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有点长！不 ...

西方人首先发现中国历史悠久。马可·波罗时代确定了这个遥远的帝国在空间上的辽阔，伊比利亚扩张时代开始注意帝国历史在时间上的悠久。代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著作——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1585年)，追述中国的黄帝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火炮，在德国人之前500年就开始印刷书籍，中国的朝代纪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550～2600年。《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没有直接追述中国的历史，但也提到“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降生前2636年就提到织绸工业，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2〕。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3年)尽管对中国的朝代纪年有些怀疑，但还是相信迄止他写书的1640年，中国文字已有3700年历史，中国在1800年前发明了造纸，1600年前发明了印刷术。〔3〕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年)根据中国的甲子纪年法，将中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4〕

　　西方人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后，又发现中国文明已停滞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中。代表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著作《中华帝国通志》(杜赫德，1735年)，首先历数了中国4000多年历史朝代的更迭，在赞叹这个神秘帝国的广大与悠古的同时，也指出蕴含在这可敬慕的古老中可怕的单一与停滞：

　　……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

　　由于中国的居民们发现，一切令生活舒适与娱悦的东西，他们应有尽有，他们的土地足够供给他们所需，所以他们一直反对与其他民族的贸易。他们对遥远国家的漠然无知，使他们产生一种荒诞的想法：他们是全世界的主人，他们的国土占据世界绝大部分土地；他们的四邻全是野蛮人。由于杜绝对外贸易，封闭稳定，这个民族的习俗恒古如一，毫无变化与进步。〔5〕

　　传教士们一边谨慎但又勇敢地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一边又仔细而且大胆地弥合中国的世俗历史与西方的《圣经》历史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痕。哲学家先利用中国悠久的历史攻击基督教神学，批判欧洲的现实，然后又利用中国文明的停滞来建立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伏尔泰从中国开始写他的世界史，“这个国家(指中国——引者注)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6〕伏尔泰的中国“知识”大多来自杜赫德，他在歌颂中国君主专制的开明、道德纯朴、历史悠久的时候，也嘲讪中国的停滞。中国历史悠久，但历史悠久的另一面很可能是历史停滞。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历史中的中国。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先进的文明，而4000年后，中国的文明却并不先进。如果说他们的道德、政治尚优越，在科学技术方面，至少已经落后于400年前还几乎都是文盲的西方民族。启蒙思想家在羡慕中国历史悠久的同时已开始批判中国文明的停滞，并试图解释中国文明停滞的原因。在当时的泛中国崇拜的大背景下，人们还一时感觉不到停滞这一负面形象的阴暗。如果说中国在科学与技术上落后，至少在道德、政治与农业技艺上仍有明显的优越性。然而，随着西方中国潮的消退与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的建立，停滞的阴暗形象凸现出来。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条目中一边说“毕竟不能否认，中华帝国出现的年代与大洪水的年代是非常近的”;一边又说“虽然中国人的历史最悠久，可我们却远远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在中国，你总有一种感觉像是生活在过去，历史已经变成现实。

　　当历史悠久变成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文艺复兴时代的崇古思潮使西方赞誉中华帝国的古老。启蒙运动崇尚进步，但历史悠久如果文明停滞，就是堕落，千年不变的历史是一种可怕的景象。一个世纪间，西方文化视野内的中国形象，反面的、文明停滞的特征逐渐掩盖了早期发现的“文明古国”的正面意义，最后，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启示意义不在于其肯定性的历史悠久，而在于其否定性的历史停滞。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7年)中从种族、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方面仔细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最后那个形象化的结论令人吃惊，但却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集体想象：“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7〕

