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晋风云：想篡位的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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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风云：想篡位的桓温
泪痕春雨
想篡位的桓温（一）
东晋帝国的主要军政地区，无非是扬、荆、江、徐、豫五州，作为一个贵族代表，只要真正控制其中一个州，在东晋帝国就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而桓温经过三次北伐，竟然把荆、江、徐、豫四州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当时荆州、江州、徐州、豫州刺使都由桓氏家族成员（桓豁、桓冲、桓温、桓熙）担任，而且桓温本人还兼任了扬州牧。从表面去看，桓温当时已把江南的主要军政中心都控制了。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桓温之所以渐渐拥有了篡位的实力，那是因为桓温在北伐中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但这显然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说法。
桓温前两次北伐不用说了；第三次北伐不但大败而回，事后更把豫州刺使袁真逼反了。如果说北伐的成败关系着桓温的权势，那桓温在这种惨败后，权势自然应该下降了。但桓温在这种失败后，权势依然在不断上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温权势的上升与北伐成败并没有直接关系。
桓温之所以能利用北伐扩张自己的权势。主要是因为在北伐过程中，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调动相关地区的军队、物资。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
我们知道权力的本质就是惩罚、奖励、任免；如果你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官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那这个地区的官员自然就会渐渐纳入你的权力系统。
所以桓温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桓温在东晋帝国的权力却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之外的豪门贵族，无法利用北伐扩张自己权势。绝不是因为他们北伐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实力不够，而各大豪门贵族又都紧捂自己的地盘。换而言之，领导北伐的储裒、谢尚、殷浩根本无法利用北伐之机在东晋帝国扩张权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外扩张失败了，对内扩张也失败了，他们的权势自然会受到削弱。
桓温的北伐一再失败，权势却不断上升，那是因为桓温在东晋帝国实力最强。所以虽然各大豪门贵族紧捂自己的地盘，却也无法阻止桓温利用北伐之机向他们势力范围内渗透。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在对外的扩张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内的扩张却成功了。所以桓温经过三次北伐后，权势自然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在把手伸进豫州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一点挫折。因为桓温在剥夺豫州刺使袁真权力时，袁真竟然占据寿春造反了。虽然这并没有影响桓氏家族占据豫州的步伐（事后桓熙成为新的豫州刺使），但寿春被反叛势力占据着，对桓温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寿春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样一个军事重镇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本身就足以威胁桓温。而这个叛乱分子更向燕国、秦国都申请了保护，这意味着袁真随时都可能把燕国、秦国的军队引入淮河南岸。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桓温忠于皇帝（这表示他无意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他自然有机会领导江南各大豪门贵族应对来自寿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如果还敢公然篡位（想要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一方面是燕国、秦国随时会以寿春为基地侵入江南，另一方面却是桓温与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到时桓温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自然不敢对皇位步步进逼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收复寿春之后，使他因北伐失败受损的威望又恢复了起来。所以收复寿春的战役刚刚结束，桓温就急不耐的要篡位了。但收复寿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胜利。因为袁真占据寿春造反，本身就是桓温逼迫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收复寿春不过是自己拉屎，自己擦屁股罢了。这能算什么功绩？
桓温之所以敢在收复寿春后继续向皇位进逼，主要是因为只有收复了寿春，才可以避免反叛势力（从前的豫州刺使袁真）联合国际敌对势力（秦、晋），利用江南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以寿春为基地干涉东晋帝国内政。
桓温能收复寿春，是因为在袁真造反后不久，秦国就开始大举征伐燕国。在这种背景下，占据寿春的袁瑾（当时袁真已死）自然无法从国际敌对势力（秦国、燕国）那里获得帮助了，而失去国际敌对势力支持的寿春，自然无法抵挡东晋帝国军事主力的进攻。
收复寿春后，桓温终于觉得篡位时机已成熟了。
但当桓温接近皇位时，却忽然发现皇位还是可望不可及。因为在桓温收复寿春时，北方的前秦竟然统一了北方，而且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距皇位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终于不敢再继续向前走了。因为谢安、王坦之等豪门贵族都聚集在皇位附近，阻止桓温继续向前。
以桓温的实力打败王、谢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问题是，桓温显然没有迅速打败他们的把握。如果在铲除王、谢的过程中，让帝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哄中，那不是要给统一北方的前秦帝国作一道菜吗？到时桓温不要说当皇帝，恐怕连命也无法保住了！
统一北方的前秦，一直无法征服江南；主要原因是江南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统一与稳定。如果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了，前秦自然会趁机南侵的。
当时的桓温真是骑虎难下了，如果继续向前；他实在害怕只是在给前秦作一道菜；如果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了，也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就在桓温骑虎难下的时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让桓温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那就是桓温死了！继承桓温政治遗产的桓冲，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于是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桓氏家族开始光荣的退怯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这次篡位活动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桓温意外死亡造成的。但从当时的情形去看，就是桓温活着，他也只有灰溜溜的退回去。因为统一的江南政府，面对前秦的压力已捉襟见肘，如果再因为争权夺势发生大规模内哄，那是没事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想篡位的桓温（二）
桓温虽然控制了东晋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东晋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经过三次北伐，桓温虽然取得了扬州牧的职务，但扬州是帝国中央政府，更是豪门贵族云集的地方，所以桓温并不敢亲自到扬州去任职。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彻底控制扬州还一时无从下口；于是郗超就劝他先玩一招废立皇帝的把戏。
因为皇帝一直都很谨慎，所以并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让桓温利用。于是桓温就在男女关系上造谣，因为男女关系这种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男女关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南北朝的许多皇帝的男女私事，都被夸张的、详细的记录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男女私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这种内容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人们在攻击对手时，如果找不到缺口就会从这种地方入手。泪痕不敢说这些事全是假的，但我们在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时，却显然应该尽量让淡化这些云遮雾罩的内容。
以桓温的实力，加上这些云遮雾罩的男女私事（皇帝阳萎，所以皇帝的儿子都是野种，如果不清理这个皇帝，那皇权就会流出真正的皇族）。足以使皇帝无力辩白，于是皇帝只有提前退休了。
废一个皇帝不简单，立一个新皇帝就更不简单了。因为皇位是天下利益的汇集处，所以谁来当皇帝，那可是关系着许多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成了东晋帝国新一代皇帝（简文帝）。司马昱能成为新皇帝，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皇族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成员。
在桓温接管荆州时，司马昱就以亲王身份成为帝国政府执政官。一个当了二十多年政府执政官的人，自然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治经验。如果桓温废立皇帝，只是为了立一个更方便自己控制的皇帝，那桓温实在没有理由拥立司昱这样的人当皇帝。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拥立司马昱当皇帝，只是为了减轻来自各大豪门贵族的压力。。
桓温废立皇帝本身会加强他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都反对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但拥立司马昱这种相对强势的皇帝，又会削弱桓温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愿意认可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
在桓温感觉无法彻底控制中央政府之时，他自然不敢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因为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会引发桓温难以承受的反对。
在皇族、豪门贵族感觉无力与桓温正面冲突之时，自然只有同意桓温这种折衷的方案。换而言之，单纯的看这次废立皇帝本身，对桓温的势力扩张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废立皇帝之后，桓温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剪灭皇族、异己的豪门贵族。但执行这个步骤时，桓温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皇帝被桓温逼得退无可退时说了：“如果你认为我不配当皇帝，那你自己当皇帝好了，到时你想杀谁就杀谁；如果你让我当皇帝，我说的话那可是圣旨，希望你尊重一下。”面对皇帝这种强硬的态度，桓温只有表示退缩了。［注1］
当时的桓温，还不具备与皇帝摊牌的实力。如果他当时就有这种实力，那废掉皇帝后，就可以立一个弱势（年幼的、或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了。所以当桓温听到皇帝说出这种话后，自然不敢过分进逼了。
在这个过程中，皇族势力自然受到削弱。但皇族崛起的事实，却显然没有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皇帝两个儿子（孝武帝、司马道子）后来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可以看出来。
我们通常总认为，司马道子后来权倾朝野，那是谢安主动退让的结果，但如果失去皇族崛起的事实，就算谢安愿意退让，也轮不着他司马道子取代啊！司马道子只不过是一个皇弟罢了，在皇族势力弱小时，不要说什么皇弟了，就是皇帝也得看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脸色。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也剪灭了一些异己的豪门贵族，但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处于下降期的豪门贵族；也就是庾氏、殷氏两大家族。面对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那种影响巨大的家族，桓温哪敢动手呢？虽然这几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都是公然与桓温作对。但桓温也只是虚张声势了一番（亲自率军进入帝国都城），就无可奈何的罢手了。
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在废立皇帝后不久，就走得是越来越被动。
皇帝是强势的皇帝（曾当过近三十年的执政官），太后是强势的太后（崇德太后也曾处于听政的位置），虽然他们在桓温的压力下表现得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却显然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孝武帝、司马道子可以凌驾于整个豪门贵族社会之上的主要原因。
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现在也都有强势的代表人物领衔，他们虽然在桓温的步步进逼下也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桓温犹豫再三，终于不敢打击这些人的主要原因。
更主要的是，在接连受挫后，桓温的气势越来越弱。在这种背景下，桓温阴谋篡位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了。
因为桓温在这个过程中死了，所以我们总感觉假如桓温活着，那桓氏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曹操死了，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后，马上就当皇帝了；司马昭死了，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地位后，也马上当皇帝了；后来高欢、宇文泰也都死了，但他们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地位后，也同样马上就当皇帝了。如果桓温真已铺平了篡位的道路，那桓温死后，他的子弟自然可以完成他未完的事业。但桓温显然还没有铺平篡位的道路。
［注1］：温重表固请诛晞，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晞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
想篡位的桓温（三）
反对桓温篡位的势力集团，曾一度出现了缺口。因为司马昱当皇帝仅一年就快死了。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对皇族的未来显然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在临死前决定向桓温妥协。［注1］
但王、谢等豪门贵族代表却并不支持皇帝这样做。因为桓温势力已够大了，如果皇族代表人物（皇帝）再主动向他屈服，那桓温岂非更无可制约了。
所以王坦之对皇帝说了：“天下不是你的，那是我们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你说让就让，谁给你的这种权力？”当然王坦之说时是比较隐含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天下，不是你的！绝不是你有权说让就让的！”看到豪门贵族这样强劲的支持自己，司马昱终于放弃了从前的计划。于是桓温继续接近皇位的机会，就这样又被堵死了。［注2］
皇帝死后，有人认为应该先向桓温请示，再让太子继位。琅琊王彪之说了：“皇帝死后，太子即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拿这种事请示桓温，岂不是明着说桓温是乱臣贼子？如果桓温说你这是诬蔑他，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王彪之这样做的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晋帝国的中央政府绝不应该看地方实力派（桓温）的脸色行事。［注3］
皇帝死后，因为太子年幼，所以人们就让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太后说应该让桓温来主持大局。对此王彪之说了：“桓温现在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们让他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肯定会跟我们没完没了的玩谦让。但现在绝不是陪桓温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因为先皇刚死，等着我们处理的有很多；因为先皇下葬的事，也绝不容耽误。我们想陪桓温玩这种游戏，也得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当然了，王彪之说的话比较含蓄；但意思就这个意思。［注4］
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因为王坦之、王彪之的公然反对，桓温发现皇位竟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于是桓温就亲自率军进京，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各大豪门贵族施加点压力。
在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坦之）阻止先皇向桓温妥协后，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彪之）阻止桓温入主中央政府后，山东谢氏代表人物（谢安）自然也需要表现一番了，否则谢氏家族的地位就会让这两大家族比下去了。谢安也绝不负众望，面对咄咄逼人的桓温，王坦之被吓得两腿战战，谢安却侃侃而谈，这种从容与镇定还真把桓温给唬住了。
人们常因此认为谢安比王坦之高一筹，但在王坦之公然阻止皇帝向桓温妥协时，谢安又在干什么的呢？
王坦之见桓温之时两腿战战，主是因为他还无法确切知道谢安的意思。因为谢安在此前曾公然向桓温下拜过，［注5］却从来没有公然与桓温对抗过。
谢安之所以从容，是因为王坦之、王彪之都已交出了“投名状”（他们都已公然与桓温对抗了）。如果谢安也早交一份“投名状”（在此之前公然与桓温对抗一下）；王垣之自然也不害怕了。从这层意义上，谢安比王坦之略胜一筹也许是事实，但绝不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的。
桓温此次率军进京的最好结果，就是各大豪门贵族代表向他表示妥协。具体的内容就是向桓温进献九锡、甚至是劝进。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压根不提这种事，王坦之虽然被吓得两腿战战，也没有提及一句相关的话。王、谢等强势豪门贵族没有提及这种事，其它弱势的豪门贵族也没有人曾提及这种事。
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豪门贵族等于对桓温发表了联合申明：“我们绝不会支持你篡位的；你也不要指望我们支持你篡位。”
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对抗博奕。
换而言之，就像两辆汽车在迎面抢道。他们最后谁会让道呢？从实力上看，桓温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也就是桓温一直握有主动权的原因。问题是，桓温也许有自信把王、谢的汽车撞烂，但取得这种胜利后呢？桓温自己的汽车恐怕也会遍布伤痕！如果在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以桓温的性格肯定会冲过去的，而王、谢也肯定会让道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因为外面还有强大的前秦在虎视着，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打败了王、谢，那面对前秦的进攻，他恐怕就会万劫不复了。
王、谢之所以在相对劣势中，一直敢与桓温死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桓温没有胆量和自己硬碰硬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汽车（前秦帝国）准备与桓温迎面抢道，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与自己抢道成功了，那再与前秦对抗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桓温面对已到脚边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
桓温退回自己驻地后，仍然希望通过各种压力迫使各大豪门贵族把九锡之类的东西送给自己。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和桓温一直软磨硬泡。在这种背景下，桓温终于面对一步之遥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桓温终于还是不敢拿全家人脑袋去赌一把，换而言之，桓温终于还是不敢率军强抢皇位。因为这一步走出，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甚至而言，就算桓敢这样去赌，他的那些亲信也不敢陪他去赌的。
在桓温临死前，他弟弟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杀掉王坦之、谢安。桓温说了：杀这两个人容易，但引起的后果却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桓氏家族实力足够，这两个人死不死也无关大局，如果桓氏家族实力不够，却企图杀掉这两个人控制局势，那实在等于拿全家人的脑袋去赌博。
桓温是清醒的。西晋在司马炎死后之所以乱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那些实力派都把皇权想得太简单，于是他们动则就想控制皇权，结果都是害人又害己。桓温显然没有把皇权想得这样简单。这也是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主要权势依然保持的主要原因。如果桓温当时冲动一下，乐观的去看也许就可以夺取皇权，但悲观一些看，也许就会让自己家族永世不得翻身。
［注1］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注2］：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注3］：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
［注4］：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注5］：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想篡位的桓温（四）
