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罗荣桓

罗荣桓生于1902年11月26日，是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人。在中共将领中，罗荣桓是大学生，这种高学历在当年也是少有的。他的祖父是不第秀才，父亲在当地是书法高手，罗荣桓受父亲影响，也习得了一手好字。他8岁进私塾，12岁上高小（毕业后因军阀混战又回私塾读了两年），17岁入中学，一路刻苦攻读，早早便成了近视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罗荣桓读中学时的校长，就是湖南著名的共产党人柳直荀。这一时期的罗荣桓，尤喜数理和英语，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
1924年，22岁的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预科，专业方向是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领导学生们罢课、游行、讲演和散发传单。由于上了山东军阀张宗昌当局的黑名单，罗荣桓在学校的日子不太好过，思想上也很苦闷。1926年6月，罗荣桓从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便与同学结伴南下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当时曾有中共组织负责人介绍他们去考黄埔军校，但罗荣桓在思想上没有从军的准备，还是想学土木，加上自己是个大近视眼，对于从军也不方便，因此便错过了。不过，报考中山大学理科需要加试德语，罗荣桓的德语基础不好，没能考取，只得又返回了湖南老家。直到1927年4月，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总算如愿学上了土木工程。入学不久，罗荣桓就加入了共青团，很快又转为了中共党员。然而，在国共分裂斗争的历史大势下，罗荣桓抱有的建筑报国的理想还是破灭了。入学仅3个月，罗荣桓便奉党组织派遣离校，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在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清党”反共后，根据湖北省委指示，罗荣桓与汪玉堂、谭梓生、叶重开等人组织领导了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由罗荣桓担任党代表。后来，罗荣桓等人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罗荣桓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大近视眼终究是从了军，最后竟然干了一辈子，还成为了新中国的元帅。
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论起军中资历，或是早早就历经戎行的军中宿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者（如陈毅、聂荣臻），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如徐向前）。而罗荣桓，连黄埔四期小弟弟林彪的军伍资历也不及，属于半路出家，最后才加入军队，只能垫底。但是，罗荣桓凭借正直稳重的个人品格和守正端严的纪律风范，终于脱颖而出，历经风雨洗礼，成为了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者的代表人物。
上井冈山时，罗荣桓身为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特务连党代表，与连长曾士峨搭档。其后又历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9连党代表，与连长陈正春搭档；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8连党代表，与连长陈伯钧搭档；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1师31团3营党代表，与营长伍中豪（后为陈正春）搭档；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与支队长张宗逊搭档；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曾士峨搭档等。不论到了哪一级岗位，罗荣桓很快便深入指战员中间，广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爱护同志，能耐心细致地指导下属工作，并善于发现和培养干部骨干，所到的部队中党组织很快便得以蓬勃发展。开始的时候，大家看罗荣桓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平时又不太说话，都有点怕他。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一位脾气极好的战友和兄长，可亲可敬，都对他非常爱戴。每当罗荣桓要调走的时候，干部战士都恋恋不舍，有的人还会哭出来。
因为罗荣桓的深得众望，他所带的部队在组织上也非常巩固。在著名的1928年“八月失败”期间，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红4军第28团、29团转战湘南遭到重大挫折。留守井冈山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便带领伍中豪、罗荣桓指挥的红31团3营下山接应。在向桂东穿插急进时，由于山势陡峭，部队走得很艰难，速度快不起来。一次下山时，罗荣桓经过观察，发现山坡虽陡但还较平，上面长着厚厚的一层野茅草，走上去直打滑。他灵机一动，便命令战士们抱紧枪支弹药，躺到草上向下滑，结果几百人很快就滑到了山下，大为节省了时间。毛泽东见此壮观情景，不禁脱口而出：“哈哈，我们都成了‘草上飞’喽！”30多年后罗荣桓因病逝世时，毛泽东写诗吊唁，那句著名的“记得当年草上飞”，就是由此而来。经过几度辗转接到朱德、陈毅所部时，只剩下红28团，红29团已散掉，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也被叛徒袁崇全打死，部队士气非常低落。毛泽东、朱德整理了队伍，又击败军阀刘士毅部，缴枪数百，攻占遂川，尔后返回了井冈山。当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期，部队官兵的乡土观念又很严重，往往经过一次行军、打仗后队伍中都会有不少人开小差。这次远征湘南期间，红31团3营行程数百里，打了好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罗荣桓的能力和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罗荣桓性格深沉稳重，不喜抛头露面，做工作也是由浅入深，点滴积累，很难在短时间内展现锋芒。因此，发现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到了1929年底红4军要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刚刚被朱德、陈毅请回来的毛泽东负责执笔起草大会决议草案。他召集红4军军委秘书长谭政、9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及其他一批部队党代表，大搞调查研究，并多次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逐条讨论调研得来的意见，从而制定了大会决议草案。