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方明系列－－大漠暴狱－－（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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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九中队干部小李的死亡纯属偶然——
一星期前，小李的堂兄结婚，他前往贺喜，兼带相帮操办喜事。堂兄家的后面有一条二十来米宽的河，河面算不上宽，水也流得很平稳，可是却很深，最浅处也有三米。那天，小李去河边洗菜，河对岸有四个小孩在玩一条小船。他们玩得非常开心，清澈的河面上飘荡着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忽然噗通一声，笑声变成了哭叫声，一个最小的孩子掉进了河里。船上最大的那个小孩（后来知道是落水孩子的姐姐）随即跳火水中相救。其实她也不会水，于是姐弟俩互相揪在一起，在河中时沉时浮。
小李一看不对头，二话不说，连衣服也顾不上脱，立马跳河营救。小李的水性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三脚猫”级别，又没有脱衣服，但竟然让他抓住了落水者，并且把姐弟俩推送到了小船旁，使两人得以攀住了船帮。可是，小李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马灯，连往前迈一步之距的能力也丧失了。终于在离小船仅一米距离处没入了河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刚刚从海南岛传到贡嘛嘎农场。经办者当即派人急送正在八中队“蹲点”的陈邦坚那里，陈邦坚一看，说小李的牺牲是贡嘛嘎农场的光荣，应该在农场干部中掀起向李震岩同志学习的热潮，于是便安排在农场场部刷起了“向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李震岩同志学习”的大幅标语。
庞萍是看到标语后才知道小李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的，大惊之下，她竟不敢相信，特地去了政治处，向那位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事悄悄打听，证实消息不谬，于是长叹一声，打消了去县城的主意。
按理说，庞萍应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房炳章的。但是，房炳章住的单人病房相当于“牛棚”，是隔离了的，庞萍无法进去，一直到次日上午，才托一个信得过又胆大的护士，借送药的机会捎了张条子进去。
这个消息，对于房炳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他竞产生了六神无主的感觉，呆呆地倚靠在病床上，不知如何才好。好一阵，他才恢复了镇定，寻思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现在，这件事只有通过炊场事务犯树德峰去做了，靠树德峰的特殊身份去收集暴狱阴谋者的证据，了解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一举解决。
房炳章当然也考虑到了其实并未完全解决的那个疑虑：如果树德峰是受对方指派而来摸底甚至施计行恶的，事到如今那也只好认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件事就完全做不下去了。
可是，树德峰已经在今天上午出院返回炊场去了，如何和他取得联系，显然又是一个问题。房炳章思忖良久，最后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洪敬平去办。尽管洪敬平也已经靠边监督劳动，但是他还没有送进“牛棚”，而且洪敬平的妻子陈翔洁是八中队中队长，夫妻两人一起做那件事，大概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样重要的事情，靠条子是写不清的，也不安全，得叫洪敬平设法混进病房来，当面交代。于是，房炳章便写了一张条子，等那个护士进来收去药具时，悄悄塞了过去。
这张条子是写给庞萍的，由庞萍向洪敬平转达。洪敬平还在医院劳动，庞萍找个机会向他转达后，他不想再麻烦庞萍施计，便于深夜攀墙越窗而人，来到了房炳章的病榻前。当时房炳章因为已经可以自己起床动动了，树德峰出院后也没有另外派犯人服侍，那个姓张的看守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所以两人得以放松的谈话，交换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洪敬平同意房炳章起用树德峰的方案，他对于树德峰比较了解，说树德峰应该是靠得住的。至于如何通知他，那倒是个问题，靠陈翔洁是不行的，因为她虽然当着中队长，但劳改队历来的规矩是男女大防甚为注意，不但不允许男干部无端接触女犯人，也不允许女干部无端接触男犯人。陈翔洁平时从来不去炊场，现在突然去那里，而且跟树德峰接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房炳章想想也是，皱眉道：“那怎么办？小洪，你再想想看。”
