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之西晋灭亡zzz-超级军网

有人说，读史者，不可不怀悲天悯人之胸怀。 　　深以为然。 　　一般来说，文中凡有"语焉不详"之处，大都为我思虑不周之故。不过如果读者愿意理解为我之故意或者迫不得已有所隐瞒，也许更能有所收获。 　　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声明如下： 　　本文首发于时寒冰先生的《中国》。 　　我的联系信箱，<a href="mailto:qian_nian@hotmail.com">qian_nian@hotmail.com</a> 　　欢迎任意转贴，但请注明出处，谢谢。  五胡之西晋灭亡 1.前言  　　五胡的提法，我是极不情愿的。　　不管二十四史如何说，谁是正统，谁是蛮夷。可是事实上，五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祖先，今天还以五胡的叫法，实在难以接受。   　　可是中国传统的影响力这么深远。不用五胡这个词，我又想不出别的词代替，还有哪个词能像"五胡"一样，一提起来人们就能想起中国的那段历史，又能反映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冲突的特点呢？  　　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继续援引"五胡"的说法，但并不等于我赞成这种态度。我们先简单的看五胡的历史。  　　304年，巴氐李雄建立成汉帝国，五胡史正式开始计时。 　　316年，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十六国结束。 　　其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南北对峙，南北朝开始。 　　589年，继承北方霸业的隋帝国大军扫荡江南故陈帝国残余势力。江南、岭南诸州郡归降隋帝国，陈帝国灭亡。 　　至此，北朝并吞南朝，南北朝结束，隋帝杨坚统一中国。　大随帝国正式开始，五胡史结束。   　　从304年到589年，将近300年的历史里，基本上一直是少数民族占据北方，汉族占据南方，最终的结果北方征服了南方。　　这段历史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能够说完整。我的计划是从西晋灭亡谈起，一共写上四到六篇，以总结归纳的形式，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分析，各篇有一定联系，但是独立成篇。  　　我试图从大历史角度来把握，而不是按历史的发展来写。这样的文章对作者的学问要求比较高，而我既是外行，又没有时间来准备，只能做到尽力而为，勉强成文，所以也更需要同好者的批评和指正。  　　我强调一点的是，任何的批评和指导，即算是与我不能达成共识的批评，对我而言，也比我的所有文章要有价值。　　我写的并不是史书，只是谈历史性质的随笔散文。  　　我尽量做到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引用史书中的原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文章中通篇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仅仅只是表达我的看法，根本上还是属于我的主观臆断，阅读者请谨慎对待。  　　如果文章能使人有所启发和思考，那是我的本意，但如果有人以为这就是真实历史，那是我表达的失败。 2.序 　　三国演义最后一章。 　　（晋军）迁吴主皓赴洛阳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见晋帝。帝赐坐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至此，三国归晋，长达数十年军阀割据、中原混战的局面结束。   　　然而谁会想到，这不过是个短暂的统一和安定，过不了多久，中国大地上将展开长达三百年之久，更为惨烈的分裂和争端。 　那三百年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太多的暴君和太多的屠杀，民族矛盾以最为强烈的形式尖锐对立。少数民族的英雄们纵横在中国的北方，被视为正统的晋朝只能流落到昔日东吴的位置，保全一片甚至比当年东吴还小的地盘，苟延残喘。  　　这时想起孙皓那句话，"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竟仿佛是一语成谶。莫非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司马氏的后人要到南方去维持自己的政权？的确，这样的结论对于坐井观天的人来说，也许就能满足了。　　然而，我们都知道，孙皓不是预言家，虽然他的口才很好。   　　贾充曾经问孙皓曰："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贾充是什么人？司马昭、司马炎的亲信，司马衷的岳父，曾经逼曹奂修禅坛，禅位给司马炎的人物，位高权重，厚颜无耻，居然还会"默然甚愧"，可见孙皓口舌之利。　　相比刘禅来说，当初司马昭责后主曰："公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后主面如土色，不知所为。以及千古传颂的"乐不思蜀"这些刘禅的拿手好戏，孙皓可算是能干得多。　　不过孙皓的这些能干，都用在了大兴土木、酷溺酒色、奢侈无度和凶暴日甚上。   　　史书记载，正是"吴主皓每宴群臣，皆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纠弹官。宴罢之后，各奏过失，有犯者或剥其面，或凿其眼。由是国人大惧"，才使得晋朝的边疆大臣以为良机不可失，进言伐吴，司马炎在张华的支持下，终于拿定主意出兵，最终突破长江天险，将东吴版图收为己有的。　　刘禅和孙皓，一个弱智，一个能干，都是亡国之君，一西，一东，倒是相得益彰。   　　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胜利者司马炎面前，孙皓居然还会说出这么有胆气的话来。更使我奇怪的是，司马炎听到了这句话，竟然会大笑。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尔读另一篇历史考证，其中指出，所谓的"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实际上省略了两个字，完整的句子应该是"皓（指之）对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真实情况是：孙皓指着司马炎的皇位，谄媚地说：其实我在南方就给殿下您设好了这个位置，一直等着您的光临呢。    　　然后我们再把三国演义里那段话看全。帝赐坐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帝大笑。原来， "帝大笑"是这么回事。这下就很容易理解了。听到孙皓这么讨好的话，"帝"当然会"大笑"了，不要说"帝大笑"，那坐在下面的孙皓也是在笑。即算是今天，我再次读起这段话时，也忍不住会心微笑：毕竟还是孙皓会做人，不服不行。   　　是为序。然而，接下来的亡国史，就不会有这么轻松了。  3.祸根深埋 　　我们看三国，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争霸天下的英雄豪杰身上，却很少关注导致将近三百年五胡之乱的隐患。引红楼梦秦可卿的一句判词。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纵观西晋灭亡、五胡乱华，实在和三国时期的祸根深种有莫大关系。156年时候，即东汉永寿二年，中国人口大约是5649万，但是到280年，即晋太康元年，中国人口1616万，人口骤减3000多万。站在西晋的角度看，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致命打击的开始。  　　东汉末年，戚宦纷争、党锢之祸本已使政局极端动荡不安，而严重的土地兼并令使得贫者无立锥之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绝境。再加上各地水、旱、蝗、风、瘟疫等天灾连绵不断，以致流民暴动时有发生。   　　《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董卓当权时期，已经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的局面。 　　《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 　　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 　　《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七哀诗》中对汉末现实有真实写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一代枭雄曹操，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东汉末年的大战乱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而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相反对少数民族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这个时候，少数民族已经迁入中原地带，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这样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入，到西晋时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入驻中原。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考证出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比例。   　　汉族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中原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自然就会产生民族融合的问题，这也是五胡十六国成因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对立起来。看看那时候的汉人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的吧。为了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统治者开始有意识的引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   　　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其时关中戎狄有四百万人口，可见比例惊人。而且他们大都是沦为奴隶的命运。   　　这么多少数民族是怎么到关中的呢？三国时期，中原的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是压迫和利用，这个时期更是积累了深重的民族矛盾。回顾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其中提到过"西和诸戎，南抚彝、越"。"西和诸戎"，实质上就是和西北地区的氐，羌交好，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马超的利用上。    　　马超之父马腾的母亲是羌女，而且马腾将军长期在氐羌的聚居区内驻屯，所以马超家族在氐、羌很有威信。马超曾经数次起兵攻击曹操，有"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    　　蜀汉拉拢马超后，蜀军北伐，就有氐酋雷定等统率七部万余部落响应。此后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都把氐、羌作为其伐魏的补充力量。如果说蜀汉对氐、羌是利用的关系，魏国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强行迁居了。    　　马超战败后，曹操"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抚军所典是也。其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刘备夺取汉中后，曹操"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杨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镪负而随之。""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遂讨羌迷当等，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   　　可以看到，曹操失去汉中后，是以关中为基地对抗蜀汉，但是关中历经董卓、李催等人长期的破坏，早已变成一片废墟，要恢复汉中昔日的荣光，要使汉中承当起对抗蜀汉的总基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长期的建设，而这个时候的关中人口锐减，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找到这么多苦力，于是魏国从迁徙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关中。   　　可想而知，这样的强行迁徙对少数民族是十分残酷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大概也和近代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一样悲惨吧。只是汉人正统的史学家对这点一直记载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今天我们只能靠史学家们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们的处境了。    　　244年，魏国伐蜀的时候。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那时少数民族已经被强行迁徙于关中，并且开始承当起巨大的军费开支了。即算是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纵然是我们今天看三国演义，对少数民族的遭遇一样抱以冷漠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的把他们当成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蛮夷，当成可以任意鞭打凌辱、利用玩弄的奴隶。在中原遭遇他们的侵犯时，我们把他们当成为祸中国的灾星，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却不反省自己的原因。大量的引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且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这些就是五胡乱华在三国时期深埋的隐患。我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五胡十六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屠杀，杀得如此的残忍和惨烈，即使是今天读史书都能让人喘不过气来。    　　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少数民族会将汉人恨得那么深。这时才有所了解，原来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这些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消失了，有的被杀光了，有的融入了汉族，五胡之后的隋唐继承了民族融合后的优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引以为自豪的文明。然而又怎么样呢？    　　盛唐也没多久，马上就陷入了民族矛盾之争的安史之乱，继承正统的宋朝一直被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欺凌，最后被蒙古人征服，好不容易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击败了其他的汉人起义军，重建汉人王朝，可是江山最后又被白山黑水的满人夺了过去。当我们终于把满人皇帝当成中国圣君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了。而我们好不容易忘怀了脑后那根辫子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狠狠教训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也许，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去了的，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重要的是以后。 　　可是，到今天我们改变了自以为是的偏见了吗？千年的陋习还是阴魂不散，飘荡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于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难道，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次教训吗？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这些。  　　我们不是天朝大国，我们不是世界中心，我们只是世界上一个普通的民族。们需要的是共同和平的进步，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冷静的自强，我们需要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需要的是自我反省的思考，我们需要的是摒弃传统的糟粕，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先进的理念，我们需要的是发扬文化的精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12:10:34编辑过]

