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第三只眼看中国（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1:12:33
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
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
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
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
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
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
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
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
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
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
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
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
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
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
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
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
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
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
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
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
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
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
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
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
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
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
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
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
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
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
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
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
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
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
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
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
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
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
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
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
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
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
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
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
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
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
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
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
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
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
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
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
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
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
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
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
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
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
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
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
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
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
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
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
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
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
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
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
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
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
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
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
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
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
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
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
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
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
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
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
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
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
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
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
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
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
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
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
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
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
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
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
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
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
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
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
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
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
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
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
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
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
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
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
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
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
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
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
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
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
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
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
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
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
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
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
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
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
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
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
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
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
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
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
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
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
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
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
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
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
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
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
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
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
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
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
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
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
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
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
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
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
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
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
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
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
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
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
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
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
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
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
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
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
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
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
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
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
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
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
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
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
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
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
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
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
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
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
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
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
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
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
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
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
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
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
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
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
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
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
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
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
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
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
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
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
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
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
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
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
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
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
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
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
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
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
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
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
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
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
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
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
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
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
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
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
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
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
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
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
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
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
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
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
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
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
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
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
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
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
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
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
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
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
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
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
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
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
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
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
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
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
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
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
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
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
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
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
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
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
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
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
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
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
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
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
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
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
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
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
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
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
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
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
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
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
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
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
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
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
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
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
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
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
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
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
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
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
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
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
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
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
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
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
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
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
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
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
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
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
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
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
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
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
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
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
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
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
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
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
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
