古羌族出至炎帝的说法是很可信的。有意思的是，不少羌族人则认为炎帝是古羌族的后裔。总之羌族与华夏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或战或和，甚至武王伐纣亦有羌兵参与。
羌族种类繁多，各部落见的言语、习俗都有所差异，“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缠貉传》）历史上羌族生活在广大的西北、西南一带，包括今天陕西、四川、甘肃、青海、西藏、新疆东部、内蒙西南部、山西西部。东汉以后，人们把羌族分成西羌与东羌，西羌主要活动在青海湖、湟水、洮水、黄河上游一带，东羌主要活动在安定、北地、上郡，即今日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
《后汉书缠貉传》称：“（羌民）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可见羌族虽然好勇斗狠，但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部落联盟，不似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这是因为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的山区，受到山脉河流阻断，交通不利，不似广袤的大草原，各部落间的联系较少。由于羌族常年生活在山区，已经完全适应了山民的生活，史书称：“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秦汉之际，羌族成为匈奴附属，《后汉书》云：“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汉景帝时期，塞外研种羌因不堪匈奴欺压奴役，遂降附西汉，并请求替西汉守卫陇西边塞。景帝同意，将他们安置在狄道（含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和羌道（今甘肃宕昌县西南）等地。这是西汉第一次有史书明确记载的羌族内附历史。
    汉武帝登基之后，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汉军出兵夺取河西、河湟一带，并在此设置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南）。生活在河湟一带的西羌开始正是纳入西汉统治，但他们时叛时降臣，汉朝于是设置护羌校尉加以监管。由于河西一带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重点，生活在河西的羌人备受战乱的影响，他们被迫迁往湟水、青海湖一带，于是“河西地空”（《后汉书缠貉列传》），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以隔绝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
至此开始，羌族与中原政权的斗争愈加激烈。到了东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衰微，已经对中原王朝构不成多大威胁，反而是羌族的反叛成为东汉的心腹大患，羌族前后大规模起义有五次之多，东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也未能平定，东汉也因此加速了衰败的过程，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言：“惜哉寇敌略尽矣，而汉祚亦衰焉！”然而羌族的反叛，完全是因为统治集团的政策失当，如（《汉书匈奴传》）所言：“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所以东汉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手。
东汉的对羌族的政策总体以压迫为主，同时又以武力方式内迁羌民，使之成为劳动力、兵源。
如：
35 年，陇西太守马援将先零羌徙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58 年，东汉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安置三辅，即长安附近。
101 年，东汉迁羌民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
羌族内迁的历史一直没中断过，黄巾起义爆发后，户口凋零，强制内迁也就更加频繁，而且征羌民为兵的现象也很普遍，如董卓西凉军中就有不少羌胡兵。
说到羌族，就不得不提氐族。氐族也是“五胡”之一，但他与羌族同源，或者说是从羌族分出来的一支，主要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
曹操与刘备在争夺汉中过程中时，曹操失利，由于担心刘备占有武都一带的氐人以逼关中，遂徙氐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之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进逼下辩，曹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氐等万余户于京兆、扶风、天水等郡县之内。
内迁的氐族和羌族一样，是统治者剥削的对象。比如说244年，曹魏为讨伐蜀汉而向氐羌征粮，“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三国志曹爽传》）可知内迁氐羌与汉民杂居，已经开始封建化过程，到了魏晋时期甚至改变了生产方式，按口纳粮，如同编户。
由于西晋初年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不到缓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终爆发了齐万年大起义。
294年5月，匈奴人郝散谋反，攻克上党。史书上关于郝散叛晋的记载很简略，相关记载只有三段：
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晋书惠帝纪》）
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晋书张统传》）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晋书四夷列传》）
