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市长任美国市长助理后的感受-->清风自在转移

一位中国市长任美国市长助理后的感受
    纽海文市市长曾问我：“你在中国干过市长，与我在工作内容上有什么区别?”我坦诚地说：“最大区别是你好像不太管经济。”
    我在寿光当市长期间，主抓经济工作。财政增收、企业盈亏、群众生产和增收、民营经济等等，都要一一去管。而我感到纽海文市长更多的是在忙教育、环境的事，以及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是不是美国的市长都不太关心经济，在经济上投放的精力不多?”
    “你问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我不关心经济，也不能说我们政府关注经济。不知你注意没有，第一，我们纽海文市是美国珠宝店最多的城市；第二，美国500强企业中总部坐落在康州的最多，纽海文也不少；第三，我们这个城市食品是全美最低的，我们有一支很好的治安队伍。珠宝商最怕抢，最关注治安状况。为什么大公司总部愿设在纽海文市?因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这包括环保、交通、居住、治安等多种发展环境。”
    这给我很大启发：他们是在通过优化发展环境间接促进经济繁荣，而不是直接插手企业。相比之下，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抓经济事无巨细，管了不该管的事，结果吃力不讨好。
    回想自己在寿光当市长期间的经历，可谓经验和教训都有。当时，市党政领导一班人大力营造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在全国树立起了“寿光蔬菜”的品牌。应当说，在市场改革初期，这些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然，回过头来看，也干了一些带有浓厚计划指令色彩的事情。当时，上级号召种棉花。我们这些市领导积极响应，除了全力发动群众种植外，还一块地一块地察看，一棵也不能少。有的乡镇甚至出台土政策，谁家不种棉孩子就不让上学。可农民就是不愿种棉花，千方百计应付上级检查。后来，棉花放开了，农民种棉反而有了积极性。
    在此之前，寿光市政府曾号召靠近渤海湾的挖沙池养虾。领导人强力推行，建设场面浩浩荡荡，耗资巨大，实际效益却很差，惹得百姓怨声载道。原因是海潮涌上来后，很快将费尽财力物力修筑的海坝冲刷干净。这样连续二三年，挖沙池养虾工程就没人提了。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就是靠“两只手”调节。美国大萧条时期暴露了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市场调节功能失灵，空前的灾难摧残着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通过“罗斯福新政”的有效干预，美国建立了社会安全网，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同时，美国还建立了保护弱势产业——农业的保障体系，通过限产、限售、价格支持、金融扶助解决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农场主收入不稳定的问题。
    我在美国纽海文市当“市长助理”的几个月里，从未见市长到企业视察，只参加过一次中小企业产品博览会，是由当地中小企业协会组织的，不用政府掏一分钱，市长解释说，政府与企业的差异必须明确。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属于“服务业”。
    在国内，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而国有资产在众多企业中都存在，因此政府很容易干预企业的管理事务。既然是出资人，不参与企业管理也不现实，这是我国改革转轨期特有的国情，但关键是怎样管。
    在临沂市当市长期间，我发现政府领导干部“包企业”被当作“经验”，一些领导干部三天两头往所包企业跑，对企业发展指手画脚，实不知“做官的”能比得上“做企业的”高明?官员成了人家的“太上皇”，必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也容易滋生腐败。为此，市里坚决制止了“干部包企业”之风，要求主管经济的领导干部由过去抓具体项目，改为对经济战略、支柱产业、行业规划、政策服务的研究。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我提出按行业成立工业、城建、交通运输、行政事务四大国资经营公司，对国有及国有参股企业按资产比例实施有限监管，政府领导不再“越位”插手企业事务。但改革阻力较大。临沂市区日需水15万吨，现有水厂日供水只有8万吨。投资一个新水厂需3亿元，政府拿不起钱。我听说市自来水公司竟然还是事业体制，便提出改制为企业，对外招商合作，收回资金建新水厂。但自来水公司不愿丢掉“事业单位”的帽子，而外商则不愿与一个“事业单位”签订投资合同，使项目进展缓慢。从这件事上，我看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根深蒂固，下决心“不换思想就换人”。
    在纽海文市政大楼里，我每天都看到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然后封存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一律换用公车，下班时，他又开着私车回家。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
    担任纽海文“市长助理”之前，本以为美国的官员开会少，其实不然。当“市长助理”第二天，我随市长一同活动，一天时间几乎都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中度过。但感觉他们的会议简朴高效。
