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彻底压榨员工的每一丝利益:走出珠三角血汗工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57:36
www.XINHUANET.com 2005-10-27 15:08:06 来源：南方周末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大门口墙上的公司名牌已被铲去(来源：南方周末)
有一天，工厂没活干，罗章林和罗敏就呆在工厂门口和看门人闲聊。他们有时坐在花圃的围台上，有时干脆就蹲在上面。他们使用共同的方言谈论日常生活和工作，谈论金钱的支出和收入。
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来问路。那个地方他们都很熟悉。“最高的那两栋楼就是尚亿，”穿着白色T恤的罗章林站起来走到路上，指着南边说，“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没有人在那里。”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曾经是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厂。半年前，这家台资工厂倒闭，老板也不知去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上个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共480多万元。同时被披露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还有广东省的其余19家企业。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像尚亿那样的工厂称为“血汗工厂”，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依靠牺牲员工的血汗来牟取利益。在中国，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这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家企业中有11家是制造业工厂，众所周知，类似工厂的劳工主要来源于内地省区的农村。
“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罗章林、看门人和罗敏的父母都在尚亿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们都来自农村。实际上，尚亿曾经拥有的近2000名员工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变成一个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村庄。
“这里80%的人是来打工的，”罗敏说，“里面又有80%是说四川话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区。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总人数为1.5亿左右。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通常会在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动他们追随自己的脚步。由于中国城乡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鼓动一般会非常有效。因此，当后来者决定离开家乡时，他们往往选择亲戚朋友对自己描绘过的那些地方。
罗章林就是由亲戚介绍进尚亿的。罗章林今年20岁，他初中没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不过睡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在白天看见的高大的车间和宽旷的厂区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说：“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厂里认识了罗敏。交谈起来，他发现罗敏和他同样来自四川省自贡地区的一所中学，罗敏比他低一个年级。罗敏也只在学校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成绩很差，所以母亲建议他别读书了，跟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
罗敏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夫妻俩就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一起告别家乡来到广东。他们在尚亿工作了十几年，又在别的工厂工作了几年，现在他们用打工的积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饮食店。确切地说，那是个很小的档口，只能给客人们炒几个最简单的菜，连啤酒都得到别处买。不过，“总是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儿子说。
“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与罗敏相遇那时候，罗章林正对尚亿鞋厂越来越失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不被工厂拖着欠着的；每天的饭菜都很糟糕，猪肉连毛都没拔干净；老是加班，加班。“听说别的工厂都没这样的，”他说，“越听别人说，越觉得这工厂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资等，超时工作也是工厂损害员工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亿，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从1点半到5点半，加班是从晚上6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2个小时以上，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
超时工作让工人陷入极度疲劳。罗敏说：“第二天根本起不来。”这也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罗章林快活起来的时候只有每年“人权检查”来的那几天了。每到“人权检查”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人权检查”的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临时抱佛脚是一件使人头疼的事，不过与第二天发工资时的快乐比起来，这点小苦恼就不算什么了。“人权检查”人员守在工资发放现场，监督了整个过程，还不时地问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资。罗章林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资发得特别多。“普遍涨了400块。”他说。
这种“人权检查”是工厂的客户依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或者自己组织的、检查供应商是否有违反劳动法与侵害工人行为的小组，这种检查与各级劳动执法部门定期不定期组织的执法检查一起构成了对各类工厂的监督网络。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刘开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几十起类似的工作。
刘开明承认，“人权检查”需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因为他们会弄虚作假来骗你”。如果“人权检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就会提出详细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请他们的客户对供应商进行跟踪观察。“会有所改善。”刘开明说。
虽然在工厂管理人员的监视下，没有人敢私自向“人权检查”说出真话，可工人们仍然在内心对它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点。他们来守着发钱，我们就更高兴了。”www.XINHUANET.com 2005-10-27 15:08:06 来源：南方周末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大门口墙上的公司名牌已被铲去(来源：南方周末)
有一天，工厂没活干，罗章林和罗敏就呆在工厂门口和看门人闲聊。他们有时坐在花圃的围台上，有时干脆就蹲在上面。他们使用共同的方言谈论日常生活和工作，谈论金钱的支出和收入。
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来问路。那个地方他们都很熟悉。“最高的那两栋楼就是尚亿，”穿着白色T恤的罗章林站起来走到路上，指着南边说，“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没有人在那里。”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曾经是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厂。半年前，这家台资工厂倒闭，老板也不知去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上个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共480多万元。同时被披露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还有广东省的其余19家企业。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像尚亿那样的工厂称为“血汗工厂”，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依靠牺牲员工的血汗来牟取利益。在中国，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这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家企业中有11家是制造业工厂，众所周知，类似工厂的劳工主要来源于内地省区的农村。
“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罗章林、看门人和罗敏的父母都在尚亿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们都来自农村。实际上，尚亿曾经拥有的近2000名员工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变成一个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村庄。
