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0月5日时事开讲 国际间秩序演变与新秩序的胎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59:31
<P>
          <B>国际秩序话题
    国际秩序演变与新秩序的胎动
    全球化效应下的国际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生态变化与中国的策略</B>
    主持人:董嘉耀
    评论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石齐平
    <B>董嘉耀:</B>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今晚要来谈一下国际的秩序出现的新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这个变化?新的秩序之下各国如何谋求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新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对策。今天请来的时事评论员是石齐平先生。
    石先生,谈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注意到近期有一些新闻,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态度,比如说G—7会议邀请中国财长、央行行长;另外,日本要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B>石齐平:</B>这几件事情本来是不相干的,但是套一句阮次山先生的话,不相干的事情合起来可能有点意思。一个是G—7第一次邀请中国的高级官员参加,国际间一般的解读当然也就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地位上的上升,甚至在开会前,还有一种国际舆论认为G—7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像过去二、三十年一样有国际间的一种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经济上的主导能量,而是把他改成G—4,也就是4方集团,其中欧元区算一个,美国算一个,日本算一个,中国算一个,这种论点也代表一种旧秩序的被挑战,新秩序的一个浮现。
    你刚刚讲的联合国就是另外一个例子。联合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很多的声音,要改组,要改革,现在包括日本为首的,德国,还有巴西、印度,联手希望加入,这个也代表旧秩序的一种挑战。
    另外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去年的时候,在世贸易组织一个关于农贸方面的谈判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四个代表开发中国家的,中国、巴西、印度,这几个国家联手起来,也展现他一定程度的力量,种种迹象显示,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旧秩序已经面临到一种结构或者挑战,新秩序正在浮现,正在胎动之中。
    <B>董嘉耀:</B>大家会提到一个问题,到底延续到今天这个秩序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点?
    <B>石齐平:</B>我们不必谈太久。从上个世纪一九四五年开始谈起,因为大家比较熟悉这段时间整个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状态,旧秩序怎么形成的。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两、三年,当时二战接近尾声了,轴心国在欧洲也好,亚洲战场上都处在下风了,五个同盟国应该说已经胜券在握的。中美英法苏,这一些预期自己一定会站在胜利这一方的,当然就开始已经为战后做一些准备。所谓战后准备就是利益分配。为了要进行利益的分配,进行了两次讨论,一次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开罗会议,中国也参加 。另外一次就是加拿大会议。这两次会议大致上已经把全球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棋盘做了一个划分,眼前的利益很容易划分,就是说站在胜利国的立场利益,轴心国占了过去所有这些国家的土地,统统要归还,包括台湾要归还给中国,这很容易处理。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比较抽象一点,就是未来这五个国家,将来发生了什么国际间大事的时候,我们怎么确保我们这五个国家,因为还没有发生,你搞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五个国家因此建立了一套机制,这套机制足以保障这五个国家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个机制。这五个国家是永远做常任理事国的,而且更重要的他有否决权,这就确保了他们最后可以把他否决掉,这个利益就被保障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们用一个图形来表示的话,战后的一个所谓的秩序,就是五个相等的圈圈,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就是中美英法苏五个圈圈,大约一般大小,这是一九四五年以后所出现的一个状态。
    <B>董嘉耀:</B>这里要特别强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划分,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有这个否决权,是行使自己利益的,而且要说明一下,当时的代表中国的应该是国民党的政府。
    <B>石齐平:</B>也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但是这样的秩序建立以后,谁都没有料想到,没几年就发生变化了。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内战告一个段落,国民党到台湾去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就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候出现最大的变化还不是中国内部,还冲击到安理会。很简单,因为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土地面积一下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减少到三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减少到不足一千万,这个代表性很明显的就被大家所置疑了。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出现变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国际现实是五个国家分配全球的利益,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情。二战刚刚结束,当时在台湾的是蒋介石,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是二战时候大家并肩作战的风云人物,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斯大林都在,还是中国一句老话,不人落井下石。所以这个局面也就因此拖下去了。