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的十大困惑与尴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21:36:07
  GDP增长速度、GDP总量、人均GDP等等,都是标志和考核一个地区发展和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不可否认,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GDP的增长,任何发展都难以谈起。但是,DGP在标志和考核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时,也存在许多的困惑和尴尬,对此笔者归类为这样十点。<br/><br/>  困惑之一:GDP到底是虚报了,还是漏算了?GDP的虚报是国内外关注和争论激烈的一个热点问题。水分有没有呢,肯定有。特别是在农村,在统计农民收入时,有些地区,将其田里的秸杆、人畜禽粪便等都折成收入计入GDP,因为秸杆可以烧火做饭,人畜禽粪便可以当肥料上地。实际上现在许多农村,用煤、液化气等,不用秸杆烧火做饭了;用化肥上地,而不用粪便了。这些GDP肯定是虚报的。但是,也有漏算的。就城市里看,一些保姆、家教、私人房屋出租、咨询、广告、中介、私人装修等收入,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没有计入国民收入。比如,一个保姆,一个月支付500元,管吃、管住需要花200元,一年东家需要花费8400元,这在农村可以购买多少粪便呢?再比如,一些党政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没有社会化,内部结算。实际上它们提供了服务,但是也没有计入GDP。因此,我认为,国民经济GDP统计中,城市中,特别是服务业中漏算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农村虚报的。<br/><br/>  困惑之二:GDP是要短期的增长,还是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现在考核干部时,主要在他的任期内看GDP的增长速度如何,而GDP的增长也可以短期化。比如,上一些公路项目,搞一些城市广场,上一些开发区,当期的建筑GDP就上去了,任期内GDP增长速度不慢,甚至很快,人均GDP也上升较快。但是,你要是仔细想来,如果没有加工、服务性的企业,光是修路、修广场、上开发区,今年的GDP是上去了,路、广场和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完以后的GDP从哪里来呢?特别是一些地区领导借款修路、搞广场、上开发区基础设施,这一任领导表面上轰轰烈烈,GDP增长速度不慢;但是,下一任领导就要找钱还帐,财政紧张、无钱修路,甚至无钱发工资了。因此,宁可多要一些加工和服务业创造的GDP,而少要一些路、广场、开发区等形成的GDP,特别是借钱形成的GDP。<br/><br/>  困惑之三:是要资本密集型的GDP,还是要劳动密集型的GDP?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有时往往上几个大项目,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人均GDP就可拉上去。比如,有的市,上了大的水电站、钢铁厂等等,这样的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一个企业中相对没有多少劳动者,GDP主要是资本和资源形成的,劳动者的工资性GDP比重较少。所以,一个地区大项目很多,但是,能有多少人因这些大项目而获得工资性收入呢?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许多地区更是这样。如果我们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项目上,从人均GDP上看,也可以将其水平搞上去。但是忽视劳动密集的项目,GDP增长的收益者,只能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的劳动者,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讲,还是要注重劳动者能尽可能参与的GDP增长。<br/><br/>  困惑之四:人均GDP是名义上的人均,还是实际上的人均?人均GDP是一个将GDP总量在一定的统计区域按一定的人口数量分摊的数据,只是一个统计上的结果。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发展经济学家曾经发现,一些国家虽然在多年的发展中,人均GDP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上述收入差距却拉大了,特别是大量的财富为比例较少的人口拥有。发展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18年后,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能缩小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能缩小吗,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能缩小吗?如果不注重和不花大力气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可能人均GDP达到了3000或者3500美元,但是,收入和发展差距很大,我们就不能算建成了小康社会。因此,需要让最广大的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因此,统计的人均GDP,还要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差距较小的人均GDP。<br/><br/>  困惑之五:农民工创造的GDP,应当计入农民工来源地,还是计入农民工输入地?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一谈起人均GDP,眉飞色舞;而四川、河南、重庆、安徽、两湖等地,人均GDP则水平较低。如果从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角度看,许多地区的GDP中有外来农民工的贡献。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我认为要占到20%到35%。