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宋时轮上将

宋时轮是湖南醴陵县丁姑山北乡枫林市乡井湾村彭泥冲人，生于1907年9月10日。他的父亲薄有田产，自给自足，家境还算可以。因此宋时轮6岁就被送入私塾，先后读了小学、高小和县立中学，打下了不错的文化底子。在醴陵县北联高小读书时，宋时轮还与未来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成了同班同学。读中学的时候，宋时轮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左权、陈恭、蔡申熙、陈觉、王亚文、萧石棚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为此学校方大怒，将宋时轮开除了学籍。无奈之下，宋时轮去了长沙半工半读，中间还一度加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后因不堪虐待而逃回了长沙。

1924年初，宋时轮与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左纪棠、何元淮等同学从醴陵出发，准备赴广州投考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上路走了还不到一半，大家才发现身上的盘缠没带多少，后面的日子不好过。宋时轮就自告奋勇地提出，大家把钱集中起来省着花，继续赶路。自己回醴陵去筹钱，然后再赶到广州和同学们会合。就这样宋时轮只身返回了家乡。不料回家不久他就得了病，时好时坏，拖拖拉拉一年多才痊愈。这时，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等同学早就到广州上了陆军讲武学校，后来又被并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直到1925年冬，宋时轮才又和几位好友一同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4月，宋时轮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队。他的原名本来叫宋际尧，考入黄埔后，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才改名为宋时轮。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

此时，先前进入黄埔一期的同学早就毕业了，相继参加了平叛、东征、北伐等战斗，多已挂上了官佐衔。同学兼好友左权、蔡申熙都成为了黄埔一期生中的知名共产党人，左权甚至还被党组织派去苏联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阴差阳错，本应该成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宋时轮，只能无奈地当上了五期的小弟弟。然而坏运气还没有到头。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宋时轮又接连患上了疟疾和脚气病（读过旧日本军队伙食的网友都知道，这个病可不是寻常的脚气）住院休养达半年时间。因为缺课太多，军校只好决定将他转入第六期，编在第1团的陈明仁营中。这样一来，宋时轮的毕业就大大推迟了。

由于宋时轮的思想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1月，由军校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立即响应，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封闭黄埔军校，公开“清党”反共，大肆捕杀革命的黄埔师生。宋时轮也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与数百名师生一起被关入了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宋时轮后来回忆，由于没有多少革命经历，当时他很是紧张恐惧，思想非常动荡。就在这时，著名共产党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也被敌人逮捕，关押进了南石头惩戒场。35岁的熊雄和20岁的宋时轮有过几次谈话，鼓励宋时轮要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正义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要把革命坚持到底。不久，熊雄就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在师长熊雄的激励下，宋时轮坚强了起来，不论敌人如何提审逼问，就是坚不吐实。通过狱中党组织的领导，宋时轮曾带头发起绝食斗争，要求放风、读书、看报、改善狱中伙食，迫使狱方不得不妥协。长期的监狱潮湿环境使宋时轮患上了严重的双腿关节炎，最后留下了终生的疾患。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宋时轮还参加了学哲学、学外语等活动，乐观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由于始终没有查到证实宋时轮是CP分子的确凿证据，加上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29年4月，宋时轮终于找保获释出狱。

为接转党组织关系，宋时轮很快离开广州到了香港。在等候分配工作期间，他遇到了一名旧日同学，遭其纠缠，非要同去广西投奔正在进行蒋桂战争讨桂的张发奎部工作。宋时轮几次拒绝无果，因怕夜长梦多，他没等办好组织手续便连夜搭船避往上海。由于在上海一时未能找到党组织，宋时轮只好接些为报纸写作的小活维持生计，依然糊口艰难。后来宋时轮想去武汉继续寻找党组织，但苦于身上连路费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冒着风险手持同狱难友李棠萼（黄埔六期生，后为红一军团红2师参谋长，在长征途经毛儿盖时遭藏民武装打冷枪牺牲）哥哥的信去找了一个叫董竹君的女商人。董竹君当时正在和丈夫闹离婚，商业上也屡遭失败，处境并不好。但她看完信后，二话没说就拿出一笔现款给了宋时轮。大恩不言谢，宋时轮有了路费很快便动身前往武汉。董竹君后来相继创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等企业，掩护并资助了不少共产党人。上海解放后又创立了营业至今的锦江饭店，成为了著名的女资本家。已是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率军打进上海后，在驻防期间还特意请董竹君吃了饭，感谢她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慷慨支援，帮助度过难关。二人由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91年宋时轮逝世时，董竹君还写了悼诗：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到了武汉后，宋时轮未能找到党组织，后转往长沙，依然无果。经过思谋后，宋时轮决心返回家乡醴陵，拉起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回到家乡后，宋时轮不顾父兄的阻拦和劝告，开始了钻山入林，昼伏夜行的革命宣传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他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萍醴边区游击队，自任队长，手下最多的时候有37人，有枪十余支，辗转活动于湘赣边界的浏阳、醴陵、攸县、萍乡地区，打白匪，杀土豪，夺枪支，给当地的反动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震动。1929年秋天，宋时轮的脚气病复发，无法行军作战，只好被游击队员抬着东躲西藏。因为病势加重，他被已成立苏区政权的赣西莲花县政府接收并安排了妥善医治。由于宋时轮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无法进行党内工作，因此于养病期间经同志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了莲花县军事部部长。此时在赣西南已成立了由黄公略、刘士奇（后为陈毅）领导的红6军，萍醴边区游击队不久后也编入了红6军。对于宋时轮这段自己拉起队伍加入红军的经历，后来毛泽东还当面和他开玩笑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病势痊愈后，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