洪敬平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叫陈翔浩找小林解决这件事，让他设法找一个借口安排树德峰再来一趟医院，然后设法和他单独谈一谈。”
“小林是谁？”
“小林是农场的干部，是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私交也不错，我想他肯帮忙的。”
房炳章点头：“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小伙子行，那就这样吧。”
洪敬平是侦察兵出身，胆子一向大，当下一算今晚妻子正轮到值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医院后干脆直往管教科，爬窗而入，往八中队打了个电话，关照陈翔洁次日去找小林，要对方安排事务犯树德峰速往场部医院看病。陈翔洁对洪敬平和房炳章正在调查的事情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丈夫最近有心事，但她向来非常信任洪敬平，所以也不问什么，点头同意了。
陈翔洁放下电话，寻思还不如马上往炊场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正好碰上小林值班，那就直接说一说就是了。否则如果真的是他值班，明天上午反倒找不到他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电话打过去，真的是小林值班！不过，陈翔洁一说意思，得到的回答却是令她瞠目结舌——
“陈中，对不起啊，那个犯人已经调到九中队去了呀。”
“什么？调走了？”
“是的，确切一点说，也不是调九中队，而是调到文艺小分队去了。因为小分队在九中队，所以人账统统划在九中队，这样，也就算是九中队的人了。”
在劳改队，通常很少进行中队之间的犯人调动，事务犯更是不大可能调到外中队去的，尤其是像树德峰这样很称职并且受干部器重的事务犯。陈翔洁作为中队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是，现在树德峰却给调动了，因此她觉得有些奇怪。稍一停顿，她问道：
“他是几时调过去的？”
“就是今天，是‘革委筹’直接打电话过来调走的。我们炊场还感到可惜呢，这个犯人改造表现一向不错，能力也强，现在，我们一时找不到像他那样的犯人来当事务犯了。”
陈翔洁虽然不清楚洪敬平要她做这件事的原因，但她意识到这件事的后面肯定大有文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她便决定次日一早交班后立刻回家，向丈夫通报这件事。
次日一早，陈翔洁交了班，搭乘接送住在场部家属大院的干部的汽车返回场部。她的家也在场部家属大院，回家后，她悄悄叫邻居的儿子前往场部，暗地通知洪敬平回家一次。
一会儿，洪敬平就溜回来了。他听妻子把情况一复述，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件事看来是跟暴狱阴谋有关系的，得赶快通报房炳章，商议如何对付。
洪敬平连口水也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家门。
话分两头，需要说一说树德峰调往九中队的原因——
其时，以胡业勋为首的暴狱团伙，已经发展了56名成员，暴狱方案也几经修改后基本定下。但是，暴狱方案中有一个问题一时难“得到解决：计划劫持两辆汽车，考虑到到时候是真刀真枪动手，伤亡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准备三名驾驶员。胡业勋屈指算了算，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的却只有两个暴狱分子，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物色一个精通驾驶技术的犯人参加到暴狱团伙中来。
胡业勋把这个想法跟同伙郝根相说起，郝根相想起了树德峰，说以前他去炊场修理机器时跟树德峰聊天时，听对方说过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会开汽车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配有一辆汽车，因此驾驶技术料想不错，
胡业勋和树德峰作为两个中队的事务犯，因为交往比较多，算是大墙里的好朋友，对树德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连判决书都看过。想想从树德峰的案由、刑期和家庭状况（树德峰的妻子已经跟他离婚，所有家人也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来看，是有将其发展入伙的基础的。于是，胡业勋便在树德蜂出院的当天下午找了个借口被干部获准前往炊场。
树德峰对胡业勋的突然来访感到突然，一时吃不准对方的用意。他再聪明，也没想到过对方竟会把暴狱脑筋动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树德峰正在事务室里算犯人本月的大账，算盘打得哗啦啦响，见胡业勋进门，便招呼先坐一坐，他马上做完账了。
