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第三只眼看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00:28
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
健全的国家吗？国际干预四原则。对中国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毛泽东与邓小
平。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
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
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
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
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
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
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
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
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
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
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
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
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
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
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
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
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
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
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
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
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
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
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
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
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
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
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
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
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
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
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
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
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
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
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
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
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
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
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
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
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
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
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
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
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
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
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
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
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
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
健全的国家吗？国际干预四原则。对中国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毛泽东与邓小
平。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
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
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
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
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
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
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
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
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
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
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
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
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
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
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
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
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
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
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
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
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
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
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
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
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
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
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
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
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
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
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
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
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
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
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
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
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
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
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
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
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
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
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
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
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
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
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
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
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
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
健全的国家吗？国际干预四原则。对中国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毛泽东与邓小
平。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
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
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
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
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
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
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
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
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
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
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
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
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
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
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
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
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
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
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
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
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
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
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
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
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
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
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
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
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
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
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
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
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
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
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
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
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
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
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
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
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
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
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
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
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
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
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
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
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
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
健全的国家吗？国际干预四原则。对中国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毛泽东与邓小
平。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
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
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
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
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
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
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
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
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
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
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
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
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
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
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
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
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
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
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
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
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
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
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
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
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
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
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
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
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
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
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
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
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
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
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
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
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
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
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
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
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
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
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
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
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
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
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
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
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
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 国际干预的原则及其出发点
西方的现代安全概念几乎全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经
历的总结性认识；二，对核武器时代毁灭性全球战争的恐惧及防止手段。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出现，竟
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场血与火的战乱，人类为自己的这一次错误付出
了３亿人的生命代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仍可称为相对的冷兵
器时代，他用以屠杀人类的工具还仅限于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进式飞机。类似的
错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其结果必将是人类自身的完全毁灭。
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
第一、 希特勒上台掌握德国这架战争机器是一种偶然现象吗？这种偶然还将
再一次发生吗？
历史学家门举证出无数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巧合和错误，以
及这些巧合和错误的更偶然的排列结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血统卑
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着无数偶然和历
史错误怎么又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或者说，这种机
会发生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
问题在于，几乎等于零并不是零，人类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的环
境。事实上，这一次偶然毕竟导演了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下一次偶然发生时，人类
还能存在吗？从单细胞生物演化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终挣脱地球的束缚走向广
阔的宇宙，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艰苦历程。如果任由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现象一再发
生，这一进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运气和机会的赌台。
第二、 消灭这种偶然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国家机制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这个被今天的病理学家诊断
为精神偏执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战争机器的启动
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夺欲望，大军事集团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复仇心
理和工人群众的狭隘的愤怒情绪，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控制
体系，从而使该控制体系成为一个筛选器，从几千万个机会中筛选出希特勒及其党
徒。经过国家控制体系的工作，偶然已经成为必然并进一步成为现实。
全部问题都在于国家控制体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
家都生活这许许多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族情绪偏执者、宗教狂热者以及政治失意
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不能阻止他们的臆想和野心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姑且不去谈那些核俱乐部成员国，如果仅是
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国家机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证一个鼓吹国际恐怖、宗
教偏执和贩毒的独裁者安居其位，这个世界也将是不安全的。
那么，核大国呢？我们发现，全球的安全和人类的命运竟悬系于一个国家的控
制机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控制机制的问题上，没有国家边界，也不存在纯粹
的内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权力和责任。
这个问题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干预行动，特别是干预某一国家的控制体系和控
制过程而实现的积极干预或霸权干预，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道德原则存在着
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不仅反映在集体安全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
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
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
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
这是人类遇到的许多两难选择的又一例。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国
际干预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最严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实行的范围，又限定它实行的手
段。
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
a. 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
b. 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
c. 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
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
西方的现代安全概念几乎全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经
历的总结性认识；二，对核武器时代毁灭性全球战争的恐惧及防止手段。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出现，竟
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场血与火的战乱，人类为自己的这一次错误付出
了３亿人的生命代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仍可称为相对的冷兵
器时代，他用以屠杀人类的工具还仅限于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进式飞机。类似的
错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其结果必将是人类自身的完全毁灭。
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
第一、 希特勒上台掌握德国这架战争机器是一种偶然现象吗？这种偶然还将
再一次发生吗？
历史学家门举证出无数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巧合和错误，以
及这些巧合和错误的更偶然的排列结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血统卑
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着无数偶然和历
史错误怎么又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或者说，这种机
会发生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
问题在于，几乎等于零并不是零，人类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的环
境。事实上，这一次偶然毕竟导演了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下一次偶然发生时，人类
还能存在吗？从单细胞生物演化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终挣脱地球的束缚走向广
阔的宇宙，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艰苦历程。如果任由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现象一再发
生，这一进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运气和机会的赌台。
第二、 消灭这种偶然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国家机制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这个被今天的病理学家诊断
为精神偏执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战争机器的启动
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夺欲望，大军事集团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复仇心
理和工人群众的狭隘的愤怒情绪，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控制
体系，从而使该控制体系成为一个筛选器，从几千万个机会中筛选出希特勒及其党
徒。经过国家控制体系的工作，偶然已经成为必然并进一步成为现实。
全部问题都在于国家控制体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
家都生活这许许多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族情绪偏执者、宗教狂热者以及政治失意
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不能阻止他们的臆想和野心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姑且不去谈那些核俱乐部成员国，如果仅是
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国家机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证一个鼓吹国际恐怖、宗
教偏执和贩毒的独裁者安居其位，这个世界也将是不安全的。
那么，核大国呢？我们发现，全球的安全和人类的命运竟悬系于一个国家的控
制机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控制机制的问题上，没有国家边界，也不存在纯粹
的内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权力和责任。
这个问题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干预行动，特别是干预某一国家的控制体系和控
制过程而实现的积极干预或霸权干预，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道德原则存在着
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不仅反映在集体安全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
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
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
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
这是人类遇到的许多两难选择的又一例。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国
际干预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最严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实行的范围，又限定它实行的手
段。
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
a. 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
b. 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
c. 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
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
二、 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
