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贺龙、萧克因便水战斗而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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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离开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湘鄂川黔苏区，全军13个团近1.7万人开始西征突围，准备到湘黔边境开辟新的根据地。
11月20日夜，红二、六军团强渡冲破国军沿澧水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经过连续行军150余里的兼程奔袭，于21日进至沅江北岸，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又突破了国军的第二道沅江防线。
其后，红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展开，相继控制了溆浦、辰溪、新化、涟源等湖南中西部地区，不但筹得了很多粮款，还扩红3、4千新兵。国民党军“围剿”行营代总指挥陈诚大急，急调樊嵩甫纵队4个师、李觉纵队3个师为追剿主力，在红军后面衔尾急追；同时调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进至沅江西岸实施堵击；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并作为预备队；孙连仲和徐源泉部则进驻湘鄂川黔苏区，清剿留守苏区的红18师并防御贺萧主力返回。陈诚的意图是东西夹击，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在沅江和资江之间消灭。
李觉纵队3个师追击速度很快，已突出在前。然而红二、六军团为扩红筹款将部队洒得过散，一时未及收拢，失掉了集中兵力歼击李觉纵队的战机。等贺龙、萧克等人反应过来，樊嵩甫纵队4个师已紧跟了上来。贺龙、萧克立即集中3个主力师转到樊嵩甫纵队右翼，准备实施侧击。但是樊嵩甫纵队行军速度很快，已冲过了红二、六军团的预设战场。这样一来，樊嵩甫纵队、李觉纵队就已深入红二、六军团开辟的新区，双方有形成主力决战之势。此时，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正从西面扑过来，东面的汤恩伯纵队也离开长沙向红二、六军团侧翼迂回，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局面，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决定按预定计划向湘黔边境转移，准备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为迷惑敌人，决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运动中疲惫和摆脱敌人。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新占地区，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一副东渡资江的架势。当国民党军上当围拢过来后，红二、六军团突然转头向西，迎头猛攻陶广纵队第62师，以打开西进道路。由于国军重兵密集，攻击未果，红军伤亡300多人，红5师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贺龙、萧克即令改向南进，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乘竹筏渡过巫水，再掉头北进。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红军披星戴月，在崇山峻岭间的小道上飞奔急进。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将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全都甩到了身后。随后，全军转入短暂休整。
此时樊嵩甫、郭汝栋纵队已离红二、六军团较远，汤恩伯纵队停止了追击，紧跟上来的只有李觉、陶广纵队，其中李觉纵队章亮基第16师两个旅已呈孤军突出之势。针对这一敌情，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等军团领导开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抓住章亮基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组织便水战斗，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第16师，为在湘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有利局面。据此制定了作战部署：集中红二军团的红4、红6师，红六军团的红16、红17师于晃县、芷江交界地区；以红六军团担任正面主攻，迎击渡过沅江西进的章亮基师；红二军团则迂回到章师背后切断便水渡口，将跟在其后面约有一天路程的李觉纵队第19师、第63师隔在沅江以东；尔后形成两面夹击，关门打狗之势，一举吃掉章亮基师。
1936年1月5日下午14时后，紧追红军的章亮基师先头第47旅先遣队发现了红六军团设下的埋伏，当即停步不前。该旅后续主力两个团也正加速追赶过来。萧克、王震判断原计划伏击敌人已不能实现，决定抓住战机，乘敌人立足未稳、兵力尚未展开之时，以猛烈攻击将敌压入三里桥、新店坪一带的开阔地域，再行歼灭。于是指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正面猛烈出击，与敌第47旅展开激战。章亮基闻讯后，急忙督率第46旅也渡过沅江接近战场。这时红二军团加入战斗，以红4师向敌薄弱的右翼出击，威胁敌后方，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阻击援敌；红6师则迂回到第47旅93团右翼，从上坪与新店坪之间猛插进去，将敌拦腰斩断，配合正面部队夹击歼灭敌第47旅。