有人说，读史者，不可不怀悲天悯人之胸怀。 　　深以为然。 　　一般来说，文中凡有"语焉不详"之处，大都为我思虑不周之故。不过如果读者愿意理解为我之故意或者迫不得已有所隐瞒，也许更能有所收获。 　　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声明如下： 　　本文首发于时寒冰先生的《中国》。 　　我的联系信箱，<a href="mailto:qian_nian@hotmail.com">qian_nian@hotmail.com</a> 　　欢迎任意转贴，但请注明出处，谢谢。  五胡之西晋灭亡 1.前言  　　五胡的提法，我是极不情愿的。　　不管二十四史如何说，谁是正统，谁是蛮夷。可是事实上，五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祖先，今天还以五胡的叫法，实在难以接受。   　　可是中国传统的影响力这么深远。不用五胡这个词，我又想不出别的词代替，还有哪个词能像"五胡"一样，一提起来人们就能想起中国的那段历史，又能反映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冲突的特点呢？  　　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继续援引"五胡"的说法，但并不等于我赞成这种态度。我们先简单的看五胡的历史。  　　304年，巴氐李雄建立成汉帝国，五胡史正式开始计时。 　　316年，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十六国结束。 　　其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南北对峙，南北朝开始。 　　589年，继承北方霸业的隋帝国大军扫荡江南故陈帝国残余势力。江南、岭南诸州郡归降隋帝国，陈帝国灭亡。 　　至此，北朝并吞南朝，南北朝结束，隋帝杨坚统一中国。　大随帝国正式开始，五胡史结束。   　　从304年到589年，将近300年的历史里，基本上一直是少数民族占据北方，汉族占据南方，最终的结果北方征服了南方。　　这段历史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能够说完整。我的计划是从西晋灭亡谈起，一共写上四到六篇，以总结归纳的形式，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分析，各篇有一定联系，但是独立成篇。  　　我试图从大历史角度来把握，而不是按历史的发展来写。这样的文章对作者的学问要求比较高，而我既是外行，又没有时间来准备，只能做到尽力而为，勉强成文，所以也更需要同好者的批评和指正。  　　我强调一点的是，任何的批评和指导，即算是与我不能达成共识的批评，对我而言，也比我的所有文章要有价值。　　我写的并不是史书，只是谈历史性质的随笔散文。  　　我尽量做到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引用史书中的原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文章中通篇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仅仅只是表达我的看法，根本上还是属于我的主观臆断，阅读者请谨慎对待。  　　如果文章能使人有所启发和思考，那是我的本意，但如果有人以为这就是真实历史，那是我表达的失败。 2.序 　　三国演义最后一章。 　　（晋军）迁吴主皓赴洛阳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见晋帝。帝赐坐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至此，三国归晋，长达数十年军阀割据、中原混战的局面结束。   　　然而谁会想到，这不过是个短暂的统一和安定，过不了多久，中国大地上将展开长达三百年之久，更为惨烈的分裂和争端。 　那三百年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太多的暴君和太多的屠杀，民族矛盾以最为强烈的形式尖锐对立。少数民族的英雄们纵横在中国的北方，被视为正统的晋朝只能流落到昔日东吴的位置，保全一片甚至比当年东吴还小的地盘，苟延残喘。  　　这时想起孙皓那句话，"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竟仿佛是一语成谶。莫非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司马氏的后人要到南方去维持自己的政权？的确，这样的结论对于坐井观天的人来说，也许就能满足了。　　然而，我们都知道，孙皓不是预言家，虽然他的口才很好。   　　贾充曾经问孙皓曰："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贾充是什么人？司马昭、司马炎的亲信，司马衷的岳父，曾经逼曹奂修禅坛，禅位给司马炎的人物，位高权重，厚颜无耻，居然还会"默然甚愧"，可见孙皓口舌之利。　　相比刘禅来说，当初司马昭责后主曰："公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后主面如土色，不知所为。以及千古传颂的"乐不思蜀"这些刘禅的拿手好戏，孙皓可算是能干得多。　　不过孙皓的这些能干，都用在了大兴土木、酷溺酒色、奢侈无度和凶暴日甚上。   　　史书记载，正是"吴主皓每宴群臣，皆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纠弹官。宴罢之后，各奏过失，有犯者或剥其面，或凿其眼。由是国人大惧"，才使得晋朝的边疆大臣以为良机不可失，进言伐吴，司马炎在张华的支持下，终于拿定主意出兵，最终突破长江天险，将东吴版图收为己有的。　　刘禅和孙皓，一个弱智，一个能干，都是亡国之君，一西，一东，倒是相得益彰。   　　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胜利者司马炎面前，孙皓居然还会说出这么有胆气的话来。更使我奇怪的是，司马炎听到了这句话，竟然会大笑。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尔读另一篇历史考证，其中指出，所谓的"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实际上省略了两个字，完整的句子应该是"皓（指之）对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真实情况是：孙皓指着司马炎的皇位，谄媚地说：其实我在南方就给殿下您设好了这个位置，一直等着您的光临呢。    　　然后我们再把三国演义里那段话看全。帝赐坐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帝大笑。原来， "帝大笑"是这么回事。这下就很容易理解了。听到孙皓这么讨好的话，"帝"当然会"大笑"了，不要说"帝大笑"，那坐在下面的孙皓也是在笑。即算是今天，我再次读起这段话时，也忍不住会心微笑：毕竟还是孙皓会做人，不服不行。   　　是为序。然而，接下来的亡国史，就不会有这么轻松了。  3.祸根深埋 　　我们看三国，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争霸天下的英雄豪杰身上，却很少关注导致将近三百年五胡之乱的隐患。引红楼梦秦可卿的一句判词。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纵观西晋灭亡、五胡乱华，实在和三国时期的祸根深种有莫大关系。156年时候，即东汉永寿二年，中国人口大约是5649万，但是到280年，即晋太康元年，中国人口1616万，人口骤减3000多万。站在西晋的角度看，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致命打击的开始。  　　东汉末年，戚宦纷争、党锢之祸本已使政局极端动荡不安，而严重的土地兼并令使得贫者无立锥之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绝境。再加上各地水、旱、蝗、风、瘟疫等天灾连绵不断，以致流民暴动时有发生。   　　《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董卓当权时期，已经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的局面。 　　《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 　　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 　　《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七哀诗》中对汉末现实有真实写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一代枭雄曹操，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东汉末年的大战乱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而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相反对少数民族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这个时候，少数民族已经迁入中原地带，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这样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入，到西晋时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入驻中原。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考证出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比例。   　　汉族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中原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自然就会产生民族融合的问题，这也是五胡十六国成因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对立起来。看看那时候的汉人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的吧。为了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统治者开始有意识的引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   　　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其时关中戎狄有四百万人口，可见比例惊人。而且他们大都是沦为奴隶的命运。   　　这么多少数民族是怎么到关中的呢？三国时期，中原的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是压迫和利用，这个时期更是积累了深重的民族矛盾。回顾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其中提到过"西和诸戎，南抚彝、越"。"西和诸戎"，实质上就是和西北地区的氐，羌交好，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马超的利用上。    　　马超之父马腾的母亲是羌女，而且马腾将军长期在氐羌的聚居区内驻屯，所以马超家族在氐、羌很有威信。马超曾经数次起兵攻击曹操，有"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    　　蜀汉拉拢马超后，蜀军北伐，就有氐酋雷定等统率七部万余部落响应。此后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都把氐、羌作为其伐魏的补充力量。如果说蜀汉对氐、羌是利用的关系，魏国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强行迁居了。    　　马超战败后，曹操"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抚军所典是也。其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刘备夺取汉中后，曹操"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杨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镪负而随之。""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遂讨羌迷当等，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   　　可以看到，曹操失去汉中后，是以关中为基地对抗蜀汉，但是关中历经董卓、李催等人长期的破坏，早已变成一片废墟，要恢复汉中昔日的荣光，要使汉中承当起对抗蜀汉的总基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长期的建设，而这个时候的关中人口锐减，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找到这么多苦力，于是魏国从迁徙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关中。   　　可想而知，这样的强行迁徙对少数民族是十分残酷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大概也和近代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一样悲惨吧。只是汉人正统的史学家对这点一直记载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今天我们只能靠史学家们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们的处境了。    　　244年，魏国伐蜀的时候。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那时少数民族已经被强行迁徙于关中，并且开始承当起巨大的军费开支了。即算是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纵然是我们今天看三国演义，对少数民族的遭遇一样抱以冷漠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的把他们当成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蛮夷，当成可以任意鞭打凌辱、利用玩弄的奴隶。在中原遭遇他们的侵犯时，我们把他们当成为祸中国的灾星，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却不反省自己的原因。大量的引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且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这些就是五胡乱华在三国时期深埋的隐患。我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五胡十六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屠杀，杀得如此的残忍和惨烈，即使是今天读史书都能让人喘不过气来。    　　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少数民族会将汉人恨得那么深。这时才有所了解，原来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这些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消失了，有的被杀光了，有的融入了汉族，五胡之后的隋唐继承了民族融合后的优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引以为自豪的文明。然而又怎么样呢？    　　盛唐也没多久，马上就陷入了民族矛盾之争的安史之乱，继承正统的宋朝一直被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欺凌，最后被蒙古人征服，好不容易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击败了其他的汉人起义军，重建汉人王朝，可是江山最后又被白山黑水的满人夺了过去。当我们终于把满人皇帝当成中国圣君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了。而我们好不容易忘怀了脑后那根辫子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狠狠教训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也许，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去了的，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重要的是以后。 　　可是，到今天我们改变了自以为是的偏见了吗？千年的陋习还是阴魂不散，飘荡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于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难道，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次教训吗？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这些。  　　我们不是天朝大国，我们不是世界中心，我们只是世界上一个普通的民族。们需要的是共同和平的进步，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冷静的自强，我们需要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需要的是自我反省的思考，我们需要的是摒弃传统的糟粕，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先进的理念，我们需要的是发扬文化的精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12:10:34编辑过]

4.最后盛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开篇这句总结性的话很有博弈论的风格。但是却没有说清楚一件事：当"分久"而最终"合"的时候，是否一定是"久合"呢？ 　　司马炎在位期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三国演义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然而谁又曾料想到，这不过是更长时间分裂动乱之前短暂的统一和平而已。然，司马炎能够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想当然的认为曹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分封诸王，宗室削弱的结果，所以他才能从孤儿寡母手中轻取江山。现在司马炎自己当皇帝了，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悲剧的重演。固然司马炎他本人从曹魏的孤儿寡母手上来得痛快，可是想到别人如果争相效仿，再从他司马氏手中取得政权，那可是大大的不妙。 　　于是，晋武帝一即位，就把司马氏家族的子弟大肆封王，并且让他们拥有军队，抽取赋税。一些同姓王更是担任地方重镇的军政长官或是中央军队的统领。晋武帝的本意是想借此巩固晋室的统治，希望他们能够在危机的时候誓死捍卫他晋家王朝。谁知适得其反，此举非但没有有助于西晋，反而因为宗王势大，埋下"八王之乱"的祸根，导致了西晋的速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明种下去的是豆子，还以为是个西瓜，此一相情愿，徒惹后世笑也。时人评价司马炎是"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这位"超世之才"于280年灭吴, 统一全国。10年后，病逝，紧接着是16年的八王之乱。316年，遣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在历史上，统一全国而又如此短命的王朝，大概也不多了。 　　总的来说，司马炎时期的君臣们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不过，这也只是他们最后的盛宴而已。当然，总有几个"杞人忧天"的家伙在鼓噪。也许看待那"最后的盛宴"需要从欣赏的角度罢。 　　不妨先来看看《世说新语》的几个故事。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石崇，就是那位用蜡烛做材烧的大富翁。 　　这里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个叫王恺的皇亲国戚很不服气石崇，靠着皇帝的支持，搞了一棵世所罕见的高二尺的珊瑚树，很是得意，把京城的大官们都叫过来炫耀，想在石崇面前威风一把。石崇跑过来一看，想也没想，拿过一个铁如意就把珊瑚树给打碎了。王恺当时又气又心痛，想你石崇也太不义道了，你没有这个宝贝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打碎了我的，那时候王恺是脸色铁青，说出口的话也不太好听。石崇倒是满不在乎，对王恺说：您老人家不要再伤心了，我赔给你就是。于是要手下人把自己家里的珊瑚树拿过来，让王恺挑选。王恺这一看，登时傻眼了。石崇随随便便拿出来的珊瑚树，其中高三、四尺，而且流光溢彩的都有六、七株，像皇帝给王恺的那种低级货色，更是多的数不胜数。于是王恺这下子脸丢大了，自知财力远远不及，"惘然自失"，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厕所就是石崇家里的另外一个得意之作。想想看，上个厕所都有十来个美女伺候着，小便一次还要换一身衣服，这在当时可是吓煞不少正人君子，甚至有的人纵有"三急"也宁愿憋着，不敢享受这个规格如此高档的厕所。 　　然而世界上总有不信邪的人物，王大将军粉墨登场了。王大将军，王敦。后来东晋"王司马，共天下"的铁血大将，手握重兵。东晋时候如果他不是突然病死，只怕南方的天下都改姓王了。这位王大将军毫不犹豫"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这下可轮到石崇家那些见过世面的群婢惊讶了，"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石崇和王敦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故事。汰侈篇》记载。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指王导，东晋中兴名臣，王敦堂弟）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好个"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好个"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我不知道这场酒会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如果王敦坚持不肯饮酒，石崇是否还会继续杀下去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没有说。但是我想，石崇会继续杀掉那些美女，王敦也会继续坚持不饮的。最后很有可能的是，最不善饮的王导出面代饮，下了这个台阶。 　　仅仅因为某人不肯喝酒，就要累及这么多无辜的人被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那些美女不是人吗？他们死了后家人怎么办？会怎么办？能怎么办？然而，这还不是那个时代最骇人听闻的。怕的是冷漠，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冷漠。纵然是后来身为东晋中兴名臣的王导，也没有一句话指责石崇。 　　当然，更没有人提起"人命关天"之类在酒桌上扫兴的话了。那个时代，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吧。虽然石崇最后因财召祸，身首异处，荣华富贵，转眼如梦幻，如泡影，回想他波澜壮阔之一生，只怕颇有感慨，可惜没有在临死前留下一句警言告诫后人。不过说了又怎么样，谁会听呢？ 　　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不过是骄人富贵，谁还会替古人担忧。也许我们更应该站在欣赏的角度看待那些真实的故事罢。就像今天某些人专门去喝汤一样，大滋大补啊。有钱人的思维又怎么能够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呢？所以我们需要的只是努力成为有钱人而已。 　　以为有人能够怡然于非人间的残忍，应该是会有报应，有天谴的。如果老天爷也置之不理，那就该轮到人来替天行道（这里说替天行道的人不是那些站在安全的地方，自我标榜自以为是，口诛笔伐恶毒攻击他人的那种，这种人的明显特征是：当真正的罪行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却一言不发），如果整个国家无论君、臣、民，都没有谴责的声音，一味放任自流，必将导致国家的灭亡，或许这才是上天惩罚的深意吧。 　　一直很讶异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司马炎也不是一个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司马炎曾经不无得意地问刘毅（东晋刚正不阿的大臣），"朕可方汉之何帝"，言下之意是希望刘毅能拿汉高祖之类的圣君来恭维恭维自己。哪知刘毅说出了一番令所有大臣都变色的话来。"可方桓、灵"。竟然直接将司马炎比作东汉有名的昏君。 　　可是司马炎能够忍受，居然还笑着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认为自己虽然比不上古代的圣君，但是至少能够一统天下，说是像桓、灵一样的昏君未免有些过分了。哪知道刘毅不顺着这个台阶下，反而继续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意思是说，桓、灵卖官，还只是把钱放到官库里，可是司马炎卖官，钱都放到自己私人仓库里去了，比起桓、灵来甚至都不如了。 　　这番指责话说得很重，而且都有所过了。司马炎却表现得更好，他大笑着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一方面为自己解嘲，另一方面也狠狠地赞扬了刘毅一把。虽然是拐着弯夸自己，但是能这么说，作为君主来说已经十分难得了，这种器量不会逊色唐太宗于魏征了。 　　这场忠臣直谏，皇帝笑纳的好戏固然是圆满收场。但是却没有了下文，问题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现在想来，司马炎也算是有作为的君主。也许他认为这是维持司马家政局平稳的必要手段罢。那些权臣官僚们一个个耽于酒色财气，都只知道攀比斗富，总比一个个虎视眈眈望着皇帝的位置要来的安全一些，让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也是必要的代价嘛。 　　于是司马炎能够宽容忠臣直言，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政策，纵容奢靡攀比的社会风气，就很好理解了。或许他一直生活在篡位的阴影之下吧。经济要发展，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嘛。体制要改革，贪污腐化是必须经过的过程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改顺其自然，只要抱着坚定的信念，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要实现共同富裕，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一点儿也不奇怪。 　　郭钦又是另外一个杞人忧天的家伙。他曾经上奏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飚忽南来，不三日可至孟津，恐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与惠帝时期江统的《徙戎论》意思差不多，都是少有的先见之明） 　　而司马炎看了数行，就嗤然笑道："古云杞人忧天，大约如此"。当然也就不予理会。谁知"五胡"之患最后竟然不幸言中。固然迁徙所谓"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重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一句"杞人忧天"说起来的确是高论，只是后人消受不起。没过多少年，这个"天"可是真正塌了。 　　司马炎还有一个对西晋杰出的贡献，那就是立下了白痴太子做接班人。司马炎还是有考虑的，据说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圣孙"。有一天，皇孙遹在一边陪伴司马炎，突然听说宫外起火了，司马炎左右的太监和宫女们都惊惶失措，司马炎就准备上楼看看怎么回事，皇孙遹就牵住司马炎的衣角，不让司马炎上楼。武帝就问他为什么，那位皇孙遹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昏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使火光照见人主。"司马炎听到不由得点头赞赏。等到火被扑灭，四处宁静，司马炎越发以为皇孙遹"为奇儿"。当时，皇孙遹才五岁，史称"颖悟绝伦" 。 　　皇孙遹的长相很像宣帝司马懿，司马炎估计着将来"将来必能纂承大统"。所以惠帝是个白痴，司马炎不是不知道，"只因遹生性敏慧，有恃无恐"而已。　然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这位皇孙长大后，偏好作屠夫，自己不能出去，就让手下的宫女太监们一个人扮成集市里买菜卖菜的，自己挑了个肉担子，专门给人割肉，据说其手艺之好，到了"手揣斤两，轻重不差"的地步。他的其他胡作非为，自不在话下，后来被贾后找了个机会给杀掉了。提到这一段记载，又不由得有些好笑。 　　曾读过《康熙大帝》，那里面提到，我们的千古一帝在选继承人的时候，询问过桐城派大师方苞的意见，最后方苞一句"选圣孙，可保三代"（大意如此）的话，使康熙下定决心，于是因为乾隆的小时聪明，雍正就中了大奖。康熙困惑多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搞得还煞有其事，像真的一样。皇孙聪明？怎么不看看司马炎的皇孙？就像我们今天看的，以为是正剧，其实是闹剧一样，西晋灭亡也在这一场场酷似正剧的闹剧中拉开了帷幕。 