在其后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草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指明了根本方向。在大会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从上海调来不久的前委秘书冯文彬散步。这时罗荣桓正好从一旁经过，毛泽东便指着他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实际上，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最早认识并追随毛泽东的人，这种渊源不是什么人都能遇到的。不过，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时，红军刚刚草创，占第一位的是生存需要，军事斗争。毛泽东后来虽然成为了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但扯旗起义之初还脱不了书生气，经验不足，需要历练。因此，在手下的主要干部中，毛泽东更重视和倚重如张子清、朱云卿、伍中豪、陈毅安、曾世峨这样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中像宛希先、何长工、何挺颖、蔡会文等人表现也比较突出，罗荣桓则有些不显山不露水。朱毛会师时，又带来了不少军事、政治干部。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中发现挑选可用之材，注意了林彪、周子昆、蔡协民、王展程、肖劲、萧克、耿凯等人，还是没太照顾得到老部下罗荣桓。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洗礼，毛泽东逐渐发现了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以及他品格出众、观念正确、遵守纪律的优点，并且具有一直旗帜鲜明支持自己的坚定信念。到了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终于发出“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的感慨。
毛泽东用人，要么不用，要用就大胆提拔，不在乎周围人的议论。在古田会议上重新改选了红4军前敌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的候选人基本条件，大会选出了由11人组成的新前委。其中以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委员，另选举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这样，罗荣桓从一名营级干部一跃成为红4军前委委员，并于会后不久又升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第2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能力不足，越搞越糟，在部队中的影响很不好。罗荣桓上任后，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军阀作风，整治“流氓行为”等不良倾向，并建立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等制度，很快便使第2纵队面貌一新。当时第2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未来大将罗瑞卿，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风格与罗荣桓的耐心细致、点滴浸润正好相反。然而两个人合作得很是默契，个人关系也很好。由于二人都姓罗，又先后在第2纵队、红4军晋升的职务也相同，为了方便区分，后来同志们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由于第2纵队的明显变化，红4军代表熊寿祺在去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时，给中央的报告中是如此说的：“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1930年6月，由于红4军原定的政治委员彭清泉(即潘心源)一直未到任，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赴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也未归，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罗荣桓被调任为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红4军的军长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不太好相处的林彪。这是罗荣桓与林彪的第一次合作共事。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南、闽西的红军主力扩编组建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下辖红4军、红6军（后改称红3军）和红12军。其中红4军是朱毛从井冈山带下来的部队，红6军是黄公略、李文林等从赣西南发展出来的部队，红12军则是闽西地方部队。为加强红12军的战斗力，军团总部将红4军第3纵队与红12军第2、3纵队对调，并调伍中豪接替邓毅刚担任红12军军长。这样，以原秋收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4军第3纵队就到了红12军，而红4军的主力便成了原南昌起义部队挑大梁。罗荣桓到红4军担任政治主官，与军长林彪搭档，由此成为了朱毛红军中的重要将领。多年之后，黄克诚大将回忆说：“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
毛泽东曾多次称赞，罗荣桓是个“老实人”，是个很大的优点。然而老实人也曾有过走麦城的时候。当年的通城暴动之后，罗荣桓、叶重开率领农民自卫军向江西修水转移。由于罗荣桓是大学生，便负责兼管财务，保管一只装了二、三百块大洋和账本的箱子。转移的时候天气炎热，罗荣桓挑着30多斤重的箱子走得气喘吁吁。这时有两名农军老是过来主动要求帮他提箱子。罗荣桓开始不给，但后来架不住他们连说带抢，自己又实在累了，于是便交给他们挑。结果路上遇到敌人袭击，大家急忙加速奔跑，总算是摆脱了敌人。等到重新集合的时候，发现那两个人和钱箱都不见了。罗荣桓十分懊悔，后来经常提起此事以自省。10年之后，罗荣桓有一次和夫人林月琴聊天，又说到这事，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后来毛泽东在接见林月琴时知道了这件事，当场大笑着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罗荣桓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后，仍以一贯的细致作风深入部队开展工作。当时红4共有3个纵队，其中第1纵队是由林彪从井冈山带出来的红28团发展起来的，资格老，成分好，战斗力最强；第2纵队是由原井冈山的特务营、独立营发展起来的，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进步也很大；唯有第3纵队，是原闽西红12军第2、3纵队改编过来的，游击主义和军阀作风残余较多，内部也不团结，福建籍与江西籍战士间的矛盾较大。