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凤山与丫十

一讲到马凤山，人们往往就联系到大型客机，联系到运10。其实，1958年5月，马凤山在哈飞任气动组组长时，就负责了“松花江1号”小型旅客机、“和平401号”短程喷气旅客机和“和平402号”涡桨支线飞机的气动布局、参数选择、性能计算、操纵性稳定性计算等气动设计和分析工作，编制了“松花江1号”试飞大纲直至该机试飞成功。马凤山在轰炸机、军用运输机上也都有杰出的贡献。
绝密的“马凤山笔记”
在20世纪60年代，对西安飞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讲，“马凤山”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提起来，无论是设计员还是工艺人员大家就知道，但是绝大多数人那时都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正在西飞从事轰6（苏联图-16）飞机的试制。
轰6飞机一开始是在哈尔滨飞机厂试制的，哈飞已经发完了全机试制图纸、进行了第一架进口大部件的总装。1958年在西安阎良新建的西安飞机厂，于1959年起也承担了轰6的试制。那时，在哈飞和西飞都驻有苏联专家指导生产。按照苏联的规则，为抓住设计权并保持生产技术的协调一致，苏联工厂是主制厂，中国是复制厂，而在中国，则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哈飞要派主制厂代表到西飞，西飞设计科对轰6图纸的每一项一类或二类更改，都要经过哈飞驻厂设计代表签字同意。三类以上的更改则在哈飞厂同意以后，还必须经苏联专家认可。当时，轰6图纸经过苏联和哈飞的生产实践，三类以上的更改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更改都是一、二类的，所以，西飞的设计人员与哈飞代表工作上的接触十分频繁。当时哈飞驻西飞设计代表卢开仁同志（已故，曾任运12总设计师）一天就处理各个专业的技术问题几十起，效率之高、办事之利索大家都很称道，更令我们这些出校门不久的新设计员很是敬佩。与驻厂代表闲谈中知道，他只是哈飞设计科中的一员，而领导他们近百号人的是马凤山，马凤山参加过轻型轰炸机轰5的试制，1959年9月就被任命为哈飞轰6研制的主管设计师，驻厂代表的签字都是马凤山授权或同意的。马凤山是怎样了得的一位人物呢？
飞机的气动性能资料，飞机的外载荷、结构强度计算报告、静力试验大纲和静力试验任务书，这些都是试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资料。在仿制歼击机时，这些资料都是由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向我国提交的应发送的图-16飞机俄文资料清单中也列有这些资料名称。
1959年5月，我国派出马凤山等同志去苏联喀山图-16飞机生产厂考察飞机强度计算及静力试验情况，苏联专家在作讲座报告时一再强调说，课堂上讲的这些你们不用记，这些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绝大多数同志也就专心听讲了。听课的人回到国内后，西飞工厂左等右等，苏联答应给的资料就是不来。通过我驻苏大使馆的正式外交交涉，答复是这些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不是工厂生产资料，不属于图-16飞机合同中该提供的生产资料。

原来，由于在当时图-16飞机的技术先进，飞机的总体气动设计工作除图波列夫设计局以外，有很多是由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负责的。喀山工厂在苏联也只是图-16的一个复制厂，没有飞机的设计权。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中止合同，撤走专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解决好轰6飞机的试制，但是轰6飞机却只拿到苏联给的一本强度综合数据，是全机所有情况的综合，只有答案而没有计算过程和计算报告。轰6飞机要做结构静力试验、要做试飞准备，要处理日常生产，以后还要改进改型，西飞就必须自己将这些苏联不提供的技术文件补编出来，去苏联听讲的人大都只说得出一般的情况，所以只得不远千里请来了“马凤山笔记”。
在西飞设计科中大家都知道马凤山独有这本“马凤山笔记”，是深藏在厂部保密室中的一份绝密级文件，一开始设计员要经过政审，层层审批，才能一睹芳容，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也不准摘录。它是用苏联出产的一种很厚的软皮学生练习本记录的。字迹秀美整洁，其中含有大量图-16飞机的总体、强度、试飞等各类关键信息。这是1959年马凤山与其他同志去苏联实习时记录下来的。他奉命去苏联考察前，认真准备，自学俄语，刻苦钻研。马凤山深厚的技术功底，使他能慧眼识珠、抓住关键，象海绵一样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将有用的重要数据几乎全部记录了下来。不要说当时我国还没有条件作轰6这么大飞机的高速风洞试验，时间也来不及，即使我们作了风洞试验，也很难保证其结果就会与苏联的一致，轰6静力试验施加的载荷如果与苏联试验时的载荷差别很大，也会引起许多问题。这就会极大地影响本来就已经很紧的试制进度。此外，图-16飞机是在1953年苏联强度规范颁布前设计的，但却不完全遵循1947年强度规范，实际上正是由于图-16飞机的设计实践，使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能够将所遇到的新问题修编进了1953年强度规范，所以解决轰6飞机的技术难度是很大的。