　　1700年欧洲最博学的思想家莱布尼茨热切地希望通过传教士了解中国的科学与道德。1800年，一般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知道，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科学，孔夫子的哲学都是些千年不变的陈词滥调。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总结了欧洲启蒙主义世界观念中的进步思想，在他所理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火炮、印刷术，都是关键性要素，构成“人类”历史进步的后四个时代的直接动因。培根以罗盘仪、印刷术、火药的“发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学术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8〕欧洲因为获得了这三项发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通往幸福的科学与自由之门突然间开启了。启蒙运动中西方人认识到这三项伟大发明的发明者，也认识到伟大的发明者的历史命运。中国，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曾经拥有如此先进的文明，却因为愚昧与暴政，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陷入停滞与衰落：“……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类体制——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的能力推向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在科学、艺术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民族，然而又眼看着自己最终被别的民族一一超过：火炮的发明未能避免这个民族被蛮族征服。在那里，科学在众多学校中向所有公民开放，仅靠学校传授的科学就可以使人登上所有的显位要职；然而，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已永远沦为权力的卑微的奴仆；在那里，甚至连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9〕

　　孔多塞在逃亡途中写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时，马戛尔尼正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前往中国。孔多塞在历史的时间中追溯人类进步的历程，看到中国属于过去，他将人类进步的历史分为十个时代，中国停滞在第三个时代：“农业民族的进步——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马戛尔尼在现实的空间中体察人类进步的历程，在中国只看到过去。他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10〕

　　进步使人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停滞则使人从文明退化到野蛮。历史停滞了，中国正堕落成“半野蛮人”。孔多塞与马戛尔尼，一个在观念中的历史时间中漫游，从时间(历史)中体验空间(中国)；一个在现实的空间中漫游，从空间中(中国)体验时间(历史)。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相同的特征：停滞与衰败。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或者说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孔多塞与马戛尔尼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标志性人物。孔多塞描绘出了以进步为核心的线性发展的人类历史图式，并试图确定停滞在历史的过去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这种观念在启蒙运动中已经逐渐形成，到十九世纪还将进一步确立、完善。马戛尔尼带着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朦朦胧胧的观念出发，在现实的中国的见闻又以某种客观亲历的权威性证明了西方正在形成的“停滞的帝国”的中国观。〔11〕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流行的中国形象从明到暗，从文明到野蛮，从而为下一个世纪的中西在现实中的冲突准备了观念基础。

二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似乎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史实”。可是，“史实”也是特定文化观念构筑的东西，“史实”是由“史识”生成的。当后现代主义开始反思启蒙时代树立的进步史观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时，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受到怀疑。究竟是中国历史真正停滞，还是启蒙主义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史观下“看到的停滞”?所谓“停滞的中国”的意义，究竟是来自中国现实，还是来自欧洲现代文明的观念?或许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有多重含义。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封闭的现实；其次，西方文明进入现代以来突飞猛进，相对于西方历史与其他国家，都表现出某种进步的优势；最后，启蒙主义者提倡的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信念，在构筑进步信念的过程中，停滞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也必须得到确证。正如任何一个肯定都同时意味着一个否定，肯定进步就需要同时否定停滞；认同进步的西方与西方的进步，就必须设定一个停滞的东方与东方式的停滞。因此，理解所谓停滞的中国的异域形象，就必须理解启蒙时代西方的文化精神，理解启蒙主义者对世界、对中国、对东方与西方的看法，理解启蒙主义者构筑的进步神话，这是同一个命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停滞的中国形象是与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同时出现的。西方人在发现世界的时候也在发现本土，在发现中国的时候也在发现西方。本土与异域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关键。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一直在自身文化视野内利用中国形象。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形象曾使他们超越偏狭的中世纪文化，建立起世界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观念，并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反思、批判基督教神学，解放思想。西方社会迅速进步，西方人在自己的进步中看到中国停滞，并在确立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同时确立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在异域与本土的关系中构成的中国形象，异域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能够证明本土的价值，本土文化在它所构筑的“他者”形象中界定与认同自身。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不了解西方文化的背景，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社会心理。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停滞的中国并不是现实，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进步观念与西方文明在西方化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进行的虚构或发明。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指出，西方人在“永久大变动”的近代文明背景下讨论中国“相对稳定状态”中的进展，很难摆脱简单化与偏见。〔12〕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也从未停滞过，只是发展变化的快慢速度与急缓程度不同。康乾盛世150年，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空前发展，人口翻了两倍，城市化进程也非常明显。弗兰克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时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扩张，指出马戛尔尼访华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都有大规模的发展，不仅国内市场扩大，而且已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网络。〔13〕马戛尔尼在东亚看到一个“停滞的帝国”，实际上，他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乾隆皇帝的华夏中心主义一样偏狭无知。1790年的中华帝国，仍具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内贸市场，国民生产总值仍为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差不多。如果说发展缓慢可以成立，停滞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形象，目的在于肯定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肯定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逐渐形成的现代文明。对这种新生文明的认同，必须同时建构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他者。时间上的“他者”为古代，空间上的“他者”为东方。恰好“东方”又代表“古代”，时空经验就统一了。另一种相似的表述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用世界空间中的美洲、亚洲、欧洲代表历史时间中的的未来、过去、现在。在特定文化观念中，某一异域形象的意义决定于它与本土的关系以及它在本土世界观念格局中的位置与功能。