罗荣桓发现问题后，直接就把行李搬到了第3纵队，亲自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每日都找指战员们谈心，并出席大队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会议，对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耐心解读革命道理，查找纠正不良倾向。他发现湖南、江西籍的干部、战士爱吃辣椒，广东、福建籍的干部、战士不爱吃辣椒，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很难搞，非常影响团结。罗荣桓便下到指战员当中与大家谈话，指出革命队伍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也打不了胜仗。罗荣桓下令，在吃辣椒的问题上大家要互相体谅，以后少买点辣椒，单炒，不要放到菜里头，根据口味需要分别提供给不同省籍的指战员。这样，吃辣椒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好解决。后来罗瑞卿也依样学罗荣桓，解决了部队中关于吃红烧肉放不放辣椒的问题，被毛泽东称赞为“是个好管家”。建国后，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样当了大将的徐海东还不服，发牢骚说老子身上被打了十多个洞才换来四个星，他（指罗瑞卿）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这话实际上说得有点不厚道了。罗长子大半辈子努着个咬牙切齿的冷脸，难道不是因为被一颗子弹在脸上来了个对穿的关系吗？
在罗荣桓的努力下，第3纵队的工作有了起色，他这才回到了军部。红4军军长林彪能打仗，但为人孤傲寡言，与他合作都会遇到点困难。当年在井冈山时为了加强对红28团的领导，毛泽东曾将爱将何挺颖从红31团调去给林彪当党代表。后来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战，何挺颖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毛泽东、朱德特别交代红28团要照顾好何挺颖。然而林彪却没太上心，结果在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担架的人就把何挺颖扔下了，导致这名年仅24岁的优秀将领不幸牺牲。何挺颖深得红31团指战员的爱戴，他们知道这个噩耗后，不少人都伤心得掉下了眼泪。毛泽东也为此批评了林彪。之后红4军整编，成立了第1纵队，林彪任司令员，党代表由陈毅担任。对陈毅这位先前的上级，林彪倒还比较尊重。时间不长陈毅便回到红4军前委任职，第1纵队党代表又换成了熊寿祺。林彪和熊寿祺的关系处得很僵，二人经常争吵，林彪曾接连向前委写了3 封信要求辞职。朱德专门开会调解他俩的关系，但效果不大，把个朱老总烦得高声喊起来：“不要再吵了!”由于熊寿祺是秋收起义出来的，深得毛泽东信任，后来还被提拔为红4军军委代理书记。如果不是他在1930年6月赴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回来的途中被敌人逮捕，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离了革命队伍，林彪被任命为红4军军长时还会与他搭档，那就不知道要吵到何时了。
对于上述这些事罗荣桓当然是知道的，因此他在处理与林彪的关系时非常谨慎。在红军时期，根据中央规定，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军事首长，是有最后决定权的。像后来的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就拿着这把尚方宝剑耀武扬威，不把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然而罗荣桓不这样，他的态度是谦和持重不露锋芒，平时高度尊重林彪，在军事指挥上全力支持他。在小事情上，罗荣桓不与林彪计较。如果双方有了分歧，罗荣桓虽然坚持原则，但也尽量避免与林彪公开顶牛，而是多在下边做些修补工作。林彪虽然为人阴沉，但实际上异常精明，并非是不懂道理的人，只因性格使然。罗荣桓能做到如此地步，林彪便也敬他三分，双方保持了基本上算是融洽的合作关系，当然林彪在其间是占着一定的优势。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二人被并称为“林罗”，成为军队中的一面旗帜。不过，到了1949年初进城后，时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却特意去找了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当面表示不想要罗荣桓当四野政委了，想请聂荣臻去当。聂荣臻感到很奇怪，便说自己又在军区任职又要兼北平市及卫戍区工作，太忙走不开，还是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合适，遂拒绝了林彪。后来，罗荣桓身体不好，无法随军，林彪就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率领四野大军南下了。
提到聂荣臻，他和罗荣桓不一样。聂荣臻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又进了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早早就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的前身）工作。林彪是他的学生，当初林从黄埔四期毕业时还是聂荣臻将其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的。南昌起义时，聂荣臻是叶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党代表，林彪才是其下属第25师的一名连长。因此，聂荣臻与林彪的个人关系先天上就占据着一定的高度。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林彪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聂荣臻被调来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转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林彪又和聂荣臻成为了搭档。聂荣臻对林彪就没那么客气了，有分歧时便会公开指出来，甚至与林彪进行争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长征中的会理会议前林彪向中央建议要改变军事领导，还要求聂荣臻在其写给中央的信上签名。聂荣臻拒绝了在信上签名，并郑重提醒林彪注意自己的地位，甚至表示如果林彪一意孤行，他将动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因此，在与聂荣臻搭档期间，林彪便失去了同罗荣桓合作时的那种优势，也会老实很多。总的来说，除了政治因素外，林彪还是比较尊重上下级关系的，也并非是想像中的那种盛气凌人。这从后来很多高级干部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来，从客观上说，实在也挑不出关于林彪早年太多的缺点例子。
