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吗？

中国能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吗？

    伊拉克战争改变了现有国际结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扮演了维持国际秩序的强权角色，联合国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欧盟在寻找新的定向。为此，南德意志报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世界新秩序的轮廓，第一篇文章谈的就是中国。

文章一开始谈的是十八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请求通商，遭到大清乾隆皇帝严词拒绝：“泱泱中华，无需夷物”。在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国确实有很长一段时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民经济，但到乾隆时期，只剩下了暗淡的余辉。英王特使谒见大清皇帝后四十年，英国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遭受西方列强侮辱、割地和剥削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文章接着写道：

“当年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愈合，不少人甚至说，对共产党的政治来说，回忆这段历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准备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那么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去寻找做出这种努力的根源。统治者向人民许诺，他们将清除历史耻辱、重建失去的辉煌，以此期望使其丧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重新合法化。

他们争取到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中国国家足球队第一次跌跌爬爬地进入了世界锦标赛，中国也争得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地位。这些都是北京许多伟大梦想中迈出的小步伐：中国首先要成为亚洲地区强国，直到某一天，能最终与美国对抗。”

文章说，从理论上说来，在国际权力之争中，中国由于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所以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多数其它国家。但实际上，在执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的外交大多是被动的。直到几年前，中国才开始进行积极干预。北京靠拢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除了现实主义考虑以外，也有以下的原因：

“经济增长先于一切。中国需要美国，需要拥有最大销售市场和提供最重要高科技产品的美国，才能强大起来。所以，当美国一夜之间使中国觉醒的外交化为乌有的时候，北京没有公开发出不满之声就接受了。例如在中亚，北京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快速提升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随着阿富汗战争，美国军队驻进了中国后院。

北京对美国的克制态度令人吃惊，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即使再过许多年，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能够显示强权的大国，一切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走来的超级大国’的说法，无论是赞赏，还是畏惧，就象观看一个水晶球一样，都没有说服力。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增长率迷住了一些观察家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一些清醒的事实。以军事为例，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指出，即使中国真正的军事开支为正式公布的二百亿欧元军事预算的三倍，中国仍然至少落后于美国二十年。”

至于中国的经济，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引用特利尔政治学家海尔曼的话说，中国的巨大市场只是一个潜在市场，它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至于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时，许多人往往忘记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是从文化革命的废墟中起步的。文章写道：

“以绝对数字相比较，今天13亿人口的中国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仍然排在意大利之后，其货物和服务业的总产量价值仅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几年前，有人曾预言日本将统治世界，而今天把日本称为‘亚洲病夫’的同样是这些专家。

在发生‘非典’瘟疫时，北京应对危机的灾难性方式显示了中国体制中心的脆弱。以压制信息、逃避现实和否定问题的方式，不能使通往大国的道路成为坦途。‘非典’使人想起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一书的作者海尔曼说：‘潜在的危机很多’。海尔曼认为，在诸如农民贫困化、腐败及类似黑帮的干部参与经济等问题中，中国的金融处于灾难性状态，他预言，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爆发。”中国能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吗？

    伊拉克战争改变了现有国际结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扮演了维持国际秩序的强权角色，联合国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欧盟在寻找新的定向。为此，南德意志报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世界新秩序的轮廓，第一篇文章谈的就是中国。

文章一开始谈的是十八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请求通商，遭到大清乾隆皇帝严词拒绝：“泱泱中华，无需夷物”。在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国确实有很长一段时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民经济，但到乾隆时期，只剩下了暗淡的余辉。英王特使谒见大清皇帝后四十年，英国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遭受西方列强侮辱、割地和剥削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文章接着写道：

“当年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愈合，不少人甚至说，对共产党的政治来说，回忆这段历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准备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那么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去寻找做出这种努力的根源。统治者向人民许诺，他们将清除历史耻辱、重建失去的辉煌，以此期望使其丧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重新合法化。

他们争取到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中国国家足球队第一次跌跌爬爬地进入了世界锦标赛，中国也争得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地位。这些都是北京许多伟大梦想中迈出的小步伐：中国首先要成为亚洲地区强国，直到某一天，能最终与美国对抗。”

文章说，从理论上说来，在国际权力之争中，中国由于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所以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多数其它国家。但实际上，在执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的外交大多是被动的。直到几年前，中国才开始进行积极干预。北京靠拢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除了现实主义考虑以外，也有以下的原因：

“经济增长先于一切。中国需要美国，需要拥有最大销售市场和提供最重要高科技产品的美国，才能强大起来。所以，当美国一夜之间使中国觉醒的外交化为乌有的时候，北京没有公开发出不满之声就接受了。例如在中亚，北京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快速提升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随着阿富汗战争，美国军队驻进了中国后院。

北京对美国的克制态度令人吃惊，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即使再过许多年，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能够显示强权的大国，一切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走来的超级大国’的说法，无论是赞赏，还是畏惧，就象观看一个水晶球一样，都没有说服力。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增长率迷住了一些观察家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一些清醒的事实。以军事为例，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指出，即使中国真正的军事开支为正式公布的二百亿欧元军事预算的三倍，中国仍然至少落后于美国二十年。”

至于中国的经济，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引用特利尔政治学家海尔曼的话说，中国的巨大市场只是一个潜在市场，它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至于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时，许多人往往忘记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是从文化革命的废墟中起步的。文章写道：

“以绝对数字相比较，今天13亿人口的中国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仍然排在意大利之后，其货物和服务业的总产量价值仅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几年前，有人曾预言日本将统治世界，而今天把日本称为‘亚洲病夫’的同样是这些专家。

在发生‘非典’瘟疫时，北京应对危机的灾难性方式显示了中国体制中心的脆弱。以压制信息、逃避现实和否定问题的方式，不能使通往大国的道路成为坦途。‘非典’使人想起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一书的作者海尔曼说：‘潜在的危机很多’。海尔曼认为，在诸如农民贫困化、腐败及类似黑帮的干部参与经济等问题中，中国的金融处于灾难性状态，他预言，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