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也谈民主（小春并不同意此文观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20:36
中国的民主问题，归根到底也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应该（或者
可以）怎样民主化？第二，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为中国设计民主，指的即是设计一条代价最小的（如保持社会基本稳
定和经济继续发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设计一种适合于未来中国的有
效民主制度。这其中又以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化作为一种
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混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不为人所控
制，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总是需要设想和规划的，特别是如果中国未
来的政治转变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呈现的话。
中国正在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大变迁，是真正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
局”，也是制度设计的一个天赐良机。欧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
产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很难加以变更，因为他们已经制度性固
定下来。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有朝一日进行政
治系统大变更时，如果有良好的思考和准备，完全可以根据西方的历
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学积累的研究成果设计出比欧美各国更优的制度安
排。即使撇开“超越”问题不谈，中国也需要在诸多民主形式中选取
一种最适合自己国情的一种。比如从最基本的三大宪政制度问题来
说，未来中国应该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以
及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哪一种安排能在中国最好地保障人民个人的权
益、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稳定、并且赋予国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能
力？这些制度应该有怎样的细节以保证它们的有效运行？从某种角度
来说，今日中国就象立宪时期的美国一样──现存的制度已经失败，
无数的压力和机会要求国家进入另一体系。美国日后的成功关键之一
就在于当时制定了一部良好的宪法。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现在需要
做的，也便是寻求变革后适用于中国的制度。
遗憾的是，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中却鲜有人研究思考。
中国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巨大变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人
数日增。但政治学家们至今为止的工作，绝大多数只是描述性的讨论
（descriptive discussion），而非严格的论证；而且内容要嘛是关
于中国的过去，比如文革研究，要嘛是中国的现状，比如当下的社会
矛盾或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很少有人涉及中国的未来政治制
度。Duke大学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写论文给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提具
体建议，但这样的转型期制度设计也已经算少见的了，更不要说未来
政体设计。政治学者们甚至连人大这样的有可能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变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现有转型制度，也很少做过研究（一个例外可能是
伯克莱加州大学的Kevin O’Brien教授）。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们倒是关心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民主有强烈的
期盼，但这种期盼至今为止大多情况下只是流于口号和批判，而没有
转变为对中国未来具体制度形式的建设性讨论。当然，曾有个别“精
英”民运人士要求中国采取联邦制，但他们写的东西顶多算篇有意思
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严格的科学性；也曾见过一部所谓的《中华联
邦共和国宪法》，其描述的制度大体上只是简单地在中国现有行政框
架内套入美国宪法的内容。这种“设计”似乎无需劳驾知识精英们。
现代西方政治学，早已不再象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主要是对政治思
想和政治机制进行历史讨论。二战后几十年间，政治学相继经历了行
为科学、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理论的改造而从原先散
文性的解释和描述发展成为实证的、系统的、数量的、模型化的分
析。尽管政治学因其优先选择（preferences）、机制（institu-
tions）和政治运作结果（outcomes）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学上的相关
关系更为流动而无法被经济学所完全替代，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向经
济学靠近。这其中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当属数理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又称实然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当今欧美政治学界搞制度
设计研究的也大多是该方面的专家，因为只有精确的实然性研究才能
提供有效的应然性演绎和推断。
然而，当前政治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却大体停留在几十年
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讨论或案例研究。当然，中国（以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欧美
国家那样遵循比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机制。因此，在中国及其它第
三世界国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进行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困难。然
而，这并不表明对中国政治搞形式理论研究或制度设计将一事无成。
尽管在中国当前地区差异巨大、民众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大部份地区
经济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可
能很困难，但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改善中国当
