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明成祖朱棣究竟算是篡位者还是合格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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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古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24日 10:56
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冬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5517808_0.shtml
核心提示：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8期，作者：冬子，原题：《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百年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复兴、力图强健的中国人，因为迫切地需要找回历史荣誉感，一改传统的价值判词，重新开始对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之后中国始终被动挨打颓势，重振中华雄风的篡位者“津津乐道”，并一度对他与他的时代大加赞赏和尊崇。
然而，历史始终只是历史。任何试图对其脱离实际环境的诠释和评判，都将成为苍白的一厢情愿。
一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二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制抵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古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24日 10:56
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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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8期，作者：冬子，原题：《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百年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复兴、力图强健的中国人，因为迫切地需要找回历史荣誉感，一改传统的价值判词，重新开始对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之后中国始终被动挨打颓势，重振中华雄风的篡位者“津津乐道”，并一度对他与他的时代大加赞赏和尊崇。
然而，历史始终只是历史。任何试图对其脱离实际环境的诠释和评判，都将成为苍白的一厢情愿。
一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二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制抵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冬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5517808_0.shtml
核心提示：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8期，作者：冬子，原题：《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百年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复兴、力图强健的中国人，因为迫切地需要找回历史荣誉感，一改传统的价值判词，重新开始对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之后中国始终被动挨打颓势，重振中华雄风的篡位者“津津乐道”，并一度对他与他的时代大加赞赏和尊崇。
然而，历史始终只是历史。任何试图对其脱离实际环境的诠释和评判，都将成为苍白的一厢情愿。
一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二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制抵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古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24日 10:56
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冬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5517808_0.shtml
核心提示：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8期，作者：冬子，原题：《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百年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复兴、力图强健的中国人，因为迫切地需要找回历史荣誉感，一改传统的价值判词，重新开始对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之后中国始终被动挨打颓势，重振中华雄风的篡位者“津津乐道”，并一度对他与他的时代大加赞赏和尊崇。
然而，历史始终只是历史。任何试图对其脱离实际环境的诠释和评判，都将成为苍白的一厢情愿。
一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二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制抵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进行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三
其实，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当后人因为那部所谓是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而纷纷对朱棣投去崇拜和赞赏的目光时，却不知道，这部从出生后就深锁皇家图书馆中，只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人们翻阅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因此，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别人是创造了历史，才拥有历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创造历史，却同样拥有历史。
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前面已经叙述过，上台以后，朱棣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若仅仅出于这种需要，大家可能认为他毫无必要。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杀，一方面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
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制抵。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进行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三
其实，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当后人因为那部所谓是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而纷纷对朱棣投去崇拜和赞赏的目光时，却不知道，这部从出生后就深锁皇家图书馆中，只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人们翻阅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因此，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别人是创造了历史，才拥有历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创造历史，却同样拥有历史。
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前面已经叙述过，上台以后，朱棣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若仅仅出于这种需要，大家可能认为他毫无必要。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杀，一方面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
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制抵。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朱棣对建文群臣的杀戮算不上什么。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和平继位的皇帝们有时还要砍下若干个脑袋证明一下自己或是英明果毅，或是明辨忠奸，何况朱棣是篡位者？要是改朝换代，那更要杀得人头遍地、血流成河才算完事。
朱棣肯定是篡位啊
篡位无疑
而且说实在的永乐绝对是逆取逆守
而且说实在的永乐绝对是逆取逆守
篡位无疑
叔叔赶跑侄子，这就把内戚得罪了个遍。
一朝天子一朝臣，从巩固权位的角度讲他诛杀前朝臣子来给自己人腾位子，但自己本来就是以下犯上，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榜样，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主子这样干，他的臣子会有多忠心？
诛杀方孝孺以平舆论，结果是失去天下士子的心
内戚外臣士子皆不可信，只能弄个东厂出来巩固君主专制了。然后就是明朝无尽的宦祸。
叔叔赶跑侄子，这就把内戚得罪了个遍。
一朝天子一朝臣，从巩固权位的角度讲他诛杀前朝臣子来给自己人腾位子，但自己本来就是以下犯上，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榜样，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主子这样干，他的臣子会有多忠心？
诛杀方孝孺以平舆论，结果是失去天下士子的心
内戚外臣士子皆不可信，只能弄个东厂出来巩固君主专制了。然后就是明朝无尽的宦祸。
如果设定的规则是：能者上。朱棣确实是这个规则的合法胜出者。
秦、晋二王死得巧
简直就是给老四铺路
简直就是给老四铺路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小心四爷
社么叫正统性？含糊其词罢了，都在朱八家转，老百姓关心你个鸟。况且永乐干的不错，其他的就随他了。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这都是猪八戒的错.