1931年3月，宋时轮被调任红35军参谋长。该军原是赣南各县地方武装组成的地方红军，刚刚奉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1931年1月15日成立，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命令调到江西宁都划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35军的军长是邓毅刚，政治委员是罗贵波，全军共1200余人。其时正值国民党军队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对赣南、闽西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之际。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以项英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红军主力可退出赣南、闽西苏区，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到外边打击敌人。不行的话，就择地另建苏区。至于新苏区建在哪里，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建立苏区的好地方，可以去那里。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打，只是朱德提出的方针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分兵退敌，调动敌人。由于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分歧，导致会议长时间议而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军级干部参加，集思广益。他的提议被会议接受，于是红一方面军下属的各军团首长、军长、政委及一些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参加了会议，宋时轮也在其中。

这些红一方面军中的年轻将领刚刚跟随朱德、毛泽东打胜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正是斗志十足，豪情满怀的时候，当然不能同意红军未战就放弃千辛万苦开辟的苏区，而只会极力请战。会议形势因此得到了扭转。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受到了鼓舞，后来也表态同意打，项英只好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这样，经过详细讨论后，确定了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向东横扫”的作战方针。宋时轮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的军事会议，既开阔了眼界，又领略了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人运筹帷幄的风采，极大坚定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根据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35军编组到左路军，由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指挥。1931年5月中旬，20万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苏区推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正式开打。红35军奉命配合红三军团担任远距离迂回任务，经江树头、固陂地区插向富田，从侧后包抄敌上官云相第47师和公秉藩第28师，配合正面的红一军团歼敌。5月16日至17日，红35军协同红三军团、红4军一举攻占富田，歼敌第47师一个旅。加上红3军也于正面设伏消灭了敌第28师大部，红一方面军首战告捷，在国民党军阵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由西向东横扫开辟了道路。此后，红35军配合方面军主力连续作战，又连胜白沙、中村、广昌、建宁，15天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多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后，红35军奉命回到瑞金，接应从闽西运到苏区的物资和维护闽赣交通。

没过多久，蒋介石亲自挂帅，在南昌开设行营，又调集30万兵力对赣南、闽西苏区开始实施第三次“围剿”。当时正分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扩红筹款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千里回师赣南迎击敌军。根据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部署，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等部伪装成主力，将气势汹汹杀来的敌军向西引到赣江方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向东从南北之敌的20公里空隙中穿插过去，求歼敌人较弱的第三路进击军上官云相部。受领任务后，宋时轮协助军长邓毅刚、政治委员李井泉精心组织了部队，在寻淮洲率领的红12军第35师和地方武装配合下，虚张声势、大张旗鼓地向赣江边的良口、万安方向佯动，吸引着国民党军主力也跟了过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机从敌人的重兵空隙中向东秘密穿插过去，突然出现于敌后，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胜，重创了敌上官云相和毛炳文部。蒋介石发现上当后，急忙调动各路进击部队向东回师。邓毅刚、李井泉、宋时轮又指挥红35军采用游击战术，与共同牵敌的兄弟部队协同从侧后牵制、袭击国民党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红一方面军主力由东向西再次从敌重兵空隙中穿插而过，秘密回到赣南地区休整。等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国民党军队掉过头来重新西进时，红35军等部又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寻机歼敌，接连取得了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的胜利。由于这时两广军阀联军反蒋，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兵力回师平叛，其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只得半路中止。红一方面军六战五捷，先后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1.5万支、再次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红35军任职期间，由于宋时轮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脱党过，有人就提出他有“AB团”的嫌疑。其时苏区的“肃反”运动一度扩大化，这个罪名就足以要了宋时轮的命。好在邓毅刚、李井泉都很信任宋时轮，在详细听取了他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汇报后，对其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保下了宋时轮。

1931年10月，红35军在瑞金改编为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宋时轮担任了师参谋长。独立第3师的两任师长邓毅刚、刘铁超都是能打仗的虎将，但却先后在肃清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土围子”时牺牲了。1932年6月，宋时轮接任独立第3师师长，政治委员还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7月初，宋时轮、李井泉率独立第3师奉命参加粤北南雄水口战役，与独立第6师配合红五军团向水口地区的粤军出击。由于粤军紧急向水口增援，先后猬集达9个团兵力，打主攻的红五军团伤亡很大，不得不转攻为守。打到激烈时，粤军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防线，军团指挥部已受到直接威胁。幸亏宋时轮率独立第3师、郭天民率独立第6师紧急驰援，英勇拼杀，才稳定了防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也赶到前线，与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政治委员萧劲光共同研究破敌之策。为加强力量，朱德紧急将红一军团和闽西红12军调到水口地区，与红五军团、独立第3师、独立第6师协同向当面粤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终于击溃了水口地区的粤军，迫其残部退守南雄。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击溃粤军15个团，迫使入侵赣南的粤军全部退回了粤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不过这一战红军未能大量歼敌，自己伤亡也不小，打了一个消耗仗。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南雄水口战役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中革军委， 1931年11月25日成立，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命令，红军独立第3、第6师合编组成江西军区红21军，由刘畴西任军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兼第61师师长。时任江西军区总指挥的陈毅比较看好宋时轮，便推荐他到重新编成不久的红22军任参谋长。然而这时有人再次提出了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导致了他未能到职。年底，红21军奉命由赣南调至北线，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内。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在此前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顶住了苏区中央局的错误干涉，主动撤围南丰，诱敌贸然东进，从而在运动中使用大兵团设伏击敌。根据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21军与红一、红三军团编为左翼队，由红一军团军团长（1932年底军团总指挥改称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统一指挥，在黄陂以西的摩罗嶂大山峡谷设下伏击圈。2月27日，当国民党军李明第52师从乐安东进至此处时，遭到了红军各部的猛烈歼击。战斗打响后，宋时轮协助寻淮洲（1932年底调任红21军军长）、李井泉指挥红21军迅速插到登仙桥地区，截断了敌第52师的退路，配合正面主力拦腰将敌军斩断。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了第52师，击毙敌师长李明。随后，红21军随左翼队主力向北转兵，又协同右翼队红五军团、红22军歼灭了同样从乐安而来的敌第59师大部，生俘敌师长陈时骥。这样，红一方面军就取得了黄陂地区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周恩来、王稼祥提出的“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的目标。