片刻，树德峰做完了账，于是两人就聊起来。胡业勋先询问了树德峰的身体恢复情况，然后又打听农场医院和场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接着，胡业勋又说到了九中队干部小李之死，言语间虽然带着惋惜之意，但是眉宇间却隐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瞒不过树德峰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最初，树德峰根本不曾想到胡业勋会是暴狱团伙成员，但现在这么一来，他心中对胡业勋的这次来访产生了警惕，寻思这家伙作兴会有新话题提出来的。
一会儿，胡业勋果然开口说到“外面的形势”，就是他从王皮儿那里套问着的那一些，另外再增加一些他自己添油加醋的内容。树德峰听着，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家伙有可能是来当说客的，要我也参加他们的暴狱阴谋。果然，胡业勋接着又说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前途，说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光明前途”（按：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的原话应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正恰恰相反。
榭德峰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来意了，他心中窃喜，寻思这真是“天助我也”了，如果对方把他发展为暴狱团伙的成员，他就随时可以掌握情况，便于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密报。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树德峰故意附和着说了一些与对方意思相同的话语。
那胡业勋也是利令智昏，只从“案由、囚犯”这个方面去考虑了树德峰的情况，没有想到对方乃是一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并且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特殊角色，和他以及“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军统特务李鑫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下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竟然就摊牌了，说了自己的暴狱计划。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的为人和活动能量，听他如此这般一说，已经判明对方不但是暴狱团伙成员，而且一定是主要策划者，于是添了一份担心，寻思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的话，成功与否不清楚，但是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但长期的经验使他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只在脸上露出了一种略略吃惊的神情，问道：“老兄，你要我参与此事，出于什么用意呢？”
“我们要发挥你的作用，你是一个人才！”
树德峰笑道：“不错，我确实打过仗，会打枪，枪法曾经也有过一点水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身体差了，跑不动，也打不过人家。”
“不！你有你的作用，其他不说，你的一手驾驶技术就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们的行动如若想成功，一定得动用汽车啊，你说呢？”
树德峰终于明白暴狱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件事的发动就在早晚之间了。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答应次日给胡业勋一个答复。
胡业勋微微一笑：“老兄，你若是借此机会想向人民政府邀功讨好，来个密报什么的话，我们这边可要采取极端措施的！任观义你是知道的，他的死亡就是想密报者的必然下场。”
树德峰也是微笑：“你说得对，我相信的。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似乎用不着担心这类问题了，你说呢？”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次跟你交谈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老兄，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我在你们这里可是有耳报神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树德峰笑道：“我想也是这样的。”心里却在说，他妈的，你们强大，怎么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胡业勋走到门口看了看，缩回来，“还有一件事要向老兄略作透露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小陈。”
“小陈是谁？”