“马凤山笔记”含有《图-16飞机的静力试验考察报告》、《图-16飞机强度计算原始数据总结报告》及《从图-16改为图-104的结构考察报告》，具有很大的技术权威性，为我国轰6飞机进行强度计算，确定原始数据及编制静力试验任务书提供了依据，为起步研制我国大型喷气客机也提供了参考。这本珍贵的笔记为我们解除了许多技术上的疑难与困惑，帮我们填补了图-16飞机很多原始数据的不足，轰6飞机的零升阻力系数、最大升力系数等等，都取自“马凤山笔记”。直到20世纪70年代，确定轰6飞机的机体首翻期时，采用“马凤山笔记”中的数据作为参考依据，得到高级领导机关的认可。马凤山对成功试制轰6飞机是立下了不朽功绩的。
从哈飞到西飞
在“两弹一星”战略任务中，西飞承担了将轰6飞机改装为投掷飞机的工作，这是周恩来总理挂帅抓的项目。上级指示，任务必须完成，“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在向上级提出的各项条件中，西飞领导及时地提出了关键是向哈飞请调一个人——马凤山，理由是，一个笔记本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人来了作用就更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哈飞从全局出发，忍痛割爱，马凤山就于1964年调来西飞，担任设计科长，成了我的上级和同事。马凤山是为“两弹一星”而调来的，他到西飞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于轰6甲飞机专用技术的研制上， 1967年马凤山参加国防科委组织的轰6飞机带原子弹、氢弹投放时冲击波、光辐射对飞机的影响分析专题研究，进行冲击波对飞机操稳和载荷的影响、光辐射对飞机强度影响的分析计算，写出技术报告，确定轰6飞机可以携带、投放氢弹的最大吨位。投放试验证明，这些分析和计算完全正确，他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

西飞设计科一成立，就在驻厂苏联设计专家指导下工作，又有一批老厂来的技术骨干，对工作秩序、人员技术素养都有很大裨益。但是，作为苏联飞机的仿制厂，一开始又是哈飞的复制厂，苏联专家强调，西飞工厂设计科主要任务是消化图纸，搞好跟产。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是：“工厂设计科不搞设计”，作为新毕业大学生进厂教育的内容，要他们搞好跟产这种看似平凡的工作。工厂设计科不设总体、气动专业组，飞机重量放在标准件专业组里，刚分配来的几个北航气动专业大学生都经过说服，改作强度等工作。
马凤山到西飞设计科后，马上纠正了这个做法。明确指出，飞机设计科就是要搞设计，不但要搞改型，将来还要搞新机，总体气动工作是龙头，他亲自抓，也支持我组织人员开展结构载荷、强度和疲劳工作。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人自己完全能够把飞机设计的担子挑起来。西飞设计所走上对轰6飞机进行改进改型的路子，在后来作出了很多成就，饮水思源，马凤山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向西飞下达运7、运8试制任务。西安飞机设计所已经开始了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西飞设计科就将运8测绘设计任务接了下来，马凤山的技术水平和素养是西飞设计科勇于承担任务的坚强支柱。马凤山担任运8测绘设计总负责人，组织了有各厂所参加的近600人的队伍，开展了有序的工作。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飞机设计是一门综合优化的技术。飞机总设计师作为设计的统帅，要能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有远见地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的多种方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总设计师当然是一个或几个专业方面的专家，但他同时必须知晓各主要专业的关键所在，思路开阔，不落成套，敢于创新。马凤山就是这样的飞机总设计师。
“708工程”的英雄
1970年中，上海要搞飞机的精神传达后，西飞接到指令，要迅速为上海提出飞机方案。马凤山在西飞组织总体班子研究提出用轰6改的方案，能够利用一部分轰6的部件。他多次指出，虽然用轰6作基础，但一定要避开图-104飞机噪声大、效率低等各种弊病，切忌照抄照搬。马凤山的轰6改飞机方案得到了上海市和上级的赞同，成为“708工程”的启动方案。
