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到底为何灭亡？（讨论）

我个人认为：不能怪到九品中正制上面去！日本自古就是幕僚制度，东晋也是门阀制度，未见国家崩溃，主要还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问题，内部人才制度最多引发农民起义罢了。
    九品中正制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官吏选拔的政治制度。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为什么会登上历史舞台呢？它有经济和社会基础。东汉是庄园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凭借庄园经济带来的强大物质基础，豪强势力强大到欲与皇权一争的地步，汉末的党锢之争充分地显示了他们之间斗争的激烈，以宦官打头阵的皇权势力最终占据上锋。黄巾大起义却给豪强们一个机会，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迅速崛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高门士族由此形成。曹操一边打击地方豪强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一边为了政局的稳定，不得不拉拢他们，九品中正制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由陈群制定，被曹丕定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既弥补汉代举贤良制度的缺点，尽量的网罗人才；又能确立高门士族既得利益，来巩固整个统治集团。

我个人认为：不能怪到九品中正制上面去！日本自古就是幕僚制度，东晋也是门阀制度，未见国家崩溃，主要还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问题，内部人才制度最多引发农民起义罢了。
    九品中正制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官吏选拔的政治制度。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为什么会登上历史舞台呢？它有经济和社会基础。东汉是庄园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凭借庄园经济带来的强大物质基础，豪强势力强大到欲与皇权一争的地步，汉末的党锢之争充分地显示了他们之间斗争的激烈，以宦官打头阵的皇权势力最终占据上锋。黄巾大起义却给豪强们一个机会，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迅速崛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高门士族由此形成。曹操一边打击地方豪强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一边为了政局的稳定，不得不拉拢他们，九品中正制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由陈群制定，被曹丕定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既弥补汉代举贤良制度的缺点，尽量的网罗人才；又能确立高门士族既得利益，来巩固整个统治集团。