桓温临死前的权势，似乎已超过了当年的司马昭。桓温的兄弟子侄遍布帝国主要军政要职，他废立皇帝时无人敢异议；他想让帝国给他九锡之类的东西（甚至是禅让的诏书），整个帝国也只敢跟他玩太极，却不敢与他正面对抗。
但桓温却终于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了。
单从帝国内部环境而言，桓温自然不会逊色于司马昭，但从帝国的外部环境去看，桓温却显然比司马昭差多了。司马昭权势最盛之时，只有江东一隅之地（东吴）还未臣服曹魏；所以司马家族在夺取皇位之时，所承担的外部压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桓温当时的外部局势，却显然太糟糕了。
在十年前整个北方还一片混乱，甚至在一两年前，北方还是燕、秦并立，但就在桓温篡位走到最关键时刻，整个北方竟然都被前秦统一了。而且前秦这种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篡位，就必须得小心而又小心了，因为帝国一旦因此起了内哄，到时就不过是给前秦去作一道菜罢了。
王、谢在最后关头敢和桓温死扛，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实。总而言之，你桓温不怕死就过来硬碰硬；大不了同归于尽！
桓温不敢向皇位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桓温虽然控制了帝国的主要军政中心，但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还没有丝毫改变。桓温虽然控制了荆、江、徐、豫等重要军政中心。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也随处可见其它豪门贵族的影响。
我们知道，王坦之、王珣、郗超、谢安等人都曾在桓温手下干过事。从表面上看，这对桓温扩张权势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对桓温权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上述那些人，都有着各自家族的背景，他们曾在桓温势力范围内工作过，本身就意味着桓温的势力范围都留有这些家族的影响。一旦桓温与他们关系正式破裂后，桓温的后院也会随时起火的。
郗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是桓温的死党。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绝没有这样简单。因为郗超首先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无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先考虑自己家族利益的；而绝不会以桓氏家族的利益为主。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据说郗超比自己父亲先死，郗超害怕自己父亲悲伤过度，就留了一箱子东西给自己亲信，并对自己亲信说：“我死后，如果我的老父亲不是太过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烧掉，如果我老父亲很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给他看看。”郗愔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是悲伤的无可抑制。于是郗超的亲信把那个箱子给了郗愔，箱子中装的全是郗超与桓温商量着谋反的书信。郗愔一看，就说了：“这个逆子早该死了。”于是马上不悲伤了。
但这个故事可信度有多高呢？显然是低到了极点！
因为与桓温密谋造反，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郗超把众多铁证（与桓温密谋的书信）留下来，那不是没事找事吗？郗超又不是神仙，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死在自己父亲前面，以至要留下这种书信去缓解自己父亲的悲伤。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可信度。郗氏家族编造这类故事，只想表明郗超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整个郗氏家族无关。这大约是郗氏家族想与桓温划清界限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桓温向皇位步步进逼的时候，郗超仍然是桓温最亲信的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他父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郗氏家族实际上一直都在投机。郗氏家族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儿子郗超去做桓温的亲信，父亲郗愔去做皇帝的忠臣。这种两面讨好的作法，使郗氏家族可以保持不败之地。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也使郗氏家族影响力越来越低了。这也就是桓氏家族西退后，郗氏家族却被排挤在了边缘地位的主要原因。“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
在桓温想夺取徐州时，郗超唱白脸，郗愔唱红脸；总而言之，主动交出徐州的是郗超，不是郗氏家族。但泪痕前面也说过，如果郗愔不想让出徐州，郗超修改一封书信能有什么用？
当然了，如果郗超真的是桓温的死党，那他又何必和自己父亲玩这种白脸、红脸的对唱呢？从这层意义上，郗超只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而绝不是桓温的嫡系成员。
郗超据说是桓温的死党，他政治可靠性都如此无法保证；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谢家族的软磨硬扛，面对前秦的巨大威胁，桓温哪敢去继续向皇位前进呢？
我们常常感觉，如果桓温再多活一会，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恐怕也只是一种极尽乐观的想象。因为王、谢的态度已非常明白，他们就是软磨硬泡的不让桓温继续向皇位靠近。在这种背景下，桓温不死又能怎样呢？
在桓温气势汹汹率军进入京城时，普遍人都感觉桓温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桓温在当时背景下，都不敢采取强硬措施，自然使反对者的气势更嚣张了，也使观望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而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桓温不利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这是桓温死后，桓冲率领桓氏家族全面退缩的主要原因。
桓温活着，恐怕也只有无奈的接受这种事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桓温选择退缩时，只能选择灰溜溜的去退缩；因为他选择退缩，显然是失败的结果。
王敦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桓温也是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表面上看这都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一个人拿着全家的脑袋去赌博，突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下，突然生病甚至死亡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敦在死前，曾劝自己的后继者（王舒）选择退缩（这是王敦说的上计）；但他的后继者却是非要选择积极进取（认为王敦所说的下计才是上计）。［注1］结果，王敦一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桓温在临死前，显然了希望自己后继者选择退缩。这也就是桓温没有击杀王坦之、谢安的主要原因。因为桓温做出这种事后，那桓氏家族就无法退缩了。而桓温的后继者（桓冲）显然也认同桓温的选择，并没有鼓动桓温在临死前轻举妄动。结果，桓温死后，桓温一系依然是帝国最举足轻重的势力。
［注1］：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一、桓氏家族的内哄
桓温虽然无法爬上皇位，但从实力而言，桓温当时的权势已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司马懿。司马懿死后有司马师，司马师死后有司马昭，司马昭死后有司马炎。司马懿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并没有下降。司马师、司马昭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依然在上升。
从这层意义上，即使桓温死了，桓氏家族的军政地位还可以继续保持，甚至还可以继续上升。
但很不幸。桓温刚死，桓氏家族就起了内哄。
因为桓温的后继者桓冲，盖棺定论是一个忠君爱国、谦虚退让的正面形象，所以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遂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通常的历史记录中，桓冲继承桓温的军政遗产完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但真实的历史却并不会这样简单！
桓温儿子无法继承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军政遗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们的实力足够，作为叔叔的桓冲就绝没有资格与他们争夺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温是不是真的曾让桓冲继承自己的军政遗产？恐怕谁也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服气。因为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庞大军政遗产，却让自己叔父去继承，这叫什么事？
但很不幸，桓温那两个年长的儿子，都也不是桓冲的对手，虽然他们还拉了一个叔叔（桓秘）去和桓冲争夺自己老爸留下的军政遗产。但最后依然无法阻止桓冲继承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氏家族的权势，是桓温、桓豁、桓冲兄弟三人共同控制着。虽然桓温是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掌门人，但桓温对桓豁、桓冲的优势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从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无法继承他的军政遗产可以看出来。
桓冲摆平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后，却显然也无法真正凌驾于桓温诸子之上，因为桓氏家族的天下毕竟是桓温打下来的。当然桓冲更无法真正凌驾于自己哥哥桓豁之上，因为桓豁当时是荆州刺使。
在这种背景下，据说桓温临死前让桓玄继承自己的爵位（南郡公）。但这一切应该只是据说，因为桓玄当时只有5岁。一个5岁的幼儿成为桓温一系掌门人，本身证明当时桓氏家族各系力量谁也不服谁，只能用这种折衷的方式保持各系力量平衡。
如果让桓温年长的儿子继承桓温南郡公的爵位，那桓氏家族就必须得给这个南郡公留个与他身份相匹配的军政职务；既然如此，那桓温留下来的主要军政遗产，自然也应该让这个南郡公继承了。从这层意义上，让5岁的桓玄继承南郡公爵位，最符合桓温两个强势弟弟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虽然继承了桓温的主要军政遗产，但他绝不是桓氏家族的无可争议的掌门人。所以桓冲的兄弟（主要是桓豁）、侄子（主要是桓温诸子）与他并没有从属关系。从这层意义上，在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就不再是一个能共同进退的整体了。
一个处于分散状态中的桓氏家族，在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自然只有不断后退了。
桓氏家族与王、谢家族的竞争，是一个标准的对抗博奕。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大轿车，王、谢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小轿车，当大轿车向小轿车步步进逼时，小轿车自然只有一再退缩。因为两个车一旦相撞，小轿车毁人亡的机率实在太高了。但当把小轿车逼到死角后，大轿车又实在不敢真去撞这个小轿车，因为这注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最多是小轿车损失的更惨重一些罢了。这也就是桓温在接近皇位后，却不敢强行爬上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对抗的博奕，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桓温在不计代价打败王、谢家族后，又该如何应对来自前秦的进攻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僵持的状态，那最后的结果只是大轿车放弃咄咄逼人的攻势，因为大轿车所占据的优势并不会改变。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桓温死了，桓温的兄弟与儿子们起了内哄。于是王、谢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博奕就出现了转机。现在的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还是像一辆大轿车，但这个大轿车的主要部件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纹；在这种背景下，小轿车自然敢掉过头对大轿车步步进逼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大轿车自然只有一退再退，因为真的与小轿车相撞了，大轿车可能随时都会散架的。
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还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表现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并没有因为权力分配而发生内哄。
桓温还没死，桓氏家族就已呈现出了分裂的迹象。这表现在桓温的长子（桓熙）、弟弟（桓冲）都想成为司马家族的掌门人。于是桓温快咽气时，桓氏家族内哄就开始了。虽然这次内哄很快就结束了，但桓氏家族的整体实力却受到了削弱。
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让泪痕不禁想起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无论从威望、能力上都一直可以与司马懿分庭抗礼。如果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非要与司马师争当司马家族的掌门人，司马师恐怕还真不是对手。但司马孚毕竟是司马孚，所以他没有选择与自己侄子争夺自己哥哥的遗产。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司马孚与司马懿的儿子争当司马家族掌门人，他也许是有机会获胜的（就如桓冲能火并了桓温的儿子），但结果却会使司马家族整体实力下降的。
桓冲不是司马孚，当然了桓熙更不是司马师。从这层意义上，桓冲叔侄之间的火并，桓冲也许存在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不论怎么说，桓冲与桓熙的火并，显然使桓氏家族的军政实力大大降低了。
虽然桓氏家族的内哄迅速结束了；但桓氏家族分裂的事实已无可挽回。因为桓冲取得胜利后，却无法成为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新掌门。因为团结在小小南郡公（5岁桓玄）身边的桓温一系，占据荆州的桓豁父子，都也不是桓冲可以有效调动的。桓冲凭借这种实力与王、谢家族相争，自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所以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短短三年后，桓氏家族就彻底屈居于谢氏家族之后了。当桓玄接管桓氏家族时，桓氏家族不要说在整个东晋帝国了，就是在荆州地区也处处受制，因为荆州地区也有殷仲堪、杨铨期能与桓氏家族分庭抗礼。
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基于皇权的角度去看，基于贵族政治的角度去看，桓冲率领桓氏家族不断后退，那是一件值得欢呼与喝彩的事。问题是，基于桓氏家族的角度去看，桓冲这不是传说中的败家子吗？
在桓温刚死，桓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开始不断缩水了。在桓温死后短短三年时间，桓氏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就缩水了足足有多一半。因为扬州刺使、徐州刺使、豫州刺使等职务，当时都已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虽然这一切为桓冲赢得了谦让的美名，却无法掩盖这是桓氏家族衰弱的结果。
二、打压桓氏家族
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是从徐州开始的。从前的徐州刺使是桓温，但桓温刚死，徐州刺使就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刚死，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就已开始了。
面对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桓冲表现出了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在新首领桓冲的带领下，绝不再试图专权了，相反还会主动让出许多权力来。面对桓冲表现出的这种高姿态，整个贵族社会自然是掌声、欢呼声一片。
但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会知道博奕各方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桓冲并非不想除掉谢安、王坦之。只是除掉这两个人会引发他无法承担的后果。这从桓温快死时，桓冲问桓温应该如何处置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这从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众多成员劝桓冲除掉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但桓冲却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桓温活着的时候，都不敢冒险杀掉谢安、王坦之；凭桓冲的实力想干桓温都不敢干的事，他那不是不事想找死吗？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遂表现出了一种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冲对王、谢等豪门贵族的退让，绝不是因为他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一心忠于皇帝。桓冲的这种高姿态虽然得到王、谢家族的高度好评，却并不会阻止王、谢家族继续打压桓氏家族的步伐。
为了打压作为扬州刺使的桓冲，谢安极力邀请太后出来听政。于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扬州，上面有太后听政，旁边有王彪之、谢安参政；桓冲这个扬州刺使能拥有多少实权，我们可想而知。从这层意义上，桓氏家族对扬州的控制权也被谢安剥夺的所剩无几了。
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徐州刺使王坦之死了。听到王坦之去世的消息，桓冲感觉与其在扬州处处受制，还不如到徐州去当刺使。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同样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姿态，总而言之，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谢安，所以他想把扬州刺使的职务让给谢安。
用一个徐州刺使的职务，就能把桓氏家族彻底挤出中央政府；谢安等人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所以面对桓冲的这种谦让，谢安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但桓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感觉桓冲这样轻易退出中央政府，会让桓氏家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纷纷劝桓冲千万不要这样做。但桓冲就是执意要放弃扬州刺使的职务，因为在上面有太后，旁边有谢安、王彪之制约，扬州刺使已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职务。与其死守着这种职务不放手，还不如趁徐州刺使王坦之刚死，去占据徐州那种军政中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冲对谢安的退让，只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绝不是他为人谦让的结果。因为在当时背景下，他不让出扬州刺使的职务，也无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谢安的事实。
把桓氏家族势力逼出扬州后，其它豪门贵族们依然联手继续打压桓氏家族。他们才不会因为桓冲的高风亮节而罢手。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又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皇帝岳父王蕴（太原王氏另一枝系的代表人物）的军政地位，面对这个新崛起的豪门贵族代表人物，桓冲渐渐连徐州也无力控制了。于是桓冲当徐州刺使一年后，连徐州刺使也丢了。因为现在帝国普遍豪门贵族，都开始支持王蕴当徐州刺使；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进逼，桓氏家族自然只有再次把徐州刺使的职务交出来。
现在一切已非常明了，其它豪门贵族的真正目标是把桓氏家族彻底逼回西部地区。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只能执掌荆州，迫不得已还可以给他们留出江州来，扬州、徐州、豫州是绝不容许他们染指的。
就在这个档口，荆州刺使桓豁去世了；于是桓氏家族与其它豪门贵族博弈暂时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顺着这个契机，其它豪门贵族分解打压家族的目标可以提前完成了。
我们知道，桓冲当时已被其它豪门贵族逼得在东部地区（以扬州为中心）无从容身了，但桓冲毕竟是桓氏家族头号代表人物，帝国政府总得为他安排一个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职务。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就像一个卡在帝国东部地区的骨头，其它豪门贵族想把他剔出去，却总是无法剔出去。现在荆州刺使桓豁死了，那让桓冲去当荆州刺使，岂不是一下就可以把桓冲赶出帝国东部地区？
对于这种人事安排，桓冲自然也是无力拒绝的。因为桓冲现在已把扬州、徐州的权力都丢光了，如果他再不积极去争取荆州刺使的职务，到时恐怕在桓氏家族内也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桓冲在东部地区，被各大豪门贵族排挤得一退再退。终于也只有接受退回西部地区（以荆州为中心）事实了。这种结果，意味着桓温通过北伐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徐、豫、扬三州取得的权势），都被桓冲败光了。
这一切满打满算也就三年多时间，换而言之，在桓温死后仅三年多时间，桓氏家族就彻底退出了帝国东部地区（扬、徐、豫三州）。到此为止，帝国各大豪门贵族权力平衡的格局再次形成了。
此时的桓氏家族依然是帝国最主要的豪门贵族，但他现在已无力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其它豪门贵族对桓氏家族的打压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桓氏家族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非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本身就是没事找事。而且现在有强大外敌（前秦）威胁，桓冲这种愿意认同贵族政治的、军政经验丰富的人，本身就是荆州刺使最佳的人选。而桓氏家族也开始安于这种现状了，因为在王、谢家族联手控制中央政府的背景下，在强大外敌虎视的背景下，桓氏家族显然缺乏再次东进的机会。
