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分析赖斯8年两篇长文：美对华政策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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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22日 09:46环球时报
刘亚伟:中国的变化与赖斯的不变
不久前，赖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上撰文，提出美国必须在新的世界采取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00年年初，赖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2000年的竞选: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文。对比两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8年前赖斯奋笔疾书时可以说既生气也“充满生气”。她生气是因为，她认为克林顿执政近8年，却没有在苏联崩溃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她“充满生气”是因为，她对美国利用其最有威力的工具—————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来推动“华盛顿模式”的渗透和扩展、实现世界大同（美国化）的计划信心百倍。她说，对美国利益的追求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战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繁荣和民主。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世界上除了美国，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政府的政策效果。
8年之后，世界变了很多，在政治上，美国不再享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赖斯并没有改弦易辙，她没有改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且继续坚持美国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利益与造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尽管赖斯的文章题目里有美国“在新世界需要务实外交”的字眼，但是她仍用大量篇幅谈美国的价值观。她把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她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赖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专制资本主义”，称“民主进程的曲折使一些人幻想是不是通过专制资本主义（北京模式）过渡到民主是更好的路径。”赖斯不相信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她在文章中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唯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
不过，赖斯对中国的评价却有所改变。她在2000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政府信息更加公开、政治制度更加宽松、个人自由更加扩大的后果。但8年后，赖斯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她不再认为，市场竞争和自由可以在中国自动启动她8年前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她虽然间接否定了“北京模式”的榜样性质，但这也正说明，她看到了“北京模式”正在吸引世界各国的注意。
赖斯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其实折射了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洛杉矶时报》前驻中国记者孟捷慕在《中国幻想》一书中说，通过沃尔玛和星巴克在中国推进民主不过是幻想，如果美国“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认真对待中国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赖斯等人对中国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些人会对中国的发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
赖斯的固执体现在她坚持美国关于选举、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是普世的，是其他国家必须和应该去努力推行的。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仅仅是赖斯一人这样固执。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都会同样固执地认为，赖斯描述的美国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去推进其他国家更快、更好地去全心拥抱这些价值。
正是在这个价值观的层面，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的中国来说，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正在或将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文化的，还是社会的？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美国和西方所独有。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与赖斯们所推崇的西方民主社会都是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会发生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赖斯、麦凯恩和奥巴马们以及西方社会很难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告别革命，虽然它走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持续发展将会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它却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就像美国的民主体制符合的是美国的国情一样。
赖斯如同西方很多学者和官员一样，完全否定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定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就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其实，否定“中国国情特殊论”一如否定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特殊论”一样可笑。美国特殊在于它的人口以移民为主、在于它横跨两大洋、在于它改良了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安排，行成了自己特有的制衡和联邦体制。凡是有基本政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转型中不顾国情去照搬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邯郸学步，寸步难行。
中国的改革不能跟着赖斯们的指挥棒转。中国需要审时度势，规划自己的改革路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安排实现民主和自由的路径。比如，欧洲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日本是君主立宪，中国自然需要提出和建立不但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也能在政治决策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府治理公开和问责的机制。尽管中国的民主建设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和谐与互补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同美国一样，中国会对人类发展经济、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个人自由做出特殊的贡献。与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会咄咄逼人地宣布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迫使其他国家对它自己制定的规则就范。条条道路通罗马。民主、自由和由它们保障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是各国实现这些价值的路径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会继续变化，而赖斯自己也得变。▲（作者是中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2008年07月22日 09:46环球时报
刘亚伟:中国的变化与赖斯的不变
不久前，赖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上撰文，提出美国必须在新的世界采取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00年年初，赖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2000年的竞选: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文。对比两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8年前赖斯奋笔疾书时可以说既生气也“充满生气”。她生气是因为，她认为克林顿执政近8年，却没有在苏联崩溃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她“充满生气”是因为，她对美国利用其最有威力的工具—————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来推动“华盛顿模式”的渗透和扩展、实现世界大同（美国化）的计划信心百倍。她说，对美国利益的追求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战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繁荣和民主。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世界上除了美国，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政府的政策效果。
8年之后，世界变了很多，在政治上，美国不再享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赖斯并没有改弦易辙，她没有改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且继续坚持美国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利益与造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尽管赖斯的文章题目里有美国“在新世界需要务实外交”的字眼，但是她仍用大量篇幅谈美国的价值观。她把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她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赖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专制资本主义”，称“民主进程的曲折使一些人幻想是不是通过专制资本主义（北京模式）过渡到民主是更好的路径。”赖斯不相信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她在文章中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唯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
