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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攻破抚顺城以后，在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后金军成功击退明军总兵张承荫部闻讯赶来的一万援军。紧接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接连攻破了抚顺周围的五百座台堡，以骑兵横排百里，梳掠一空，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
这是他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利，要知道，当时后金国控制地区的总人口也不过是三十万上下。哈赤同志也在大喜之余，暗暗的松了口气：“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一战也打出了八旗军的军威与士气，日后尽管八旗军纪十分严酷，但士兵为了参战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仍把每次出征视同节日。据史书记载：“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四、五人，皆争往赴，专为财物故也”。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就是努尔哈赤统辖八旗军队的两大法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在被哈赤同志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明政府终于有了迟来的反应。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万历皇帝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后金国的攻势。
经过为期个把月的会议后，吃足了生猛海鲜的会议代表们打着饱嗝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谴责努尔哈赤分裂中华的阴谋，并通过了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大明中央日报》在跟下来的几天里以社论的形式集中火力批判努尔哈赤的“两国论”，大明军方以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为首，纷纷在媒体面前表示：明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大明天下的统一及领土完整。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了山海关。阵容是强大无比啊！
辽东经略杨镐为此战总指挥，坐镇沈阳，总管督运各路粮草。其它各部整合为四路大军：
西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宁远伯李成梁的公子）为主将，率管官兵二万余人，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以总兵官刘廷（明代的关云长，号称刘大刀）为主将，率明军官兵一万余人，并朝鲜兵一万三千人，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这四路兵马，合计八万多人，加上朝鲜援兵，共十万多人马。然而，后世大量史书里流传着多种不同的数字，有二十来万，有三十来万，甚至还有最高纪录的四十七万。这都是作为胜利者的满清自我吹嘘的成果。当然了，尽管明军没有四十七万那么恐怖，但同后金八旗兵当时的总兵力六万人相比，明军在数量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仔细分析明军这四路大军，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能打的将领只有老将杜松和刘廷，不过这两人都是以勇力著称，像杜松据说身上的战伤都可以组成一幅中国地图了。而这刘廷就更牛了，他乃明朝军方的偶像，少年时就立有战功，他的常用武器是一柄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他把这柄巨牛的兵器挥舞起来，如旋转飞轮一般，毫不费力，被全军尊称为“刘大刀”。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明军的建军思想，还停留在像《三国》、《水浒》里描述的那种“来将通名，大战三百回合，然后胜方追杀”的模式里，将领以勇为优，丝毫没有其它战术战略方面的关注。而另外两路的将领就更是不值一提了，两人都是靠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关系上来的庸才：马林是李成梁的学生，文人出身；而李如柏则是李成梁的小孩。这两个拖油瓶的也只能跟在老将后面吃吃肉。啃骨头？我们的马老爷和李公子牙口精贵，不做这么下作的事！
本来兵分四路协同夹击倒也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法，但这种战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四路大军必须行动一致，一旦友军之间步调不一，就很容易被居于内线的后金军以相对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了。因为明军各路的部队都只有两万，而后金主力有六万之多，只要友军不予配合，明军必败无疑。
我们的哈赤同志对这一点显然是明了的，明军玩了那么多年还在玩《三国4》，而哈赤同志早就通过大量实践把《三国9》给玩通关了，档次差得太远。努尔哈赤通过正确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不能即至，遂决定集中把六万八旗兵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先给明西路杜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在这里，哈赤同志给军事史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是什么？这就是古语版的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当然了，仅凭这一句，哈赤同志还不足以立身中国名将之林，关键还要有实践来证明这句话的合理性。
机会立马就来了，三月一日，明军西路主力杜松一马当先，朝赫图阿拉西侧的萨尔浒大步迈进了（后来打了败仗后杨镐和李如柏坚称杜松“违期先时出口”）。随后，东路刘延军也开始向西开进了。北路军马林马老爷见刘大刀出发了怕走晚了没肉吃也连忙跟进，老马实在是太不成熟，太不稳重了，几天后，他会为自己这个决定恼悔不已。南路李如柏李公子就潇洒沉稳得多了，他是牛人之后、将门虎子，不需要靠军功来积累人气，于是慢慢的从清河堡出发，一路观花望景、舞风弄月，行动极端迟缓，迟缓到连努尔哈赤都不敢相信。他这路是四路大军中唯一全身而退的，因为在努尔哈赤收拾完其它三路大军后，他甚至还没有赶到战场。
在进入萨尔浒后，杜松琢磨着，其它几路军也该到位了，于是分兵二路，一部留在萨尔浒扎营驻守，自率万人攻打险隘吉林崖。哈赤同志其实已等了老杜很久了，一见老杜发飚也连忙作出反应。他一方面令儿子代善带领两旗部队死守吉林崖，自领六旗猛攻萨尔浒。杜松是猛将，他手下的兵自然并不白给，虽被四、五倍于己的后金军猛攻，但他们也奋战了大半夜，最后因众寡悬殊，萨尔浒的明军才被击溃。在夺得萨尔浒后，努尔哈赤又迅速驰兵与代善会师，击破进攻吉林崖的杜松，西路军全军覆没，老杜也没有辜负勇将之名，在作战中壮烈牺牲，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其它三路没有任何支援。在明军四路里，西路予以后金军最大损失，连努尔哈赤都对杜松赞赏不已，然而明廷却在战后把杜松冒进列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叹！可悲！
次日，经过调整后，努尔哈赤又挥师攻击明北路马林军。当时马老爷已知杜松被歼，心惊胆战之下，率队撒丫就往后撤。他老是猪肉吃多了腻了脑子，他那群步兵哪跑得过哈赤同志的八旗铁骑，于是乎，北路明军除了少数有马骑的高级军官（当然包括主将马林）成功逃脱外，全部被一锅端了。