　　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的异域形象，不仅在进行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在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一个空间中的不同的民族与国家构成的世界，也发现这个世界中不同民族与国家在时间中的历史。西方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与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一边在现实中发现世界，一边也在观念中为他们所发现的世界建构出一种可理解的“秩序”来。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道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14〕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还要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旅行者在穿越人所居住的地球的空间的同时，也在穿越人所经历的历史的时间。他们去一个先进异域旅行，就如同走入未来一个或几个世纪，他们到一个落后的国家或原始部落，就等于回溯到前几个世纪或人类的摇篮时期。“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人在世界中旅行同时经历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旅行在地理上不同区域移动的时候，也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移动。《楞严经》对“世界”的解释，恰好说明旅行的坐标。旅行同时扩大人的时间与空间视界。知识在积累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在观念中形成。旧世界在扩大，新世界也在扩大，世界可以分为新旧，也可以分为东西。世界分为不同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国家处于不同世界的不同区域，不同的气候、土壤、资源又决定他们的历史。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逐渐变得完整起来，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整个东方从埃及到中国，将人类历史向前推延了6000年到8000年。东方代表过去，美洲是一片天真原始的处女地，正展示出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美国独立之后，欧洲代表着现实，一种正在摆脱过去(东方)向未来(美洲)进步的现实。

　　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他们以培根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思想武器，试图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构筑一幅完整的图景，并将其置于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世界的空间是二元的，分为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以地中海为界，东方扩展到太平洋，西方扩展到美洲。世界的时间是三段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线性历史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未来。正如旅行在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也在交错的时空中进行。美洲是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亚洲是他们发现的“旧世界”，他们在美洲看到未来，在亚洲看到过去。

　　启蒙主义者努力在知识与观念中“发现”并“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现人类幸福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该秩序的核心就是进步，进步的主体是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与民族只是对象。这其中既有一种知识关系，认识与被认识，又有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发现与被发现和征服与被征服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启蒙主义者都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描述世界的目的是确定欧洲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叙述历史是为了确立自由与进步的价值，并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启蒙运动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它在空间中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及其风俗法律的多样的、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性结构；在时间中表现为朝向一个必然的目标的、线性的、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进步。启蒙主义者都是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世界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其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已不仅是人类经验时间的方式，甚至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约翰?巴罗发表他的出使报告，希望“能使读者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确定中国在文明民族的阶梯上可能占有的位置”。