由此可知，郝散是由谷远（今山西沁源县）起兵，然后攻克上党，进而向西行军，抵达上郡。东汉时期上郡位于今天的陕北，因不堪胡羌进扰，汉献帝时期废黜，西晋时期并没有恢复，所以当时的上郡属于塞外，为胡羌所控制。虽然郝散逃亡境外，但晋军继续派军追击，郝散最终被遣冯翊都尉所杀。然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296年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率领关中冯翊、北地一带的马兰羌、庐水胡谋反，并攻陷北地（今陕西耀县），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交战，以战败告终。
    郝度元谋反的原因记载于《晋书司马伦传》：“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由此可知，郝度元之所以谋反，是因为一司马伦刑赏不当所致。而且司马伦宠信佞臣孙秀，与当时的雍州刺史解系不和，两人于军事问题激烈争吵，并相互上表弹劾对方。解系为人清正，甚有声誉，晋庭也深知解系刚正不阿，与司马伦的矛盾不好调停，遂征调司马伦回京。
解系向时任司空的张华建议“杀秀以谢氐羌”（《晋书解系传》）其言论在《晋书张华传》中，内容如下：“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张华表示同意，司马彤也应允。恰到这时，孙秀的友人广汉太守辛冉到了洛阳，他向司马肜进言，说氐羌是自己造反，与孙秀无关。司马彤信以为真，遂未杀孙秀。
为平定叛乱，晋庭掉司马伦回京，以太子太保、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接替司马伦镇守关中。然而司马彤到关中之后，形势并未得到好转。
8月，雍州刺史解系被郝度元击败。西北形势骤然恶化，一时之间秦雍二州氐、羌各族全部反叛，他们推崇氐族人齐万年为帝，并围困泾阳（今甘肃平凉市西北）。10月，晋庭大赦雍、凉二州。11月，派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人讨伐齐万年。
夏侯骏为夏侯渊之孙，其弟夏侯庄的妻子羊氏为司马师夫人景献皇后的堂妹，算是皇亲国戚。周处则是东吴鄱阳太守周舫之子，小学语文课本里“周处除三害”的主人公便是此人。吴国灭亡之后，周处仕晋，曾担任御史中丞，在职期间不避权贵，梁王司马彤违法也遭到纠察，遂有忠烈果毅的名声。中书令陈准知道司马彤与周处有矛盾，认为司马彤可能会趁机报复，遂向朝廷提议：“夏侯骏和梁王都是贵戚，本非将帅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而周处本是吴人，现为晋臣，忠直勇果，必然有进无退，军中将领只有怨恨他的却没有愿意援助他的。所以应当命令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一万精兵担任周处的前锋，如此定能够消灭叛军。不然的话，梁王就会让周处担任前锋，又不加以援助，如此一来必败无疑。”但朝廷不从，伏波将军孙秀也劝周处以家有老母为由推迟，但是周处拒绝，他说：“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然辞去亲人侍奉君主，父母又怎么还把儿子当儿子，今天是我死的时候了。”乃慷慨即路，志不生还。齐万年听说周处前来平叛，很是重视，并说：“周处曾任新平太守，能文能武。若此次进军手握实权，他将势不可挡，如果受制于人，那我就能生擒他。”
    就在齐万年起义愈演愈烈之时，关中发生旱灾，百姓饥苦。晋庭任命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征调梁、益二州的军队和粮食援助雍州，以讨伐氐、羌。
297年1月，齐万年驻守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已经有部众七万人，严重威胁关中腹地，司马彤率领各军屯于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与其对峙，命令周处率领五千士兵前去攻打齐万年。周处意识到司马彤这是报复自己，但军令难违，只说：“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晋书栠处传》）然而司马肜和夏侯骏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周处立即出发。无奈之下周处只好与卢播、解系三人主动出击。大军抵达屯六陌，此处距离梁山东数十里。晋军与叛军距离并不远，周处军队尚未吃饭，司马肜就催促他立即进攻。周处无奈，只得孤军奋战，这一战打得十分激烈，从早到晚，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周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虽然斩首万计，但也“弦绝矢尽”（《晋书栠处传》），而救兵依然不来。左右之人都劝周处撤退，但他坚决不肯退兵，按剑道：“我为大臣，以身徇国，不亦可乎！”说完冲向敌阵，最终力战而死。
周处的枉死确实让人感慨不已，但更人让人悲愤的却是朝廷对此事的处置。毫无疑问，此战战败的罪魁祸首自然是司马肜，这一点朝廷并非不知，但仅仅只是批评他而已，对他所犯之罪竟然不加追责，反倒是解系被朝廷免职。
齐万年的叛乱还在继续，而司马彤却依然无动于衷，所谓“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周处丧败，职此之由，上下离心，难以胜敌”（《晋书张观传》）。当时司马彤的身份不仅是梁王，也是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是关陇一带最高的军政长官，既然他都无心剿叛，那也就不用指望晋军能够迅速的剿灭齐万年起义了。
到了298年，关中的持续动荡终于引起了朝野上下强烈的不满，张华和陈准只得推荐当时掌握实权的皇后贾南风的亲信积弩将军孟观前去讨伐，把梁王司马彤召回了洛阳。史书称孟观“沈毅，有文武材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而且孟观所统领的是皇宫宿卫兵，矫捷勇悍，晋庭又下令关中士卒皆受其统领，再加上他能“身当矢石，”经过“大战十数，皆破之”，关中形势开始逆转。299年，齐万年与孟观在中亭（今陕西武功西）决战，齐万年战败被俘。
齐万年起义从296年开始到299年结束，历时三年之久。虽然比起秃发部起义的时间上来说要短，但齐万年起义发生在关中腹地，对西晋的影响要深远的多，特别是关中一带常年的动乱加饥荒使得百姓无以为生，如《晋书鐠行志》所载：“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所以百姓不得不大规模流向周边地区谋生，而晋庭又不能安抚，这些流民最终举起了反晋的大旗，成为灭亡西晋政权的一支主要力量。