好好的能干的儿子不立却立没用的孙子。
好好的能干的儿子不立却立没用的孙子。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2-6-26 16:40 
这都是猪八戒的错.
好好的能干的儿子不立却立没用的孙子。
是啊，不立儿子立孙子，这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都是猪八戒的错.
好好的能干的儿子不立却立没用的孙子。
是啊，不立儿子立孙子，这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有什么错的，嫡子没了立嫡孙，这是最正统的做法
朱棣一开始不还是老老实实的
后来是削藩太急，狗急跳墙而已
立贤不立长，出不了三代就乱了
朱棣一开始不还是老老实实的
后来是削藩太急，狗急跳墙而已
立贤不立长，出不了三代就乱了
立贤不立长,君不见刘景升袁本初否？
成祖聪明算他儿子聪明孙子也聪明，曾孙能？到时候来个权臣玩个立贤不立长大明朝来个5世而止，到时候你们在网上就讲；“怎么有这么sb的君主，叔叔抢侄子位子玩了3世就完了。“
成祖聪明算他儿子聪明孙子也聪明，曾孙能？到时候来个权臣玩个立贤不立长大明朝来个5世而止，到时候你们在网上就讲；“怎么有这么sb的君主，叔叔抢侄子位子玩了3世就完了。“
篡位无疑
无论对大明朱氏江山还是华夏民族，我觉得朱允炆才是最好的洪武江山继承人！
篡了也就篡了，如果执着于此，天下现在还姓赢呢。
说实话，永乐干的还不错了。
说实话，永乐干的还不错了。
gamewiner 发表于 2012-6-28 09:31
无论对大明朱氏江山还是华夏民族，我觉得朱允炆才是最好的洪武江山继承人！
一个头脑一发热就不计后果开始乱搞 然后被人嘁哩喀喳就灭掉的好继承人？？
无论对大明朱氏江山还是华夏民族，我觉得朱允炆才是最好的洪武江山继承人！
一个头脑一发热就不计后果开始乱搞 然后被人嘁哩喀喳就灭掉的好继承人？？
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标题。是否篡位是合法性的问题，说的是他该不该干皇帝。是否合格是工作实绩的问题，说的是他干的好不好。两者绝不矛盾，朱棣是个篡位者，理论上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者。李世民也是个篡位者，同时他也是个合格的继承者。是“既是……又是”的关系，而不是“究竟是……还是”的排除关系。
通常认为朱棣干得不错，但是他有些作为贻害后人，弄出祸事不小。
1应该是公然篡位，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在思想上制造混乱和尴尬的局面。读书人深陷道德困境，无法自圆其说，搞得焦躁而偏执。
2当然是搞特务统治。甲曾经这样说：允炆非无道之君，无荒怠之政，朱棣篡侄儿之位，得国不顺至此极也，这是最大的恶行。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于是惨杀建文忠臣，诛其族属，辱其妻女，并且大改实录，大删建文朝史乘，企图塞住天下悠悠之口，其忍心害理令人发指。而为害最烈的，是复锦衣卫、镇抚司狱，设东厂、用阉竖，假小人非常之威以凌君子。朱棣为人英断，总算压得住场面，传到后世一干庸稚之君那里，就往往被身周层层叠叠的宵小之辈玩弄于股掌之中，遂开有明败亡之渐。
3大概是倒持太阿，暴露出自己的软腹部。在另一篇文章里甲说：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复五征大漠，三犁虏庭。元璋父子内倚边墙，自辽东至甘肃置都司卫所，构筑起绵延万里的防御体系。惜乎朱棣远虑不足，为报答靖难之役兀良哈部的支持，废大宁都司，将其辖地割给兀良哈三卫。链条缺了一环必自行崩解，东胜卫、开平卫势成孤悬，不得不相继内撤，大明防线遂整体内缩，京师一线失去战略纵深，直接暴露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之下，此之谓开门揖盗，贻害无穷。
通常认为朱棣干得不错，但是他有些作为贻害后人，弄出祸事不小。