轰6改的方案在深入工作后发现有不少不易克服的缺陷，满足不了使用要求，马凤山不失时机地果断决定改用翼下吊挂发动机的类似波音707的方案。这个方案的酝酿是在1971年初，1971年4月19日向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作了汇报后，就正式放弃轰6改方案，按翼吊方案开展研制，并着手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指示，1972年8月5日至22日，上海市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了大型客机（代号“708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会审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飞机总体设计指导思想是基本正确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基本可行的。

1971年12月19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在新疆失事，其飞机残骸对运10设计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的。我要着重强调的是，马凤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略。他义无反顾地放弃原来自己提出的方案，采用现在的运10翼吊方案，是在没有什么资料和参考样机之下作出的决定。马凤山是有好运的，对运10来讲，新疆残骸的确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们。
1980年8月我作为三机部运10飞机首飞检查组的成员到上海工作。马凤山总师在胜利在望的高扬热情中，能够科学客观地面对飞机存在的不足。他如实地指出，受到进口的限制，机上所用的某些国产高强材料的性能还不理想，飞机的机体疲劳分析和试验限于客观条件，还有待时日。马凤山对运10飞机充满信心，他多次对组织表态，运10首飞绝对是安全的，他可以立军令状，他可以以生命担保，愿意在首飞时随机组上天。
运10飞机首飞后的遭遇，是日夜为之奋战的马凤山所始料而未及的。为运10飞机的出路，马凤山尽了很大的努力，做过多次呼吁，想了许多办法。使他感到茫然的是，国家对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没有长远的全面考虑，如果早就不要的话，为什么不早点叫停？为什么要等到飞机出来没有试飞油钱了再来想办法。在上海市和国家决定引进麦道MD-82组装生产线时，马凤山一再强调自行研制这条线不能丢。这也迫使麦道公司在与我国签合作生产合同时，不得不加上联合开发新机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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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到马凤山，人们往往就联系到大型客机，联系到运10。其实，1958年5月，马凤山在哈飞任气动组组长时，就负责了“松花江1号”小型旅客机、“和平401号”短程喷气旅客机和“和平402号”涡桨支线飞机的气动布局、参数选择、性能计算、操纵性稳定性计算等气动设计和分析工作，编制了“松花江1号”试飞大纲直至该机试飞成功。马凤山在轰炸机、军用运输机上也都有杰出的贡献。
绝密的“马凤山笔记”
在20世纪60年代，对西安飞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讲，“马凤山”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提起来，无论是设计员还是工艺人员大家就知道，但是绝大多数人那时都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正在西飞从事轰6（苏联图-16）飞机的试制。
轰6飞机一开始是在哈尔滨飞机厂试制的，哈飞已经发完了全机试制图纸、进行了第一架进口大部件的总装。1958年在西安阎良新建的西安飞机厂，于1959年起也承担了轰6的试制。那时，在哈飞和西飞都驻有苏联专家指导生产。按照苏联的规则，为抓住设计权并保持生产技术的协调一致，苏联工厂是主制厂，中国是复制厂，而在中国，则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哈飞要派主制厂代表到西飞，西飞设计科对轰6图纸的每一项一类或二类更改，都要经过哈飞驻厂设计代表签字同意。三类以上的更改则在哈飞厂同意以后，还必须经苏联专家认可。当时，轰6图纸经过苏联和哈飞的生产实践，三类以上的更改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更改都是一、二类的，所以，西飞的设计人员与哈飞代表工作上的接触十分频繁。当时哈飞驻西飞设计代表卢开仁同志（已故，曾任运12总设计师）一天就处理各个专业的技术问题几十起，效率之高、办事之利索大家都很称道，更令我们这些出校门不久的新设计员很是敬佩。与驻厂代表闲谈中知道，他只是哈飞设计科中的一员，而领导他们近百号人的是马凤山，马凤山参加过轻型轰炸机轰5的试制，1959年9月就被任命为哈飞轰6研制的主管设计师，驻厂代表的签字都是马凤山授权或同意的。马凤山是怎样了得的一位人物呢？
飞机的气动性能资料，飞机的外载荷、结构强度计算报告、静力试验大纲和静力试验任务书，这些都是试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资料。在仿制歼击机时，这些资料都是由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向我国提交的应发送的图-16飞机俄文资料清单中也列有这些资料名称。