10、徙戎论的相关问题
西晋初期的民族冲突已经十分严重，先后爆发过鲜卑秃发树机能、匈奴刘猛、匈奴郝散、郝度元、氐族齐万年等大规模民族冲突。虽然这些事件都被晋庭以武力方式平定，但是晋庭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将民族矛盾的根源归咎于胡族的野蛮，特别是在齐万年起义之后，西晋朝野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以武力方式将内迁的胡人全部驱赶至塞外，谓之“徙戎论”。
    最先提出徙戎论的应该是名将邓艾，他曾对司马师建议：“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三国志錠纐传》）由此可知，邓艾徙戎是认为羌胡不受礼义教化，而胡汉杂居，当心汉族居民受其影响而不再推崇孔孟学说的廉耻之教。不过司马师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
    随着民族冲突的愈演愈烈，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徙戎的论调也愈加高涨，刘猛叛逃事件后，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他认为：“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山西西南）、上党（郡治今山西潞城西北，山西东南）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洛阳北孟津县）。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关中平原北部）、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县，山西西部）、太原（郡治今山西晋阳，山西中部）、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关中东部）、安定（郡治今镇原县东南，甘肃东南部）、上郡（郡治今山西榆林市南，陕西北部）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三魏（魏郡）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市，河南西部）、魏郡（郡治今河北临漳县，河北中部）、京兆（郡治今陕西西安，关中中部）、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简单的说，郭钦的上疏主要有三层意思：一、西北已经为胡族占据，虽然暂时畏服，但不得不防。二、应凭借“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收复两汉时期的北地、西河、安定、上郡，即陕北、河套、宁夏平原一带，并移民实边。三、迁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的胡族于塞外。
应该说郭钦已经意识到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深重，所以才提出这三条策略，但晋武帝并没有采用，原因我将在后文提到，但因为八王之乱后胡族纷纷起兵反晋，所以后人多认为：“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晋书四夷列传》）
随着齐万年起义对关中局势的影响，徙戎的论调愈加高涨，时任山阴令的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晋书张统传》）。《晋书》将《徙戎论》的原文全部载录，篇幅较长，所以本文只捡几句摘要列出。
江统认为胡族“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可见在江统的意识里，胡族与华夏完全处于对立的阵营，并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江统同时认为汉魏时期统治集团将胡族内迁的行为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之所以让他们内迁，目的是为了“夷虏在内，然后取足”。但是内迁胡族经过数代繁衍之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所以内迁胡族屡有叛乱。
江统认为内迁胡族“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现在虽然畏服，但不得不防，必须“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便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应该说江统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朝廷并没有采用他提出的徙戎政策，《晋书张统传》称：“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可见后人对《徙戎论》的评价之高。
对于西晋初年的民族冲突，并不能说统治集团不够重视，如果说江统提出《徙戎论》之时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晋惠帝司马衷皇权旁落遂不能用，那为何“沈毅多大略”（《晋书漠帝纪》）的司马师、“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晋书映帝纪》）的司马炎也不采用这一策略呢？如果外迁胡族出塞真能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那么刘猛率领北部匈奴出塞应该是好事，为何晋军还要历时一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出塞追击呢？《徙戎论》真的能解决西晋的民族矛盾吗？
前文提到过，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看其掌握了多少户口，所以历朝政府才会同意胡族内迁，甚至以武力方式逼迫胡族内迁。特别是在三国时期，对胡族、敌国百姓的掳掠很是常见，同一时期又是士族阶层发展壮大的时期，他们享受着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荫蔽大量户口，这使得朝廷可掌握的户口数有限，国家所需徭役、兵源必须落实到人力资源，所以内迁胡族是统治集团必然的选择。
胡族内迁的好处不但能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又可削弱外敌。这个很好理解，胡族内迁之后可为我所用，同时又便于监视，一旦有变可迅速平定。胡族若处于塞外，中原军事力量反而不易触及，一旦谋反，轻则掠地，重则攻城，边界亦不得安宁，若要加以解决，反而不那么容易。所以驱赶胡族于塞外只能造成一个结果——以民资敌。等于是将最宝贵的资源送与敌人，内忧虽能缓和，外患必将加重，得不偿失。
而且五胡乱华得以发生并非偶然，若非统治集团为争夺权力大动干戈，致使国家陷入内乱，再加上这一时期士族集团垄断土地资源，生活极端奢侈，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对当时的现状极端不满的百姓也就趁乱举兵，西晋因此而灭亡。而且当时起兵反晋的并不仅仅只有内迁胡族，亦有王弥、魏植、王如、张昌、胡亢、李骧、陈敏等汉族参与，这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而且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并未因为战乱而中断，即便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的军事组织大都由“戎晋”组合而成，过于夸大这一时期的民族对立并不可取。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建国的各胡族政权中，由内迁胡族建立的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国，但也有不少政权是由塞外入侵中原而建立，比如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北魏政权，即便是接受东晋册封的前燕政权也是由塞外进入中原。由此可知，一旦统治者不能掌控全国，战乱是不可避免的，中原一旦陷入长期内乱，必然无力整顿边防，又如何能阻挡塞外民族的入侵？所以会发生五胡乱华的根源不在内迁的胡族，而在于西晋统治集团的无能与腐败，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而所谓的五胡乱华，不过是内迁的胡族直接参与了这些动乱而已。
可以这么说，西晋统治者已经深刻意识到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但江统所提出的《徙戎论》并不可取，若以武力方式迁徙胡族外迁，必然导致社会动荡，毕竟有不少胡族已经在塞内繁衍了数代，未必愿意重回故地。西晋末年爆发的李特、王如起义便是因为晋庭企图武力驱赶流民重返家乡所引起。即便西晋成功的将胡族迁往塞外，但是中原陷入内乱之后，又如何能抵御他们的入侵？
个人认为西晋后期的动乱在当时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江统提出《徙戎论》之时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时期，晋惠帝司马衷不过是个傀儡，统治集团腐化无能，各方势力争权夺利，中央集权制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是经过两汉以来数百年的积累而成，百姓人心思变，西晋上下有如火药桶一般。如此形势，只需一点火星，这些长年积累下的矛盾就将爆发，其能量彻底破坏了中央集权制度，不但扭转了中国古代史的进程，其余波甚至是造成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的直接原因。

