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杨尚昆

1933年1月底，原在上海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杨尚昆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江西瑞金（当时称为瑞京）。不久，他的夫人李伯钊也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被分到闽西做宣传工作。在主管苏区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要求下，杨尚昆去给他当了助手，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

因为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也于这一时期陆续转移到了江西苏区。从此，江西苏区也被称为了中央苏区。按照当初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的初衷，博古临时负总责属于事不得已，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规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首先应该交权，然后开会选举新的中央。然而博古没有这样做，反而把临时中央作为了合法领导机构，自己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个德国人李德带进了江西苏区，并委任其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从而把持了苏区红军的领导大权。对此，先期到达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是很清楚的。但他没有揭露博古等人的“造假”，反而积极维护这个中央的领导权威，并自己也晋身其中，与博古、李德组成了苏区最高“三人团”，决定苏区内外所有大事。8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披露了当年博古中央的不合法，一时引起了党内外的哗然。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激愤，好哇，当年把我甩到一边，并压得全党出不来气的“左倾”中央原来还是个冒牌货！他一连写了多篇文章，痛斥“教条主义”领导者，如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有什么用呢？”可谓骂得痛快淋漓。

博古等人把持了苏区大权后，大反所谓的“右倾主要危险”，整肃反对他们意见的同志，其高潮是掀起了反“罗明路线”运动，意在剪除已下台休养的毛泽东的支持者。像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都被撤职，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因黎川失守而遭撤职判刑，所谓“四小毛派”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是在这一时期落难。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当巡视员，中央还有人说风凉话：“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随后邓小平又被安排到宁都县周围的农村“蹲点”，实际是劳动改造，行动和生活都受到限制。在这里，邓小平最深的记忆就是“吃不饱，肚子好饿”。后来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危秀英有过一段回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蔡畅），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就这样，邓小平算是偷偷摸摸吃了一顿饱饭。

在这一时期，杨尚昆写的文章也都是紧跟上级精神，客观上起了对“左倾”路线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后，杨尚昆又见到了罗明，还专门表示了歉意。1933年春，杨尚昆代表《红色中华》报到瑞金叶坪采访了闲居在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这是杨尚昆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快人快语的毛泽东知道他是四川人后，马上就问他认不认识杨闇公，杨尚昆回答：“他是我四哥。”毛泽东又问起了杨闇公烈士遗属的情况。在这样的交谈中，两个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杨尚昆向毛泽东请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应该怎样写，搞了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多年后，杨尚昆将这一段写进了回忆录中，笔下充满了感情。

关于当时的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有不同意见，并公开说了出来。博古很快反应，将他调到湘赣苏区和萧克、王震等人搭班子去了，等于踢开了他。博古、李德等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政治上不要统一战线，四面树敌；在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与强敌死打硬拼；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搞“无情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6月，毫无军事工作经验的杨尚昆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转战前方，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下令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将他调到红军医院当政委。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元老，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也是为数不多能影响彭德怀的人。对于滕代远被调走，彭德怀相当不高兴，但也只能服从上级命令。彭德怀作风强势，说一不二，与他搭档很不容易。而且彭的地位也高，甚至长征后期毛泽东都当了他的政委。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就干脆让彭德怀长期将司令、政委一肩挑了。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当过他的野战军副政委，由于习仲勋为人宽和，长于军政建设，素来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才有幸成为了少数与彭德怀班子搭得不错的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同月，杨尚昆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又是远近闻名的不好惹，杨尚昆能行吗？历史证明，这个真不必担心。由于杨尚昆的性格因素，他与彭德怀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党内友谊，并保持了终生。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坦承：“我刚到三军团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大。”杨尚昆的这段回忆活生生勾勒出了彭德怀的某些特点。彭不只是个出色的军人，还“喜欢议论，有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一边指挥作战，一边还宣传民主教育，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在现时和远景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关心的事吗？而且他还是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将领！毛泽东对此没有客气，很快就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算是给了彭一个警告。若干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想辞去军职去搞农业，毛泽东当即反问道：“让你当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弄得彭一脸尴尬。直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终于直抒胸臆：“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由于“左倾”中央及其掌控的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在战略上画地为牢，在战术上死打硬拼，以致红军被迫与筑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进行正规作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攻击下伤亡惨重，步步后退，苏区越打越小。特别是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和李德亲赴前线指挥，要求红一、三、五、九军团各部死守广昌，搞“短促突击”，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消耗。结果红军苦战18天，虽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达5093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却仍然未能守住广昌，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大败仗。其中红三军团的防御方向是主战场，损失最大，伤亡达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战斗中，红三军团一个整营坚守在李德督修的所谓土木质“半永久性工事”里，遭到敌人炮火猛轰，最后工事几乎被炸平，一个营红军全部牺牲在阵地上，无一生还。如此惨况，令彭德怀、杨尚昆及红三军团指战员悲痛万分。打到紧张处，彭德怀、杨尚昆和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阵地指挥。中午吃饭的时候，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端着饭碗刚钻进指挥所碉堡，一颗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由于碉堡有木制顶盖，彭杨等人幸免于难，而外边堑壕中的两名战士就当场牺牲了。