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东路刘廷军。刘廷本身也是个牛人，而且治军严整，装备精良，正面打很肯定不会像打马林那么容易。但这B有个特点，那就是勇力有余而智慧为零，努尔哈赤就充分的利用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刘廷不知西、北两路已经失利，正闷头向距赫图阿拉五十里的阿不达里冈行进。努尔哈赤于是派主力在阿不达里冈设埋，另以少数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廷速进。刘廷这傻B一见有仗打肌肉迅速扩张，小脑迅速萎缩，也不知道多问几句就轻装急进，急驰进阿不达里冈。结果，遭到后金军的伏击，刘廷军惨败，刘廷本人中箭阵亡，据说他那炳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连一个小兵都没有砍中。努尔哈赤也乘势迫降了协同刘廷作战的朝鲜军队。
李如柏部当时还傻乎乎的在半路上散步，反而是坐镇沈阳的杨镐在得知三路丧师后，他才慌忙急檄南路李公子撤兵，这才摆脱了全军尽墨的悲惨结局，这也令他日后留下了一条小命。至此，萨尔浒大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此战明军阵亡近五万人，朝鲜部队全体投降，后金国损失万人左右（后来满清坚称只死了两千）。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彻底易手，明朝随后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了。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攻破抚顺城以后，在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后金军成功击退明军总兵张承荫部闻讯赶来的一万援军。紧接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接连攻破了抚顺周围的五百座台堡，以骑兵横排百里，梳掠一空，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
这是他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利，要知道，当时后金国控制地区的总人口也不过是三十万上下。哈赤同志也在大喜之余，暗暗的松了口气：“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一战也打出了八旗军的军威与士气，日后尽管八旗军纪十分严酷，但士兵为了参战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仍把每次出征视同节日。据史书记载：“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四、五人，皆争往赴，专为财物故也”。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就是努尔哈赤统辖八旗军队的两大法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在被哈赤同志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明政府终于有了迟来的反应。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万历皇帝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后金国的攻势。
经过为期个把月的会议后，吃足了生猛海鲜的会议代表们打着饱嗝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谴责努尔哈赤分裂中华的阴谋，并通过了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大明中央日报》在跟下来的几天里以社论的形式集中火力批判努尔哈赤的“两国论”，大明军方以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为首，纷纷在媒体面前表示：明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大明天下的统一及领土完整。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了山海关。阵容是强大无比啊！
辽东经略杨镐为此战总指挥，坐镇沈阳，总管督运各路粮草。其它各部整合为四路大军：
西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宁远伯李成梁的公子）为主将，率管官兵二万余人，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以总兵官刘廷（明代的关云长，号称刘大刀）为主将，率明军官兵一万余人，并朝鲜兵一万三千人，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这四路兵马，合计八万多人，加上朝鲜援兵，共十万多人马。然而，后世大量史书里流传着多种不同的数字，有二十来万，有三十来万，甚至还有最高纪录的四十七万。这都是作为胜利者的满清自我吹嘘的成果。当然了，尽管明军没有四十七万那么恐怖，但同后金八旗兵当时的总兵力六万人相比，明军在数量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仔细分析明军这四路大军，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能打的将领只有老将杜松和刘廷，不过这两人都是以勇力著称，像杜松据说身上的战伤都可以组成一幅中国地图了。而这刘廷就更牛了，他乃明朝军方的偶像，少年时就立有战功，他的常用武器是一柄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他把这柄巨牛的兵器挥舞起来，如旋转飞轮一般，毫不费力，被全军尊称为“刘大刀”。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明军的建军思想，还停留在像《三国》、《水浒》里描述的那种“来将通名，大战三百回合，然后胜方追杀”的模式里，将领以勇为优，丝毫没有其它战术战略方面的关注。而另外两路的将领就更是不值一提了，两人都是靠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关系上来的庸才：马林是李成梁的学生，文人出身；而李如柏则是李成梁的小孩。这两个拖油瓶的也只能跟在老将后面吃吃肉。啃骨头？我们的马老爷和李公子牙口精贵，不做这么下作的事！
本来兵分四路协同夹击倒也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法，但这种战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四路大军必须行动一致，一旦友军之间步调不一，就很容易被居于内线的后金军以相对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了。因为明军各路的部队都只有两万，而后金主力有六万之多，只要友军不予配合，明军必败无疑。
我们的哈赤同志对这一点显然是明了的，明军玩了那么多年还在玩《三国4》，而哈赤同志早就通过大量实践把《三国9》给玩通关了，档次差得太远。努尔哈赤通过正确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不能即至，遂决定集中把六万八旗兵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先给明西路杜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在这里，哈赤同志给军事史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是什么？这就是古语版的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当然了，仅凭这一句，哈赤同志还不足以立身中国名将之林，关键还要有实践来证明这句话的合理性。
机会立马就来了，三月一日，明军西路主力杜松一马当先，朝赫图阿拉西侧的萨尔浒大步迈进了（后来打了败仗后杨镐和李如柏坚称杜松“违期先时出口”）。随后，东路刘延军也开始向西开进了。北路军马林马老爷见刘大刀出发了怕走晚了没肉吃也连忙跟进，老马实在是太不成熟，太不稳重了，几天后，他会为自己这个决定恼悔不已。南路李如柏李公子就潇洒沉稳得多了，他是牛人之后、将门虎子，不需要靠军功来积累人气，于是慢慢的从清河堡出发，一路观花望景、舞风弄月，行动极端迟缓，迟缓到连努尔哈赤都不敢相信。他这路是四路大军中唯一全身而退的，因为在努尔哈赤收拾完其它三路大军后，他甚至还没有赶到战场。