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
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
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
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至策划发动的，
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
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
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并在今
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在达到１９８９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
b. 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 而失去对权力的
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
力量已经消失。
c. 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 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
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跳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
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已经成为
公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
d. 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 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
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
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的政变，
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
源。
e. 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
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
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 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 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
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
快更健康地发展；
2.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
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际干预的正确原则；
3. 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 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
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
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
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
4. 在中国问题上， 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
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
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
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
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
时，更多的将遇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
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
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帮助、保护、让
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
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
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
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
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
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
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
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
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至策划发动的，
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
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
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并在今
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在达到１９８９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
b. 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 而失去对权力的
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
力量已经消失。
c. 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 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
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跳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
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已经成为
公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
d. 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 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
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
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的政变，
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
源。
e. 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
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
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 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 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
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
快更健康地发展；
2.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
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际干预的正确原则；
3. 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 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
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
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
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
4. 在中国问题上， 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
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
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
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
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
时，更多的将遇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
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
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帮助、保护、让
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
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
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
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
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
三、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
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
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
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
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且也是经
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
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关系。
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
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
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
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
邓的这个愿望肯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就一再成为荒谬的领袖独裁制度的受
害者。
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
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
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
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担任
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
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
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
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
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
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
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
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
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
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
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
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
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
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
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
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
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
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
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
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
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
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
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
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
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的运行渠道。由于邓小平的行为严肃不苟言笑，他
很有可能并没有获得这些年轻人的特别好感。而有证据证明，这三个人中至少有一
个人是被江青女士收买的。这位年轻人不仅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络员”。一方面，来自江女士的信息
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灌输；另一方面，邓先生的信息则被阻断和
封锁。这样，邓小平的处境更加可悲，它的命运及事业竟要由一个年轻人左右了。
3. 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毛本人。 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对立是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泽东
曾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元帅介绍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他在自己管辖的具体工作方面以整顿为名坚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并予以清
除；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表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鄙弃与不满。但是，这并不足以
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又握有统治国家
的绝对权力和权威。
老年的毛泽东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他最后的寄托。回顾自己的一生，他
认为自己最辉煌的革命斗争成果只有两个，除了把蒋介石先生赶到台湾岛上去以外，
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会不奋力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
而保护遗产的最牢靠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更珍重这份遗产的人。以毛泽东的精明，他
不会看不出或根本忘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态度。
于是，这位垂危的老人轻轻一挥手，又一次击倒了邓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
大，正式显示了党的制度的腐朽与悲哀。
邓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