“就是陈邦坚，原来四中队的小队长，现在担任着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任。他的权力相当于原先的场长、政委。”
这下，树德峰真的大吃一惊了：“什么？他也参加行动？”
胡业勋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已经控制’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走了，明天上午，我再过来一次，听你的回音。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说过了，你也就是参加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好办，我们联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老兄，我出于对你的尊重，还是要跑一次。”
胡业勋说得那么有把握，连神情都是很自然的。这倒不是他装出来对树德峰虚声恫吓的，在暴狱团伙所发展的那些成员中，确实一说就中，没有一个打回票的。
当晚，树德峰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参加暴狱团伙。这对于树德峰而言，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当年他在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搞地下工作，因为暴狱阴谋一旦在他挺身而出举报前败露的话，他根本无法分辩自己的一片真心，他也不可能把房炳章牵出来为他作证。因为以房炳章的处境，一旦被牵出来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把房炳章也搭进去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把房炳章作为“暴狱团伙”的“后台”、“黑手”之类置于死地。但是，树德峰为了查清暴狱阴谋，决定冒一次险，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次日，胡业勋果然再次来到炊场。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引人注意的目的，他是随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的。后来知道，文艺小分队赴炊场的这次演出，是胡业勋授意高增霞特意安排的。胡业勋因为是“编剧”，也算是小分队成员，所以也跟着过来了。小分队有女犯，一到炊场便成为“众目之的”，于是干部便如临大敌般地盯住了男犯，这样，胡业勋便有机会再次和树德峰谈昨天未决的那桩大事。
胡业勋开头谈的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问树德峰：“那个姓高的小分队长怎么样？”
树德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怎么样’？”
“她是上海人，长相如何，风度怎样？”
树德峰回忆着高增霞的形象，点头道：“还可以吧——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年女人而言。不过，她再怎么样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呢？她已经把陈邦坚拴在她的裤带上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是吗？”
“信不信由你啦。”
树德峰从这一刻起，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了个深刻的看法，寻思像陈邦坚这样的败类竞可以利用搞“文化大革命”之机登上了权力宝座，而把房炳章那样的者红军打倒，这种“革命”看来是靠不住的。因此，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要把此事查清楚后密报房炳章或者洪敬平的决心。
树德峰于是转换了话题：“老兄，昨天你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决定和你们一起干。当然，我对成功与否并不是抱百分之百的信心的。但是，人生有时就是要碰运气的，我这次就碰一碰运气吧。”
胡业勋紧紧握住了树德峰的手：“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发起行动后，将去国外，今后不会再吃苦了。”
树德峰生怕胡业勋是在试探自己，于是赶紧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的计划、方案，那是核心机密，你不必告诉我，这样对于我而言也意味着安全些。”
胡业勋哈哈大笑：“老兄，你不愧是干过地下工作的，于这一套甚为内行。”
树德峰不露声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好吧，你做一下准备，我要把你弄到九中队去。”
树德峰暗自一惊，望着对方：“这怎么说？”
“九中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大本营，你老兄是块好料，一旦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了。为便于联络，你应当到九中队去。”