在进入萨尔浒后，杜松琢磨着，其它几路军也该到位了，于是分兵二路，一部留在萨尔浒扎营驻守，自率万人攻打险隘吉林崖。哈赤同志其实已等了老杜很久了，一见老杜发飚也连忙作出反应。他一方面令儿子代善带领两旗部队死守吉林崖，自领六旗猛攻萨尔浒。杜松是猛将，他手下的兵自然并不白给，虽被四、五倍于己的后金军猛攻，但他们也奋战了大半夜，最后因众寡悬殊，萨尔浒的明军才被击溃。在夺得萨尔浒后，努尔哈赤又迅速驰兵与代善会师，击破进攻吉林崖的杜松，西路军全军覆没，老杜也没有辜负勇将之名，在作战中壮烈牺牲，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其它三路没有任何支援。在明军四路里，西路予以后金军最大损失，连努尔哈赤都对杜松赞赏不已，然而明廷却在战后把杜松冒进列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叹！可悲！
次日，经过调整后，努尔哈赤又挥师攻击明北路马林军。当时马老爷已知杜松被歼，心惊胆战之下，率队撒丫就往后撤。他老是猪肉吃多了腻了脑子，他那群步兵哪跑得过哈赤同志的八旗铁骑，于是乎，北路明军除了少数有马骑的高级军官（当然包括主将马林）成功逃脱外，全部被一锅端了。
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东路刘廷军。刘廷本身也是个牛人，而且治军严整，装备精良，正面打很肯定不会像打马林那么容易。但这B有个特点，那就是勇力有余而智慧为零，努尔哈赤就充分的利用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刘廷不知西、北两路已经失利，正闷头向距赫图阿拉五十里的阿不达里冈行进。努尔哈赤于是派主力在阿不达里冈设埋，另以少数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廷速进。刘廷这傻B一见有仗打肌肉迅速扩张，小脑迅速萎缩，也不知道多问几句就轻装急进，急驰进阿不达里冈。结果，遭到后金军的伏击，刘廷军惨败，刘廷本人中箭阵亡，据说他那炳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连一个小兵都没有砍中。努尔哈赤也乘势迫降了协同刘廷作战的朝鲜军队。
李如柏部当时还傻乎乎的在半路上散步，反而是坐镇沈阳的杨镐在得知三路丧师后，他才慌忙急檄南路李公子撤兵，这才摆脱了全军尽墨的悲惨结局，这也令他日后留下了一条小命。至此，萨尔浒大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此战明军阵亡近五万人，朝鲜部队全体投降，后金国损失万人左右（后来满清坚称只死了两千）。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彻底易手，明朝随后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了。
努尔哈赤攻破抚顺城以后，在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后金军成功击退明军总兵张承荫部闻讯赶来的一万援军。紧接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接连攻破了抚顺周围的五百座台堡，以骑兵横排百里，梳掠一空，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
这是他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利，要知道，当时后金国控制地区的总人口也不过是三十万上下。哈赤同志也在大喜之余，暗暗的松了口气：“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一战也打出了八旗军的军威与士气，日后尽管八旗军纪十分严酷，但士兵为了参战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仍把每次出征视同节日。据史书记载：“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四、五人，皆争往赴，专为财物故也”。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就是努尔哈赤统辖八旗军队的两大法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在被哈赤同志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明政府终于有了迟来的反应。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万历皇帝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后金国的攻势。
经过为期个把月的会议后，吃足了生猛海鲜的会议代表们打着饱嗝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谴责努尔哈赤分裂中华的阴谋，并通过了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大明中央日报》在跟下来的几天里以社论的形式集中火力批判努尔哈赤的“两国论”，大明军方以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为首，纷纷在媒体面前表示：明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大明天下的统一及领土完整。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了山海关。阵容是强大无比啊！
辽东经略杨镐为此战总指挥，坐镇沈阳，总管督运各路粮草。其它各部整合为四路大军：
西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宁远伯李成梁的公子）为主将，率管官兵二万余人，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以总兵官刘廷（明代的关云长，号称刘大刀）为主将，率明军官兵一万余人，并朝鲜兵一万三千人，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这四路兵马，合计八万多人，加上朝鲜援兵，共十万多人马。然而，后世大量史书里流传着多种不同的数字，有二十来万，有三十来万，甚至还有最高纪录的四十七万。这都是作为胜利者的满清自我吹嘘的成果。当然了，尽管明军没有四十七万那么恐怖，但同后金八旗兵当时的总兵力六万人相比，明军在数量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仔细分析明军这四路大军，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能打的将领只有老将杜松和刘廷，不过这两人都是以勇力著称，像杜松据说身上的战伤都可以组成一幅中国地图了。而这刘廷就更牛了，他乃明朝军方的偶像，少年时就立有战功，他的常用武器是一柄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他把这柄巨牛的兵器挥舞起来，如旋转飞轮一般，毫不费力，被全军尊称为“刘大刀”。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明军的建军思想，还停留在像《三国》、《水浒》里描述的那种“来将通名，大战三百回合，然后胜方追杀”的模式里，将领以勇为优，丝毫没有其它战术战略方面的关注。而另外两路的将领就更是不值一提了，两人都是靠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关系上来的庸才：马林是李成梁的学生，文人出身；而李如柏则是李成梁的小孩。这两个拖油瓶的也只能跟在老将后面吃吃肉。啃骨头？我们的马老爷和李公子牙口精贵，不做这么下作的事！
本来兵分四路协同夹击倒也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法，但这种战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四路大军必须行动一致，一旦友军之间步调不一，就很容易被居于内线的后金军以相对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了。因为明军各路的部队都只有两万，而后金主力有六万之多，只要友军不予配合，明军必败无疑。