东晋帝国各大豪门贵族能实现这种默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的均势再次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桓冲、谢安都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但更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有强大的外敌在威胁着他们。现在的前秦帝国已统一了北方，而且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在当时背景下，大家都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团结协作，恐怕只是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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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东晋风云：想篡位的桓温
泪痕春雨
想篡位的桓温（一）
东晋帝国的主要军政地区，无非是扬、荆、江、徐、豫五州，作为一个贵族代表，只要真正控制其中一个州，在东晋帝国就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而桓温经过三次北伐，竟然把荆、江、徐、豫四州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当时荆州、江州、徐州、豫州刺使都由桓氏家族成员（桓豁、桓冲、桓温、桓熙）担任，而且桓温本人还兼任了扬州牧。从表面去看，桓温当时已把江南的主要军政中心都控制了。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桓温之所以渐渐拥有了篡位的实力，那是因为桓温在北伐中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但这显然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说法。
桓温前两次北伐不用说了；第三次北伐不但大败而回，事后更把豫州刺使袁真逼反了。如果说北伐的成败关系着桓温的权势，那桓温在这种惨败后，权势自然应该下降了。但桓温在这种失败后，权势依然在不断上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温权势的上升与北伐成败并没有直接关系。
桓温之所以能利用北伐扩张自己的权势。主要是因为在北伐过程中，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调动相关地区的军队、物资。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
我们知道权力的本质就是惩罚、奖励、任免；如果你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官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那这个地区的官员自然就会渐渐纳入你的权力系统。
所以桓温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桓温在东晋帝国的权力却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之外的豪门贵族，无法利用北伐扩张自己权势。绝不是因为他们北伐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实力不够，而各大豪门贵族又都紧捂自己的地盘。换而言之，领导北伐的储裒、谢尚、殷浩根本无法利用北伐之机在东晋帝国扩张权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外扩张失败了，对内扩张也失败了，他们的权势自然会受到削弱。
桓温的北伐一再失败，权势却不断上升，那是因为桓温在东晋帝国实力最强。所以虽然各大豪门贵族紧捂自己的地盘，却也无法阻止桓温利用北伐之机向他们势力范围内渗透。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在对外的扩张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内的扩张却成功了。所以桓温经过三次北伐后，权势自然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在把手伸进豫州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一点挫折。因为桓温在剥夺豫州刺使袁真权力时，袁真竟然占据寿春造反了。虽然这并没有影响桓氏家族占据豫州的步伐（事后桓熙成为新的豫州刺使），但寿春被反叛势力占据着，对桓温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寿春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样一个军事重镇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本身就足以威胁桓温。而这个叛乱分子更向燕国、秦国都申请了保护，这意味着袁真随时都可能把燕国、秦国的军队引入淮河南岸。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桓温忠于皇帝（这表示他无意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他自然有机会领导江南各大豪门贵族应对来自寿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如果还敢公然篡位（想要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一方面是燕国、秦国随时会以寿春为基地侵入江南，另一方面却是桓温与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到时桓温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自然不敢对皇位步步进逼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收复寿春之后，使他因北伐失败受损的威望又恢复了起来。所以收复寿春的战役刚刚结束，桓温就急不耐的要篡位了。但收复寿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胜利。因为袁真占据寿春造反，本身就是桓温逼迫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收复寿春不过是自己拉屎，自己擦屁股罢了。这能算什么功绩？
桓温之所以敢在收复寿春后继续向皇位进逼，主要是因为只有收复了寿春，才可以避免反叛势力（从前的豫州刺使袁真）联合国际敌对势力（秦、晋），利用江南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以寿春为基地干涉东晋帝国内政。
桓温能收复寿春，是因为在袁真造反后不久，秦国就开始大举征伐燕国。在这种背景下，占据寿春的袁瑾（当时袁真已死）自然无法从国际敌对势力（秦国、燕国）那里获得帮助了，而失去国际敌对势力支持的寿春，自然无法抵挡东晋帝国军事主力的进攻。
收复寿春后，桓温终于觉得篡位时机已成熟了。
但当桓温接近皇位时，却忽然发现皇位还是可望不可及。因为在桓温收复寿春时，北方的前秦竟然统一了北方，而且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距皇位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终于不敢再继续向前走了。因为谢安、王坦之等豪门贵族都聚集在皇位附近，阻止桓温继续向前。
以桓温的实力打败王、谢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问题是，桓温显然没有迅速打败他们的把握。如果在铲除王、谢的过程中，让帝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哄中，那不是要给统一北方的前秦帝国作一道菜吗？到时桓温不要说当皇帝，恐怕连命也无法保住了！
统一北方的前秦，一直无法征服江南；主要原因是江南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统一与稳定。如果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了，前秦自然会趁机南侵的。
当时的桓温真是骑虎难下了，如果继续向前；他实在害怕只是在给前秦作一道菜；如果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了，也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就在桓温骑虎难下的时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让桓温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那就是桓温死了！继承桓温政治遗产的桓冲，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于是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桓氏家族开始光荣的退怯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这次篡位活动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桓温意外死亡造成的。但从当时的情形去看，就是桓温活着，他也只有灰溜溜的退回去。因为统一的江南政府，面对前秦的压力已捉襟见肘，如果再因为争权夺势发生大规模内哄，那是没事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想篡位的桓温（二）
桓温虽然控制了东晋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东晋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经过三次北伐，桓温虽然取得了扬州牧的职务，但扬州是帝国中央政府，更是豪门贵族云集的地方，所以桓温并不敢亲自到扬州去任职。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彻底控制扬州还一时无从下口；于是郗超就劝他先玩一招废立皇帝的把戏。
因为皇帝一直都很谨慎，所以并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让桓温利用。于是桓温就在男女关系上造谣，因为男女关系这种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男女关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南北朝的许多皇帝的男女私事，都被夸张的、详细的记录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男女私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这种内容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人们在攻击对手时，如果找不到缺口就会从这种地方入手。泪痕不敢说这些事全是假的，但我们在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时，却显然应该尽量让淡化这些云遮雾罩的内容。
以桓温的实力，加上这些云遮雾罩的男女私事（皇帝阳萎，所以皇帝的儿子都是野种，如果不清理这个皇帝，那皇权就会流出真正的皇族）。足以使皇帝无力辩白，于是皇帝只有提前退休了。
废一个皇帝不简单，立一个新皇帝就更不简单了。因为皇位是天下利益的汇集处，所以谁来当皇帝，那可是关系着许多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成了东晋帝国新一代皇帝（简文帝）。司马昱能成为新皇帝，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皇族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成员。
在桓温接管荆州时，司马昱就以亲王身份成为帝国政府执政官。一个当了二十多年政府执政官的人，自然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治经验。如果桓温废立皇帝，只是为了立一个更方便自己控制的皇帝，那桓温实在没有理由拥立司昱这样的人当皇帝。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拥立司马昱当皇帝，只是为了减轻来自各大豪门贵族的压力。。
桓温废立皇帝本身会加强他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都反对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但拥立司马昱这种相对强势的皇帝，又会削弱桓温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愿意认可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
在桓温感觉无法彻底控制中央政府之时，他自然不敢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因为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会引发桓温难以承受的反对。
在皇族、豪门贵族感觉无力与桓温正面冲突之时，自然只有同意桓温这种折衷的方案。换而言之，单纯的看这次废立皇帝本身，对桓温的势力扩张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废立皇帝之后，桓温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剪灭皇族、异己的豪门贵族。但执行这个步骤时，桓温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皇帝被桓温逼得退无可退时说了：“如果你认为我不配当皇帝，那你自己当皇帝好了，到时你想杀谁就杀谁；如果你让我当皇帝，我说的话那可是圣旨，希望你尊重一下。”面对皇帝这种强硬的态度，桓温只有表示退缩了。［注1］
当时的桓温，还不具备与皇帝摊牌的实力。如果他当时就有这种实力，那废掉皇帝后，就可以立一个弱势（年幼的、或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了。所以当桓温听到皇帝说出这种话后，自然不敢过分进逼了。
在这个过程中，皇族势力自然受到削弱。但皇族崛起的事实，却显然没有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皇帝两个儿子（孝武帝、司马道子）后来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可以看出来。
我们通常总认为，司马道子后来权倾朝野，那是谢安主动退让的结果，但如果失去皇族崛起的事实，就算谢安愿意退让，也轮不着他司马道子取代啊！司马道子只不过是一个皇弟罢了，在皇族势力弱小时，不要说什么皇弟了，就是皇帝也得看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脸色。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也剪灭了一些异己的豪门贵族，但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处于下降期的豪门贵族；也就是庾氏、殷氏两大家族。面对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那种影响巨大的家族，桓温哪敢动手呢？虽然这几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都是公然与桓温作对。但桓温也只是虚张声势了一番（亲自率军进入帝国都城），就无可奈何的罢手了。
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在废立皇帝后不久，就走得是越来越被动。
皇帝是强势的皇帝（曾当过近三十年的执政官），太后是强势的太后（崇德太后也曾处于听政的位置），虽然他们在桓温的压力下表现得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却显然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孝武帝、司马道子可以凌驾于整个豪门贵族社会之上的主要原因。
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现在也都有强势的代表人物领衔，他们虽然在桓温的步步进逼下也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桓温犹豫再三，终于不敢打击这些人的主要原因。
更主要的是，在接连受挫后，桓温的气势越来越弱。在这种背景下，桓温阴谋篡位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了。
因为桓温在这个过程中死了，所以我们总感觉假如桓温活着，那桓氏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曹操死了，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后，马上就当皇帝了；司马昭死了，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地位后，也马上当皇帝了；后来高欢、宇文泰也都死了，但他们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地位后，也同样马上就当皇帝了。如果桓温真已铺平了篡位的道路，那桓温死后，他的子弟自然可以完成他未完的事业。但桓温显然还没有铺平篡位的道路。
［注1］：温重表固请诛晞，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晞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
想篡位的桓温（三）
反对桓温篡位的势力集团，曾一度出现了缺口。因为司马昱当皇帝仅一年就快死了。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对皇族的未来显然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在临死前决定向桓温妥协。［注1］
但王、谢等豪门贵族代表却并不支持皇帝这样做。因为桓温势力已够大了，如果皇族代表人物（皇帝）再主动向他屈服，那桓温岂非更无可制约了。
所以王坦之对皇帝说了：“天下不是你的，那是我们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你说让就让，谁给你的这种权力？”当然王坦之说时是比较隐含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天下，不是你的！绝不是你有权说让就让的！”看到豪门贵族这样强劲的支持自己，司马昱终于放弃了从前的计划。于是桓温继续接近皇位的机会，就这样又被堵死了。［注2］
皇帝死后，有人认为应该先向桓温请示，再让太子继位。琅琊王彪之说了：“皇帝死后，太子即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拿这种事请示桓温，岂不是明着说桓温是乱臣贼子？如果桓温说你这是诬蔑他，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王彪之这样做的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晋帝国的中央政府绝不应该看地方实力派（桓温）的脸色行事。［注3］
皇帝死后，因为太子年幼，所以人们就让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太后说应该让桓温来主持大局。对此王彪之说了：“桓温现在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们让他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肯定会跟我们没完没了的玩谦让。但现在绝不是陪桓温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因为先皇刚死，等着我们处理的有很多；因为先皇下葬的事，也绝不容耽误。我们想陪桓温玩这种游戏，也得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当然了，王彪之说的话比较含蓄；但意思就这个意思。［注4］
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因为王坦之、王彪之的公然反对，桓温发现皇位竟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于是桓温就亲自率军进京，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各大豪门贵族施加点压力。
在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坦之）阻止先皇向桓温妥协后，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彪之）阻止桓温入主中央政府后，山东谢氏代表人物（谢安）自然也需要表现一番了，否则谢氏家族的地位就会让这两大家族比下去了。谢安也绝不负众望，面对咄咄逼人的桓温，王坦之被吓得两腿战战，谢安却侃侃而谈，这种从容与镇定还真把桓温给唬住了。
人们常因此认为谢安比王坦之高一筹，但在王坦之公然阻止皇帝向桓温妥协时，谢安又在干什么的呢？
王坦之见桓温之时两腿战战，主是因为他还无法确切知道谢安的意思。因为谢安在此前曾公然向桓温下拜过，［注5］却从来没有公然与桓温对抗过。
谢安之所以从容，是因为王坦之、王彪之都已交出了“投名状”（他们都已公然与桓温对抗了）。如果谢安也早交一份“投名状”（在此之前公然与桓温对抗一下）；王垣之自然也不害怕了。从这层意义上，谢安比王坦之略胜一筹也许是事实，但绝不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的。
桓温此次率军进京的最好结果，就是各大豪门贵族代表向他表示妥协。具体的内容就是向桓温进献九锡、甚至是劝进。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压根不提这种事，王坦之虽然被吓得两腿战战，也没有提及一句相关的话。王、谢等强势豪门贵族没有提及这种事，其它弱势的豪门贵族也没有人曾提及这种事。
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豪门贵族等于对桓温发表了联合申明：“我们绝不会支持你篡位的；你也不要指望我们支持你篡位。”
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对抗博奕。
换而言之，就像两辆汽车在迎面抢道。他们最后谁会让道呢？从实力上看，桓温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也就是桓温一直握有主动权的原因。问题是，桓温也许有自信把王、谢的汽车撞烂，但取得这种胜利后呢？桓温自己的汽车恐怕也会遍布伤痕！如果在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以桓温的性格肯定会冲过去的，而王、谢也肯定会让道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因为外面还有强大的前秦在虎视着，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打败了王、谢，那面对前秦的进攻，他恐怕就会万劫不复了。
王、谢之所以在相对劣势中，一直敢与桓温死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桓温没有胆量和自己硬碰硬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汽车（前秦帝国）准备与桓温迎面抢道，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与自己抢道成功了，那再与前秦对抗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桓温面对已到脚边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
桓温退回自己驻地后，仍然希望通过各种压力迫使各大豪门贵族把九锡之类的东西送给自己。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和桓温一直软磨硬泡。在这种背景下，桓温终于面对一步之遥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桓温终于还是不敢拿全家人脑袋去赌一把，换而言之，桓温终于还是不敢率军强抢皇位。因为这一步走出，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甚至而言，就算桓敢这样去赌，他的那些亲信也不敢陪他去赌的。
在桓温临死前，他弟弟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杀掉王坦之、谢安。桓温说了：杀这两个人容易，但引起的后果却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桓氏家族实力足够，这两个人死不死也无关大局，如果桓氏家族实力不够，却企图杀掉这两个人控制局势，那实在等于拿全家人的脑袋去赌博。
桓温是清醒的。西晋在司马炎死后之所以乱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那些实力派都把皇权想得太简单，于是他们动则就想控制皇权，结果都是害人又害己。桓温显然没有把皇权想得这样简单。这也是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主要权势依然保持的主要原因。如果桓温当时冲动一下，乐观的去看也许就可以夺取皇权，但悲观一些看，也许就会让自己家族永世不得翻身。