1应该是公然篡位，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在思想上制造混乱和尴尬的局面。读书人深陷道德困境，无法自圆其说，搞得焦躁而偏执。
2当然是搞特务统治。甲曾经这样说：允炆非无道之君，无荒怠之政，朱棣篡侄儿之位，得国不顺至此极也，这是最大的恶行。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于是惨杀建文忠臣，诛其族属，辱其妻女，并且大改实录，大删建文朝史乘，企图塞住天下悠悠之口，其忍心害理令人发指。而为害最烈的，是复锦衣卫、镇抚司狱，设东厂、用阉竖，假小人非常之威以凌君子。朱棣为人英断，总算压得住场面，传到后世一干庸稚之君那里，就往往被身周层层叠叠的宵小之辈玩弄于股掌之中，遂开有明败亡之渐。
3大概是倒持太阿，暴露出自己的软腹部。在另一篇文章里甲说：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复五征大漠，三犁虏庭。元璋父子内倚边墙，自辽东至甘肃置都司卫所，构筑起绵延万里的防御体系。惜乎朱棣远虑不足，为报答靖难之役兀良哈部的支持，废大宁都司，将其辖地割给兀良哈三卫。链条缺了一环必自行崩解，东胜卫、开平卫势成孤悬，不得不相继内撤，大明防线遂整体内缩，京师一线失去战略纵深，直接暴露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之下，此之谓开门揖盗，贻害无穷。
xiaocaibing 发表于 2012-6-28 21:04
一个头脑一发热就不计后果开始乱搞 然后被人嘁哩喀喳就灭掉的好继承人？？
头脑发热?销藩是必须要搞的，只是朱元璋给他留错了保驾护航的人罢了。
一个头脑一发热就不计后果开始乱搞 然后被人嘁哩喀喳就灭掉的好继承人？？
头脑发热?销藩是必须要搞的，只是朱元璋给他留错了保驾护航的人罢了。
gamewiner 发表于 2012-6-29 14:20
头脑发热?销藩是必须要搞的，只是朱元璋给他留错了保驾护航的人罢了。
看清楚
头脑发热指的是某人不计后果胡搞瞎搞
头脑发热?销藩是必须要搞的，只是朱元璋给他留错了保驾护航的人罢了。
看清楚
头脑发热指的是某人不计后果胡搞瞎搞
看小丑跳梁 发表于 2012-6-29 16:04
看清楚
头脑发热指的是某人不计后果胡搞瞎搞
不存在头脑发热！只是应对失策罢了。
看清楚
头脑发热指的是某人不计后果胡搞瞎搞
不存在头脑发热！只是应对失策罢了。
gamewiner 发表于 2012-7-1 15:05
不存在头脑发热！只是应对失策罢了。
好吧 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应对失策的合格继承人
话说削藩这么大的事情 不好好合计合计就贸然动手 动手后又没有后招而是来了个应对失策 实在看不出来好在哪儿
不存在头脑发热！只是应对失策罢了。
好吧 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应对失策的合格继承人
话说削藩这么大的事情 不好好合计合计就贸然动手 动手后又没有后招而是来了个应对失策 实在看不出来好在哪儿
楼主这个说法不严谨，是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不是一个层面讨论的东西
篡位是取得的手段，至于何不合格是看到底做得怎么样
篡位是取得的手段，至于何不合格是看到底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关键是老四没有侍弄好文人，看看人家李世民，哪有什么争议？一切和事实无关啦
本来就是内战篡位有疑义么，至于干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了
既是篡位，也是合格的继承人。就像则天篡李唐，干得好就行，老百姓才不管皇帝正宗不正宗呢
天堂的信鸽 发表于 2012-6-27 09:06
这有什么错的，嫡子没了立嫡孙，这是最正统的做法
朱棣一开始不还是老老实实的
后来是削藩太急，狗急跳墙 ...
