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习仲勋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和村人。13岁时，还在上高小的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两年后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受组织派遣开展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17岁的习仲勋在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下，打入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第17路军警备骑兵第3旅驻长武县的3团2营王德修部从事兵运工作。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展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同为共青团出身的同学王德修庇护下迅速开展工作。他向进步士兵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有力扩大组织，建立了营党委并被推举为书记，逐步在营、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半年时间就发展了30多名党员，将该营牢固控制在了手里。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与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人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这就是西北革命史上著名的“两当兵变”。起义后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由许天洁任总指挥、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开始在甘肃境内转战。由于队伍遭到土匪围攻，寡不敌众，终于溃散，起义告于失败。

习仲勋离队后秘密潜回家乡富平，在与组织接上关系后，又前往耀县照金镇杨柳坪寻找刘志丹、李杰夫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他后来回忆，整整比他大10岁的刘志丹平易近人，质朴无华，喜欢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刘志丹鼓励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从此，习仲勋开始追随刘志丹。

在刘志丹的关照下，习仲勋担任了陕甘游击队第2大队特务队政治指导员。后来刘志丹带领主力转战到外线，习仲勋与队长程双印率队留在栒邑石门、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由于优势之敌进剿，主要干部有人叛变，习仲勋等不得不带领处境艰难的特务队撤离照金，到三原武字区投奔渭北游击队。尔后特务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2支队，习仲勋担任了政治指导员。这一时期，习仲勋除指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外，还参与指导根据地建设，相继担任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等职，军政领导能力不断提高。

1933年3月，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化名“席锤荪”，赴照金根据地任红26军2团少年先锋队政治指导员。红26军成立于1932年12月，只编了第2团，其前身就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现任团长是王世泰，刘志丹先任团政治处长后任团参谋长，受红26军政委兼2团政委杜衡领导。红26军2团是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制的红军部队，成立后即在照金一带进行游击战争，相继开辟了几处游击区域，初步打开了局面。3月上旬，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被选为特委委员，并受命担任特委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不久，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地方游击队的行动，由李妙斋（不久由黄子文接任）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上任后，习仲勋就着手指导整编各县的20多支游击武装，建立了队伍上的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从而带动群众武装工作广泛运行起来。

1933年4月初，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土儿梁建立起了工农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这一时期，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托，耐心细致地挨家挨户走访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分粮斗争，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红26军2团和地方游击队的积极协助下，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据地的幅员迅速扩大。至1933年秋，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已发展到地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4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照金根据地的过程中，时年只有20岁习仲勋肩负起了领导陕甘边党政军工作的重任，大刀阔斧，深入群众，成绩卓著，奠定了其作为西北革命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地位。难怪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红26军兼2团政委杜衡一脑子“左倾”观念，喜欢瞎指挥。红26军2团在照金刚刚打开点局面，他就强令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导致连连受挫，不得不转向外线作战。中间杜衡被调回陕西省委工作一个月，红26军2团算是喘了一口气，经过积极作战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不料杜衡回来后更加发疯，先是提出要红26军2团北上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后又命令红26军2团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6月17日，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26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26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杜衡再次提出要红26军2团南下渭华，遭到了刘志丹、金理科等人的反对。然而杜衡一意孤行，拒绝了会上提出的正确建议，凭借职权强令红26军2团南下。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遭到敌人突袭，不得不分散突围。习仲勋带领几名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不幸被敌人包围，他也受伤被俘。习仲勋不愧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家，在被押解途中愣是用3块大洋买通了一个民团小头目，从而乘乱逃出魔掌，秘密返回薛家寨养伤。他虽未能参加北梁会议，但坚决主张坚持陕甘边斗争，并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他的意见。年轻的习仲勋，已经具备了相当敏锐的战略眼光。

可惜红26军2团还是被迫南下了。果然，一路遭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等人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艰苦周旋，几经辗转历险，后来在受陕西省委派遣前去接关系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黄子文等人接应下，好不容易才回到照金。而那个拍脑袋决策的杜衡，却在南下时中途脱队返回陕西省委报告。后在开会时被敌人逮捕，随即叛变，泄露了很多机密，给陕西党组织和陕甘边游击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
红26军2团南下失败后，国民党军又调集重兵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习仲勋和分别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政委的李妙斋、张秀山带领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整天钻山入林与敌人周旋，无处安身，难以休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搞得非常艰苦。好在这时发生了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遭到敌人“围剿”而失败，其余部在王泰吉率领下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坚持渭北根据地的黄子祥、杨森领导的新成立的红26军4团，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红军耀县游击队第3支队等部也相继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几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力量，为重建主力红军打下了基础。