4.最后盛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开篇这句总结性的话很有博弈论的风格。但是却没有说清楚一件事：当"分久"而最终"合"的时候，是否一定是"久合"呢？ 　　司马炎在位期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三国演义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然而谁又曾料想到，这不过是更长时间分裂动乱之前短暂的统一和平而已。然，司马炎能够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想当然的认为曹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分封诸王，宗室削弱的结果，所以他才能从孤儿寡母手中轻取江山。现在司马炎自己当皇帝了，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悲剧的重演。固然司马炎他本人从曹魏的孤儿寡母手上来得痛快，可是想到别人如果争相效仿，再从他司马氏手中取得政权，那可是大大的不妙。 　　于是，晋武帝一即位，就把司马氏家族的子弟大肆封王，并且让他们拥有军队，抽取赋税。一些同姓王更是担任地方重镇的军政长官或是中央军队的统领。晋武帝的本意是想借此巩固晋室的统治，希望他们能够在危机的时候誓死捍卫他晋家王朝。谁知适得其反，此举非但没有有助于西晋，反而因为宗王势大，埋下"八王之乱"的祸根，导致了西晋的速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明种下去的是豆子，还以为是个西瓜，此一相情愿，徒惹后世笑也。时人评价司马炎是"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这位"超世之才"于280年灭吴, 统一全国。10年后，病逝，紧接着是16年的八王之乱。316年，遣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在历史上，统一全国而又如此短命的王朝，大概也不多了。 　　总的来说，司马炎时期的君臣们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不过，这也只是他们最后的盛宴而已。当然，总有几个"杞人忧天"的家伙在鼓噪。也许看待那"最后的盛宴"需要从欣赏的角度罢。 　　不妨先来看看《世说新语》的几个故事。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石崇，就是那位用蜡烛做材烧的大富翁。 　　这里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个叫王恺的皇亲国戚很不服气石崇，靠着皇帝的支持，搞了一棵世所罕见的高二尺的珊瑚树，很是得意，把京城的大官们都叫过来炫耀，想在石崇面前威风一把。石崇跑过来一看，想也没想，拿过一个铁如意就把珊瑚树给打碎了。王恺当时又气又心痛，想你石崇也太不义道了，你没有这个宝贝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打碎了我的，那时候王恺是脸色铁青，说出口的话也不太好听。石崇倒是满不在乎，对王恺说：您老人家不要再伤心了，我赔给你就是。于是要手下人把自己家里的珊瑚树拿过来，让王恺挑选。王恺这一看，登时傻眼了。石崇随随便便拿出来的珊瑚树，其中高三、四尺，而且流光溢彩的都有六、七株，像皇帝给王恺的那种低级货色，更是多的数不胜数。于是王恺这下子脸丢大了，自知财力远远不及，"惘然自失"，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厕所就是石崇家里的另外一个得意之作。想想看，上个厕所都有十来个美女伺候着，小便一次还要换一身衣服，这在当时可是吓煞不少正人君子，甚至有的人纵有"三急"也宁愿憋着，不敢享受这个规格如此高档的厕所。 　　然而世界上总有不信邪的人物，王大将军粉墨登场了。王大将军，王敦。后来东晋"王司马，共天下"的铁血大将，手握重兵。东晋时候如果他不是突然病死，只怕南方的天下都改姓王了。这位王大将军毫不犹豫"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这下可轮到石崇家那些见过世面的群婢惊讶了，"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石崇和王敦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故事。汰侈篇》记载。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指王导，东晋中兴名臣，王敦堂弟）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好个"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好个"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我不知道这场酒会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如果王敦坚持不肯饮酒，石崇是否还会继续杀下去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没有说。但是我想，石崇会继续杀掉那些美女，王敦也会继续坚持不饮的。最后很有可能的是，最不善饮的王导出面代饮，下了这个台阶。 　　仅仅因为某人不肯喝酒，就要累及这么多无辜的人被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那些美女不是人吗？他们死了后家人怎么办？会怎么办？能怎么办？然而，这还不是那个时代最骇人听闻的。怕的是冷漠，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冷漠。纵然是后来身为东晋中兴名臣的王导，也没有一句话指责石崇。 　　当然，更没有人提起"人命关天"之类在酒桌上扫兴的话了。那个时代，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吧。虽然石崇最后因财召祸，身首异处，荣华富贵，转眼如梦幻，如泡影，回想他波澜壮阔之一生，只怕颇有感慨，可惜没有在临死前留下一句警言告诫后人。不过说了又怎么样，谁会听呢？ 　　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不过是骄人富贵，谁还会替古人担忧。也许我们更应该站在欣赏的角度看待那些真实的故事罢。就像今天某些人专门去喝汤一样，大滋大补啊。有钱人的思维又怎么能够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呢？所以我们需要的只是努力成为有钱人而已。 　　以为有人能够怡然于非人间的残忍，应该是会有报应，有天谴的。如果老天爷也置之不理，那就该轮到人来替天行道（这里说替天行道的人不是那些站在安全的地方，自我标榜自以为是，口诛笔伐恶毒攻击他人的那种，这种人的明显特征是：当真正的罪行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却一言不发），如果整个国家无论君、臣、民，都没有谴责的声音，一味放任自流，必将导致国家的灭亡，或许这才是上天惩罚的深意吧。 　　一直很讶异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司马炎也不是一个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司马炎曾经不无得意地问刘毅（东晋刚正不阿的大臣），"朕可方汉之何帝"，言下之意是希望刘毅能拿汉高祖之类的圣君来恭维恭维自己。哪知刘毅说出了一番令所有大臣都变色的话来。"可方桓、灵"。竟然直接将司马炎比作东汉有名的昏君。 　　可是司马炎能够忍受，居然还笑着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认为自己虽然比不上古代的圣君，但是至少能够一统天下，说是像桓、灵一样的昏君未免有些过分了。哪知道刘毅不顺着这个台阶下，反而继续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意思是说，桓、灵卖官，还只是把钱放到官库里，可是司马炎卖官，钱都放到自己私人仓库里去了，比起桓、灵来甚至都不如了。 　　这番指责话说得很重，而且都有所过了。司马炎却表现得更好，他大笑着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一方面为自己解嘲，另一方面也狠狠地赞扬了刘毅一把。虽然是拐着弯夸自己，但是能这么说，作为君主来说已经十分难得了，这种器量不会逊色唐太宗于魏征了。 　　这场忠臣直谏，皇帝笑纳的好戏固然是圆满收场。但是却没有了下文，问题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现在想来，司马炎也算是有作为的君主。也许他认为这是维持司马家政局平稳的必要手段罢。那些权臣官僚们一个个耽于酒色财气，都只知道攀比斗富，总比一个个虎视眈眈望着皇帝的位置要来的安全一些，让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也是必要的代价嘛。 　　于是司马炎能够宽容忠臣直言，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政策，纵容奢靡攀比的社会风气，就很好理解了。或许他一直生活在篡位的阴影之下吧。经济要发展，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嘛。体制要改革，贪污腐化是必须经过的过程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改顺其自然，只要抱着坚定的信念，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要实现共同富裕，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一点儿也不奇怪。 　　郭钦又是另外一个杞人忧天的家伙。他曾经上奏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飚忽南来，不三日可至孟津，恐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与惠帝时期江统的《徙戎论》意思差不多，都是少有的先见之明） 　　而司马炎看了数行，就嗤然笑道："古云杞人忧天，大约如此"。当然也就不予理会。谁知"五胡"之患最后竟然不幸言中。固然迁徙所谓"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重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一句"杞人忧天"说起来的确是高论，只是后人消受不起。没过多少年，这个"天"可是真正塌了。 　　司马炎还有一个对西晋杰出的贡献，那就是立下了白痴太子做接班人。司马炎还是有考虑的，据说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圣孙"。有一天，皇孙遹在一边陪伴司马炎，突然听说宫外起火了，司马炎左右的太监和宫女们都惊惶失措，司马炎就准备上楼看看怎么回事，皇孙遹就牵住司马炎的衣角，不让司马炎上楼。武帝就问他为什么，那位皇孙遹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昏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使火光照见人主。"司马炎听到不由得点头赞赏。等到火被扑灭，四处宁静，司马炎越发以为皇孙遹"为奇儿"。当时，皇孙遹才五岁，史称"颖悟绝伦" 。 　　皇孙遹的长相很像宣帝司马懿，司马炎估计着将来"将来必能纂承大统"。所以惠帝是个白痴，司马炎不是不知道，"只因遹生性敏慧，有恃无恐"而已。　然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这位皇孙长大后，偏好作屠夫，自己不能出去，就让手下的宫女太监们一个人扮成集市里买菜卖菜的，自己挑了个肉担子，专门给人割肉，据说其手艺之好，到了"手揣斤两，轻重不差"的地步。他的其他胡作非为，自不在话下，后来被贾后找了个机会给杀掉了。提到这一段记载，又不由得有些好笑。 　　曾读过《康熙大帝》，那里面提到，我们的千古一帝在选继承人的时候，询问过桐城派大师方苞的意见，最后方苞一句"选圣孙，可保三代"（大意如此）的话，使康熙下定决心，于是因为乾隆的小时聪明，雍正就中了大奖。康熙困惑多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搞得还煞有其事，像真的一样。皇孙聪明？怎么不看看司马炎的皇孙？就像我们今天看的，以为是正剧，其实是闹剧一样，西晋灭亡也在这一场场酷似正剧的闹剧中拉开了帷幕。