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
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国
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主席华国缝不再兼任
国务院总理，而由赵紫阳接任。邓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激烈地攻击了权力过分集中
的旧制度。他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
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
很大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
定程度的肯定。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
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
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
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
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
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
2. 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
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
3. 改革的对象是“制度” 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
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
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
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
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
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
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
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
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
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
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
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
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
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
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
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
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
2. 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
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
碍究竟是什么？
3. 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 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
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
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
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
4. 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
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
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
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
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
5. 因此， 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
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
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
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
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
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
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
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且也是经
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
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关系。
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
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
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
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
邓的这个愿望肯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就一再成为荒谬的领袖独裁制度的受
害者。
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
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
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
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担任
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
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
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
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
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
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
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
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
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
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
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
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
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
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
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
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
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
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
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
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
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
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
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
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
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的运行渠道。由于邓小平的行为严肃不苟言笑，他
很有可能并没有获得这些年轻人的特别好感。而有证据证明，这三个人中至少有一
个人是被江青女士收买的。这位年轻人不仅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络员”。一方面，来自江女士的信息
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灌输；另一方面，邓先生的信息则被阻断和
封锁。这样，邓小平的处境更加可悲，它的命运及事业竟要由一个年轻人左右了。
3. 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毛本人。 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对立是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泽东
曾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元帅介绍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他在自己管辖的具体工作方面以整顿为名坚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并予以清
除；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表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鄙弃与不满。但是，这并不足以
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又握有统治国家
的绝对权力和权威。
老年的毛泽东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他最后的寄托。回顾自己的一生，他
认为自己最辉煌的革命斗争成果只有两个，除了把蒋介石先生赶到台湾岛上去以外，
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会不奋力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
而保护遗产的最牢靠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更珍重这份遗产的人。以毛泽东的精明，他
不会看不出或根本忘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态度。
于是，这位垂危的老人轻轻一挥手，又一次击倒了邓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
大，正式显示了党的制度的腐朽与悲哀。
邓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
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
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国
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主席华国缝不再兼任
国务院总理，而由赵紫阳接任。邓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激烈地攻击了权力过分集中
的旧制度。他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
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
很大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
定程度的肯定。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
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
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
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
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
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
2. 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
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
3. 改革的对象是“制度” 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
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
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
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
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
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
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
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
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
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
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
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
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
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
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
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
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
2. 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
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
碍究竟是什么？
3. 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 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
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
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
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
4. 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
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
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
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
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
5. 因此， 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
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
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
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
四、 中国的政治危机及国际干预的切入点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