由于几支队伍互不统属，思想状况也很混乱，急需解决建立统一领导和重振军心的问题。关键时刻，习仲勋与接替金理科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秦武山扛起了领导重任。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4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由习仲勋、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史称“陈家坡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习仲勋、秦武山、李妙斋、张秀山和陕西省委代表高岗、红26军4团政委杨森，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人主张三支队伍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度过难关，战胜敌人。而红26军4团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各支队伍统一行动，提出各回各地区打游击。面对这个决定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年轻的习仲勋坚持正确主张寸步不让，以会议执行主席身份明确否定了分散行动的主张。同时他耐心说服在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就曾共过事的黄子祥，反复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当时在退入照金根据地的各支队伍中，红26军4团的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团长黄子祥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他的主张具有一定代表性，与会的红26军4团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如果不能成功说服黄子祥，那么就很难实现未来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又态度诚恳，最终争取了黄子祥意见的转变，为实现各支队伍联合行动扫除了主要障碍。

接下来是讨论关于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人选问题。多数人都主张由黄埔一期出身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对于多数人主张由陕西省委代表高岗出任总指挥部政委，以显示省委对陕甘边红军的直接领导，黄子祥、王伯栋却怀疑高岗的身份，也持反对意见。为了统一认识，会上进行了艰难反复地辩论，直争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才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26军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关于陈家坡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情况，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曾两次提到，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意见：“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 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

“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作为陈家坡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习仲勋坚持正确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开展党内斗争，最终团结了各方合力，取得了对正确意见的共识，对会议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张秀山、秦武山、王世泰、马文瑞、张邦英、王兆相等西北老干部都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习仲勋本人对于这次重要会议也感到十分欣慰：“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在王泰吉、高岗等人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驱逐了根据地内外的部分反动民团势力，并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40多年后，习仲勋仍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除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主要军事领导工作。这时杨虎城已纠集了重兵向照金根据地围攻过来。红军主力只有300余人，无法和敌人打硬仗。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会后即分兵行动。敌人很快便长驱直入，照金根据地陷落。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白天躲进山上的梢林中，半夜再偷偷回到村中的基本户家里吃饭，坚持做群众工作。由于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只好化装改扮，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突出敌人的包围，后经辗转到了红军主力。
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打到外线后，连战连捷，还打下了合水县城。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深入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形成三项重大决议：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建立第42师；建立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在红26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也被称为“北方的遵义会议”，其“狡兔三窟”的战略发展方针还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张秀山后来回忆说：“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会后即宣布成立红26军42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下辖红3团和骑兵团共300余人枪，有战马五、六十匹。由于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特委委员也分散活动，因此陕甘边特委实际上已停止工作，边区党的工作由红26军42师党委代行。随后红42师先南下后北上，一路转战，打击歼灭小股敌人，进入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并相继创建各路游击区和游击队。这一期间习仲勋得了严重的伤寒，被留在太白县莲花寺豹子沟养病。1934年初，习仲勋病愈，奉派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到任后，习仲勋等人在红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首先扫清地主武装，摧毁敌保甲制度；接着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响应游击队去分牛羊，以实际行动争取群众。同时又派出一批干部，以南梁为中心在周围成立游击队，并建立雇农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组织，发动群众，用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在习仲勋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迅速拓展，遍及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等 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习仲勋不愧被毛泽东称誉“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创建根据地的根本性工作上，他屡仆屡起，长袖善舞，为西北革命苏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月，红26军42师师长王泰吉申请离队做“匪运”工作（不久即被捕牺牲），由刘志丹接任师长。为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2月25日，红26军42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席，黄子文担任秘书长。红26军42师进入南梁后，诱敌深入，连续作战，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8个团兵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5月28日，红26军42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书记，特委委员有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龚逢春等人。同时成立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接任红26军42师师长。

在此期间，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谢子长、郭洪涛等干部也先后赴陕北工作，领导陕北特委及游击运动，并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为研究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及红军的战略配合问题，于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42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共30多人。这次会议虽然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的配合作战，但由于谢子长、郭洪涛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甘边特委与红26军的错误批评，并插手干预红26军的领导人事问题，导致了从两军联合作战之初就埋下了不团结的消极因素。