五胡的提法没什么不好的，辽金灭亡后，留在中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不也同样成为了现今的汉族人的祖先吗，这有什么难以接受的。 

大汉族主义应以此为诫。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zhuilang在2006-2-9 11:40:00的发言： 五胡的提法没什么不好的，辽金灭亡后，留在中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不也同样成为了现今的汉族人的祖先吗，这有什么难以接受的。 </div>其他没什么，关键在于这个词有一种蔑视感。我是汉，你是胡，我高你一等。这种事落谁头上，谁都不高兴。

有人告诉我，要读《惠帝本纪》呀，那可要神经坚强啊。我付之一笑，没当一回事。历史嘛，又不是恐怖电影，更没必要替古人担忧嘛。是我开始轻松的读起来。然而，我发现自己错了。  　　当我读到八王之乱那段历史的时候，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可真是艰于呼吸视听。　真是欲哭无泪，欲叫无声。那是一个怎样惨淡的世界啊。太多的血腥屠杀，太多的野心勃勃，和太多的愚蠢透顶。对于八王之乱，我简直无法下笔。   　　写西晋灭亡的时候，我很想回避八王之乱这一段历史，但是我知道，最终我无法回避自己。所以我还是勉强自己写了。今天流行的话说，特意写这段历史，叫做立此存照。以为史鉴。   5.1.八王之乱 　　一个人有野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拥有强大的力量，却没有与野心相称的能力。 　　可是西晋的一个皇后和八个王爷都有野心，都没治国才干，但是他们都有毁灭国家力量。这就不是一般的可怕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天灾与人祸交织的年代吧。  　　291年，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就在孝惠帝刚即位的这一年，被历史尊为最狠毒的女人贾后开始闪亮登场。这一年里她做了很多事情。三月份的时候，贾后勾结了楚王玮、淮南王允先铲除了权势滔天的外戚杨骏及其党羽，"皆夷三族"，顺便"废皇太后为庶人，诛太后母庞氏"。  　　六月份，贾后迅速的铲除异己。又是利用了楚王玮这个笨蛋，杀了汝南王亮和菑阳公卫瓘。就在同一个月里，贾后又以惊人的效率把楚王玮给抓起来，理由是楚王玮擅自杀死汝南王亮和卫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这点倒充分体现出"鸟尽弓藏"的道理。以贾后一贯的斩草除根态度，对楚王玮这个曾经的心腹也只有"杀之"了。 　　因为贾后的雷厉风行，西晋这之后的九年，朝政趋于稳定，基本上是由贾后把持，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贾后时代。虽然天灾仍然不断，但是并不妨碍贾后和她家人的享乐，史载他们"恃权借势，卖爵鬻官，贿赂公行，门庭如市"。 　　南阳鲁褒曾作《钱神论》以讥之。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拨，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292年，冬十一月，大疫。是岁，沛国雨雹，伤麦。 　　这一年，贾后还是没有放过被废成庶人的前任皇太后，"弑之"。 　　293年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 　　294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及百姓庐舍。六月，寿春地大震，死者二十余家。上庸郡山崩，杀二十余人。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饥。是岁，京师及郡国八地震。这一年"匈奴郝散反"。虽然叛乱马上被平定下去，但是显然以贾后为首的朝廷没有认识到危机的根源，所以以后的少数民族叛乱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  　　295年，六月，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十二月丙戌，丹杨雨雹。是岁，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 　　296年春正月，大丁丑，地震。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夏四月，大风。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关中饥，大疫。这一年，两年前造反被杀掉的匈奴郝散的弟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胡反"。造反引起了连锁反应，"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 　　297年，夏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这一年，西晋大将周处（除三害的那个）因为受到排挤和陷害，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与齐万年大战，败，"处死之"。  　　史载周处"守正不阿，所有纠弹，不避宠戚"，曾经得罪过梁王肜和很多权证。于是梁王肜挟嫌，佯称处忠勇过人，足为前驱，令领骁骑五千人去攻打齐万年七万人马，并且不派援军。周处战死后，晋廷闻报，明知为梁王所陷，所有权臣贵戚，反私相庆幸，没一人为处呼冤。 　　298年春正月丙辰，地震。九月，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 　　齐万年的叛乱在继续扩大。 　　299年，京师大风，发屋折木。 　　这一年，名臣张华推荐的自己的好友大将孟观出征，破齐万年。整个国内形势有所缓解，张华、裴頠总领朝政，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人才。 　　这时，不甘寂寞的贾后又作惊人之举，"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 　　300年，二月丁酉，大风，飞沙拔木。癸卯，震崇阳陵标。十一月戊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这一年，贾后"害庶人遹于许昌。"也就是把前一年废掉的皇太子给杀了。过这次的屠杀倒引起了公愤，哦，也许说是引起另外野心家的兴趣到更为合适一些。  　　梁王肜和赵王伦进京，"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不久杀之。并且把司空张华、尚书裴頠也顺便给杀了。 　　这里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当贾后听到"奉诏收后"的话时，竟然天真地说："皇帝的诏书不都是我发的吗？这个诏书又是哪里来的呢？"愚昧如斯。看来贾后自己"矫诏"次数太多，根本都以为自己就是皇帝了。 　　这一年里，贾后时代终于结束，八王之乱迎来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益州刺史赵廞与洛阳流人李庠"的"据成都反"。 　　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 　　这一年，除掉了贾后的赵王伦篡位。 　　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兵士，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当官的戴的官帽上面都用貂的尾巴做装饰。赵王伦封的官实在太多太滥了，官库里收藏的貂尾不够用，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狗尾续貂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这样的大逆不道，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其他野心家的的不满。齐王冏振臂一呼，高举义旗，大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城。"诛赵王伦"，从此齐王冏开始把持朝政，并且粉碎了一起小小的叛乱。 　　"东莱王蕤、左卫将军王舆谋废齐王冏，事泄，蕤废为庶人，舆伏诛，夷三族。" 　　这一年，流人李特反于蜀。 　　302年，秋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 　　齐王冏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权倾天下，长沙王×就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于是长沙王×掌握政权。 　　303年，十一月丙辰，地震。 　　这一年，先是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败。然后是东海王越讨伐长沙王×，这次打赢了，杀了长沙王×。 　　就在这一年，两年前造反的李特的儿子李雄已经"有成都之地"，五胡十六国中，李雄是巴氐人，他创立的成汉帝国是五胡十六国中最早的。 　　304年。 　　成都王颖专权，东海王越带着皇帝去征讨王颖，败。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 　　另一方面，河间王颙派张方复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 　　王浚（晋国大将）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大败之。颖舆帝单车走洛阳。河间王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于是皇帝又落到了河间王颙手上。 　　这一年，李雄自称成都王，刘元海自称汉王。刘元海就是刘渊，匈奴人，他建立的汉赵帝国，自称是继承了汉朝的正统，为五胡十六国之一。 　　305年．成都王颖进据洛阳，继续的自相残杀。 　　306年，东海王越讨伐河间王颙。 　　颙、颍败走，不久被杀。 　　惠帝回洛阳。就在这一年，惠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 　　至此，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结束。 　　然而，乱世才真正开始。 　　对八王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丝毫没有兴趣了解。不过不妨来看看八王之乱中这些弄权者的下场。 　　惠帝，为司马越所杀；贾后，为赵王伦所杀；汝南王，为楚王所杀；楚王，为贾后所杀；赵王伦，为齐王冏所杀；齐王冏，为长沙王所杀；长沙王，为张方（河间王颙部将）所杀；成都王，为范阳长史刘舆所杀；河间王，为南阳部将梁臣所杀；东海王，病殁项城，尸为石勒所焚。  　　八王之乱时期，并非没有名臣名将，只是都用在内耗罢了。把他们的内斗单独来看，倒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内斗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但是把他们的地位、权力以及所作所为放到那个天灾遍地的年代，就能看出来他们这些举动的弱智来。 　　然而后人不察，不思己过。一如既往的争权夺利，扰扰不休。到头来招惹四方列强，同时入室，比起五胡十六国，更闹得一塌糊涂，那时国破家亡，无论贵贱，一起做亡国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一幸免。倒是痛快。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 　　这句话是对八王之乱最公正的评价。 5.2.白痴皇帝  　　孝惠帝是一个不幸的皇帝。西晋末年更是个不幸的时代。皇帝弱智，是为不幸之一；天灾连连，是为不幸之二；人祸不绝，是为不幸之三。此之三不幸既是皇帝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既是少数民族人民的不幸，更是汉族人民的不幸。  　　孝惠帝在位的时候，屡屡发生的天灾并不是他的错，八个王爷和他老婆的野心勃勃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是白痴，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的无所作为，我们只能悲哀那让白痴当最高统治者的制度。  　　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现实是这样的愚蠢，让人无话可说，不知道是该表示哀叹，还是该表示怨恨。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愚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孝惠帝继位开始，中原大地频繁的发生灾难，虽然史书中对难民遭遇语焉不详，但是一句偶尔提到有，"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米斛万钱是个什么概念，骨肉相卖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特地请教了有关专家。  　　解释如下。 　　"清朝时一斛是十斗，一斗是十升，一升米大约有1.5公斤重吧。这样看来，一斛米约为150公斤，即三百斤。当时的一钱购买力很难说清，不过可以根据其它物价推算出来个大概。我估计晋朝的一钱可能平均相当于现在的三、四角人民币，或者说在一角到一元浮动，否则铸钱所用金属就比钱本身还贵了，得不偿失。所以可以粗略地说，"米斛万钱"相当于每斤米卖到十几块人民币。但那时的度量单位据说比现在要小百分之三十左右，去麸技术也不如现在好，那这个数字就又要涨到二十几元一斤粗米。如果按一斛是五斗的说法算，就还要翻番到一斤五十元以上。"  　　对年净收入不过两、三千元的农民家庭来说，一年全部的收入只能购买不到一百斤米。 　　"骨肉相卖的意思其实就是：家长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卖给别人，让他们吃掉。在灾荒年月，这也没得说，一家人总不能全饿死，最佳选择就是牺牲他人，让那个最强壮的活下来，那个时代吃过人肉的还真不少。"  　　我倒吸一口凉气，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也许，"米斛万钱"还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确如此，那个时候的太傅何曾每日饭费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的地方。何曾的儿子何劭更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看史书记载五胡十六国的那段历史。 　　"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流尸满河"，"人多相食"，这些字眼如此的触目惊心，读起来令人潸然泪下。 　　恍惚间，又想起远古神话中那些读起来同样悲伤的灾难。 　　《淮南子．览冥训》有"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淮南子．本经训》有"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  　　然而那个时候还有英雄。虽然塌下来了，还有女娲。"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十个太阳，还有后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  　　那些有英雄的时代，仍是令人悠然神往。而当西晋面临这同样众多天灾的时候，那众星捧月般闪亮登场的至高无上的皇帝竟然是个白痴。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这句话就经典程度而言足以千古。   　　史书对惠帝的评价是"蒙蔽"，我倒觉得不如说是可爱。比起惠帝之后五胡史上出现的几十位暴君来说，天真的惠帝真是可爱多了。可爱的人大家都喜欢，难道不是这样吗？惠帝身边的贾后，还有他那身为亲叔伯兄弟的众多王爷们，可都是满心欢喜。   　　贾后和那八个王爷就远远没有孝惠帝那么可爱了。就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也不过是比白痴高一点的低能而已，不过在心狠手辣上倒是各擅专场，当然了，他们一意孤行，最后自取灭亡的惊人无知也是值得一提的。只是，他们离救苦救难的英雄就差得太远了。   　　我不由得掩卷沉思，究竟老百姓犯了什么错，要遭老天爷的如此惩罚？究竟老百姓怎样罪不可赦，老天爷竟然连一个救星也不让他出来？又想起明末年间流传的一首民谣。"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塌了罢！你塌了罢！"   　　生不如死，天塌了也好。 　　但是天又怎么会自己塌呢？ 　　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然而当天和人都作孽的时候，只怕是传说中的英雄也无计可施了，周处的下场就可见一斑。此刻想起惠帝的故事，又是别有一番感慨，惠帝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派天真，是真的无知无识。虽然可笑，却不过一笑置之也就罢。但是类似的逻辑和诡辩却广泛出现于后世，甚至出现于今天。   　　最可怕的是，后世的很多统治者、职业史学家、御用文人们却使用同样的逻辑牵强附会的解释，把个人利欲熏心的丑态说成是好像是大公无私的奉献，把争权夺利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情说得如同天花乱坠，让人家还以为他是如何的委屈，如何的不得已。  　　他们比起惠帝来，简直是狰狞了。可是这些人往往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国家精英。 　　"画皮"这个词用于形容他们倒很贴切。 　　成王败寇，自然不会少了故意的混淆视听，黑白颠倒，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见得太多，都麻木了。 　　这些，不提也罢。引用布袋和尚的名字来结束这章。说不得，说不得。

