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是举国的春药？《中国新闻周刊》

兴奋剂是举国的春药？
2012-02-14 10:53:54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http://news.163.com/12/0214/10/7Q7GS2IU00012Q9L.html

河南省田径运动员田梦旭，这个曾经的田径冠军成为了又一个因兴奋剂而倒下的运动员。有人称田之嗑药，是因为"上面"要成绩，教练也没办法。其实，在举国体制下金牌被赋予过多意义，成为举国体制的目标和意义，因而对于能带来成绩的兴奋剂，体制的冲动也远大于个人。

检视人类历史，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应属民主德国。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逐渐被揭开了。

根据此后披露的文件，东德制定了名为Staatsplanthema 14.25的兴奋剂项目，计划涉及前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提升运动成绩方面，大部分运动员并不知情。该计划涉及到大约一万到一万二名运动员，国家每年投入大约五百万马克用于兴奋剂研发。主要的研究所FKS有六百名工作人员。仅这一个机构在奥运周期1984年至1988年就开发了21个兴奋剂研究项目。兴奋剂的受害者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高于平均水平。女性受害者流产的风险也更高。若干运动员由于过量服用导致变性，如Andreas Krieger。而据体育科学家估计，至少一千名东德国家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死亡和受到长期伤害，死亡率高达2%。

1984年，中国重归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甚为落后，而当时普遍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先天的条件，后天的努力，还离不开体育科学，鲁道夫正是祭出了"科学"的大旗，将将所谓的"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还有至今不承认但是已经默认的第三大法宝"兴奋剂"引入中国。

而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一时之间，很多体育类报刊都开始报道鲁道夫，并对这位洋医生的"先进管理"和"先进训练"手段推崇倍至。引进中国的前东德人才当然不止鲁道夫一人，据报道，此前曾参与"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的海尔格·非福(Helga Pfeiffer)在东德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此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在中国体育刚刚开始起步的那个年代，用兴奋剂取得好成绩是国内体育圈的潜规则。据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回忆，1989年体委开会讨论兴奋剂时，有人就明确在会上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不是反兴奋剂而生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

为了应对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开始组建兴奋剂检测中心，1989年兴奋剂检测中心通过国际奥会为考试成为被认可的实验室。但80年代末中央政府每年拨给体育部门的预算只有两亿人民币(约4000万新元)，分配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已经捉襟见肘，要想加强检测也是有心无力，1990年中国的兴奋剂检查数量仅占全世界的0.23%。即使如此，在兴奋剂检测中心启用后的93年全运会，便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共检测出13例阳性。

1994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剂丑闻。这一年本该是中国游泳的丰收年，在此前的意大利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以16枚金牌总数打败美国，首次获得金牌第一。10月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将3/4的游泳金牌收归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囊中，堪称中国体坛盛世，但关于中国选手使用"兴奋剂"也开始不胫而走。为了查明真相，国际泳联破例进行了飞行抽查。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担任抽查的国际泳联医学委员武藤芳照解释说，"也选择了其它国家的部分运动员，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运动员。"

广岛亚运会开幕前3天，抽查了包括16名中国运动员在内的29名运动员，结果发现11人名中国选手使能增强肌肉能力的用兴奋剂，这11人中游泳选手七名，田径两名，赛艇和自行车各一名，其中9人是亚运会冠军。中国官方对外宣称这样大规模的服药事件是"属于个别运动员的个别行为"，但中国队仍然成为了药物的代名词。

1999年中国兴奋剂组织对所有可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了药检(实际上持续到了2000年)，对所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血检，这绝对是本年度药检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仅血检，估计中国将额外花费数千万人民币，而国际奥委会不过仅仅进行了十几例血检。为迎接奥的这一轮大检查，打倒了传奇的"马家军"。

当时"马家军"在多巴基地突然被撤下，并爆出兴奋剂丑闻。此后虽然马俊仁明确表示没有使用兴奋剂，并以运动员生病为由开脱。但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退休后在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明确披露，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中，"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 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

举重也是中国兴奋剂的重灾区。2004年3月，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到宁夏"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宁夏举重队被查出3例阳性，运动员马文华、丁海峰、孙艳均服用违禁药物大力补(类固醇)，分别被停赛2年、罚款4千元。他们的教练王成继受到重罚，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罚款1万元。宁夏举重队被停赛1年、罚款6万元。2005年，湖北省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兴奋剂事件曝光，6名运动员在教练刘少军组织下集体使用违禁药物。

此后，宁夏举重队教练王成继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使用兴奋剂是普遍现象，导致宁夏队出事的大力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但现在已经落伍。"，而自己之所以被查可能是"被人放暗枪"。王成继精辟的对媒体总结道，"很多东西知道不好，但是你离不开它，生活的道理也就是这样。"不难想象，中国体育圈的道理也就是这样。

