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萧克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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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

萧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1926年2月,19岁的萧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萧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萧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萧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第24师是在北伐节节胜利时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萧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第26师当时辖2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萧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第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第12师与贺龙的独立第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就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15师参加临颖大战的惨烈一幕。

“七一五事变”汪精卫公开“分共”后,叶挺率领所部第11军24师借“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向南昌集中。此时,萧克已是第24师71团8连政治指导员,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萧克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萧克调任为71团4连连长。由于决策失误,强敌围堵,南昌起义军不断转战,损失很大。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后,周恩来、贺龙、叶挺率领主力继续南下潮汕地区,又经汤坑战败,撤至普宁流沙时被打散,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分头出走香港,起义归于失败。在兵败混乱中,萧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行至广东潮阳附近时,萧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由于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萧克也在汕头被释放。

萧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这里,萧克幸运地遇到了当地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1928年初,萧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600多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萧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萧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萧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第10师29团2营7连连长。第10师师长由第4军军长朱德兼任,下辖28团、29团。其中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600余人,枪不到300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成为红21军军长,在闽西永福打土围子的战斗中牺牲。

1928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萧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萧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2000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果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萧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200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不得不兼任了一段时间28团团长。1928年年底,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为团长,萧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萧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萧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这样的一个重大冤案,因牵涉到毛本人,至今没有被公开平反。

萧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在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实际上,萧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班底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1957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已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载史册。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萧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1931年6月,萧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0月,萧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2700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萧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萧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但这个责任主要指误听误信方面。主动提出并且亲自动手杀人的是湘赣边界土籍派领导人,并不是彭德怀。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1935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8军为主成立红六军团,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同时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要求红六军团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长征了,但并未对红六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六军团西进与红七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5年8月7日,红六军团2个师9000余人开始西进。因不明军委意图,红六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萧克、王震指挥红六军团拖着敌人兜圈子,在广西灌阳一举歼灭追敌8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继续转战到小水地区时,遭到湘军袭击,一部失散,红52团团长田海青牺牲,红18师师长龙云被俘后牺牲。红六军团主力前进至贵州新场时再杀回马枪,歼灭尾追湘军2个团,尔后渡过清水江。进至贵州甘溪地区时,红六军团遭到桂军2个师伏击,伤亡500多人。在奋力突围后,又被湘、桂、黔敌的24个团包围,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历经艰难苦战,红六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1935年10月,红六军团各部先后进至黔东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红3军会合。这时,红六军团已只剩3000余人。

此后,红3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与红六军团一同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红二、六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17000人。红二、六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萧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红二、六军团为“萧贺股匪”,萧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萧克为“萧总”。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萧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萧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萧克老太多了。

在长征路上,贺龙、萧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萧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1936年6月3日,红二、六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化会合。随后就发生了萧克一生中的“第二次站错队”。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早已分裂,独自北上到了陕北苏区。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总部收缴了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电码,以致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失去了联系。红二、六军团也一直以为与他们联系的是中央,不知后来其实是张国焘冒称的中央。双方会师时,四方面军对红二、六军团非常热情,给予了大批物资援助,因此萧克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在谈到中央与四方面军分裂的话题时,萧克回忆的比较简略:“他们(何长工、罗炳辉、刘型)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王震后来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张(国焘)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型)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萧克被说动,萧是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后来贺、萧、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萧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是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萧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萧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

从双方的回忆来看,说萧克当时“动摇”是较为客观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这次站错队对萧克一生的影响较大,也是到了58年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称“萧克是坏人”的重要源头。

1936年7月5日,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升格红二、六军团为方面军,是中央为了对抗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不使红二、六军团被其吞并的重要手段。后来朱德让萧克去四方面军31军当军长,代替生病的王树声,也是为掌握四方面军部队做出的努力。多年后有人批评萧克去给张国焘当军长,是投靠张国焘,这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用心了。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开始的17000人,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转战,还剩下11000人,保存了很多骨干力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过,在云阳整训时,中央派彭德怀去二方面军 反“军阀主义”,贺龙也遭到波及。其间还发生了五人写信反对贺龙的事。1959年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应为华北军分会)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据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的罗贵波后来回忆,联名写信的四个人是第120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信是让罗贵波带给毛泽东的,因此多年后毛泽东提到此事时误记为是五个人上书。而萧克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事。
萧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

萧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1926年2月,19岁的萧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萧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萧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萧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第24师是在北伐节节胜利时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萧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第26师当时辖2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萧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第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第12师与贺龙的独立第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就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15师参加临颖大战的惨烈一幕。

“七一五事变”汪精卫公开“分共”后,叶挺率领所部第11军24师借“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向南昌集中。此时,萧克已是第24师71团8连政治指导员,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萧克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萧克调任为71团4连连长。由于决策失误,强敌围堵,南昌起义军不断转战,损失很大。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后,周恩来、贺龙、叶挺率领主力继续南下潮汕地区,又经汤坑战败,撤至普宁流沙时被打散,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分头出走香港,起义归于失败。在兵败混乱中,萧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行至广东潮阳附近时,萧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由于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萧克也在汕头被释放。