下的村级选举制度的问题。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村级选
举时发现各地选举方法差别很大，大体上来说，有同时选举村委会主
任、副主任及委员的方法、先选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的方法、
三个选举同时进行但候选人可以竞选不同职位的方法、选票可转移的
方法、以及先选举主任再由主任提名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方法。这些方
法中哪一个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针对以上选举方法中的常
出现的稀缺人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无人过选票半数、或者选举活动
费时费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个先初选决定两个主任候选人再
大选决定主任候选人提出的整队人马的方法以提高选举效率。
类似的讨论可以是很丰富的。学者们也完全可以从村级选举研究开始
逐步思考更高一级的选举问题。现实中，这样的研究却非常少。其原
因恐怕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极少有受过严格的数量模型或经济
学、博弈论训练的。
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份子尚且如此，民运人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
既非政治学者，也大多不懂经济学，要他们去用数量模型或经济学的
方法去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批评村级选
举的低级和无用，而无法对制度提供建议。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
不是学者，他们也不用象学者搞研究一样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
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学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立雄先
生就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学者，但他照样提出了一个逐层递选制的想
法。不管他的主张有多少欠缺，比起某些只会喊喊口号的人，或者因
为受了共产党的委屈就反对北京奥运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
多少。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如果无力思考制度问题，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国
社会的现状，因为实证研究社会现状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础，而民运
不为很多人所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重脱
节。但民运人士似乎对这点也没有兴趣。前不久康晓光先生写了一篇
文章，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将在近期内保持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结果遭到
某些民运精英的猛烈批判，认为康为专制制度辩护。康的文章只是现
状分析，分析中国会不会稳定，而不是应不应该稳定，不存在态度倾
向问题。其分析也许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比如分析框架、对影响稳
定性的因素的选取等，民运人士如果要批评他“为专制辩护”，就必
须实事求是地给出分析与论证。
当然，研究政治并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实证研究，政治思想（politi-
cal theory）也是政治科学的一大领域。西方对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
也是持续不断、并一直有创新的。民运“精英”们即使不能提出对中
国未来制度建设的主张、或对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
想上有所建树，也是不错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斗士的思想至
今超不过“5．4”时期知识份子的水平，遑论吸收当代西方的学术成
就了。
有一次在美国某校听王丹做演讲。王丹同学表示民运要对中国未来提
出建设性方针而不只是在人权等问题上作批评，而且要为此“积极联
系”、“分科分目”地去做研究。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某些具体想法略
显幼稚，但还是觉得民运开始有点想法和主张了，是个进步。但几年
过去，他的话好象只是说说而已，没见什么实际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变局将不会太遥远。如果我们采用Stan-
ford大学Henry Rowen教授的计算的话，中国政治在2020年前将起码
达到“局部自由”的阶段，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增长
到$7,500（按1998年美元计算），而1998年到达这个ＧＤＰ水平的31
个国家除了3个国家被Freedom House列为“局部自由”外，其它是
“自由”国家；近几十年来西班牙、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湾、
韩国等也都是在这个ＧＤＰ水平左右实现民主转型的。考虑到中国沿
海地带的人均ＧＤＰ将在2020年前超越$7,500，而且当前中国的经济
发展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已经急速增长，中国的大变局很有可能会
发生地更快。面对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最大悲哀大概不是没有人为民主奋斗，而是没有人知道民主后
中国应该怎样。中国的民主问题，归根到底也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应该（或者
可以）怎样民主化？第二，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为中国设计民主，指的即是设计一条代价最小的（如保持社会基本稳
定和经济继续发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设计一种适合于未来中国的有
效民主制度。这其中又以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化作为一种
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混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不为人所控
制，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总是需要设想和规划的，特别是如果中国未
来的政治转变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呈现的话。
中国正在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大变迁，是真正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
局”，也是制度设计的一个天赐良机。欧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
产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很难加以变更，因为他们已经制度性固
定下来。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有朝一日进行政