“明白了。不过，我是事务犯，你也知道，劳改队事务犯通常是不会调动的，此举会不会引起政府的怀疑？”
“政府？他们怀疑个屁！我讲要调就可以调，你信不信？”
树德峰望着对方，笑而不语。
胡业勋拍板：“好，就这样定了！你做一下准备，今明两天就要调的。”
胡业勋返回九中队后，向高增霞悄悄交代了一下：立即同陈邦坚进言，以树德峰会唱评弹的借日把炊场事务犯树德峰调到小分队来。
高增霞当即遵言而行，这种事情，对于陈邦坚来说，想都不需要想的，马上一口答应，并且亲自给炊场打电话，把树德峰调到了九中队。
树德峰调往九中队后，归文艺小分队管，但由于人账在九中队，所以也被胡业勋拉着做一些事务犯方面的事情，使胡业勋得以腾出心思策划暴狱“大计”。
胡业勋在炊场其实并无“耳报神”，树德峰是暴狱团伙在炊场发展的惟一的对象，他所谓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只不过是对树德峰的虚声恫吓。待到见树德峰并未检举，便对他放心了。树德峰调到九中队后，真的置于暴狱团伙的“控制之内”了，终日在胡业勋的眼皮底下，胡业勋看看他倒无不轨之想，于是彻底放心了。以树德峰的资历和水平，自是超过暴狱团伙的其他核心如郝根相、李鑫之流，胡业勋有些什么拿不准的事情，便和他商量。这样，短短三天内，树德峰就掌握了暴狱团伙的许多机密。
树德峰寻思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得火速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报告了。可是，怎样在不引起胡业勋的怀疑的前提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报告呢？树德峰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察看场部的汽车情况为借口，打着看病的名义去场部一趟。
树德峰对胡业勋一说，胡业勋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想，原想派郝根相去的，但是考虑到郝根相改造表现一般，到了场部恐怕要被押送的干部盯得很紧，无法察看，现在树德峰提出去定一趟，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当时的劳改队，犯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是由事务犯发药的，事务犯认为治不了的，再报告中队部派干部押送农场医院治疗。于是，胡业勋便阻事务犯的名义先向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报告，说树德峰调来小分队前在农场医院住院治疗，现在应当再去复查一趟，免得到演出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少了一档节目。丰韵哪里察知这里面的阴谋，听听说得有理，便点了头，并按照胡业勋的意思去向九中队中队部打了个招呼。中队部自无二话，当下便指派小队长仇鹤押送树德峰去场部。
树德峰预先写了一张三指宽的条子，塞于鞋内。他们是搭乘拖拉机去的。一路上，仇鹤和树德峰聊了聊，得知他原是炊场事务犯，又已经减过刑，料想是个信得过的犯人，便放松了戒备之心，言语间也和气了不少。
到了场部，仇鹤把树德峰带进医院后，问道：“你看什么科？”
“内科。”
“那你自己过去吧，我去一下外科。你看完病后可以到外科来找我。记住，千万不能离开医院，否则给管教科的人逮住了，轻的关你禁闭，重的算你脱逃哩！”
树德峰正中下怀，连忙点头：“明白了，仇队长，你放心吧。”
仇鹤安排好后，匆匆去外科了。一会儿树德峰过去找他时才知道，这位年轻队长并不是去看病的，而是到那里去找他那尚未挑明关系的女朋友——一位女护士聊天的。
树德峰成了脱线鹞子后，一身轻松，也不去内科门诊了，绕了个圈子直接去了内科住院部。住院部门口是有医院劳役犯把守着的，但是这倒难不住树德峰——那个看门的犯人原先是炊场的犯人组长，后来干活时出了工伤，断了一个指头，不能再干炊场的活儿了，于是就留在医院肴门。他看见树德峰，甚是热情，问长问短说了一会儿，也不问树德峰进去干什么，就让他进去了。
树德峰溜进了通往房炳章的病房的那个短短的走廊，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心中窃喜；再一瞅，房炳章的那间病房删的房门虚掩着，便一步步地踅过去，头脑里已经动好了万一碰上那位张看守的托词，就说是来找上次出院时忘记带走的一管牙膏的。
树德峰踅到门口，悄悄往房里一看，里面并没有张看守，房炳章侧身朝里躺在床上，半个脑袋以下都盖着被子。树德峰见状大喜，寻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进去把条子往他被窝里一塞不就解决了，等他醒过来时就看见了。主意打定，树德峰把条子从鞋里取出来，放在衣袋里，正要实施时，忽又想想不妥：房场长醒来或是尚未醒来时一翻身，把条子抖落地下，他本人又不知道，偏偏给张看守进来时发现了，那不惹大麻烦了？他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要当面交给房炳章本人为妥。
这样，树德峰就不得不唤醒房炳章了。他听昕门外没有声音，就一步一步地往床前走去，走到床前，抬手拍了拍枕头。那人马上醒了，一个翻身，睁开眼睛，一看之下面前竟然站着一个犯人，不禁大吃一惊：“哎——”