红二军团打响后，红4师急急赶到新店坪西北侧时，却与紧急赶到战场的章师第46旅95团遭遇。敌95团抢占了附近制高点据险抵抗，双方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了深夜。1月6日凌晨，当敌95团支持不住即将崩溃之际，李觉纵队第19师两个旅已从便水渡口过江进至新店坪一带，及时加入战斗，接替了敌95团的防线。红4师连续猛攻未果，与敌形成对峙。激战中，红4师参谋长金承忠和11团团长覃耀楚皆光荣牺牲。由于进攻受阻，红4师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便水渡口，成为了战局逆转的重要因素。
另一路红6师出击后，以极其迅速的动作迂回到了第47旅93团右翼。趁敌人被正面的红六军团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举从上坪与的新店坪接合部突入进去，准备从后面夹攻第47旅。不料，敌第46旅92团突然出现，拼死抵住了红6师的进攻，双方也形成了对峙。
这样打下来，红二、六军团预定的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伏击战在各处都打成了僵持局面。双方不顾大雪路滑彻夜激战，来回拉锯，均伤亡严重。打到1月6日午后，红六军团第17师51团经连续突击击溃了敌第19师一部，插入敌纵深，抄袭敌主阵地的后侧新店坪、便水一带，切断上坪、新店坪之敌的联络，使敌军第16师、第19师主力陷入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主力趁势从正面和侧翼发动猛攻，又歼敌一部，敌主阵地已呈动摇之势。敌第19师困兽犹斗，组织兵力向红51团发动猛烈反扑。红51团由于孤军深入，后方预备队没有及时跟上，一时攻势受挫。关键时刻，李觉纵队第63师一部又从便水渡口过江增援上来，红51团未能挡住敌生力军袭击，伤亡较大，只好退回原阵地，与敌形成相持。
打到6日下午15时许，双方在各战线上仍反复拉锯，打成消耗战已成定局。萧克、王震判断敌人从1个师变成了3个师，歼敌已成无望，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对红军很不利。于是，二人决定脱离敌人撤出战场。然而，在组织部队撤退时，红六军团却没有通知红二军团，而是单独撤走了。红二军团那边正与敌人打得激烈，突然发现红六军团方向枪声顿减，贺龙觉得不对，派出人员去联系，果然是红六军团已经撤走了。贺龙很是恼火，但现在敌人3个师的兵力都压到了红二军团身上，紧急撤出战场必然要遭到敌人穷追，恐受损失。于是贺龙命令红4师一部紧急去抢占龙溪口，防止被敌人切断后路；其余各部仍坚守阵地与敌对峙，阵脚不乱。等到晚上黑下来后，红二军团才陆续撤出战场，退向龙溪口。李觉纵队3个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当晚收兵，没有追击。
红二军团撤到龙溪口后，当夜宿营休整。不料，敌陶广纵队进军速度很快，其先头于6日夜已进至龙溪口外围。7日天亮后，贺龙发现了这一险情。他临危不乱，命令部队大摇大摆向贵州方向撤退。陶广纵队先头不知红军虚实，李觉纵队又没有紧跟上来，便也提兵不进。红二军团从容脱离了险境，向西北方向与红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贵州进军。
便水战斗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所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战术上配合不力，动作不够协调，又未能及时切断便水渡口，导致敌人越打越多，预定歼敌企图终于落空。不过这一仗也打掉了国民党军的锐气，使其不敢紧追红军。对此，贺龙风趣地说：“人怕老虎，不知道老虎也怕人。”
便水战斗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红六军团未通知红二军团便单独撤出了战斗，使红二军团几乎被敌人切断后路，令贺龙对萧克很是不满。1961年6月5日，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在谈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XX同志（指萧克）谈后坪战斗，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也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总指挥部有个部署，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到一个师？有的要打两个师。打起来他（指XX同志）不给二军团送个信就跑了，跑到江口县，我听到（六军团那边）不打枪，估计一定走了，派了一班人去，我和小关（即关向应）商量，他还不信，我马上集合四师，抢龙溪口，不然就被敌人切断了。任弼时住在龙溪口。他（指XX 同志）不留一个兵，也不通知任弼时一句就走了，我们到了龙溪口，晚上就在龙溪口宿营，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走，敌人不敢追我们。……XX到石阡，到任弼时那里去，任对他拍桌子。”
不过，王震后来在《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中，又有一个说法。王震说：“便水战斗原来决定消灭敌人一个师，但后来敌人又加了，情况发生了变化 。打持久战不行，只能速决，所以决定撤。是我决定的。撤没有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但X（指萧克）和任（即任弼时）顶是不对的，这是组织纪律问题，我那时是接受批评的。”