2013-2-10 23:14 上传

2013-2-10 23:16 上传

怎么回事？一些字怎么在word里是对的，发到网页上就变其它字了？编码问题吗？

学习了，好文。撸主辛苦啊!

LZ 好文，魏晋南北朝历史很混乱，难得LZ 能下功夫研究
期待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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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

本篇写了一段时间了，一直耽搁着，这几天有空，索性发了

我也来支持一下！

周当时之所以不封赏楚，那根本原因是他第一个跳出来要称王，不是说他是蛮夷吧？

首先楚是祝融氏后裔这个应该没有太强的疑问吧？

之前的时间节点实在无法考证了，楚人拜的祝融和炎黄二帝的祝融一样，是火神。关键是山海经那段，由于古文没有标点，就算有标点也坑死人了，南方祝融到底说的南方的祝融还是一个整体名词呢？我倾向前者。
而华夏民族的祝融像都是人面人身的，就我看到过的，并不是兽面人身。

第二，我认为楚人应该是华夏民族向伊洛平原发展之后，作为留守集团拱卫嵩山的后裔。很明显，无论是战蚩尤还是后来的战共工，都是发生在嵩山附近，这不是偶然现象，应该是当时化外线战争为内线战争的军事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依托伏牛山系，逐次抵抗敌人，最后在嵩山附近进行战略决战。所以祝融氏应该是作战有功，在夏初，依然是嵩山之主。国语曰：“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

第三，楚人从夏到商，一直商末投奔周，应该也没有异议。现在问题是，楚人被封得很远，一下子从河洛中央，远遁到了最遥远的南方，所以现在学界出现了诸多说法，怀疑楚人的族源，也是因此而起。但是我觉得大家怀疑楚人的两点，一是好巫术喜鬼神之说，二是税赋之完善堪称列国榜首，这不正好是继承了商人的两大最鲜明的特点了？