罗荣桓在红4军期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严酷的肃反阶段。苏区和红军中大打“AB团”、“改组派”，很多指战员被错误杀害。对此，罗荣桓的态度非常谨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了力所能及的干预，从而挽救了不少同志。如萧克任师长，张赤男任政治委员的红12师准备杀一批“AB团”分子。按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规定，杀人可由各师党委决定，不用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临动手之前萧克觉得不妥，就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当即表示：不能杀那么多人！在场的红4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也支持罗荣桓的意见。萧克遂奉命返回，到刑场上救下了这批“AB团”分子，后来经过甄别后予以释放。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罗荣桓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协助林彪、聂荣臻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一批追随者也遭到了打击批判，如著名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等。罗荣桓不久亦接到了调令，转任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其时正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即，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联名向总部发报，暂缓了罗荣桓的工作调动。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罗荣桓在主持作出了红一军团于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总结后，奉命离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职。到了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罗荣桓时曾感叹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此后，罗荣桓相继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武装动员部部长、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等职。1934年1月，罗荣桓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荣获一枚银质二等红星奖章。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成立了红八军团，罗荣桓被调去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八军团的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原来都是罗荣桓的下级，但罗荣桓并不在意，很快又深入到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只是红八军团的战斗力很差，在长征初期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后被中革军委下令撤销。在长征期间，罗荣桓先后担任了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等职。直到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到达甘肃俄界时，罗荣桓才被调回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在哈达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罗荣桓又担任了红一军团改编成的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在继续北上途中，罗荣桓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经常在一起。二人深入讨论了党的事业所面临的局面，并多次搞“精神会餐”，以苦为乐，其乐融融。邓小平后来对此回忆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陕北。
到陕北后，罗荣桓随红一军团参加了东征。从山西回师后，他进入设在瓦窑堡（后迁往保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当时红大一科设在保安县城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课堂和寝室都在依山修凿的几十孔窑洞里。一科有学员40人，大部分是师级以上干部。除罗荣桓外，科长是陈光，学员有谭政、杨立三、彭雪枫、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苏振华、周建屏、陈士榘、黄永胜、贺晋年、莫文骅、谭冠三、王平、赵尔陆、张经武、贾拓夫、吴富善、肖文玖、童小鹏、武亭、洪水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一科开学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人出席了典礼。毛泽东当场讲话，将学员们比喻为是元始天尊的弟子，期望他们好好修炼，早日下山平定天下。多少年后，张爱萍对毛泽东的讲话仍然印象深刻，还被他的儿子张胜写进了书里。
红大一科于1936年底结业，罗荣桓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罗荣桓由战友介绍认识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金寨籍学员林月琴。二人经过接触后，情投意合，于1937年5月结婚，从此相守了26年。不过这桩婚姻后来还遇到了点麻烦。林月琴的前夫是吴先恩，在红四方面军红9军任供给部部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失败后被敌人俘获投入监狱。由于误传消息，林月琴以为吴先恩已经牺牲了，这才与罗荣桓相识并结婚。不料，抗战爆发后，罗荣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去了前线。吴先恩却经过党组织营救回到了延安，林月琴闻讯后几乎惊呆了。由于当时延安正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这件事牵涉到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因而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出面做工作，征求了吴先恩和林月琴的意见，最后一锤定音，林月琴与前夫友好分手，跟定了罗荣桓。吴先恩后来发展得也不错，成为了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罗荣桓生于1902年11月26日，是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人。在中共将领中，罗荣桓是大学生，这种高学历在当年也是少有的。他的祖父是不第秀才，父亲在当地是书法高手，罗荣桓受父亲影响，也习得了一手好字。他8岁进私塾，12岁上高小（毕业后因军阀混战又回私塾读了两年），17岁入中学，一路刻苦攻读，早早便成了近视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罗荣桓读中学时的校长，就是湖南著名的共产党人柳直荀。这一时期的罗荣桓，尤喜数理和英语，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