由此看来，便水战斗红六军团撤退主要是由王震决定的，撤退是形势所迫，不能说是错误的，萧克并不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到底为什么红六军团撤退时都没有通知红二军团一声，还没有相关史料来澄清具体责任问题。但就从贺龙对便水战斗的回忆来看，语气凌厉，显然对萧克怨气很大。这对多年的军中搭档和曾经的连襟，并不像一般史著中所描述的那样亲密无间。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离开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湘鄂川黔苏区，全军13个团近1.7万人开始西征突围，准备到湘黔边境开辟新的根据地。
11月20日夜，红二、六军团强渡冲破国军沿澧水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经过连续行军150余里的兼程奔袭，于21日进至沅江北岸，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又突破了国军的第二道沅江防线。
其后，红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展开，相继控制了溆浦、辰溪、新化、涟源等湖南中西部地区，不但筹得了很多粮款，还扩红3、4千新兵。国民党军“围剿”行营代总指挥陈诚大急，急调樊嵩甫纵队4个师、李觉纵队3个师为追剿主力，在红军后面衔尾急追；同时调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进至沅江西岸实施堵击；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并作为预备队；孙连仲和徐源泉部则进驻湘鄂川黔苏区，清剿留守苏区的红18师并防御贺萧主力返回。陈诚的意图是东西夹击，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在沅江和资江之间消灭。
李觉纵队3个师追击速度很快，已突出在前。然而红二、六军团为扩红筹款将部队洒得过散，一时未及收拢，失掉了集中兵力歼击李觉纵队的战机。等贺龙、萧克等人反应过来，樊嵩甫纵队4个师已紧跟了上来。贺龙、萧克立即集中3个主力师转到樊嵩甫纵队右翼，准备实施侧击。但是樊嵩甫纵队行军速度很快，已冲过了红二、六军团的预设战场。这样一来，樊嵩甫纵队、李觉纵队就已深入红二、六军团开辟的新区，双方有形成主力决战之势。此时，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正从西面扑过来，东面的汤恩伯纵队也离开长沙向红二、六军团侧翼迂回，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局面，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决定按预定计划向湘黔边境转移，准备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为迷惑敌人，决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运动中疲惫和摆脱敌人。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新占地区，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一副东渡资江的架势。当国民党军上当围拢过来后，红二、六军团突然转头向西，迎头猛攻陶广纵队第62师，以打开西进道路。由于国军重兵密集，攻击未果，红军伤亡300多人，红5师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贺龙、萧克即令改向南进，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乘竹筏渡过巫水，再掉头北进。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红军披星戴月，在崇山峻岭间的小道上飞奔急进。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将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全都甩到了身后。随后，全军转入短暂休整。
此时樊嵩甫、郭汝栋纵队已离红二、六军团较远，汤恩伯纵队停止了追击，紧跟上来的只有李觉、陶广纵队，其中李觉纵队章亮基第16师两个旅已呈孤军突出之势。针对这一敌情，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等军团领导开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抓住章亮基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组织便水战斗，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第16师，为在湘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有利局面。据此制定了作战部署：集中红二军团的红4、红6师，红六军团的红16、红17师于晃县、芷江交界地区；以红六军团担任正面主攻，迎击渡过沅江西进的章亮基师；红二军团则迂回到章师背后切断便水渡口，将跟在其后面约有一天路程的李觉纵队第19师、第63师隔在沅江以东；尔后形成两面夹击，关门打狗之势，一举吃掉章亮基师。
1936年1月5日下午14时后，紧追红军的章亮基师先头第47旅先遣队发现了红六军团设下的埋伏，当即停步不前。该旅后续主力两个团也正加速追赶过来。萧克、王震判断原计划伏击敌人已不能实现，决定抓住战机，乘敌人立足未稳、兵力尚未展开之时，以猛烈攻击将敌压入三里桥、新店坪一带的开阔地域，再行歼灭。于是指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正面猛烈出击，与敌第47旅展开激战。章亮基闻讯后，急忙督率第46旅也渡过沅江接近战场。这时红二军团加入战斗，以红4师向敌薄弱的右翼出击，威胁敌后方，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阻击援敌；红6师则迂回到第47旅93团右翼，从上坪与新店坪之间猛插进去，将敌拦腰斩断，配合正面部队夹击歼灭敌第47旅。