［注1］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注2］：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注3］：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
［注4］：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注5］：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想篡位的桓温（四）
桓温临死前的权势，似乎已超过了当年的司马昭。桓温的兄弟子侄遍布帝国主要军政要职，他废立皇帝时无人敢异议；他想让帝国给他九锡之类的东西（甚至是禅让的诏书），整个帝国也只敢跟他玩太极，却不敢与他正面对抗。
但桓温却终于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了。
单从帝国内部环境而言，桓温自然不会逊色于司马昭，但从帝国的外部环境去看，桓温却显然比司马昭差多了。司马昭权势最盛之时，只有江东一隅之地（东吴）还未臣服曹魏；所以司马家族在夺取皇位之时，所承担的外部压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桓温当时的外部局势，却显然太糟糕了。
在十年前整个北方还一片混乱，甚至在一两年前，北方还是燕、秦并立，但就在桓温篡位走到最关键时刻，整个北方竟然都被前秦统一了。而且前秦这种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篡位，就必须得小心而又小心了，因为帝国一旦因此起了内哄，到时就不过是给前秦去作一道菜罢了。
王、谢在最后关头敢和桓温死扛，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实。总而言之，你桓温不怕死就过来硬碰硬；大不了同归于尽！
桓温不敢向皇位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桓温虽然控制了帝国的主要军政中心，但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还没有丝毫改变。桓温虽然控制了荆、江、徐、豫等重要军政中心。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也随处可见其它豪门贵族的影响。
我们知道，王坦之、王珣、郗超、谢安等人都曾在桓温手下干过事。从表面上看，这对桓温扩张权势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对桓温权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上述那些人，都有着各自家族的背景，他们曾在桓温势力范围内工作过，本身就意味着桓温的势力范围都留有这些家族的影响。一旦桓温与他们关系正式破裂后，桓温的后院也会随时起火的。
郗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是桓温的死党。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绝没有这样简单。因为郗超首先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无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先考虑自己家族利益的；而绝不会以桓氏家族的利益为主。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据说郗超比自己父亲先死，郗超害怕自己父亲悲伤过度，就留了一箱子东西给自己亲信，并对自己亲信说：“我死后，如果我的老父亲不是太过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烧掉，如果我老父亲很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给他看看。”郗愔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是悲伤的无可抑制。于是郗超的亲信把那个箱子给了郗愔，箱子中装的全是郗超与桓温商量着谋反的书信。郗愔一看，就说了：“这个逆子早该死了。”于是马上不悲伤了。
但这个故事可信度有多高呢？显然是低到了极点！
因为与桓温密谋造反，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郗超把众多铁证（与桓温密谋的书信）留下来，那不是没事找事吗？郗超又不是神仙，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死在自己父亲前面，以至要留下这种书信去缓解自己父亲的悲伤。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可信度。郗氏家族编造这类故事，只想表明郗超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整个郗氏家族无关。这大约是郗氏家族想与桓温划清界限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桓温向皇位步步进逼的时候，郗超仍然是桓温最亲信的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他父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郗氏家族实际上一直都在投机。郗氏家族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儿子郗超去做桓温的亲信，父亲郗愔去做皇帝的忠臣。这种两面讨好的作法，使郗氏家族可以保持不败之地。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也使郗氏家族影响力越来越低了。这也就是桓氏家族西退后，郗氏家族却被排挤在了边缘地位的主要原因。“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
在桓温想夺取徐州时，郗超唱白脸，郗愔唱红脸；总而言之，主动交出徐州的是郗超，不是郗氏家族。但泪痕前面也说过，如果郗愔不想让出徐州，郗超修改一封书信能有什么用？
当然了，如果郗超真的是桓温的死党，那他又何必和自己父亲玩这种白脸、红脸的对唱呢？从这层意义上，郗超只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而绝不是桓温的嫡系成员。
郗超据说是桓温的死党，他政治可靠性都如此无法保证；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谢家族的软磨硬扛，面对前秦的巨大威胁，桓温哪敢去继续向皇位前进呢？
我们常常感觉，如果桓温再多活一会，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恐怕也只是一种极尽乐观的想象。因为王、谢的态度已非常明白，他们就是软磨硬泡的不让桓温继续向皇位靠近。在这种背景下，桓温不死又能怎样呢？
在桓温气势汹汹率军进入京城时，普遍人都感觉桓温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桓温在当时背景下，都不敢采取强硬措施，自然使反对者的气势更嚣张了，也使观望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而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桓温不利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这是桓温死后，桓冲率领桓氏家族全面退缩的主要原因。
桓温活着，恐怕也只有无奈的接受这种事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桓温选择退缩时，只能选择灰溜溜的去退缩；因为他选择退缩，显然是失败的结果。
王敦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桓温也是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表面上看这都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一个人拿着全家的脑袋去赌博，突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下，突然生病甚至死亡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敦在死前，曾劝自己的后继者（王舒）选择退缩（这是王敦说的上计）；但他的后继者却是非要选择积极进取（认为王敦所说的下计才是上计）。［注1］结果，王敦一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桓温在临死前，显然了希望自己后继者选择退缩。这也就是桓温没有击杀王坦之、谢安的主要原因。因为桓温做出这种事后，那桓氏家族就无法退缩了。而桓温的后继者（桓冲）显然也认同桓温的选择，并没有鼓动桓温在临死前轻举妄动。结果，桓温死后，桓温一系依然是帝国最举足轻重的势力。
［注1］：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一、桓氏家族的内哄
桓温虽然无法爬上皇位，但从实力而言，桓温当时的权势已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司马懿。司马懿死后有司马师，司马师死后有司马昭，司马昭死后有司马炎。司马懿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并没有下降。司马师、司马昭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依然在上升。
从这层意义上，即使桓温死了，桓氏家族的军政地位还可以继续保持，甚至还可以继续上升。
但很不幸。桓温刚死，桓氏家族就起了内哄。
因为桓温的后继者桓冲，盖棺定论是一个忠君爱国、谦虚退让的正面形象，所以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遂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通常的历史记录中，桓冲继承桓温的军政遗产完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但真实的历史却并不会这样简单！
桓温儿子无法继承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军政遗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们的实力足够，作为叔叔的桓冲就绝没有资格与他们争夺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温是不是真的曾让桓冲继承自己的军政遗产？恐怕谁也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服气。因为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庞大军政遗产，却让自己叔父去继承，这叫什么事？
但很不幸，桓温那两个年长的儿子，都也不是桓冲的对手，虽然他们还拉了一个叔叔（桓秘）去和桓冲争夺自己老爸留下的军政遗产。但最后依然无法阻止桓冲继承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氏家族的权势，是桓温、桓豁、桓冲兄弟三人共同控制着。虽然桓温是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掌门人，但桓温对桓豁、桓冲的优势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从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无法继承他的军政遗产可以看出来。
桓冲摆平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后，却显然也无法真正凌驾于桓温诸子之上，因为桓氏家族的天下毕竟是桓温打下来的。当然桓冲更无法真正凌驾于自己哥哥桓豁之上，因为桓豁当时是荆州刺使。
在这种背景下，据说桓温临死前让桓玄继承自己的爵位（南郡公）。但这一切应该只是据说，因为桓玄当时只有5岁。一个5岁的幼儿成为桓温一系掌门人，本身证明当时桓氏家族各系力量谁也不服谁，只能用这种折衷的方式保持各系力量平衡。
如果让桓温年长的儿子继承桓温南郡公的爵位，那桓氏家族就必须得给这个南郡公留个与他身份相匹配的军政职务；既然如此，那桓温留下来的主要军政遗产，自然也应该让这个南郡公继承了。从这层意义上，让5岁的桓玄继承南郡公爵位，最符合桓温两个强势弟弟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虽然继承了桓温的主要军政遗产，但他绝不是桓氏家族的无可争议的掌门人。所以桓冲的兄弟（主要是桓豁）、侄子（主要是桓温诸子）与他并没有从属关系。从这层意义上，在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就不再是一个能共同进退的整体了。
一个处于分散状态中的桓氏家族，在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自然只有不断后退了。
桓氏家族与王、谢家族的竞争，是一个标准的对抗博奕。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大轿车，王、谢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小轿车，当大轿车向小轿车步步进逼时，小轿车自然只有一再退缩。因为两个车一旦相撞，小轿车毁人亡的机率实在太高了。但当把小轿车逼到死角后，大轿车又实在不敢真去撞这个小轿车，因为这注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最多是小轿车损失的更惨重一些罢了。这也就是桓温在接近皇位后，却不敢强行爬上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对抗的博奕，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桓温在不计代价打败王、谢家族后，又该如何应对来自前秦的进攻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僵持的状态，那最后的结果只是大轿车放弃咄咄逼人的攻势，因为大轿车所占据的优势并不会改变。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桓温死了，桓温的兄弟与儿子们起了内哄。于是王、谢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博奕就出现了转机。现在的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还是像一辆大轿车，但这个大轿车的主要部件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纹；在这种背景下，小轿车自然敢掉过头对大轿车步步进逼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大轿车自然只有一退再退，因为真的与小轿车相撞了，大轿车可能随时都会散架的。
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还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表现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并没有因为权力分配而发生内哄。
桓温还没死，桓氏家族就已呈现出了分裂的迹象。这表现在桓温的长子（桓熙）、弟弟（桓冲）都想成为司马家族的掌门人。于是桓温快咽气时，桓氏家族内哄就开始了。虽然这次内哄很快就结束了，但桓氏家族的整体实力却受到了削弱。
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让泪痕不禁想起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无论从威望、能力上都一直可以与司马懿分庭抗礼。如果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非要与司马师争当司马家族的掌门人，司马师恐怕还真不是对手。但司马孚毕竟是司马孚，所以他没有选择与自己侄子争夺自己哥哥的遗产。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司马孚与司马懿的儿子争当司马家族掌门人，他也许是有机会获胜的（就如桓冲能火并了桓温的儿子），但结果却会使司马家族整体实力下降的。
桓冲不是司马孚，当然了桓熙更不是司马师。从这层意义上，桓冲叔侄之间的火并，桓冲也许存在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不论怎么说，桓冲与桓熙的火并，显然使桓氏家族的军政实力大大降低了。
虽然桓氏家族的内哄迅速结束了；但桓氏家族分裂的事实已无可挽回。因为桓冲取得胜利后，却无法成为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新掌门。因为团结在小小南郡公（5岁桓玄）身边的桓温一系，占据荆州的桓豁父子，都也不是桓冲可以有效调动的。桓冲凭借这种实力与王、谢家族相争，自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所以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短短三年后，桓氏家族就彻底屈居于谢氏家族之后了。当桓玄接管桓氏家族时，桓氏家族不要说在整个东晋帝国了，就是在荆州地区也处处受制，因为荆州地区也有殷仲堪、杨铨期能与桓氏家族分庭抗礼。
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基于皇权的角度去看，基于贵族政治的角度去看，桓冲率领桓氏家族不断后退，那是一件值得欢呼与喝彩的事。问题是，基于桓氏家族的角度去看，桓冲这不是传说中的败家子吗？
在桓温刚死，桓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开始不断缩水了。在桓温死后短短三年时间，桓氏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就缩水了足足有多一半。因为扬州刺使、徐州刺使、豫州刺使等职务，当时都已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虽然这一切为桓冲赢得了谦让的美名，却无法掩盖这是桓氏家族衰弱的结果。
二、打压桓氏家族
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是从徐州开始的。从前的徐州刺使是桓温，但桓温刚死，徐州刺使就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刚死，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就已开始了。
面对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桓冲表现出了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在新首领桓冲的带领下，绝不再试图专权了，相反还会主动让出许多权力来。面对桓冲表现出的这种高姿态，整个贵族社会自然是掌声、欢呼声一片。
但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会知道博奕各方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桓冲并非不想除掉谢安、王坦之。只是除掉这两个人会引发他无法承担的后果。这从桓温快死时，桓冲问桓温应该如何处置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这从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众多成员劝桓冲除掉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但桓冲却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桓温活着的时候，都不敢冒险杀掉谢安、王坦之；凭桓冲的实力想干桓温都不敢干的事，他那不是不事想找死吗？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遂表现出了一种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冲对王、谢等豪门贵族的退让，绝不是因为他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一心忠于皇帝。桓冲的这种高姿态虽然得到王、谢家族的高度好评，却并不会阻止王、谢家族继续打压桓氏家族的步伐。
为了打压作为扬州刺使的桓冲，谢安极力邀请太后出来听政。于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扬州，上面有太后听政，旁边有王彪之、谢安参政；桓冲这个扬州刺使能拥有多少实权，我们可想而知。从这层意义上，桓氏家族对扬州的控制权也被谢安剥夺的所剩无几了。
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徐州刺使王坦之死了。听到王坦之去世的消息，桓冲感觉与其在扬州处处受制，还不如到徐州去当刺使。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同样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姿态，总而言之，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谢安，所以他想把扬州刺使的职务让给谢安。
用一个徐州刺使的职务，就能把桓氏家族彻底挤出中央政府；谢安等人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所以面对桓冲的这种谦让，谢安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但桓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感觉桓冲这样轻易退出中央政府，会让桓氏家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纷纷劝桓冲千万不要这样做。但桓冲就是执意要放弃扬州刺使的职务，因为在上面有太后，旁边有谢安、王彪之制约，扬州刺使已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职务。与其死守着这种职务不放手，还不如趁徐州刺使王坦之刚死，去占据徐州那种军政中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冲对谢安的退让，只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绝不是他为人谦让的结果。因为在当时背景下，他不让出扬州刺使的职务，也无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谢安的事实。
把桓氏家族势力逼出扬州后，其它豪门贵族们依然联手继续打压桓氏家族。他们才不会因为桓冲的高风亮节而罢手。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又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皇帝岳父王蕴（太原王氏另一枝系的代表人物）的军政地位，面对这个新崛起的豪门贵族代表人物，桓冲渐渐连徐州也无力控制了。于是桓冲当徐州刺使一年后，连徐州刺使也丢了。因为现在帝国普遍豪门贵族，都开始支持王蕴当徐州刺使；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进逼，桓氏家族自然只有再次把徐州刺使的职务交出来。
现在一切已非常明了，其它豪门贵族的真正目标是把桓氏家族彻底逼回西部地区。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只能执掌荆州，迫不得已还可以给他们留出江州来，扬州、徐州、豫州是绝不容许他们染指的。
就在这个档口，荆州刺使桓豁去世了；于是桓氏家族与其它豪门贵族博弈暂时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顺着这个契机，其它豪门贵族分解打压家族的目标可以提前完成了。
我们知道，桓冲当时已被其它豪门贵族逼得在东部地区（以扬州为中心）无从容身了，但桓冲毕竟是桓氏家族头号代表人物，帝国政府总得为他安排一个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职务。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就像一个卡在帝国东部地区的骨头，其它豪门贵族想把他剔出去，却总是无法剔出去。现在荆州刺使桓豁死了，那让桓冲去当荆州刺使，岂不是一下就可以把桓冲赶出帝国东部地区？
对于这种人事安排，桓冲自然也是无力拒绝的。因为桓冲现在已把扬州、徐州的权力都丢光了，如果他再不积极去争取荆州刺使的职务，到时恐怕在桓氏家族内也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桓冲在东部地区，被各大豪门贵族排挤得一退再退。终于也只有接受退回西部地区（以荆州为中心）事实了。这种结果，意味着桓温通过北伐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徐、豫、扬三州取得的权势），都被桓冲败光了。
这一切满打满算也就三年多时间，换而言之，在桓温死后仅三年多时间，桓氏家族就彻底退出了帝国东部地区（扬、徐、豫三州）。到此为止，帝国各大豪门贵族权力平衡的格局再次形成了。
此时的桓氏家族依然是帝国最主要的豪门贵族，但他现在已无力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其它豪门贵族对桓氏家族的打压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桓氏家族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非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本身就是没事找事。而且现在有强大外敌（前秦）威胁，桓冲这种愿意认同贵族政治的、军政经验丰富的人，本身就是荆州刺使最佳的人选。而桓氏家族也开始安于这种现状了，因为在王、谢家族联手控制中央政府的背景下，在强大外敌虎视的背景下，桓氏家族显然缺乏再次东进的机会。