我们的哈赤同志对这一点显然是明了的，明军玩了那么多年还在玩《三国4》，而哈赤同志早就通过大量实践把《三国9》给玩通关了，档次差得太远。努尔哈赤通过正确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不能即至，遂决定集中把六万八旗兵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先给明西路杜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在这里，哈赤同志给军事史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是什么？这就是古语版的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当然了，仅凭这一句，哈赤同志还不足以立身中国名将之林，关键还要有实践来证明这句话的合理性。
机会立马就来了，三月一日，明军西路主力杜松一马当先，朝赫图阿拉西侧的萨尔浒大步迈进了（后来打了败仗后杨镐和李如柏坚称杜松“违期先时出口”）。随后，东路刘延军也开始向西开进了。北路军马林马老爷见刘大刀出发了怕走晚了没肉吃也连忙跟进，老马实在是太不成熟，太不稳重了，几天后，他会为自己这个决定恼悔不已。南路李如柏李公子就潇洒沉稳得多了，他是牛人之后、将门虎子，不需要靠军功来积累人气，于是慢慢的从清河堡出发，一路观花望景、舞风弄月，行动极端迟缓，迟缓到连努尔哈赤都不敢相信。他这路是四路大军中唯一全身而退的，因为在努尔哈赤收拾完其它三路大军后，他甚至还没有赶到战场。
在进入萨尔浒后，杜松琢磨着，其它几路军也该到位了，于是分兵二路，一部留在萨尔浒扎营驻守，自率万人攻打险隘吉林崖。哈赤同志其实已等了老杜很久了，一见老杜发飚也连忙作出反应。他一方面令儿子代善带领两旗部队死守吉林崖，自领六旗猛攻萨尔浒。杜松是猛将，他手下的兵自然并不白给，虽被四、五倍于己的后金军猛攻，但他们也奋战了大半夜，最后因众寡悬殊，萨尔浒的明军才被击溃。在夺得萨尔浒后，努尔哈赤又迅速驰兵与代善会师，击破进攻吉林崖的杜松，西路军全军覆没，老杜也没有辜负勇将之名，在作战中壮烈牺牲，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其它三路没有任何支援。在明军四路里，西路予以后金军最大损失，连努尔哈赤都对杜松赞赏不已，然而明廷却在战后把杜松冒进列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叹！可悲！
次日，经过调整后，努尔哈赤又挥师攻击明北路马林军。当时马老爷已知杜松被歼，心惊胆战之下，率队撒丫就往后撤。他老是猪肉吃多了腻了脑子，他那群步兵哪跑得过哈赤同志的八旗铁骑，于是乎，北路明军除了少数有马骑的高级军官（当然包括主将马林）成功逃脱外，全部被一锅端了。
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东路刘廷军。刘廷本身也是个牛人，而且治军严整，装备精良，正面打很肯定不会像打马林那么容易。但这B有个特点，那就是勇力有余而智慧为零，努尔哈赤就充分的利用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刘廷不知西、北两路已经失利，正闷头向距赫图阿拉五十里的阿不达里冈行进。努尔哈赤于是派主力在阿不达里冈设埋，另以少数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廷速进。刘廷这傻B一见有仗打肌肉迅速扩张，小脑迅速萎缩，也不知道多问几句就轻装急进，急驰进阿不达里冈。结果，遭到后金军的伏击，刘廷军惨败，刘廷本人中箭阵亡，据说他那炳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连一个小兵都没有砍中。努尔哈赤也乘势迫降了协同刘廷作战的朝鲜军队。
李如柏部当时还傻乎乎的在半路上散步，反而是坐镇沈阳的杨镐在得知三路丧师后，他才慌忙急檄南路李公子撤兵，这才摆脱了全军尽墨的悲惨结局，这也令他日后留下了一条小命。至此，萨尔浒大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此战明军阵亡近五万人，朝鲜部队全体投降，后金国损失万人左右（后来满清坚称只死了两千）。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彻底易手，明朝随后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了。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攻破抚顺城以后，在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后金军成功击退明军总兵张承荫部闻讯赶来的一万援军。紧接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接连攻破了抚顺周围的五百座台堡，以骑兵横排百里，梳掠一空，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
这是他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利，要知道，当时后金国控制地区的总人口也不过是三十万上下。哈赤同志也在大喜之余，暗暗的松了口气：“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一战也打出了八旗军的军威与士气，日后尽管八旗军纪十分严酷，但士兵为了参战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仍把每次出征视同节日。据史书记载：“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四、五人，皆争往赴，专为财物故也”。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就是努尔哈赤统辖八旗军队的两大法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在被哈赤同志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明政府终于有了迟来的反应。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万历皇帝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后金国的攻势。
经过为期个把月的会议后，吃足了生猛海鲜的会议代表们打着饱嗝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谴责努尔哈赤分裂中华的阴谋，并通过了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大明中央日报》在跟下来的几天里以社论的形式集中火力批判努尔哈赤的“两国论”，大明军方以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为首，纷纷在媒体面前表示：明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大明天下的统一及领土完整。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了山海关。阵容是强大无比啊！
辽东经略杨镐为此战总指挥，坐镇沈阳，总管督运各路粮草。其它各部整合为四路大军：
西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宁远伯李成梁的公子）为主将，率管官兵二万余人，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以总兵官刘廷（明代的关云长，号称刘大刀）为主将，率明军官兵一万余人，并朝鲜兵一万三千人，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这四路兵马，合计八万多人，加上朝鲜援兵，共十万多人马。然而，后世大量史书里流传着多种不同的数字，有二十来万，有三十来万，甚至还有最高纪录的四十七万。这都是作为胜利者的满清自我吹嘘的成果。当然了，尽管明军没有四十七万那么恐怖，但同后金八旗兵当时的总兵力六万人相比，明军在数量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仔细分析明军这四路大军，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能打的将领只有老将杜松和刘廷，不过这两人都是以勇力著称，像杜松据说身上的战伤都可以组成一幅中国地图了。而这刘廷就更牛了，他乃明朝军方的偶像，少年时就立有战功，他的常用武器是一柄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他把这柄巨牛的兵器挥舞起来，如旋转飞轮一般，毫不费力，被全军尊称为“刘大刀”。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明军的建军思想，还停留在像《三国》、《水浒》里描述的那种“来将通名，大战三百回合，然后胜方追杀”的模式里，将领以勇为优，丝毫没有其它战术战略方面的关注。而另外两路的将领就更是不值一提了，两人都是靠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关系上来的庸才：马林是李成梁的学生，文人出身；而李如柏则是李成梁的小孩。这两个拖油瓶的也只能跟在老将后面吃吃肉。啃骨头？我们的马老爷和李公子牙口精贵，不做这么下作的事！