朱允炆非嫡，朱允熥才是。而且论岁月也就小了一岁不到。
这有什么错的，嫡子没了立嫡孙，这是最正统的做法
朱棣一开始不还是老老实实的
后来是削藩太急，狗急跳墙 ...
朱允炆非嫡，朱允熥才是。而且论岁月也就小了一岁不到。
行走江湖甲 发表于 2012-6-29 00:34
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标题。是否篡位是合法性的问题，说的是他该不该干皇帝。是否合格是工作实绩的问题，说的 ...
好，本人正式这么想的
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标题。是否篡位是合法性的问题，说的是他该不该干皇帝。是否合格是工作实绩的问题，说的 ...
好，本人正式这么想的
joytony 发表于 2012-7-3 11:47
我觉得关键是老四没有侍弄好文人，看看人家李世民，哪有什么争议？一切和事实无关啦
笔杆子还是在文人手里
我觉得关键是老四没有侍弄好文人，看看人家李世民，哪有什么争议？一切和事实无关啦
笔杆子还是在文人手里
李世民前面有个老爸顶着篡大隋朝的名声，另一方面他是在打天下的战时状态，他要是放在李隆基的后面你看史书怎么评价他，肯定跟朱棣一样；“陛下百年之后逃不得一个篡字”
温良恭捡让 发表于 2012-6-26 16:53
是啊，不立儿子立孙子，这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他是太子的儿子，太子早死，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嫡孙，就该他即位的。
是啊，不立儿子立孙子，这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他是太子的儿子，太子早死，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嫡孙，就该他即位的。
大王朝的第二代接班总是出问题的。
题目似乎应该改成“明成祖朱棣究竟算是篡位者还是合法（理）的继承人”才对吧？当然朱棣是靠武装政变，发动内战上台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veritas 发表于 2012-7-4 16:14
大王朝的第二代接班总是出问题的。
没有王朝第二代不出问题的，大皇朝是成功渡过二代危机的。。。
大王朝的第二代接班总是出问题的。
没有王朝第二代不出问题的，大皇朝是成功渡过二代危机的。。。
大王朝的第二代接班总是出问题的。
天朝？？？
天朝？？？
题目就取得莫名其妙，篡位和合格的继承者根本不是同一概念的相反词，篡位者要和合法继承人放一块讨论才对嘛。
“惜乎朱棣远虑不足，为报答靖难之役兀良哈部的支持，废大宁都司，将其辖地割给兀良哈三卫。链条缺了一环必自行崩解，东胜卫、开平卫势成孤悬，不得不相继内撤，大明防线遂整体内缩，京师一线失去战略纵深，直接暴露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之下，此之谓开门揖盗，贻害无穷。”
——这确实是一大祸患，本来防线在草原边缘，对方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后来防线回缩到几乎是燕山最后一道山梁，紧挨华北平原，极易失守。
——这确实是一大祸患，本来防线在草原边缘，对方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后来防线回缩到几乎是燕山最后一道山梁，紧挨华北平原，极易失守。
灏雾若燃 发表于 2012-7-7 23:23
天朝？？？
天朝的二代应该是苏铸同志吧
你说有没有出问题
天朝？？？
天朝的二代应该是苏铸同志吧
你说有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