博古、李德在下令撤守广昌时，曾打电话来要求部队实行焦土政策，即是把广昌城及附近的老百姓房子全部烧掉，不留给敌人。彭德怀和杨尚昆商量后，认为如此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却妨碍不了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而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回到瑞金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去向李德、博古汇报工作。结果因为战术方针问题彭德怀与李德大吵了一架，激动之中骂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当时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也做好了被撤职、公审乃至杀头的准备。不过后来李德并没有处分他，据说是因为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太高，动起来怕不好收场。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突围西征。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彭德怀和杨尚昆去检查部队的出发准备情况。回来的路上，彭德怀拿出一块光洋，请杨尚昆在一家小饭铺吃了顿饭。彭德怀平素非常俭朴，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并以身作责，平时下部队检查工作时都不允许加菜，谁加菜他就骂谁。这次拿出的一块光洋，也是用平时的伙食尾子攒起来的，对于彭德怀来说是难得的一次消费。彭德怀的性格嫉恶如仇，对士兵很和蔼，但经常骂干部，有时骂得很凶，且并不都占着道理。杨尚昆对于这点很不认同，有机会就提醒彭德怀。好在彭德怀常是骂过就完了，骂错了还会向下属道歉，因而仍然深得部下敬畏。不过，他对杨尚昆却从没骂过，二人的合作越发默契。如果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原因使他们分开，彭杨这对搭档，也应该与著名的刘邓、陈粟、贺关并列了。

在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了3万人，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红三军团在湘江血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只剩下不到9000人，约占出发时人数的一半，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人提出了关于战略方向的不同意见，经过“通道转兵”的折冲，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是折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打下重镇遵义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彭德怀和杨尚昆紧急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杨尚昆对此非常感慨，认为“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却遭到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前堵后追，不得不继续转兵突围。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杨尚昆先后多次向中革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向，如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南渡乌江跳出敌人重围、西进滇黔边境、反对滇东决战等，为促成中央红军实现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突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红军连续机动，战斗频繁，多走了不少路，减员很多，人马疲惫，造成下边的埋怨和议论也很多。时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收集了反映上来的情况，写成一份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并找军团领导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当时彭德怀认为电报上并不都是自己的意见，加上另有考虑，便没有签字。杨尚昆则签了字，随后将电报发出。无独有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北上，迅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上述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导致高层人心浮动，结果到云南会理后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问题。此前杨尚昆在一次敌机轰炸时腿上负了较重的伤，有一块弹片未能取出，正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彭德怀和林彪，把红三军团的刘少奇、杨尚昆、黄克诚等人也捎带上了。这次会议最后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林彪虽挨了批评但未受实际影响，彭德怀则被毛怀疑成林彪写信的后台，彭自己又未能申明清楚，结果这个瓜落一直吃到了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责令爱提意见的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黄克诚写检讨交上来。然而黄克诚脖子很硬，无论杨尚昆怎么劝，就是不写。等到了59年的时候，黄克诚仍“不知悔改”，自然也被算了总账。