在计算人均GDP时,将这些外来工创造的GDP都算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当地人的头上,因为按照常住人口进行计算。而四川、河南等地在计算人均GDP时,这些外出的人口,则还要分摊他们在本省没有出力的GDP,因为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没有被扣除。因此,在谈人均GDP时,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的领导不要太高兴,四川、河南、重庆、安徽、两湖的领导也不要太悲观。农民工输出地区的领导,更要关心有多少人能出去,外出的劳动力拿没有拿到工资,邮回来多少收入;输入地区的领导,则要利用外来工便宜优势,形成自己地区经济的竞争优势。<br/>GDP增长速度、GDP总量、人均GDP等等,都是标志和考核一个地区发展和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不可否认,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GDP的增长,任何发展都难以谈起。但是,DGP在标志和考核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时,也存在许多的困惑和尴尬,对此笔者归类为这样十点。<br/><br/>  困惑之一:GDP到底是虚报了,还是漏算了?GDP的虚报是国内外关注和争论激烈的一个热点问题。水分有没有呢,肯定有。特别是在农村,在统计农民收入时,有些地区,将其田里的秸杆、人畜禽粪便等都折成收入计入GDP,因为秸杆可以烧火做饭,人畜禽粪便可以当肥料上地。实际上现在许多农村,用煤、液化气等,不用秸杆烧火做饭了;用化肥上地,而不用粪便了。这些GDP肯定是虚报的。但是,也有漏算的。就城市里看,一些保姆、家教、私人房屋出租、咨询、广告、中介、私人装修等收入,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没有计入国民收入。比如,一个保姆,一个月支付500元,管吃、管住需要花200元,一年东家需要花费8400元,这在农村可以购买多少粪便呢?再比如,一些党政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没有社会化,内部结算。实际上它们提供了服务,但是也没有计入GDP。因此,我认为,国民经济GDP统计中,城市中,特别是服务业中漏算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农村虚报的。<br/><br/>  困惑之二:GDP是要短期的增长,还是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现在考核干部时,主要在他的任期内看GDP的增长速度如何,而GDP的增长也可以短期化。比如,上一些公路项目,搞一些城市广场,上一些开发区,当期的建筑GDP就上去了,任期内GDP增长速度不慢,甚至很快,人均GDP也上升较快。但是,你要是仔细想来,如果没有加工、服务性的企业,光是修路、修广场、上开发区,今年的GDP是上去了,路、广场和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完以后的GDP从哪里来呢?特别是一些地区领导借款修路、搞广场、上开发区基础设施,这一任领导表面上轰轰烈烈,GDP增长速度不慢;但是,下一任领导就要找钱还帐,财政紧张、无钱修路,甚至无钱发工资了。因此,宁可多要一些加工和服务业创造的GDP,而少要一些路、广场、开发区等形成的GDP,特别是借钱形成的GDP。<br/><br/>  困惑之三:是要资本密集型的GDP,还是要劳动密集型的GDP?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有时往往上几个大项目,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人均GDP就可拉上去。比如,有的市,上了大的水电站、钢铁厂等等,这样的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一个企业中相对没有多少劳动者,GDP主要是资本和资源形成的,劳动者的工资性GDP比重较少。所以,一个地区大项目很多,但是,能有多少人因这些大项目而获得工资性收入呢?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许多地区更是这样。如果我们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项目上,从人均GDP上看,也可以将其水平搞上去。但是忽视劳动密集的项目,GDP增长的收益者,只能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的劳动者,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讲,还是要注重劳动者能尽可能参与的GDP增长。<br/><br/>  困惑之四:人均GDP是名义上的人均,还是实际上的人均?人均GDP是一个将GDP总量在一定的统计区域按一定的人口数量分摊的数据,只是一个统计上的结果。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发展经济学家曾经发现,一些国家虽然在多年的发展中,人均GDP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上述收入差距却拉大了,特别是大量的财富为比例较少的人口拥有。发展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18年后,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能缩小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能缩小吗,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能缩小吗?如果不注重和不花大力气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可能人均GDP达到了3000或者3500美元,但是,收入和发展差距很大,我们就不能算建成了小康社会。因此,需要让最广大的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因此,统计的人均GDP,还要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差距较小的人均GDP。