1959年5月，我国派出马凤山等同志去苏联喀山图-16飞机生产厂考察飞机强度计算及静力试验情况，苏联专家在作讲座报告时一再强调说，课堂上讲的这些你们不用记，这些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绝大多数同志也就专心听讲了。听课的人回到国内后，西飞工厂左等右等，苏联答应给的资料就是不来。通过我驻苏大使馆的正式外交交涉，答复是这些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不是工厂生产资料，不属于图-16飞机合同中该提供的生产资料。

原来，由于在当时图-16飞机的技术先进，飞机的总体气动设计工作除图波列夫设计局以外，有很多是由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负责的。喀山工厂在苏联也只是图-16的一个复制厂，没有飞机的设计权。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中止合同，撤走专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解决好轰6飞机的试制，但是轰6飞机却只拿到苏联给的一本强度综合数据，是全机所有情况的综合，只有答案而没有计算过程和计算报告。轰6飞机要做结构静力试验、要做试飞准备，要处理日常生产，以后还要改进改型，西飞就必须自己将这些苏联不提供的技术文件补编出来，去苏联听讲的人大都只说得出一般的情况，所以只得不远千里请来了“马凤山笔记”。
在西飞设计科中大家都知道马凤山独有这本“马凤山笔记”，是深藏在厂部保密室中的一份绝密级文件，一开始设计员要经过政审，层层审批，才能一睹芳容，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也不准摘录。它是用苏联出产的一种很厚的软皮学生练习本记录的。字迹秀美整洁，其中含有大量图-16飞机的总体、强度、试飞等各类关键信息。这是1959年马凤山与其他同志去苏联实习时记录下来的。他奉命去苏联考察前，认真准备，自学俄语，刻苦钻研。马凤山深厚的技术功底，使他能慧眼识珠、抓住关键，象海绵一样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将有用的重要数据几乎全部记录了下来。不要说当时我国还没有条件作轰6这么大飞机的高速风洞试验，时间也来不及，即使我们作了风洞试验，也很难保证其结果就会与苏联的一致，轰6静力试验施加的载荷如果与苏联试验时的载荷差别很大，也会引起许多问题。这就会极大地影响本来就已经很紧的试制进度。此外，图-16飞机是在1953年苏联强度规范颁布前设计的，但却不完全遵循1947年强度规范，实际上正是由于图-16飞机的设计实践，使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能够将所遇到的新问题修编进了1953年强度规范，所以解决轰6飞机的技术难度是很大的。
“马凤山笔记”含有《图-16飞机的静力试验考察报告》、《图-16飞机强度计算原始数据总结报告》及《从图-16改为图-104的结构考察报告》，具有很大的技术权威性，为我国轰6飞机进行强度计算，确定原始数据及编制静力试验任务书提供了依据，为起步研制我国大型喷气客机也提供了参考。这本珍贵的笔记为我们解除了许多技术上的疑难与困惑，帮我们填补了图-16飞机很多原始数据的不足，轰6飞机的零升阻力系数、最大升力系数等等，都取自“马凤山笔记”。直到20世纪70年代，确定轰6飞机的机体首翻期时，采用“马凤山笔记”中的数据作为参考依据，得到高级领导机关的认可。马凤山对成功试制轰6飞机是立下了不朽功绩的。
从哈飞到西飞
在“两弹一星”战略任务中，西飞承担了将轰6飞机改装为投掷飞机的工作，这是周恩来总理挂帅抓的项目。上级指示，任务必须完成，“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在向上级提出的各项条件中，西飞领导及时地提出了关键是向哈飞请调一个人——马凤山，理由是，一个笔记本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人来了作用就更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哈飞从全局出发，忍痛割爱，马凤山就于1964年调来西飞，担任设计科长，成了我的上级和同事。马凤山是为“两弹一星”而调来的，他到西飞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于轰6甲飞机专用技术的研制上， 1967年马凤山参加国防科委组织的轰6飞机带原子弹、氢弹投放时冲击波、光辐射对飞机的影响分析专题研究，进行冲击波对飞机操稳和载荷的影响、光辐射对飞机强度影响的分析计算，写出技术报告，确定轰6飞机可以携带、投放氢弹的最大吨位。投放试验证明，这些分析和计算完全正确，他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

西飞设计科一成立，就在驻厂苏联设计专家指导下工作，又有一批老厂来的技术骨干，对工作秩序、人员技术素养都有很大裨益。但是，作为苏联飞机的仿制厂，一开始又是哈飞的复制厂，苏联专家强调，西飞工厂设计科主要任务是消化图纸，搞好跟产。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是：“工厂设计科不搞设计”，作为新毕业大学生进厂教育的内容，要他们搞好跟产这种看似平凡的工作。工厂设计科不设总体、气动专业组，飞机重量放在标准件专业组里，刚分配来的几个北航气动专业大学生都经过说服，改作强度等工作。