在刘志丹、杨森、张秀山（一度接任红26军42师政委）等人指挥下，红26军42师主力在南梁与关中地区转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据点。与此同时，各路游击队蓬勃发展，游击区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红26军42师又相继成立了1团、2团，并争取第17路军梁占魁部郭宝珊营起义，将其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至1934年11月，红26军42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赤卫队更达到近5000人。经过连续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拔掉了根据地内外的上百个敌人据点，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将南梁与关中连成了一片。在军事胜利的保障下，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大庙召开。大会就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重要决议案。并通过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100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其中习仲勋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自清当选为边区赤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

刘志丹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独立思考的西北革命领袖，对于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他坚持从基层起就用投票选举的民主办法。习仲勋后来回忆：“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无独有偶，一次刘志丹正在组织军事训练，正巧习仲勋从这里经过，他立即高喊“立正”，并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队伍。习仲勋一直将刘志丹当作领导，竟然手足无措，感到很是承受不起。事后刘志丹告诉他：“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正是在刘志丹的言传身教下，习仲勋的政治领导能力益发长足精进，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和刘志丹、贾生秀、牛永清、蔡子伟等人领导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土地、财经粮食、军事、对民团、对土匪、社会、肃反、知识分子、对俘虏、文化教育等十大政策和一系列法令，相继组建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贸易，并在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1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正人先正己，为了防范和杜绝贪污腐化现象，边区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南梁时期）由于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事件。”   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南梁南边不远的寨子湾，群众习惯称之为“南梁政府”。习仲勋担任政府主席时年仅21岁，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在寨子湾，群众有了困难就赶来找习仲勋，习仲勋则不论风雨，来者就见，尽力为群众解决困难。对此刘志丹称赞道：“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时，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也指挥陕北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陕甘边红26军一部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自己也迅速发展壮大，并成立了主力红军红27军84师。不过，谢子长在1934年8月奔袭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而长期不愈，不得不离队休养。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的巡视员黄翰的指示下，刘志丹带领一部赶到陕北共商大计。刘志丹与养病的谢子长见面后，二人捐弃了历史上的一些恩怨，仔细讨论了关于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各自武装力量统一行动的诸般事项，基本都达成了共识。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这次会议重点研究了军事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红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军委委员。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郭洪涛为组织部长，张秀山为宣传部长，习仲勋等为委员。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周家硷会议后不久，谢子长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刘志丹从此挑起了统一领导西北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担。他和杨森、高岗、杨琪、贺晋年等军事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指挥红26军、红27军机动转战，在各路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连战连捷，胜利粉碎了陕、甘、宁、晋诸省军阀部队20多个团5万大军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半年多时间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同时，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也进驻延川县永坪镇。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此期间，身兼西北工委委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刘志丹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作战，有力牵制打击了敌人，为粉碎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22岁的习仲勋历经3年多严峻斗争考验，锐意进取，不断进步，已成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之际，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代表朱理治来到了苏区。不久，又来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他们考察了苏区，认为在根据地内有所谓“张慕陶反革命派”在活动，需要进行肃反清查。同时，又根据一贯具有的“左”的眼光和郭洪涛等干部的片面介绍，认为苏区执行的一些如“扩红（扩大红军）”、“查田（土地改革）”等政策都明显“右倾”，混淆了敌我界限。而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却认为这些政策是符合西北实际情况的，这就等于是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出了“右倾取消主义”，或是被“右派”所利用。然而朱理治、聂洪钧想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却在苏区毫无根基，摄于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崇高威望，因而不敢有行动。偏偏不久之后，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等领导的红25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数千里长征到达了西北苏区，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朱理治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5年9月16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紧接着召开了西北工委和随红25军同来的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消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马明方、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程子华等人为委员，而惠子俊、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原西北工委领导成员都被排除在省委之外。会议同时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并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军、26军、27军分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5、78、81师，全军团共7000多人枪。这样一来，朱理治、聂洪钧就依靠陕北本地的郭洪涛及外来的红25军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为下一步推行“左倾”肃反完成了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部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分五路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就投入了反“围剿”作战。在徐海东、刘志丹等人的巧妙指挥下，红十五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设伏成功，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击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大胜仗。然而，前方刚刚打了胜仗，后方却拉开了肃反的大幕。朱理治亲自领导坐镇，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负责，前方肃反由聂洪钧负责，红25军的肃反干将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机构首脑主持审问犯人。