治系统大变更时，如果有良好的思考和准备，完全可以根据西方的历
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学积累的研究成果设计出比欧美各国更优的制度安
排。即使撇开“超越”问题不谈，中国也需要在诸多民主形式中选取
一种最适合自己国情的一种。比如从最基本的三大宪政制度问题来
说，未来中国应该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以
及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哪一种安排能在中国最好地保障人民个人的权
益、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稳定、并且赋予国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能
力？这些制度应该有怎样的细节以保证它们的有效运行？从某种角度
来说，今日中国就象立宪时期的美国一样──现存的制度已经失败，
无数的压力和机会要求国家进入另一体系。美国日后的成功关键之一
就在于当时制定了一部良好的宪法。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现在需要
做的，也便是寻求变革后适用于中国的制度。
遗憾的是，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中却鲜有人研究思考。
中国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巨大变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人
数日增。但政治学家们至今为止的工作，绝大多数只是描述性的讨论
（descriptive discussion），而非严格的论证；而且内容要嘛是关
于中国的过去，比如文革研究，要嘛是中国的现状，比如当下的社会
矛盾或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很少有人涉及中国的未来政治制
度。Duke大学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写论文给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提具
体建议，但这样的转型期制度设计也已经算少见的了，更不要说未来
政体设计。政治学者们甚至连人大这样的有可能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变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现有转型制度，也很少做过研究（一个例外可能是
伯克莱加州大学的Kevin O’Brien教授）。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们倒是关心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民主有强烈的
期盼，但这种期盼至今为止大多情况下只是流于口号和批判，而没有
转变为对中国未来具体制度形式的建设性讨论。当然，曾有个别“精
英”民运人士要求中国采取联邦制，但他们写的东西顶多算篇有意思
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严格的科学性；也曾见过一部所谓的《中华联
邦共和国宪法》，其描述的制度大体上只是简单地在中国现有行政框
架内套入美国宪法的内容。这种“设计”似乎无需劳驾知识精英们。
现代西方政治学，早已不再象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主要是对政治思
想和政治机制进行历史讨论。二战后几十年间，政治学相继经历了行
为科学、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理论的改造而从原先散
文性的解释和描述发展成为实证的、系统的、数量的、模型化的分
析。尽管政治学因其优先选择（preferences）、机制（institu-
tions）和政治运作结果（outcomes）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学上的相关
关系更为流动而无法被经济学所完全替代，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向经
济学靠近。这其中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当属数理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又称实然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当今欧美政治学界搞制度
设计研究的也大多是该方面的专家，因为只有精确的实然性研究才能
提供有效的应然性演绎和推断。
然而，当前政治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却大体停留在几十年
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讨论或案例研究。当然，中国（以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欧美
国家那样遵循比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机制。因此，在中国及其它第
三世界国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进行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困难。然
而，这并不表明对中国政治搞形式理论研究或制度设计将一事无成。
尽管在中国当前地区差异巨大、民众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大部份地区
经济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可
能很困难，但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改善中国当
下的村级选举制度的问题。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村级选
举时发现各地选举方法差别很大，大体上来说，有同时选举村委会主
任、副主任及委员的方法、先选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的方法、
三个选举同时进行但候选人可以竞选不同职位的方法、选票可转移的
方法、以及先选举主任再由主任提名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方法。这些方
法中哪一个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针对以上选举方法中的常
出现的稀缺人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无人过选票半数、或者选举活动
费时费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个先初选决定两个主任候选人再
大选决定主任候选人提出的整队人马的方法以提高选举效率。
类似的讨论可以是很丰富的。学者们也完全可以从村级选举研究开始
逐步思考更高一级的选举问题。现实中，这样的研究却非常少。其原
因恐怕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极少有受过严格的数量模型或经济
学、博弈论训练的。
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份子尚且如此，民运人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
既非政治学者，也大多不懂经济学，要他们去用数量模型或经济学的
方法去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批评村级选
举的低级和无用，而无法对制度提供建议。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
不是学者，他们也不用象学者搞研究一样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