针对国民党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将手下部队摆成一路纵队由北向南直取广昌，实施中间突破的阵势，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吸引敌前后两个纵队拉大距离，集中兵力侧击其力量较弱的后纵队。3月21日，红军主力向进至草台岗地区的陈诚部精锐第11师发起猛攻。红21军仍归左翼队指挥，受命插向大公田、西岭地区，牵制位于东陂的敌第9师，并切断该部与敌第11师的联系。战斗打响后，敌第11师遭到红军包围，敌第9师企图南下增援敌第11师，遭到红21军、红22军等部打击，狼狈而归。经过一天激战，基本歼灭了敌第11师，打伤敌师长萧乾。随后红军继续猛追，又歼灭敌第9师一部。眼见战斗力甚强的第11师被歼，其余各路国民党军一时胆丧，纷纷后撤。至此，国民党军损兵3个师，丢失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又被粉碎，而且是四次“围剿”中败得最快的一次。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之失败既震惊又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由于宋时轮几次受到“AB团”嫌疑的牵连，陈毅认为这样下去不妥，便找来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红21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商量。陈毅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告。江西军区经过调查后得出了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在陈毅推荐下，宋时轮被调任为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被选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宋时轮又代理了军区参谋长的职务。时值中共临时中央派人到江西省委，督促清算“罗明路线”和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要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陈毅、宋时轮等人并不赞成中央这种乱扣帽子打击同志的行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做到逆势而为。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达到了50万人。面对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却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错误战略方针，与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拼起了堡垒，拼起了消耗，拼起了阵地战，终于导致反“围剿”作战陷入了难局。当时国民党军分成了南、北两大进攻集团：北路军由顾祝同指挥，从北线和东线对中央苏区实施主攻；南路军由陈济棠指挥，在赣南一线持守势，相机推进。针对敌人的部署，中革军委将多年积聚的中央苏区10万红军主要分布在北、南、东线，而在西线的主力较少，且多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为了集中领导在西线的部队，中革军委下令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由江西军区指挥部兼西方军指挥部，江西军区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参谋长宋时轮兼任西方军参谋长，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西方军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2、3、11、13团和江西军区地方游击武装等部。

西方军编成后，宋时轮协助陈毅指挥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国民党军，破坏交通，截夺辎重，瓦解和牵制敌人，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配合正面的红军主力作战。1933年12月底，陈毅、宋时轮指挥西方军所属的独立第2、3团游击到敌后新干县七琴圩地区，抓住战机击溃了国民党军江西保安第2师，活捉敌师长李向荣，并缴获大量战利品。战后，独立第2、3团获得了中革军委授予的“挺进游击队的模范”之奖旗。不过，宋时轮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到红军医院治疗。

由于前线的反“围剿”作战节节失利，宋时轮非常着急，加上对江西省委和军区对自己的同志搞过火斗争很痛心，遂萌生了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养伤期间他曾向陈毅提出过这个想法，但陈毅没有答应。待伤势痊愈后，宋时轮还是不想回江西军区，便几次向陈毅请求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陈老总拗过不他，终于答应了。1934年春天，宋时轮被选送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编入了上级参谋科。

进红军大学没多久，宋时轮就惹了把没必要的事。在一次组织学员义务为红军家属挖泥塘的劳动中，宋时轮与一名学员因为用担子挑泥时的量多量少而发生口角。不料这名学员回去后就向党小组长作了汇报，并断章取义，将口角时宋时轮说的“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说成是“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那一时期思想路线很“左”，对于党内争论多采取过火斗争的方式。结果党小组立即开会，对宋时轮进行“斗争”。由于会议主持人不讲道理，不论宋时轮怎么申辩都被说成是“态度不好”。加上与会的不少人不明真相，也认为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气得宋时轮上来了脾气，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并声称“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结果他的问题越闹越大，一直闹到了红军大学党委。因为宋时轮态度顽固，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红军大学便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最后，给予宋时轮以“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宋时轮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把自己的党籍又弄丢了。

宋时轮尽管被开除了党籍，但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学业优良。红军大学还是看重人才，将宋时轮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后又任命他为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伤亡惨重，苏区越打越小，经济资源也消耗殆尽。1934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离开苏区突围西征。临出发西征前，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及其他几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军委干部团随军行动。其中将红军大学营团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宋时轮担任了上干队教员，后又被任命为第2大队大队长。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川西后，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1935年9月发生了著名的“草地分裂”事件，中共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单独北上，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则率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掉头南下。由于事发仓促，当时分散在下面部队宿营的宋时轮并没有接到中央红军要单独北上的通知。后来他发现中央红军已经走了，便凭着坚定的信念主动追赶部队，终于追上了垫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其时毛泽东也留在后面接应掉队人员及劝说红四方面军的追兵。毛认识宋时轮，见到他已经跟上来了，曾欣慰地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经过千难万险后，193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成的红军陕甘支队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结束了长征。不久，陕甘支队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共中央遂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约1.1万余人。根据军委任命，宋时轮被派到红十五军团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协助同为中央派过来的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开展工作。当时宋时轮却有些顾虑，认为司令部是核心部门，自己还背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一任职恐怕不合适。毛泽东知道后便找宋时轮谈话，说派一些干部去红十五军团既是徐海东、程子华的要求，又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宋时轮现在没有党籍，但组织仍然信任他，用人之长。要服从组织决定，将来恢复党籍还是组织的事。宋时轮听后很感动，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辱使命！到红十五军团任职的第一天，宋时轮便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这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董英斌、王以哲部5个师，采取东西对进的战术向陕北苏区发起了进攻。根据敌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葫芦河地区的敌人必经之地直罗镇设伏，决心歼灭西路之敌先头两个师。战前，宋时轮与参谋人员协助周士第草拟了诱敌深入、张网设伏的作战方案和据此形成的战斗文书，得到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军团首长的批准。由于在直罗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土围子，容易被敌人利用作为固守的据点，宋时轮便根据军团首长的意见提前派出一个营人员连夜将其平毁。同时又派出一个连兵力前出担任警戒，与西路东北军先头第109师交火后，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将敌人诱入直罗镇。结果敌牛元峰部第109师未加提防贸然窜入直罗镇，遭到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团团包围。总攻发起后，第109师兵无斗志，很快被消灭大半。牛元峰带领残部逃入镇东南高地的一个村寨内，负隅顽抗。这时张学良已急派西路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所辖的第106、第111师出动，直奔直罗镇增援牛元峰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决定因敌而变，将方面军主力集结打援，同时以红十五军团一部兵力继续围歼第109师残部。