本来兵分四路协同夹击倒也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法，但这种战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四路大军必须行动一致，一旦友军之间步调不一，就很容易被居于内线的后金军以相对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了。因为明军各路的部队都只有两万，而后金主力有六万之多，只要友军不予配合，明军必败无疑。
我们的哈赤同志对这一点显然是明了的，明军玩了那么多年还在玩《三国4》，而哈赤同志早就通过大量实践把《三国9》给玩通关了，档次差得太远。努尔哈赤通过正确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不能即至，遂决定集中把六万八旗兵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先给明西路杜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在这里，哈赤同志给军事史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是什么？这就是古语版的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当然了，仅凭这一句，哈赤同志还不足以立身中国名将之林，关键还要有实践来证明这句话的合理性。
机会立马就来了，三月一日，明军西路主力杜松一马当先，朝赫图阿拉西侧的萨尔浒大步迈进了（后来打了败仗后杨镐和李如柏坚称杜松“违期先时出口”）。随后，东路刘延军也开始向西开进了。北路军马林马老爷见刘大刀出发了怕走晚了没肉吃也连忙跟进，老马实在是太不成熟，太不稳重了，几天后，他会为自己这个决定恼悔不已。南路李如柏李公子就潇洒沉稳得多了，他是牛人之后、将门虎子，不需要靠军功来积累人气，于是慢慢的从清河堡出发，一路观花望景、舞风弄月，行动极端迟缓，迟缓到连努尔哈赤都不敢相信。他这路是四路大军中唯一全身而退的，因为在努尔哈赤收拾完其它三路大军后，他甚至还没有赶到战场。
在进入萨尔浒后，杜松琢磨着，其它几路军也该到位了，于是分兵二路，一部留在萨尔浒扎营驻守，自率万人攻打险隘吉林崖。哈赤同志其实已等了老杜很久了，一见老杜发飚也连忙作出反应。他一方面令儿子代善带领两旗部队死守吉林崖，自领六旗猛攻萨尔浒。杜松是猛将，他手下的兵自然并不白给，虽被四、五倍于己的后金军猛攻，但他们也奋战了大半夜，最后因众寡悬殊，萨尔浒的明军才被击溃。在夺得萨尔浒后，努尔哈赤又迅速驰兵与代善会师，击破进攻吉林崖的杜松，西路军全军覆没，老杜也没有辜负勇将之名，在作战中壮烈牺牲，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其它三路没有任何支援。在明军四路里，西路予以后金军最大损失，连努尔哈赤都对杜松赞赏不已，然而明廷却在战后把杜松冒进列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叹！可悲！
次日，经过调整后，努尔哈赤又挥师攻击明北路马林军。当时马老爷已知杜松被歼，心惊胆战之下，率队撒丫就往后撤。他老是猪肉吃多了腻了脑子，他那群步兵哪跑得过哈赤同志的八旗铁骑，于是乎，北路明军除了少数有马骑的高级军官（当然包括主将马林）成功逃脱外，全部被一锅端了。
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东路刘廷军。刘廷本身也是个牛人，而且治军严整，装备精良，正面打很肯定不会像打马林那么容易。但这B有个特点，那就是勇力有余而智慧为零，努尔哈赤就充分的利用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刘廷不知西、北两路已经失利，正闷头向距赫图阿拉五十里的阿不达里冈行进。努尔哈赤于是派主力在阿不达里冈设埋，另以少数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廷速进。刘廷这傻B一见有仗打肌肉迅速扩张，小脑迅速萎缩，也不知道多问几句就轻装急进，急驰进阿不达里冈。结果，遭到后金军的伏击，刘廷军惨败，刘廷本人中箭阵亡，据说他那炳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连一个小兵都没有砍中。努尔哈赤也乘势迫降了协同刘廷作战的朝鲜军队。
李如柏部当时还傻乎乎的在半路上散步，反而是坐镇沈阳的杨镐在得知三路丧师后，他才慌忙急檄南路李公子撤兵，这才摆脱了全军尽墨的悲惨结局，这也令他日后留下了一条小命。至此，萨尔浒大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此战明军阵亡近五万人，朝鲜部队全体投降，后金国损失万人左右（后来满清坚称只死了两千）。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彻底易手，明朝随后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了。
萨尔浒之战：机动性的不对称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建立政权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一战中，6、7万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分四路而来的近十万明军（含13000朝鲜军，2000叶赫军）一一击破。其中杜松、马林、刘铤三路军队均全军覆没，李如柏军侥幸逃脱，但在溃退过程中也损失惨重。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而后金军损失据估计不超过五千人。
萨尔浒之战历来被看作是各个击破战术的范例，努尔哈赤在此战中的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更成为了后世兵家常常引用的对各个击破战术的标准注解。在许多军事历史作品中，对于此战都有详细的论述。
对于明军惨败、后金军大胜的原因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明军分散兵力，明军准备不足，明军各路之间步调不协调，勇者过勇、怯者过怯，后金军战法得当，指挥有方，熟悉地形，战斗力较强等等。应该说以上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
常常被论者所忽视的一条：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巨大的机动性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后金军的机动性要远远超过明军。虽然这一点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如果没有这一点，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可能就无法使用，或者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萨尔浒之战双方的日程表。杜松军于万历47年2月29日出抚顺关（杜松军出沈阳日期尚有争议，但出抚顺关日期当无误），3月1日进抵萨尔浒，杜松遂将本部25000人分作两批，自引万人进攻吉林崖（铁背山）的界凡城，以剩下的兵马守备萨尔浒大营。此时，后金军主力已至萨尔浒不远处。努尔哈赤令代善、皇太极指挥2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自统领剩下的6旗兵进攻萨尔浒明军大营。两军于3月2日展开激战，战至下午，后金军主力攻破萨尔浒明军大营，歼灭守营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移兵吉林崖，以8旗全力围攻杜松，至当晚将杜松军全歼。
此时，马林军已经进至距萨尔浒约3、40里的尚间崖，听到杜松军覆灭的消息，不敢再进行机动，遂将部队分别驻扎在尚间崖、飞芬山和斡珲鄂三处，各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