从那个时候一直拖到了一九七一年,拖了差不多二十二年,等到这些所谓刚刚提到了人物逐渐先后走进历史以后,形势才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九七一年联合国的代表由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代表中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圈圈又恢复原来那五个圈圈了,完全一般大小。有人问,这五个国家人口也不一样,土地也不一样,GDP可能差距更大了,怎么可以说大家平起平坐呢?两个理由,一个都是战胜国,国际现实比较尊重,谁敢挑战他?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一九七零年那个时候,这五个国家恰恰不多不少,就是当时惟有核子武器的五个成员国,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是这个核武力就是当时全世界决定国际利益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战后的秩序,但是这个战后的秩序差不多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因为全球化而出现了一种影响。
    <B>董嘉耀:</B>刚才提过是从二战之后,一种固定下来的利益分配和秩序。
    石先生,刚才提过,二战之后形成的所谓五大利益集团,分割世界的权利,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是一九七一年之后。
    <B>石齐平:</B>我们刚刚看到那五个圈圈平起平坐大概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一个形式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后,全球就进入了全球化加速的时代。现在大家都在提全球化,基本上就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全球化产生一个什么效应,简单的说,全球化就是竞争全球化,就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更多的竞争,所有的人也是。
    第二个,商机或者契机全球化,一方面更多的竞争,二方面更多的奇迹。这让我们想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进化论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优胜劣败”,在街边的话就是优抢掠弱。所以对个人、对企业、对国家都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你能够经得起这个挑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你就会扩大,你就会变强。相反,你没办法面对这个挑战,你抓不住机会的,你可能原来很强的都会变弱。这就无可避免的让我们看到那五个原本相同的圈圈,在这个全球化效应下就可能出现变化。比方说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欧盟加速壮大,欧盟原来就没在圈圈里面,但是代表欧盟的旗帜里有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法国,也有没有在常任理事国中的德国,这里面都出现变化了。苏联解体了,苏联原来是一个圈圈,但是这个圈圈开始缩小。中国快速崛起了,所以在上面左上角的圈圈也开始变大一点了。
    <B>董嘉耀:</B>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还是按照原来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均等的发展,二十多年之后还是这种变化。
    <B>石齐平:</B>欧盟在扩大了,俄罗斯缩小了,中国扩大了,但是扩大的最快的就是美国,美国变超强了。这样一个形势出来以后,五个相等的圈圈,现在变成大小不一的圈圈了,有的缩小,有的不变,英国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化,法国扩大、中国扩大,但是美国扩大更厉害,这个就出现一个不平衡的感觉。原来五个圈圈是平起平坐的,相对平衡的,现在这五个圈圈不平衡,那个大的就不太愿意在受到原来那种国际秩序的制约了,他要挑战这个了,这个秩序原来是安理会的的,他现在要挑战。
    看到最近美国提出很多新的论述了,叫做新干预主义,我可以不通过联合国就直接干预,我先发制人,我可以单边主义,我打伊拉克的时候可以绕过联合国,根本不理安理会,我就直接独行其是,甚至于《京都议定书》,我美国也公然可以把他撕毁。一些种种归纳起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可以不依赖、不受到原来的拘束,这就是全球化之下的最明显的效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产生的效应还不仅仅在安理会之中,刚才提到安理会之外也产生全球化效应,一个就是德国跟日本,当时在联合国中被当做敌对国家的,战败国,以后也不得翻身了,他们居然就翻身了,在经济上首先翻身了,变成一个强权了,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弄一个G—7来尊重他们的影响力。这个G—7最早的时候5个,最后变成七个,七个里面就包括了日本跟德国,还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国际现实已经出现变化了,可以看到最近他们又说,我们现在四个国家开始联手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了,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的效应,以及核扩散了之后,这五个国家不能够再垄断核子武力之后所产生的一连串的变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当全球化的旧秩序开始被挑战,甚至开始有重新结构的形势,而新的秩序现在还没有摸索出来,只能说他在胎动,但是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之后中国在这么一个变动的环境跟形势下究竟该如何自我定位,该如何找到一个全球战略上的最高的制高点。
    <B>董嘉耀:</B>您提到这是中国的角色定位。您提到整个过程在进行结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不同的利益在冲撞,而且有很多国家,特别是战败的两个国家日本跟德国,提出新的利益要求。
    <B>石齐平:</B>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正在出现的结构跟重构的过程无可避免,中国也是在结构过程中,目前还是占在上风的地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也是面对这个或者那个的挑战,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安理会他也可能面临到挑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
    <B>董嘉耀:</B>就像刚才的图一样,中国的圈圈在扩大。
    石先生,刚才您特别谈到,原来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也是分配利益的五个大国,由于一些因素变化,特别是经济、权威,包括核子武器的扩散出现一些新的调整。
    <B>石齐平:</B>我都把他归纳在全球化的概念之下。全球化一方面是更多的竞争、一方面是更多的挑战。所以谁能够面对竞争,谁能够抓住挑战,谁就能够升起。