肃反人员首先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被指认为张慕陶派往陕北联络黄子文的交通员江旭等人。戴季英把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又搬到了陕北，大搞“逼供信”。这些人受不了折磨一顿乱供，紧接着又抓进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张庆孚，红26军干部张文舟、李启明等人，再逼再供，张秀山、刘志丹、高岗等人也先后遭到逮捕。被供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当时戴季英怕全面抓人会引起激变，还欺骗习仲勋，让他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人员召集到一起，再由肃反人员将他们缴械抓捕。就这样，越供越抓，越逼越供，导致原红26军及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抓，西北革命根据地笼罩在赤色一片恐怖之中。

对于这次肃反，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公布了一个数字：在陕北肃反中，前方错杀了200多人，后方错捕了130人。习仲勋后来也回忆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后来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对下令杀人的责任竭力撇清，说根本没杀什么人。关于陕北肃反到底杀了多少人，党史界也是有争论的，具体数据一直比较模糊。然而，按照党内一贯的“左倾”肃反逻辑，朱理治他们抓了这么多人，却还不想杀，如何收场？难道像后来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样全部进行纠正平反？那朱理治会提前成了毛泽东吗？为何还要费了老大劲去搞肃反？恐怕具备相关党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能发生这样的奇迹。历史证明，没有政治路线的正确，就不会得到符合实际的革命成果。朱理治等人也只能是庆幸肃反时间太短，被抓起来的有头有脸的主要干部还都活着，他们后来才有底气咬紧牙关说没杀人。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确实是挽救了“左倾”肃反中遭殃的西北干部，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而挽救了整个中国革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吴起镇，立即下令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尔后在张闻天、博古的指导下，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肃反事件。经过调查后，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在陕甘苏区确实存在着直接受反革命张慕陶指使的反革命小组，主要负责人是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混入边区党和军队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陕甘晋省委领导这次肃反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根据上述决定，中央党务委员会下令先后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大部分被捕人员，并且分配工作。最后经过甄别，蔡子伟、姜旭等多数原来被认为是“张慕陶反革命派”的人员也被释放，只剩下李西萍、黄子文、张文华三人。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公审，枪决了李西萍，并对黄子文、张文华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这场肃反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从中共中央解决西北肃反问题的过程看，总体上还是肯定了这次肃反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则将板子打到所谓“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个别领导同志”身上，也就是戴季英、聂洪钧，由中共西北局对二人作出了处分决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刘志丹等领导干部虽然摘了“反革命”的帽子，但头上仍然戴着“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在分配工作上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如刘志丹被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高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挥仅有10多人的陕北骑兵团；张秀山成了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杨森担任了新成立的黄河游击师参谋长；王世泰当了陕北苏区军事部副部长；原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被降成了三边独立营营长等。然而他们仍然对党和革命事业一片忠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努力进行着工作。即使是被判刑的黄子文、张文华，也在抗战爆发后获释，投入了革命工作中，被实践证明是好党员、好同志，黄子文还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主持处理这次西北肃反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因而留下了组织上的隐患。此后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就在不同场合散布刘志丹等干部仍是“右倾”分子的言论。刘志丹对此是愤懑不已。在1936年春率领红28军参加东征山西之前，刘志丹曾与老战友张秀山有过一番长谈，他激动地表示：“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不久，刘志丹就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才算完全否定了当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程子华亦负有一定责任）犯下的严重错误，为所有在肃反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这次肃反中，习仲勋也经受了严重磨难。他被聂洪钧扣上了三项罪名：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先是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然后又被诱捕，转移到中共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关押。在监狱里，被捕人员都遭到了刑讯逼供和政治污蔑。习仲勋后来回忆：“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我是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在苏区大批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在这种危难关头，习仲勋表现出了忠贞的革命品质。在被捕之前，虽然他被迫按照上级命令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人员纷纷调到后方由保卫局逮捕，可还是竭力用自己的名义为一些同志作政治担保，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于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习仲勋异常焦虑，导致植物神经出现了紊乱，一有人被捕就腹泻不止。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曾关切地要习仲勋出去躲躲，然而习仲勋哪里肯走，那么多同志都是以他的名义叫回来的，他怎么能走呢？！等到习仲勋也遭到逮捕后，有人偷偷问他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实际上是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然而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 在遭受肃反人员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咬住牙关硬挺，不乱供同志。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终于，习仲勋们等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和村人。13岁时，还在上高小的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两年后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受组织派遣开展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17岁的习仲勋在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下，打入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第17路军警备骑兵第3旅驻长武县的3团2营王德修部从事兵运工作。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展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同为共青团出身的同学王德修庇护下迅速开展工作。他向进步士兵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有力扩大组织，建立了营党委并被推举为书记，逐步在营、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半年时间就发展了30多名党员，将该营牢固控制在了手里。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与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人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这就是西北革命史上著名的“两当兵变”。起义后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由许天洁任总指挥、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开始在甘肃境内转战。由于队伍遭到土匪围攻，寡不敌众，终于溃散，起义告于失败。