与此同时，树德峰也是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过矛对方——那人不是房炳章，而是一个他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干部！
原来，房炳章已经于昨天被造反派宣布“病愈”，强迫出院，回到“牛棚”去了。这个病房，昨天就给农场后勤处姜处长住了。这姜处长是1966年9月才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烧到他。最初，姜处长也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缩在一边不敢吭声，后来见陈邦坚等干部造反了，寻思一样是干部，别人能造反，自己为何不能，于是就贴出了《房炳章十大罪状》的大字报。他是农场处级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当时被造反派誉为“后院的点火人”，给他记了一功。这次造反派成立“革委筹”，他是其中一员。只是他在部队是副团级，到了地方升了半级，扶了正。这次在“革委筹”里，按他的想法应当是“核心小组”成员，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能当上常委了，但造反派的观点却是给他一个委员也不错了，由于他在造反方面寸功未建，因此也不敢争辩，不过心里总是窝着一口气，于是就消极对抗，三天两头没病称病，住到医院里来图个清净。哪知昨天傍晚刚住进来，今天午后想睡一觉却碰上了树德峰。
当下，姜处长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指着树德峰怒喝道：“你想干什么？”
树德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条子毁掉，决不能让证据落到对方手里。自从他从胡业勋口中得知“革委筹”第一把手陈邦坚和他们有瓜葛后，意识到农场的形势极为复杂，这么多干部他就信任房炳章和洪敬平。
姜处长又喝问了一遍，树德峰回答道：“我以为这里住着房场长……”
他的话语马上被打断了：“什么‘房场长’？贡嘛嘎农场早就没有这个人了，只有‘走资派’房炳章！你是一个犯人，鬼鬼祟祟找房炳章干什么？”
树德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告政府队长，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房场长住在这间病房，干部叫我护理他，我出院时把一管牙膏忘这里了，今天我是来取的。”
这番话语算不上天衣无缝，一时却也找不刭岔子的。那姜处长转了转眼珠子，目光在病房四处乱转，片刻忽然又喝问：
“你是几时进来的？”
“我刚进来。”
“犯人说的话我怎么信得过？你过来，我要搜一搜，看你偷过我这里什么东西没有。”
一家伙把树德峰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给闹得蹦了起来：乖乖，这能让他搜吗？我进来一趟都要如此大做文章，他一搜搜到了那张条子，还不弄一个翻江倒海？
一时间，树蒋峰无计可施，只得一步步地走过去。他还算机灵，走到对方面前了，把手飞快地从衣兜里伸出来，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那个条子就在姜处长的眼皮底下滑溜到了帽子里了。姜处长伸手搜查了树德峰的各个口袋，没搜到什么东西。
树德峰刚松了一口气时，对方又开口了：“把你的帽子给我，鞋子也脱下来！”
啊？！树德峰又是一个激灵，寻思此番看来真的要出麻烦了，现在，惟一的选择是赶紧拔腿开溜，宁可被他大叫大嚷地让人拦住，也不能白白搜到条子。从开溜到被拦下的过程中，完全有时间来得及把条子塞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不过，拦下后的麻烦也是有的，他无法对此举作出一个圆满的说明，会吃一些苦头，不过应当比条子泄露的麻烦好得多。
树德峰打定主意，正准备行动时，没有料到那胖胖的姜处长动作竟是那么利索，见他呆着不动，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了帽子！不好，树德峰心里暗呼一声，正待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把帽子夺回来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亮的女声：
“姜处长，你的电话。”
姜处长一怔：“电话？谁打来的？”
“不清楚，我给你问一下。”对面屋里的那个女护士对着话筒问了问，又喊道，“姜处长，是陈邦坚主任的电话。”
姜处长一听是陈邦坚的电话，不敢怠慢，看了树德峰一眼，把帽子扔在地下，“给老子滚！以后再这样鬼鬼祟祟的，我叫管教科关你的禁闭！”
树德峰如释重负般地暗吁一口气，弯腰捡起帽子，疾步退出了病房。他走出走廊时，听见姜处长正扯直了喉咙大叫“喂喂”，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觉得好笑，但他也没往深处去想。
树德峰生怕再发生意外，马上钻进了一旁的厕所，把条子撕碎后扔进了便池。走出来时，树德峰的腰挺得直了些，现在，即使姜处长再来找他，他也不怕了。
树德峰刚走到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洪敬平。这位靠边的管教科长手拿一条旧手巾，另一手提着一个水桶，看样子是正在擦拭玻璃窗。树德峰心中一喜，却因旁边有人经过而不敢吭声，甚至连眼色也不便使。他按照犯人的规矩，退立一侧，给洪敬平让路。那洪敬平更是像从未见过树德峰一样，瞅都不瞅他一眼，径直而行，但就在与树德峰擦面而过的时候，突然如闪电般地递过一个眼色！