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
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
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
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
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
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
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
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
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
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
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
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
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
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
４月４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民众达到５０万人。这是迄今为止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性集会。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历次民主运动中效果最
显著的一次。它不仅间接低推翻了一个权力集团（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众
反四人帮的力量发动政变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权的），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一个神
的地位，毛泽东引起下令对参加广场集会的群众进行镇压而终于威信扫地。毛在去
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关于他的政治笑话在地下流传；而在毛刚刚去世
不久，社会上已散布开关于他的两个未成年私生子的谣言。这类谣传是明显不真实
的，但是政治意图和效果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们在败坏着神的尊严，动摇着神的不
可动摇的权威。
问题在于清明节事件并没有在民主问题上取得任何成果。四人帮是被一次组织
严密的宫廷式政变推翻的，华国峰及其盟友控制住政权以后立即就高高地举起了毛
泽东这面大旗，并且以“两个凡是”和毛泽东的一道手书的信任状作为自己统治权
的法统依据。在政治上，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没有取得进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明
确表示了守旧思想的华国峰先生，在以后的３年时间里，被全中国绝大多数干部和
民众一致推举为“英明领袖”，并衷心地尊崇他为一尊新的神。
我们发现，造神运动是中国几次民主风潮中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活动，很难说
请中国人为什么以这种背离民主精神的做法作为通向民主目标的桥梁和途径。可能
的解释时，缺乏独立人格和主题意识的社会公众只能把政治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
个政治家的清明的品格上，而从未试图从人本或人道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所以，
他们只是把政治运动当作了民主运动去参与的，从未能够把这两者作严格的区别。
这个特点既是旧式民主运动的全部表象特征又是这种运动的致死症结。没有一个政
治家或当权者可以任由盲目的公众（政治神秘化的情况下公众的盲目程度加剧）凭
着感觉去干涉权力运作，精明如邓小平者亦如此。
民主运动与政治运动在逻辑上虽然等同，但在价值上却是完全异向。民主运动
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体，不在于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和神，更不在于是谁
必然地或偶然地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权力。
因此，旧式民主运动只是被动卷入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这一点在１９８
９年风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为争得政治平等和民主权力曾
勇敢地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他们从未真正发起过一次为民主权力和政治民
主化的运动。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只是政治和权力的一个道具，是一种被利用的力
量。当他们越是忘我的投入斗争，受骗的感觉也就越强烈。当他们终于厌弃了政治
时，也许民主意识也就开始了觉醒。
根据西方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有才华和指挥的一代人是
中国大陆被称作“老三届”的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但是遗憾的是，这一代在当前
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群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从幼年时即投身反复无常的文
化大革命并从而培植期浓厚的政治责任感和群体意识，这使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民
主意识，这种状况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悲哀。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为发端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
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个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会内容。在胡的身上，至少
集中了这样四种社会情结：
１．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积压的冤假错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实施
者。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产党老战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长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在
这些人的心目中，胡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对立物的
形象出现的。
２．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
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
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
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
３．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
内的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最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
中造成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
邦和社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
报道，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
掌重权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
当然，胡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
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
说法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
面前，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
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
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
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
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
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
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
对者。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性集会。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历次民主运动中效果最
显著的一次。它不仅间接低推翻了一个权力集团（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众
反四人帮的力量发动政变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权的），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一个神
的地位，毛泽东引起下令对参加广场集会的群众进行镇压而终于威信扫地。毛在去
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关于他的政治笑话在地下流传；而在毛刚刚去世
不久，社会上已散布开关于他的两个未成年私生子的谣言。这类谣传是明显不真实
的，但是政治意图和效果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们在败坏着神的尊严，动摇着神的不
可动摇的权威。
问题在于清明节事件并没有在民主问题上取得任何成果。四人帮是被一次组织
严密的宫廷式政变推翻的，华国峰及其盟友控制住政权以后立即就高高地举起了毛
泽东这面大旗，并且以“两个凡是”和毛泽东的一道手书的信任状作为自己统治权
的法统依据。在政治上，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没有取得进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明
确表示了守旧思想的华国峰先生，在以后的３年时间里，被全中国绝大多数干部和
民众一致推举为“英明领袖”，并衷心地尊崇他为一尊新的神。
我们发现，造神运动是中国几次民主风潮中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活动，很难说
请中国人为什么以这种背离民主精神的做法作为通向民主目标的桥梁和途径。可能
的解释时，缺乏独立人格和主题意识的社会公众只能把政治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
个政治家的清明的品格上，而从未试图从人本或人道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所以，
他们只是把政治运动当作了民主运动去参与的，从未能够把这两者作严格的区别。
这个特点既是旧式民主运动的全部表象特征又是这种运动的致死症结。没有一个政
治家或当权者可以任由盲目的公众（政治神秘化的情况下公众的盲目程度加剧）凭
着感觉去干涉权力运作，精明如邓小平者亦如此。
民主运动与政治运动在逻辑上虽然等同，但在价值上却是完全异向。民主运动
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体，不在于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和神，更不在于是谁
必然地或偶然地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权力。
因此，旧式民主运动只是被动卷入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这一点在１９８
９年风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为争得政治平等和民主权力曾
勇敢地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他们从未真正发起过一次为民主权力和政治民
主化的运动。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只是政治和权力的一个道具，是一种被利用的力
量。当他们越是忘我的投入斗争，受骗的感觉也就越强烈。当他们终于厌弃了政治
时，也许民主意识也就开始了觉醒。
根据西方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有才华和指挥的一代人是
中国大陆被称作“老三届”的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但是遗憾的是，这一代在当前
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群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从幼年时即投身反复无常的文
化大革命并从而培植期浓厚的政治责任感和群体意识，这使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民
主意识，这种状况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悲哀。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为发端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
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个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会内容。在胡的身上，至少
集中了这样四种社会情结：
１．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积压的冤假错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实施
者。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产党老战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长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在
这些人的心目中，胡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对立物的
形象出现的。
２．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
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
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
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
３．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
内的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最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
中造成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
邦和社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
报道，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
掌重权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
当然，胡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
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
说法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
面前，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
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
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
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
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
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
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
对者。
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
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
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
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
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
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
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
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
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
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
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
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
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
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
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
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
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
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
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
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
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
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
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
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
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
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
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
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
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
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
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
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
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
阴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
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
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
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
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
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
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
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
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
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
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
症候为：
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
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
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
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
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
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
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
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
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
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
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
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
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
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
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
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
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
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
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
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
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
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
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
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
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
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
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
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
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
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
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
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
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
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
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
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
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
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
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
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
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
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
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
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
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
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
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
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
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
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
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
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
阴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
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
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
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
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
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
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
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
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
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
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
症候为：
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
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
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
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
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
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
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
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
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
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
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
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
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
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
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
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
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
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
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
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
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