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第三只眼看中国（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0:04:23
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
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
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
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
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
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
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
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
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
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
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
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
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
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
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
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
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
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
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
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
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
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
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
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
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
的秩序还有保证吗？
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
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
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
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
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
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
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
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
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
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
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
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
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
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
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
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
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
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
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
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
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
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
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
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
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
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
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
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
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
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
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
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
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
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
的秩序还有保证吗？
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
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
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
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
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
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
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
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
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
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
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
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
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
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
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
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
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
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
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
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
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
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
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
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
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
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
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
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
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
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
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
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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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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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
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
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
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
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
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
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
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
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
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
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
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
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
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
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
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
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
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
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
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
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
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
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
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
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
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
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
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
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
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
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
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
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
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
的秩序还有保证吗？
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
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
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
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
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
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
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
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
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
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
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学雷锋运动，１９６４年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都是试图用道德
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
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
容忽视。
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
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
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
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
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
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
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
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
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
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
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
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
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
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
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
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
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
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
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
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
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
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
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
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
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
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
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
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
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
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
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
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
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
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
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
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
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
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
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
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
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
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
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
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
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
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
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
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
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
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
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
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
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
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
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
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
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
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
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
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
——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
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
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
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
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
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
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
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
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
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
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
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
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
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
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
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
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
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
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
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
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
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
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
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
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
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
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
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
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在系统封闭、信息交换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最进步的集团发
生了演变，成为一个不断熵增、停滞盲目因而完全无序的子系统。这是他们所能接
受到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统治者的思想灌输。接受了前者，
它们可以守节自好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无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文
革中成了阴谋家的帮凶。文化革命终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鲜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
少数，多数人仍处于闭塞状态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经过滤选的信息，所以，这个阶
层仍保持着一种惯势运动，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当我们
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
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
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都是试图用道德
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
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
容忽视。
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
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
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
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
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
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
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
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
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
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
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
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
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
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
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
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
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
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
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
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
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
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
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
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
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
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
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
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
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
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
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
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
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
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
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
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
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
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
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
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
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
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
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
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
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
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
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
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
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
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
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
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
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
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
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
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
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
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
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
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
——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
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
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
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
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
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
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
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
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
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
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
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
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
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
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
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
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
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
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
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
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
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
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
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
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
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
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
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
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在系统封闭、信息交换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最进步的集团发
生了演变，成为一个不断熵增、停滞盲目因而完全无序的子系统。这是他们所能接
受到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统治者的思想灌输。接受了前者，
它们可以守节自好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无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文
革中成了阴谋家的帮凶。文化革命终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鲜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
少数，多数人仍处于闭塞状态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经过滤选的信息，所以，这个阶
层仍保持着一种惯势运动，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当我们
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
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
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以他们之间的激烈的内战形
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慨赴义的烈士，
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
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
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
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
又被处决。
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于反抗权
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的意义。因为他
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
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
二个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中共鼓吹
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
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
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
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局在革
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的权力。他说：
“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
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也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
日被处决。
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论》在北京及全国拥有无数读者。当这篇真正反潮
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传单形式出现以后，立即被传抄翻印了许多份传至全国各
地，以后几名中学生又专为刊登这篇文章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首期９万份
竟被一抢而光。遇则借助这份民间报纸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继续对当权者的封
建主义面目予以揭露和职责。
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决定了
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渐渐被当局废
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
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
完全鼩避。
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意承认文
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可以用张志
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性质必然
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帅和毛夫人
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
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
分子”，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而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理解毛
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
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帅的一份“公开信”，这封
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
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
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
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
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
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
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
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
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
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
炼”。
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
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学生寄予
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
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
预学生运动”。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
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
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
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
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
力以后，他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
或轻信“美国知音”。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
希望。
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慨赴义的烈士，
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
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
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
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
又被处决。
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于反抗权
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的意义。因为他
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
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
二个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中共鼓吹
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
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
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
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局在革
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的权力。他说：
“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
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也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
日被处决。
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论》在北京及全国拥有无数读者。当这篇真正反潮
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传单形式出现以后，立即被传抄翻印了许多份传至全国各
地，以后几名中学生又专为刊登这篇文章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首期９万份
竟被一抢而光。遇则借助这份民间报纸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继续对当权者的封
建主义面目予以揭露和职责。
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决定了
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渐渐被当局废
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
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
完全鼩避。
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意承认文
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可以用张志
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性质必然
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帅和毛夫人
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
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
分子”，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而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理解毛
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
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帅的一份“公开信”，这封
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
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
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
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
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
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
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
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
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
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
炼”。
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
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学生寄予
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
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
预学生运动”。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
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
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
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
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
力以后，他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
或轻信“美国知音”。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
希望。
伊林·涤西现象虽然孤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学的在校学生谭
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封建意
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
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
的有些观点“过时了”。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
关押的。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别现象。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的
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外，我们
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构：我站在无产
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证明我的立场
是无产阶级的。
这个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则在于“无产阶级立场”。
这种思维结构产生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苦修和造神。
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思维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当自己取得“胜利”时应归功于
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场的正确。因此，为了不断获得胜利即获得个人或宗派的利益，
就要牢牢站稳这个立场；遭遇挫折或失败（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获
胜的机会），只能检查自己立场的偏失而进行修正。而保证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的
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称为无产阶级的
真正分子。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争。文化革命中，中国掀起了持续１０年的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并不是强迫所
致。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学习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
和农民，他们学习毛的著作时倒是常常流于形式。
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
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
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
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
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
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
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
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
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
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
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
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
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
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
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
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
结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
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
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
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
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
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
死的”。
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
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
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
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
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
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
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
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
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
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
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
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
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
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
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
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
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
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
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
笔记本上。
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
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
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
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
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
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
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
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
标准。
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
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
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
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
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
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
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
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
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
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
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
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
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
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
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
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
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
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
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
的充分运动和完备。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
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
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
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
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
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
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
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
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
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
严重的偏失。
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
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
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
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
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
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
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
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
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
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
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
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
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
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
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
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封建意
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
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
的有些观点“过时了”。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
关押的。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别现象。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的
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外，我们
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构：我站在无产
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证明我的立场
是无产阶级的。
这个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则在于“无产阶级立场”。
这种思维结构产生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苦修和造神。
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思维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当自己取得“胜利”时应归功于
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场的正确。因此，为了不断获得胜利即获得个人或宗派的利益，
就要牢牢站稳这个立场；遭遇挫折或失败（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获
胜的机会），只能检查自己立场的偏失而进行修正。而保证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的
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称为无产阶级的
真正分子。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争。文化革命中，中国掀起了持续１０年的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并不是强迫所
致。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学习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
和农民，他们学习毛的著作时倒是常常流于形式。
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
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
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
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
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
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
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
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
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
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
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
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
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
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
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
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
结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
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
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
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
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
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
死的”。
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
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
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
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
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
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
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
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
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
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
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
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
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
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
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
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
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
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
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
笔记本上。
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
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
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
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
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
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
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
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
标准。
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
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
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
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
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
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
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
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
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
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
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
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
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
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
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
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
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
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
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
的充分运动和完备。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
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
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
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
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
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
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
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
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
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
严重的偏失。
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
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
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
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
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
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
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
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
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
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
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
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
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
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
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