1924年，22岁的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预科，专业方向是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领导学生们罢课、游行、讲演和散发传单。由于上了山东军阀张宗昌当局的黑名单，罗荣桓在学校的日子不太好过，思想上也很苦闷。1926年6月，罗荣桓从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便与同学结伴南下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当时曾有中共组织负责人介绍他们去考黄埔军校，但罗荣桓在思想上没有从军的准备，还是想学土木，加上自己是个大近视眼，对于从军也不方便，因此便错过了。不过，报考中山大学理科需要加试德语，罗荣桓的德语基础不好，没能考取，只得又返回了湖南老家。直到1927年4月，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总算如愿学上了土木工程。入学不久，罗荣桓就加入了共青团，很快又转为了中共党员。然而，在国共分裂斗争的历史大势下，罗荣桓抱有的建筑报国的理想还是破灭了。入学仅3个月，罗荣桓便奉党组织派遣离校，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在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清党”反共后，根据湖北省委指示，罗荣桓与汪玉堂、谭梓生、叶重开等人组织领导了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由罗荣桓担任党代表。后来，罗荣桓等人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罗荣桓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大近视眼终究是从了军，最后竟然干了一辈子，还成为了新中国的元帅。
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论起军中资历，或是早早就历经戎行的军中宿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者（如陈毅、聂荣臻），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如徐向前）。而罗荣桓，连黄埔四期小弟弟林彪的军伍资历也不及，属于半路出家，最后才加入军队，只能垫底。但是，罗荣桓凭借正直稳重的个人品格和守正端严的纪律风范，终于脱颖而出，历经风雨洗礼，成为了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者的代表人物。
上井冈山时，罗荣桓身为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特务连党代表，与连长曾士峨搭档。其后又历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9连党代表，与连长陈正春搭档；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8连党代表，与连长陈伯钧搭档；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1师31团3营党代表，与营长伍中豪（后为陈正春）搭档；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与支队长张宗逊搭档；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曾士峨搭档等。不论到了哪一级岗位，罗荣桓很快便深入指战员中间，广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爱护同志，能耐心细致地指导下属工作，并善于发现和培养干部骨干，所到的部队中党组织很快便得以蓬勃发展。开始的时候，大家看罗荣桓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平时又不太说话，都有点怕他。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一位脾气极好的战友和兄长，可亲可敬，都对他非常爱戴。每当罗荣桓要调走的时候，干部战士都恋恋不舍，有的人还会哭出来。
因为罗荣桓的深得众望，他所带的部队在组织上也非常巩固。在著名的1928年“八月失败”期间，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红4军第28团、29团转战湘南遭到重大挫折。留守井冈山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便带领伍中豪、罗荣桓指挥的红31团3营下山接应。在向桂东穿插急进时，由于山势陡峭，部队走得很艰难，速度快不起来。一次下山时，罗荣桓经过观察，发现山坡虽陡但还较平，上面长着厚厚的一层野茅草，走上去直打滑。他灵机一动，便命令战士们抱紧枪支弹药，躺到草上向下滑，结果几百人很快就滑到了山下，大为节省了时间。毛泽东见此壮观情景，不禁脱口而出：“哈哈，我们都成了‘草上飞’喽！”30多年后罗荣桓因病逝世时，毛泽东写诗吊唁，那句著名的“记得当年草上飞”，就是由此而来。经过几度辗转接到朱德、陈毅所部时，只剩下红28团，红29团已散掉，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也被叛徒袁崇全打死，部队士气非常低落。毛泽东、朱德整理了队伍，又击败军阀刘士毅部，缴枪数百，攻占遂川，尔后返回了井冈山。当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期，部队官兵的乡土观念又很严重，往往经过一次行军、打仗后队伍中都会有不少人开小差。这次远征湘南期间，红31团3营行程数百里，打了好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罗荣桓的能力和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罗荣桓性格深沉稳重，不喜抛头露面，做工作也是由浅入深，点滴积累，很难在短时间内展现锋芒。因此，发现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到了1929年底红4军要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刚刚被朱德、陈毅请回来的毛泽东负责执笔起草大会决议草案。他召集红4军军委秘书长谭政、9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及其他一批部队党代表，大搞调查研究，并多次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逐条讨论调研得来的意见，从而制定了大会决议草案。