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攻击村寨几次未能得手。据此宋时轮向徐海东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组织力量强攻，必须充分做好攻坚的准备；二，围而不攻，待其突围时将其歼灭。宋时轮主张取后一方案更为有利。正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十五军团指挥所，便听取了徐海东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红军火力弱，强攻会导致很大伤亡，不合算。残敌已是困兽之斗，不要逼急了他，待其突围时再行歼灭才更为有利。徐海东根据总部首长的意见，遂对牛元峰残部采取围而不攻之势，并以一部兵力阻击东路来援的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所辖第117师。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后，首先打退了来援的西路东北军第106、第111师。尔后冒雪追击，又歼灭第106师一个团。东路东北军第117师遭到红十五军团阻击后，也退回了鄜县县城。牛元峰见援兵无望，遂乘夜率残部突围。红十五军团部队一路追击残敌，将其全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也被击毙（另一说是在绝望中下令部下开枪将其打死）。直罗镇战役至此取得全胜。后来毛泽东称之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此期间，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瓦窑堡处理了陕北苏区错误“肃反”事件，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大批蒙冤被捕的苏区党政军人员。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到苏区后，宋时轮的党籍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35年12月，在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军团司令部科长钱钧（不是那位少林寺出来的开国中将钱钧）的介绍下，宋时轮第三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山西。根据统一部署，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奉命由河口地区渡过黄河。宋时轮协助被任命为河口渡河司令员的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周密组织了渡河、抢滩和扩大滩头阵地的战斗准备工作。红一方面军成功渡过黄河后，分别组成了左、右、中三路军，向晋南和晋西北猛烈发展，扩大影响并扩红筹款。为防止晋军夺回黄河渡口，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宋时轮率领两个主力营编成宋支队，在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采取运动防御和袭击战术，吸引、牵制和打击向渡口进犯的晋军。当时阎锡山派出4个纵队11个旅兵力企图袭取黄河渡口，但在宋支队的牵制下，每日只能以2、3公里的速度推进。与此同时，林彪、徐海东率红一、红十五军团在晋南和晋西北纵横驰骋，大量扩红筹款，并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应阎锡山的求援，陈诚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增援，敌强我弱，红军无法达成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毛泽东、彭德怀遂决定回师西渡。4月14日，陕北根据地和红军领袖、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根据上级命令，将红30军政治委员蔡树藩调任红28军军长，宋时轮调任红30军军长，原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改任政治委员。红30军是4月初刚刚由黄河游击师等陕晋地方武装升格而成的，政治委员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并到苏联学习过军事。由于宋阎二人的脾气都不小，还是来自两个山头，为了搞好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和彭德怀专门约宋时轮、阎红彦进行了谈话，宋阎二人也痛快地表示要积极合作。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西渡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乘机咬了上来。宋时轮、阎红彦奉命指挥红30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渡河。在与敌人的激战中，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军参谋长杨森不幸中弹牺牲。宋时轮和阎红彦率红30军艰难转战，陷入敌人重围，并与方面军主力和本军一部失掉了联系。危急关头，二人显示出了打游击出身的出色领导能力，带领部队转入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后来他们转移至晋西南吉县的平头关渡口，乘敌不备找到了9只木船，开始有条不紊地回师西渡。国民党军发现后，派出兵力追击，并出动飞机前来轰炸。宋时轮、阎红彦临危不惧，一边阻击敌人，一边组织渡河。直到军主力数百人都渡回西岸脱险后，他们才乘最后一船渡过了黄河。

1936年5月，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开辟新区并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不久，宋时轮被调任为红28军军长，与政治委员宋任穷搭档，率领红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6月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1.7万余人分三路出师。宋时轮、宋任穷奉命统一指挥由红28军、红81师及骑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又称北路军），向宁夏北部的安边、定边、盐池方向出击。出师后，宋时轮、宋任穷指挥部队先取定边，再占盐池，一时震动了地方军阀。毛泽东、彭德怀特致电予以表扬：“定边是战略要点，盐池是三边（指陕北定边、安边、靖边）门户，出宁夏要镇，中路军英勇作战，连夺两城，威胁宁夏，兴奋蒙族，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西方野战军先后解放城镇十余座，开辟了纵横各数百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并筹到了不少兵员和资财，取得了很大成功。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全国性的长征。这时蒋介石集中了5个军在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向红军发起进攻。根据军委命令，宋时轮、宋任穷统一指挥红28军、红29军和骑兵团，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坚决钳制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左路第1师第1旅及跟进的第97师，牢牢控制安边、盐池于红军手中，保障红军主力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经过这一战，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保卫了陕甘宁根据地。


