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转载)

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新井一二三


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是新井的个人历史，记述了日本经济起飞中的个人历史，其中
涉及的发展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不无启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
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对儿媳
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
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
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
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
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
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
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
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
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
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
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
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
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
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
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
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
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
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
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
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
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
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
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
、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
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
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
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
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
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
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
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
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
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
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
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
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
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
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
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
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
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
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
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
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
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
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
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
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
。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
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
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
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
“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
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
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
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
，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
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
各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
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
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
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
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
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
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
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
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
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
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
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
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
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
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
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
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
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
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
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
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
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
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
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
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
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
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
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
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
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
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
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
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
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
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
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
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
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
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
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
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
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
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
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
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
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
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
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
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
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
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
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
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
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
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
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
，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
“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
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
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
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
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
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
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
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
，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
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
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
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
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
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
。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
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
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
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
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
，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
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
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
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
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
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
、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
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
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
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
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
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
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
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
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
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
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
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
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
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
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
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
。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
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
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
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 “下”去的；作为
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
。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
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
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
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
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
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
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
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
，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
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
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
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
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
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
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
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 “福笑”“羽子板”等只
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压岁钱
。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
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
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
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
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
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
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
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
战败”这个词，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
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
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
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
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
静下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
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
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
“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
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
，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
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
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
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
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
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
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
，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藏
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
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
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
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
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
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
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
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
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
，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
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
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
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
，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
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
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
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
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
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
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
：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新井一二三


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是新井的个人历史，记述了日本经济起飞中的个人历史，其中
涉及的发展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不无启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
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对儿媳
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
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
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
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
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
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
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
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
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
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
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
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
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
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
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
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
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
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
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
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
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
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
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
、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
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
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
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
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
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
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
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
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
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
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
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
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
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
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
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
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
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
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
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
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
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
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
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
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
。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
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
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
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
“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
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
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
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
，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
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
各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
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
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
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
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
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
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
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
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
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
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
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
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
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
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
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
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
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
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
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
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
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
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
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
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
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
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
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
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
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
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
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
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
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
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
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
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
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
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
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
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
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
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
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
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
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
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
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
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
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
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
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
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
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
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
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
，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
“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
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
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
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
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
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
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
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
，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
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
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
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
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
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
。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
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
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
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
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
，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
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
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
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
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
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
、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
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
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
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
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
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
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
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
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
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
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
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
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
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
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
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
。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
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
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
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 “下”去的；作为
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
。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
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
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
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
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
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
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
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
，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
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
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
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
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
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
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
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 “福笑”“羽子板”等只
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压岁钱
。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
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
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
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
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
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
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
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
战败”这个词，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
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
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
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
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
静下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
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
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
“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
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
，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
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
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
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
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
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
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
，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藏
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
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
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
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
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
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
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
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
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
，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
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
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
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
，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
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
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
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
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
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
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
：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