“这里80%的人是来打工的，”罗敏说，“里面又有80%是说四川话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区。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总人数为1.5亿左右。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通常会在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动他们追随自己的脚步。由于中国城乡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鼓动一般会非常有效。因此，当后来者决定离开家乡时，他们往往选择亲戚朋友对自己描绘过的那些地方。
罗章林就是由亲戚介绍进尚亿的。罗章林今年20岁，他初中没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不过睡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在白天看见的高大的车间和宽旷的厂区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说：“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厂里认识了罗敏。交谈起来，他发现罗敏和他同样来自四川省自贡地区的一所中学，罗敏比他低一个年级。罗敏也只在学校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成绩很差，所以母亲建议他别读书了，跟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
罗敏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夫妻俩就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一起告别家乡来到广东。他们在尚亿工作了十几年，又在别的工厂工作了几年，现在他们用打工的积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饮食店。确切地说，那是个很小的档口，只能给客人们炒几个最简单的菜，连啤酒都得到别处买。不过，“总是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儿子说。
“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与罗敏相遇那时候，罗章林正对尚亿鞋厂越来越失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不被工厂拖着欠着的；每天的饭菜都很糟糕，猪肉连毛都没拔干净；老是加班，加班。“听说别的工厂都没这样的，”他说，“越听别人说，越觉得这工厂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资等，超时工作也是工厂损害员工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亿，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从1点半到5点半，加班是从晚上6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2个小时以上，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
超时工作让工人陷入极度疲劳。罗敏说：“第二天根本起不来。”这也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罗章林快活起来的时候只有每年“人权检查”来的那几天了。每到“人权检查”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人权检查”的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临时抱佛脚是一件使人头疼的事，不过与第二天发工资时的快乐比起来，这点小苦恼就不算什么了。“人权检查”人员守在工资发放现场，监督了整个过程，还不时地问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资。罗章林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资发得特别多。“普遍涨了400块。”他说。
这种“人权检查”是工厂的客户依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或者自己组织的、检查供应商是否有违反劳动法与侵害工人行为的小组，这种检查与各级劳动执法部门定期不定期组织的执法检查一起构成了对各类工厂的监督网络。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刘开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几十起类似的工作。
刘开明承认，“人权检查”需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因为他们会弄虚作假来骗你”。如果“人权检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就会提出详细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请他们的客户对供应商进行跟踪观察。“会有所改善。”刘开明说。
虽然在工厂管理人员的监视下，没有人敢私自向“人权检查”说出真话，可工人们仍然在内心对它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点。他们来守着发钱，我们就更高兴了。”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大门口墙上的公司名牌已被铲去(来源：南方周末)
有一天，工厂没活干，罗章林和罗敏就呆在工厂门口和看门人闲聊。他们有时坐在花圃的围台上，有时干脆就蹲在上面。他们使用共同的方言谈论日常生活和工作，谈论金钱的支出和收入。
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来问路。那个地方他们都很熟悉。“最高的那两栋楼就是尚亿，”穿着白色T恤的罗章林站起来走到路上，指着南边说，“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没有人在那里。”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曾经是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厂。半年前，这家台资工厂倒闭，老板也不知去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上个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共480多万元。同时被披露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还有广东省的其余19家企业。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像尚亿那样的工厂称为“血汗工厂”，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依靠牺牲员工的血汗来牟取利益。在中国，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这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家企业中有11家是制造业工厂，众所周知，类似工厂的劳工主要来源于内地省区的农村。
“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罗章林、看门人和罗敏的父母都在尚亿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们都来自农村。实际上，尚亿曾经拥有的近2000名员工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变成一个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村庄。
“这里80%的人是来打工的，”罗敏说，“里面又有80%是说四川话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区。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总人数为1.5亿左右。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通常会在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动他们追随自己的脚步。由于中国城乡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鼓动一般会非常有效。因此，当后来者决定离开家乡时，他们往往选择亲戚朋友对自己描绘过的那些地方。
罗章林就是由亲戚介绍进尚亿的。罗章林今年20岁，他初中没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不过睡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在白天看见的高大的车间和宽旷的厂区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说：“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厂里认识了罗敏。交谈起来，他发现罗敏和他同样来自四川省自贡地区的一所中学，罗敏比他低一个年级。罗敏也只在学校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成绩很差，所以母亲建议他别读书了，跟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
罗敏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夫妻俩就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一起告别家乡来到广东。他们在尚亿工作了十几年，又在别的工厂工作了几年，现在他们用打工的积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饮食店。确切地说，那是个很小的档口，只能给客人们炒几个最简单的菜，连啤酒都得到别处买。不过，“总是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儿子说。
“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与罗敏相遇那时候，罗章林正对尚亿鞋厂越来越失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不被工厂拖着欠着的；每天的饭菜都很糟糕，猪肉连毛都没拔干净；老是加班，加班。“听说别的工厂都没这样的，”他说，“越听别人说，越觉得这工厂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资等，超时工作也是工厂损害员工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亿，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从1点半到5点半，加班是从晚上6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2个小时以上，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