宋时轮是湖南醴陵县丁姑山北乡枫林市乡井湾村彭泥冲人，生于1907年9月10日。他的父亲薄有田产，自给自足，家境还算可以。因此宋时轮6岁就被送入私塾，先后读了小学、高小和县立中学，打下了不错的文化底子。在醴陵县北联高小读书时，宋时轮还与未来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成了同班同学。读中学的时候，宋时轮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左权、陈恭、蔡申熙、陈觉、王亚文、萧石棚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为此学校方大怒，将宋时轮开除了学籍。无奈之下，宋时轮去了长沙半工半读，中间还一度加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后因不堪虐待而逃回了长沙。

1924年初，宋时轮与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左纪棠、何元淮等同学从醴陵出发，准备赴广州投考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上路走了还不到一半，大家才发现身上的盘缠没带多少，后面的日子不好过。宋时轮就自告奋勇地提出，大家把钱集中起来省着花，继续赶路。自己回醴陵去筹钱，然后再赶到广州和同学们会合。就这样宋时轮只身返回了家乡。不料回家不久他就得了病，时好时坏，拖拖拉拉一年多才痊愈。这时，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等同学早就到广州上了陆军讲武学校，后来又被并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直到1925年冬，宋时轮才又和几位好友一同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4月，宋时轮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队。他的原名本来叫宋际尧，考入黄埔后，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才改名为宋时轮。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

此时，先前进入黄埔一期的同学早就毕业了，相继参加了平叛、东征、北伐等战斗，多已挂上了官佐衔。同学兼好友左权、蔡申熙都成为了黄埔一期生中的知名共产党人，左权甚至还被党组织派去苏联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阴差阳错，本应该成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宋时轮，只能无奈地当上了五期的小弟弟。然而坏运气还没有到头。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宋时轮又接连患上了疟疾和脚气病（读过旧日本军队伙食的网友都知道，这个病可不是寻常的脚气）住院休养达半年时间。因为缺课太多，军校只好决定将他转入第六期，编在第1团的陈明仁营中。这样一来，宋时轮的毕业就大大推迟了。

由于宋时轮的思想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1月，由军校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立即响应，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封闭黄埔军校，公开“清党”反共，大肆捕杀革命的黄埔师生。宋时轮也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与数百名师生一起被关入了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宋时轮后来回忆，由于没有多少革命经历，当时他很是紧张恐惧，思想非常动荡。就在这时，著名共产党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也被敌人逮捕，关押进了南石头惩戒场。35岁的熊雄和20岁的宋时轮有过几次谈话，鼓励宋时轮要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正义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要把革命坚持到底。不久，熊雄就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在师长熊雄的激励下，宋时轮坚强了起来，不论敌人如何提审逼问，就是坚不吐实。通过狱中党组织的领导，宋时轮曾带头发起绝食斗争，要求放风、读书、看报、改善狱中伙食，迫使狱方不得不妥协。长期的监狱潮湿环境使宋时轮患上了严重的双腿关节炎，最后留下了终生的疾患。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宋时轮还参加了学哲学、学外语等活动，乐观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由于始终没有查到证实宋时轮是CP分子的确凿证据，加上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29年4月，宋时轮终于找保获释出狱。

为接转党组织关系，宋时轮很快离开广州到了香港。在等候分配工作期间，他遇到了一名旧日同学，遭其纠缠，非要同去广西投奔正在进行蒋桂战争讨桂的张发奎部工作。宋时轮几次拒绝无果，因怕夜长梦多，他没等办好组织手续便连夜搭船避往上海。由于在上海一时未能找到党组织，宋时轮只好接些为报纸写作的小活维持生计，依然糊口艰难。后来宋时轮想去武汉继续寻找党组织，但苦于身上连路费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冒着风险手持同狱难友李棠萼（黄埔六期生，后为红一军团红2师参谋长，在长征途经毛儿盖时遭藏民武装打冷枪牺牲）哥哥的信去找了一个叫董竹君的女商人。董竹君当时正在和丈夫闹离婚，商业上也屡遭失败，处境并不好。但她看完信后，二话没说就拿出一笔现款给了宋时轮。大恩不言谢，宋时轮有了路费很快便动身前往武汉。董竹君后来相继创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等企业，掩护并资助了不少共产党人。上海解放后又创立了营业至今的锦江饭店，成为了著名的女资本家。已是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率军打进上海后，在驻防期间还特意请董竹君吃了饭，感谢她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慷慨支援，帮助度过难关。二人由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91年宋时轮逝世时，董竹君还写了悼诗：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到了武汉后，宋时轮未能找到党组织，后转往长沙，依然无果。经过思谋后，宋时轮决心返回家乡醴陵，拉起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回到家乡后，宋时轮不顾父兄的阻拦和劝告，开始了钻山入林，昼伏夜行的革命宣传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他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萍醴边区游击队，自任队长，手下最多的时候有37人，有枪十余支，辗转活动于湘赣边界的浏阳、醴陵、攸县、萍乡地区，打白匪，杀土豪，夺枪支，给当地的反动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震动。1929年秋天，宋时轮的脚气病复发，无法行军作战，只好被游击队员抬着东躲西藏。因为病势加重，他被已成立苏区政权的赣西莲花县政府接收并安排了妥善医治。由于宋时轮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无法进行党内工作，因此于养病期间经同志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了莲花县军事部部长。此时在赣西南已成立了由黄公略、刘士奇（后为陈毅）领导的红6军，萍醴边区游击队不久后也编入了红6军。对于宋时轮这段自己拉起队伍加入红军的经历，后来毛泽东还当面和他开玩笑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病势痊愈后，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