东晋帝国各大豪门贵族能实现这种默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的均势再次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桓冲、谢安都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但更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有强大的外敌在威胁着他们。现在的前秦帝国已统一了北方，而且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在当时背景下，大家都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团结协作，恐怕只是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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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春雨
想篡位的桓温（一）
东晋帝国的主要军政地区，无非是扬、荆、江、徐、豫五州，作为一个贵族代表，只要真正控制其中一个州，在东晋帝国就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而桓温经过三次北伐，竟然把荆、江、徐、豫四州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当时荆州、江州、徐州、豫州刺使都由桓氏家族成员（桓豁、桓冲、桓温、桓熙）担任，而且桓温本人还兼任了扬州牧。从表面去看，桓温当时已把江南的主要军政中心都控制了。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桓温之所以渐渐拥有了篡位的实力，那是因为桓温在北伐中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但这显然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说法。
桓温前两次北伐不用说了；第三次北伐不但大败而回，事后更把豫州刺使袁真逼反了。如果说北伐的成败关系着桓温的权势，那桓温在这种惨败后，权势自然应该下降了。但桓温在这种失败后，权势依然在不断上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温权势的上升与北伐成败并没有直接关系。
桓温之所以能利用北伐扩张自己的权势。主要是因为在北伐过程中，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调动相关地区的军队、物资。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
我们知道权力的本质就是惩罚、奖励、任免；如果你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官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那这个地区的官员自然就会渐渐纳入你的权力系统。
所以桓温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桓温在东晋帝国的权力却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之外的豪门贵族，无法利用北伐扩张自己权势。绝不是因为他们北伐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实力不够，而各大豪门贵族又都紧捂自己的地盘。换而言之，领导北伐的储裒、谢尚、殷浩根本无法利用北伐之机在东晋帝国扩张权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外扩张失败了，对内扩张也失败了，他们的权势自然会受到削弱。
桓温的北伐一再失败，权势却不断上升，那是因为桓温在东晋帝国实力最强。所以虽然各大豪门贵族紧捂自己的地盘，却也无法阻止桓温利用北伐之机向他们势力范围内渗透。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在对外的扩张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内的扩张却成功了。所以桓温经过三次北伐后，权势自然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在把手伸进豫州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一点挫折。因为桓温在剥夺豫州刺使袁真权力时，袁真竟然占据寿春造反了。虽然这并没有影响桓氏家族占据豫州的步伐（事后桓熙成为新的豫州刺使），但寿春被反叛势力占据着，对桓温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寿春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样一个军事重镇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本身就足以威胁桓温。而这个叛乱分子更向燕国、秦国都申请了保护，这意味着袁真随时都可能把燕国、秦国的军队引入淮河南岸。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桓温忠于皇帝（这表示他无意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他自然有机会领导江南各大豪门贵族应对来自寿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如果还敢公然篡位（想要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一方面是燕国、秦国随时会以寿春为基地侵入江南，另一方面却是桓温与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到时桓温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自然不敢对皇位步步进逼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收复寿春之后，使他因北伐失败受损的威望又恢复了起来。所以收复寿春的战役刚刚结束，桓温就急不耐的要篡位了。但收复寿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胜利。因为袁真占据寿春造反，本身就是桓温逼迫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收复寿春不过是自己拉屎，自己擦屁股罢了。这能算什么功绩？
桓温之所以敢在收复寿春后继续向皇位进逼，主要是因为只有收复了寿春，才可以避免反叛势力（从前的豫州刺使袁真）联合国际敌对势力（秦、晋），利用江南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以寿春为基地干涉东晋帝国内政。
桓温能收复寿春，是因为在袁真造反后不久，秦国就开始大举征伐燕国。在这种背景下，占据寿春的袁瑾（当时袁真已死）自然无法从国际敌对势力（秦国、燕国）那里获得帮助了，而失去国际敌对势力支持的寿春，自然无法抵挡东晋帝国军事主力的进攻。
收复寿春后，桓温终于觉得篡位时机已成熟了。
但当桓温接近皇位时，却忽然发现皇位还是可望不可及。因为在桓温收复寿春时，北方的前秦竟然统一了北方，而且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距皇位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终于不敢再继续向前走了。因为谢安、王坦之等豪门贵族都聚集在皇位附近，阻止桓温继续向前。
以桓温的实力打败王、谢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问题是，桓温显然没有迅速打败他们的把握。如果在铲除王、谢的过程中，让帝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哄中，那不是要给统一北方的前秦帝国作一道菜吗？到时桓温不要说当皇帝，恐怕连命也无法保住了！
统一北方的前秦，一直无法征服江南；主要原因是江南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统一与稳定。如果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了，前秦自然会趁机南侵的。
当时的桓温真是骑虎难下了，如果继续向前；他实在害怕只是在给前秦作一道菜；如果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了，也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就在桓温骑虎难下的时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让桓温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那就是桓温死了！继承桓温政治遗产的桓冲，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于是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桓氏家族开始光荣的退怯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这次篡位活动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桓温意外死亡造成的。但从当时的情形去看，就是桓温活着，他也只有灰溜溜的退回去。因为统一的江南政府，面对前秦的压力已捉襟见肘，如果再因为争权夺势发生大规模内哄，那是没事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想篡位的桓温（二）
桓温虽然控制了东晋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东晋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经过三次北伐，桓温虽然取得了扬州牧的职务，但扬州是帝国中央政府，更是豪门贵族云集的地方，所以桓温并不敢亲自到扬州去任职。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彻底控制扬州还一时无从下口；于是郗超就劝他先玩一招废立皇帝的把戏。
因为皇帝一直都很谨慎，所以并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让桓温利用。于是桓温就在男女关系上造谣，因为男女关系这种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男女关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南北朝的许多皇帝的男女私事，都被夸张的、详细的记录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男女私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这种内容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人们在攻击对手时，如果找不到缺口就会从这种地方入手。泪痕不敢说这些事全是假的，但我们在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时，却显然应该尽量让淡化这些云遮雾罩的内容。
以桓温的实力，加上这些云遮雾罩的男女私事（皇帝阳萎，所以皇帝的儿子都是野种，如果不清理这个皇帝，那皇权就会流出真正的皇族）。足以使皇帝无力辩白，于是皇帝只有提前退休了。
废一个皇帝不简单，立一个新皇帝就更不简单了。因为皇位是天下利益的汇集处，所以谁来当皇帝，那可是关系着许多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成了东晋帝国新一代皇帝（简文帝）。司马昱能成为新皇帝，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皇族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成员。
在桓温接管荆州时，司马昱就以亲王身份成为帝国政府执政官。一个当了二十多年政府执政官的人，自然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治经验。如果桓温废立皇帝，只是为了立一个更方便自己控制的皇帝，那桓温实在没有理由拥立司昱这样的人当皇帝。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拥立司马昱当皇帝，只是为了减轻来自各大豪门贵族的压力。。
桓温废立皇帝本身会加强他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都反对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但拥立司马昱这种相对强势的皇帝，又会削弱桓温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愿意认可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
在桓温感觉无法彻底控制中央政府之时，他自然不敢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因为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会引发桓温难以承受的反对。
在皇族、豪门贵族感觉无力与桓温正面冲突之时，自然只有同意桓温这种折衷的方案。换而言之，单纯的看这次废立皇帝本身，对桓温的势力扩张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废立皇帝之后，桓温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剪灭皇族、异己的豪门贵族。但执行这个步骤时，桓温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皇帝被桓温逼得退无可退时说了：“如果你认为我不配当皇帝，那你自己当皇帝好了，到时你想杀谁就杀谁；如果你让我当皇帝，我说的话那可是圣旨，希望你尊重一下。”面对皇帝这种强硬的态度，桓温只有表示退缩了。［注1］
当时的桓温，还不具备与皇帝摊牌的实力。如果他当时就有这种实力，那废掉皇帝后，就可以立一个弱势（年幼的、或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了。所以当桓温听到皇帝说出这种话后，自然不敢过分进逼了。
在这个过程中，皇族势力自然受到削弱。但皇族崛起的事实，却显然没有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皇帝两个儿子（孝武帝、司马道子）后来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可以看出来。
我们通常总认为，司马道子后来权倾朝野，那是谢安主动退让的结果，但如果失去皇族崛起的事实，就算谢安愿意退让，也轮不着他司马道子取代啊！司马道子只不过是一个皇弟罢了，在皇族势力弱小时，不要说什么皇弟了，就是皇帝也得看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脸色。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也剪灭了一些异己的豪门贵族，但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处于下降期的豪门贵族；也就是庾氏、殷氏两大家族。面对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那种影响巨大的家族，桓温哪敢动手呢？虽然这几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都是公然与桓温作对。但桓温也只是虚张声势了一番（亲自率军进入帝国都城），就无可奈何的罢手了。
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在废立皇帝后不久，就走得是越来越被动。
皇帝是强势的皇帝（曾当过近三十年的执政官），太后是强势的太后（崇德太后也曾处于听政的位置），虽然他们在桓温的压力下表现得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却显然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孝武帝、司马道子可以凌驾于整个豪门贵族社会之上的主要原因。
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现在也都有强势的代表人物领衔，他们虽然在桓温的步步进逼下也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桓温犹豫再三，终于不敢打击这些人的主要原因。
更主要的是，在接连受挫后，桓温的气势越来越弱。在这种背景下，桓温阴谋篡位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了。
因为桓温在这个过程中死了，所以我们总感觉假如桓温活着，那桓氏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曹操死了，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后，马上就当皇帝了；司马昭死了，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地位后，也马上当皇帝了；后来高欢、宇文泰也都死了，但他们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地位后，也同样马上就当皇帝了。如果桓温真已铺平了篡位的道路，那桓温死后，他的子弟自然可以完成他未完的事业。但桓温显然还没有铺平篡位的道路。
［注1］：温重表固请诛晞，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晞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
想篡位的桓温（三）
反对桓温篡位的势力集团，曾一度出现了缺口。因为司马昱当皇帝仅一年就快死了。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对皇族的未来显然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在临死前决定向桓温妥协。［注1］
但王、谢等豪门贵族代表却并不支持皇帝这样做。因为桓温势力已够大了，如果皇族代表人物（皇帝）再主动向他屈服，那桓温岂非更无可制约了。
所以王坦之对皇帝说了：“天下不是你的，那是我们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你说让就让，谁给你的这种权力？”当然王坦之说时是比较隐含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天下，不是你的！绝不是你有权说让就让的！”看到豪门贵族这样强劲的支持自己，司马昱终于放弃了从前的计划。于是桓温继续接近皇位的机会，就这样又被堵死了。［注2］
皇帝死后，有人认为应该先向桓温请示，再让太子继位。琅琊王彪之说了：“皇帝死后，太子即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拿这种事请示桓温，岂不是明着说桓温是乱臣贼子？如果桓温说你这是诬蔑他，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王彪之这样做的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晋帝国的中央政府绝不应该看地方实力派（桓温）的脸色行事。［注3］
皇帝死后，因为太子年幼，所以人们就让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太后说应该让桓温来主持大局。对此王彪之说了：“桓温现在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们让他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肯定会跟我们没完没了的玩谦让。但现在绝不是陪桓温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因为先皇刚死，等着我们处理的有很多；因为先皇下葬的事，也绝不容耽误。我们想陪桓温玩这种游戏，也得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当然了，王彪之说的话比较含蓄；但意思就这个意思。［注4］
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因为王坦之、王彪之的公然反对，桓温发现皇位竟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于是桓温就亲自率军进京，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各大豪门贵族施加点压力。
在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坦之）阻止先皇向桓温妥协后，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彪之）阻止桓温入主中央政府后，山东谢氏代表人物（谢安）自然也需要表现一番了，否则谢氏家族的地位就会让这两大家族比下去了。谢安也绝不负众望，面对咄咄逼人的桓温，王坦之被吓得两腿战战，谢安却侃侃而谈，这种从容与镇定还真把桓温给唬住了。
人们常因此认为谢安比王坦之高一筹，但在王坦之公然阻止皇帝向桓温妥协时，谢安又在干什么的呢？
王坦之见桓温之时两腿战战，主是因为他还无法确切知道谢安的意思。因为谢安在此前曾公然向桓温下拜过，［注5］却从来没有公然与桓温对抗过。
谢安之所以从容，是因为王坦之、王彪之都已交出了“投名状”（他们都已公然与桓温对抗了）。如果谢安也早交一份“投名状”（在此之前公然与桓温对抗一下）；王垣之自然也不害怕了。从这层意义上，谢安比王坦之略胜一筹也许是事实，但绝不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的。
桓温此次率军进京的最好结果，就是各大豪门贵族代表向他表示妥协。具体的内容就是向桓温进献九锡、甚至是劝进。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压根不提这种事，王坦之虽然被吓得两腿战战，也没有提及一句相关的话。王、谢等强势豪门贵族没有提及这种事，其它弱势的豪门贵族也没有人曾提及这种事。
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豪门贵族等于对桓温发表了联合申明：“我们绝不会支持你篡位的；你也不要指望我们支持你篡位。”
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对抗博奕。
换而言之，就像两辆汽车在迎面抢道。他们最后谁会让道呢？从实力上看，桓温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也就是桓温一直握有主动权的原因。问题是，桓温也许有自信把王、谢的汽车撞烂，但取得这种胜利后呢？桓温自己的汽车恐怕也会遍布伤痕！如果在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以桓温的性格肯定会冲过去的，而王、谢也肯定会让道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因为外面还有强大的前秦在虎视着，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打败了王、谢，那面对前秦的进攻，他恐怕就会万劫不复了。
王、谢之所以在相对劣势中，一直敢与桓温死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桓温没有胆量和自己硬碰硬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汽车（前秦帝国）准备与桓温迎面抢道，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与自己抢道成功了，那再与前秦对抗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桓温面对已到脚边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
桓温退回自己驻地后，仍然希望通过各种压力迫使各大豪门贵族把九锡之类的东西送给自己。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和桓温一直软磨硬泡。在这种背景下，桓温终于面对一步之遥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桓温终于还是不敢拿全家人脑袋去赌一把，换而言之，桓温终于还是不敢率军强抢皇位。因为这一步走出，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甚至而言，就算桓敢这样去赌，他的那些亲信也不敢陪他去赌的。
在桓温临死前，他弟弟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杀掉王坦之、谢安。桓温说了：杀这两个人容易，但引起的后果却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桓氏家族实力足够，这两个人死不死也无关大局，如果桓氏家族实力不够，却企图杀掉这两个人控制局势，那实在等于拿全家人的脑袋去赌博。