在其后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草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指明了根本方向。在大会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从上海调来不久的前委秘书冯文彬散步。这时罗荣桓正好从一旁经过，毛泽东便指着他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实际上，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最早认识并追随毛泽东的人，这种渊源不是什么人都能遇到的。不过，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时，红军刚刚草创，占第一位的是生存需要，军事斗争。毛泽东后来虽然成为了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但扯旗起义之初还脱不了书生气，经验不足，需要历练。因此，在手下的主要干部中，毛泽东更重视和倚重如张子清、朱云卿、伍中豪、陈毅安、曾世峨这样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中像宛希先、何长工、何挺颖、蔡会文等人表现也比较突出，罗荣桓则有些不显山不露水。朱毛会师时，又带来了不少军事、政治干部。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中发现挑选可用之材，注意了林彪、周子昆、蔡协民、王展程、肖劲、萧克、耿凯等人，还是没太照顾得到老部下罗荣桓。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洗礼，毛泽东逐渐发现了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以及他品格出众、观念正确、遵守纪律的优点，并且具有一直旗帜鲜明支持自己的坚定信念。到了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终于发出“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的感慨。
毛泽东用人，要么不用，要用就大胆提拔，不在乎周围人的议论。在古田会议上重新改选了红4军前敌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的候选人基本条件，大会选出了由11人组成的新前委。其中以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委员，另选举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这样，罗荣桓从一名营级干部一跃成为红4军前委委员，并于会后不久又升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第2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能力不足，越搞越糟，在部队中的影响很不好。罗荣桓上任后，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军阀作风，整治“流氓行为”等不良倾向，并建立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等制度，很快便使第2纵队面貌一新。当时第2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未来大将罗瑞卿，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风格与罗荣桓的耐心细致、点滴浸润正好相反。然而两个人合作得很是默契，个人关系也很好。由于二人都姓罗，又先后在第2纵队、红4军晋升的职务也相同，为了方便区分，后来同志们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由于第2纵队的明显变化，红4军代表熊寿祺在去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时，给中央的报告中是如此说的：“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1930年6月，由于红4军原定的政治委员彭清泉(即潘心源)一直未到任，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赴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也未归，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罗荣桓被调任为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红4军的军长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不太好相处的林彪。这是罗荣桓与林彪的第一次合作共事。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南、闽西的红军主力扩编组建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下辖红4军、红6军（后改称红3军）和红12军。其中红4军是朱毛从井冈山带下来的部队，红6军是黄公略、李文林等从赣西南发展出来的部队，红12军则是闽西地方部队。为加强红12军的战斗力，军团总部将红4军第3纵队与红12军第2、3纵队对调，并调伍中豪接替邓毅刚担任红12军军长。这样，以原秋收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4军第3纵队就到了红12军，而红4军的主力便成了原南昌起义部队挑大梁。罗荣桓到红4军担任政治主官，与军长林彪搭档，由此成为了朱毛红军中的重要将领。多年之后，黄克诚大将回忆说：“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
毛泽东曾多次称赞，罗荣桓是个“老实人”，是个很大的优点。然而老实人也曾有过走麦城的时候。当年的通城暴动之后，罗荣桓、叶重开率领农民自卫军向江西修水转移。由于罗荣桓是大学生，便负责兼管财务，保管一只装了二、三百块大洋和账本的箱子。转移的时候天气炎热，罗荣桓挑着30多斤重的箱子走得气喘吁吁。这时有两名农军老是过来主动要求帮他提箱子。罗荣桓开始不给，但后来架不住他们连说带抢，自己又实在累了，于是便交给他们挑。结果路上遇到敌人袭击，大家急忙加速奔跑，总算是摆脱了敌人。等到重新集合的时候，发现那两个人和钱箱都不见了。罗荣桓十分懊悔，后来经常提起此事以自省。10年之后，罗荣桓有一次和夫人林月琴聊天，又说到这事，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后来毛泽东在接见林月琴时知道了这件事，当场大笑着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罗荣桓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后，仍以一贯的细致作风深入部队开展工作。当时红4共有3个纵队，其中第1纵队是由林彪从井冈山带出来的红28团发展起来的，资格老，成分好，战斗力最强；第2纵队是由原井冈山的特务营、独立营发展起来的，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进步也很大；唯有第3纵队，是原闽西红12军第2、3纵队改编过来的，游击主义和军阀作风残余较多，内部也不团结，福建籍与江西籍战士间的矛盾较大。