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学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立雄先
生就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学者，但他照样提出了一个逐层递选制的想
法。不管他的主张有多少欠缺，比起某些只会喊喊口号的人，或者因
为受了共产党的委屈就反对北京奥运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
多少。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如果无力思考制度问题，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国
社会的现状，因为实证研究社会现状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础，而民运
不为很多人所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重脱
节。但民运人士似乎对这点也没有兴趣。前不久康晓光先生写了一篇
文章，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将在近期内保持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结果遭到
某些民运精英的猛烈批判，认为康为专制制度辩护。康的文章只是现
状分析，分析中国会不会稳定，而不是应不应该稳定，不存在态度倾
向问题。其分析也许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比如分析框架、对影响稳
定性的因素的选取等，民运人士如果要批评他“为专制辩护”，就必
须实事求是地给出分析与论证。
当然，研究政治并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实证研究，政治思想（politi-
cal theory）也是政治科学的一大领域。西方对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
也是持续不断、并一直有创新的。民运“精英”们即使不能提出对中
国未来制度建设的主张、或对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
想上有所建树，也是不错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斗士的思想至
今超不过“5．4”时期知识份子的水平，遑论吸收当代西方的学术成
就了。
有一次在美国某校听王丹做演讲。王丹同学表示民运要对中国未来提
出建设性方针而不只是在人权等问题上作批评，而且要为此“积极联
系”、“分科分目”地去做研究。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某些具体想法略
显幼稚，但还是觉得民运开始有点想法和主张了，是个进步。但几年
过去，他的话好象只是说说而已，没见什么实际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变局将不会太遥远。如果我们采用Stan-
ford大学Henry Rowen教授的计算的话，中国政治在2020年前将起码
达到“局部自由”的阶段，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增长
到$7,500（按1998年美元计算），而1998年到达这个ＧＤＰ水平的31
个国家除了3个国家被Freedom House列为“局部自由”外，其它是
“自由”国家；近几十年来西班牙、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湾、
韩国等也都是在这个ＧＤＰ水平左右实现民主转型的。考虑到中国沿
海地带的人均ＧＤＰ将在2020年前超越$7,500，而且当前中国的经济
发展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已经急速增长，中国的大变局很有可能会
发生地更快。面对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最大悲哀大概不是没有人为民主奋斗，而是没有人知道民主后
中国应该怎样。
可以）怎样民主化？第二，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为中国设计民主，指的即是设计一条代价最小的（如保持社会基本稳
定和经济继续发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设计一种适合于未来中国的有
效民主制度。这其中又以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化作为一种
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混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不为人所控
制，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总是需要设想和规划的，特别是如果中国未
来的政治转变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呈现的话。
中国正在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大变迁，是真正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
局”，也是制度设计的一个天赐良机。欧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
产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很难加以变更，因为他们已经制度性固
定下来。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有朝一日进行政
治系统大变更时，如果有良好的思考和准备，完全可以根据西方的历
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学积累的研究成果设计出比欧美各国更优的制度安
排。即使撇开“超越”问题不谈，中国也需要在诸多民主形式中选取
一种最适合自己国情的一种。比如从最基本的三大宪政制度问题来
说，未来中国应该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以
及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哪一种安排能在中国最好地保障人民个人的权
益、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稳定、并且赋予国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能
力？这些制度应该有怎样的细节以保证它们的有效运行？从某种角度
来说，今日中国就象立宪时期的美国一样──现存的制度已经失败，
无数的压力和机会要求国家进入另一体系。美国日后的成功关键之一
就在于当时制定了一部良好的宪法。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现在需要
做的，也便是寻求变革后适用于中国的制度。
遗憾的是，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中却鲜有人研究思考。
中国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巨大变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人
数日增。但政治学家们至今为止的工作，绝大多数只是描述性的讨论
（descriptive discussion），而非严格的论证；而且内容要嘛是关
于中国的过去，比如文革研究，要嘛是中国的现状，比如当下的社会
矛盾或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很少有人涉及中国的未来政治制
度。Duke大学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写论文给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提具