1931年3月，宋时轮被调任红35军参谋长。该军原是赣南各县地方武装组成的地方红军，刚刚奉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1931年1月15日成立，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命令调到江西宁都划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35军的军长是邓毅刚，政治委员是罗贵波，全军共1200余人。其时正值国民党军队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对赣南、闽西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之际。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以项英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红军主力可退出赣南、闽西苏区，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到外边打击敌人。不行的话，就择地另建苏区。至于新苏区建在哪里，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建立苏区的好地方，可以去那里。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打，只是朱德提出的方针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分兵退敌，调动敌人。由于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分歧，导致会议长时间议而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军级干部参加，集思广益。他的提议被会议接受，于是红一方面军下属的各军团首长、军长、政委及一些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参加了会议，宋时轮也在其中。

这些红一方面军中的年轻将领刚刚跟随朱德、毛泽东打胜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正是斗志十足，豪情满怀的时候，当然不能同意红军未战就放弃千辛万苦开辟的苏区，而只会极力请战。会议形势因此得到了扭转。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受到了鼓舞，后来也表态同意打，项英只好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这样，经过详细讨论后，确定了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向东横扫”的作战方针。宋时轮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的军事会议，既开阔了眼界，又领略了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人运筹帷幄的风采，极大坚定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根据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35军编组到左路军，由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指挥。1931年5月中旬，20万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苏区推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正式开打。红35军奉命配合红三军团担任远距离迂回任务，经江树头、固陂地区插向富田，从侧后包抄敌上官云相第47师和公秉藩第28师，配合正面的红一军团歼敌。5月16日至17日，红35军协同红三军团、红4军一举攻占富田，歼敌第47师一个旅。加上红3军也于正面设伏消灭了敌第28师大部，红一方面军首战告捷，在国民党军阵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由西向东横扫开辟了道路。此后，红35军配合方面军主力连续作战，又连胜白沙、中村、广昌、建宁，15天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多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后，红35军奉命回到瑞金，接应从闽西运到苏区的物资和维护闽赣交通。

没过多久，蒋介石亲自挂帅，在南昌开设行营，又调集30万兵力对赣南、闽西苏区开始实施第三次“围剿”。当时正分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扩红筹款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千里回师赣南迎击敌军。根据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部署，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等部伪装成主力，将气势汹汹杀来的敌军向西引到赣江方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向东从南北之敌的20公里空隙中穿插过去，求歼敌人较弱的第三路进击军上官云相部。受领任务后，宋时轮协助军长邓毅刚、政治委员李井泉精心组织了部队，在寻淮洲率领的红12军第35师和地方武装配合下，虚张声势、大张旗鼓地向赣江边的良口、万安方向佯动，吸引着国民党军主力也跟了过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机从敌人的重兵空隙中向东秘密穿插过去，突然出现于敌后，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胜，重创了敌上官云相和毛炳文部。蒋介石发现上当后，急忙调动各路进击部队向东回师。邓毅刚、李井泉、宋时轮又指挥红35军采用游击战术，与共同牵敌的兄弟部队协同从侧后牵制、袭击国民党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红一方面军主力由东向西再次从敌重兵空隙中穿插而过，秘密回到赣南地区休整。等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国民党军队掉过头来重新西进时，红35军等部又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寻机歼敌，接连取得了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的胜利。由于这时两广军阀联军反蒋，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兵力回师平叛，其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只得半路中止。红一方面军六战五捷，先后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1.5万支、再次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红35军任职期间，由于宋时轮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脱党过，有人就提出他有“AB团”的嫌疑。其时苏区的“肃反”运动一度扩大化，这个罪名就足以要了宋时轮的命。好在邓毅刚、李井泉都很信任宋时轮，在详细听取了他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汇报后，对其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保下了宋时轮。

1931年10月，红35军在瑞金改编为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宋时轮担任了师参谋长。独立第3师的两任师长邓毅刚、刘铁超都是能打仗的虎将，但却先后在肃清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土围子”时牺牲了。1932年6月，宋时轮接任独立第3师师长，政治委员还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7月初，宋时轮、李井泉率独立第3师奉命参加粤北南雄水口战役，与独立第6师配合红五军团向水口地区的粤军出击。由于粤军紧急向水口增援，先后猬集达9个团兵力，打主攻的红五军团伤亡很大，不得不转攻为守。打到激烈时，粤军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防线，军团指挥部已受到直接威胁。幸亏宋时轮率独立第3师、郭天民率独立第6师紧急驰援，英勇拼杀，才稳定了防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也赶到前线，与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政治委员萧劲光共同研究破敌之策。为加强力量，朱德紧急将红一军团和闽西红12军调到水口地区，与红五军团、独立第3师、独立第6师协同向当面粤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终于击溃了水口地区的粤军，迫其残部退守南雄。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击溃粤军15个团，迫使入侵赣南的粤军全部退回了粤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不过这一战红军未能大量歼敌，自己伤亡也不小，打了一个消耗仗。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南雄水口战役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中革军委， 1931年11月25日成立，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命令，红军独立第3、第6师合编组成江西军区红21军，由刘畴西任军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兼第61师师长。时任江西军区总指挥的陈毅比较看好宋时轮，便推荐他到重新编成不久的红22军任参谋长。然而这时有人再次提出了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导致了他未能到职。年底，红21军奉命由赣南调至北线，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内。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在此前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顶住了苏区中央局的错误干涉，主动撤围南丰，诱敌贸然东进，从而在运动中使用大兵团设伏击敌。根据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21军与红一、红三军团编为左翼队，由红一军团军团长（1932年底军团总指挥改称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统一指挥，在黄陂以西的摩罗嶂大山峡谷设下伏击圈。2月27日，当国民党军李明第52师从乐安东进至此处时，遭到了红军各部的猛烈歼击。战斗打响后，宋时轮协助寻淮洲（1932年底调任红21军军长）、李井泉指挥红21军迅速插到登仙桥地区，截断了敌第52师的退路，配合正面主力拦腰将敌军斩断。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了第52师，击毙敌师长李明。随后，红21军随左翼队主力向北转兵，又协同右翼队红五军团、红22军歼灭了同样从乐安而来的敌第59师大部，生俘敌师长陈时骥。这样，红一方面军就取得了黄陂地区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周恩来、王稼祥提出的“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的目标。