罗荣桓发现问题后，直接就把行李搬到了第3纵队，亲自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每日都找指战员们谈心，并出席大队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会议，对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耐心解读革命道理，查找纠正不良倾向。他发现湖南、江西籍的干部、战士爱吃辣椒，广东、福建籍的干部、战士不爱吃辣椒，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很难搞，非常影响团结。罗荣桓便下到指战员当中与大家谈话，指出革命队伍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也打不了胜仗。罗荣桓下令，在吃辣椒的问题上大家要互相体谅，以后少买点辣椒，单炒，不要放到菜里头，根据口味需要分别提供给不同省籍的指战员。这样，吃辣椒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好解决。后来罗瑞卿也依样学罗荣桓，解决了部队中关于吃红烧肉放不放辣椒的问题，被毛泽东称赞为“是个好管家”。建国后，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样当了大将的徐海东还不服，发牢骚说老子身上被打了十多个洞才换来四个星，他（指罗瑞卿）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这话实际上说得有点不厚道了。罗长子大半辈子努着个咬牙切齿的冷脸，难道不是因为被一颗子弹在脸上来了个对穿的关系吗？
在罗荣桓的努力下，第3纵队的工作有了起色，他这才回到了军部。红4军军长林彪能打仗，但为人孤傲寡言，与他合作都会遇到点困难。当年在井冈山时为了加强对红28团的领导，毛泽东曾将爱将何挺颖从红31团调去给林彪当党代表。后来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战，何挺颖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毛泽东、朱德特别交代红28团要照顾好何挺颖。然而林彪却没太上心，结果在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担架的人就把何挺颖扔下了，导致这名年仅24岁的优秀将领不幸牺牲。何挺颖深得红31团指战员的爱戴，他们知道这个噩耗后，不少人都伤心得掉下了眼泪。毛泽东也为此批评了林彪。之后红4军整编，成立了第1纵队，林彪任司令员，党代表由陈毅担任。对陈毅这位先前的上级，林彪倒还比较尊重。时间不长陈毅便回到红4军前委任职，第1纵队党代表又换成了熊寿祺。林彪和熊寿祺的关系处得很僵，二人经常争吵，林彪曾接连向前委写了3 封信要求辞职。朱德专门开会调解他俩的关系，但效果不大，把个朱老总烦得高声喊起来：“不要再吵了!”由于熊寿祺是秋收起义出来的，深得毛泽东信任，后来还被提拔为红4军军委代理书记。如果不是他在1930年6月赴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回来的途中被敌人逮捕，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离了革命队伍，林彪被任命为红4军军长时还会与他搭档，那就不知道要吵到何时了。
对于上述这些事罗荣桓当然是知道的，因此他在处理与林彪的关系时非常谨慎。在红军时期，根据中央规定，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军事首长，是有最后决定权的。像后来的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就拿着这把尚方宝剑耀武扬威，不把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然而罗荣桓不这样，他的态度是谦和持重不露锋芒，平时高度尊重林彪，在军事指挥上全力支持他。在小事情上，罗荣桓不与林彪计较。如果双方有了分歧，罗荣桓虽然坚持原则，但也尽量避免与林彪公开顶牛，而是多在下边做些修补工作。林彪虽然为人阴沉，但实际上异常精明，并非是不懂道理的人，只因性格使然。罗荣桓能做到如此地步，林彪便也敬他三分，双方保持了基本上算是融洽的合作关系，当然林彪在其间是占着一定的优势。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二人被并称为“林罗”，成为军队中的一面旗帜。不过，到了1949年初进城后，时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却特意去找了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当面表示不想要罗荣桓当四野政委了，想请聂荣臻去当。聂荣臻感到很奇怪，便说自己又在军区任职又要兼北平市及卫戍区工作，太忙走不开，还是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合适，遂拒绝了林彪。后来，罗荣桓身体不好，无法随军，林彪就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率领四野大军南下了。
提到聂荣臻，他和罗荣桓不一样。聂荣臻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又进了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早早就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的前身）工作。林彪是他的学生，当初林从黄埔四期毕业时还是聂荣臻将其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的。南昌起义时，聂荣臻是叶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党代表，林彪才是其下属第25师的一名连长。因此，聂荣臻与林彪的个人关系先天上就占据着一定的高度。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林彪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聂荣臻被调来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转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林彪又和聂荣臻成为了搭档。聂荣臻对林彪就没那么客气了，有分歧时便会公开指出来，甚至与林彪进行争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长征中的会理会议前林彪向中央建议要改变军事领导，还要求聂荣臻在其写给中央的信上签名。聂荣臻拒绝了在信上签名，并郑重提醒林彪注意自己的地位，甚至表示如果林彪一意孤行，他将动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因此，在与聂荣臻搭档期间，林彪便失去了同罗荣桓合作时的那种优势，也会老实很多。总的来说，除了政治因素外，林彪还是比较尊重上下级关系的，也并非是想像中的那种盛气凌人。这从后来很多高级干部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来，从客观上说，实在也挑不出关于林彪早年太多的缺点例子。