红二军团打响后，红4师急急赶到新店坪西北侧时，却与紧急赶到战场的章师第46旅95团遭遇。敌95团抢占了附近制高点据险抵抗，双方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了深夜。1月6日凌晨，当敌95团支持不住即将崩溃之际，李觉纵队第19师两个旅已从便水渡口过江进至新店坪一带，及时加入战斗，接替了敌95团的防线。红4师连续猛攻未果，与敌形成对峙。激战中，红4师参谋长金承忠和11团团长覃耀楚皆光荣牺牲。由于进攻受阻，红4师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便水渡口，成为了战局逆转的重要因素。
另一路红6师出击后，以极其迅速的动作迂回到了第47旅93团右翼。趁敌人被正面的红六军团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举从上坪与的新店坪接合部突入进去，准备从后面夹攻第47旅。不料，敌第46旅92团突然出现，拼死抵住了红6师的进攻，双方也形成了对峙。
这样打下来，红二、六军团预定的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伏击战在各处都打成了僵持局面。双方不顾大雪路滑彻夜激战，来回拉锯，均伤亡严重。打到1月6日午后，红六军团第17师51团经连续突击击溃了敌第19师一部，插入敌纵深，抄袭敌主阵地的后侧新店坪、便水一带，切断上坪、新店坪之敌的联络，使敌军第16师、第19师主力陷入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主力趁势从正面和侧翼发动猛攻，又歼敌一部，敌主阵地已呈动摇之势。敌第19师困兽犹斗，组织兵力向红51团发动猛烈反扑。红51团由于孤军深入，后方预备队没有及时跟上，一时攻势受挫。关键时刻，李觉纵队第63师一部又从便水渡口过江增援上来，红51团未能挡住敌生力军袭击，伤亡较大，只好退回原阵地，与敌形成相持。
打到6日下午15时许，双方在各战线上仍反复拉锯，打成消耗战已成定局。萧克、王震判断敌人从1个师变成了3个师，歼敌已成无望，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对红军很不利。于是，二人决定脱离敌人撤出战场。然而，在组织部队撤退时，红六军团却没有通知红二军团，而是单独撤走了。红二军团那边正与敌人打得激烈，突然发现红六军团方向枪声顿减，贺龙觉得不对，派出人员去联系，果然是红六军团已经撤走了。贺龙很是恼火，但现在敌人3个师的兵力都压到了红二军团身上，紧急撤出战场必然要遭到敌人穷追，恐受损失。于是贺龙命令红4师一部紧急去抢占龙溪口，防止被敌人切断后路；其余各部仍坚守阵地与敌对峙，阵脚不乱。等到晚上黑下来后，红二军团才陆续撤出战场，退向龙溪口。李觉纵队3个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当晚收兵，没有追击。
红二军团撤到龙溪口后，当夜宿营休整。不料，敌陶广纵队进军速度很快，其先头于6日夜已进至龙溪口外围。7日天亮后，贺龙发现了这一险情。他临危不乱，命令部队大摇大摆向贵州方向撤退。陶广纵队先头不知红军虚实，李觉纵队又没有紧跟上来，便也提兵不进。红二军团从容脱离了险境，向西北方向与红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贵州进军。
便水战斗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所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战术上配合不力，动作不够协调，又未能及时切断便水渡口，导致敌人越打越多，预定歼敌企图终于落空。不过这一仗也打掉了国民党军的锐气，使其不敢紧追红军。对此，贺龙风趣地说：“人怕老虎，不知道老虎也怕人。”
便水战斗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红六军团未通知红二军团便单独撤出了战斗，使红二军团几乎被敌人切断后路，令贺龙对萧克很是不满。1961年6月5日，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在谈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XX同志（指萧克）谈后坪战斗，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也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总指挥部有个部署，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到一个师？有的要打两个师。打起来他（指XX同志）不给二军团送个信就跑了，跑到江口县，我听到（六军团那边）不打枪，估计一定走了，派了一班人去，我和小关（即关向应）商量，他还不信，我马上集合四师，抢龙溪口，不然就被敌人切断了。任弼时住在龙溪口。他（指XX 同志）不留一个兵，也不通知任弼时一句就走了，我们到了龙溪口，晚上就在龙溪口宿营，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走，敌人不敢追我们。……XX到石阡，到任弼时那里去，任对他拍桌子。”
不过，王震后来在《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中，又有一个说法。王震说：“便水战斗原来决定消灭敌人一个师，但后来敌人又加了，情况发生了变化 。打持久战不行，只能速决，所以决定撤。是我决定的。撤没有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但X（指萧克）和任（即任弼时）顶是不对的，这是组织纪律问题，我那时是接受批评的。”