举国体制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事关运动员本身的事业发展，更是体育部门方方面面的考核标准，决定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政绩和仕途。出于利益关联，其实体育部门自身也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引导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加之我们国家对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这样收益高风险低的推动自然成为了积极鼓励运动员服药的一股最重要动力。哪怕运动员自身原本并没有多少服药的想法，也可能在"上面"的种种明示和暗示之下步入歧途。

通常兴奋剂被查出后，仅仅会对一线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作出相关的禁赛处罚决定。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就是运动生涯的结束。1994年的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包括游泳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吕彬、杨爱华、乐滢、周官彬在94年亚运会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被停赛两年。除去 熊国鸣此后还取得冠军，其他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最终也将由运动员个体来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来推脱，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对比体育运动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虽然也有大量人员服用兴奋剂，但是在是否服药的问题上，决定权永远掌握在运动员自己手中。但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虽然表面上表面上通过服用禁药来换取竞赛成绩，似乎同时符合运动员、教练员和政府部门的利益，但实际上各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并不对等。

这次田梦旭"被服药"事件暴露后，有人称田的真正教练是著名的"药师"王德显。王德显是著名的长跑马拉松教练，曾培养出栗娟、黎叶梅、艾冬梅、孙英杰和邢慧娜等著名选手，但因其弟子孙英杰的药剂禁事件，王德显被取消教练资格，并被称为"药师"。

然而虽然被禁赛，却在2005年被终身禁赛之后的数年里，多次"现身"疑似禁药事件中，关于他"禁赛不禁练"，照样拿训练费帮有关省市队培养队员的消息，多年来一直没断过。很显然，类似于"药师"王德显这样的名教练，毕竟是货真价实培养出了如奥运冠军邢慧娜和世界冠军孙英杰、白雪这样的运动员。而金牌成绩带来的诱惑显然让"教练资格"没那么重要，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呢?所以王德显被禁赛后依然"不缺队员不缺经费"，也难怪被人认为是田梦旭" 被服药"事件的关系人。


中国的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与中国的民族尊严高度相关，而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绩更被看做体育部门的最重要任务。中国整个体育部门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毕竟，使用兴奋剂成功的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子。李承鹏甚至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但其实发展体育更重要的是推广体育运动，建设更多的民用体育场地，然而这些显然早早被相关部门抛于脑后，让位于民族大义和为国争光了。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兴奋剂是举国的春药？
2012-02-14 10:53:54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http://news.163.com/12/0214/10/7Q7GS2IU00012Q9L.html

河南省田径运动员田梦旭，这个曾经的田径冠军成为了又一个因兴奋剂而倒下的运动员。有人称田之嗑药，是因为"上面"要成绩，教练也没办法。其实，在举国体制下金牌被赋予过多意义，成为举国体制的目标和意义，因而对于能带来成绩的兴奋剂，体制的冲动也远大于个人。

检视人类历史，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应属民主德国。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逐渐被揭开了。

根据此后披露的文件，东德制定了名为Staatsplanthema 14.25的兴奋剂项目，计划涉及前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提升运动成绩方面，大部分运动员并不知情。该计划涉及到大约一万到一万二名运动员，国家每年投入大约五百万马克用于兴奋剂研发。主要的研究所FKS有六百名工作人员。仅这一个机构在奥运周期1984年至1988年就开发了21个兴奋剂研究项目。兴奋剂的受害者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高于平均水平。女性受害者流产的风险也更高。若干运动员由于过量服用导致变性，如Andreas Krieger。而据体育科学家估计，至少一千名东德国家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死亡和受到长期伤害，死亡率高达2%。

1984年，中国重归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甚为落后，而当时普遍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先天的条件，后天的努力，还离不开体育科学，鲁道夫正是祭出了"科学"的大旗，将将所谓的"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还有至今不承认但是已经默认的第三大法宝"兴奋剂"引入中国。

而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一时之间，很多体育类报刊都开始报道鲁道夫，并对这位洋医生的"先进管理"和"先进训练"手段推崇倍至。引进中国的前东德人才当然不止鲁道夫一人，据报道，此前曾参与"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的海尔格·非福(Helga Pfeiffer)在东德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此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在中国体育刚刚开始起步的那个年代，用兴奋剂取得好成绩是国内体育圈的潜规则。据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回忆，1989年体委开会讨论兴奋剂时，有人就明确在会上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不是反兴奋剂而生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

为了应对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开始组建兴奋剂检测中心，1989年兴奋剂检测中心通过国际奥会为考试成为被认可的实验室。但80年代末中央政府每年拨给体育部门的预算只有两亿人民币(约4000万新元)，分配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已经捉襟见肘，要想加强检测也是有心无力，1990年中国的兴奋剂检查数量仅占全世界的0.23%。即使如此，在兴奋剂检测中心启用后的93年全运会，便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共检测出13例阳性。