罗荣桓在红4军期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严酷的肃反阶段。苏区和红军中大打“AB团”、“改组派”，很多指战员被错误杀害。对此，罗荣桓的态度非常谨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了力所能及的干预，从而挽救了不少同志。如萧克任师长，张赤男任政治委员的红12师准备杀一批“AB团”分子。按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规定，杀人可由各师党委决定，不用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临动手之前萧克觉得不妥，就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当即表示：不能杀那么多人！在场的红4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也支持罗荣桓的意见。萧克遂奉命返回，到刑场上救下了这批“AB团”分子，后来经过甄别后予以释放。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罗荣桓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协助林彪、聂荣臻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一批追随者也遭到了打击批判，如著名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等。罗荣桓不久亦接到了调令，转任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其时正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即，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联名向总部发报，暂缓了罗荣桓的工作调动。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罗荣桓在主持作出了红一军团于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总结后，奉命离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职。到了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罗荣桓时曾感叹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此后，罗荣桓相继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武装动员部部长、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等职。1934年1月，罗荣桓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荣获一枚银质二等红星奖章。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成立了红八军团，罗荣桓被调去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八军团的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原来都是罗荣桓的下级，但罗荣桓并不在意，很快又深入到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只是红八军团的战斗力很差，在长征初期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后被中革军委下令撤销。在长征期间，罗荣桓先后担任了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等职。直到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到达甘肃俄界时，罗荣桓才被调回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在哈达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罗荣桓又担任了红一军团改编成的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在继续北上途中，罗荣桓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经常在一起。二人深入讨论了党的事业所面临的局面，并多次搞“精神会餐”，以苦为乐，其乐融融。邓小平后来对此回忆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陕北。
到陕北后，罗荣桓随红一军团参加了东征。从山西回师后，他进入设在瓦窑堡（后迁往保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当时红大一科设在保安县城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课堂和寝室都在依山修凿的几十孔窑洞里。一科有学员40人，大部分是师级以上干部。除罗荣桓外，科长是陈光，学员有谭政、杨立三、彭雪枫、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苏振华、周建屏、陈士榘、黄永胜、贺晋年、莫文骅、谭冠三、王平、赵尔陆、张经武、贾拓夫、吴富善、肖文玖、童小鹏、武亭、洪水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一科开学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人出席了典礼。毛泽东当场讲话，将学员们比喻为是元始天尊的弟子，期望他们好好修炼，早日下山平定天下。多少年后，张爱萍对毛泽东的讲话仍然印象深刻，还被他的儿子张胜写进了书里。
红大一科于1936年底结业，罗荣桓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罗荣桓由战友介绍认识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金寨籍学员林月琴。二人经过接触后，情投意合，于1937年5月结婚，从此相守了26年。不过这桩婚姻后来还遇到了点麻烦。林月琴的前夫是吴先恩，在红四方面军红9军任供给部部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失败后被敌人俘获投入监狱。由于误传消息，林月琴以为吴先恩已经牺牲了，这才与罗荣桓相识并结婚。不料，抗战爆发后，罗荣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去了前线。吴先恩却经过党组织营救回到了延安，林月琴闻讯后几乎惊呆了。由于当时延安正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这件事牵涉到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因而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出面做工作，征求了吴先恩和林月琴的意见，最后一锤定音，林月琴与前夫友好分手，跟定了罗荣桓。吴先恩后来发展得也不错，成为了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