八王之乱

下面是一个我赞同的观点：民族矛盾是一个巨大的地雷！  
     《何博士备论》有云：“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他的《何博士备论》里对此有比较深刻的研究：（译文）
以前说的五胡之乱祸害晋室王朝，它的起始原因不是只有一个朝代所造成的。探其最基本的根原是历代累积下来的，是在于数百年来的矛盾，延缓到西晋后集中暴发。国家更替了三世，而历代更替的君王多达数十人。在日常生活中，从表面上是看不到这些矛盾现象存在的，当矛盾被一种因素激化后而不知道如何能够撑持国家稳定。从表面现象中不能看到，都是因为祸根常常隐藏在福中，表面上太平祥和之下常隐藏着祸端。人们只能看到现在出现的祸福而已，不能逆向来考察它，祸端隐藏在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它还没有爆发，大家都不能看到祸乱发生后造成惨乱的后果。当灾祸降临时不能很快平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历代先王治理下的国家，侯甸要荒①，各以其职位来朝贡。故而西周的君王周公旦在明堂接受诸侯国的朝贡，四方的诸侯国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人们只能看到这些置办了贡品，提着厚重礼信来朝贺的热闹场面，而隐寓了其中最中要的“羁縻勿纵”②的道理，这对后世的影响甚为深远。后世之君，因为用内徙的政策而亲近这些少数民族，取悦向他臣服的人而侥幸逃过衰弱破败。最先是汉代的孝宣皇帝肇出的事，慢慢地又发展到了晋世祖，而在魏武时期又最干得最多。有的减了军备使国防空虚而且罢除了巡逻警戒，有的则遣返自己的士兵回原籍而使少数民族部落慢慢强大。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盛，官吏既而对他们欺压侮辱还加重他们的劳役，可以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积压在这些人心中的怒火，而不知道大祸将发生后带来的惨状，一旦汹涌翻腾起来就象决堤的洪水，什么人都不能阻挡。
     晋朝之所以成为不幸，都是因为爆发的时机恰到好处，在平常生活中又不能看到它明显造成惨乱后果的原故。以往汉孝宣皇帝都是凭借汉武帝侵击匈奴时打出的余威，令五单于内部争斗，最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的部族。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上书愿为汉守护西北边疆，向汉元帝请罢边境防备，以休养天子人民，元帝令臣下集议，郎中侯应列举十条理由反对，而汉元帝不认可，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汉元帝以行动报谢了呼韩邪单于，从此以后北边的人慢慢地进入中原，汉朝还很高兴，又忙于南边的叛乱平定，而不知道他们今后带来的却难。晋世祖司马炎因为匈奴部族迁到这里的人慢慢多了，于是建了南庭以便安纳他们。把西河美稷划给了内附的人，后来这些部族因此都屯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河西之地，全部都被他们占有了。再加上迁徙来的常反叛的羌部，又错置了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员。魏武的时候又大举迁徙武都（甘肃东南部，与四川省、陕西省、青海省接壤）的氐部族以便充实关畿（京都管辖的地区），用以抵御蜀汉政权的侵袭。而匈奴五部，全部居住在汾晋（山西省太原地区）而且近在肘腋下。表面看晋朝很兴旺，实际上大致中原半数成为敌国的了。（刘）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弋仲）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洪）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廆），鲜卑也，而居昌黎。各种族日渐茂盛，他们的居处饮食都趋于华美；但是他们肆行暴虐贪婪凶横、乐斗喜乱的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则亦无时无刻而随之发生改变了。因此当刘元海一支匈奴部族带头发起叛乱，各种部族一起响应、乘机四起占据雍洲（陕西省中部），自漫长的淮河以北，再也无复为晋朝的国土，而为此交战的国家先后又打了几二百年。所谓的道理就是祸事发得越迟，而为毒就越深。他们迁徙内地之所以当时听从统治者的使役，亦是迫于统治者先前制服他们的余威。而他们的心情未尝不是怀土而思返，固而很深地从心理怨恨中国，对待他们象关牲口似的羁拘和欺负。因此刘猛发起狠来反叛晋王朝，起义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匈奴刘元海诸部每天都未尝忘记这种事。自曹魏以上各朝代，其间不是没有明智之主，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为子孙后世来考虑。然而皆安然自如地让其内附，或乐于借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惟恐他们不能鸠合在一起，而好去收拢使役他们。虽然有时做出一些为祸患国家的事情，都不能够使统治者为之深思远虑，在祸患发生后又很快平定，而使统治者感到厌烦，对他们的讨伐的态度也消极了。
      由晋而下，自武帝司马炎平吴会统一国家，遍抚天下，固然是没有借助这些游牧部族的军事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能够探察到他们以后所带来的灾难而采取制乱措施，依着他们怀恋故土返还的心情，西晋政权能再给他们加以优惠的政策，以指导他们的归行，为他们假建一些归返的理由，而且资助他们一些钱粮，使他们各自按种族的血缘关系而回到故土，那他们将快乐轻松地退回去，而惟恐他们后来干的事了。然后在边境上开拓设置阻障严加盘查，使这里截然有内外的险阻，虽然以后也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则不至于使祸事发生在自己的肘腋之间，而不会被不可战胜这样的言论扰乱平叛的策略。就算没有明智英果之主为后世的子孙来考虑过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在乎他有没有行动和手段，来挽救还没有发生的深重灾难了。自从那时晋武帝平定东吴统一国家以后，才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天下所知，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他呢？虽然有郭钦上书直言反对当时的政策，江统的《徙戎论》著论，他的言论反复说到关健，皆是恬不为省，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就象是刚刚抱着老虎而熟睡了。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何博士备论》