灭亡西晋之最力者，石勒也。 　　西晋的历史成就了许多人的传奇，但我以为石勒应该是传奇之最。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往往首先提到秦王符坚是最伟大的。   　　的确，在淝水大战之前，符坚的表现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圣君。但是，淝水大战打败后，符坚就好像判若两人，其时前秦还是实力雄厚，完全有重振雄风的机会，可是符坚不能面对失败，处理不好失败后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是符坚性格上致命的弱点，不能超越自己。   　　大败并不可怕，曹操就经历了赤壁之战的惨败，刘邦与项羽交战，失败了七十多次，但是他们能挺过来，能够手下的文臣武将有信心继续跟着他们，能够最后战胜对手。而符坚，却像项羽一样，一次失败就没办法爬起来。   　　肯定会有人提起慕容垂。其人，不败名将。早年战败东晋无敌名将桓温。   　　淝水大战后，在符坚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又是慕容垂站了出来，力挽狂澜，仅仅凭一己之力敌住士气高昂的北府军，救了符坚。在五胡史中，慕容垂绝对是一个神话，以至于后来一个"慕容垂死了"的谣言能够使整个燕国军队崩溃。   　　这些说法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匈奴最为我们所熟悉，其为患久已。五胡十六国中先后有刘渊建立的赵汉帝国，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王国，赫连勃勃建立的胡夏帝国。   　　鲜卑也是历史久远，西晋时期慕容廆就名震天下，慕容皝建立前燕帝国，慕容垂建立后燕帝国，慕容泓建立西燕帝国，乞伏国仁建立西秦王国，秃发乌孤建立南凉王国，慕容德建立南燕帝国。北魏帝拓拔嗣也是鲜卑族。  　　氐族有李雄的成汉帝国（五胡十六国之第一建国），符健的前秦帝国（至符坚时期盛极一时），吕光的后凉王国。 　　羌族有姚苌的后秦帝国（其后姚兴继位颇为兴盛）。 　　而羯，几乎是凭石勒一个人的力量使得羯族并列五胡之一。 　　石勒建立的后赵在当时四国并立（东晋、成汉、前燕、后赵）中是最大的。 　　羯族最后的结局很惨。 　　石勒死后，石虎（石勒之子，名将，嗜杀成性）篡夺了后赵皇位，穷奢极欲，当时石赵国道路上"死者相望"，十分凄凉，石虎是五胡时期有名的暴君。石虎死后，冉闵（汉人，父瞻为石虎养子，史称勇力堪比霸王）篡位，建立冉魏。不久即大开杀戒屠戮胡人，国中凡稍有点深目，须发发黄等胡人特征的，一律杀死。当时被冉魏政权所屠的胡羯达二十余万，羯人因此灭绝。（东晋亦把冉闵视为屠夫。冉闵的政策导致了胡人空前的大联合，最终招致了冉魏政权的快速覆亡。其冉魏政权只存活不到三年）也许因为是悲剧，所以才使人为之心动吧。　石勒是羯人，羯人只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那个时候，羯人相比于匈奴，地位还要低得多。   　　在当时的汉人眼里，匈奴人不过是野蛮人。而羯人更是劣等人种，可以任意抓起来做奴隶使用。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外出逃生，几次被抓起来就当成奴隶给变卖。想必这段当奴隶的历史给石勒很大的刺激，不久石勒召集王阳等八骑为盗，后又有郭敖等十骑投奔，成为十八骑。历经多次的战争，最后投奔了刘渊，并且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受到重用。（刘渊死后，刘聪篡位，是为暴君；刘聪死后，名将刘曜篡位，其人曾破长安，擒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孝愍帝，后为石勒所败。）   　　最为难得的是石勒克服了自己的民族偏见，克服了深仇大恨的内心阴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攻陷幽州后，石勒对王浚的降将作了调查，唯裴宪、荀绰家只有书百帙、盐米各十余斛，其他将佐多资材巨万。他对裴宪、荀绰大加赞赏，"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一语成两晋名言。   　　石勒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在征战中能够礼贤下土，集中汉族士人为"君子营"。推行 "汉夷分治、汉夷互尊"的政策，很受好评。史载后赵全盛时期"所辖之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这些不是仅靠简单的征战胜利能够取得的成就。而当时西晋颇有影响力的晋阳刘琨和南方的祖逖却壮志难酬。   　　刘琨和祖逖就是历史上闻鸡起舞的那两位。刘琨早年是贵公子，生活浮华放荡，后来在西晋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变成了爱国名将。刘琨长期占据了晋阳，给匈奴的赵汉以严重威胁。可是汉人的老问题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发生，刘琨与幽州大将王浚不和，于是，本来是唇亡齿寒的两人反而变得不共戴天。   　　王浚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石勒用计，王浚还真以为石勒愿意投降他，并且拥戴他做皇帝，于是诚挚邀请石勒到幽州来。石勒打算去幽州袭击王浚的时候，还是犹豫不决，担心刘琨乘虚而入。石勒的军师张宾指出"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最终果然如此。   　　等到刘琨惊觉石勒威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错过良机。不久，刘琨失去晋阳，投奔段匹单，被杀。   　　与刘琨同时的祖逖，在主政的左丞相司马睿（后为东晋元帝）镇守建康时候，慷慨陈词，要求领兵北伐，收复失地。司马睿哪里会想把北方的正统皇帝接过来夺自己的位置，于是就敷衍祖逖，仅授祖逖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虚职，"给千人口粮，布3000匹，使自行募兵"。   　　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至中流击楫而誓：不收复中原不回渡。至淮阴铸兵器，募集2000余人北上。先屯芦洲，进据太丘。317年，祖逖求得南中郎将王含和蓬陂坞主陈川的援助，说降樊雅，据谯城，解除石勒部将石虎对该城的围困。　320年，祖逖击溃石虎部将桃豹。镇雍丘，数次遣兵拦击石勒所部，其时后赵守卒归附者甚多，黄河以南坞主多弃后赵归晋。　　祖逖继续练兵积谷，准备进取河北。   　　321年，晋元帝看祖逖颇有进展，心下难安，派心腹尚书仆射戴渊（充任都督六州诸军事，夺取祖逖兵权。祖逖深感北伐难成，忧愤成疾，于同年九月逝世。322年，后赵军乘机又入河南，祖逖北伐所克之地全部丢失。于是，西晋最后的机会因为刘琨和祖逖的失败而告终。   　　也许，历史上本可以出现"刘琨的传奇"或者"祖逖的传奇"，然而五胡中只留下了"石勒的传奇"。  　　如果汉人能够在强敌入侵，岌岌可危的时候，能够团结一心，不搞争权夺利，因私废公之类的事情，还是能够演绎出很多汉人的传奇故事。比如岳飞，比如袁崇焕，他们固然演绎了传奇，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历史，石勒的传奇才更加可贵。   　　毕竟，石勒战胜偏见和陋习。 　　而且，他成功了。 　　写完这章的时候，又随手翻起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颇有感触。 　　我们是应该对自己曾经和现在的偏见感到羞耻。