    第一个会是讨论如何从联邦和州政府争取更多资金，与会人员是各相关行业的代表。这个会结束时我们吃午餐，而市长还要去开另一个会。下午2点，每周雷打不动的市长办公会又准时举行。由于没来得及吃午餐，市长一面主持会议，一面吃着快餐，气氛显得很轻松。
    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市长拿出一个沙漏，向与会者宣布：“每人发言不得超过8分钟!”有人8分钟没讲完，市长就不客气地指指沙漏打断说：“对不起，规定时间到。请下一位讲。”我还发现，一个会结束时，市长很少做什么长篇总结，这与国内地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很不同。
    一天下午，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每年评出的优秀警察颁奖，仪式很简单。先是由警察局长介绍两位优秀警察的事迹，市长向两位警察分别颁发了奖牌后，大家一起举手宣誓，活动即告结束。参加的人员只有警察局局长、市长办公室的公务员和几名新闻记者。
    万圣节是美国人装神弄鬼的特大节日(鬼节)。这天，纽海文市举行庆祝游行，在狂欢的人流中，可以看到戴着面具的市政府官员们。市长身着戏装走在最前面。
    几个月里，我发现市长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和医院，有些很小的会市长都参加，如肺病防治的会，这样的会对国内市长来说常常是“不重要的”。比较起来，我在国内当市长最常去的是企业和农村，每次下去都会被当作“视察”或“检查”，所到之处，陪同的干部一级挨一级，老百姓较少有机会和市长“零距离”接触、交流。在国内，有一年“六一”节，我参加了一家幼儿园的开园活动。有些人就不太理解，总觉得“不是市长该干的事”。其实，“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密切联系上级”，主要是缺乏“平民”意识和务实作风，根子在于没有建立对上、对下“双向负责”的地方政府运作机制。
    在纽海文市担任“市长助理”期间，其地方财政收入的强盛和独特的支出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巨额财政支出中，接近60%是社会保障类，其干部工资支出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点与我们精减机构冗员、转变工作职能、完善社保体制、扶助弱势群体的政府改革要求大体是一致的。
    美国纽海文市，只有12.4万人，年财政收入却高达3亿多美元。与纽海文市相邻的哈姆顿市，是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年财政收入也高达1.13亿美元。相比之下，国内中小城市的财政收入水平要低得多。我当过市长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是山东较富裕的县级市，人口多达100万，但其财政收入也就相当于5万人口的哈姆顿市。
    据纽海文市市长介绍，从财政支出结构上可以看出政府职能的影子。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把美国财政归纳为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目前，社会保障、公民保健、医疗照顾、收入保障支出是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一般接近总支出的60%；此外是国防、利息、国际事务和其他支出。同样，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各级财政支出中，最大的开支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其次是教育支出，第三是利息支出，第四是公共福利支出。这使美国的国家概念对一般公民而言，最突出的一是纳税，第二就是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政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在美国，各级政府都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中央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控制地方，这在税制划分上有明显体现。联邦政府主要收取所得税(公民有收入即需交税)，州政府主要收取消费税(或销售税)，地方政府主要收取财产税(这一税种相对固定，增收空间相对较小)，联邦财政收入一般占到70%左右，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力很强。纽海文市，联邦每年予以的财政转移支付有3亿美元，相当于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水平，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如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投入。在我担任“市长助理”的几个月里，纽海文市政府曾几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更多地争取联邦财政支持。
    我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集中的财力比重也较大，但由于财政供养人员多，带有明显的“吃饭财政”色彩，其支出主要是工资发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保障类支出占比例较小。至于地市、县区、乡镇等基层地方财政，其支出结构更主要是保工资。当然，这种状况正在机构改革中得到改善。