下面是一个我赞同的观点：民族矛盾是一个巨大的地雷！  
     《何博士备论》有云：“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他的《何博士备论》里对此有比较深刻的研究：（译文）
以前说的五胡之乱祸害晋室王朝，它的起始原因不是只有一个朝代所造成的。探其最基本的根原是历代累积下来的，是在于数百年来的矛盾，延缓到西晋后集中暴发。国家更替了三世，而历代更替的君王多达数十人。在日常生活中，从表面上是看不到这些矛盾现象存在的，当矛盾被一种因素激化后而不知道如何能够撑持国家稳定。从表面现象中不能看到，都是因为祸根常常隐藏在福中，表面上太平祥和之下常隐藏着祸端。人们只能看到现在出现的祸福而已，不能逆向来考察它，祸端隐藏在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它还没有爆发，大家都不能看到祸乱发生后造成惨乱的后果。当灾祸降临时不能很快平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历代先王治理下的国家，侯甸要荒①，各以其职位来朝贡。故而西周的君王周公旦在明堂接受诸侯国的朝贡，四方的诸侯国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人们只能看到这些置办了贡品，提着厚重礼信来朝贺的热闹场面，而隐寓了其中最中要的“羁縻勿纵”②的道理，这对后世的影响甚为深远。后世之君，因为用内徙的政策而亲近这些少数民族，取悦向他臣服的人而侥幸逃过衰弱破败。最先是汉代的孝宣皇帝肇出的事，慢慢地又发展到了晋世祖，而在魏武时期又最干得最多。有的减了军备使国防空虚而且罢除了巡逻警戒，有的则遣返自己的士兵回原籍而使少数民族部落慢慢强大。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盛，官吏既而对他们欺压侮辱还加重他们的劳役，可以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积压在这些人心中的怒火，而不知道大祸将发生后带来的惨状，一旦汹涌翻腾起来就象决堤的洪水，什么人都不能阻挡。
     晋朝之所以成为不幸，都是因为爆发的时机恰到好处，在平常生活中又不能看到它明显造成惨乱后果的原故。以往汉孝宣皇帝都是凭借汉武帝侵击匈奴时打出的余威，令五单于内部争斗，最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的部族。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上书愿为汉守护西北边疆，向汉元帝请罢边境防备，以休养天子人民，元帝令臣下集议，郎中侯应列举十条理由反对，而汉元帝不认可，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汉元帝以行动报谢了呼韩邪单于，从此以后北边的人慢慢地进入中原，汉朝还很高兴，又忙于南边的叛乱平定，而不知道他们今后带来的却难。晋世祖司马炎因为匈奴部族迁到这里的人慢慢多了，于是建了南庭以便安纳他们。把西河美稷划给了内附的人，后来这些部族因此都屯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河西之地，全部都被他们占有了。再加上迁徙来的常反叛的羌部，又错置了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员。魏武的时候又大举迁徙武都（甘肃东南部，与四川省、陕西省、青海省接壤）的氐部族以便充实关畿（京都管辖的地区），用以抵御蜀汉政权的侵袭。而匈奴五部，全部居住在汾晋（山西省太原地区）而且近在肘腋下。表面看晋朝很兴旺，实际上大致中原半数成为敌国的了。（刘）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弋仲）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洪）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廆），鲜卑也，而居昌黎。各种族日渐茂盛，他们的居处饮食都趋于华美；但是他们肆行暴虐贪婪凶横、乐斗喜乱的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则亦无时无刻而随之发生改变了。因此当刘元海一支匈奴部族带头发起叛乱，各种部族一起响应、乘机四起占据雍洲（陕西省中部），自漫长的淮河以北，再也无复为晋朝的国土，而为此交战的国家先后又打了几二百年。所谓的道理就是祸事发得越迟，而为毒就越深。他们迁徙内地之所以当时听从统治者的使役，亦是迫于统治者先前制服他们的余威。而他们的心情未尝不是怀土而思返，固而很深地从心理怨恨中国，对待他们象关牲口似的羁拘和欺负。因此刘猛发起狠来反叛晋王朝，起义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匈奴刘元海诸部每天都未尝忘记这种事。自曹魏以上各朝代，其间不是没有明智之主，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为子孙后世来考虑。然而皆安然自如地让其内附，或乐于借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惟恐他们不能鸠合在一起，而好去收拢使役他们。虽然有时做出一些为祸患国家的事情，都不能够使统治者为之深思远虑，在祸患发生后又很快平定，而使统治者感到厌烦，对他们的讨伐的态度也消极了。
      由晋而下，自武帝司马炎平吴会统一国家，遍抚天下，固然是没有借助这些游牧部族的军事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能够探察到他们以后所带来的灾难而采取制乱措施，依着他们怀恋故土返还的心情，西晋政权能再给他们加以优惠的政策，以指导他们的归行，为他们假建一些归返的理由，而且资助他们一些钱粮，使他们各自按种族的血缘关系而回到故土，那他们将快乐轻松地退回去，而惟恐他们后来干的事了。然后在边境上开拓设置阻障严加盘查，使这里截然有内外的险阻，虽然以后也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则不至于使祸事发生在自己的肘腋之间，而不会被不可战胜这样的言论扰乱平叛的策略。就算没有明智英果之主为后世的子孙来考虑过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在乎他有没有行动和手段，来挽救还没有发生的深重灾难了。自从那时晋武帝平定东吴统一国家以后，才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天下所知，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他呢？虽然有郭钦上书直言反对当时的政策，江统的《徙戎论》著论，他的言论反复说到关健，皆是恬不为省，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就象是刚刚抱着老虎而熟睡了。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何博士备论》