说五胡史，不可不先辨民族之差异，文化之优劣，风气之变迁，制度之改革。何者？  　　五胡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是惨烈的教训，民族矛盾以五胡时候的处理方法，只能是给各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我们分析过去，是为了吸取教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后面所分析的民族、文化、社会风气、政治制度等方面，话题起源于五胡，但是成因却由于东汉、三国时期，而其中的某些规律却又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甚至遗毒至今。谈历史不能够单纯的就史论史，要主要的是能够启发今天的人，所以分析又不能只拘于五胡史。   　　例如政治制度中的"九品中正制"，起源于曹魏改良汉代贤良举荐制，这种改良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晋朝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制，就已经异化成为垄断和特权的制度。东晋灭亡后，北魏汉化运动又将东晋的门阀制度完全吸收，这点又需要与北魏的汉化改革得失加以区分。所以必然要将前因后果说清楚。  　　又如晋朝的社会风气是"清谈"，起源于汉代的"清议"，那是知识分子的觉醒，以群体的积极态度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是惨遭两次"党锢之祸"，有骨气也挺不过杀头，于是"清议"变成了逃避现实的"清谈"，而且随着司马氏的夺权，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这些来龙去脉，虽然表面上不是五胡时候的事情，但是直接对五胡史造成深远影响，不可不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只读历史，不知今天，不吸取教训、不变通改进，那读历史也没有意义。所以从五胡史中更多的应该是了解历史，然后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而不仅仅是感叹那些惨烈，然后又若无其事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已经为这些偏见和迷信付出太多的代价了，已经足够警醒中国人了。我们需要看到过去和今天，提出疑问和思索。本文虽然不无联想丰富之嫌，但是以为这些教训对今天有很大的帮助，若能避免，善莫大焉。但愿是闻者足戒。   　　整个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是短短数千字能表述清楚的，我试图从五胡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为强调重点，难免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更加上本人学识所限，纰漏在所难免。   　　不当指出，敬请指正，感激不尽。 6.1.纵论优劣 　　民族之间的差异，以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描述将民族之差异写得尤为深刻，特载于下。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　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　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々，冠固何当？"   　　这一段还是有点晦涩，先来翻译一下。这是西汉初年汉朝的使臣与代表匈奴的汉朝降人中行说之间的一场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戌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这场辩论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所在和原因。 　　站在汉人立场上，是无法理解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因为这些匈奴的文化是适应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我们用用汉人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民族，本身就是可笑的。事实上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所谓的汉文化优越性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这里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匈奴有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的习俗。王昭君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只是史学家不愿提及罢了。   　　"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元帝时以良家女选入宫中。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嫱自请妻单于，称宁胡阏氏。呼韩邪单于死，上书求归汉，成帝不许，命其遵匈奴习俗为新单于之阏氏。"  　　想必那时候的王昭君一定很尴尬吧，然而后世的史学家也许感到更加尴尬，所以他们故意忽略这件事情，而我们也就很少人知道王昭君有过这么回事情。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经过过滤的。　前汉第二任皇帝刘聪，是建国者刘渊的第四子，他娶了后母单氏，并且立单氏的儿子、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刘义为皇太弟。?前汉第三任皇帝刘粲，娶了后母靳月光、靳月华（刘聪的老婆）。?   　　于是我们就能够了解，在五胡史中刘聪与他母后单皇后的暧昧关系，其实是有原因的。在匈奴习俗历史这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后世史评家习惯评价刘聪的荒淫、暴戾，首先就引用单皇后的例子，然而固然刘聪是荒淫、暴戾，但是在单皇后这件事情上，刘聪还是背了黑锅的。   　　这也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汉人习惯于用自己的伦理道德要求少数民族，而不顾实际的情况和区别，妄加指责，这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美国对中国也有类似的指责，尽管中国某些方面做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也并非美国的指责都是恰当的。   　　五胡时期，谋朝篡位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五胡来说，力强者胜之，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最讲仁义道德，礼仪廉耻的汉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知道曹操要受魏公之位，加九锡的时候，重臣荀彧曾经竭力劝阻，曹操要加封魏王的时候，中书令荀攸也竭力劝阻，认为"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最后荀攸因此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曹操"厚葬之，遂罢魏王事"。   　　曹操最终还是没有篡位，倒是大骂曹操是"汉贼"的刘备和孙权自封了皇帝。曹丕篡位的时候，还有符宝郎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得擅索！"，最后被推出斩之，"大骂不绝口而死"。司马炎篡位的时候，也有黄门侍郎张节大骂"欲行此事，是篡国之贼也！"，结果被"乱瓜打死于殿下"。   　　再到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赵王伦篡位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大臣劝阻。没有实力的皇帝谁也不会放在眼里。石勒曾经"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把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等等亲王大臣全部都抓住。  　　这个时候，王衍昂首挺胸，站了出来，居然首先"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而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最后竟然无耻的"劝勒称尊号"，仅仅是为了"冀以自免"。而其他的王公大臣们也都是"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是历史上那位把钱叫做"阿堵物"的奇人，曾为宰相。   　　王家在东晋时期可是赫赫有名。衍弟澄为荆州都督。王戎，竹林七贤之一。惠帝时官至尚书令、司徒。王衍族弟王敦，东晋"王司马，共天下"的重要人物，任东晋大将军、荆州牧。是为权臣。　王导，任为东晋丞相，居中执政，与其堂兄敦外掌兵权。"王与马，共天下" 的重要人物。历仕元、明、成三帝。王家更有我们熟悉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人。　琅邪王家是西晋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世家。   　　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指门第高贵的王、谢两家世族。谢家就更是人才辈出了，东山再起的谢安、东晋名将谢玄、都督谢石、辅国将军谢琰、咏絮才女谢道蕴、山水诗人谢灵运，李白诗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指的是谢朓，他是谢灵运的堂侄，被称做"小谢"。   　　由此可见，王家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力，按道理身为名门望族代表人物的王衍应该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王衍竟然毫不在意的推卸责任，一被抓住就主动提出请求石勒称帝的建议，这种厚颜无耻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王衍被誉为"清谈误国"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口才很好，他之所以有这种言行，固然反映当时的士族根本没把皇帝当成一回事的现实，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言论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而石勒痛斥王衍说，"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石勒狠狠教训了王衍一番，说您年轻的时候就担任国家要职，名扬四海，身居重任，一直到现在一把年纪，还奢谈什么不想当官？西晋到现在这样面临亡国的局面，不是你的错还是谁的错？   　　史书上没有记载王衍听到这句话后是什么反映。但是想来，王衍纵然是清谈之士，辩才无碍，然而对石勒这一针见血的指责，只怕也是哑口无言了吧。　王衍求荣反辱，真是令人称快。   　　这里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汉人的官员，甚至是王衍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甚为爱惜名声，西晋时期汉人士族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竟然会这么无耻呢？大概和晋朝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有关罢。司马氏掌权的那个时候，杀人杀得太多了，敢说话的人都给杀了，于是只留下了只谈风月、只谈鬼神的社会风气，人都变得无耻起来，只求苟活，什么骨气、尊严都抛之脑后。   　　相比之下，为汉人所瞧不起的五胡，他们直爽、豪放的表达反而显得更加可爱得多。 　　史书有载。 　　石勒重用汉人张宾。张宾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其后程遐代为右长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真情流露，很是感人。 　　秦王符坚，当王猛死后，"坚比敛，三临哭，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这些少数民族的优秀领袖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宽以待人，重视人才，远远胜过了与他们同时代的汉人皇帝。   　　那个时候的汉族，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到平民百姓，难道算是优秀的吗？我时常想，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所有民族都没有优劣之分吗？难道我们真的应该相信所有民族只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优秀的吗？   　　民族平等的说法，我无法反驳。但是我认为，绝对不是每个民族在每个的历史时期都是优秀的。我们是优秀的民族吗？　有人告诉我，一个优秀的民族至少应该是团结的。　西晋那个时候的汉族算得上是团结吗？我们今天算得上是团结吗？今天的阿拉伯人算得上是团结吗？   　　我只知道，日本人是团结的，以色列人是团结的。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不是团结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是自强的，善于学习的。而不该是自欺欺人，躺在过去的成就上睡大觉的。当然，也不是崇洋媚外，外国的一切都好。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灯塔看守在2006-2-9 11:42:00的发言：  其他没什么，关键在于这个词有一种蔑视感。我是汉，你是胡，我高你一等。这种事落谁头上，谁都不高兴。</div>不过是历史名词，我们现在还用鬼佬来称呼外国人，可一点高你一等的蔑视感也没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  　　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　然而孙中山那个时候，中国同盟会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没有把满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可见中华民族被提出来也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看历史，竟然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曾经的民族矛盾完全被完全给忽略不计，岳飞他们居然也不能算中华民族的英雄，只能算是汉族英雄了，搞不好还背上个妨碍民族团结的罪名。  　　中华民族的概念也很含糊，我们填写民族，无非是汉族、苗族、朝鲜族这些，也没看见谁写自己的中华民族，可见从来没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史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推出了另外一个民族概念，炎黄子孙。于是各个民族就都变成了"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一点在五胡时候也有反映。   　　《汉书》提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晋书》记载如下： 　　"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 　　哦，这下可好。匈奴、羯、鲜卑、氐、羌都是炎黄子孙，所谓的"五胡乱华"只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汉人愿意这么想，五胡当然满意。   　　于是五胡也都强调自己原来是炎黄子孙，只是后来由于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习俗。所以入主中原后，都是以正统地位自居，匈奴的刘渊建国干脆就自诩为汉朝的后人，打出"汉"的旗号。然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吗？  　　《史记》中说，黄帝是"少典氏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的主要成就是在阪泉打败了炎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被诸侯一致推为"天子"代神农氏；又搞"封禅"什么的，好像是人间帝王一样。  　　然而事实上，那个"圣人御极"的"郅治之世"，也就是四千多年前，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黄帝不过是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头人而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唐、虞（按指尧、舜）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群兽奔跑，草木芜杂），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 。黄帝是个"异于禽兽无几"的东东？   　　中华第一王朝夏朝是先于各部落第一个成型的国家，但也不过是一个部落盟主而已。夏商周三代，本质上讲，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不过为诸侯部族的首领而已。可想而知，夏之前的三皇五帝是怎样一个概念。  　　一般的认为当时炎、黄只控制着黄河中游一小块土地，方圆不到千里。神农氏、蚩尤这些其它部落的只是和炎、黄有过征战，但是并不是说神农氏、蚩尤这些部落都灭绝了，他们的后代一样也遗传了下来。  　　至于战国文献《世本．帝系》提到，"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数，著调历（历法）。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则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挥作弓，共鼓、货狄作舟。"　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炎黄子孙的说法是很成问题。  　　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淮南子．修道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卫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就深刻的道出了这种不正常现象的风气。  　　中国人长期以来就受到这样的偏见和迷信的影响，遗毒至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沿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样虚妄的概念，而始终不敢提及"汉民族"主义呢？道理也许很简单。故意混淆民族的概念，这样做的是很能缓解现在的民族矛盾。而且，基于避免民族矛盾的考虑是有极其现实意义的。　一般估计，主要考虑的是藏独和疆独的危害。   　　首先，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以青藏高原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强。  　　问题在于，西藏的独立必然会与中国有极大的矛盾。在战略上，西藏要独立必然会和印度结盟，而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没有西藏的屏蔽和西藏高原的掩护，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内部隐患的威胁，更不用说，西藏和印度结盟后，印度在西藏高原上布置导弹就可以轻易打击中国的任何一处领土。这是国家战略中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西藏独立会造成其他少数民族的连锁反应。汉族人口虽占中国人口的93%，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虽然其他的民族未必会分裂，但是疆独分子能受到鼓励是必然的。  　　新疆16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准葛尔、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的预测储量为200--400亿吨，天然气的预测储量位为13.07亿立方米。　　假如新疆和西藏强行独立，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将会更加突出。中国将会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那样双方的矛盾将会无止境的加剧，最终将是你死我活的拼斗。  　　虽然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提法表面上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的好办法，好像中国都是中华民族组成，大家都有共同利益，所以不存在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种定义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民族矛盾的。   　　就像我们不是因为美国"九一一"事件，到现在还不会知道疆独分子在中国闹得这么凶。把矛盾掩盖起来，就像那只把头塞进沙堆里的鸵鸟，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们需要证实现在存在的西藏和新疆独立分子存在的现象，只有正视问题，才会积极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只有正视问题，才会有建设性的了解和沟通。就像我们一厢情愿的说，台湾大多数人民是同意回归祖国怀抱的。如果不是武力的威胁，我们敢让台湾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吗？   　　事实上这种最终的对抗是不利于双方的，而且对于劣势的有为不利。更加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淡化了作为主体的汉族特性。其实中华民族的概念是盗用于汉族的来源，汉族本身就不是一种纯正的血统，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的结果，也许中华民族的提出最终是暗示最后的民族融合，但是这样的含糊和故意混淆是无助于真正理解民族之间矛盾、差异和融合的。    　　我们现在汉民族传统尚武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早就已经不复存在。随着汉族的共同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民族特点，汉族渐渐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的汉人也不在意认同自己的汉民族感情和身份。   　　汉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汉族主义，我们要为我们汉族感到骄傲，我们有我们汉族的利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仅仅是为了迎合中华民族这个虚假的概念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说到："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原则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而今天，为了迁就所谓中华民族的共性，我们的汉族特性还剩下来什么呢？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而且，中国现在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吗？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都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特性。 　　难道我们的民族政策不应该反思，究竟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6.3.纵论文化  　　历史本来就是后人修的，因为其工作量的巨大，所以这个工作一般是国家来主修，这样的历史自然会受到执政者的影响，要求史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现实服务，所以大家看到的二十四史一样是含有功利色彩，并且有偏见的。  　　其实我的历史评论中，涉及到对大量历史片断的主观判断，对于资料的引用也一样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比起现在中国历史课本里的从阶级感情判断历史的爱憎分明和无辜的掩盖事实，比起小说和电视剧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自称是正史却又肆无忌惮篡改历史的手法来，自觉我的历史评论还是要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一些。  　　我们说，民族的优劣并体现在智力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个躺在过去所谓辉煌的荣光上睡大觉而不思进取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当今世界不同民族生活水平和制度特点差别很大，不能不说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关系。   　　换而言之，虽然我们强调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因为不思进取，因为妄自尊大，因为不能面对现实，很多的民族和文化就这样消亡，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存在的。  　　我们的历史书讲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史学家对历史的篡改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这得力于统治者的授意，怎样破除长久以来我们自以为文化天下第一的偏见是很重要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而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此当头一棒，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汉文化优越性源于强大实力的自信已经渐渐变成自大成狂的劣根性了。那么，狂妄自大的汉文化怎样解释自己诸多亡国的历史呢？ 　　看看我们今天说历史，很自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问题的关键就是，史书一直将东晋作为正统。 　　那个时候的东晋甚至连三国时期东吴那么大都没有，只是上游以长江为界，中下游过江北不远为界的南中国。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在东晋时代，整个版图变得只有偏隅江南的一小块土地了。而纵横北方的五胡十六国，竟然完全不被史家列入中国历代纪元表，而只以东晋为正统。    　　为什么不承认承认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正统地位呢？因为后世不承认非汉文化的五胡代表中国。　而西晋被认为受禅于正统的魏，统一了秦汉形成的传统疆域，又以汉人为主体民族，所以才是正统。西晋亡，晋室子弟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约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国人跟随逃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所以说，西晋王朝是这时期"中国"的代表。   　　这样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于是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就不算是"中国"的了。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的君主没有被写进"本纪"里去。虽然我们今天承认五胡最终都融入了汉族，都变成了中国人，可是历史还是不承认这些"中国人"曾经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们可不管这一套，五胡中的刘渊是匈奴人，原为晋朝大都督，封汉光侯，后被匈奴部众推为大单于，从此独立，称帝时竟毫不客气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国的代表。而史学家对南北朝的判断更加可笑。   　　我们看史家们是什么时候才承认中国有南北两个合法政府的。那时候的北方继续被少数民族占据，而南方的统治地位被刘宋代替。可是史学家就开始承认北朝代表北中国了。这根本上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西晋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被承认是"中国"，而一旦西晋灭亡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可以被承认是"中国"了呢？   　　历史最微妙的学问就是在这里了。因为南北朝的结果，是北朝消灭南朝而统一中国。如果北朝不是合法的中国王朝，那么最后岂不是中国灭亡了？于是我们就能明白了史学家的深意，首先赋予北朝正统中国的地位，好像北朝统一南朝，就是理所当然是合法的中国统一。 　　在这样的掩饰下，中国汉人的正统地位终于保留下来。果然是好苦心。   　　对五胡史来说，史学家还算是遮遮掩掩，对民族之分看得比较重，对亡国之痛也还颇以为惨痛。可是对汉人中国以后被灭亡的历史，史学家就更进一步，完全抛弃了民族之间的偏见，坚决承认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而醉心于汉人先进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丰功伟绩了。  　　如果说五胡史是被史学家们强奸，至少还保留一些痕迹的话，那么只要你少数民族认同了汉人的文化，你的统治地位我就承认这类学问，根本就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通奸了。这个时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记得了。　我们的学者们发扬光大了新的天下观，明末大儒顾炎武提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汉人先进的文化，保国家，也就是保住汉人正统地位的国家。他认为两者相比，还是保天下为第一。于是只要少数民族认同我们文化，我们就可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后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后人读来热血沸腾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型，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句话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这样一来我们从心理上很快认同满清的统治地位，我们还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欢欣鼓舞。　　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清朝大戏，这么多清朝圣君，这么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连完全与朝代无关的电影、电视都尽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点边愣是就能火起来一样。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电视剧好像真成了我们的历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热情歌颂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道。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其时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   　　其时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然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纵然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也是还在做康乾盛世的美梦吗？中国人现在不是最爱听"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话吗？   　　１９世纪后期，明明是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写着："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真是好厚的脸皮。"大清国"，"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自信"啊。   　　可惜中国没有对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戏！中国人不是从来最听不得"东亚病夫"的评价吗？是的，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承认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难道取决于外国的评价吗？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我们就是，外国人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就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得病，难道是是医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难道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病吗？ 　　难道那些为吸一口鸦片卖儿卖女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馒头以为能治病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扬起脖子大声说"吓，杀头，好看"的阿Q们没有得病？ 　　中国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为是。 　　我们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那我们就站起来。然而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却不肯承认曾经得过病。 　　却嚷嚷着，"其实我一直就没病"。 　　我想，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不敢面对曾经的错误，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病的开始。 　　过去的伤疤都没有勇气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视自己的今天的伤疤，更不要说还能做出壮士断腕的豪举。 　　国家进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人若是不能奋进，必然将被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做阿Q。  　　也许，一个国家是否病了，看看这个国家里的阿Q数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听说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想必中国又是表示强烈抗议罢。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大约明治维新以来246万个亡灵，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其中包括战后被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   　　我们需要注意，被认定了战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国神社供奉的是246万。我们指责"靖国神社已逐渐变成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把那246万都当成支持军国主义的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246万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历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以不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他们认为"战犯被处死以后，就已经成为佛"，参拜靖国神社，是"代表国民的感情"，"是天经地义的事"。真诚地追悼"所有为国捐躯者"。   　　相比之下，我们记得几个那些为中国捐躯烈士们的姓名？我们是否想过需要一一考证他们的姓名？   　　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官员为谁祈祷过？ 　　我们的国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什么时候看得起过中国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又什么时候还记得"真诚地追悼我们的为国捐躯者"？ 　　中国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强，而不是别国的善意。希望中国强大、为中国强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国人，不会有日本人、美国人。 　　这一点日本人就认识得很清楚。 　　而中国，敢说我们比日本强吗？