地下工作出身的树德峰读懂了这个眼色中所包含的意思：跟我过来！
树德峰假装没有懂那层意思，依旧往前走，却借玻璃窗的反光看着洪敬平走进了走廊另一侧的厕所，他于是从另一头绕过去，也进了厕所。
厕所里没有人，只有洪敬平站在水池前慢条斯理地搓洗抹布。树德峰轻声叫了声“洪科长”，蹲到了一个坑位上。洪敬平仍然看都没看他，嘴里问道：“条子销毁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您……您怎么知道？”
“呵呵，要不是我冒充陈邦坚给他打一个接不到的电话，你这会儿还能蹲在这里？”原来，树德峰一进医院，就已经被正在劳动的洪敬平瞟见了，他料想对方多半是有事要说，却不便公开招呼他，便悄然尾随其后，哪知被医院的一个造反派拦住说了几句话，再过去时已经晚了，树德峰已被姜处长拦下在搜身了。他见树德峰那样一副不利索的样子，情知有碍，急中生智就钻到另一间屋子里冒充陈邦坚给姜处长打了一个电话。
树德峰恍然大悟：“洪科长，原来是您为我解了围……”
洪敬平打断道：“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树德峰于是三言两语把暴狱团伙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说到了陈邦坚与之有瓜葛之事。当洪敬平听说此节时，眉峰明显地耸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
树德峰说完后，望着洪敬平：“洪科长，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行动了，请您迅速报告房场长。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也请随时吩咐下来。”
洪敬平点了点头：“树德峰，你辛苦了！接下去，你还要密切注意这帮家伙的动静，有新的动向马上设法报告。不过，房场长已经重新关进‘牛棚，了……”
洪敬平说到这里，突然刹住话头，拎起已经盛满了水的木桶，大步走了出去——原来是有人进来了！
至此，树德峰使命算是完成了。他便去内科看了病，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外科找仇鹤。仇鹤跟那位护士谈得正热络，但看看时间不早了，生怕走晚了搭不上车，只好“忍痛割爱”， 和小护士告别，带着树德峰上路回返。
树德峰回到九中队，已是开晚饭时分了。他是在文艺小分队吃饭的，便过去吃了他那份简单的份饭。还没吃完，王皮儿已经出现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了，树德峰知道这个暴狱团伙的通讯员必定是奉胡业勋之命来召他的，便三口两口吃完了，去了事务室。
胡业勋一见面就问：“探得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树德峰其实根本没去察看过场部的汽车情况，这会儿现编着蒙对方，“场部原有八辆汽车，现在已经坏了四辆，因为缺少零件而不能修理；剩下的四辆中，一辆小车原是场部领导使用的，现由医院掌握着，停在干部家属大院里，主要用于往各中队出急诊的，也去县城购买药品；另外三辆，两辆是卡车，由后勤处掌管，平时就停在场部后面的坝子上；还有一辆小吉普，已经成为场‘革委筹’的专用车，整日在外面乱开，停回场部的时间没准。”
胡业勋对树德峰十分信任，没意识到这是在胡编乱造，点头道：“好！只要能搞到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卡车，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基本上解决了，不够的话，还可以弄拖拉机。当然，拖拉机的速度太慢。”
胡业勋甚为兴奋，说着说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些燃烧瓶和毒液枪：所谓“燃烧瓶”，是用柴油灌在瓶子里，再塞满棉花、碎布；“毒液枪”则是以农药灌在大号注射器里，使用时喷射而出。
这些内容，已使树德峰昕得暗自惊心，’接下来胡业勋所说出的话语，便令他目瞪口呆了——
“现在，大体上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计划于最近行动！”
“哦——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来月吧。”
树德峰一听还有半个月时间，寻思报告上去还来得及，心里渐渐定了下来。这时，值班队长进来找事务犯说话，他便走了。
但是，树德峰碰到的问题是他无法见到房炳幸或者洪敬平。刚去场部医院看过病，总不能再去看一次病，即使中队部同意，也会引起胡业勋的怀疑。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下半夜两点多，还没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熬不住倦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次日上午，树德峰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床沿口发呆时，突然接到通知：速速做好准备，早饭后去八中队向农场“革委筹” 领导班子作汇报演出。