体建议，但这样的转型期制度设计也已经算少见的了，更不要说未来
政体设计。政治学者们甚至连人大这样的有可能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变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现有转型制度，也很少做过研究（一个例外可能是
伯克莱加州大学的Kevin O’Brien教授）。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们倒是关心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民主有强烈的
期盼，但这种期盼至今为止大多情况下只是流于口号和批判，而没有
转变为对中国未来具体制度形式的建设性讨论。当然，曾有个别“精
英”民运人士要求中国采取联邦制，但他们写的东西顶多算篇有意思
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严格的科学性；也曾见过一部所谓的《中华联
邦共和国宪法》，其描述的制度大体上只是简单地在中国现有行政框
架内套入美国宪法的内容。这种“设计”似乎无需劳驾知识精英们。
现代西方政治学，早已不再象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主要是对政治思
想和政治机制进行历史讨论。二战后几十年间，政治学相继经历了行
为科学、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理论的改造而从原先散
文性的解释和描述发展成为实证的、系统的、数量的、模型化的分
析。尽管政治学因其优先选择（preferences）、机制（institu-
tions）和政治运作结果（outcomes）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学上的相关
关系更为流动而无法被经济学所完全替代，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向经
济学靠近。这其中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当属数理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又称实然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当今欧美政治学界搞制度
设计研究的也大多是该方面的专家，因为只有精确的实然性研究才能
提供有效的应然性演绎和推断。
然而，当前政治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却大体停留在几十年
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讨论或案例研究。当然，中国（以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欧美
国家那样遵循比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机制。因此，在中国及其它第
三世界国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进行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困难。然
而，这并不表明对中国政治搞形式理论研究或制度设计将一事无成。
尽管在中国当前地区差异巨大、民众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大部份地区
经济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可
能很困难，但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改善中国当
下的村级选举制度的问题。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村级选
举时发现各地选举方法差别很大，大体上来说，有同时选举村委会主
任、副主任及委员的方法、先选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的方法、
三个选举同时进行但候选人可以竞选不同职位的方法、选票可转移的
方法、以及先选举主任再由主任提名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方法。这些方
法中哪一个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针对以上选举方法中的常
出现的稀缺人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无人过选票半数、或者选举活动
费时费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个先初选决定两个主任候选人再
大选决定主任候选人提出的整队人马的方法以提高选举效率。
类似的讨论可以是很丰富的。学者们也完全可以从村级选举研究开始
逐步思考更高一级的选举问题。现实中，这样的研究却非常少。其原
因恐怕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极少有受过严格的数量模型或经济
学、博弈论训练的。
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份子尚且如此，民运人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
既非政治学者，也大多不懂经济学，要他们去用数量模型或经济学的
方法去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批评村级选
举的低级和无用，而无法对制度提供建议。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
不是学者，他们也不用象学者搞研究一样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
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学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立雄先
生就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学者，但他照样提出了一个逐层递选制的想
法。不管他的主张有多少欠缺，比起某些只会喊喊口号的人，或者因
为受了共产党的委屈就反对北京奥运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
多少。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如果无力思考制度问题，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国
社会的现状，因为实证研究社会现状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础，而民运
不为很多人所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重脱
节。但民运人士似乎对这点也没有兴趣。前不久康晓光先生写了一篇
文章，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将在近期内保持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结果遭到
某些民运精英的猛烈批判，认为康为专制制度辩护。康的文章只是现
状分析，分析中国会不会稳定，而不是应不应该稳定，不存在态度倾
向问题。其分析也许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比如分析框架、对影响稳
定性的因素的选取等，民运人士如果要批评他“为专制辩护”，就必
须实事求是地给出分析与论证。
当然，研究政治并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实证研究，政治思想（politi-
cal theory）也是政治科学的一大领域。西方对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
也是持续不断、并一直有创新的。民运“精英”们即使不能提出对中