    刚才讲了一个核武力的从垄断到扩散,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核的武力也就扩散,扩散也就是全球化的概念。而今天关注的是越是穷的国家,扩散的可能性机会就越大,这就无形之中开始挑战、冲撞了原来国际的秩序。不管是安理会的秩序也好,或者是安理会之外的秩序也好,这之间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安理会的威权应该说是今非昔比。
    中国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中国应该怎么自主?应该怎么定位?谈这个问题我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要把这个全球政治、经济生态变化的基本逻辑理顺,理顺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从什么地方切入是最好的。
    首先,我们谈谈全球政经生态演变的逻辑,其实有很多变数,都在不同程度上、角度上影响全球政经的变化。但是,它有一些阶段性的。比方刚刚我们讲的一九四五年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那段时间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核武力,就是五个国家谁都不敢动。所以现在的联合国从当时的五十一国,增加到一百九十一国,大家也都接受这么一个既定的国际现实。
    但是,随着全球化出来以后,我们发现更多的变数了。经济的变数,能源的变数,石油危机也造成了一部分的兴衰,还有金融危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在未来我们还可以预见到有新的变数加进来。谁有更大的市场,谁就能够有主导能力。甚至我们可以讲到市场本身是不是提供一个大的活力?还有宗教,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变数会加进来。所以我们怎么看全球化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就必须要把这种可能影响的一些变数做一个研判,然后中国自己本身看看有什么条件,中国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切入。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国的角色跟中国的资源,以及中国的策略该怎么做。
    <B>董嘉耀:</B>说到中国,现在大家注意到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确实是飞速的发展,这也提供给世界一些机会,中国也说是自己崛起,但是面对目前这种各方面的利益争夺,中国到底怎么办?
    <B>石齐平:</B>我们首先看中国当前的形势。在政治方面的形势,中国还是占有优势,还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他面临到可能跟其他四个国家一样被稀释的压力,这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个,中国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经济崛起了,因此G—7邀请你去了,或者将来的G—4里面有可能有你的一席之地,这都是中国有利的。但是同样的,当中国不断崛起的时候,你要面对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对你所造成的困扰,这是同时来的,除非你不崛起,否则这些困扰永远跟着你。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有利的,也有不利的,究竟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常常提到一种论点,就是和平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他起码是针对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是在经过一年以来发展以后,我们看到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不同的论点出来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但是在国际间的说服力可能还不是那么强,就是你怎么去说服国际间中国是和平崛起。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还有配套的两种论述,如果这两种论述配合就更好了。第一个就是中国机遇,就是我不但崛起,我还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事实上这已经在发展之中了,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间不得不加入到中国的市场,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所谓政治跟经济的关系。第二个配套的论述就更重要了,叫做中国贡献论,中国必须要能够说服别人,同时能够证明给别人看,我这个崛起不但提供了机会,而且能够有利于全球国际社会的好的发展,但是我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贡献。这个就是一会我们要谈的,中国能够提出来的什么东西对国际有利?在改革开放以前恐怕都是比较负面的,比方说提出的很多的难民或者是意识形态,这个在国际间恐不太受欢迎,改革开放把这个改了,现在提供更多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个对方一则喜,一则忧,要不然的话不会出现西班牙烧鞋子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毁誉参半的空间,将来给你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中国将来要真正提供市场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另外一个就是援助。当中国变的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要证明给全球的国际社会,我能够帮你一把,同时我还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中国的文化。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化有一股力度,就是反全球化,中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就凸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冲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久一新,怎么样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怎么样吸取全球最好的精华,重新把把融汇出来,弄出一个最好的文化出来,回馈给国际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一千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唐朝就是这样立足国际间的。最后加上一句话,文化究竟该怎么去除旧布新,脱离不开全面的制度化,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才能够以崭新的面貌在全球间出现。
    <B>董嘉耀:</B>关于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贡献给世界,本身自己也要制度完善,这样会有发言能力,包括影响力才会扩大。
    <B>石齐平:</B>也才有这种实力、延伸力跟生命力。