6.4.纵论社会 　　五胡时期西晋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时最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后者的产生与前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制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还是相对进步的制度和风气，只是在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态了。 　　在曹魏时候，总结分析东汉帝国崩溃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无法统辖境内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 　　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对东汉人才任用现实的真实写照。 　　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就实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说，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以此作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机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但是结果我们很清楚，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最后又像《晋书》刘毅传里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完全有悖了创立的本意。 　　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 　　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他们几乎完全操纵"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 　　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举制"。这种改革的选举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本质上的突破，最后科举制也沦落成为写八股文比赛，而不是真正的选拨人才。 　　就这样，历史往往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制度，看来还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晋朝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我们都知道"清谈亡国"的说法，但是事实上的"清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 　　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当时的"清议"影响很大，史载"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后汉书》评价"清议"说，"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清议"之风维持了二十多年，读书人前赴后继。这些知识分子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抗议，他们的品格也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坚持理念的气节令人敬佩。 　　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 　　鲁迅先生说的："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大概就是指的这几个人。 　　《后汉书》又评价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 　　如晚明的东林党人，如晚清的"公车上书"，如"五四运动"，这些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但是也像"清议"变成"清谈"一样，在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正气凛然的清议成了误国误民的清谈。 　　等到司马氏夺权的时候，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完全脱离现实的言论来避祸。曹魏尚存的品评朝政、臧否人物完全变成了不务实而自我标榜的风流自赏。 　　最后终于沦落为极尽享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士族阶级们变得一味风流自赏。 　　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像嵇康这类愤激的人被斩弃于市；而二阮、刘伶终酒佯狂以避世；只有山涛、王戎去当晋朝的大官了。 　　这一些狂士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不问良心的投靠统治者，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世说新语》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台备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 　　这种毫无意义的大肆挥霍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这就是晋朝制度和社会风气的现实。 　　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的空谈，高官们利用垄断特权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最终导致五胡乱华这将近三百年的最惨痛历史。 　　失去了正直品行、沦落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可悲的，那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或许，我们没有资格指责那些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 　　他们只不过拥有智慧和见解，他们没有强权和力量抗争暴力，他们的软弱和屈服是正常人的本能，我们凭什么能够要求他们要前赴后继付出生命来争取所有人的权利？ 　　在他们遭遇残酷压迫和打击的时候，身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们，又做出过什么努力？ 　　没有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清议"都只会在高压政策下变成"清谈"。 　　我们还很不屑地说，那是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 　　要真正发动群众，也许只有最残酷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把刀架到脖子上，割得流血，割得肉痛，群众就会被发动起来了。 　　没有土壤，最坚强的种子也没办法生根、发芽。 　　可以说，一个国家到了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到了统治阶层无所顾忌的残忍和奢侈的时候，这个国家只会走向大崩溃。 　　没什么好说的，末日根本就是自己的选择。   6.5.纵论改革 　　胡适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我们现在不追求"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排外"也早已忘却，坚持了几百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记了。 　　过去，不管是辽、金，还是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汉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国人居然不再乐于用中文交流了。 　　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多么开心的讲着欧洲的语言，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 　　今天我们的教育里，英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文，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小学就开始双语教学，更有人提出全民学英文的号召。 　　难道这不该引起忧虑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汉语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不以自己的语言为荣，放弃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就不能够懂得中国文化，不能够看懂我们的历史，不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 　　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呢？ 　　哀莫大于心死。 　　放弃自己努力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注定走向没落。可悲的是，我们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得意的笑着。 　　固然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等于改革就一定是成功的。 　　这一点，南北朝中北魏汉化改革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魏是鲜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国，当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直到四八四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那时距开国已经九十九年。这些年间，北魏官员都是通过贪污勒索来谋生的。 　　第七任皇帝拓拔宏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他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所以拓拔宏开始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文化。 　　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更是后人热烈提倡的。 　　北魏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南梁名将陈庆之到洛阳后，就曾大发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魏的改革有目共睹的，改革这点并没有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鲜卑族的改革是积极的。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 　　但是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是近乎盲目崇拜，这样的主动汉化，一方面固然使自己的民族进步，然而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文化的糟粕，更由于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样的汉化使得绵延千年的鲜卑族彻底消失。 　　当然，在注入新的血液后的汉族诞生了唐朝这样的强大国家，但是过不了多了，汉族又变成了宋、明之积弱，鲜卑族的强悍、英勇、朴质已经不存在于汉族血统了。 　　我们可以先拓拔宏看看是怎么做的。 　　拓拔宏首先通过迁都来实现汉化的开始，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些无可非议。 　　可是拓拔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礼教全部接受，这就不对了。拓拔宏重新建立起来士大夫门第制度，即所谓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 　　拓拔宏首先是制造鲜卑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 　　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这种不以学识为判断标准的选用人才制度完全背离了任才为贤的本意。这样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使得统治阶层完全脱离了百姓，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 　　北魏政治从此也混乱不堪，各级官吏生活腐化。 　　据《洛阳枷蓝记》称："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夺。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地，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更是卖官鬻爵，公行贿赂。 　　如吏部尚书元晖，"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太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按差等定价，当时人称吏部为"市曹"。 　　就在北魏改革卓有成效的时候，爆发了六镇起义。 　　六镇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六镇扼守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六镇为沿长城一线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东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 　　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北魏前期和中期，对六镇十分重视，边镇置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部由鲜卑贵族担任，戍防军人则主要是鲜卑人或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高车，亦先后有数十万人归附北魏，并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 　　随着北魏王朝着重经营中原，六镇的战略地位相对减弱，六镇将士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低下。鲜卑贵族子弟受到歧视，仕途艰难。这一时期被派往防戍六镇的人，多为流犯或死囚，称为府户、兵户，与六镇将士统称为镇户。 　　太和年后期，"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 　　六镇的兵民为北魏改革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最终被北魏统治者抛弃。这个时候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柔然族的南侵打击下，爆发了镇兵杀死镇将举行的六镇起义，导致了北魏的动荡。 　　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北魏最终因为自己的改革而灭亡。 　　北魏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深思，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但是又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毫无原则的全盘美化，引用他们的制度。 　　相比之下，日本还是做得很好。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需要注意到的是，北魏的政治改革继续沿用"门第制度"。相比曹魏和晋朝而言，这种盲目沿用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甚至都没有一个异化的过程，北魏就是简单的直接引用最腐朽的政治形态，并且由于自身文化落后的弱势心理，毫无原则的学习汉人文化中的糟粕，崇尚享乐。这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引进导致了社会的精英层与下层人民的急剧分化，偏见、歧视成了普遍的现象，下层人民被抛弃于北魏的"文明"之外。 　　拓拔宏是北魏的第七代皇帝，他的改革被历史给与很高的评价，但是他改革开始不过三十年，北魏就发生大叛乱，并且很快的灭亡。而整个鲜卑族因此而消失殆尽。 　　北魏的改革成就其实很容易的被充满仇恨的下层百姓毁灭，五胡时期毁灭一个城市的例子并不少见。"六镇叛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下层起义，如果没有发生"六镇叛乱"，而将矛盾继续积累、深化，更大的叛乱势必会发生，那时对于北魏来说，就是完全毁灭的打击了。 　　北魏的汉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少数民族学习汉人的文化，我们可以怡然自得，但是今天的"美化"，就是我们的民族学习西方的文化，这些经验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的改革又是误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今天的改革到底是为什么。