由此看来，便水战斗红六军团撤退主要是由王震决定的，撤退是形势所迫，不能说是错误的，萧克并不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到底为什么红六军团撤退时都没有通知红二军团一声，还没有相关史料来澄清具体责任问题。但就从贺龙对便水战斗的回忆来看，语气凌厉，显然对萧克怨气很大。这对多年的军中搭档和曾经的连襟，并不像一般史著中所描述的那样亲密无间。
11月20日夜，红二、六军团强渡冲破国军沿澧水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经过连续行军150余里的兼程奔袭，于21日进至沅江北岸，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又突破了国军的第二道沅江防线。
其后，红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展开，相继控制了溆浦、辰溪、新化、涟源等湖南中西部地区，不但筹得了很多粮款，还扩红3、4千新兵。国民党军“围剿”行营代总指挥陈诚大急，急调樊嵩甫纵队4个师、李觉纵队3个师为追剿主力，在红军后面衔尾急追；同时调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进至沅江西岸实施堵击；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并作为预备队；孙连仲和徐源泉部则进驻湘鄂川黔苏区，清剿留守苏区的红18师并防御贺萧主力返回。陈诚的意图是东西夹击，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在沅江和资江之间消灭。
李觉纵队3个师追击速度很快，已突出在前。然而红二、六军团为扩红筹款将部队洒得过散，一时未及收拢，失掉了集中兵力歼击李觉纵队的战机。等贺龙、萧克等人反应过来，樊嵩甫纵队4个师已紧跟了上来。贺龙、萧克立即集中3个主力师转到樊嵩甫纵队右翼，准备实施侧击。但是樊嵩甫纵队行军速度很快，已冲过了红二、六军团的预设战场。这样一来，樊嵩甫纵队、李觉纵队就已深入红二、六军团开辟的新区，双方有形成主力决战之势。此时，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正从西面扑过来，东面的汤恩伯纵队也离开长沙向红二、六军团侧翼迂回，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局面，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决定按预定计划向湘黔边境转移，准备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为迷惑敌人，决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运动中疲惫和摆脱敌人。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新占地区，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一副东渡资江的架势。当国民党军上当围拢过来后，红二、六军团突然转头向西，迎头猛攻陶广纵队第62师，以打开西进道路。由于国军重兵密集，攻击未果，红军伤亡300多人，红5师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贺龙、萧克即令改向南进，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乘竹筏渡过巫水，再掉头北进。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红军披星戴月，在崇山峻岭间的小道上飞奔急进。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将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全都甩到了身后。随后，全军转入短暂休整。
此时樊嵩甫、郭汝栋纵队已离红二、六军团较远，汤恩伯纵队停止了追击，紧跟上来的只有李觉、陶广纵队，其中李觉纵队章亮基第16师两个旅已呈孤军突出之势。针对这一敌情，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等军团领导开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抓住章亮基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组织便水战斗，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第16师，为在湘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有利局面。据此制定了作战部署：集中红二军团的红4、红6师，红六军团的红16、红17师于晃县、芷江交界地区；以红六军团担任正面主攻，迎击渡过沅江西进的章亮基师；红二军团则迂回到章师背后切断便水渡口，将跟在其后面约有一天路程的李觉纵队第19师、第63师隔在沅江以东；尔后形成两面夹击，关门打狗之势，一举吃掉章亮基师。
1936年1月5日下午14时后，紧追红军的章亮基师先头第47旅先遣队发现了红六军团设下的埋伏，当即停步不前。该旅后续主力两个团也正加速追赶过来。萧克、王震判断原计划伏击敌人已不能实现，决定抓住战机，乘敌人立足未稳、兵力尚未展开之时，以猛烈攻击将敌压入三里桥、新店坪一带的开阔地域，再行歼灭。于是指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正面猛烈出击，与敌第47旅展开激战。章亮基闻讯后，急忙督率第46旅也渡过沅江接近战场。这时红二军团加入战斗，以红4师向敌薄弱的右翼出击，威胁敌后方，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阻击援敌；红6师则迂回到第47旅93团右翼，从上坪与新店坪之间猛插进去，将敌拦腰斩断，配合正面部队夹击歼灭敌第47旅。