后金军连夜进行机动，于3月3日晨向马林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后金军连破明军3寨，全歼马林军。刘铤军于2月25日出发，由于路途较远，道路崎岖，部队机动力差，2月29日才到牛毛寨，至3月2日方过深河。由于刘铤尚不知杜松、马林两军覆灭的消息，仍然孤军前进，努尔哈赤更派人假扮杜松军使者，催促刘铤前进。刘铤不知是计，于3月4日（中国军事通史作5日，与其他材料矛盾，不取）轻兵前进至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突然遭到后金军全军伏击，全军覆没。后金军进而迫降了由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指挥的朝鲜军13000人。李如柏军自3月1日出鸦鹘关后进军速度极慢，一闻诸路兵败的消息后调头就跑。后金军20余人在李如柏军后大声鼓噪，佯装大军来攻，李如柏军全军溃散，一路上自相践踏，死伤数千。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日程表，我们不难发现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的极大的机动力上的不对称。马林军于2月28日出铁岭三岔口，3月2日才走了大约50里路，到达尚间崖，平均每天仅走10里左右。刘铤军2月29日抵达牛毛寨到3月2日才到达深河，而深河与牛毛寨间隔60里，则行军速度也只有每天15里。李如柏军行动更慢，3月1日出鸦鹘关，数日后才前进1、20里至虎栏岗，速度就更不用提了。就是号称“抢功冒进”的杜松军，2月29日出抚顺关，3月1日才前进约50里至萨尔浒，行军速度也不过一日20里（以上数字除李如柏军可能由于主将怯战而故意行军较慢之外，均基本上反映了明军的机动力水平。明军在路上也没有遇到后金军多少抵抗，北线杜松马林两军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南线刘铤李如柏两军各遇到后金军500人的阻击）。
而反观后金军“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凡、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满文老档）。
也就是说，后金军的行军路线是，先由赫图阿拉西行160里至萨尔浒击败杜松，当日作战又行军了30里。当夜机动约40里至尚间崖，次日又击败了马林军。而后，后金军再回师180里到赫图阿拉，又马不停蹄向南前进50里至阿布达里冈击败刘铤军。即使不考虑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的那160里路，也不考虑战斗中的机动和体力消耗，仅从3月2日到4日这不到3天时间里，后金军就机动了300里，平均每天行程在100里以上，其中行军路程最长的一天（3月3－4日），竟行进了230里（即使阿布达里冈之战发生在5日，后金军也是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行军了230里）！
可见，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的战术机动速度竟是以步兵为主并且携带大量军械辎重的明军的5-10倍！（由于缺乏相应史料的关系，以上的机动速度计算并没有考虑道路曲折和崎岖程度。但战役地区是平原丘陵地带，并无大的自然障碍，而且双方基本上是在同一地形区进行战术机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明军的行军路线都是在密林中穿行，而后金军走的都是高速公路，因此至少双方机动速度之比是可靠的。另一个可供参考的速度是在抚顺之战中，努尔哈赤率后金军于万历46年4月13日从赫图阿拉出发，15日晨即进抵抚顺城，两天时间行军约200里。而杜松军走的是同一条道，3天只走了50多里。）
正是机动性上的极度不对称，给了努尔哈赤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如果有一幅描绘萨尔浒之战的动态图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副反差极大的图景。在不到3天的战役过程中，明军几乎是呈一种静态布置，各路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而后金军则在几路明军之间来往奔驰，连续3战都是以几乎全部兵力对明军的1/4。这一动一静最后形成的效果就相当于将后金军兵力平添了2倍。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明军具备与后金军相似的机动力，而其他一切部署均不变，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如果明军是一开始就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马林两军就可以于3月1日甚至更早就在抚顺关与萨尔浒之间的某地会师。此时如果努尔哈赤再想来各个击破，那么他面临的就不是2.5万人而是4.5万人。以4.5万人对后金军6万，明军未必就会立刻败下阵来，最起码也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而此时，李如柏军和刘铤军早就兵临赫图阿拉，使后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如果明军是战役打响后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军3月2日上午和中午的作战结果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变化，杜松依然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后金军全军。但是此后的战事发展就会有质的差异。
首先是马林军。如果马林得到杜松与后金军接战的消息稍微早一点，譬如是在2日上午，那么马林军就可以在1－2个时辰左右的时间里从尚间崖赶到萨尔浒或是吉林崖与杜松会合。两军一会合，兵力陡增一倍，就形成了与前面所述相同的情况。如果马林得知杜松接战的消息较晚，来不及救援，他也不用在尚间崖坐以待毙，他如果胆子大一些，可以直扑赫图阿拉，与南边两路军会合。他完全可以在3日晨赶到赫图阿拉并且与南路明军会师，而此时后金军主力还在界凡城一带。他如果胆子小一些，可以回军三岔口。在机动力相同的情况下，后金军无论如何追不上他。而经过这一天多的折腾，刘铤军肯定已经到了赫图阿拉，赫图阿拉城垣不固（与明朝城池相比），又几乎没有守军（不超过数百人），刘铤完全可能一鼓而下。李如柏知道刘铤胜利的消息之后也必然率军前来会合。
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就是，南面两路明军会师（共约5万人）并攻克赫图阿拉，马林军2万人或在赫图阿拉与南路明军会合，或在三岔口一带待机，视马林的决心而定。后金军主力处于萨尔浒、吉林崖、尚间崖一带，虽然胜利的歼灭了杜松军，但却失去了后方，而且也失去了将剩下的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且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杨镐在沈阳抚顺间尚留有数万预备队）。
整个战役的结局很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丧失机动力的不对称性的话，努尔哈赤至多只有歼灭一路明军的时间，而后方必然会被其他各路明军攻占。除非努尔哈赤改变战术，转而寻求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譬如以更多数量的军队在南线凭险阻击刘铤、李如柏两军（原来只各派了500人），以求取得类似奥斯特里茨战役那样的进攻与防御上的不对称性，以争取时间，歼灭北线两路明军。
当然，在萨尔浒之战中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譬如消息上的不对称。明军还未出师，其作战计划就为后金间谍所获。此后，四路明军的进展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后金军监视之下，正是如此，努尔哈赤才得以采用如此大胆的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明军对后金军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各路之间的联络也非常不畅，直到3月4日，杜松、马林两军已经被歼灭之后，刘铤军还蒙在鼓里，以为一切顺利，放心大胆的向赫图阿拉前进。但是，在这一战中，消息不对称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机动性的不对称。我们假设战斗打响之后明军就全部获悉了敌人和友军的所有信息（假如战役之前明军就知道后金军作战计划的话，当然就会全盘改变部署，也就没法再讨论下去了）。