离开会理后，中央红军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懋功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与人少弹缺、疲惫破烂的中央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军容整齐，双方高下立见。令杨尚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穷得至多有一只菜盒子，红三军团干部连这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个人都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等食品，真是让人羡慕！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政委李先念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席上有十几个菜，杨尚昆自称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差距这样悬殊，加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终于引发了后来的“草地惊变”，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此期间，杨尚昆奉令离开红三军团，由李富春接任军团政委。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给红四方面军政委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了一段时间副手。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说法，毛泽东“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要说杨尚昆和陈昌浩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关系相当老了。然而陈昌浩此时正年少气盛、志得意满，平时都不太理杨尚昆。杨尚昆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像“牛皮糖”一样硬贴在陈昌浩跟前，“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在甘肃哈达铺改编成了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杨尚昆则同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副主任。在毛泽东提议下，陕甘支队对外布告的署名只有彭德怀和杨尚昆二人，认为这样可以给国民党方面一个错觉，以为是只有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后来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和朱理治等人主持的陕甘晋省委会合。中共中央纠正了陕北苏区搞得乌烟瘴气的错误“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捕领导人及大部分受害者释放，挽救了苏区面临的危机。其后建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彭德怀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将自己带出来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杨尚昆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司令员叶剑英一起组织部队东渡黄河。东征回师后，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总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得不站出来作自我批评。另外在红三军团改编成红4师并入红一军团时，政委是原红三军团改编成的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师长则调来了原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陈光。彭雪枫是有名的“不好惹”，连毛泽东都敢顶撞。陈光更是脾气大，到了50年代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两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在一起搭档难免磕磕碰碰，在东征中就表现得很影响团结。大相寺会议上特别提出了此事，二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东征之后又是西征，由彭德怀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主要目的是扩大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这时中央在瓦窑堡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杨尚昆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负责培养和训练各级红军干部。西征军离开后，国民党军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任总指挥，调动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当时中共中央已对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搞了统战工作，双方不作正面交战和进行情报交换。鉴于瓦窑堡难以坚守，中央指示将该地交给张学良部队占领，以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好交待。不料就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一股国民党地方军偷袭了瓦窑堡。当时在瓦窑堡只剩下几百名红军大学学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也在镇内，毛泽东甚至还在睡觉，一时弄得措手不及。紧急之下，林彪、罗瑞卿指挥红大学员和警卫连边打边撤，掩护军委领导撤向保安。混乱中杨尚昆连匹马都没有搞到，一口气步行了15里才脱离险境，很是狼狈。后来东北军对此还埋怨红军：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杨尚昆奉毛泽东命令去迎接张国焘、朱德等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此期间，杨尚昆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西安事变前后，杨尚昆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彭德怀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战事倥偬之间，彭德怀又用珍藏下来的伙食尾子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二人把盏畅谈，一气吃了几斤牛羊肉。


1933年1月底，原在上海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杨尚昆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江西瑞金（当时称为瑞京）。不久，他的夫人李伯钊也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被分到闽西做宣传工作。在主管苏区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要求下，杨尚昆去给他当了助手，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

因为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也于这一时期陆续转移到了江西苏区。从此，江西苏区也被称为了中央苏区。按照当初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的初衷，博古临时负总责属于事不得已，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规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首先应该交权，然后开会选举新的中央。然而博古没有这样做，反而把临时中央作为了合法领导机构，自己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个德国人李德带进了江西苏区，并委任其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从而把持了苏区红军的领导大权。对此，先期到达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是很清楚的。但他没有揭露博古等人的“造假”，反而积极维护这个中央的领导权威，并自己也晋身其中，与博古、李德组成了苏区最高“三人团”，决定苏区内外所有大事。8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披露了当年博古中央的不合法，一时引起了党内外的哗然。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激愤，好哇，当年把我甩到一边，并压得全党出不来气的“左倾”中央原来还是个冒牌货！他一连写了多篇文章，痛斥“教条主义”领导者，如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有什么用呢？”可谓骂得痛快淋漓。

博古等人把持了苏区大权后，大反所谓的“右倾主要危险”，整肃反对他们意见的同志，其高潮是掀起了反“罗明路线”运动，意在剪除已下台休养的毛泽东的支持者。像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都被撤职，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因黎川失守而遭撤职判刑，所谓“四小毛派”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是在这一时期落难。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当巡视员，中央还有人说风凉话：“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随后邓小平又被安排到宁都县周围的农村“蹲点”，实际是劳动改造，行动和生活都受到限制。在这里，邓小平最深的记忆就是“吃不饱，肚子好饿”。后来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危秀英有过一段回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蔡畅），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就这样，邓小平算是偷偷摸摸吃了一顿饱饭。

在这一时期，杨尚昆写的文章也都是紧跟上级精神，客观上起了对“左倾”路线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后，杨尚昆又见到了罗明，还专门表示了歉意。1933年春，杨尚昆代表《红色中华》报到瑞金叶坪采访了闲居在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这是杨尚昆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快人快语的毛泽东知道他是四川人后，马上就问他认不认识杨闇公，杨尚昆回答：“他是我四哥。”毛泽东又问起了杨闇公烈士遗属的情况。在这样的交谈中，两个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杨尚昆向毛泽东请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应该怎样写，搞了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多年后，杨尚昆将这一段写进了回忆录中，笔下充满了感情。