<br/><br/>  困惑之五:农民工创造的GDP,应当计入农民工来源地,还是计入农民工输入地?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一谈起人均GDP,眉飞色舞;而四川、河南、重庆、安徽、两湖等地,人均GDP则水平较低。如果从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角度看,许多地区的GDP中有外来农民工的贡献。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我认为要占到20%到35%。在计算人均GDP时,将这些外来工创造的GDP都算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当地人的头上,因为按照常住人口进行计算。而四川、河南等地在计算人均GDP时,这些外出的人口,则还要分摊他们在本省没有出力的GDP,因为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没有被扣除。因此,在谈人均GDP时,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的领导不要太高兴,四川、河南、重庆、安徽、两湖的领导也不要太悲观。农民工输出地区的领导,更要关心有多少人能出去,外出的劳动力拿没有拿到工资,邮回来多少收入;输入地区的领导,则要利用外来工便宜优势,形成自己地区经济的竞争优势。<br/>
  困惑之六:财政投资输入型的GDP,还是社会投资内生型的GDP?财政大规模借居民的债,投资于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设施等等,可以形成GDP;对于一些不发达地区,财政通过国债项目的投资,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包括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性转移支付,都可以形成GDP。但是,这种GDP属于财政投资和转移支付输入性的GDP,而不是社会投资、经济自我繁荣内生的GDP。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社会投资和自我繁荣形成的GDP。只有这种GDP的增长,使国民经济有持久的活力。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需要的是启动民间投资,有许多的创业者投资兴办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而推动GDP持续增长;未来支援西部的发展中,更重要的是帮助西部进行资本积累、吸引社会投资,变输入式的GDP增长为社会投资推动和具有内生活力的GDP增长。<br/><br/>  困惑之七:外部资本形成的GDP,还是内部资本积累形成的GDP?一个绝对的案例是,某一个地区,从国外引进了一家企业,资本全部由外商投资,并且资本有机构成很高,雇佣当地劳动力很少;由于高价进原料和组装件、低价向国外销售,公司在名义上亏损。这样,由于没有利润,中国政府得不到所得税,由于进价太高和出价太低,增值税也少收。于是,GDP的相当部分形成国外这家公司的收入。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中央所属的资源型企业,所得税收属于中央,增值税大部分也是中央的,用当地劳动力也很少,利润属于中央财政。这样的企业,虽然在所属区域内形成了GDP,但是,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受益不大。广东、浙江、黑龙江等比较,可能是三个有差别的例子:由于外商投资较多,广东形成的GDP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汇出省外,甚至国外,成为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国民收入;浙江主要是当地人投资办企业,GDP大部分留在了当地;而黑龙江许多资源型企业是中央办的,GDP的相当部分可能上交中央了。虽然看似黑龙江人均GDP也不少,但是有一部分徒有虚名。当然,外资还是要大力引进,中央投资的项目也要争取,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之根本,还是自身的资本积累。<br/><br/>  困惑之八:GDP增长和人均GDP重要,还是降低失业率重要?有时,关注于GDP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增加就业,甚至会减少就业,造成大量的失业。比如,技术进步、信息化等等,可能都会使GDP的增长速度加快,也会使人均GDP增加。但是,技术进步要替代劳动力,信息化使一些低效率岗位上的劳动者失业。再比如,征用土地,建设交通,改造城市,可能也会增加GDP,但是,由于农民失去耕地,小商小贩失去经营场地,减少就业岗位。还比如,进行结构调整,会增加GDP,但是结构调整要关闭许多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太高,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少,结果是人均GDP增加,但是失业率上升。国家计委有关课题组曾经进行过研究,说增长速度如果是几的话,可以增加多少多少个工作岗位,这是一种简单的算法和天真的想法。我们这几年为什么GDP增长速度不低,而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不能说不与这三个比如有关。<br/><br/>  困惑之九:人均GDP重要,还是社会保障和家庭的经济安全重要?一个社会,如果人均GDP水平很高,但是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些居民退休、生病、失业时,将会陷入困境。我们现在的社会,城市中社会保障的面还不广,统筹范围还较小,一些保障项目还没有建立;而农村中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是一个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他们在城市中提供便宜的劳动力,增加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GDP。但是,等到他们退休时,等到他们生病时,或者等到他们失业时(假如村里的地也没有了),他们由谁保障呢?