　　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自我意识自觉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观念，就在那个时代奠定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进步图景，规划好西方观念中的世界秩序。这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分属于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与停滞在过去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这也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的工具。启蒙主义者信仰进步，将历史当作人类的存在方式，将停滞与进步当作历史的尺度。世界中每一个民族文明的性质、价值与命运，都要经过这一尺度的衡量。封闭与停滞意味着野蛮与灭亡，只有向着未来不断进步，才是希望。西方人首先发现中国历史悠久。马可·波罗时代确定了这个遥远的帝国在空间上的辽阔，伊比利亚扩张时代开始注意帝国历史在时间上的悠久。代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著作——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1585年)，追述中国的黄帝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火炮，在德国人之前500年就开始印刷书籍，中国的朝代纪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550～2600年。《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没有直接追述中国的历史，但也提到“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降生前2636年就提到织绸工业，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2〕。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3年)尽管对中国的朝代纪年有些怀疑，但还是相信迄止他写书的1640年，中国文字已有3700年历史，中国在1800年前发明了造纸，1600年前发明了印刷术。〔3〕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年)根据中国的甲子纪年法，将中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4〕

　　西方人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后，又发现中国文明已停滞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中。代表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著作《中华帝国通志》(杜赫德，1735年)，首先历数了中国4000多年历史朝代的更迭，在赞叹这个神秘帝国的广大与悠古的同时，也指出蕴含在这可敬慕的古老中可怕的单一与停滞：

　　……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

　　由于中国的居民们发现，一切令生活舒适与娱悦的东西，他们应有尽有，他们的土地足够供给他们所需，所以他们一直反对与其他民族的贸易。他们对遥远国家的漠然无知，使他们产生一种荒诞的想法：他们是全世界的主人，他们的国土占据世界绝大部分土地；他们的四邻全是野蛮人。由于杜绝对外贸易，封闭稳定，这个民族的习俗恒古如一，毫无变化与进步。〔5〕

　　传教士们一边谨慎但又勇敢地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一边又仔细而且大胆地弥合中国的世俗历史与西方的《圣经》历史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痕。哲学家先利用中国悠久的历史攻击基督教神学，批判欧洲的现实，然后又利用中国文明的停滞来建立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伏尔泰从中国开始写他的世界史，“这个国家(指中国——引者注)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6〕伏尔泰的中国“知识”大多来自杜赫德，他在歌颂中国君主专制的开明、道德纯朴、历史悠久的时候，也嘲讪中国的停滞。中国历史悠久，但历史悠久的另一面很可能是历史停滞。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历史中的中国。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先进的文明，而4000年后，中国的文明却并不先进。如果说他们的道德、政治尚优越，在科学技术方面，至少已经落后于400年前还几乎都是文盲的西方民族。启蒙思想家在羡慕中国历史悠久的同时已开始批判中国文明的停滞，并试图解释中国文明停滞的原因。在当时的泛中国崇拜的大背景下，人们还一时感觉不到停滞这一负面形象的阴暗。如果说中国在科学与技术上落后，至少在道德、政治与农业技艺上仍有明显的优越性。然而，随着西方中国潮的消退与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的建立，停滞的阴暗形象凸现出来。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条目中一边说“毕竟不能否认，中华帝国出现的年代与大洪水的年代是非常近的”;一边又说“虽然中国人的历史最悠久，可我们却远远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在中国，你总有一种感觉像是生活在过去，历史已经变成现实。

　　当历史悠久变成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文艺复兴时代的崇古思潮使西方赞誉中华帝国的古老。启蒙运动崇尚进步，但历史悠久如果文明停滞，就是堕落，千年不变的历史是一种可怕的景象。一个世纪间，西方文化视野内的中国形象，反面的、文明停滞的特征逐渐掩盖了早期发现的“文明古国”的正面意义，最后，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启示意义不在于其肯定性的历史悠久，而在于其否定性的历史停滞。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7年)中从种族、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方面仔细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最后那个形象化的结论令人吃惊，但却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集体想象：“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7〕