关于当时的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有不同意见，并公开说了出来。博古很快反应，将他调到湘赣苏区和萧克、王震等人搭班子去了，等于踢开了他。博古、李德等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政治上不要统一战线，四面树敌；在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与强敌死打硬拼；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搞“无情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6月，毫无军事工作经验的杨尚昆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转战前方，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下令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将他调到红军医院当政委。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元老，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也是为数不多能影响彭德怀的人。对于滕代远被调走，彭德怀相当不高兴，但也只能服从上级命令。彭德怀作风强势，说一不二，与他搭档很不容易。而且彭的地位也高，甚至长征后期毛泽东都当了他的政委。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就干脆让彭德怀长期将司令、政委一肩挑了。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当过他的野战军副政委，由于习仲勋为人宽和，长于军政建设，素来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才有幸成为了少数与彭德怀班子搭得不错的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同月，杨尚昆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又是远近闻名的不好惹，杨尚昆能行吗？历史证明，这个真不必担心。由于杨尚昆的性格因素，他与彭德怀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党内友谊，并保持了终生。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坦承：“我刚到三军团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大。”杨尚昆的这段回忆活生生勾勒出了彭德怀的某些特点。彭不只是个出色的军人，还“喜欢议论，有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一边指挥作战，一边还宣传民主教育，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在现时和远景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关心的事吗？而且他还是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将领！毛泽东对此没有客气，很快就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算是给了彭一个警告。若干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想辞去军职去搞农业，毛泽东当即反问道：“让你当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弄得彭一脸尴尬。直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终于直抒胸臆：“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由于“左倾”中央及其掌控的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在战略上画地为牢，在战术上死打硬拼，以致红军被迫与筑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进行正规作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攻击下伤亡惨重，步步后退，苏区越打越小。特别是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和李德亲赴前线指挥，要求红一、三、五、九军团各部死守广昌，搞“短促突击”，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消耗。结果红军苦战18天，虽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达5093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却仍然未能守住广昌，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大败仗。其中红三军团的防御方向是主战场，损失最大，伤亡达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战斗中，红三军团一个整营坚守在李德督修的所谓土木质“半永久性工事”里，遭到敌人炮火猛轰，最后工事几乎被炸平，一个营红军全部牺牲在阵地上，无一生还。如此惨况，令彭德怀、杨尚昆及红三军团指战员悲痛万分。打到紧张处，彭德怀、杨尚昆和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阵地指挥。中午吃饭的时候，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端着饭碗刚钻进指挥所碉堡，一颗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由于碉堡有木制顶盖，彭杨等人幸免于难，而外边堑壕中的两名战士就当场牺牲了。

博古、李德在下令撤守广昌时，曾打电话来要求部队实行焦土政策，即是把广昌城及附近的老百姓房子全部烧掉，不留给敌人。彭德怀和杨尚昆商量后，认为如此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却妨碍不了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而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回到瑞金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去向李德、博古汇报工作。结果因为战术方针问题彭德怀与李德大吵了一架，激动之中骂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当时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也做好了被撤职、公审乃至杀头的准备。不过后来李德并没有处分他，据说是因为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太高，动起来怕不好收场。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突围西征。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彭德怀和杨尚昆去检查部队的出发准备情况。回来的路上，彭德怀拿出一块光洋，请杨尚昆在一家小饭铺吃了顿饭。彭德怀平素非常俭朴，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并以身作责，平时下部队检查工作时都不允许加菜，谁加菜他就骂谁。这次拿出的一块光洋，也是用平时的伙食尾子攒起来的，对于彭德怀来说是难得的一次消费。彭德怀的性格嫉恶如仇，对士兵很和蔼，但经常骂干部，有时骂得很凶，且并不都占着道理。杨尚昆对于这点很不认同，有机会就提醒彭德怀。好在彭德怀常是骂过就完了，骂错了还会向下属道歉，因而仍然深得部下敬畏。不过，他对杨尚昆却从没骂过，二人的合作越发默契。如果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原因使他们分开，彭杨这对搭档，也应该与著名的刘邓、陈粟、贺关并列了。