    <B>董嘉耀:</B>今晚的《时事开讲》就到这里。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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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国际秩序话题
    国际秩序演变与新秩序的胎动
    全球化效应下的国际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生态变化与中国的策略</B>
    主持人:董嘉耀
    评论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石齐平
    <B>董嘉耀:</B>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今晚要来谈一下国际的秩序出现的新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这个变化?新的秩序之下各国如何谋求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新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对策。今天请来的时事评论员是石齐平先生。
    石先生,谈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注意到近期有一些新闻,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态度,比如说G—7会议邀请中国财长、央行行长;另外,日本要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B>石齐平:</B>这几件事情本来是不相干的,但是套一句阮次山先生的话,不相干的事情合起来可能有点意思。一个是G—7第一次邀请中国的高级官员参加,国际间一般的解读当然也就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地位上的上升,甚至在开会前,还有一种国际舆论认为G—7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像过去二、三十年一样有国际间的一种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经济上的主导能量,而是把他改成G—4,也就是4方集团,其中欧元区算一个,美国算一个,日本算一个,中国算一个,这种论点也代表一种旧秩序的被挑战,新秩序的一个浮现。
    你刚刚讲的联合国就是另外一个例子。联合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很多的声音,要改组,要改革,现在包括日本为首的,德国,还有巴西、印度,联手希望加入,这个也代表旧秩序的一种挑战。
    另外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去年的时候,在世贸易组织一个关于农贸方面的谈判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四个代表开发中国家的,中国、巴西、印度,这几个国家联手起来,也展现他一定程度的力量,种种迹象显示,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旧秩序已经面临到一种结构或者挑战,新秩序正在浮现,正在胎动之中。
    <B>董嘉耀:</B>大家会提到一个问题,到底延续到今天这个秩序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点?
    <B>石齐平:</B>我们不必谈太久。从上个世纪一九四五年开始谈起,因为大家比较熟悉这段时间整个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状态,旧秩序怎么形成的。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两、三年,当时二战接近尾声了,轴心国在欧洲也好,亚洲战场上都处在下风了,五个同盟国应该说已经胜券在握的。中美英法苏,这一些预期自己一定会站在胜利这一方的,当然就开始已经为战后做一些准备。所谓战后准备就是利益分配。为了要进行利益的分配,进行了两次讨论,一次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开罗会议,中国也参加 。另外一次就是加拿大会议。这两次会议大致上已经把全球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棋盘做了一个划分,眼前的利益很容易划分,就是说站在胜利国的立场利益,轴心国占了过去所有这些国家的土地,统统要归还,包括台湾要归还给中国,这很容易处理。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比较抽象一点,就是未来这五个国家,将来发生了什么国际间大事的时候,我们怎么确保我们这五个国家,因为还没有发生,你搞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五个国家因此建立了一套机制,这套机制足以保障这五个国家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个机制。这五个国家是永远做常任理事国的,而且更重要的他有否决权,这就确保了他们最后可以把他否决掉,这个利益就被保障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们用一个图形来表示的话,战后的一个所谓的秩序,就是五个相等的圈圈,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就是中美英法苏五个圈圈,大约一般大小,这是一九四五年以后所出现的一个状态。
    <B>董嘉耀:</B>这里要特别强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划分,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有这个否决权,是行使自己利益的,而且要说明一下,当时的代表中国的应该是国民党的政府。
    <B>石齐平:</B>也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但是这样的秩序建立以后,谁都没有料想到,没几年就发生变化了。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内战告一个段落,国民党到台湾去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就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候出现最大的变化还不是中国内部,还冲击到安理会。很简单,因为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土地面积一下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减少到三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减少到不足一千万,这个代表性很明显的就被大家所置疑了。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出现变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国际现实是五个国家分配全球的利益,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情。二战刚刚结束,当时在台湾的是蒋介石,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是二战时候大家并肩作战的风云人物,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斯大林都在,还是中国一句老话,不人落井下石。所以这个局面也就因此拖下去了。从那个时候一直拖到了一九七一年,拖了差不多二十二年,等到这些所谓刚刚提到了人物逐渐先后走进历史以后,形势才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九七一年联合国的代表由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代表中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圈圈又恢复原来那五个圈圈了,完全一般大小。有人问,这五个国家人口也不一样,土地也不一样,GDP可能差距更大了,怎么可以说大家平起平坐呢?两个理由,一个都是战胜国,国际现实比较尊重,谁敢挑战他?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一九七零年那个时候,这五个国家恰恰不多不少,就是当时惟有核子武器的五个成员国,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是这个核武力就是当时全世界决定国际利益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战后的秩序,但是这个战后的秩序差不多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因为全球化而出现了一种影响。