红二军团打响后，红4师急急赶到新店坪西北侧时，却与紧急赶到战场的章师第46旅95团遭遇。敌95团抢占了附近制高点据险抵抗，双方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了深夜。1月6日凌晨，当敌95团支持不住即将崩溃之际，李觉纵队第19师两个旅已从便水渡口过江进至新店坪一带，及时加入战斗，接替了敌95团的防线。红4师连续猛攻未果，与敌形成对峙。激战中，红4师参谋长金承忠和11团团长覃耀楚皆光荣牺牲。由于进攻受阻，红4师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便水渡口，成为了战局逆转的重要因素。
另一路红6师出击后，以极其迅速的动作迂回到了第47旅93团右翼。趁敌人被正面的红六军团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举从上坪与的新店坪接合部突入进去，准备从后面夹攻第47旅。不料，敌第46旅92团突然出现，拼死抵住了红6师的进攻，双方也形成了对峙。
这样打下来，红二、六军团预定的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伏击战在各处都打成了僵持局面。双方不顾大雪路滑彻夜激战，来回拉锯，均伤亡严重。打到1月6日午后，红六军团第17师51团经连续突击击溃了敌第19师一部，插入敌纵深，抄袭敌主阵地的后侧新店坪、便水一带，切断上坪、新店坪之敌的联络，使敌军第16师、第19师主力陷入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主力趁势从正面和侧翼发动猛攻，又歼敌一部，敌主阵地已呈动摇之势。敌第19师困兽犹斗，组织兵力向红51团发动猛烈反扑。红51团由于孤军深入，后方预备队没有及时跟上，一时攻势受挫。关键时刻，李觉纵队第63师一部又从便水渡口过江增援上来，红51团未能挡住敌生力军袭击，伤亡较大，只好退回原阵地，与敌形成相持。
打到6日下午15时许，双方在各战线上仍反复拉锯，打成消耗战已成定局。萧克、王震判断敌人从1个师变成了3个师，歼敌已成无望，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对红军很不利。于是，二人决定脱离敌人撤出战场。然而，在组织部队撤退时，红六军团却没有通知红二军团，而是单独撤走了。红二军团那边正与敌人打得激烈，突然发现红六军团方向枪声顿减，贺龙觉得不对，派出人员去联系，果然是红六军团已经撤走了。贺龙很是恼火，但现在敌人3个师的兵力都压到了红二军团身上，紧急撤出战场必然要遭到敌人穷追，恐受损失。于是贺龙命令红4师一部紧急去抢占龙溪口，防止被敌人切断后路；其余各部仍坚守阵地与敌对峙，阵脚不乱。等到晚上黑下来后，红二军团才陆续撤出战场，退向龙溪口。李觉纵队3个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当晚收兵，没有追击。
红二军团撤到龙溪口后，当夜宿营休整。不料，敌陶广纵队进军速度很快，其先头于6日夜已进至龙溪口外围。7日天亮后，贺龙发现了这一险情。他临危不乱，命令部队大摇大摆向贵州方向撤退。陶广纵队先头不知红军虚实，李觉纵队又没有紧跟上来，便也提兵不进。红二军团从容脱离了险境，向西北方向与红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贵州进军。
便水战斗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所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战术上配合不力，动作不够协调，又未能及时切断便水渡口，导致敌人越打越多，预定歼敌企图终于落空。不过这一仗也打掉了国民党军的锐气，使其不敢紧追红军。对此，贺龙风趣地说：“人怕老虎，不知道老虎也怕人。”
便水战斗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红六军团未通知红二军团便单独撤出了战斗，使红二军团几乎被敌人切断后路，令贺龙对萧克很是不满。1961年6月5日，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在谈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XX同志（指萧克）谈后坪战斗，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也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总指挥部有个部署，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到一个师？有的要打两个师。打起来他（指XX同志）不给二军团送个信就跑了，跑到江口县，我听到（六军团那边）不打枪，估计一定走了，派了一班人去，我和小关（即关向应）商量，他还不信，我马上集合四师，抢龙溪口，不然就被敌人切断了。任弼时住在龙溪口。他（指XX 同志）不留一个兵，也不通知任弼时一句就走了，我们到了龙溪口，晚上就在龙溪口宿营，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走，敌人不敢追我们。……XX到石阡，到任弼时那里去，任对他拍桌子。”
不过，王震后来在《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中，又有一个说法。王震说：“便水战斗原来决定消灭敌人一个师，但后来敌人又加了，情况发生了变化 。打持久战不行，只能速决，所以决定撤。是我决定的。撤没有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但X（指萧克）和任（即任弼时）顶是不对的，这是组织纪律问题，我那时是接受批评的。”
由此看来，便水战斗红六军团撤退主要是由王震决定的，撤退是形势所迫，不能说是错误的，萧克并不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到底为什么红六军团撤退时都没有通知红二军团一声，还没有相关史料来澄清具体责任问题。但就从贺龙对便水战斗的回忆来看，语气凌厉，显然对萧克怨气很大。这对多年的军中搭档和曾经的连襟，并不像一般史著中所描述的那样亲密无间。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离开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湘鄂川黔苏区，全军13个团近1.7万人开始西征突围，准备到湘黔边境开辟新的根据地。