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ａ、传统的比较陈旧的决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自１
９７７年以后的１５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起伏剧烈的曲线发展状态。
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
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
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
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
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
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
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
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
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
的一次典型作业。
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
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
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
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
“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
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
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
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
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
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
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
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
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
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
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
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
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
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
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
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
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
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
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
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
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
性灾难）。
ｅ、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和突破口的国际干预在这一全过程中从未收敛过自己的
热情与进取心，有时甚至表现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
起步， 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
（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
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
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
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
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
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
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
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
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
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
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
方式。
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
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
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
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
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
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
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
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
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
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维持稳定和温饱时，再另一些地区社会主义的
痕迹已经被改革得几乎无处可寻了。
１２亿人民在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这不仅是极危险的，而且存在着极高的发生
概率。
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它位国际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必要性和可能。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国际干预势不可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对抗也将势不可免。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
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ａ、传统的比较陈旧的决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自１
９７７年以后的１５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起伏剧烈的曲线发展状态。
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
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
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
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
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
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
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
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
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
的一次典型作业。
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
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
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
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
“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
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
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
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
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
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
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
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
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
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
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
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
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
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
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
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
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
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
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
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
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
性灾难）。
ｅ、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和突破口的国际干预在这一全过程中从未收敛过自己的
热情与进取心，有时甚至表现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
起步， 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
（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
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
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
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
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
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
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
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
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
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
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
方式。
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
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
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
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
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
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
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
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
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
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维持稳定和温饱时，再另一些地区社会主义的
痕迹已经被改革得几乎无处可寻了。
１２亿人民在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这不仅是极危险的，而且存在着极高的发生
概率。
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它位国际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必要性和可能。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国际干预势不可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对抗也将势不可免。
五、 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对中国的一种犯罪
国际干预之所以已经成为了为了国际政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因为干预的
目的在于安全与发展。这种目的或效果使实行干预的国家完全摆脱了道德上的歉疚
感。
如果一个核电工厂不能有效地阻止精神偏执者进入它的大门；如果任由这个疯
子摆弄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而核装置没有自动安全闭锁系统的有效反应，那么这个
核电工厂无异于一颗待爆的核炸弹，谁也不愿在它的附近建设自己的家园。
阻止疯子进入以及一旦进入发生后不至造成事端，这样两种控制和反馈机制构
成了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安全保障体系的核电站是一个非法的存在。如
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呢？而这个国家又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如
同３０年代的德国一样呢？如果这个国家又拥有核武器呢？
失控的力量就是现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一切手段和方式的干预。这
是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一般被认为是符合公理的，因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
目标，即全人类的集体安全。
无论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或政治倾向，
他们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上述推理和结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还要关注邻居，并
且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甚或根本没有力量时对邻居进行干预。
全部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有权仲裁？由谁来判定这架或那架国家机器
具有或不具有安全保障体系呢？谁？强者和大国？多数和集体？或者，那个由一两
个大国说了算的联合国？
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政治经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做出独立的判断。
因此，不同的独立判断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的所有纠纷和麻烦盖出于