    回头看看我们的临沂市，有900多万人，去年全市可支配财力为49亿元。尽管全市机关事业编制已经封口，3年来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但财政供养人员仍有21万，主要是教师和公职人员，其工资性支出占可支配财力的80%。尽管如此，市里去年仍挤出约10亿元的财力用于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企业技改投入(主要是项目贷款贴息)、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社会保障投入。而且，社会保障支出近两年来实现翻番增长，去年达到了4亿元。
    在美国纽海文市，政府规定：有连续5次寻找工作不成的记录才可获准加入“低保”，政府不养懒汉。相对来讲，我国“应保尽保”的“低保”政策还是宽松的，而且这项政策最基层的落实者是社区居委会。据调查，临沂市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约有10万人，其中5万人为登记失业者。市里利用中央和省级政策支持，已安排7.1万人加入“低保”范围，另有5400名下岗职工按“三三制”(政府、企业、个人)受到扶助。
    在纽海文市学习期间，我发现美国之所以能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支出，除了经济实力强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政府层级较少、机构轻灵。美国政府层级一般只有联邦、州、市3级。其余大都是行业或区域协会自律组织。
    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层级较多，从中央、省到地市、县、乡镇至少5级，如果加上副省级城市和介于乡镇、村之间的管理区，一些地方的层级就更多了。
    上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曾普遍存在相当于我国地市一级的政府组织，之后逐渐被类似“联合会”、“论坛”等非官方组织所代替。我所在的纽海文市，市长经常参加大纽海文发展圈论坛，市长们共同讨论区域发展战略。
    在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多次，但都是同一级政府内设机构的撤并或新建，是一种“平面式”改革；涉及政府层级减少的“立体式”改革还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减了又增”怪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存在历史最长的地方政府层级是县，其次是省。从现实情况看，改革余地最次的是“地市”和“乡镇”两级，一些专家主张撤掉“地市”一级政府，不能说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减少审批环节。至于“副省级”城市，设立的必要更不大。
    临沂市有250个乡镇，近两年来，市政府按区域发展要求撤并了70个，政府减少了财政支出，老百姓减轻了税费负担，大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一位中国市长任美国市长助理后的感受
    纽海文市市长曾问我：“你在中国干过市长，与我在工作内容上有什么区别?”我坦诚地说：“最大区别是你好像不太管经济。”
    我在寿光当市长期间，主抓经济工作。财政增收、企业盈亏、群众生产和增收、民营经济等等，都要一一去管。而我感到纽海文市长更多的是在忙教育、环境的事，以及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是不是美国的市长都不太关心经济，在经济上投放的精力不多?”
    “你问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我不关心经济，也不能说我们政府关注经济。不知你注意没有，第一，我们纽海文市是美国珠宝店最多的城市；第二，美国500强企业中总部坐落在康州的最多，纽海文也不少；第三，我们这个城市食品是全美最低的，我们有一支很好的治安队伍。珠宝商最怕抢，最关注治安状况。为什么大公司总部愿设在纽海文市?因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这包括环保、交通、居住、治安等多种发展环境。”
    这给我很大启发：他们是在通过优化发展环境间接促进经济繁荣，而不是直接插手企业。相比之下，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抓经济事无巨细，管了不该管的事，结果吃力不讨好。
    回想自己在寿光当市长期间的经历，可谓经验和教训都有。当时，市党政领导一班人大力营造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在全国树立起了“寿光蔬菜”的品牌。应当说，在市场改革初期，这些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然，回过头来看，也干了一些带有浓厚计划指令色彩的事情。当时，上级号召种棉花。我们这些市领导积极响应，除了全力发动群众种植外，还一块地一块地察看，一棵也不能少。有的乡镇甚至出台土政策，谁家不种棉孩子就不让上学。可农民就是不愿种棉花，千方百计应付上级检查。后来，棉花放开了，农民种棉反而有了积极性。
    在此之前，寿光市政府曾号召靠近渤海湾的挖沙池养虾。领导人强力推行，建设场面浩浩荡荡，耗资巨大，实际效益却很差，惹得百姓怨声载道。原因是海潮涌上来后，很快将费尽财力物力修筑的海坝冲刷干净。这样连续二三年，挖沙池养虾工程就没人提了。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就是靠“两只手”调节。美国大萧条时期暴露了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市场调节功能失灵，空前的灾难摧残着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通过“罗斯福新政”的有效干预，美国建立了社会安全网，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同时，美国还建立了保护弱势产业——农业的保障体系，通过限产、限售、价格支持、金融扶助解决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农场主收入不稳定的问题。