　　1700年欧洲最博学的思想家莱布尼茨热切地希望通过传教士了解中国的科学与道德。1800年，一般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知道，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科学，孔夫子的哲学都是些千年不变的陈词滥调。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总结了欧洲启蒙主义世界观念中的进步思想，在他所理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火炮、印刷术，都是关键性要素，构成“人类”历史进步的后四个时代的直接动因。培根以罗盘仪、印刷术、火药的“发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学术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8〕欧洲因为获得了这三项发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通往幸福的科学与自由之门突然间开启了。启蒙运动中西方人认识到这三项伟大发明的发明者，也认识到伟大的发明者的历史命运。中国，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曾经拥有如此先进的文明，却因为愚昧与暴政，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陷入停滞与衰落：“……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类体制——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的能力推向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在科学、艺术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民族，然而又眼看着自己最终被别的民族一一超过：火炮的发明未能避免这个民族被蛮族征服。在那里，科学在众多学校中向所有公民开放，仅靠学校传授的科学就可以使人登上所有的显位要职；然而，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已永远沦为权力的卑微的奴仆；在那里，甚至连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9〕

　　孔多塞在逃亡途中写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时，马戛尔尼正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前往中国。孔多塞在历史的时间中追溯人类进步的历程，看到中国属于过去，他将人类进步的历史分为十个时代，中国停滞在第三个时代：“农业民族的进步——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马戛尔尼在现实的空间中体察人类进步的历程，在中国只看到过去。他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10〕

　　进步使人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停滞则使人从文明退化到野蛮。历史停滞了，中国正堕落成“半野蛮人”。孔多塞与马戛尔尼，一个在观念中的历史时间中漫游，从时间(历史)中体验空间(中国)；一个在现实的空间中漫游，从空间中(中国)体验时间(历史)。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相同的特征：停滞与衰败。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或者说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孔多塞与马戛尔尼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标志性人物。孔多塞描绘出了以进步为核心的线性发展的人类历史图式，并试图确定停滞在历史的过去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这种观念在启蒙运动中已经逐渐形成，到十九世纪还将进一步确立、完善。马戛尔尼带着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朦朦胧胧的观念出发，在现实的中国的见闻又以某种客观亲历的权威性证明了西方正在形成的“停滞的帝国”的中国观。〔11〕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流行的中国形象从明到暗，从文明到野蛮，从而为下一个世纪的中西在现实中的冲突准备了观念基础。

二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似乎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史实”。可是，“史实”也是特定文化观念构筑的东西，“史实”是由“史识”生成的。当后现代主义开始反思启蒙时代树立的进步史观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时，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受到怀疑。究竟是中国历史真正停滞，还是启蒙主义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史观下“看到的停滞”?所谓“停滞的中国”的意义，究竟是来自中国现实，还是来自欧洲现代文明的观念?或许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有多重含义。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封闭的现实；其次，西方文明进入现代以来突飞猛进，相对于西方历史与其他国家，都表现出某种进步的优势；最后，启蒙主义者提倡的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信念，在构筑进步信念的过程中，停滞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也必须得到确证。正如任何一个肯定都同时意味着一个否定，肯定进步就需要同时否定停滞；认同进步的西方与西方的进步，就必须设定一个停滞的东方与东方式的停滞。因此，理解所谓停滞的中国的异域形象，就必须理解启蒙时代西方的文化精神，理解启蒙主义者对世界、对中国、对东方与西方的看法，理解启蒙主义者构筑的进步神话，这是同一个命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停滞的中国形象是与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同时出现的。西方人在发现世界的时候也在发现本土，在发现中国的时候也在发现西方。本土与异域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关键。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一直在自身文化视野内利用中国形象。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形象曾使他们超越偏狭的中世纪文化，建立起世界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观念，并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反思、批判基督教神学，解放思想。西方社会迅速进步，西方人在自己的进步中看到中国停滞，并在确立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同时确立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在异域与本土的关系中构成的中国形象，异域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能够证明本土的价值，本土文化在它所构筑的“他者”形象中界定与认同自身。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不了解西方文化的背景，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社会心理。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停滞的中国并不是现实，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进步观念与西方文明在西方化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进行的虚构或发明。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指出，西方人在“永久大变动”的近代文明背景下讨论中国“相对稳定状态”中的进展，很难摆脱简单化与偏见。〔12〕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也从未停滞过，只是发展变化的快慢速度与急缓程度不同。康乾盛世150年，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空前发展，人口翻了两倍，城市化进程也非常明显。弗兰克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时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扩张，指出马戛尔尼访华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都有大规模的发展，不仅国内市场扩大，而且已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网络。〔13〕马戛尔尼在东亚看到一个“停滞的帝国”，实际上，他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乾隆皇帝的华夏中心主义一样偏狭无知。1790年的中华帝国，仍具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内贸市场，国民生产总值仍为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差不多。如果说发展缓慢可以成立，停滞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形象，目的在于肯定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肯定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逐渐形成的现代文明。对这种新生文明的认同，必须同时建构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他者。时间上的“他者”为古代，空间上的“他者”为东方。恰好“东方”又代表“古代”，时空经验就统一了。另一种相似的表述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用世界空间中的美洲、亚洲、欧洲代表历史时间中的的未来、过去、现在。在特定文化观念中，某一异域形象的意义决定于它与本土的关系以及它在本土世界观念格局中的位置与功能。