此。而且也正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关国际干预的一切合理性判定都因为它的不
可性或实行时的强权色彩而被全部推翻。
于是，只能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现实存在的应该被认为即是一种合理，是
历史的综合和相对的合理。
然而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实行积极干预的自然手段仍然存在。这种自然
手段即经济行为。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间流
动。吸引资本的因素是两个：最大盈利和最小风险。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
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正常发展，其基本准则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合理的政治控
制和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将是投资环境保持稳定及不发生突然恶化。海湾战
争爆发以前，德比奥财团经过多年谈判终于签字同意在伊拉克投入巨额资本开发石
油和矿产资源。这项投资被证明是失败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使资本陷入泥沼。失
败的原因在于被高额利润所诱惑时没有充分估计政治的保险系数。在伊拉克，因为
领袖个人独裁而国家不具有安全闭锁功能，巨额投入的回收和盈利只能寄托在那个
领袖的决断是否明智上，失败是因为该财团忘记了这个原则：你绝对不可以在冒烟
的炸弹旁边盖房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互利性援助。因此，进行政治
改革并建立其科学的决策与反馈机制就成了能否吸引这些援助从而能否顺利发展本
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
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
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
台湾政府在８０年代初期秘密地建立起自己的重水设备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独
立地拥有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以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进行威慑从而确保台湾岛的安
全。这个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大陆也没有做出
不用武力统一的许诺。
美国人对台湾制造核武器的努力进行了最坚决的打击。它先是用包括特务手段
在内的一切方式对这个试验室进行侦察，并在掌握了确切情报之后坚决彻底地蛮横
地拆毁了它，并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席卷而去。
美国人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台湾人的自尊心，朝野一致愤怒地责问美国人：你
们有什么权力，凭什么？而美国人回答也很干脆：为了海峡、亚洲和世界的安全。
世界舆论对美国人这一行动的评价是：富有责任心并且极具建设性。
事实上美国人正在被证明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消除了这一危及整个地
区的安全隐患，为使海峡两岸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最佳投资区域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以国际干预的行动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关系而不具有
典型意义。人们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解释美国人的动机。而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共产
党政权的干预则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在６０年代中期就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它的核武库虽然不大，但
是在近３０年终他所储备的核弹头以及与之配套的不断改进的运载工具仍足以构成
一支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此外，中国自称体系的常规兵器生产也具有了相当的规
模和能力。
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这支力量是担心和恐惧的，但它们绝无可能像对待台
湾或伊拉克那样用手术方式摘除这一恐惧源。因此，它们压迫中国改善自己的人权
纪录，压迫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采取雇佣方式发动青年反叛者进行校园内和街
头的示威活动，等等。我们对这些活动的效果暂不做出评价，但是活动的目的确实
一目了然的：搞垮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实现和平演变。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行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偏差。我们通过以后各章对中国
具体情况的论述将得出下列结论：ａ、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正在按照邓小
平先生的设计发生变化；ｃ、中国现阶段绝不允许出现权力空白；ｄ、外力作用将
使情况逆反。
严肃地说，不论干预的动机如何，现阶段对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
都将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
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自己的内部肌体上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对于美国来说，
毒品、艾滋病、种族暴行、政治丑闻已经与国际恐怖活动一道成为危及国家生存的
不治之症。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当成熟的法律体系对此都显得束手无策、苍白
无力。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运作方式正在逐渐显现出它的病态，衰退已成为主旋律。
许多有识之士正确地指出，治愈美国病的药方在东方。是的，当我们对中国社会做
出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将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体制的先进或社会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整整２０个
世纪中，中国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度。但是在最近的２００年中这个国家
却在腐败堕落，从而大大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地理上及意识
上的封锁绝断了信息的输入渠道，相对的合理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成荒谬。
越是科学的合理的社会控制机制越具有固执性。这或许是上帝玩弄机会均等、
抑强扶弱的又一个把戏。 记住， 上帝并不总是偏袒美国，它并不需要申请美国的
“绿卡”。
国际干预之所以已经成为了为了国际政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因为干预的
目的在于安全与发展。这种目的或效果使实行干预的国家完全摆脱了道德上的歉疚
感。
如果一个核电工厂不能有效地阻止精神偏执者进入它的大门；如果任由这个疯
子摆弄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而核装置没有自动安全闭锁系统的有效反应，那么这个
核电工厂无异于一颗待爆的核炸弹，谁也不愿在它的附近建设自己的家园。
阻止疯子进入以及一旦进入发生后不至造成事端，这样两种控制和反馈机制构
成了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安全保障体系的核电站是一个非法的存在。如
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呢？而这个国家又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如
同３０年代的德国一样呢？如果这个国家又拥有核武器呢？
失控的力量就是现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一切手段和方式的干预。这
是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一般被认为是符合公理的，因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
目标，即全人类的集体安全。
无论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或政治倾向，
他们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上述推理和结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还要关注邻居，并
且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甚或根本没有力量时对邻居进行干预。
全部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有权仲裁？由谁来判定这架或那架国家机器
具有或不具有安全保障体系呢？谁？强者和大国？多数和集体？或者，那个由一两
个大国说了算的联合国？
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政治经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做出独立的判断。
因此，不同的独立判断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的所有纠纷和麻烦盖出于
此。而且也正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关国际干预的一切合理性判定都因为它的不
可性或实行时的强权色彩而被全部推翻。
于是，只能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现实存在的应该被认为即是一种合理，是
历史的综合和相对的合理。
然而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实行积极干预的自然手段仍然存在。这种自然
手段即经济行为。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间流
动。吸引资本的因素是两个：最大盈利和最小风险。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
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正常发展，其基本准则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合理的政治控
制和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将是投资环境保持稳定及不发生突然恶化。海湾战
争爆发以前，德比奥财团经过多年谈判终于签字同意在伊拉克投入巨额资本开发石
油和矿产资源。这项投资被证明是失败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使资本陷入泥沼。失
败的原因在于被高额利润所诱惑时没有充分估计政治的保险系数。在伊拉克，因为
领袖个人独裁而国家不具有安全闭锁功能，巨额投入的回收和盈利只能寄托在那个
领袖的决断是否明智上，失败是因为该财团忘记了这个原则：你绝对不可以在冒烟
的炸弹旁边盖房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互利性援助。因此，进行政治
改革并建立其科学的决策与反馈机制就成了能否吸引这些援助从而能否顺利发展本
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
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
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
台湾政府在８０年代初期秘密地建立起自己的重水设备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独
立地拥有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以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进行威慑从而确保台湾岛的安
全。这个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大陆也没有做出
不用武力统一的许诺。
美国人对台湾制造核武器的努力进行了最坚决的打击。它先是用包括特务手段
在内的一切方式对这个试验室进行侦察，并在掌握了确切情报之后坚决彻底地蛮横
地拆毁了它，并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席卷而去。
美国人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台湾人的自尊心，朝野一致愤怒地责问美国人：你
们有什么权力，凭什么？而美国人回答也很干脆：为了海峡、亚洲和世界的安全。
世界舆论对美国人这一行动的评价是：富有责任心并且极具建设性。
事实上美国人正在被证明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消除了这一危及整个地
区的安全隐患，为使海峡两岸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最佳投资区域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以国际干预的行动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关系而不具有
典型意义。人们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解释美国人的动机。而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共产
党政权的干预则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在６０年代中期就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它的核武库虽然不大，但
是在近３０年终他所储备的核弹头以及与之配套的不断改进的运载工具仍足以构成
一支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此外，中国自称体系的常规兵器生产也具有了相当的规
模和能力。
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这支力量是担心和恐惧的，但它们绝无可能像对待台
湾或伊拉克那样用手术方式摘除这一恐惧源。因此，它们压迫中国改善自己的人权
纪录，压迫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采取雇佣方式发动青年反叛者进行校园内和街
头的示威活动，等等。我们对这些活动的效果暂不做出评价，但是活动的目的确实
一目了然的：搞垮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实现和平演变。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行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偏差。我们通过以后各章对中国
具体情况的论述将得出下列结论：ａ、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正在按照邓小
平先生的设计发生变化；ｃ、中国现阶段绝不允许出现权力空白；ｄ、外力作用将
使情况逆反。
严肃地说，不论干预的动机如何，现阶段对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
都将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
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自己的内部肌体上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对于美国来说，
毒品、艾滋病、种族暴行、政治丑闻已经与国际恐怖活动一道成为危及国家生存的
不治之症。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当成熟的法律体系对此都显得束手无策、苍白
无力。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运作方式正在逐渐显现出它的病态，衰退已成为主旋律。
许多有识之士正确地指出，治愈美国病的药方在东方。是的，当我们对中国社会做
出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将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体制的先进或社会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整整２０个
世纪中，中国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度。但是在最近的２００年中这个国家
却在腐败堕落，从而大大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地理上及意识
上的封锁绝断了信息的输入渠道，相对的合理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成荒谬。
越是科学的合理的社会控制机制越具有固执性。这或许是上帝玩弄机会均等、
抑强扶弱的又一个把戏。 记住， 上帝并不总是偏袒美国，它并不需要申请美国的
“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