国未来制度建设的主张、或对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
想上有所建树，也是不错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斗士的思想至
今超不过“5．4”时期知识份子的水平，遑论吸收当代西方的学术成
就了。
有一次在美国某校听王丹做演讲。王丹同学表示民运要对中国未来提
出建设性方针而不只是在人权等问题上作批评，而且要为此“积极联
系”、“分科分目”地去做研究。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某些具体想法略
显幼稚，但还是觉得民运开始有点想法和主张了，是个进步。但几年
过去，他的话好象只是说说而已，没见什么实际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变局将不会太遥远。如果我们采用Stan-
ford大学Henry Rowen教授的计算的话，中国政治在2020年前将起码
达到“局部自由”的阶段，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增长
到$7,500（按1998年美元计算），而1998年到达这个ＧＤＰ水平的31
个国家除了3个国家被Freedom House列为“局部自由”外，其它是
“自由”国家；近几十年来西班牙、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湾、
韩国等也都是在这个ＧＤＰ水平左右实现民主转型的。考虑到中国沿
海地带的人均ＧＤＰ将在2020年前超越$7,500，而且当前中国的经济
发展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已经急速增长，中国的大变局很有可能会
发生地更快。面对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最大悲哀大概不是没有人为民主奋斗，而是没有人知道民主后
中国应该怎样。中国的民主问题，归根到底也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应该（或者
可以）怎样民主化？第二，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为中国设计民主，指的即是设计一条代价最小的（如保持社会基本稳
定和经济继续发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设计一种适合于未来中国的有
效民主制度。这其中又以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化作为一种
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混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不为人所控
制，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总是需要设想和规划的，特别是如果中国未
来的政治转变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呈现的话。
中国正在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大变迁，是真正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
局”，也是制度设计的一个天赐良机。欧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
产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很难加以变更，因为他们已经制度性固
定下来。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有朝一日进行政
治系统大变更时，如果有良好的思考和准备，完全可以根据西方的历
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学积累的研究成果设计出比欧美各国更优的制度安
排。即使撇开“超越”问题不谈，中国也需要在诸多民主形式中选取
一种最适合自己国情的一种。比如从最基本的三大宪政制度问题来
说，未来中国应该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以
及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哪一种安排能在中国最好地保障人民个人的权
益、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稳定、并且赋予国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能
力？这些制度应该有怎样的细节以保证它们的有效运行？从某种角度
来说，今日中国就象立宪时期的美国一样──现存的制度已经失败，
无数的压力和机会要求国家进入另一体系。美国日后的成功关键之一
就在于当时制定了一部良好的宪法。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现在需要
做的，也便是寻求变革后适用于中国的制度。
遗憾的是，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中却鲜有人研究思考。
中国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巨大变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人
数日增。但政治学家们至今为止的工作，绝大多数只是描述性的讨论
（descriptive discussion），而非严格的论证；而且内容要嘛是关
于中国的过去，比如文革研究，要嘛是中国的现状，比如当下的社会
矛盾或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很少有人涉及中国的未来政治制
度。Duke大学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写论文给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提具
体建议，但这样的转型期制度设计也已经算少见的了，更不要说未来
政体设计。政治学者们甚至连人大这样的有可能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变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现有转型制度，也很少做过研究（一个例外可能是
伯克莱加州大学的Kevin O’Brien教授）。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们倒是关心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民主有强烈的
期盼，但这种期盼至今为止大多情况下只是流于口号和批判，而没有
转变为对中国未来具体制度形式的建设性讨论。当然，曾有个别“精
英”民运人士要求中国采取联邦制，但他们写的东西顶多算篇有意思
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严格的科学性；也曾见过一部所谓的《中华联
邦共和国宪法》，其描述的制度大体上只是简单地在中国现有行政框
架内套入美国宪法的内容。这种“设计”似乎无需劳驾知识精英们。
现代西方政治学，早已不再象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主要是对政治思
想和政治机制进行历史讨论。二战后几十年间，政治学相继经历了行
为科学、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理论的改造而从原先散
文性的解释和描述发展成为实证的、系统的、数量的、模型化的分
析。尽管政治学因其优先选择（preferences）、机制（institu-
tions）和政治运作结果（outcomes）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学上的相关
关系更为流动而无法被经济学所完全替代，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向经