超时工作让工人陷入极度疲劳。罗敏说：“第二天根本起不来。”这也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罗章林快活起来的时候只有每年“人权检查”来的那几天了。每到“人权检查”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人权检查”的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临时抱佛脚是一件使人头疼的事，不过与第二天发工资时的快乐比起来，这点小苦恼就不算什么了。“人权检查”人员守在工资发放现场，监督了整个过程，还不时地问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资。罗章林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资发得特别多。“普遍涨了400块。”他说。
这种“人权检查”是工厂的客户依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或者自己组织的、检查供应商是否有违反劳动法与侵害工人行为的小组，这种检查与各级劳动执法部门定期不定期组织的执法检查一起构成了对各类工厂的监督网络。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刘开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几十起类似的工作。
刘开明承认，“人权检查”需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因为他们会弄虚作假来骗你”。如果“人权检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就会提出详细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请他们的客户对供应商进行跟踪观察。“会有所改善。”刘开明说。
虽然在工厂管理人员的监视下，没有人敢私自向“人权检查”说出真话，可工人们仍然在内心对它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点。他们来守着发钱，我们就更高兴了。”www.XINHUANET.com 2005-10-27 15:08:06 来源：南方周末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大门口墙上的公司名牌已被铲去(来源：南方周末)
有一天，工厂没活干，罗章林和罗敏就呆在工厂门口和看门人闲聊。他们有时坐在花圃的围台上，有时干脆就蹲在上面。他们使用共同的方言谈论日常生活和工作，谈论金钱的支出和收入。
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来问路。那个地方他们都很熟悉。“最高的那两栋楼就是尚亿，”穿着白色T恤的罗章林站起来走到路上，指着南边说，“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没有人在那里。”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曾经是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厂。半年前，这家台资工厂倒闭，老板也不知去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上个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共480多万元。同时被披露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还有广东省的其余19家企业。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像尚亿那样的工厂称为“血汗工厂”，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依靠牺牲员工的血汗来牟取利益。在中国，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这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家企业中有11家是制造业工厂，众所周知，类似工厂的劳工主要来源于内地省区的农村。
“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罗章林、看门人和罗敏的父母都在尚亿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们都来自农村。实际上，尚亿曾经拥有的近2000名员工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变成一个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村庄。
“这里80%的人是来打工的，”罗敏说，“里面又有80%是说四川话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区。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总人数为1.5亿左右。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通常会在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动他们追随自己的脚步。由于中国城乡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鼓动一般会非常有效。因此，当后来者决定离开家乡时，他们往往选择亲戚朋友对自己描绘过的那些地方。
罗章林就是由亲戚介绍进尚亿的。罗章林今年20岁，他初中没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不过睡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在白天看见的高大的车间和宽旷的厂区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说：“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厂里认识了罗敏。交谈起来，他发现罗敏和他同样来自四川省自贡地区的一所中学，罗敏比他低一个年级。罗敏也只在学校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成绩很差，所以母亲建议他别读书了，跟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
罗敏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夫妻俩就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一起告别家乡来到广东。他们在尚亿工作了十几年，又在别的工厂工作了几年，现在他们用打工的积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饮食店。确切地说，那是个很小的档口，只能给客人们炒几个最简单的菜，连啤酒都得到别处买。不过，“总是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儿子说。
“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与罗敏相遇那时候，罗章林正对尚亿鞋厂越来越失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不被工厂拖着欠着的；每天的饭菜都很糟糕，猪肉连毛都没拔干净；老是加班，加班。“听说别的工厂都没这样的，”他说，“越听别人说，越觉得这工厂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资等，超时工作也是工厂损害员工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亿，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从1点半到5点半，加班是从晚上6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2个小时以上，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
超时工作让工人陷入极度疲劳。罗敏说：“第二天根本起不来。”这也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罗章林快活起来的时候只有每年“人权检查”来的那几天了。每到“人权检查”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人权检查”的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临时抱佛脚是一件使人头疼的事，不过与第二天发工资时的快乐比起来，这点小苦恼就不算什么了。“人权检查”人员守在工资发放现场，监督了整个过程，还不时地问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资。罗章林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资发得特别多。“普遍涨了400块。”他说。
这种“人权检查”是工厂的客户依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或者自己组织的、检查供应商是否有违反劳动法与侵害工人行为的小组，这种检查与各级劳动执法部门定期不定期组织的执法检查一起构成了对各类工厂的监督网络。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刘开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几十起类似的工作。
刘开明承认，“人权检查”需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因为他们会弄虚作假来骗你”。如果“人权检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就会提出详细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请他们的客户对供应商进行跟踪观察。“会有所改善。”刘开明说。
虽然在工厂管理人员的监视下，没有人敢私自向“人权检查”说出真话，可工人们仍然在内心对它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点。他们来守着发钱，我们就更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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