习仲勋离队后秘密潜回家乡富平，在与组织接上关系后，又前往耀县照金镇杨柳坪寻找刘志丹、李杰夫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他后来回忆，整整比他大10岁的刘志丹平易近人，质朴无华，喜欢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刘志丹鼓励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从此，习仲勋开始追随刘志丹。

在刘志丹的关照下，习仲勋担任了陕甘游击队第2大队特务队政治指导员。后来刘志丹带领主力转战到外线，习仲勋与队长程双印率队留在栒邑石门、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由于优势之敌进剿，主要干部有人叛变，习仲勋等不得不带领处境艰难的特务队撤离照金，到三原武字区投奔渭北游击队。尔后特务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2支队，习仲勋担任了政治指导员。这一时期，习仲勋除指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外，还参与指导根据地建设，相继担任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等职，军政领导能力不断提高。

1933年3月，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化名“席锤荪”，赴照金根据地任红26军2团少年先锋队政治指导员。红26军成立于1932年12月，只编了第2团，其前身就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现任团长是王世泰，刘志丹先任团政治处长后任团参谋长，受红26军政委兼2团政委杜衡领导。红26军2团是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制的红军部队，成立后即在照金一带进行游击战争，相继开辟了几处游击区域，初步打开了局面。3月上旬，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被选为特委委员，并受命担任特委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不久，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地方游击队的行动，由李妙斋（不久由黄子文接任）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上任后，习仲勋就着手指导整编各县的20多支游击武装，建立了队伍上的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从而带动群众武装工作广泛运行起来。

1933年4月初，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土儿梁建立起了工农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这一时期，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托，耐心细致地挨家挨户走访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分粮斗争，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红26军2团和地方游击队的积极协助下，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据地的幅员迅速扩大。至1933年秋，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已发展到地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4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照金根据地的过程中，时年只有20岁习仲勋肩负起了领导陕甘边党政军工作的重任，大刀阔斧，深入群众，成绩卓著，奠定了其作为西北革命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地位。难怪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红26军兼2团政委杜衡一脑子“左倾”观念，喜欢瞎指挥。红26军2团在照金刚刚打开点局面，他就强令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导致连连受挫，不得不转向外线作战。中间杜衡被调回陕西省委工作一个月，红26军2团算是喘了一口气，经过积极作战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不料杜衡回来后更加发疯，先是提出要红26军2团北上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后又命令红26军2团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6月17日，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26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26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杜衡再次提出要红26军2团南下渭华，遭到了刘志丹、金理科等人的反对。然而杜衡一意孤行，拒绝了会上提出的正确建议，凭借职权强令红26军2团南下。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遭到敌人突袭，不得不分散突围。习仲勋带领几名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不幸被敌人包围，他也受伤被俘。习仲勋不愧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家，在被押解途中愣是用3块大洋买通了一个民团小头目，从而乘乱逃出魔掌，秘密返回薛家寨养伤。他虽未能参加北梁会议，但坚决主张坚持陕甘边斗争，并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他的意见。年轻的习仲勋，已经具备了相当敏锐的战略眼光。

可惜红26军2团还是被迫南下了。果然，一路遭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等人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艰苦周旋，几经辗转历险，后来在受陕西省委派遣前去接关系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黄子文等人接应下，好不容易才回到照金。而那个拍脑袋决策的杜衡，却在南下时中途脱队返回陕西省委报告。后在开会时被敌人逮捕，随即叛变，泄露了很多机密，给陕西党组织和陕甘边游击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
红26军2团南下失败后，国民党军又调集重兵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习仲勋和分别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政委的李妙斋、张秀山带领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整天钻山入林与敌人周旋，无处安身，难以休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搞得非常艰苦。好在这时发生了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遭到敌人“围剿”而失败，其余部在王泰吉率领下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坚持渭北根据地的黄子祥、杨森领导的新成立的红26军4团，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红军耀县游击队第3支队等部也相继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几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力量，为重建主力红军打下了基础。