不过，赖斯对中国的评价却有所改变。她在2000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政府信息更加公开、政治制度更加宽松、个人自由更加扩大的后果。但8年后，赖斯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她不再认为，市场竞争和自由可以在中国自动启动她8年前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她虽然间接否定了“北京模式”的榜样性质，但这也正说明，她看到了“北京模式”正在吸引世界各国的注意。
赖斯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其实折射了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洛杉矶时报》前驻中国记者孟捷慕在《中国幻想》一书中说，通过沃尔玛和星巴克在中国推进民主不过是幻想，如果美国“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认真对待中国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赖斯等人对中国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些人会对中国的发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
赖斯的固执体现在她坚持美国关于选举、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是普世的，是其他国家必须和应该去努力推行的。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仅仅是赖斯一人这样固执。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都会同样固执地认为，赖斯描述的美国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去推进其他国家更快、更好地去全心拥抱这些价值。
正是在这个价值观的层面，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的中国来说，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正在或将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文化的，还是社会的？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美国和西方所独有。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与赖斯们所推崇的西方民主社会都是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会发生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赖斯、麦凯恩和奥巴马们以及西方社会很难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告别革命，虽然它走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持续发展将会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它却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就像美国的民主体制符合的是美国的国情一样。
赖斯如同西方很多学者和官员一样，完全否定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定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就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其实，否定“中国国情特殊论”一如否定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特殊论”一样可笑。美国特殊在于它的人口以移民为主、在于它横跨两大洋、在于它改良了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安排，行成了自己特有的制衡和联邦体制。凡是有基本政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转型中不顾国情去照搬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邯郸学步，寸步难行。
中国的改革不能跟着赖斯们的指挥棒转。中国需要审时度势，规划自己的改革路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安排实现民主和自由的路径。比如，欧洲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日本是君主立宪，中国自然需要提出和建立不但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也能在政治决策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府治理公开和问责的机制。尽管中国的民主建设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和谐与互补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同美国一样，中国会对人类发展经济、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个人自由做出特殊的贡献。与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会咄咄逼人地宣布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迫使其他国家对它自己制定的规则就范。条条道路通罗马。民主、自由和由它们保障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是各国实现这些价值的路径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会继续变化，而赖斯自己也得变。▲（作者是中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
刘亚伟:中国的变化与赖斯的不变
不久前，赖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上撰文，提出美国必须在新的世界采取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00年年初，赖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2000年的竞选: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文。对比两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8年前赖斯奋笔疾书时可以说既生气也“充满生气”。她生气是因为，她认为克林顿执政近8年，却没有在苏联崩溃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她“充满生气”是因为，她对美国利用其最有威力的工具—————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来推动“华盛顿模式”的渗透和扩展、实现世界大同（美国化）的计划信心百倍。她说，对美国利益的追求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战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繁荣和民主。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世界上除了美国，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政府的政策效果。
8年之后，世界变了很多，在政治上，美国不再享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赖斯并没有改弦易辙，她没有改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且继续坚持美国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利益与造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尽管赖斯的文章题目里有美国“在新世界需要务实外交”的字眼，但是她仍用大量篇幅谈美国的价值观。她把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她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赖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专制资本主义”，称“民主进程的曲折使一些人幻想是不是通过专制资本主义（北京模式）过渡到民主是更好的路径。”赖斯不相信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她在文章中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唯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
不过，赖斯对中国的评价却有所改变。她在2000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政府信息更加公开、政治制度更加宽松、个人自由更加扩大的后果。但8年后，赖斯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她不再认为，市场竞争和自由可以在中国自动启动她8年前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她虽然间接否定了“北京模式”的榜样性质，但这也正说明，她看到了“北京模式”正在吸引世界各国的注意。
赖斯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其实折射了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洛杉矶时报》前驻中国记者孟捷慕在《中国幻想》一书中说，通过沃尔玛和星巴克在中国推进民主不过是幻想，如果美国“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认真对待中国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赖斯等人对中国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些人会对中国的发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
赖斯的固执体现在她坚持美国关于选举、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是普世的，是其他国家必须和应该去努力推行的。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仅仅是赖斯一人这样固执。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都会同样固执地认为，赖斯描述的美国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去推进其他国家更快、更好地去全心拥抱这些价值。
正是在这个价值观的层面，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的中国来说，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正在或将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文化的，还是社会的？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美国和西方所独有。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与赖斯们所推崇的西方民主社会都是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会发生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赖斯、麦凯恩和奥巴马们以及西方社会很难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告别革命，虽然它走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持续发展将会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它却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就像美国的民主体制符合的是美国的国情一样。