    <B>董嘉耀:</B>刚才提过是从二战之后,一种固定下来的利益分配和秩序。
    石先生,刚才提过,二战之后形成的所谓五大利益集团,分割世界的权利,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是一九七一年之后。
    <B>石齐平:</B>我们刚刚看到那五个圈圈平起平坐大概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一个形式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后,全球就进入了全球化加速的时代。现在大家都在提全球化,基本上就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全球化产生一个什么效应,简单的说,全球化就是竞争全球化,就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更多的竞争,所有的人也是。
    第二个,商机或者契机全球化,一方面更多的竞争,二方面更多的奇迹。这让我们想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进化论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优胜劣败”,在街边的话就是优抢掠弱。所以对个人、对企业、对国家都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你能够经得起这个挑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你就会扩大,你就会变强。相反,你没办法面对这个挑战,你抓不住机会的,你可能原来很强的都会变弱。这就无可避免的让我们看到那五个原本相同的圈圈,在这个全球化效应下就可能出现变化。比方说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欧盟加速壮大,欧盟原来就没在圈圈里面,但是代表欧盟的旗帜里有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法国,也有没有在常任理事国中的德国,这里面都出现变化了。苏联解体了,苏联原来是一个圈圈,但是这个圈圈开始缩小。中国快速崛起了,所以在上面左上角的圈圈也开始变大一点了。
    <B>董嘉耀:</B>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还是按照原来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均等的发展,二十多年之后还是这种变化。
    <B>石齐平:</B>欧盟在扩大了,俄罗斯缩小了,中国扩大了,但是扩大的最快的就是美国,美国变超强了。这样一个形势出来以后,五个相等的圈圈,现在变成大小不一的圈圈了,有的缩小,有的不变,英国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化,法国扩大、中国扩大,但是美国扩大更厉害,这个就出现一个不平衡的感觉。原来五个圈圈是平起平坐的,相对平衡的,现在这五个圈圈不平衡,那个大的就不太愿意在受到原来那种国际秩序的制约了,他要挑战这个了,这个秩序原来是安理会的的,他现在要挑战。
    看到最近美国提出很多新的论述了,叫做新干预主义,我可以不通过联合国就直接干预,我先发制人,我可以单边主义,我打伊拉克的时候可以绕过联合国,根本不理安理会,我就直接独行其是,甚至于《京都议定书》,我美国也公然可以把他撕毁。一些种种归纳起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可以不依赖、不受到原来的拘束,这就是全球化之下的最明显的效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产生的效应还不仅仅在安理会之中,刚才提到安理会之外也产生全球化效应,一个就是德国跟日本,当时在联合国中被当做敌对国家的,战败国,以后也不得翻身了,他们居然就翻身了,在经济上首先翻身了,变成一个强权了,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弄一个G—7来尊重他们的影响力。这个G—7最早的时候5个,最后变成七个,七个里面就包括了日本跟德国,还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国际现实已经出现变化了,可以看到最近他们又说,我们现在四个国家开始联手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了,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的效应,以及核扩散了之后,这五个国家不能够再垄断核子武力之后所产生的一连串的变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当全球化的旧秩序开始被挑战,甚至开始有重新结构的形势,而新的秩序现在还没有摸索出来,只能说他在胎动,但是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之后中国在这么一个变动的环境跟形势下究竟该如何自我定位,该如何找到一个全球战略上的最高的制高点。
    <B>董嘉耀:</B>您提到这是中国的角色定位。您提到整个过程在进行结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不同的利益在冲撞,而且有很多国家,特别是战败的两个国家日本跟德国,提出新的利益要求。
    <B>石齐平:</B>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正在出现的结构跟重构的过程无可避免,中国也是在结构过程中,目前还是占在上风的地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也是面对这个或者那个的挑战,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安理会他也可能面临到挑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
    <B>董嘉耀:</B>就像刚才的图一样,中国的圈圈在扩大。
    石先生,刚才您特别谈到,原来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也是分配利益的五个大国,由于一些因素变化,特别是经济、权威,包括核子武器的扩散出现一些新的调整。
    <B>石齐平:</B>我都把他归纳在全球化的概念之下。全球化一方面是更多的竞争、一方面是更多的挑战。所以谁能够面对竞争,谁能够抓住挑战,谁就能够升起。
    刚才讲了一个核武力的从垄断到扩散,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核的武力也就扩散,扩散也就是全球化的概念。而今天关注的是越是穷的国家,扩散的可能性机会就越大,这就无形之中开始挑战、冲撞了原来国际的秩序。不管是安理会的秩序也好,或者是安理会之外的秩序也好,这之间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安理会的威权应该说是今非昔比。