由于几支队伍互不统属，思想状况也很混乱，急需解决建立统一领导和重振军心的问题。关键时刻，习仲勋与接替金理科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秦武山扛起了领导重任。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4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由习仲勋、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史称“陈家坡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习仲勋、秦武山、李妙斋、张秀山和陕西省委代表高岗、红26军4团政委杨森，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人主张三支队伍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度过难关，战胜敌人。而红26军4团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各支队伍统一行动，提出各回各地区打游击。面对这个决定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年轻的习仲勋坚持正确主张寸步不让，以会议执行主席身份明确否定了分散行动的主张。同时他耐心说服在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就曾共过事的黄子祥，反复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当时在退入照金根据地的各支队伍中，红26军4团的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团长黄子祥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他的主张具有一定代表性，与会的红26军4团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如果不能成功说服黄子祥，那么就很难实现未来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又态度诚恳，最终争取了黄子祥意见的转变，为实现各支队伍联合行动扫除了主要障碍。

接下来是讨论关于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人选问题。多数人都主张由黄埔一期出身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对于多数人主张由陕西省委代表高岗出任总指挥部政委，以显示省委对陕甘边红军的直接领导，黄子祥、王伯栋却怀疑高岗的身份，也持反对意见。为了统一认识，会上进行了艰难反复地辩论，直争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才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26军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关于陈家坡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情况，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曾两次提到，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意见：“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 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

“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作为陈家坡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习仲勋坚持正确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开展党内斗争，最终团结了各方合力，取得了对正确意见的共识，对会议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张秀山、秦武山、王世泰、马文瑞、张邦英、王兆相等西北老干部都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习仲勋本人对于这次重要会议也感到十分欣慰：“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在王泰吉、高岗等人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驱逐了根据地内外的部分反动民团势力，并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40多年后，习仲勋仍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除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主要军事领导工作。这时杨虎城已纠集了重兵向照金根据地围攻过来。红军主力只有300余人，无法和敌人打硬仗。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会后即分兵行动。敌人很快便长驱直入，照金根据地陷落。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白天躲进山上的梢林中，半夜再偷偷回到村中的基本户家里吃饭，坚持做群众工作。由于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只好化装改扮，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突出敌人的包围，后经辗转到了红军主力。
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打到外线后，连战连捷，还打下了合水县城。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深入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形成三项重大决议：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建立第42师；建立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在红26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也被称为“北方的遵义会议”，其“狡兔三窟”的战略发展方针还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张秀山后来回忆说：“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会后即宣布成立红26军42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下辖红3团和骑兵团共300余人枪，有战马五、六十匹。由于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特委委员也分散活动，因此陕甘边特委实际上已停止工作，边区党的工作由红26军42师党委代行。随后红42师先南下后北上，一路转战，打击歼灭小股敌人，进入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并相继创建各路游击区和游击队。这一期间习仲勋得了严重的伤寒，被留在太白县莲花寺豹子沟养病。1934年初，习仲勋病愈，奉派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到任后，习仲勋等人在红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首先扫清地主武装，摧毁敌保甲制度；接着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响应游击队去分牛羊，以实际行动争取群众。同时又派出一批干部，以南梁为中心在周围成立游击队，并建立雇农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组织，发动群众，用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在习仲勋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迅速拓展，遍及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等 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习仲勋不愧被毛泽东称誉“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创建根据地的根本性工作上，他屡仆屡起，长袖善舞，为西北革命苏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月，红26军42师师长王泰吉申请离队做“匪运”工作（不久即被捕牺牲），由刘志丹接任师长。为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2月25日，红26军42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席，黄子文担任秘书长。红26军42师进入南梁后，诱敌深入，连续作战，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8个团兵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5月28日，红26军42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书记，特委委员有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龚逢春等人。同时成立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接任红26军42师师长。

在此期间，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谢子长、郭洪涛等干部也先后赴陕北工作，领导陕北特委及游击运动，并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为研究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及红军的战略配合问题，于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42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共30多人。这次会议虽然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的配合作战，但由于谢子长、郭洪涛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甘边特委与红26军的错误批评，并插手干预红26军的领导人事问题，导致了从两军联合作战之初就埋下了不团结的消极因素。