赖斯如同西方很多学者和官员一样，完全否定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定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就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其实，否定“中国国情特殊论”一如否定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特殊论”一样可笑。美国特殊在于它的人口以移民为主、在于它横跨两大洋、在于它改良了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安排，行成了自己特有的制衡和联邦体制。凡是有基本政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转型中不顾国情去照搬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邯郸学步，寸步难行。
中国的改革不能跟着赖斯们的指挥棒转。中国需要审时度势，规划自己的改革路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安排实现民主和自由的路径。比如，欧洲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日本是君主立宪，中国自然需要提出和建立不但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也能在政治决策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府治理公开和问责的机制。尽管中国的民主建设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和谐与互补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同美国一样，中国会对人类发展经济、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个人自由做出特殊的贡献。与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会咄咄逼人地宣布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迫使其他国家对它自己制定的规则就范。条条道路通罗马。民主、自由和由它们保障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是各国实现这些价值的路径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会继续变化，而赖斯自己也得变。▲（作者是中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2008年07月22日 09:46环球时报
刘亚伟:中国的变化与赖斯的不变
不久前，赖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上撰文，提出美国必须在新的世界采取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00年年初，赖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2000年的竞选: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文。对比两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8年前赖斯奋笔疾书时可以说既生气也“充满生气”。她生气是因为，她认为克林顿执政近8年，却没有在苏联崩溃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她“充满生气”是因为，她对美国利用其最有威力的工具—————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来推动“华盛顿模式”的渗透和扩展、实现世界大同（美国化）的计划信心百倍。她说，对美国利益的追求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战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繁荣和民主。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世界上除了美国，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政府的政策效果。
8年之后，世界变了很多，在政治上，美国不再享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赖斯并没有改弦易辙，她没有改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且继续坚持美国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利益与造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尽管赖斯的文章题目里有美国“在新世界需要务实外交”的字眼，但是她仍用大量篇幅谈美国的价值观。她把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她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赖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专制资本主义”，称“民主进程的曲折使一些人幻想是不是通过专制资本主义（北京模式）过渡到民主是更好的路径。”赖斯不相信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她在文章中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唯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
不过，赖斯对中国的评价却有所改变。她在2000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政府信息更加公开、政治制度更加宽松、个人自由更加扩大的后果。但8年后，赖斯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她不再认为，市场竞争和自由可以在中国自动启动她8年前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她虽然间接否定了“北京模式”的榜样性质，但这也正说明，她看到了“北京模式”正在吸引世界各国的注意。
赖斯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其实折射了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洛杉矶时报》前驻中国记者孟捷慕在《中国幻想》一书中说，通过沃尔玛和星巴克在中国推进民主不过是幻想，如果美国“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认真对待中国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赖斯等人对中国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些人会对中国的发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
赖斯的固执体现在她坚持美国关于选举、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是普世的，是其他国家必须和应该去努力推行的。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仅仅是赖斯一人这样固执。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都会同样固执地认为，赖斯描述的美国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去推进其他国家更快、更好地去全心拥抱这些价值。
正是在这个价值观的层面，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的中国来说，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正在或将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文化的，还是社会的？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美国和西方所独有。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与赖斯们所推崇的西方民主社会都是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会发生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赖斯、麦凯恩和奥巴马们以及西方社会很难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告别革命，虽然它走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持续发展将会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它却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就像美国的民主体制符合的是美国的国情一样。
赖斯如同西方很多学者和官员一样，完全否定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定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就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其实，否定“中国国情特殊论”一如否定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特殊论”一样可笑。美国特殊在于它的人口以移民为主、在于它横跨两大洋、在于它改良了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安排，行成了自己特有的制衡和联邦体制。凡是有基本政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转型中不顾国情去照搬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邯郸学步，寸步难行。
中国的改革不能跟着赖斯们的指挥棒转。中国需要审时度势，规划自己的改革路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安排实现民主和自由的路径。比如，欧洲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日本是君主立宪，中国自然需要提出和建立不但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也能在政治决策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府治理公开和问责的机制。尽管中国的民主建设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和谐与互补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同美国一样，中国会对人类发展经济、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个人自由做出特殊的贡献。与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会咄咄逼人地宣布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迫使其他国家对它自己制定的规则就范。条条道路通罗马。民主、自由和由它们保障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是各国实现这些价值的路径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会继续变化，而赖斯自己也得变。▲（作者是中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