北魏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深思，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但是又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毫无原则的全盘美化，引用他们的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还是做得很好。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需要注意到的是，北魏的政治改革继续沿用"门第制度"。相比曹魏和晋朝而言，这种盲目沿用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甚至都没有一个异化的过程，北魏就是简单的直接引用最腐朽的政治形态，并且由于自身文化落后的弱势心理，毫无原则的学习汉人文化中的糟粕，崇尚享乐。这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引进导致了社会的精英层与下层人民的急剧分化，偏见、歧视成了普遍的现象，下层人民被抛弃于北魏的"文明"之外。  　　拓拔宏是北魏的第七代皇帝，他的改革被历史给与很高的评价，但是他改革开始不过三十年，北魏就发生大叛乱，并且很快的灭亡。而整个鲜卑族因此而消失殆尽。  　　北魏的改革成就其实很容易的被充满仇恨的下层百姓毁灭，五胡时期毁灭一个城市的例子并不少见。"六镇叛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下层起义，如果没有发生"六镇叛乱"，而将矛盾继续积累、深化，更大的叛乱势必会发生，那时对于北魏来说，就是完全毁灭的打击了。　　北魏的汉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少数民族学习汉人的文化，我们可以怡然自得，但是今天的"美化"，就是我们的民族学习西方的文化，这些经验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的改革又是误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今天的改革到底是为什么。 　　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其实民主和科学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总的来说，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一个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摆脱愚昧和迷信。 　　所以我们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普及教育。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和科学，必要的前提是她的国民都要有科学、民主的素养和意识。这样的公民才能推举出自己的代表，才能够制定符合公民思想的制度，才能够自觉去维护公共利益，才能够明白捍卫每一个人的权力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 　　教育是实现进步意识的最好途径。　　然而教育需要的是有进步意识的教材，需要大量有进步意识的教育工作者，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西方在实现转变的这个过程中，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教本身倡导的仁慈、忍让、宽容，如果没有功利化的目的，就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而在中国，我们文化的支柱，儒家思想，完全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儒家的精髓思想是一个"仁"字，他所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民主和科学意识不流行的今天，只要不把儒家文化糟粕用强势的方式推行，鼓励和赞成对儒家思想的讨论，发挥道德的作用，而不是利用其来维护统治。我们的文化还是能够有生命力的。   　　中国需要形成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是，中国人努力追求的是成为中国的公民，而不是进入特权阶层。 　　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甚至是误导的。 　　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背离了"有教无类"、"树人为本"的本意，堕落成为新的社会束缚机制。 　　有统计指出，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有人激愤的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话虽不无偏激，却也道出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   　　那些"投胎有术"的人是怎么获取学历的呢？　有钱的人可以出国留学；北京户口的学生高考很轻松；政府官员可以轻松混到文凭，我就听说过，市里组织下面一些县的政府官员，跑到市里，上那么五天课，开卷考试，拿到国家承认的硕士文凭。  　　他们颇为得意，自诩为高素质的人才，看不起被淘汰的社会群体，认为他们是没有得到教育和不努力的结果。   　　出现这种现象，与教育的功利化有密切关系。一切以高学历和英文水准作为录取和使用人才衡量标准，于是教育变成投资，付出这种投资是必要的，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  　　教育成本在这种风气下迅速提高，很快的形成了垄断。现有的特权阶层利用自己的金钱可以轻易的达到这个水准。而农民呢，怎么办？本来国家还是有考虑的，只是腐败的"希望工程"悄悄葬送了这个最后的补救机会。   　　改革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形成，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将社会财富进行重新的洗牌和再分配。 　　但是因为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社会的不平等再次形成。从某个角度上看，教育才是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因为教育的"功利化"，我们高等教育下培养的人才未必能适应社会，那些通过艰苦努力从底层读书出来的书呆子。因为缺乏社会关系和适应能力，因为经验不足和学无所用，他们一样找工作一样有困难，还是处于在社会的不平等中。   　　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也陷入了危机。 　　教育早已不是"有教无类"，而是"唯钱是举"了。 　　在城市里，城管们如悍吏之来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农民和弱势群体势好像是被这个社会抛弃了。 　　我们的媒体给予那些无尽的奢华和浪费，给予那些歌星、影星、球星过多的关注，而漠视弱势阶层的利益和权利。   　　这种短视是愚蠢的。 　　虽然是这么的自然而然，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出于功利的心理，社会和媒体必然谄媚的迎合那20%的需求。　　君不见各地高级娱乐场所，洗发屋，洗脚屋，星罗棋布。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很少改善，甚至还有很多人挣扎在贫困生存线上。而先富起来的人却利用优势和特权的垄断享受社会财富，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不平等的实质无法改变。   　　先富起来的人根本无法承担建设公民社会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道德建设的失败，更是我们文化继承和改革的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将这种失败归根于我们的文化。　　我们虽然在表面上遮遮掩掩，实际上已经倾向于全盘西化，盲目崇拜了。    　　中国今天，国家给予外企的优惠远远超过我国自己的私企和民营，对西方人的恭敬和尊重远远超过了对待自己的国人。很多"西化"过的精英看不起自己的语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的人民。   　　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状态。 　　今天我们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已经变成了给予 "西化"阶层特殊利益。 　　于是我们优秀人才争先恐后主动"西化"，大量学生的留学"镀金"，为的就是赶上这个崇洋媚外的热潮。也不管这些知识是否一定需要到国外去学习，总之是出去了一趟，回来就可以高人一等。放弃了自己的中国国籍，中国人反而看得起一些。   　　全民学英语正是一个放弃自己文化的典型社会心理表现。 　　其实我们很清楚，真正能学成英语的只能是少数人，真正能"西化"的人也只能是少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学英语的人太少，也不是在于留学出国的人太少，而是我们无法将自己的文化精髓和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等先进理念融合起来。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实现全盘的西化，我们只要看看众多"西化"过的企业家、官员、学者，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捍卫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权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娴熟利用中国的"特色"，利用自己的资本，在中国能够很轻易的升官发财。从根本上讲，他们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我们改革失误造就出来 "唯利是图"的吸血鬼。   　　我们从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就像中国历史一样，永远从一个暴政走向另一个暴政。　　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国历史虽然王朝屡屡更替，虽然被少数民族屡屡得手，但是至少还保住了自己文化的一脉相承。而今天，我们在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   　　北魏的改革不过三十年，成绩斐然，最后却落得国破家亡。而北魏改革深化的巨大惯性，使得鲜卑文化消磨殆尽，不复存在。  　　几十年后的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局面？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要怎样保持自己民族的活力，能够积极和理性的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要避免盲目的"西化"。 　　要让教育摆脱急功近利之风，使之成为真正的立国之本。要避免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这些，都是当前社会需要思考和反省的。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补充一点，关于老子死了，儿子娶其后母的事情在先秦的中国是很流行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zhuilang在2006-2-9 11:51: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灯塔看守在2006-2-9 11:42:00的发言：  其他没什么，关键在于这个词有一种蔑视感。我是汉，你是胡，我高你一等。这种事落谁头上，谁都不高兴。</div>不过是历史名词，我们现在还用鬼佬来称呼外国人，可一点高你一等的蔑视感也没有。</div>我骂小日本鬼子的时候，就有一种蔑视感。

作者敢说真话，着实不简单。

真长啊

“可想而知，这样的强行迁徙对少数民族是十分残酷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大概也和近代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一样悲惨吧。只是汉人正统的史学家对这点一直记载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今天我们只能靠史学家们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们的处境了。”================================================================放屁的文章。既然你也知道记载很少，又凭什么拿那段历史跟有无数正式记载的贩卖黑奴做比？关于周恩来贪污腐败的记载也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我只能靠“保健医生”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的所为了。

以为有人能够怡然于非人间的残忍，应该是会有报应，有天谴的。如果老天爷也置之不理，那就该轮到人来替天行道===================================================================西晋腐败，所以五胡替天行道满清腐败，所以英法替天行道国民党腐败，日本替天行道今日党国似乎也腐败了，不知又轮到谁来替天行道？我只想问一句，作者文中如此同情的石崇姬人，五胡来“替天行道”的时候是否网开一面？莫非五胡是按中共划成分的方法来中原搞革命的？

古汉族跟北方游牧民族的真正矛盾，只在一点，即游牧民族是靠暴力掠夺汉族财富的。汉人拿胡人做奴隶？难道胡人有钱了自己就不蓄奴隶？除了极端个别情况，汉人有能力象白人贩卖黑奴一样去大草原上劫掠胡人做奴隶？中国古代大多数是地少人多还是人少地多，要靠对外掠夺奴隶来耕田？民族不分优劣，我赞成，汉族的确不天生比胡人高尚，但在古中国胡汉冲突中的罪责，却并非由”人品“谁高谁低来决定。譬如一个盗贼入户将一个“为富不仁”的大户抢了钱后杀掉，法院定罪的时候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还是两个人平时的品行来评判呢？

至于后面那些借古讽今的“哲言”，养分就更接近糖精的水平了前面鬼鬼祟祟的写一大坨语焉不详的废话，又夹上几句已经被公认为正确（至少在BBS上）的口号做装饰，最后才抛出自己的私货来，这种作风本来就是一脸贼样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雷神帝释天在2006-2-10 9:35:00的发言： 古汉族跟北方游牧民族的真正矛盾，只在一点，即游牧民族是靠暴力掠夺汉族财富的。汉人拿胡人做奴隶？难道胡人有钱了自己就不蓄奴隶？除了极端个别情况，汉人有能力象白人贩卖黑奴一样去大草原上劫掠胡人做奴隶？中国古代大多数是地少人多还是人少地多，要靠对外掠夺奴隶来耕田？民族不分优劣，我赞成，汉族的确不天生比胡人高尚，但在古中国胡汉冲突中的罪责，却并非由”人品“谁高谁低来决定。譬如一个盗贼入户将一个“为富不仁”的大户抢了钱后杀掉，法院定罪的时候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还是两个人平时的品行来评判呢？</div>这段话就好像在说我赞成种族平等黑人也是优秀的我不歧视他们 虽然纽约所有的抢劫都是黑人干的

sunyan黑人和白人的区别是肤色.黑人因为受教育程度\富裕程度普遍比白人低,犯罪率比白人高是正常的,但黑人并不是天生的抢劫犯.抢劫犯的产生是由于贫穷,而不是肤色,而且即使黑人抢劫犯也不是针对白人的.至于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他们对更富庶的中原地区的劫掠是必然的,劫掠所得远远高于生产所得,也高于上层胡人对下层胡人的剥削所得,还没有哪个草原酋长有记载是巨富的.要不你说说他们历史上不断的进入中原不是劫掠是什么?边境地区的正常迁移肯定是有的,骑马挎弓到江南难道是旅游?至于中原,对于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来说,剥削国内的农民就足够了,否则中国就不会搞海禁。作为对历史有研究的你，不会否认海外贸易比抢劫北方游牧民族更赚钱吧？我不否认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有过奴役和掠夺，比如汉，但这不是主流，因为如前所述，汉族始终缺乏对北方草原进行军事进攻的动机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雷神帝释天在2006-2-10 9:17:00的发言： “可想而知，这样的强行迁徙对少数民族是十分残酷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大概也和近代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一样悲惨吧。只是汉人正统的史学家对这点一直记载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今天我们只能靠史学家们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们的处境了。”================================================================放屁的文章。既然你也知道记载很少，又凭什么拿那段历史跟有无数正式记载的贩卖黑奴做比？关于周恩来贪污腐败的记载也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我只能靠“保健医生”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的所为了。</div>“革其服，变其礼”只是史书上的一句话，但和满洲进关后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一对照，就会发现血腥。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雷神帝释天在2006-2-10 11:02:00的发言： sunyan黑人和白人的区别是肤色.黑人因为受教育程度\富裕程度普遍比白人低,犯罪率比白人高是正常的,但黑人并不是天生的抢劫犯.抢劫犯的产生是由于贫穷,而不是肤色,而且即使黑人抢劫犯也不是针对白人的.至于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他们对更富庶的中原地区的劫掠是必然的,劫掠所得远远高于生产所得,也高于上层胡人对下层胡人的剥削所得,还没有哪个草原酋长有记载是巨富的.要不你说说他们历史上不断的进入中原不是劫掠是什么?边境地区的正常迁移肯定是有的,骑马挎弓到江南难道是旅游?至于中原,对于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来说,剥削国内的农民就足够了,否则中国就不会搞海禁。作为对历史有研究的你，不会否认海外贸易比抢劫北方游牧民族更赚钱吧？我不否认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有过奴役和掠夺，比如汉，但这不是主流，因为如前所述，汉族始终缺乏对北方草原进行军事进攻的动机</div>的确  很多时候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中原王朝首先进攻但西晋政府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只看所谓西晋一段历史时期的话  是西晋首先挑起的  我想西晋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怀着为先人报仇的目的吧？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汉族衰弱则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侵  少数民族衰弱则被汉族统治者摆布挑拨双方不必指责对方如何不讲兄弟之情  双方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