1994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剂丑闻。这一年本该是中国游泳的丰收年，在此前的意大利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以16枚金牌总数打败美国，首次获得金牌第一。10月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将3/4的游泳金牌收归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囊中，堪称中国体坛盛世，但关于中国选手使用"兴奋剂"也开始不胫而走。为了查明真相，国际泳联破例进行了飞行抽查。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担任抽查的国际泳联医学委员武藤芳照解释说，"也选择了其它国家的部分运动员，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运动员。"

广岛亚运会开幕前3天，抽查了包括16名中国运动员在内的29名运动员，结果发现11人名中国选手使能增强肌肉能力的用兴奋剂，这11人中游泳选手七名，田径两名，赛艇和自行车各一名，其中9人是亚运会冠军。中国官方对外宣称这样大规模的服药事件是"属于个别运动员的个别行为"，但中国队仍然成为了药物的代名词。

1999年中国兴奋剂组织对所有可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了药检(实际上持续到了2000年)，对所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血检，这绝对是本年度药检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仅血检，估计中国将额外花费数千万人民币，而国际奥委会不过仅仅进行了十几例血检。为迎接奥的这一轮大检查，打倒了传奇的"马家军"。

当时"马家军"在多巴基地突然被撤下，并爆出兴奋剂丑闻。此后虽然马俊仁明确表示没有使用兴奋剂，并以运动员生病为由开脱。但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退休后在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明确披露，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中，"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 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

举重也是中国兴奋剂的重灾区。2004年3月，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到宁夏"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宁夏举重队被查出3例阳性，运动员马文华、丁海峰、孙艳均服用违禁药物大力补(类固醇)，分别被停赛2年、罚款4千元。他们的教练王成继受到重罚，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罚款1万元。宁夏举重队被停赛1年、罚款6万元。2005年，湖北省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兴奋剂事件曝光，6名运动员在教练刘少军组织下集体使用违禁药物。

此后，宁夏举重队教练王成继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使用兴奋剂是普遍现象，导致宁夏队出事的大力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但现在已经落伍。"，而自己之所以被查可能是"被人放暗枪"。王成继精辟的对媒体总结道，"很多东西知道不好，但是你离不开它，生活的道理也就是这样。"不难想象，中国体育圈的道理也就是这样。

举国体制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事关运动员本身的事业发展，更是体育部门方方面面的考核标准，决定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政绩和仕途。出于利益关联，其实体育部门自身也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引导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加之我们国家对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这样收益高风险低的推动自然成为了积极鼓励运动员服药的一股最重要动力。哪怕运动员自身原本并没有多少服药的想法，也可能在"上面"的种种明示和暗示之下步入歧途。

通常兴奋剂被查出后，仅仅会对一线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作出相关的禁赛处罚决定。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就是运动生涯的结束。1994年的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包括游泳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吕彬、杨爱华、乐滢、周官彬在94年亚运会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被停赛两年。除去 熊国鸣此后还取得冠军，其他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最终也将由运动员个体来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来推脱，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对比体育运动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虽然也有大量人员服用兴奋剂，但是在是否服药的问题上，决定权永远掌握在运动员自己手中。但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虽然表面上表面上通过服用禁药来换取竞赛成绩，似乎同时符合运动员、教练员和政府部门的利益，但实际上各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并不对等。

这次田梦旭"被服药"事件暴露后，有人称田的真正教练是著名的"药师"王德显。王德显是著名的长跑马拉松教练，曾培养出栗娟、黎叶梅、艾冬梅、孙英杰和邢慧娜等著名选手，但因其弟子孙英杰的药剂禁事件，王德显被取消教练资格，并被称为"药师"。

然而虽然被禁赛，却在2005年被终身禁赛之后的数年里，多次"现身"疑似禁药事件中，关于他"禁赛不禁练"，照样拿训练费帮有关省市队培养队员的消息，多年来一直没断过。很显然，类似于"药师"王德显这样的名教练，毕竟是货真价实培养出了如奥运冠军邢慧娜和世界冠军孙英杰、白雪这样的运动员。而金牌成绩带来的诱惑显然让"教练资格"没那么重要，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呢?所以王德显被禁赛后依然"不缺队员不缺经费"，也难怪被人认为是田梦旭" 被服药"事件的关系人。


中国的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与中国的民族尊严高度相关，而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绩更被看做体育部门的最重要任务。中国整个体育部门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毕竟，使用兴奋剂成功的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子。李承鹏甚至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但其实发展体育更重要的是推广体育运动，建设更多的民用体育场地，然而这些显然早早被相关部门抛于脑后，让位于民族大义和为国争光了。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