萧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这里,萧克幸运地遇到了当地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1928年初,萧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600多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萧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萧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萧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第10师29团2营7连连长。第10师师长由第4军军长朱德兼任,下辖28团、29团。其中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600余人,枪不到300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成为红21军军长,在闽西永福打土围子的战斗中牺牲。

1928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萧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萧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2000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果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萧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200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不得不兼任了一段时间28团团长。1928年年底,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为团长,萧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萧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萧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这样的一个重大冤案,因牵涉到毛本人,至今没有被公开平反。

萧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在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实际上,萧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班底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1957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已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载史册。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萧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1931年6月,萧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0月,萧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2700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萧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萧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但这个责任主要指误听误信方面。主动提出并且亲自动手杀人的是湘赣边界土籍派领导人,并不是彭德怀。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1935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8军为主成立红六军团,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同时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要求红六军团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长征了,但并未对红六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六军团西进与红七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5年8月7日,红六军团2个师9000余人开始西进。因不明军委意图,红六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萧克、王震指挥红六军团拖着敌人兜圈子,在广西灌阳一举歼灭追敌8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继续转战到小水地区时,遭到湘军袭击,一部失散,红52团团长田海青牺牲,红18师师长龙云被俘后牺牲。红六军团主力前进至贵州新场时再杀回马枪,歼灭尾追湘军2个团,尔后渡过清水江。进至贵州甘溪地区时,红六军团遭到桂军2个师伏击,伤亡500多人。在奋力突围后,又被湘、桂、黔敌的24个团包围,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历经艰难苦战,红六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1935年10月,红六军团各部先后进至黔东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红3军会合。这时,红六军团已只剩3000余人。

此后,红3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与红六军团一同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红二、六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17000人。红二、六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萧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红二、六军团为“萧贺股匪”,萧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萧克为“萧总”。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萧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萧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萧克老太多了。

在长征路上,贺龙、萧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萧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1936年6月3日,红二、六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化会合。随后就发生了萧克一生中的“第二次站错队”。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早已分裂,独自北上到了陕北苏区。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总部收缴了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电码,以致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失去了联系。红二、六军团也一直以为与他们联系的是中央,不知后来其实是张国焘冒称的中央。双方会师时,四方面军对红二、六军团非常热情,给予了大批物资援助,因此萧克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在谈到中央与四方面军分裂的话题时,萧克回忆的比较简略:“他们(何长工、罗炳辉、刘型)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王震后来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张(国焘)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型)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萧克被说动,萧是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后来贺、萧、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萧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是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萧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萧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

从双方的回忆来看,说萧克当时“动摇”是较为客观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这次站错队对萧克一生的影响较大,也是到了58年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称“萧克是坏人”的重要源头。

1936年7月5日,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升格红二、六军团为方面军,是中央为了对抗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不使红二、六军团被其吞并的重要手段。后来朱德让萧克去四方面军31军当军长,代替生病的王树声,也是为掌握四方面军部队做出的努力。多年后有人批评萧克去给张国焘当军长,是投靠张国焘,这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用心了。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开始的17000人,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转战,还剩下11000人,保存了很多骨干力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过,在云阳整训时,中央派彭德怀去二方面军 反“军阀主义”,贺龙也遭到波及。其间还发生了五人写信反对贺龙的事。1959年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应为华北军分会)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据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的罗贵波后来回忆,联名写信的四个人是第120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信是让罗贵波带给毛泽东的,因此多年后毛泽东提到此事时误记为是五个人上书。而萧克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事。
垃圾地摊文,比沈听雪那些地沟油文还恶心
国伟二号 发表于 2016-5-19 23:38
垃圾地摊文,比沈听雪那些地沟油文还恶心
呵呵,你说了不算,这比沈听雪原来写的还好。


不太明白,文革都可以根本否定,富田事变为什么不能平反?

本文作者正式的网名是?

不太明白,文革都可以根本否定,富田事变为什么不能平反?

本文作者正式的网名是?
井冈山和赣南起家的水太深,外有敌人围剿,内有形形色色的各阶级、地域、土客、路线策略之争。毛主席也很郁闷。能打胜战,他人又不服,一段时间真是连鬼都不来敲门。
洛川会议后大改编,逼走卢冬生的事上萧克总算没继续犯错。
私货太多。
毛黑啊,这人东抄抄西抄抄,捕(bǔ)风捉影,夹带私活
换一个马甲续玩,私活。
主义是青霞,特色是紫霞。主义自来到中国后就与特色缠斗不休,即便到最后被拧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灯芯。这种缠斗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每个人的内心。
私货太多。
那就把你的公货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巴尔扎克说过 历史分为两种
一种是真正的历史
一种是给王公贵族看的历史
抢沈大的饭碗了
说有私货的,直接指出来。哪里不对了,大家也都学习一下。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1957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已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载史册。


私货多多
抢沈大的饭碗了
看起来像是同一个人。
0216+ 发表于 2016-5-20 13:22
看起来像是同一个人。
感觉有点像沈大的马甲。
当时的历史环境。每个人都想努力争胜的心态。不杀人是无法打造一只铁军。像网络各说各的怎么行。
下次该写红军时期的龚楚大将了
这家伙又来下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