    我在美国纽海文市当“市长助理”的几个月里，从未见市长到企业视察，只参加过一次中小企业产品博览会，是由当地中小企业协会组织的，不用政府掏一分钱，市长解释说，政府与企业的差异必须明确。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属于“服务业”。
    在国内，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而国有资产在众多企业中都存在，因此政府很容易干预企业的管理事务。既然是出资人，不参与企业管理也不现实，这是我国改革转轨期特有的国情，但关键是怎样管。
    在临沂市当市长期间，我发现政府领导干部“包企业”被当作“经验”，一些领导干部三天两头往所包企业跑，对企业发展指手画脚，实不知“做官的”能比得上“做企业的”高明?官员成了人家的“太上皇”，必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也容易滋生腐败。为此，市里坚决制止了“干部包企业”之风，要求主管经济的领导干部由过去抓具体项目，改为对经济战略、支柱产业、行业规划、政策服务的研究。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我提出按行业成立工业、城建、交通运输、行政事务四大国资经营公司，对国有及国有参股企业按资产比例实施有限监管，政府领导不再“越位”插手企业事务。但改革阻力较大。临沂市区日需水15万吨，现有水厂日供水只有8万吨。投资一个新水厂需3亿元，政府拿不起钱。我听说市自来水公司竟然还是事业体制，便提出改制为企业，对外招商合作，收回资金建新水厂。但自来水公司不愿丢掉“事业单位”的帽子，而外商则不愿与一个“事业单位”签订投资合同，使项目进展缓慢。从这件事上，我看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根深蒂固，下决心“不换思想就换人”。
    在纽海文市政大楼里，我每天都看到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然后封存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一律换用公车，下班时，他又开着私车回家。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
    担任纽海文“市长助理”之前，本以为美国的官员开会少，其实不然。当“市长助理”第二天，我随市长一同活动，一天时间几乎都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中度过。但感觉他们的会议简朴高效。
    第一个会是讨论如何从联邦和州政府争取更多资金，与会人员是各相关行业的代表。这个会结束时我们吃午餐，而市长还要去开另一个会。下午2点，每周雷打不动的市长办公会又准时举行。由于没来得及吃午餐，市长一面主持会议，一面吃着快餐，气氛显得很轻松。
    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市长拿出一个沙漏，向与会者宣布：“每人发言不得超过8分钟!”有人8分钟没讲完，市长就不客气地指指沙漏打断说：“对不起，规定时间到。请下一位讲。”我还发现，一个会结束时，市长很少做什么长篇总结，这与国内地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很不同。
    一天下午，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每年评出的优秀警察颁奖，仪式很简单。先是由警察局长介绍两位优秀警察的事迹，市长向两位警察分别颁发了奖牌后，大家一起举手宣誓，活动即告结束。参加的人员只有警察局局长、市长办公室的公务员和几名新闻记者。
    万圣节是美国人装神弄鬼的特大节日(鬼节)。这天，纽海文市举行庆祝游行，在狂欢的人流中，可以看到戴着面具的市政府官员们。市长身着戏装走在最前面。
    几个月里，我发现市长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和医院，有些很小的会市长都参加，如肺病防治的会，这样的会对国内市长来说常常是“不重要的”。比较起来，我在国内当市长最常去的是企业和农村，每次下去都会被当作“视察”或“检查”，所到之处，陪同的干部一级挨一级，老百姓较少有机会和市长“零距离”接触、交流。在国内，有一年“六一”节，我参加了一家幼儿园的开园活动。有些人就不太理解，总觉得“不是市长该干的事”。其实，“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密切联系上级”，主要是缺乏“平民”意识和务实作风，根子在于没有建立对上、对下“双向负责”的地方政府运作机制。
    在纽海文市担任“市长助理”期间，其地方财政收入的强盛和独特的支出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巨额财政支出中，接近60%是社会保障类，其干部工资支出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点与我们精减机构冗员、转变工作职能、完善社保体制、扶助弱势群体的政府改革要求大体是一致的。
    美国纽海文市，只有12.4万人，年财政收入却高达3亿多美元。与纽海文市相邻的哈姆顿市，是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年财政收入也高达1.13亿美元。相比之下，国内中小城市的财政收入水平要低得多。我当过市长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是山东较富裕的县级市，人口多达100万，但其财政收入也就相当于5万人口的哈姆顿市。