　　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的异域形象，不仅在进行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在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一个空间中的不同的民族与国家构成的世界，也发现这个世界中不同民族与国家在时间中的历史。西方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与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一边在现实中发现世界，一边也在观念中为他们所发现的世界建构出一种可理解的“秩序”来。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道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14〕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还要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旅行者在穿越人所居住的地球的空间的同时，也在穿越人所经历的历史的时间。他们去一个先进异域旅行，就如同走入未来一个或几个世纪，他们到一个落后的国家或原始部落，就等于回溯到前几个世纪或人类的摇篮时期。“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人在世界中旅行同时经历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旅行在地理上不同区域移动的时候，也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移动。《楞严经》对“世界”的解释，恰好说明旅行的坐标。旅行同时扩大人的时间与空间视界。知识在积累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在观念中形成。旧世界在扩大，新世界也在扩大，世界可以分为新旧，也可以分为东西。世界分为不同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国家处于不同世界的不同区域，不同的气候、土壤、资源又决定他们的历史。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逐渐变得完整起来，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整个东方从埃及到中国，将人类历史向前推延了6000年到8000年。东方代表过去，美洲是一片天真原始的处女地，正展示出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美国独立之后，欧洲代表着现实，一种正在摆脱过去(东方)向未来(美洲)进步的现实。

　　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他们以培根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思想武器，试图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构筑一幅完整的图景，并将其置于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世界的空间是二元的，分为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以地中海为界，东方扩展到太平洋，西方扩展到美洲。世界的时间是三段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线性历史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未来。正如旅行在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也在交错的时空中进行。美洲是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亚洲是他们发现的“旧世界”，他们在美洲看到未来，在亚洲看到过去。

　　启蒙主义者努力在知识与观念中“发现”并“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现人类幸福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该秩序的核心就是进步，进步的主体是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与民族只是对象。这其中既有一种知识关系，认识与被认识，又有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发现与被发现和征服与被征服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启蒙主义者都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描述世界的目的是确定欧洲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叙述历史是为了确立自由与进步的价值，并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启蒙运动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它在空间中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及其风俗法律的多样的、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性结构；在时间中表现为朝向一个必然的目标的、线性的、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进步。启蒙主义者都是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世界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其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已不仅是人类经验时间的方式，甚至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约翰?巴罗发表他的出使报告，希望“能使读者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确定中国在文明民族的阶梯上可能占有的位置”。

　　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自我意识自觉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观念，就在那个时代奠定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进步图景，规划好西方观念中的世界秩序。这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分属于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与停滞在过去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这也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的工具。启蒙主义者信仰进步，将历史当作人类的存在方式，将停滞与进步当作历史的尺度。世界中每一个民族文明的性质、价值与命运，都要经过这一尺度的衡量。封闭与停滞意味着野蛮与灭亡，只有向着未来不断进步，才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