11月20日夜，红二、六军团强渡冲破国军沿澧水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经过连续行军150余里的兼程奔袭，于21日进至沅江北岸，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又突破了国军的第二道沅江防线。
其后，红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展开，相继控制了溆浦、辰溪、新化、涟源等湖南中西部地区，不但筹得了很多粮款，还扩红3、4千新兵。国民党军“围剿”行营代总指挥陈诚大急，急调樊嵩甫纵队4个师、李觉纵队3个师为追剿主力，在红军后面衔尾急追；同时调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进至沅江西岸实施堵击；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并作为预备队；孙连仲和徐源泉部则进驻湘鄂川黔苏区，清剿留守苏区的红18师并防御贺萧主力返回。陈诚的意图是东西夹击，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在沅江和资江之间消灭。
李觉纵队3个师追击速度很快，已突出在前。然而红二、六军团为扩红筹款将部队洒得过散，一时未及收拢，失掉了集中兵力歼击李觉纵队的战机。等贺龙、萧克等人反应过来，樊嵩甫纵队4个师已紧跟了上来。贺龙、萧克立即集中3个主力师转到樊嵩甫纵队右翼，准备实施侧击。但是樊嵩甫纵队行军速度很快，已冲过了红二、六军团的预设战场。这样一来，樊嵩甫纵队、李觉纵队就已深入红二、六军团开辟的新区，双方有形成主力决战之势。此时，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正从西面扑过来，东面的汤恩伯纵队也离开长沙向红二、六军团侧翼迂回，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局面，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决定按预定计划向湘黔边境转移，准备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为迷惑敌人，决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运动中疲惫和摆脱敌人。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新占地区，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一副东渡资江的架势。当国民党军上当围拢过来后，红二、六军团突然转头向西，迎头猛攻陶广纵队第62师，以打开西进道路。由于国军重兵密集，攻击未果，红军伤亡300多人，红5师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贺龙、萧克即令改向南进，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乘竹筏渡过巫水，再掉头北进。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红军披星戴月，在崇山峻岭间的小道上飞奔急进。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将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全都甩到了身后。随后，全军转入短暂休整。
此时樊嵩甫、郭汝栋纵队已离红二、六军团较远，汤恩伯纵队停止了追击，紧跟上来的只有李觉、陶广纵队，其中李觉纵队章亮基第16师两个旅已呈孤军突出之势。针对这一敌情，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等军团领导开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抓住章亮基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组织便水战斗，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第16师，为在湘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有利局面。据此制定了作战部署：集中红二军团的红4、红6师，红六军团的红16、红17师于晃县、芷江交界地区；以红六军团担任正面主攻，迎击渡过沅江西进的章亮基师；红二军团则迂回到章师背后切断便水渡口，将跟在其后面约有一天路程的李觉纵队第19师、第63师隔在沅江以东；尔后形成两面夹击，关门打狗之势，一举吃掉章亮基师。
1936年1月5日下午14时后，紧追红军的章亮基师先头第47旅先遣队发现了红六军团设下的埋伏，当即停步不前。该旅后续主力两个团也正加速追赶过来。萧克、王震判断原计划伏击敌人已不能实现，决定抓住战机，乘敌人立足未稳、兵力尚未展开之时，以猛烈攻击将敌压入三里桥、新店坪一带的开阔地域，再行歼灭。于是指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正面猛烈出击，与敌第47旅展开激战。章亮基闻讯后，急忙督率第46旅也渡过沅江接近战场。这时红二军团加入战斗，以红4师向敌薄弱的右翼出击，威胁敌后方，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阻击援敌；红6师则迂回到第47旅93团右翼，从上坪与新店坪之间猛插进去，将敌拦腰斩断，配合正面部队夹击歼灭敌第47旅。