    据纽海文市市长介绍，从财政支出结构上可以看出政府职能的影子。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把美国财政归纳为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目前，社会保障、公民保健、医疗照顾、收入保障支出是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一般接近总支出的60%；此外是国防、利息、国际事务和其他支出。同样，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各级财政支出中，最大的开支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其次是教育支出，第三是利息支出，第四是公共福利支出。这使美国的国家概念对一般公民而言，最突出的一是纳税，第二就是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政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在美国，各级政府都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中央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控制地方，这在税制划分上有明显体现。联邦政府主要收取所得税(公民有收入即需交税)，州政府主要收取消费税(或销售税)，地方政府主要收取财产税(这一税种相对固定，增收空间相对较小)，联邦财政收入一般占到70%左右，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力很强。纽海文市，联邦每年予以的财政转移支付有3亿美元，相当于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水平，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如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投入。在我担任“市长助理”的几个月里，纽海文市政府曾几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更多地争取联邦财政支持。
    我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集中的财力比重也较大，但由于财政供养人员多，带有明显的“吃饭财政”色彩，其支出主要是工资发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保障类支出占比例较小。至于地市、县区、乡镇等基层地方财政，其支出结构更主要是保工资。当然，这种状况正在机构改革中得到改善。
    回头看看我们的临沂市，有900多万人，去年全市可支配财力为49亿元。尽管全市机关事业编制已经封口，3年来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但财政供养人员仍有21万，主要是教师和公职人员，其工资性支出占可支配财力的80%。尽管如此，市里去年仍挤出约10亿元的财力用于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企业技改投入(主要是项目贷款贴息)、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社会保障投入。而且，社会保障支出近两年来实现翻番增长，去年达到了4亿元。
    在美国纽海文市，政府规定：有连续5次寻找工作不成的记录才可获准加入“低保”，政府不养懒汉。相对来讲，我国“应保尽保”的“低保”政策还是宽松的，而且这项政策最基层的落实者是社区居委会。据调查，临沂市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约有10万人，其中5万人为登记失业者。市里利用中央和省级政策支持，已安排7.1万人加入“低保”范围，另有5400名下岗职工按“三三制”(政府、企业、个人)受到扶助。
    在纽海文市学习期间，我发现美国之所以能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支出，除了经济实力强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政府层级较少、机构轻灵。美国政府层级一般只有联邦、州、市3级。其余大都是行业或区域协会自律组织。
    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层级较多，从中央、省到地市、县、乡镇至少5级，如果加上副省级城市和介于乡镇、村之间的管理区，一些地方的层级就更多了。
    上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曾普遍存在相当于我国地市一级的政府组织，之后逐渐被类似“联合会”、“论坛”等非官方组织所代替。我所在的纽海文市，市长经常参加大纽海文发展圈论坛，市长们共同讨论区域发展战略。
    在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多次，但都是同一级政府内设机构的撤并或新建，是一种“平面式”改革；涉及政府层级减少的“立体式”改革还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减了又增”怪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存在历史最长的地方政府层级是县，其次是省。从现实情况看，改革余地最次的是“地市”和“乡镇”两级，一些专家主张撤掉“地市”一级政府，不能说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减少审批环节。至于“副省级”城市，设立的必要更不大。
    临沂市有250个乡镇，近两年来，市政府按区域发展要求撤并了70个，政府减少了财政支出，老百姓减轻了税费负担，大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