大家都喜欢提到秦，楚皆不待见于中原，其实我也很赞同。一个是有明确记载的商之勋侯臂膀，参与后来的反周叛乱，另外一个是无缘无故被踢出老家。其实我觉得从结果可以倒推原因，楚人要是没有干什么叛逆之事，估计不会遭此厄运，而起他们虎踞嵩山，东边还有大量未消灭殆尽的东夷可以引以外援，不得以远遁蛮夷之地，其中必有苦情。

如果说秦于楚都是军事殖民集团与当地人民融合而成我觉得也说不通。从后世的中原统治策略来看，基本上无力统治区域用封赏，影响范围设置流官，直接统治范围设立郡县。而秦楚根本没有任何外封，流官之类，全是最先进的类郡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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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扯了那么多，说点正题的，我觉得楼主应该加上一个标尺：

三代之前的民族观念；
夏商周的民族观念；
秦汉的民族观念。

因为秦统一六国之后，并未歧视他国人民，而是统称天下之民为黔首，这样一来，就彻底的消除了华夏民族自三代以来，残存的一点由族际区别产生的”国人“区别。这点的影响力之大，可以从刘邦约法三章而秦人大悦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楚人来统治我们的思想出现，当然诸夏内部相互之间，一直以来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等区别都是很小的。

不知道楼主您怎么看呢？

周当时之所以不封赏楚，那根本原因是他第一个跳出来要称王，不是说他是蛮夷吧？

首先楚是祝融氏后裔这个 ...
因为本篇侧重于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先秦／秦汉时期只能稍加提及，而且本人能力有限，先秦历史真不善长

【楚狂人】 发表于 2013-2-11 21:57
因为本篇侧重于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先秦／秦汉时期只能稍加提及，而且本人能力有限，先秦历史真不善长
楼主还是发在原创历史板块吧 不应该发在这里啊

浪荡农夫 发表于 2013-2-12 06:55
楼主还是发在原创历史板块吧 不应该发在这里啊
原创历史板块太冷清了

历史版块不算冷清，这里人气虽高，但如果对此类话题不够感兴趣，要么打酱油，要么灌水，容易毁了你的帖子。

灌水也是艺术 发表于 2013-2-12 17:04
历史版块不算冷清，这里人气虽高，但如果对此类话题不够感兴趣，要么打酱油，要么灌水，容易毁了你的帖子。
多谢关注

转 历史板块吧那里高人不少也算热闹

好看啊，希望作者能写完啊

【楚狂人】 发表于 2013-2-11 21:57
因为本篇侧重于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先秦／秦汉时期只能稍加提及，而且本人能力有限，先秦历史真不善长
哦？我的意思就是楼主你的意思分古代和现代，我觉得古代也要分层讨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观

人工置顶吧。就喜欢这种比较“冷门”的历史研究啊。

还是乱邦手笔大

{:soso_e100:}

楼主莫怪，这贴是我厚着脸皮去求回来，觉得还是放回来我们历史区比较好，毕竟这样的题材在历史区会引起更多的共鸣。

巍巍大楚，，北拒中原，雄霸南方八百年

楼主不要小看历史区的人气。同样是连载，你可以看一下本区“夜空下的十字架——关于基督教兴衰的一点历史”一帖的点击和回复。只要你持续更新，关注的人一定会更多，回帖质量也会更高。欢迎常来历史区

民族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血统上的，然也。

华夏冉闵 发表于 2013-2-25 16:33
楼主莫怪，这贴是我厚着脸皮去求回来，觉得还是放回来我们历史区比较好，毕竟这样的题材在历史区会引起更多 ...
承蒙版主厚爱，可惜最近忙于工作，不能及时更新了

【楚狂人】 发表于 2013-3-4 23:01
承蒙版主厚爱，可惜最近忙于工作，不能及时更新了
没事，大家都很喜欢您的文章，您有空就更新好了，最后看看大家的意见，如果没有太大的争议，可以把现在的二级精华升级为三级精华

确实好文啊，学习了不少。不过对里面尺寸的介绍有点疑问，您文中的尺是现代的度还是古代的度，如果是古代的话，一尺只有不到25厘米，那文中3尺就不到一米了，古人常说七尺男儿也就175厘米了。

楼主开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