民族矛盾根本就是西晋自己搞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

所以：
     皇帝不痴，贾后不可能专政；
     王兵不盛，各王不可能进京清君侧；
     州郡兵不罢，各王私兵还可抗衡，如西汉七王之乱格局；中央不至于颠覆；由此，也不至于异族反叛之时，中央居然没有兵力可用！

所以：
     皇帝不痴，贾后不可能专政；
     王兵不盛，各王不可能进京清君侧；
     州郡兵不罢，各王私兵还可抗衡，如西汉七王之乱格局；中央不至于颠覆；由此，也不至于异族反叛之时，中央居然没有兵力可用！

    从古至今，很多国家都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中国的西晋王朝(公元265年－316年)更因内部的民族纠纷而走上覆亡之路。
    从东汉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初年，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连续不断的胡族内迁引起胡汉双方的矛盾，严重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大规模的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西晋一些官僚也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以郭钦、江统为代表，提出「徙戎」的主张。他们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胡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并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办法隔绝胡汉接触，来防止胡人的反抗。但由于各族内迁及胡汉杂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徙戎的主张无法实施。



    从古至今，很多国家都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中国的西晋王朝(公元265年－316年)更因内部的民族纠纷而走上覆亡之路。
    从东汉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初年，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连续不断的胡族内迁引起胡汉双方的矛盾，严重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大规模的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西晋一些官僚也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以郭钦、江统为代表，提出「徙戎」的主张。他们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胡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并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办法隔绝胡汉接触，来防止胡人的反抗。但由于各族内迁及胡汉杂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徙戎的主张无法实施。

白痴皇帝是主因，贾南风是次因

nixon83 发表于 2011-8-15 21:32
白痴皇帝是主因，贾南风是次因
民族矛盾已经发展到晋武帝都不能解决的地步了，而让后面的人去解决，更是笑话！
由此，现在的中国民族问题，不可小视啊

民族矛盾？用这词用在当时有点不妥吧？

昨办 发表于 2011-8-15 21:36
民族矛盾？用这词用在当时有点不妥吧？
这不过是在当下的环境里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不要过分夸大现在的民族问题
危言耸听

不是夸大，而是正视，就怕很多人还是和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
如果你生活在南疆，你感到很安全吗？

另外，此贴并非强调民族问题，倒是很多人一见这些字眼就有些过敏，窃以为大可不必！！！

lxy1013 发表于 2011-8-15 23:26
不要过分夸大现在的民族问题
危言耸听

不是夸大，而是正视，就怕很多人还是和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
如果你生活在南疆，你感到很安全吗？

另外，此贴并非强调民族问题，倒是很多人一见这些字眼就有些过敏，窃以为大可不必！！！

西晋王朝建立后的统治是建立在王室与世族的平衡上。世族占据朝廷的主要位置、参与政治。王室在各地掌兵，以监视各地世族（包括各地的少数民族渠帅。其实这个政策在武帝时很成功，少民领袖的权力已经很低，最后改土归流的时机都快到了。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八王之乱），拱卫王室。而皇帝就是调节两者。这样就能维持统治。而惠帝的无能，贾后独裁，打破了这个平衡。皇室的内斗造成王室干预朝政，世族成为了王室的同盟。少民领袖被重新启用。于是就五胡乱华了。

民族矛盾顶多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而且这与西晋的统治政策直接相关。自曹魏时期开始，各集团就开始利用“少数民族”为其争霸服务了，五胡乱华本身是个持续的过程，并非突发的事件。
西晋的短暂统一本身就不彻底，三国时期的各种矛盾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自身国力不强，内部纷争严重，根本无法控制和抵御周边民族。