战局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杜松军覆灭的命运仍然无法挽回。同样，马林军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与其在运动中被后金军追上屠杀，还不如就地固守的好，这一点与宋夏好水川之战极为相象，当时任福军发现中伏之后，由于跑不过西夏骑兵，进不能到达羊牧隆城，退不能撤回得胜寨，只好布成方阵，坐等挨打。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刘铤军的命运，假如刘铤在3月2日就全速撤退的话，也许可以脱险。
整个战役明军的损失可能会由45000人下降到30000人，但大败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假如信息对称的时刻再晚一点，到马林军覆灭之后，譬如说刘铤军接到了杨镐撤军的命令，了解到当时的战局（撤军令没有传到刘铤军中常常被人认为是刘铤军覆灭的最重要原因）。那么整个战役的结果可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甚至会更糟。因为此时只要后金军全速追击，刘铤军和李如柏军都逃不掉。而且部队在退却时更容易混乱和溃散，也就是说，后金军不必再以全力迎击刘铤，只要以一半强的兵力就足够了（依然对刘铤军占有2:1的优势）。如果后金军以2万人追击李如柏，4万人追击刘铤的话，很可能这两军都会覆灭。还不如以刘铤军的覆灭来掩护李如柏军撤退呢。
总的来说，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成功的利用了双方机动性上的不对称，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了兵力占优势的明军。努尔哈赤正确果敢的军事指挥固然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双方在机动性上的不对称的话，简单的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甚至很可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建立政权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一战中，6、7万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分四路而来的近十万明军（含13000朝鲜军，2000叶赫军）一一击破。其中杜松、马林、刘铤三路军队均全军覆没，李如柏军侥幸逃脱，但在溃退过程中也损失惨重。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而后金军损失据估计不超过五千人。
萨尔浒之战历来被看作是各个击破战术的范例，努尔哈赤在此战中的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更成为了后世兵家常常引用的对各个击破战术的标准注解。在许多军事历史作品中，对于此战都有详细的论述。
对于明军惨败、后金军大胜的原因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明军分散兵力，明军准备不足，明军各路之间步调不协调，勇者过勇、怯者过怯，后金军战法得当，指挥有方，熟悉地形，战斗力较强等等。应该说以上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
常常被论者所忽视的一条：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巨大的机动性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后金军的机动性要远远超过明军。虽然这一点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如果没有这一点，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可能就无法使用，或者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萨尔浒之战双方的日程表。杜松军于万历47年2月29日出抚顺关（杜松军出沈阳日期尚有争议，但出抚顺关日期当无误），3月1日进抵萨尔浒，杜松遂将本部25000人分作两批，自引万人进攻吉林崖（铁背山）的界凡城，以剩下的兵马守备萨尔浒大营。此时，后金军主力已至萨尔浒不远处。努尔哈赤令代善、皇太极指挥2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自统领剩下的6旗兵进攻萨尔浒明军大营。两军于3月2日展开激战，战至下午，后金军主力攻破萨尔浒明军大营，歼灭守营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移兵吉林崖，以8旗全力围攻杜松，至当晚将杜松军全歼。
此时，马林军已经进至距萨尔浒约3、40里的尚间崖，听到杜松军覆灭的消息，不敢再进行机动，遂将部队分别驻扎在尚间崖、飞芬山和斡珲鄂三处，各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
后金军连夜进行机动，于3月3日晨向马林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后金军连破明军3寨，全歼马林军。刘铤军于2月25日出发，由于路途较远，道路崎岖，部队机动力差，2月29日才到牛毛寨，至3月2日方过深河。由于刘铤尚不知杜松、马林两军覆灭的消息，仍然孤军前进，努尔哈赤更派人假扮杜松军使者，催促刘铤前进。刘铤不知是计，于3月4日（中国军事通史作5日，与其他材料矛盾，不取）轻兵前进至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突然遭到后金军全军伏击，全军覆没。后金军进而迫降了由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指挥的朝鲜军13000人。李如柏军自3月1日出鸦鹘关后进军速度极慢，一闻诸路兵败的消息后调头就跑。后金军20余人在李如柏军后大声鼓噪，佯装大军来攻，李如柏军全军溃散，一路上自相践踏，死伤数千。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日程表，我们不难发现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的极大的机动力上的不对称。马林军于2月28日出铁岭三岔口，3月2日才走了大约50里路，到达尚间崖，平均每天仅走10里左右。刘铤军2月29日抵达牛毛寨到3月2日才到达深河，而深河与牛毛寨间隔60里，则行军速度也只有每天15里。李如柏军行动更慢，3月1日出鸦鹘关，数日后才前进1、20里至虎栏岗，速度就更不用提了。就是号称“抢功冒进”的杜松军，2月29日出抚顺关，3月1日才前进约50里至萨尔浒，行军速度也不过一日20里（以上数字除李如柏军可能由于主将怯战而故意行军较慢之外，均基本上反映了明军的机动力水平。明军在路上也没有遇到后金军多少抵抗，北线杜松马林两军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南线刘铤李如柏两军各遇到后金军500人的阻击）。
而反观后金军“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凡、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满文老档）。
也就是说，后金军的行军路线是，先由赫图阿拉西行160里至萨尔浒击败杜松，当日作战又行军了30里。当夜机动约40里至尚间崖，次日又击败了马林军。而后，后金军再回师180里到赫图阿拉，又马不停蹄向南前进50里至阿布达里冈击败刘铤军。即使不考虑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的那160里路，也不考虑战斗中的机动和体力消耗，仅从3月2日到4日这不到3天时间里，后金军就机动了300里，平均每天行程在100里以上，其中行军路程最长的一天（3月3－4日），竟行进了230里（即使阿布达里冈之战发生在5日，后金军也是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行军了230里）！