在刘志丹、杨森、张秀山（一度接任红26军42师政委）等人指挥下，红26军42师主力在南梁与关中地区转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据点。与此同时，各路游击队蓬勃发展，游击区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红26军42师又相继成立了1团、2团，并争取第17路军梁占魁部郭宝珊营起义，将其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至1934年11月，红26军42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赤卫队更达到近5000人。经过连续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拔掉了根据地内外的上百个敌人据点，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将南梁与关中连成了一片。在军事胜利的保障下，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大庙召开。大会就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重要决议案。并通过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100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其中习仲勋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自清当选为边区赤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

刘志丹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独立思考的西北革命领袖，对于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他坚持从基层起就用投票选举的民主办法。习仲勋后来回忆：“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无独有偶，一次刘志丹正在组织军事训练，正巧习仲勋从这里经过，他立即高喊“立正”，并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队伍。习仲勋一直将刘志丹当作领导，竟然手足无措，感到很是承受不起。事后刘志丹告诉他：“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正是在刘志丹的言传身教下，习仲勋的政治领导能力益发长足精进，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和刘志丹、贾生秀、牛永清、蔡子伟等人领导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土地、财经粮食、军事、对民团、对土匪、社会、肃反、知识分子、对俘虏、文化教育等十大政策和一系列法令，相继组建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贸易，并在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1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正人先正己，为了防范和杜绝贪污腐化现象，边区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南梁时期）由于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事件。”   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南梁南边不远的寨子湾，群众习惯称之为“南梁政府”。习仲勋担任政府主席时年仅21岁，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在寨子湾，群众有了困难就赶来找习仲勋，习仲勋则不论风雨，来者就见，尽力为群众解决困难。对此刘志丹称赞道：“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时，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也指挥陕北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陕甘边红26军一部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自己也迅速发展壮大，并成立了主力红军红27军84师。不过，谢子长在1934年8月奔袭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而长期不愈，不得不离队休养。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的巡视员黄翰的指示下，刘志丹带领一部赶到陕北共商大计。刘志丹与养病的谢子长见面后，二人捐弃了历史上的一些恩怨，仔细讨论了关于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各自武装力量统一行动的诸般事项，基本都达成了共识。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这次会议重点研究了军事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红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军委委员。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郭洪涛为组织部长，张秀山为宣传部长，习仲勋等为委员。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周家硷会议后不久，谢子长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刘志丹从此挑起了统一领导西北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担。他和杨森、高岗、杨琪、贺晋年等军事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指挥红26军、红27军机动转战，在各路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连战连捷，胜利粉碎了陕、甘、宁、晋诸省军阀部队20多个团5万大军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半年多时间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同时，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也进驻延川县永坪镇。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此期间，身兼西北工委委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刘志丹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作战，有力牵制打击了敌人，为粉碎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22岁的习仲勋历经3年多严峻斗争考验，锐意进取，不断进步，已成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之际，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代表朱理治来到了苏区。不久，又来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他们考察了苏区，认为在根据地内有所谓“张慕陶反革命派”在活动，需要进行肃反清查。同时，又根据一贯具有的“左”的眼光和郭洪涛等干部的片面介绍，认为苏区执行的一些如“扩红（扩大红军）”、“查田（土地改革）”等政策都明显“右倾”，混淆了敌我界限。而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却认为这些政策是符合西北实际情况的，这就等于是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出了“右倾取消主义”，或是被“右派”所利用。然而朱理治、聂洪钧想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却在苏区毫无根基，摄于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崇高威望，因而不敢有行动。偏偏不久之后，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等领导的红25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数千里长征到达了西北苏区，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朱理治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5年9月16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紧接着召开了西北工委和随红25军同来的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消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马明方、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程子华等人为委员，而惠子俊、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原西北工委领导成员都被排除在省委之外。会议同时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并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军、26军、27军分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5、78、81师，全军团共7000多人枪。这样一来，朱理治、聂洪钧就依靠陕北本地的郭洪涛及外来的红25军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为下一步推行“左倾”肃反完成了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部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分五路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就投入了反“围剿”作战。在徐海东、刘志丹等人的巧妙指挥下，红十五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设伏成功，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击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大胜仗。然而，前方刚刚打了胜仗，后方却拉开了肃反的大幕。朱理治亲自领导坐镇，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负责，前方肃反由聂洪钧负责，红25军的肃反干将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机构首脑主持审问犯人。