红二军团打响后，红4师急急赶到新店坪西北侧时，却与紧急赶到战场的章师第46旅95团遭遇。敌95团抢占了附近制高点据险抵抗，双方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了深夜。1月6日凌晨，当敌95团支持不住即将崩溃之际，李觉纵队第19师两个旅已从便水渡口过江进至新店坪一带，及时加入战斗，接替了敌95团的防线。红4师连续猛攻未果，与敌形成对峙。激战中，红4师参谋长金承忠和11团团长覃耀楚皆光荣牺牲。由于进攻受阻，红4师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便水渡口，成为了战局逆转的重要因素。
另一路红6师出击后，以极其迅速的动作迂回到了第47旅93团右翼。趁敌人被正面的红六军团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举从上坪与的新店坪接合部突入进去，准备从后面夹攻第47旅。不料，敌第46旅92团突然出现，拼死抵住了红6师的进攻，双方也形成了对峙。
这样打下来，红二、六军团预定的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伏击战在各处都打成了僵持局面。双方不顾大雪路滑彻夜激战，来回拉锯，均伤亡严重。打到1月6日午后，红六军团第17师51团经连续突击击溃了敌第19师一部，插入敌纵深，抄袭敌主阵地的后侧新店坪、便水一带，切断上坪、新店坪之敌的联络，使敌军第16师、第19师主力陷入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主力趁势从正面和侧翼发动猛攻，又歼敌一部，敌主阵地已呈动摇之势。敌第19师困兽犹斗，组织兵力向红51团发动猛烈反扑。红51团由于孤军深入，后方预备队没有及时跟上，一时攻势受挫。关键时刻，李觉纵队第63师一部又从便水渡口过江增援上来，红51团未能挡住敌生力军袭击，伤亡较大，只好退回原阵地，与敌形成相持。
打到6日下午15时许，双方在各战线上仍反复拉锯，打成消耗战已成定局。萧克、王震判断敌人从1个师变成了3个师，歼敌已成无望，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对红军很不利。于是，二人决定脱离敌人撤出战场。然而，在组织部队撤退时，红六军团却没有通知红二军团，而是单独撤走了。红二军团那边正与敌人打得激烈，突然发现红六军团方向枪声顿减，贺龙觉得不对，派出人员去联系，果然是红六军团已经撤走了。贺龙很是恼火，但现在敌人3个师的兵力都压到了红二军团身上，紧急撤出战场必然要遭到敌人穷追，恐受损失。于是贺龙命令红4师一部紧急去抢占龙溪口，防止被敌人切断后路；其余各部仍坚守阵地与敌对峙，阵脚不乱。等到晚上黑下来后，红二军团才陆续撤出战场，退向龙溪口。李觉纵队3个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当晚收兵，没有追击。
红二军团撤到龙溪口后，当夜宿营休整。不料，敌陶广纵队进军速度很快，其先头于6日夜已进至龙溪口外围。7日天亮后，贺龙发现了这一险情。他临危不乱，命令部队大摇大摆向贵州方向撤退。陶广纵队先头不知红军虚实，李觉纵队又没有紧跟上来，便也提兵不进。红二军团从容脱离了险境，向西北方向与红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贵州进军。
便水战斗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所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战术上配合不力，动作不够协调，又未能及时切断便水渡口，导致敌人越打越多，预定歼敌企图终于落空。不过这一仗也打掉了国民党军的锐气，使其不敢紧追红军。对此，贺龙风趣地说：“人怕老虎，不知道老虎也怕人。”
便水战斗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红六军团未通知红二军团便单独撤出了战斗，使红二军团几乎被敌人切断后路，令贺龙对萧克很是不满。1961年6月5日，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在谈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XX同志（指萧克）谈后坪战斗，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也不是脱了裤子谈的。便水战斗总指挥部有个部署，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到一个师？有的要打两个师。打起来他（指XX同志）不给二军团送个信就跑了，跑到江口县，我听到（六军团那边）不打枪，估计一定走了，派了一班人去，我和小关（即关向应）商量，他还不信，我马上集合四师，抢龙溪口，不然就被敌人切断了。任弼时住在龙溪口。他（指XX 同志）不留一个兵，也不通知任弼时一句就走了，我们到了龙溪口，晚上就在龙溪口宿营，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走，敌人不敢追我们。……XX到石阡，到任弼时那里去，任对他拍桌子。”
不过，王震后来在《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中，又有一个说法。王震说：“便水战斗原来决定消灭敌人一个师，但后来敌人又加了，情况发生了变化 。打持久战不行，只能速决，所以决定撤。是我决定的。撤没有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但X（指萧克）和任（即任弼时）顶是不对的，这是组织纪律问题，我那时是接受批评的。”
由此看来，便水战斗红六军团撤退主要是由王震决定的，撤退是形势所迫，不能说是错误的，萧克并不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到底为什么红六军团撤退时都没有通知红二军团一声，还没有相关史料来澄清具体责任问题。但就从贺龙对便水战斗的回忆来看，语气凌厉，显然对萧克怨气很大。这对多年的军中搭档和曾经的连襟，并不像一般史著中所描述的那样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