在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了3万人，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红三军团在湘江血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只剩下不到9000人，约占出发时人数的一半，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人提出了关于战略方向的不同意见，经过“通道转兵”的折冲，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是折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打下重镇遵义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彭德怀和杨尚昆紧急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杨尚昆对此非常感慨，认为“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却遭到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前堵后追，不得不继续转兵突围。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杨尚昆先后多次向中革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向，如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南渡乌江跳出敌人重围、西进滇黔边境、反对滇东决战等，为促成中央红军实现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突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红军连续机动，战斗频繁，多走了不少路，减员很多，人马疲惫，造成下边的埋怨和议论也很多。时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收集了反映上来的情况，写成一份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并找军团领导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当时彭德怀认为电报上并不都是自己的意见，加上另有考虑，便没有签字。杨尚昆则签了字，随后将电报发出。无独有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北上，迅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上述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导致高层人心浮动，结果到云南会理后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问题。此前杨尚昆在一次敌机轰炸时腿上负了较重的伤，有一块弹片未能取出，正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彭德怀和林彪，把红三军团的刘少奇、杨尚昆、黄克诚等人也捎带上了。这次会议最后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林彪虽挨了批评但未受实际影响，彭德怀则被毛怀疑成林彪写信的后台，彭自己又未能申明清楚，结果这个瓜落一直吃到了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责令爱提意见的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黄克诚写检讨交上来。然而黄克诚脖子很硬，无论杨尚昆怎么劝，就是不写。等到了59年的时候，黄克诚仍“不知悔改”，自然也被算了总账。

离开会理后，中央红军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懋功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与人少弹缺、疲惫破烂的中央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军容整齐，双方高下立见。令杨尚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穷得至多有一只菜盒子，红三军团干部连这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个人都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等食品，真是让人羡慕！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政委李先念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席上有十几个菜，杨尚昆自称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差距这样悬殊，加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终于引发了后来的“草地惊变”，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此期间，杨尚昆奉令离开红三军团，由李富春接任军团政委。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给红四方面军政委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了一段时间副手。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说法，毛泽东“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要说杨尚昆和陈昌浩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关系相当老了。然而陈昌浩此时正年少气盛、志得意满，平时都不太理杨尚昆。杨尚昆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像“牛皮糖”一样硬贴在陈昌浩跟前，“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在甘肃哈达铺改编成了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杨尚昆则同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副主任。在毛泽东提议下，陕甘支队对外布告的署名只有彭德怀和杨尚昆二人，认为这样可以给国民党方面一个错觉，以为是只有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后来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和朱理治等人主持的陕甘晋省委会合。中共中央纠正了陕北苏区搞得乌烟瘴气的错误“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捕领导人及大部分受害者释放，挽救了苏区面临的危机。其后建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彭德怀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将自己带出来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杨尚昆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司令员叶剑英一起组织部队东渡黄河。东征回师后，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总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得不站出来作自我批评。另外在红三军团改编成红4师并入红一军团时，政委是原红三军团改编成的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师长则调来了原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陈光。彭雪枫是有名的“不好惹”，连毛泽东都敢顶撞。陈光更是脾气大，到了50年代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两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在一起搭档难免磕磕碰碰，在东征中就表现得很影响团结。大相寺会议上特别提出了此事，二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东征之后又是西征，由彭德怀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主要目的是扩大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这时中央在瓦窑堡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杨尚昆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负责培养和训练各级红军干部。西征军离开后，国民党军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任总指挥，调动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当时中共中央已对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搞了统战工作，双方不作正面交战和进行情报交换。鉴于瓦窑堡难以坚守，中央指示将该地交给张学良部队占领，以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好交待。不料就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一股国民党地方军偷袭了瓦窑堡。当时在瓦窑堡只剩下几百名红军大学学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也在镇内，毛泽东甚至还在睡觉，一时弄得措手不及。紧急之下，林彪、罗瑞卿指挥红大学员和警卫连边打边撤，掩护军委领导撤向保安。混乱中杨尚昆连匹马都没有搞到，一口气步行了15里才脱离险境，很是狼狈。后来东北军对此还埋怨红军：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杨尚昆奉毛泽东命令去迎接张国焘、朱德等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此期间，杨尚昆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西安事变前后，杨尚昆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彭德怀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战事倥偬之间，彭德怀又用珍藏下来的伙食尾子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二人把盏畅谈，一气吃了几斤牛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