    中国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中国应该怎么自主?应该怎么定位?谈这个问题我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要把这个全球政治、经济生态变化的基本逻辑理顺,理顺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从什么地方切入是最好的。
    首先,我们谈谈全球政经生态演变的逻辑,其实有很多变数,都在不同程度上、角度上影响全球政经的变化。但是,它有一些阶段性的。比方刚刚我们讲的一九四五年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那段时间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核武力,就是五个国家谁都不敢动。所以现在的联合国从当时的五十一国,增加到一百九十一国,大家也都接受这么一个既定的国际现实。
    但是,随着全球化出来以后,我们发现更多的变数了。经济的变数,能源的变数,石油危机也造成了一部分的兴衰,还有金融危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在未来我们还可以预见到有新的变数加进来。谁有更大的市场,谁就能够有主导能力。甚至我们可以讲到市场本身是不是提供一个大的活力?还有宗教,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变数会加进来。所以我们怎么看全球化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就必须要把这种可能影响的一些变数做一个研判,然后中国自己本身看看有什么条件,中国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切入。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国的角色跟中国的资源,以及中国的策略该怎么做。
    <B>董嘉耀:</B>说到中国,现在大家注意到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确实是飞速的发展,这也提供给世界一些机会,中国也说是自己崛起,但是面对目前这种各方面的利益争夺,中国到底怎么办?
    <B>石齐平:</B>我们首先看中国当前的形势。在政治方面的形势,中国还是占有优势,还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他面临到可能跟其他四个国家一样被稀释的压力,这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个,中国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经济崛起了,因此G—7邀请你去了,或者将来的G—4里面有可能有你的一席之地,这都是中国有利的。但是同样的,当中国不断崛起的时候,你要面对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对你所造成的困扰,这是同时来的,除非你不崛起,否则这些困扰永远跟着你。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有利的,也有不利的,究竟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常常提到一种论点,就是和平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他起码是针对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是在经过一年以来发展以后,我们看到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不同的论点出来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但是在国际间的说服力可能还不是那么强,就是你怎么去说服国际间中国是和平崛起。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还有配套的两种论述,如果这两种论述配合就更好了。第一个就是中国机遇,就是我不但崛起,我还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事实上这已经在发展之中了,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间不得不加入到中国的市场,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所谓政治跟经济的关系。第二个配套的论述就更重要了,叫做中国贡献论,中国必须要能够说服别人,同时能够证明给别人看,我这个崛起不但提供了机会,而且能够有利于全球国际社会的好的发展,但是我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贡献。这个就是一会我们要谈的,中国能够提出来的什么东西对国际有利?在改革开放以前恐怕都是比较负面的,比方说提出的很多的难民或者是意识形态,这个在国际间恐不太受欢迎,改革开放把这个改了,现在提供更多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个对方一则喜,一则忧,要不然的话不会出现西班牙烧鞋子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毁誉参半的空间,将来给你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中国将来要真正提供市场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另外一个就是援助。当中国变的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要证明给全球的国际社会,我能够帮你一把,同时我还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中国的文化。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化有一股力度,就是反全球化,中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就凸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冲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久一新,怎么样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怎么样吸取全球最好的精华,重新把把融汇出来,弄出一个最好的文化出来,回馈给国际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一千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唐朝就是这样立足国际间的。最后加上一句话,文化究竟该怎么去除旧布新,脱离不开全面的制度化,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才能够以崭新的面貌在全球间出现。
    <B>董嘉耀:</B>关于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贡献给世界,本身自己也要制度完善,这样会有发言能力,包括影响力才会扩大。
    <B>石齐平:</B>也才有这种实力、延伸力跟生命力。
    <B>董嘉耀:</B>今晚的《时事开讲》就到这里。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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