好像当时还没有民族矛盾这个概念吧 民族和民族最多是君与臣的关系 从来没有想过是一家人的关系吧

成也士族，败也士族

司马炎是大王朝开国君主中最差的，跟三国名将后人一样，司马家也一代不如一代。

没有强大的军队护航，前边掌握军权篡位的例子不少
不过一般认为，八王之乱算是推开五胡乱华的序幕

各个五胡部族开始都是作为司马氏诸王争霸的工具和盟友的，而后强大失控，背景就是西晋中央的衰弱
司马氏内乱的因素是主导

各个五胡部族开始都是作为司马氏诸王争霸的工具和盟友的，而后强大失控，背景就是西晋中央的衰弱
司马氏内乱的因素是主导

主要是错误使用了分封制度

司马炎代魏自立后，封王27人，无一皇子为王，除了皇帝的弟弟3人外都是司马懿的子弟。由于司马氏代魏早在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的手中已经完成，司马懿的众多子侄为此立下很大功劳，司马炎只不过做个现成的皇帝，因此不得不封王来酬劳其叔祖、叔父、从伯叔父等人。虽然这些王的王国当时只有一郡，户数最多的两万户，只不过相当于秦汉时期2个大县，租调收入，宗王也只能食三分之一，财力并不富厚，但司马炎命令宗王出镇，让他们做重要州的都督，有的都督辖区地兼数州，权力很大。出任都督的宗王既握军符，又兼民事，专横跋扈，割据称雄，又个个觊觎帝位，图谋不轨。司马炎为了应付，便任命皇子为王，并提高皇子王的权位，以与宗室王抗衡，打破了以郡为国的老规矩，让皇子王国拥有数郡，领户五到八万，与宗室王地只一郡，大国两万户，小国五千户，相比悬殊。

一旦中央出点问题，地方的诸侯王是不可能不产生取而代之的意图的。诸王互斗，西晋的瓤子也就全部掏光了。

没有分封制度，即使贾南风专权，也不会发生西晋的混乱。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1-8-16 12:31
主要是错误使用了分封制度

司马炎代魏自立后，封王27人，无一皇子为王，除了皇帝的弟弟3人外都是司马懿的 ...
不让诸王掌握外兵，那就只有落到世族的手里。你看西晋那几个悲剧的皇帝，别忘了东晋的皇帝也是傀儡啊。

傅广 发表于 2011-8-16 13:48
不让诸王掌握外兵，那就只有落到世族的手里。你看西晋那几个悲剧的皇帝，别忘了东晋的皇帝也是傀儡啊。
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权早晚都是由官僚集团控制，皇帝只是象征。大多数皇帝是无力与官僚集团对抗的，虽然名义上有最大的权力，但大多数时候不得不依照官僚集团的意图和准则行事。

政权落入世族手中，和诸王掌握军队相比，前者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皇帝，威胁都要小。

自周朝以来，开创一统朝代的统治者死后的第二代权力交接从没有一个不起波澜的：武王死后，管叔蔡叔作乱，周公与姜太公平乱；秦朝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死后倒是长子做了惠帝，然而紧接着吕氏乱政，不是灌婴周勃陈平这一干老臣，江山险些改姓了吕；西晋二代是个白痴，贾后乱政八王之乱；隋朝二世而亡；唐高祖还活着，眼见太宗谋杀自己兄弟搞玄武门之变，被逼退位；北宋烛光斧影；元朝从成吉思汗算的话，窝阔台刚开始的汗位不稳，以至于拖雷监国一年，从忽必烈算的话，他孙子死后国内大乱；明朝建文年间靖难之役，篡逆之人朱棣从他侄子手中抢到皇位；清朝总算好点了，皇太极相对平稳一点，但是福临（即顺治，多尔衮的侄子）上台属于多方妥协的结果，同时还有多尔衮摄政，若从入关后算，康熙的太子废了立、立了废，一时之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