桓温是清醒的。西晋在司马炎死后之所以乱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那些实力派都把皇权想得太简单，于是他们动则就想控制皇权，结果都是害人又害己。桓温显然没有把皇权想得这样简单。这也是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主要权势依然保持的主要原因。如果桓温当时冲动一下，乐观的去看也许就可以夺取皇权，但悲观一些看，也许就会让自己家族永世不得翻身。
［注1］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注2］：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注3］：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
［注4］：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注5］：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想篡位的桓温（四）
桓温临死前的权势，似乎已超过了当年的司马昭。桓温的兄弟子侄遍布帝国主要军政要职，他废立皇帝时无人敢异议；他想让帝国给他九锡之类的东西（甚至是禅让的诏书），整个帝国也只敢跟他玩太极，却不敢与他正面对抗。
但桓温却终于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了。
单从帝国内部环境而言，桓温自然不会逊色于司马昭，但从帝国的外部环境去看，桓温却显然比司马昭差多了。司马昭权势最盛之时，只有江东一隅之地（东吴）还未臣服曹魏；所以司马家族在夺取皇位之时，所承担的外部压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桓温当时的外部局势，却显然太糟糕了。
在十年前整个北方还一片混乱，甚至在一两年前，北方还是燕、秦并立，但就在桓温篡位走到最关键时刻，整个北方竟然都被前秦统一了。而且前秦这种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篡位，就必须得小心而又小心了，因为帝国一旦因此起了内哄，到时就不过是给前秦去作一道菜罢了。
王、谢在最后关头敢和桓温死扛，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实。总而言之，你桓温不怕死就过来硬碰硬；大不了同归于尽！
桓温不敢向皇位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桓温虽然控制了帝国的主要军政中心，但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还没有丝毫改变。桓温虽然控制了荆、江、徐、豫等重要军政中心。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也随处可见其它豪门贵族的影响。
我们知道，王坦之、王珣、郗超、谢安等人都曾在桓温手下干过事。从表面上看，这对桓温扩张权势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对桓温权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上述那些人，都有着各自家族的背景，他们曾在桓温势力范围内工作过，本身就意味着桓温的势力范围都留有这些家族的影响。一旦桓温与他们关系正式破裂后，桓温的后院也会随时起火的。
郗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是桓温的死党。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绝没有这样简单。因为郗超首先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无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先考虑自己家族利益的；而绝不会以桓氏家族的利益为主。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据说郗超比自己父亲先死，郗超害怕自己父亲悲伤过度，就留了一箱子东西给自己亲信，并对自己亲信说：“我死后，如果我的老父亲不是太过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烧掉，如果我老父亲很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给他看看。”郗愔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是悲伤的无可抑制。于是郗超的亲信把那个箱子给了郗愔，箱子中装的全是郗超与桓温商量着谋反的书信。郗愔一看，就说了：“这个逆子早该死了。”于是马上不悲伤了。
但这个故事可信度有多高呢？显然是低到了极点！
因为与桓温密谋造反，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郗超把众多铁证（与桓温密谋的书信）留下来，那不是没事找事吗？郗超又不是神仙，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死在自己父亲前面，以至要留下这种书信去缓解自己父亲的悲伤。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可信度。郗氏家族编造这类故事，只想表明郗超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整个郗氏家族无关。这大约是郗氏家族想与桓温划清界限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桓温向皇位步步进逼的时候，郗超仍然是桓温最亲信的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他父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郗氏家族实际上一直都在投机。郗氏家族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儿子郗超去做桓温的亲信，父亲郗愔去做皇帝的忠臣。这种两面讨好的作法，使郗氏家族可以保持不败之地。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也使郗氏家族影响力越来越低了。这也就是桓氏家族西退后，郗氏家族却被排挤在了边缘地位的主要原因。“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
在桓温想夺取徐州时，郗超唱白脸，郗愔唱红脸；总而言之，主动交出徐州的是郗超，不是郗氏家族。但泪痕前面也说过，如果郗愔不想让出徐州，郗超修改一封书信能有什么用？
当然了，如果郗超真的是桓温的死党，那他又何必和自己父亲玩这种白脸、红脸的对唱呢？从这层意义上，郗超只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而绝不是桓温的嫡系成员。
郗超据说是桓温的死党，他政治可靠性都如此无法保证；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谢家族的软磨硬扛，面对前秦的巨大威胁，桓温哪敢去继续向皇位前进呢？
我们常常感觉，如果桓温再多活一会，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恐怕也只是一种极尽乐观的想象。因为王、谢的态度已非常明白，他们就是软磨硬泡的不让桓温继续向皇位靠近。在这种背景下，桓温不死又能怎样呢？
在桓温气势汹汹率军进入京城时，普遍人都感觉桓温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桓温在当时背景下，都不敢采取强硬措施，自然使反对者的气势更嚣张了，也使观望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而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桓温不利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这是桓温死后，桓冲率领桓氏家族全面退缩的主要原因。
桓温活着，恐怕也只有无奈的接受这种事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桓温选择退缩时，只能选择灰溜溜的去退缩；因为他选择退缩，显然是失败的结果。
王敦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桓温也是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表面上看这都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一个人拿着全家的脑袋去赌博，突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下，突然生病甚至死亡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敦在死前，曾劝自己的后继者（王舒）选择退缩（这是王敦说的上计）；但他的后继者却是非要选择积极进取（认为王敦所说的下计才是上计）。［注1］结果，王敦一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桓温在临死前，显然了希望自己后继者选择退缩。这也就是桓温没有击杀王坦之、谢安的主要原因。因为桓温做出这种事后，那桓氏家族就无法退缩了。而桓温的后继者（桓冲）显然也认同桓温的选择，并没有鼓动桓温在临死前轻举妄动。结果，桓温死后，桓温一系依然是帝国最举足轻重的势力。
［注1］：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一、桓氏家族的内哄
桓温虽然无法爬上皇位，但从实力而言，桓温当时的权势已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司马懿。司马懿死后有司马师，司马师死后有司马昭，司马昭死后有司马炎。司马懿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并没有下降。司马师、司马昭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依然在上升。
从这层意义上，即使桓温死了，桓氏家族的军政地位还可以继续保持，甚至还可以继续上升。
但很不幸。桓温刚死，桓氏家族就起了内哄。
因为桓温的后继者桓冲，盖棺定论是一个忠君爱国、谦虚退让的正面形象，所以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遂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通常的历史记录中，桓冲继承桓温的军政遗产完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但真实的历史却并不会这样简单！
桓温儿子无法继承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军政遗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们的实力足够，作为叔叔的桓冲就绝没有资格与他们争夺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温是不是真的曾让桓冲继承自己的军政遗产？恐怕谁也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服气。因为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庞大军政遗产，却让自己叔父去继承，这叫什么事？
但很不幸，桓温那两个年长的儿子，都也不是桓冲的对手，虽然他们还拉了一个叔叔（桓秘）去和桓冲争夺自己老爸留下的军政遗产。但最后依然无法阻止桓冲继承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氏家族的权势，是桓温、桓豁、桓冲兄弟三人共同控制着。虽然桓温是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掌门人，但桓温对桓豁、桓冲的优势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从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无法继承他的军政遗产可以看出来。
桓冲摆平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后，却显然也无法真正凌驾于桓温诸子之上，因为桓氏家族的天下毕竟是桓温打下来的。当然桓冲更无法真正凌驾于自己哥哥桓豁之上，因为桓豁当时是荆州刺使。
在这种背景下，据说桓温临死前让桓玄继承自己的爵位（南郡公）。但这一切应该只是据说，因为桓玄当时只有5岁。一个5岁的幼儿成为桓温一系掌门人，本身证明当时桓氏家族各系力量谁也不服谁，只能用这种折衷的方式保持各系力量平衡。
如果让桓温年长的儿子继承桓温南郡公的爵位，那桓氏家族就必须得给这个南郡公留个与他身份相匹配的军政职务；既然如此，那桓温留下来的主要军政遗产，自然也应该让这个南郡公继承了。从这层意义上，让5岁的桓玄继承南郡公爵位，最符合桓温两个强势弟弟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虽然继承了桓温的主要军政遗产，但他绝不是桓氏家族的无可争议的掌门人。所以桓冲的兄弟（主要是桓豁）、侄子（主要是桓温诸子）与他并没有从属关系。从这层意义上，在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就不再是一个能共同进退的整体了。
一个处于分散状态中的桓氏家族，在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自然只有不断后退了。
桓氏家族与王、谢家族的竞争，是一个标准的对抗博奕。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大轿车，王、谢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小轿车，当大轿车向小轿车步步进逼时，小轿车自然只有一再退缩。因为两个车一旦相撞，小轿车毁人亡的机率实在太高了。但当把小轿车逼到死角后，大轿车又实在不敢真去撞这个小轿车，因为这注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最多是小轿车损失的更惨重一些罢了。这也就是桓温在接近皇位后，却不敢强行爬上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对抗的博奕，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桓温在不计代价打败王、谢家族后，又该如何应对来自前秦的进攻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僵持的状态，那最后的结果只是大轿车放弃咄咄逼人的攻势，因为大轿车所占据的优势并不会改变。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桓温死了，桓温的兄弟与儿子们起了内哄。于是王、谢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博奕就出现了转机。现在的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还是像一辆大轿车，但这个大轿车的主要部件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纹；在这种背景下，小轿车自然敢掉过头对大轿车步步进逼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大轿车自然只有一退再退，因为真的与小轿车相撞了，大轿车可能随时都会散架的。
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还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表现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并没有因为权力分配而发生内哄。
桓温还没死，桓氏家族就已呈现出了分裂的迹象。这表现在桓温的长子（桓熙）、弟弟（桓冲）都想成为司马家族的掌门人。于是桓温快咽气时，桓氏家族内哄就开始了。虽然这次内哄很快就结束了，但桓氏家族的整体实力却受到了削弱。
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让泪痕不禁想起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无论从威望、能力上都一直可以与司马懿分庭抗礼。如果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非要与司马师争当司马家族的掌门人，司马师恐怕还真不是对手。但司马孚毕竟是司马孚，所以他没有选择与自己侄子争夺自己哥哥的遗产。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司马孚与司马懿的儿子争当司马家族掌门人，他也许是有机会获胜的（就如桓冲能火并了桓温的儿子），但结果却会使司马家族整体实力下降的。
桓冲不是司马孚，当然了桓熙更不是司马师。从这层意义上，桓冲叔侄之间的火并，桓冲也许存在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不论怎么说，桓冲与桓熙的火并，显然使桓氏家族的军政实力大大降低了。
虽然桓氏家族的内哄迅速结束了；但桓氏家族分裂的事实已无可挽回。因为桓冲取得胜利后，却无法成为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新掌门。因为团结在小小南郡公（5岁桓玄）身边的桓温一系，占据荆州的桓豁父子，都也不是桓冲可以有效调动的。桓冲凭借这种实力与王、谢家族相争，自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所以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短短三年后，桓氏家族就彻底屈居于谢氏家族之后了。当桓玄接管桓氏家族时，桓氏家族不要说在整个东晋帝国了，就是在荆州地区也处处受制，因为荆州地区也有殷仲堪、杨铨期能与桓氏家族分庭抗礼。
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基于皇权的角度去看，基于贵族政治的角度去看，桓冲率领桓氏家族不断后退，那是一件值得欢呼与喝彩的事。问题是，基于桓氏家族的角度去看，桓冲这不是传说中的败家子吗？
在桓温刚死，桓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开始不断缩水了。在桓温死后短短三年时间，桓氏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就缩水了足足有多一半。因为扬州刺使、徐州刺使、豫州刺使等职务，当时都已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虽然这一切为桓冲赢得了谦让的美名，却无法掩盖这是桓氏家族衰弱的结果。
二、打压桓氏家族
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是从徐州开始的。从前的徐州刺使是桓温，但桓温刚死，徐州刺使就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刚死，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就已开始了。
面对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桓冲表现出了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在新首领桓冲的带领下，绝不再试图专权了，相反还会主动让出许多权力来。面对桓冲表现出的这种高姿态，整个贵族社会自然是掌声、欢呼声一片。
但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会知道博奕各方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桓冲并非不想除掉谢安、王坦之。只是除掉这两个人会引发他无法承担的后果。这从桓温快死时，桓冲问桓温应该如何处置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这从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众多成员劝桓冲除掉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但桓冲却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桓温活着的时候，都不敢冒险杀掉谢安、王坦之；凭桓冲的实力想干桓温都不敢干的事，他那不是不事想找死吗？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遂表现出了一种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冲对王、谢等豪门贵族的退让，绝不是因为他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一心忠于皇帝。桓冲的这种高姿态虽然得到王、谢家族的高度好评，却并不会阻止王、谢家族继续打压桓氏家族的步伐。
为了打压作为扬州刺使的桓冲，谢安极力邀请太后出来听政。于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扬州，上面有太后听政，旁边有王彪之、谢安参政；桓冲这个扬州刺使能拥有多少实权，我们可想而知。从这层意义上，桓氏家族对扬州的控制权也被谢安剥夺的所剩无几了。
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徐州刺使王坦之死了。听到王坦之去世的消息，桓冲感觉与其在扬州处处受制，还不如到徐州去当刺使。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同样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姿态，总而言之，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谢安，所以他想把扬州刺使的职务让给谢安。
用一个徐州刺使的职务，就能把桓氏家族彻底挤出中央政府；谢安等人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所以面对桓冲的这种谦让，谢安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但桓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感觉桓冲这样轻易退出中央政府，会让桓氏家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纷纷劝桓冲千万不要这样做。但桓冲就是执意要放弃扬州刺使的职务，因为在上面有太后，旁边有谢安、王彪之制约，扬州刺使已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职务。与其死守着这种职务不放手，还不如趁徐州刺使王坦之刚死，去占据徐州那种军政中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冲对谢安的退让，只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绝不是他为人谦让的结果。因为在当时背景下，他不让出扬州刺使的职务，也无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谢安的事实。
把桓氏家族势力逼出扬州后，其它豪门贵族们依然联手继续打压桓氏家族。他们才不会因为桓冲的高风亮节而罢手。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又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皇帝岳父王蕴（太原王氏另一枝系的代表人物）的军政地位，面对这个新崛起的豪门贵族代表人物，桓冲渐渐连徐州也无力控制了。于是桓冲当徐州刺使一年后，连徐州刺使也丢了。因为现在帝国普遍豪门贵族，都开始支持王蕴当徐州刺使；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进逼，桓氏家族自然只有再次把徐州刺使的职务交出来。
现在一切已非常明了，其它豪门贵族的真正目标是把桓氏家族彻底逼回西部地区。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只能执掌荆州，迫不得已还可以给他们留出江州来，扬州、徐州、豫州是绝不容许他们染指的。
就在这个档口，荆州刺使桓豁去世了；于是桓氏家族与其它豪门贵族博弈暂时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顺着这个契机，其它豪门贵族分解打压家族的目标可以提前完成了。
我们知道，桓冲当时已被其它豪门贵族逼得在东部地区（以扬州为中心）无从容身了，但桓冲毕竟是桓氏家族头号代表人物，帝国政府总得为他安排一个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职务。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就像一个卡在帝国东部地区的骨头，其它豪门贵族想把他剔出去，却总是无法剔出去。现在荆州刺使桓豁死了，那让桓冲去当荆州刺使，岂不是一下就可以把桓冲赶出帝国东部地区？
对于这种人事安排，桓冲自然也是无力拒绝的。因为桓冲现在已把扬州、徐州的权力都丢光了，如果他再不积极去争取荆州刺使的职务，到时恐怕在桓氏家族内也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桓冲在东部地区，被各大豪门贵族排挤得一退再退。终于也只有接受退回西部地区（以荆州为中心）事实了。这种结果，意味着桓温通过北伐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徐、豫、扬三州取得的权势），都被桓冲败光了。