马凤山到西飞设计科后，马上纠正了这个做法。明确指出，飞机设计科就是要搞设计，不但要搞改型，将来还要搞新机，总体气动工作是龙头，他亲自抓，也支持我组织人员开展结构载荷、强度和疲劳工作。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人自己完全能够把飞机设计的担子挑起来。西飞设计所走上对轰6飞机进行改进改型的路子，在后来作出了很多成就，饮水思源，马凤山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向西飞下达运7、运8试制任务。西安飞机设计所已经开始了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西飞设计科就将运8测绘设计任务接了下来，马凤山的技术水平和素养是西飞设计科勇于承担任务的坚强支柱。马凤山担任运8测绘设计总负责人，组织了有各厂所参加的近600人的队伍，开展了有序的工作。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飞机设计是一门综合优化的技术。飞机总设计师作为设计的统帅，要能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有远见地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的多种方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总设计师当然是一个或几个专业方面的专家，但他同时必须知晓各主要专业的关键所在，思路开阔，不落成套，敢于创新。马凤山就是这样的飞机总设计师。
“708工程”的英雄
1970年中，上海要搞飞机的精神传达后，西飞接到指令，要迅速为上海提出飞机方案。马凤山在西飞组织总体班子研究提出用轰6改的方案，能够利用一部分轰6的部件。他多次指出，虽然用轰6作基础，但一定要避开图-104飞机噪声大、效率低等各种弊病，切忌照抄照搬。马凤山的轰6改飞机方案得到了上海市和上级的赞同，成为“708工程”的启动方案。
轰6改的方案在深入工作后发现有不少不易克服的缺陷，满足不了使用要求，马凤山不失时机地果断决定改用翼下吊挂发动机的类似波音707的方案。这个方案的酝酿是在1971年初，1971年4月19日向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作了汇报后，就正式放弃轰6改方案，按翼吊方案开展研制，并着手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指示，1972年8月5日至22日，上海市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了大型客机（代号“708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会审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飞机总体设计指导思想是基本正确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基本可行的。

1971年12月19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在新疆失事，其飞机残骸对运10设计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的。我要着重强调的是，马凤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略。他义无反顾地放弃原来自己提出的方案，采用现在的运10翼吊方案，是在没有什么资料和参考样机之下作出的决定。马凤山是有好运的，对运10来讲，新疆残骸的确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们。
1980年8月我作为三机部运10飞机首飞检查组的成员到上海工作。马凤山总师在胜利在望的高扬热情中，能够科学客观地面对飞机存在的不足。他如实地指出，受到进口的限制，机上所用的某些国产高强材料的性能还不理想，飞机的机体疲劳分析和试验限于客观条件，还有待时日。马凤山对运10飞机充满信心，他多次对组织表态，运10首飞绝对是安全的，他可以立军令状，他可以以生命担保，愿意在首飞时随机组上天。
运10飞机首飞后的遭遇，是日夜为之奋战的马凤山所始料而未及的。为运10飞机的出路，马凤山尽了很大的努力，做过多次呼吁，想了许多办法。使他感到茫然的是，国家对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没有长远的全面考虑，如果早就不要的话，为什么不早点叫停？为什么要等到飞机出来没有试飞油钱了再来想办法。在上海市和国家决定引进麦道MD-82组装生产线时，马凤山一再强调自行研制这条线不能丢。这也迫使麦道公司在与我国签合作生产合同时，不得不加上联合开发新机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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