肃反人员首先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被指认为张慕陶派往陕北联络黄子文的交通员江旭等人。戴季英把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又搬到了陕北，大搞“逼供信”。这些人受不了折磨一顿乱供，紧接着又抓进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张庆孚，红26军干部张文舟、李启明等人，再逼再供，张秀山、刘志丹、高岗等人也先后遭到逮捕。被供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当时戴季英怕全面抓人会引起激变，还欺骗习仲勋，让他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人员召集到一起，再由肃反人员将他们缴械抓捕。就这样，越供越抓，越逼越供，导致原红26军及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抓，西北革命根据地笼罩在赤色一片恐怖之中。

对于这次肃反，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公布了一个数字：在陕北肃反中，前方错杀了200多人，后方错捕了130人。习仲勋后来也回忆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后来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对下令杀人的责任竭力撇清，说根本没杀什么人。关于陕北肃反到底杀了多少人，党史界也是有争论的，具体数据一直比较模糊。然而，按照党内一贯的“左倾”肃反逻辑，朱理治他们抓了这么多人，却还不想杀，如何收场？难道像后来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样全部进行纠正平反？那朱理治会提前成了毛泽东吗？为何还要费了老大劲去搞肃反？恐怕具备相关党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能发生这样的奇迹。历史证明，没有政治路线的正确，就不会得到符合实际的革命成果。朱理治等人也只能是庆幸肃反时间太短，被抓起来的有头有脸的主要干部还都活着，他们后来才有底气咬紧牙关说没杀人。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确实是挽救了“左倾”肃反中遭殃的西北干部，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而挽救了整个中国革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吴起镇，立即下令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尔后在张闻天、博古的指导下，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肃反事件。经过调查后，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在陕甘苏区确实存在着直接受反革命张慕陶指使的反革命小组，主要负责人是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混入边区党和军队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陕甘晋省委领导这次肃反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根据上述决定，中央党务委员会下令先后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大部分被捕人员，并且分配工作。最后经过甄别，蔡子伟、姜旭等多数原来被认为是“张慕陶反革命派”的人员也被释放，只剩下李西萍、黄子文、张文华三人。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公审，枪决了李西萍，并对黄子文、张文华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这场肃反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从中共中央解决西北肃反问题的过程看，总体上还是肯定了这次肃反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则将板子打到所谓“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个别领导同志”身上，也就是戴季英、聂洪钧，由中共西北局对二人作出了处分决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刘志丹等领导干部虽然摘了“反革命”的帽子，但头上仍然戴着“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在分配工作上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如刘志丹被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高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挥仅有10多人的陕北骑兵团；张秀山成了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杨森担任了新成立的黄河游击师参谋长；王世泰当了陕北苏区军事部副部长；原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被降成了三边独立营营长等。然而他们仍然对党和革命事业一片忠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努力进行着工作。即使是被判刑的黄子文、张文华，也在抗战爆发后获释，投入了革命工作中，被实践证明是好党员、好同志，黄子文还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主持处理这次西北肃反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因而留下了组织上的隐患。此后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就在不同场合散布刘志丹等干部仍是“右倾”分子的言论。刘志丹对此是愤懑不已。在1936年春率领红28军参加东征山西之前，刘志丹曾与老战友张秀山有过一番长谈，他激动地表示：“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不久，刘志丹就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才算完全否定了当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程子华亦负有一定责任）犯下的严重错误，为所有在肃反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这次肃反中，习仲勋也经受了严重磨难。他被聂洪钧扣上了三项罪名：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先是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然后又被诱捕，转移到中共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关押。在监狱里，被捕人员都遭到了刑讯逼供和政治污蔑。习仲勋后来回忆：“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我是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在苏区大批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在这种危难关头，习仲勋表现出了忠贞的革命品质。在被捕之前，虽然他被迫按照上级命令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人员纷纷调到后方由保卫局逮捕，可还是竭力用自己的名义为一些同志作政治担保，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于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习仲勋异常焦虑，导致植物神经出现了紊乱，一有人被捕就腹泻不止。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曾关切地要习仲勋出去躲躲，然而习仲勋哪里肯走，那么多同志都是以他的名义叫回来的，他怎么能走呢？！等到习仲勋也遭到逮捕后，有人偷偷问他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实际上是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然而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 在遭受肃反人员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咬住牙关硬挺，不乱供同志。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终于，习仲勋们等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