这一切满打满算也就三年多时间，换而言之，在桓温死后仅三年多时间，桓氏家族就彻底退出了帝国东部地区（扬、徐、豫三州）。到此为止，帝国各大豪门贵族权力平衡的格局再次形成了。
此时的桓氏家族依然是帝国最主要的豪门贵族，但他现在已无力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其它豪门贵族对桓氏家族的打压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桓氏家族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非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本身就是没事找事。而且现在有强大外敌（前秦）威胁，桓冲这种愿意认同贵族政治的、军政经验丰富的人，本身就是荆州刺使最佳的人选。而桓氏家族也开始安于这种现状了，因为在王、谢家族联手控制中央政府的背景下，在强大外敌虎视的背景下，桓氏家族显然缺乏再次东进的机会。
东晋帝国各大豪门贵族能实现这种默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的均势再次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桓冲、谢安都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但更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有强大的外敌在威胁着他们。现在的前秦帝国已统一了北方，而且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在当时背景下，大家都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团结协作，恐怕只是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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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东晋风云：想篡位的桓温
泪痕春雨
想篡位的桓温（一）
东晋帝国的主要军政地区，无非是扬、荆、江、徐、豫五州，作为一个贵族代表，只要真正控制其中一个州，在东晋帝国就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而桓温经过三次北伐，竟然把荆、江、徐、豫四州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当时荆州、江州、徐州、豫州刺使都由桓氏家族成员（桓豁、桓冲、桓温、桓熙）担任，而且桓温本人还兼任了扬州牧。从表面去看，桓温当时已把江南的主要军政中心都控制了。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桓温之所以渐渐拥有了篡位的实力，那是因为桓温在北伐中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但这显然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说法。
桓温前两次北伐不用说了；第三次北伐不但大败而回，事后更把豫州刺使袁真逼反了。如果说北伐的成败关系着桓温的权势，那桓温在这种惨败后，权势自然应该下降了。但桓温在这种失败后，权势依然在不断上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温权势的上升与北伐成败并没有直接关系。
桓温之所以能利用北伐扩张自己的权势。主要是因为在北伐过程中，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调动相关地区的军队、物资。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
我们知道权力的本质就是惩罚、奖励、任免；如果你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官员进行惩罚、奖励、任免，那这个地区的官员自然就会渐渐纳入你的权力系统。
所以桓温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桓温在东晋帝国的权力却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之外的豪门贵族，无法利用北伐扩张自己权势。绝不是因为他们北伐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实力不够，而各大豪门贵族又都紧捂自己的地盘。换而言之，领导北伐的储裒、谢尚、殷浩根本无法利用北伐之机在东晋帝国扩张权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外扩张失败了，对内扩张也失败了，他们的权势自然会受到削弱。
桓温的北伐一再失败，权势却不断上升，那是因为桓温在东晋帝国实力最强。所以虽然各大豪门贵族紧捂自己的地盘，却也无法阻止桓温利用北伐之机向他们势力范围内渗透。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在对外的扩张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内的扩张却成功了。所以桓温经过三次北伐后，权势自然是越来越大了。
桓温在把手伸进豫州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一点挫折。因为桓温在剥夺豫州刺使袁真权力时，袁真竟然占据寿春造反了。虽然这并没有影响桓氏家族占据豫州的步伐（事后桓熙成为新的豫州刺使），但寿春被反叛势力占据着，对桓温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寿春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样一个军事重镇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本身就足以威胁桓温。而这个叛乱分子更向燕国、秦国都申请了保护，这意味着袁真随时都可能把燕国、秦国的军队引入淮河南岸。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桓温忠于皇帝（这表示他无意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他自然有机会领导江南各大豪门贵族应对来自寿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桓温如果还敢公然篡位（想要彻底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那一方面是燕国、秦国随时会以寿春为基地侵入江南，另一方面却是桓温与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到时桓温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自然不敢对皇位步步进逼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收复寿春之后，使他因北伐失败受损的威望又恢复了起来。所以收复寿春的战役刚刚结束，桓温就急不耐的要篡位了。但收复寿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胜利。因为袁真占据寿春造反，本身就是桓温逼迫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收复寿春不过是自己拉屎，自己擦屁股罢了。这能算什么功绩？
桓温之所以敢在收复寿春后继续向皇位进逼，主要是因为只有收复了寿春，才可以避免反叛势力（从前的豫州刺使袁真）联合国际敌对势力（秦、晋），利用江南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以寿春为基地干涉东晋帝国内政。
桓温能收复寿春，是因为在袁真造反后不久，秦国就开始大举征伐燕国。在这种背景下，占据寿春的袁瑾（当时袁真已死）自然无法从国际敌对势力（秦国、燕国）那里获得帮助了，而失去国际敌对势力支持的寿春，自然无法抵挡东晋帝国军事主力的进攻。
收复寿春后，桓温终于觉得篡位时机已成熟了。
但当桓温接近皇位时，却忽然发现皇位还是可望不可及。因为在桓温收复寿春时，北方的前秦竟然统一了北方，而且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距皇位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终于不敢再继续向前走了。因为谢安、王坦之等豪门贵族都聚集在皇位附近，阻止桓温继续向前。
以桓温的实力打败王、谢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问题是，桓温显然没有迅速打败他们的把握。如果在铲除王、谢的过程中，让帝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哄中，那不是要给统一北方的前秦帝国作一道菜吗？到时桓温不要说当皇帝，恐怕连命也无法保住了！
统一北方的前秦，一直无法征服江南；主要原因是江南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统一与稳定。如果江南各大豪门贵族矛盾激化了，前秦自然会趁机南侵的。
当时的桓温真是骑虎难下了，如果继续向前；他实在害怕只是在给前秦作一道菜；如果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了，也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就在桓温骑虎难下的时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让桓温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那就是桓温死了！继承桓温政治遗产的桓冲，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于是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桓氏家族开始光荣的退怯了！
我们通常认为，桓温这次篡位活动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桓温意外死亡造成的。但从当时的情形去看，就是桓温活着，他也只有灰溜溜的退回去。因为统一的江南政府，面对前秦的压力已捉襟见肘，如果再因为争权夺势发生大规模内哄，那是没事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想篡位的桓温（二）
桓温虽然控制了东晋主要地方军政中心，但东晋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经过三次北伐，桓温虽然取得了扬州牧的职务，但扬州是帝国中央政府，更是豪门贵族云集的地方，所以桓温并不敢亲自到扬州去任职。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彻底控制扬州还一时无从下口；于是郗超就劝他先玩一招废立皇帝的把戏。
因为皇帝一直都很谨慎，所以并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让桓温利用。于是桓温就在男女关系上造谣，因为男女关系这种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男女关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南北朝的许多皇帝的男女私事，都被夸张的、详细的记录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男女私事本身就是隐秘难以考查的，而且这种内容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人们在攻击对手时，如果找不到缺口就会从这种地方入手。泪痕不敢说这些事全是假的，但我们在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时，却显然应该尽量让淡化这些云遮雾罩的内容。
以桓温的实力，加上这些云遮雾罩的男女私事（皇帝阳萎，所以皇帝的儿子都是野种，如果不清理这个皇帝，那皇权就会流出真正的皇族）。足以使皇帝无力辩白，于是皇帝只有提前退休了。
废一个皇帝不简单，立一个新皇帝就更不简单了。因为皇位是天下利益的汇集处，所以谁来当皇帝，那可是关系着许多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成了东晋帝国新一代皇帝（简文帝）。司马昱能成为新皇帝，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皇族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成员。
在桓温接管荆州时，司马昱就以亲王身份成为帝国政府执政官。一个当了二十多年政府执政官的人，自然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治经验。如果桓温废立皇帝，只是为了立一个更方便自己控制的皇帝，那桓温实在没有理由拥立司昱这样的人当皇帝。从这层意义上，桓温拥立司马昱当皇帝，只是为了减轻来自各大豪门贵族的压力。。
桓温废立皇帝本身会加强他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都反对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但拥立司马昱这种相对强势的皇帝，又会削弱桓温的影响，这是其它豪门贵族愿意认可桓温废立皇帝的主要原因。
在桓温感觉无法彻底控制中央政府之时，他自然不敢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因为拥立一个弱势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会引发桓温难以承受的反对。
在皇族、豪门贵族感觉无力与桓温正面冲突之时，自然只有同意桓温这种折衷的方案。换而言之，单纯的看这次废立皇帝本身，对桓温的势力扩张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废立皇帝之后，桓温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剪灭皇族、异己的豪门贵族。但执行这个步骤时，桓温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皇帝被桓温逼得退无可退时说了：“如果你认为我不配当皇帝，那你自己当皇帝好了，到时你想杀谁就杀谁；如果你让我当皇帝，我说的话那可是圣旨，希望你尊重一下。”面对皇帝这种强硬的态度，桓温只有表示退缩了。［注1］
当时的桓温，还不具备与皇帝摊牌的实力。如果他当时就有这种实力，那废掉皇帝后，就可以立一个弱势（年幼的、或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的皇族成员当皇帝了。所以当桓温听到皇帝说出这种话后，自然不敢过分进逼了。
在这个过程中，皇族势力自然受到削弱。但皇族崛起的事实，却显然没有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皇帝两个儿子（孝武帝、司马道子）后来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可以看出来。
我们通常总认为，司马道子后来权倾朝野，那是谢安主动退让的结果，但如果失去皇族崛起的事实，就算谢安愿意退让，也轮不着他司马道子取代啊！司马道子只不过是一个皇弟罢了，在皇族势力弱小时，不要说什么皇弟了，就是皇帝也得看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脸色。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也剪灭了一些异己的豪门贵族，但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处于下降期的豪门贵族；也就是庾氏、殷氏两大家族。面对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那种影响巨大的家族，桓温哪敢动手呢？虽然这几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都是公然与桓温作对。但桓温也只是虚张声势了一番（亲自率军进入帝国都城），就无可奈何的罢手了。
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在废立皇帝后不久，就走得是越来越被动。
皇帝是强势的皇帝（曾当过近三十年的执政官），太后是强势的太后（崇德太后也曾处于听政的位置），虽然他们在桓温的压力下表现得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却显然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孝武帝、司马道子可以凌驾于整个豪门贵族社会之上的主要原因。
太原王氏（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山东谢氏（谢安），现在也都有强势的代表人物领衔，他们虽然在桓温的步步进逼下也缩手缩脚，但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也就是后来桓温犹豫再三，终于不敢打击这些人的主要原因。
更主要的是，在接连受挫后，桓温的气势越来越弱。在这种背景下，桓温阴谋篡位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了。
因为桓温在这个过程中死了，所以我们总感觉假如桓温活着，那桓氏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曹操死了，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后，马上就当皇帝了；司马昭死了，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地位后，也马上当皇帝了；后来高欢、宇文泰也都死了，但他们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地位后，也同样马上就当皇帝了。如果桓温真已铺平了篡位的道路，那桓温死后，他的子弟自然可以完成他未完的事业。但桓温显然还没有铺平篡位的道路。
［注1］：温重表固请诛晞，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晞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
想篡位的桓温（三）
反对桓温篡位的势力集团，曾一度出现了缺口。因为司马昱当皇帝仅一年就快死了。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昱对皇族的未来显然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在临死前决定向桓温妥协。［注1］
但王、谢等豪门贵族代表却并不支持皇帝这样做。因为桓温势力已够大了，如果皇族代表人物（皇帝）再主动向他屈服，那桓温岂非更无可制约了。
所以王坦之对皇帝说了：“天下不是你的，那是我们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你说让就让，谁给你的这种权力？”当然王坦之说时是比较隐含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天下，不是你的！绝不是你有权说让就让的！”看到豪门贵族这样强劲的支持自己，司马昱终于放弃了从前的计划。于是桓温继续接近皇位的机会，就这样又被堵死了。［注2］
皇帝死后，有人认为应该先向桓温请示，再让太子继位。琅琊王彪之说了：“皇帝死后，太子即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拿这种事请示桓温，岂不是明着说桓温是乱臣贼子？如果桓温说你这是诬蔑他，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王彪之这样做的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晋帝国的中央政府绝不应该看地方实力派（桓温）的脸色行事。［注3］
皇帝死后，因为太子年幼，所以人们就让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太后说应该让桓温来主持大局。对此王彪之说了：“桓温现在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们让他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肯定会跟我们没完没了的玩谦让。但现在绝不是陪桓温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因为先皇刚死，等着我们处理的有很多；因为先皇下葬的事，也绝不容耽误。我们想陪桓温玩这种游戏，也得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当然了，王彪之说的话比较含蓄；但意思就这个意思。［注4］
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因为王坦之、王彪之的公然反对，桓温发现皇位竟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于是桓温就亲自率军进京，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各大豪门贵族施加点压力。
在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坦之）阻止先皇向桓温妥协后，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彪之）阻止桓温入主中央政府后，山东谢氏代表人物（谢安）自然也需要表现一番了，否则谢氏家族的地位就会让这两大家族比下去了。谢安也绝不负众望，面对咄咄逼人的桓温，王坦之被吓得两腿战战，谢安却侃侃而谈，这种从容与镇定还真把桓温给唬住了。
人们常因此认为谢安比王坦之高一筹，但在王坦之公然阻止皇帝向桓温妥协时，谢安又在干什么的呢？
王坦之见桓温之时两腿战战，主是因为他还无法确切知道谢安的意思。因为谢安在此前曾公然向桓温下拜过，［注5］却从来没有公然与桓温对抗过。
谢安之所以从容，是因为王坦之、王彪之都已交出了“投名状”（他们都已公然与桓温对抗了）。如果谢安也早交一份“投名状”（在此之前公然与桓温对抗一下）；王垣之自然也不害怕了。从这层意义上，谢安比王坦之略胜一筹也许是事实，但绝不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的。
桓温此次率军进京的最好结果，就是各大豪门贵族代表向他表示妥协。具体的内容就是向桓温进献九锡、甚至是劝进。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压根不提这种事，王坦之虽然被吓得两腿战战，也没有提及一句相关的话。王、谢等强势豪门贵族没有提及这种事，其它弱势的豪门贵族也没有人曾提及这种事。
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豪门贵族等于对桓温发表了联合申明：“我们绝不会支持你篡位的；你也不要指望我们支持你篡位。”
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对抗博奕。
换而言之，就像两辆汽车在迎面抢道。他们最后谁会让道呢？从实力上看，桓温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也就是桓温一直握有主动权的原因。问题是，桓温也许有自信把王、谢的汽车撞烂，但取得这种胜利后呢？桓温自己的汽车恐怕也会遍布伤痕！如果在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以桓温的性格肯定会冲过去的，而王、谢也肯定会让道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环境内的博奕，因为外面还有强大的前秦在虎视着，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打败了王、谢，那面对前秦的进攻，他恐怕就会万劫不复了。
王、谢之所以在相对劣势中，一直敢与桓温死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桓温没有胆量和自己硬碰硬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汽车（前秦帝国）准备与桓温迎面抢道，如果桓温不计代价的与自己抢道成功了，那再与前秦对抗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桓温面对已到脚边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
桓温退回自己驻地后，仍然希望通过各种压力迫使各大豪门贵族把九锡之类的东西送给自己。但各大豪门贵族，却是和桓温一直软磨硬泡。在这种背景下，桓温终于面对一步之遥的皇位，就是无法爬上去。桓温终于还是不敢拿全家人脑袋去赌一把，换而言之，桓温终于还是不敢率军强抢皇位。因为这一步走出，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甚至而言，就算桓敢这样去赌，他的那些亲信也不敢陪他去赌的。
在桓温临死前，他弟弟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杀掉王坦之、谢安。桓温说了：杀这两个人容易，但引起的后果却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桓氏家族实力足够，这两个人死不死也无关大局，如果桓氏家族实力不够，却企图杀掉这两个人控制局势，那实在等于拿全家人的脑袋去赌博。
桓温是清醒的。西晋在司马炎死后之所以乱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那些实力派都把皇权想得太简单，于是他们动则就想控制皇权，结果都是害人又害己。桓温显然没有把皇权想得这样简单。这也是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主要权势依然保持的主要原因。如果桓温当时冲动一下，乐观的去看也许就可以夺取皇权，但悲观一些看，也许就会让自己家族永世不得翻身。