由此可见，第二棒权力交接的稳定程度直接关系到王朝皇朝的生死存亡。君不见周公辅政，太公卫国，终有成康之治；秦朝沙丘密谋害死了扶苏，终于早夭；汉朝有老臣拿出白马之盟的祖制来干掉了诸吕，才有了文景之治；西晋内部紊乱，加之民族关系处理不当，终至五胡乱华；隋朝炀帝三征高丽，开凿运河，劳民伤财是穷兵黩武，终于天下归了姓李的；太宗玄武门之变固然残酷，可是总强过靖难之役，起码百姓无一人因上层争权夺利而白白送死，贞观时代终为人所乐道；宋元这个……；朱棣就算了吧，这家伙是个战争贩子，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清朝早期权力交接很不稳定，直到雍正时期搞了个办法，从此以后再无骨肉相残的事情发生（当然也有医学和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在里面，君不见多少皇帝没儿子，君不见多少皇帝死得早，雍正之后的皇帝平均年龄52岁，中国所有皇帝的平均寿命才39岁）。

所以，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司马炎水平太低，生不出NB儿子来交接权力，最终葬送了大好河山。

内因：皇权衰弱，内耗严重，民心不稳。

外因：小冰川期，耕线后退，北胡南下。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1-8-16 15:52
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权早晚都是由官僚集团控制，皇帝只是象征。大多数皇帝是无力与官僚集团对抗的 ...
王敦、桓温、桓冲都该发来贺电了。你大概忘了司马家是怎么当的皇帝了。

傅广 发表于 2011-8-17 09:48
王敦、桓温、桓冲都该发来贺电了。你大概忘了司马家是怎么当的皇帝了。
那你说，东晋士族专权和西晋诸王厮杀比，那个对国家和皇帝更有利？

有史以来，分封诸王，诸王掌握地方军权、政权的，就没有不出事的，100％的概率

古猛龙 发表于 2011-8-16 23:29
自周朝以来，开创一统朝代的统治者死后的第二代权力交接从没有一个不起波澜的：武王死后，管叔蔡叔作乱，周 ...
兄台前面结论不错，就是最后一句看了比较吐血。。。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1-8-17 13:02
那你说，东晋士族专权和西晋诸王厮杀比，那个对国家和皇帝更有利？

有史以来，分封诸王，诸王掌握地方 ...
不错。
而且东晋的问题，主要是皇族丧失了直系力量（原洛阳地区的士族已被杀伐干净），以至于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而即便如此，仍然获得各大门阀士族的拥戴；
而士族即使专权，自王敦以来，即便是谢氏击败前秦，也未能动摇国祚，各方还是以司马家族为拥递，彼此权衡，以为折冲。
至于东晋最后丧乱于刘裕，那已经是门阀士族衰退之后，北府兵政治（下级士族）兴起以后的事情了，这和前述西晋中央王朝的快速崩溃，已经是两个话题了！

西晋的灭亡。
主要还是八王之乱。
没有八王之乱，五胡是不能直接造反的。

松海 发表于 2011-8-17 14:16
兄台前面结论不错，就是最后一句看了比较吐血。。。
根据史家统计推测，司马氏家族大概真的有白痴基因的，出的白痴后代不仅仅只有司马惠一个人。东晋倒数第二个皇帝也是个白痴。而司马王族里，白痴也很多。

东汉三国人口损失太大，各地世族大家开始拉胡人做劳动力。压迫太深出的民族矛盾。军事上，马镫的出现，让游牧民族军事实力大增。

环境气候变迁，与罗马被灭一个道理
竺可桢发现，旧大陆气候变化一般是从东向西蔓延，这也是为什么游牧民族都是从东向西征服，而没见过反向的。

cxvdfeggg 发表于 2011-8-18 06:17
根据史家统计推测，司马氏家族大概真的有白痴基因的，出的白痴后代不仅仅只有司马惠一个人。东晋倒数第二 ...
北齐的高家估计也是，几乎全部有狂躁性的精神病

胡扯。
正常情况下，就算皇帝神经，官僚机构也能大致正常运转。西晋的政治问题，去看看赵翼等人的论述就清楚了。

松海 发表于 2011-8-15 21:34
民族矛盾已经发展到晋武帝都不能解决的地步了，而让后面的人去解决，更是笑话！
由此，现在的中国民族问 ...
君不闻 搁置争议...，后代总会比我们更有智慧...
不负责任

内不举有用之人，何以兴国，何以御敌

松海 发表于 2011-8-17 14:16
兄台前面结论不错，就是最后一句看了比较吐血。。。
哈哈，我只是半夜临时写着玩的，没写完呢还

后面的不想写了，还有两个主要原因是民族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腐化

要是三国还在，这些矛盾会不会被一直压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