针对国民党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将手下部队摆成一路纵队由北向南直取广昌，实施中间突破的阵势，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吸引敌前后两个纵队拉大距离，集中兵力侧击其力量较弱的后纵队。3月21日，红军主力向进至草台岗地区的陈诚部精锐第11师发起猛攻。红21军仍归左翼队指挥，受命插向大公田、西岭地区，牵制位于东陂的敌第9师，并切断该部与敌第11师的联系。战斗打响后，敌第11师遭到红军包围，敌第9师企图南下增援敌第11师，遭到红21军、红22军等部打击，狼狈而归。经过一天激战，基本歼灭了敌第11师，打伤敌师长萧乾。随后红军继续猛追，又歼灭敌第9师一部。眼见战斗力甚强的第11师被歼，其余各路国民党军一时胆丧，纷纷后撤。至此，国民党军损兵3个师，丢失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又被粉碎，而且是四次“围剿”中败得最快的一次。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之失败既震惊又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由于宋时轮几次受到“AB团”嫌疑的牵连，陈毅认为这样下去不妥，便找来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红21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商量。陈毅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告。江西军区经过调查后得出了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在陈毅推荐下，宋时轮被调任为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被选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宋时轮又代理了军区参谋长的职务。时值中共临时中央派人到江西省委，督促清算“罗明路线”和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要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陈毅、宋时轮等人并不赞成中央这种乱扣帽子打击同志的行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做到逆势而为。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达到了50万人。面对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却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错误战略方针，与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拼起了堡垒，拼起了消耗，拼起了阵地战，终于导致反“围剿”作战陷入了难局。当时国民党军分成了南、北两大进攻集团：北路军由顾祝同指挥，从北线和东线对中央苏区实施主攻；南路军由陈济棠指挥，在赣南一线持守势，相机推进。针对敌人的部署，中革军委将多年积聚的中央苏区10万红军主要分布在北、南、东线，而在西线的主力较少，且多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为了集中领导在西线的部队，中革军委下令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由江西军区指挥部兼西方军指挥部，江西军区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参谋长宋时轮兼任西方军参谋长，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西方军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2、3、11、13团和江西军区地方游击武装等部。

西方军编成后，宋时轮协助陈毅指挥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国民党军，破坏交通，截夺辎重，瓦解和牵制敌人，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配合正面的红军主力作战。1933年12月底，陈毅、宋时轮指挥西方军所属的独立第2、3团游击到敌后新干县七琴圩地区，抓住战机击溃了国民党军江西保安第2师，活捉敌师长李向荣，并缴获大量战利品。战后，独立第2、3团获得了中革军委授予的“挺进游击队的模范”之奖旗。不过，宋时轮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到红军医院治疗。

由于前线的反“围剿”作战节节失利，宋时轮非常着急，加上对江西省委和军区对自己的同志搞过火斗争很痛心，遂萌生了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养伤期间他曾向陈毅提出过这个想法，但陈毅没有答应。待伤势痊愈后，宋时轮还是不想回江西军区，便几次向陈毅请求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陈老总拗过不他，终于答应了。1934年春天，宋时轮被选送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编入了上级参谋科。

进红军大学没多久，宋时轮就惹了把没必要的事。在一次组织学员义务为红军家属挖泥塘的劳动中，宋时轮与一名学员因为用担子挑泥时的量多量少而发生口角。不料这名学员回去后就向党小组长作了汇报，并断章取义，将口角时宋时轮说的“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说成是“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那一时期思想路线很“左”，对于党内争论多采取过火斗争的方式。结果党小组立即开会，对宋时轮进行“斗争”。由于会议主持人不讲道理，不论宋时轮怎么申辩都被说成是“态度不好”。加上与会的不少人不明真相，也认为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气得宋时轮上来了脾气，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并声称“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结果他的问题越闹越大，一直闹到了红军大学党委。因为宋时轮态度顽固，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红军大学便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最后，给予宋时轮以“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宋时轮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把自己的党籍又弄丢了。

宋时轮尽管被开除了党籍，但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学业优良。红军大学还是看重人才，将宋时轮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后又任命他为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伤亡惨重，苏区越打越小，经济资源也消耗殆尽。1934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离开苏区突围西征。临出发西征前，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及其他几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军委干部团随军行动。其中将红军大学营团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宋时轮担任了上干队教员，后又被任命为第2大队大队长。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川西后，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1935年9月发生了著名的“草地分裂”事件，中共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单独北上，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则率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掉头南下。由于事发仓促，当时分散在下面部队宿营的宋时轮并没有接到中央红军要单独北上的通知。后来他发现中央红军已经走了，便凭着坚定的信念主动追赶部队，终于追上了垫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其时毛泽东也留在后面接应掉队人员及劝说红四方面军的追兵。毛认识宋时轮，见到他已经跟上来了，曾欣慰地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经过千难万险后，193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成的红军陕甘支队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结束了长征。不久，陕甘支队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共中央遂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约1.1万余人。根据军委任命，宋时轮被派到红十五军团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协助同为中央派过来的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开展工作。当时宋时轮却有些顾虑，认为司令部是核心部门，自己还背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一任职恐怕不合适。毛泽东知道后便找宋时轮谈话，说派一些干部去红十五军团既是徐海东、程子华的要求，又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宋时轮现在没有党籍，但组织仍然信任他，用人之长。要服从组织决定，将来恢复党籍还是组织的事。宋时轮听后很感动，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辱使命！到红十五军团任职的第一天，宋时轮便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这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董英斌、王以哲部5个师，采取东西对进的战术向陕北苏区发起了进攻。根据敌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葫芦河地区的敌人必经之地直罗镇设伏，决心歼灭西路之敌先头两个师。战前，宋时轮与参谋人员协助周士第草拟了诱敌深入、张网设伏的作战方案和据此形成的战斗文书，得到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军团首长的批准。由于在直罗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土围子，容易被敌人利用作为固守的据点，宋时轮便根据军团首长的意见提前派出一个营人员连夜将其平毁。同时又派出一个连兵力前出担任警戒，与西路东北军先头第109师交火后，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将敌人诱入直罗镇。结果敌牛元峰部第109师未加提防贸然窜入直罗镇，遭到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团团包围。总攻发起后，第109师兵无斗志，很快被消灭大半。牛元峰带领残部逃入镇东南高地的一个村寨内，负隅顽抗。这时张学良已急派西路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所辖的第106、第111师出动，直奔直罗镇增援牛元峰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决定因敌而变，将方面军主力集结打援，同时以红十五军团一部兵力继续围歼第109师残部。