因此,要调整GDP的分配结构,要将农民工逐步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个既有较高人均GDP水平,又有完善和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br/><br/>  困惑之十:是要一个人均GDP财富较多的社会,还是要一个生态环境优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可以卖资源将人均GDP提高,如石油等资源型地区和国家就可以做到这点。也可以不顾环境污染上项目、上工厂,将污水排放在江河湖海里,将粉尘和废气排放在天空中,生产许多产品和财富,换回收入来;而且将换回来的收入,全部投入生产和消费中,而不舍得投入教育上,这也可以使他们的人民富裕起来。但是,结果可能使生态环境状况极差,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智能技能素质也较低。这样的社会,即使老百姓财富很多,人均GDP水平很高,也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br/><br/>  综上所述,我们考核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地区主要领导的政绩,到底应当考核什么,是单纯GDP增长速度、GDP总量排位、人均GDP水平等指标吗?我认为这很重要,但可能是片面的。更重要和全面的是,应当考核失业率、社会保障水平、入学率、生态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等等。这样才能将过去生产建设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才能将可能造假和做文章给上面看的一些现象,转变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自觉行为,才能将口头上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变成实际行动上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才能真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br/>
<p>           <strong>半吊子干部爱吹GDP</strong></p><p></p><p>  GDP作为一个衡量生产水平的总量指标,本来是个好玩艺儿。哪里的GDP总量大,增长速度快,说明哪里经济活跃,商品增加值积累得快。但是,许多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GDP也没能逃脱此种恶运。有些干部把GDP变成了标榜个人“政绩”的婢女,可以任意打扮和拿捏,把个GDP搞得面目全非,让人看了眼晕。<br/><br/>  那么,究竟是哪些干部爱吹GDP呢?依笔者之观察,主要是半吊子干部在这里作祟。所谓半吊子干部,主要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业绩上不大不小,急于表现;学识上不高不低,半瓶子醋晃荡。这些干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上去了风光无限,下来了如坠深渊,无论是自身利益驱动,还是外部环境使然,他们都很容易走上乱吹GDP的邪路。<br/><br/>  首先,从干部业绩方面来看。那些工作扎实,业绩显著,取得广泛赞誉的干部,凭实力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已经明显胜出,因此,不屑也没有必要靠虚化的GDP数字装点门面。对于他们来说,人为拔高GDP数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边际收益不大,却面临一些道德风险和信誉谴责,边际成本很高。另一类干部,自己业绩一般或较差,所在地区实力又很差,在竞争中没有什么像样的本钱和筹码,又有自知之明,不想干力不从心的强求之事。再说把GDP吹大了,说不定该得的救济款也得不到了,因此,他们一般也不会刻意去吹大GDP。与上述两类人不同,业绩上的半吊子干部,成绩不大还有那么一点,缺点不少但也不那么突出,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位置居中,因此,总想再往前巴结巴结。要凭真本事干吧,又没那两下子,而且非常费力,于是来个走捷径,真实的工作干一点,“形象工程”搞一点,数字泡沫吹一点。这往往就成了他们的选择。<br/><br/>  其次,从干部学识方面来看。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干部,最有可能瞎吹GDP。如果知识渊博,学风正派,他就能弄清GDP的真谛,知道GDP的深浅,不会不着边际地乱吹一通。压根就不懂GDP的人对此也不会有兴趣。就是那些半瓶子醋干部,你要说什么是GDP,他也知道个一鳞半爪,振振有词。但是GDP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科学计算和正确使用这一指标,他们根本就似懂非懂。在他们的观念中,GDP是个绝对的好玩艺,似乎有了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岂不知GDP只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情况,而不能反映质量如何,更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全面情况。在这种干部的主持下,为了增加GDP,可能是拆了建,建了拆,反复折腾;可能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只管今日“政绩”显赫,不管日后洪水滔天。前些年有个地方,为了实现年度GDP增长指标,竟然从9月20日起,宣布大干100天,并且把指标分解到部门和人头,完成者奖,没完成者罚。这种标榜和宣传,除了吹吹牛而已,还能有其他什么功效?<br/><br/>  奉劝那些半吊子干部,不要再瞎吹GDP了,还是从半空中回到地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做点事好。 </p>
不是要改革GDP吗?象GDP应该是给外国人看的,我们看经济多是从多方面考虑的.
<p>我认为不要什么都和西方一样标准。</p><p>要有自己的标准</p>
GDP成了地方官员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