［注1］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注2］：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注3］：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
［注4］：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注5］：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想篡位的桓温（四）
桓温临死前的权势，似乎已超过了当年的司马昭。桓温的兄弟子侄遍布帝国主要军政要职，他废立皇帝时无人敢异议；他想让帝国给他九锡之类的东西（甚至是禅让的诏书），整个帝国也只敢跟他玩太极，却不敢与他正面对抗。
但桓温却终于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了。
单从帝国内部环境而言，桓温自然不会逊色于司马昭，但从帝国的外部环境去看，桓温却显然比司马昭差多了。司马昭权势最盛之时，只有江东一隅之地（东吴）还未臣服曹魏；所以司马家族在夺取皇位之时，所承担的外部压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桓温当时的外部局势，却显然太糟糕了。
在十年前整个北方还一片混乱，甚至在一两年前，北方还是燕、秦并立，但就在桓温篡位走到最关键时刻，整个北方竟然都被前秦统一了。而且前秦这种上升的势头还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桓温想篡位，就必须得小心而又小心了，因为帝国一旦因此起了内哄，到时就不过是给前秦去作一道菜罢了。
王、谢在最后关头敢和桓温死扛，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实。总而言之，你桓温不怕死就过来硬碰硬；大不了同归于尽！
桓温不敢向皇位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桓温虽然控制了帝国的主要军政中心，但帝国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的事实还没有丝毫改变。桓温虽然控制了荆、江、徐、豫等重要军政中心。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也随处可见其它豪门贵族的影响。
我们知道，王坦之、王珣、郗超、谢安等人都曾在桓温手下干过事。从表面上看，这对桓温扩张权势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对桓温权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上述那些人，都有着各自家族的背景，他们曾在桓温势力范围内工作过，本身就意味着桓温的势力范围都留有这些家族的影响。一旦桓温与他们关系正式破裂后，桓温的后院也会随时起火的。
郗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是桓温的死党。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绝没有这样简单。因为郗超首先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无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先考虑自己家族利益的；而绝不会以桓氏家族的利益为主。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据说郗超比自己父亲先死，郗超害怕自己父亲悲伤过度，就留了一箱子东西给自己亲信，并对自己亲信说：“我死后，如果我的老父亲不是太过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烧掉，如果我老父亲很悲伤，你就把这箱子东西给他看看。”郗愔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是悲伤的无可抑制。于是郗超的亲信把那个箱子给了郗愔，箱子中装的全是郗超与桓温商量着谋反的书信。郗愔一看，就说了：“这个逆子早该死了。”于是马上不悲伤了。
但这个故事可信度有多高呢？显然是低到了极点！
因为与桓温密谋造反，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郗超把众多铁证（与桓温密谋的书信）留下来，那不是没事找事吗？郗超又不是神仙，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死在自己父亲前面，以至要留下这种书信去缓解自己父亲的悲伤。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可信度。郗氏家族编造这类故事，只想表明郗超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整个郗氏家族无关。这大约是郗氏家族想与桓温划清界限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桓温向皇位步步进逼的时候，郗超仍然是桓温最亲信的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他父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郗氏家族实际上一直都在投机。郗氏家族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儿子郗超去做桓温的亲信，父亲郗愔去做皇帝的忠臣。这种两面讨好的作法，使郗氏家族可以保持不败之地。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也使郗氏家族影响力越来越低了。这也就是桓氏家族西退后，郗氏家族却被排挤在了边缘地位的主要原因。“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
在桓温想夺取徐州时，郗超唱白脸，郗愔唱红脸；总而言之，主动交出徐州的是郗超，不是郗氏家族。但泪痕前面也说过，如果郗愔不想让出徐州，郗超修改一封书信能有什么用？
当然了，如果郗超真的是桓温的死党，那他又何必和自己父亲玩这种白脸、红脸的对唱呢？从这层意义上，郗超只是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而绝不是桓温的嫡系成员。
郗超据说是桓温的死党，他政治可靠性都如此无法保证；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王、谢家族的软磨硬扛，面对前秦的巨大威胁，桓温哪敢去继续向皇位前进呢？
我们常常感觉，如果桓温再多活一会，就可以篡位成功了。但这恐怕也只是一种极尽乐观的想象。因为王、谢的态度已非常明白，他们就是软磨硬泡的不让桓温继续向皇位靠近。在这种背景下，桓温不死又能怎样呢？
在桓温气势汹汹率军进入京城时，普遍人都感觉桓温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桓温在当时背景下，都不敢采取强硬措施，自然使反对者的气势更嚣张了，也使观望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而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桓温不利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这是桓温死后，桓冲率领桓氏家族全面退缩的主要原因。
桓温活着，恐怕也只有无奈的接受这种事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桓温选择退缩时，只能选择灰溜溜的去退缩；因为他选择退缩，显然是失败的结果。
王敦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桓温也是在公然作乱臣贼子后，突然病重而死。表面上看这都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一个人拿着全家的脑袋去赌博，突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下，突然生病甚至死亡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敦在死前，曾劝自己的后继者（王舒）选择退缩（这是王敦说的上计）；但他的后继者却是非要选择积极进取（认为王敦所说的下计才是上计）。［注1］结果，王敦一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桓温在临死前，显然了希望自己后继者选择退缩。这也就是桓温没有击杀王坦之、谢安的主要原因。因为桓温做出这种事后，那桓氏家族就无法退缩了。而桓温的后继者（桓冲）显然也认同桓温的选择，并没有鼓动桓温在临死前轻举妄动。结果，桓温死后，桓温一系依然是帝国最举足轻重的势力。
［注1］：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一、桓氏家族的内哄
桓温虽然无法爬上皇位，但从实力而言，桓温当时的权势已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司马懿。司马懿死后有司马师，司马师死后有司马昭，司马昭死后有司马炎。司马懿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并没有下降。司马师、司马昭死了，司马家族的权势依然在上升。
从这层意义上，即使桓温死了，桓氏家族的军政地位还可以继续保持，甚至还可以继续上升。
但很不幸。桓温刚死，桓氏家族就起了内哄。
因为桓温的后继者桓冲，盖棺定论是一个忠君爱国、谦虚退让的正面形象，所以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遂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通常的历史记录中，桓冲继承桓温的军政遗产完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但真实的历史却并不会这样简单！
桓温儿子无法继承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军政遗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们的实力足够，作为叔叔的桓冲就绝没有资格与他们争夺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温是不是真的曾让桓冲继承自己的军政遗产？恐怕谁也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服气。因为自己老爸留下来的庞大军政遗产，却让自己叔父去继承，这叫什么事？
但很不幸，桓温那两个年长的儿子，都也不是桓冲的对手，虽然他们还拉了一个叔叔（桓秘）去和桓冲争夺自己老爸留下的军政遗产。但最后依然无法阻止桓冲继承自己老爸的军政遗产。
桓氏家族的权势，是桓温、桓豁、桓冲兄弟三人共同控制着。虽然桓温是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掌门人，但桓温对桓豁、桓冲的优势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从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无法继承他的军政遗产可以看出来。
桓冲摆平桓温两个年长的儿子后，却显然也无法真正凌驾于桓温诸子之上，因为桓氏家族的天下毕竟是桓温打下来的。当然桓冲更无法真正凌驾于自己哥哥桓豁之上，因为桓豁当时是荆州刺使。
在这种背景下，据说桓温临死前让桓玄继承自己的爵位（南郡公）。但这一切应该只是据说，因为桓玄当时只有5岁。一个5岁的幼儿成为桓温一系掌门人，本身证明当时桓氏家族各系力量谁也不服谁，只能用这种折衷的方式保持各系力量平衡。
如果让桓温年长的儿子继承桓温南郡公的爵位，那桓氏家族就必须得给这个南郡公留个与他身份相匹配的军政职务；既然如此，那桓温留下来的主要军政遗产，自然也应该让这个南郡公继承了。从这层意义上，让5岁的桓玄继承南郡公爵位，最符合桓温两个强势弟弟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虽然继承了桓温的主要军政遗产，但他绝不是桓氏家族的无可争议的掌门人。所以桓冲的兄弟（主要是桓豁）、侄子（主要是桓温诸子）与他并没有从属关系。从这层意义上，在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就不再是一个能共同进退的整体了。
一个处于分散状态中的桓氏家族，在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自然只有不断后退了。
桓氏家族与王、谢家族的竞争，是一个标准的对抗博奕。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大轿车，王、谢家族代表的力量就像一辆小轿车，当大轿车向小轿车步步进逼时，小轿车自然只有一再退缩。因为两个车一旦相撞，小轿车毁人亡的机率实在太高了。但当把小轿车逼到死角后，大轿车又实在不敢真去撞这个小轿车，因为这注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最多是小轿车损失的更惨重一些罢了。这也就是桓温在接近皇位后，却不敢强行爬上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对抗的博奕，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桓温在不计代价打败王、谢家族后，又该如何应对来自前秦的进攻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僵持的状态，那最后的结果只是大轿车放弃咄咄逼人的攻势，因为大轿车所占据的优势并不会改变。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桓温死了，桓温的兄弟与儿子们起了内哄。于是王、谢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博奕就出现了转机。现在的桓氏家族代表的力量还是像一辆大轿车，但这个大轿车的主要部件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纹；在这种背景下，小轿车自然敢掉过头对大轿车步步进逼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大轿车自然只有一退再退，因为真的与小轿车相撞了，大轿车可能随时都会散架的。
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还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表现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家族并没有因为权力分配而发生内哄。
桓温还没死，桓氏家族就已呈现出了分裂的迹象。这表现在桓温的长子（桓熙）、弟弟（桓冲）都想成为司马家族的掌门人。于是桓温快咽气时，桓氏家族内哄就开始了。虽然这次内哄很快就结束了，但桓氏家族的整体实力却受到了削弱。
桓氏家族的这场内哄，让泪痕不禁想起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无论从威望、能力上都一直可以与司马懿分庭抗礼。如果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非要与司马师争当司马家族的掌门人，司马师恐怕还真不是对手。但司马孚毕竟是司马孚，所以他没有选择与自己侄子争夺自己哥哥的遗产。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司马孚与司马懿的儿子争当司马家族掌门人，他也许是有机会获胜的（就如桓冲能火并了桓温的儿子），但结果却会使司马家族整体实力下降的。
桓冲不是司马孚，当然了桓熙更不是司马师。从这层意义上，桓冲叔侄之间的火并，桓冲也许存在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不论怎么说，桓冲与桓熙的火并，显然使桓氏家族的军政实力大大降低了。
虽然桓氏家族的内哄迅速结束了；但桓氏家族分裂的事实已无可挽回。因为桓冲取得胜利后，却无法成为桓氏家族无可争议的新掌门。因为团结在小小南郡公（5岁桓玄）身边的桓温一系，占据荆州的桓豁父子，都也不是桓冲可以有效调动的。桓冲凭借这种实力与王、谢家族相争，自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所以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短短三年后，桓氏家族就彻底屈居于谢氏家族之后了。当桓玄接管桓氏家族时，桓氏家族不要说在整个东晋帝国了，就是在荆州地区也处处受制，因为荆州地区也有殷仲堪、杨铨期能与桓氏家族分庭抗礼。
在桓冲的领导下，桓氏家族的权势那是一降再降。基于皇权的角度去看，基于贵族政治的角度去看，桓冲率领桓氏家族不断后退，那是一件值得欢呼与喝彩的事。问题是，基于桓氏家族的角度去看，桓冲这不是传说中的败家子吗？
在桓温刚死，桓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开始不断缩水了。在桓温死后短短三年时间，桓氏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就缩水了足足有多一半。因为扬州刺使、徐州刺使、豫州刺使等职务，当时都已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虽然这一切为桓冲赢得了谦让的美名，却无法掩盖这是桓氏家族衰弱的结果。
二、打压桓氏家族
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是从徐州开始的。从前的徐州刺使是桓温，但桓温刚死，徐州刺使就不再由桓氏家族成员担任了。从这层意义上，桓温刚死，东晋帝国对桓氏家族的打压就已开始了。
面对王、谢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桓冲表现出了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在新首领桓冲的带领下，绝不再试图专权了，相反还会主动让出许多权力来。面对桓冲表现出的这种高姿态，整个贵族社会自然是掌声、欢呼声一片。
但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会知道博奕各方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桓冲并非不想除掉谢安、王坦之。只是除掉这两个人会引发他无法承担的后果。这从桓温快死时，桓冲问桓温应该如何处置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这从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众多成员劝桓冲除掉谢安、王坦之可以看出来。但桓冲却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桓温活着的时候，都不敢冒险杀掉谢安、王坦之；凭桓冲的实力想干桓温都不敢干的事，他那不是不事想找死吗？
在这种背景下，桓冲遂表现出了一种极高的姿态，总而言之，桓冲对王、谢等豪门贵族的退让，绝不是因为他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一心忠于皇帝。桓冲的这种高姿态虽然得到王、谢家族的高度好评，却并不会阻止王、谢家族继续打压桓氏家族的步伐。
为了打压作为扬州刺使的桓冲，谢安极力邀请太后出来听政。于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扬州，上面有太后听政，旁边有王彪之、谢安参政；桓冲这个扬州刺使能拥有多少实权，我们可想而知。从这层意义上，桓氏家族对扬州的控制权也被谢安剥夺的所剩无几了。
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徐州刺使王坦之死了。听到王坦之去世的消息，桓冲感觉与其在扬州处处受制，还不如到徐州去当刺使。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同样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姿态，总而言之，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谢安，所以他想把扬州刺使的职务让给谢安。
用一个徐州刺使的职务，就能把桓氏家族彻底挤出中央政府；谢安等人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所以面对桓冲的这种谦让，谢安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但桓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感觉桓冲这样轻易退出中央政府，会让桓氏家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纷纷劝桓冲千万不要这样做。但桓冲就是执意要放弃扬州刺使的职务，因为在上面有太后，旁边有谢安、王彪之制约，扬州刺使已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职务。与其死守着这种职务不放手，还不如趁徐州刺使王坦之刚死，去占据徐州那种军政中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桓冲对谢安的退让，只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绝不是他为人谦让的结果。因为在当时背景下，他不让出扬州刺使的职务，也无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谢安的事实。
把桓氏家族势力逼出扬州后，其它豪门贵族们依然联手继续打压桓氏家族。他们才不会因为桓冲的高风亮节而罢手。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又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皇帝岳父王蕴（太原王氏另一枝系的代表人物）的军政地位，面对这个新崛起的豪门贵族代表人物，桓冲渐渐连徐州也无力控制了。于是桓冲当徐州刺使一年后，连徐州刺使也丢了。因为现在帝国普遍豪门贵族，都开始支持王蕴当徐州刺使；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进逼，桓氏家族自然只有再次把徐州刺使的职务交出来。
现在一切已非常明了，其它豪门贵族的真正目标是把桓氏家族彻底逼回西部地区。总而言之，桓氏家族只能执掌荆州，迫不得已还可以给他们留出江州来，扬州、徐州、豫州是绝不容许他们染指的。
就在这个档口，荆州刺使桓豁去世了；于是桓氏家族与其它豪门贵族博弈暂时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顺着这个契机，其它豪门贵族分解打压家族的目标可以提前完成了。
我们知道，桓冲当时已被其它豪门贵族逼得在东部地区（以扬州为中心）无从容身了，但桓冲毕竟是桓氏家族头号代表人物，帝国政府总得为他安排一个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职务。在这种背景下，桓冲就像一个卡在帝国东部地区的骨头，其它豪门贵族想把他剔出去，却总是无法剔出去。现在荆州刺使桓豁死了，那让桓冲去当荆州刺使，岂不是一下就可以把桓冲赶出帝国东部地区？
对于这种人事安排，桓冲自然也是无力拒绝的。因为桓冲现在已把扬州、徐州的权力都丢光了，如果他再不积极去争取荆州刺使的职务，到时恐怕在桓氏家族内也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桓冲在东部地区，被各大豪门贵族排挤得一退再退。终于也只有接受退回西部地区（以荆州为中心）事实了。这种结果，意味着桓温通过北伐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徐、豫、扬三州取得的权势），都被桓冲败光了。
这一切满打满算也就三年多时间，换而言之，在桓温死后仅三年多时间，桓氏家族就彻底退出了帝国东部地区（扬、徐、豫三州）。到此为止，帝国各大豪门贵族权力平衡的格局再次形成了。
此时的桓氏家族依然是帝国最主要的豪门贵族，但他现在已无力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其它豪门贵族对桓氏家族的打压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桓氏家族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非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本身就是没事找事。而且现在有强大外敌（前秦）威胁，桓冲这种愿意认同贵族政治的、军政经验丰富的人，本身就是荆州刺使最佳的人选。而桓氏家族也开始安于这种现状了，因为在王、谢家族联手控制中央政府的背景下，在强大外敌虎视的背景下，桓氏家族显然缺乏再次东进的机会。
东晋帝国各大豪门贵族能实现这种默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的均势再次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桓冲、谢安都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但更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有强大的外敌在威胁着他们。现在的前秦帝国已统一了北方，而且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在当时背景下，大家都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团结协作，恐怕只是想给前秦帝国作一道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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