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攻击村寨几次未能得手。据此宋时轮向徐海东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组织力量强攻，必须充分做好攻坚的准备；二，围而不攻，待其突围时将其歼灭。宋时轮主张取后一方案更为有利。正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十五军团指挥所，便听取了徐海东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红军火力弱，强攻会导致很大伤亡，不合算。残敌已是困兽之斗，不要逼急了他，待其突围时再行歼灭才更为有利。徐海东根据总部首长的意见，遂对牛元峰残部采取围而不攻之势，并以一部兵力阻击东路来援的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所辖第117师。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后，首先打退了来援的西路东北军第106、第111师。尔后冒雪追击，又歼灭第106师一个团。东路东北军第117师遭到红十五军团阻击后，也退回了鄜县县城。牛元峰见援兵无望，遂乘夜率残部突围。红十五军团部队一路追击残敌，将其全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也被击毙（另一说是在绝望中下令部下开枪将其打死）。直罗镇战役至此取得全胜。后来毛泽东称之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此期间，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瓦窑堡处理了陕北苏区错误“肃反”事件，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大批蒙冤被捕的苏区党政军人员。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到苏区后，宋时轮的党籍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35年12月，在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军团司令部科长钱钧（不是那位少林寺出来的开国中将钱钧）的介绍下，宋时轮第三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山西。根据统一部署，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奉命由河口地区渡过黄河。宋时轮协助被任命为河口渡河司令员的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周密组织了渡河、抢滩和扩大滩头阵地的战斗准备工作。红一方面军成功渡过黄河后，分别组成了左、右、中三路军，向晋南和晋西北猛烈发展，扩大影响并扩红筹款。为防止晋军夺回黄河渡口，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宋时轮率领两个主力营编成宋支队，在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采取运动防御和袭击战术，吸引、牵制和打击向渡口进犯的晋军。当时阎锡山派出4个纵队11个旅兵力企图袭取黄河渡口，但在宋支队的牵制下，每日只能以2、3公里的速度推进。与此同时，林彪、徐海东率红一、红十五军团在晋南和晋西北纵横驰骋，大量扩红筹款，并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应阎锡山的求援，陈诚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增援，敌强我弱，红军无法达成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毛泽东、彭德怀遂决定回师西渡。4月14日，陕北根据地和红军领袖、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根据上级命令，将红30军政治委员蔡树藩调任红28军军长，宋时轮调任红30军军长，原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改任政治委员。红30军是4月初刚刚由黄河游击师等陕晋地方武装升格而成的，政治委员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并到苏联学习过军事。由于宋阎二人的脾气都不小，还是来自两个山头，为了搞好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和彭德怀专门约宋时轮、阎红彦进行了谈话，宋阎二人也痛快地表示要积极合作。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西渡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乘机咬了上来。宋时轮、阎红彦奉命指挥红30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渡河。在与敌人的激战中，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军参谋长杨森不幸中弹牺牲。宋时轮和阎红彦率红30军艰难转战，陷入敌人重围，并与方面军主力和本军一部失掉了联系。危急关头，二人显示出了打游击出身的出色领导能力，带领部队转入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后来他们转移至晋西南吉县的平头关渡口，乘敌不备找到了9只木船，开始有条不紊地回师西渡。国民党军发现后，派出兵力追击，并出动飞机前来轰炸。宋时轮、阎红彦临危不惧，一边阻击敌人，一边组织渡河。直到军主力数百人都渡回西岸脱险后，他们才乘最后一船渡过了黄河。

1936年5月，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开辟新区并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不久，宋时轮被调任为红28军军长，与政治委员宋任穷搭档，率领红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6月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1.7万余人分三路出师。宋时轮、宋任穷奉命统一指挥由红28军、红81师及骑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又称北路军），向宁夏北部的安边、定边、盐池方向出击。出师后，宋时轮、宋任穷指挥部队先取定边，再占盐池，一时震动了地方军阀。毛泽东、彭德怀特致电予以表扬：“定边是战略要点，盐池是三边（指陕北定边、安边、靖边）门户，出宁夏要镇，中路军英勇作战，连夺两城，威胁宁夏，兴奋蒙族，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西方野战军先后解放城镇十余座，开辟了纵横各数百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并筹到了不少兵员和资财，取得了很大成功。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全国性的长征。这时蒋介石集中了5个军在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向红军发起进攻。根据军委命令，宋时轮、宋任穷统一指挥红28军、红29军和骑兵团，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坚决钳制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左路第1师第1旅及跟进的第97师，牢牢控制安边、盐池于红军手中，保障红军主力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经过这一战，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保卫了陕甘宁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