济学靠近。这其中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当属数理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又称实然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当今欧美政治学界搞制度
设计研究的也大多是该方面的专家，因为只有精确的实然性研究才能
提供有效的应然性演绎和推断。
然而，当前政治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却大体停留在几十年
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讨论或案例研究。当然，中国（以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欧美
国家那样遵循比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机制。因此，在中国及其它第
三世界国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进行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困难。然
而，这并不表明对中国政治搞形式理论研究或制度设计将一事无成。
尽管在中国当前地区差异巨大、民众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大部份地区
经济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可
能很困难，但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改善中国当
下的村级选举制度的问题。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村级选
举时发现各地选举方法差别很大，大体上来说，有同时选举村委会主
任、副主任及委员的方法、先选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的方法、
三个选举同时进行但候选人可以竞选不同职位的方法、选票可转移的
方法、以及先选举主任再由主任提名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方法。这些方
法中哪一个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针对以上选举方法中的常
出现的稀缺人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无人过选票半数、或者选举活动
费时费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个先初选决定两个主任候选人再
大选决定主任候选人提出的整队人马的方法以提高选举效率。
类似的讨论可以是很丰富的。学者们也完全可以从村级选举研究开始
逐步思考更高一级的选举问题。现实中，这样的研究却非常少。其原
因恐怕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极少有受过严格的数量模型或经济
学、博弈论训练的。
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份子尚且如此，民运人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
既非政治学者，也大多不懂经济学，要他们去用数量模型或经济学的
方法去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批评村级选
举的低级和无用，而无法对制度提供建议。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
不是学者，他们也不用象学者搞研究一样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
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学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立雄先
生就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学者，但他照样提出了一个逐层递选制的想
法。不管他的主张有多少欠缺，比起某些只会喊喊口号的人，或者因
为受了共产党的委屈就反对北京奥运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
多少。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如果无力思考制度问题，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国
社会的现状，因为实证研究社会现状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础，而民运
不为很多人所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重脱
节。但民运人士似乎对这点也没有兴趣。前不久康晓光先生写了一篇
文章，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将在近期内保持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结果遭到
某些民运精英的猛烈批判，认为康为专制制度辩护。康的文章只是现
状分析，分析中国会不会稳定，而不是应不应该稳定，不存在态度倾
向问题。其分析也许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比如分析框架、对影响稳
定性的因素的选取等，民运人士如果要批评他“为专制辩护”，就必
须实事求是地给出分析与论证。
当然，研究政治并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实证研究，政治思想（politi-
cal theory）也是政治科学的一大领域。西方对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
也是持续不断、并一直有创新的。民运“精英”们即使不能提出对中
国未来制度建设的主张、或对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
想上有所建树，也是不错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斗士的思想至
今超不过“5．4”时期知识份子的水平，遑论吸收当代西方的学术成
就了。
有一次在美国某校听王丹做演讲。王丹同学表示民运要对中国未来提
出建设性方针而不只是在人权等问题上作批评，而且要为此“积极联
系”、“分科分目”地去做研究。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某些具体想法略
显幼稚，但还是觉得民运开始有点想法和主张了，是个进步。但几年
过去，他的话好象只是说说而已，没见什么实际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变局将不会太遥远。如果我们采用Stan-
ford大学Henry Rowen教授的计算的话，中国政治在2020年前将起码
达到“局部自由”的阶段，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增长
到$7,500（按1998年美元计算），而1998年到达这个ＧＤＰ水平的31
个国家除了3个国家被Freedom House列为“局部自由”外，其它是
“自由”国家；近几十年来西班牙、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湾、
韩国等也都是在这个ＧＤＰ水平左右实现民主转型的。考虑到中国沿
海地带的人均ＧＤＰ将在2020年前超越$7,500，而且当前中国的经济
发展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已经急速增长，中国的大变局很有可能会
发生地更快。面对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最大悲哀大概不是没有人为民主奋斗，而是没有人知道民主后
中国应该怎样。
在讨论中国怎样民主化之前，你必须要先弄明白，民主会给你的个人、个人生活带来什么？换句话讲，民主会带给你什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