可见，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的战术机动速度竟是以步兵为主并且携带大量军械辎重的明军的5-10倍！（由于缺乏相应史料的关系，以上的机动速度计算并没有考虑道路曲折和崎岖程度。但战役地区是平原丘陵地带，并无大的自然障碍，而且双方基本上是在同一地形区进行战术机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明军的行军路线都是在密林中穿行，而后金军走的都是高速公路，因此至少双方机动速度之比是可靠的。另一个可供参考的速度是在抚顺之战中，努尔哈赤率后金军于万历46年4月13日从赫图阿拉出发，15日晨即进抵抚顺城，两天时间行军约200里。而杜松军走的是同一条道，3天只走了50多里。）
正是机动性上的极度不对称，给了努尔哈赤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如果有一幅描绘萨尔浒之战的动态图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副反差极大的图景。在不到3天的战役过程中，明军几乎是呈一种静态布置，各路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而后金军则在几路明军之间来往奔驰，连续3战都是以几乎全部兵力对明军的1/4。这一动一静最后形成的效果就相当于将后金军兵力平添了2倍。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明军具备与后金军相似的机动力，而其他一切部署均不变，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如果明军是一开始就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马林两军就可以于3月1日甚至更早就在抚顺关与萨尔浒之间的某地会师。此时如果努尔哈赤再想来各个击破，那么他面临的就不是2.5万人而是4.5万人。以4.5万人对后金军6万，明军未必就会立刻败下阵来，最起码也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而此时，李如柏军和刘铤军早就兵临赫图阿拉，使后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如果明军是战役打响后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军3月2日上午和中午的作战结果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变化，杜松依然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后金军全军。但是此后的战事发展就会有质的差异。
首先是马林军。如果马林得到杜松与后金军接战的消息稍微早一点，譬如是在2日上午，那么马林军就可以在1－2个时辰左右的时间里从尚间崖赶到萨尔浒或是吉林崖与杜松会合。两军一会合，兵力陡增一倍，就形成了与前面所述相同的情况。如果马林得知杜松接战的消息较晚，来不及救援，他也不用在尚间崖坐以待毙，他如果胆子大一些，可以直扑赫图阿拉，与南边两路军会合。他完全可以在3日晨赶到赫图阿拉并且与南路明军会师，而此时后金军主力还在界凡城一带。他如果胆子小一些，可以回军三岔口。在机动力相同的情况下，后金军无论如何追不上他。而经过这一天多的折腾，刘铤军肯定已经到了赫图阿拉，赫图阿拉城垣不固（与明朝城池相比），又几乎没有守军（不超过数百人），刘铤完全可能一鼓而下。李如柏知道刘铤胜利的消息之后也必然率军前来会合。
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就是，南面两路明军会师（共约5万人）并攻克赫图阿拉，马林军2万人或在赫图阿拉与南路明军会合，或在三岔口一带待机，视马林的决心而定。后金军主力处于萨尔浒、吉林崖、尚间崖一带，虽然胜利的歼灭了杜松军，但却失去了后方，而且也失去了将剩下的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且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杨镐在沈阳抚顺间尚留有数万预备队）。
整个战役的结局很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丧失机动力的不对称性的话，努尔哈赤至多只有歼灭一路明军的时间，而后方必然会被其他各路明军攻占。除非努尔哈赤改变战术，转而寻求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譬如以更多数量的军队在南线凭险阻击刘铤、李如柏两军（原来只各派了500人），以求取得类似奥斯特里茨战役那样的进攻与防御上的不对称性，以争取时间，歼灭北线两路明军。
当然，在萨尔浒之战中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譬如消息上的不对称。明军还未出师，其作战计划就为后金间谍所获。此后，四路明军的进展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后金军监视之下，正是如此，努尔哈赤才得以采用如此大胆的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明军对后金军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各路之间的联络也非常不畅，直到3月4日，杜松、马林两军已经被歼灭之后，刘铤军还蒙在鼓里，以为一切顺利，放心大胆的向赫图阿拉前进。但是，在这一战中，消息不对称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机动性的不对称。我们假设战斗打响之后明军就全部获悉了敌人和友军的所有信息（假如战役之前明军就知道后金军作战计划的话，当然就会全盘改变部署，也就没法再讨论下去了）。
战局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杜松军覆灭的命运仍然无法挽回。同样，马林军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与其在运动中被后金军追上屠杀，还不如就地固守的好，这一点与宋夏好水川之战极为相象，当时任福军发现中伏之后，由于跑不过西夏骑兵，进不能到达羊牧隆城，退不能撤回得胜寨，只好布成方阵，坐等挨打。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刘铤军的命运，假如刘铤在3月2日就全速撤退的话，也许可以脱险。
整个战役明军的损失可能会由45000人下降到30000人，但大败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假如信息对称的时刻再晚一点，到马林军覆灭之后，譬如说刘铤军接到了杨镐撤军的命令，了解到当时的战局（撤军令没有传到刘铤军中常常被人认为是刘铤军覆灭的最重要原因）。那么整个战役的结果可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甚至会更糟。因为此时只要后金军全速追击，刘铤军和李如柏军都逃不掉。而且部队在退却时更容易混乱和溃散，也就是说，后金军不必再以全力迎击刘铤，只要以一半强的兵力就足够了（依然对刘铤军占有2:1的优势）。如果后金军以2万人追击李如柏，4万人追击刘铤的话，很可能这两军都会覆灭。还不如以刘铤军的覆灭来掩护李如柏军撤退呢。
总的来说，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成功的利用了双方机动性上的不对称，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了兵力占优势的明军。努尔哈赤正确果敢的军事指挥固然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双方在机动性上的不对称的话，简单的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甚至很可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即使我们战胜满洲人一百次，我们也无法宣告占领了白山黑水。但只要战败了这么一次，就可能江山易色。
<P>楼上别乱扯.....</P>
<P>满洲之胜利，原因多半还是在明内部的斗争上</P>
<P>满洲之胜利，原因多半还是在明内部的斗争上</P>
现在的满人还会讲满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