树德峰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洪敬平的妻子，我何不通过陈中队长向她丈夫捎上一句隐语，让洪敬平明白事态的进展情况，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估计会设法跟我取得联系的。洪科长虽然已经靠边劳动，但是行动自由比我这个囚犯总大一些，再说他又有许多干部间的关系。
主意打定，树德峰便做准备，这回他不敢再写条子了，想了又想，把内容浓缩于一句话中：“只有半个月！”
上午8点半，犯人小分队一行23人离开九中队，前往八中队作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背景其实是造反新贵陈邦坚为了对自己在八中队玩弄女犯人的行为有一个搪塞的理由，于是想出了搞一次演出，把农场“革委筹”的成员都请往八中队看一看，作为自己“蹲点”的成绩，也带有粉饰太平的意思。自从房炳章抓了王皮儿的典型，贡嘛嘎农场的逃跑案件势头确实给压住了，之后只发生了两起脱逃案件，还未逃出农场地界就给抓住了。这其实应当是房炳章的功劳，尽管王皮儿是有问题的，但当时谁都不清楚，可是陈邦坚却利用时间差把这笔账记在他的名下。
当时，农场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无论干部还是囚犯，都渴望得到改善，所以小分队的演出对于八中队干部犯人而言，就成了一桩大事、喜事。整个中队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那就是中队长陈翔洁。她对于陈邦坚在她的地盘内如此活动有所耳闻，但无法阻止，也不敢发作，心里总压着一股火；另外，丈夫洪敬平的遭遇也使她忿忿不平，终日担心。因此，陈翔洁对于这种演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因为是上级布置下的一项工作而不得不执行。前一天，陈翔洁就已经对今天的执勤作了安排：全中队干部都可以看演出，监区大门由警卫队负责，中队无须操心；文艺小分队男女大防的监控措施，由她亲自执行，她待在演员休息室里盯着。
如此安排，正好给树德峰和陈翔洁的对话提供了方便。树德峰见陈翔洁待在休息室里，便乘等着上场的机会拿了把扫帚扫地，渐渐踅近陈翔洁。陈翔洁并不认识树德峰，但见这个犯人很勤快，便注意上了，见他扫到面前了，就随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我叫树德峰。”
陈翔洁马上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丈夫给她打电话要她询问炊场犯人树德峰一节，寻思不知是不是面前这个犯人，“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是炊场的，最近政府把我调到文艺小分队了，现在人账在九中队。”
陈翔洁点点头：“哦，我听说过你。”
树德峰不知道洪敬平深夜打电话一节，寻思还是赶快把话说完了事，便问道：“陈中队长，洪科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最近他好吗？”
陈翔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飞眼瞥了瞥室内另一角正在化妆的几个犯人，压低声音道：“他和房场长都被严管了！”
“啊！！”树德峰倒抽了一口冷气。
第七章
九中队干部小李的死亡纯属偶然——
一星期前，小李的堂兄结婚，他前往贺喜，兼带相帮操办喜事。堂兄家的后面有一条二十来米宽的河，河面算不上宽，水也流得很平稳，可是却很深，最浅处也有三米。那天，小李去河边洗菜，河对岸有四个小孩在玩一条小船。他们玩得非常开心，清澈的河面上飘荡着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忽然噗通一声，笑声变成了哭叫声，一个最小的孩子掉进了河里。船上最大的那个小孩（后来知道是落水孩子的姐姐）随即跳火水中相救。其实她也不会水，于是姐弟俩互相揪在一起，在河中时沉时浮。
小李一看不对头，二话不说，连衣服也顾不上脱，立马跳河营救。小李的水性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三脚猫”级别，又没有脱衣服，但竟然让他抓住了落水者，并且把姐弟俩推送到了小船旁，使两人得以攀住了船帮。可是，小李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马灯，连往前迈一步之距的能力也丧失了。终于在离小船仅一米距离处没入了河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刚刚从海南岛传到贡嘛嘎农场。经办者当即派人急送正在八中队“蹲点”的陈邦坚那里，陈邦坚一看，说小李的牺牲是贡嘛嘎农场的光荣，应该在农场干部中掀起向李震岩同志学习的热潮，于是便安排在农场场部刷起了“向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李震岩同志学习”的大幅标语。
庞萍是看到标语后才知道小李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的，大惊之下，她竟不敢相信，特地去了政治处，向那位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事悄悄打听，证实消息不谬，于是长叹一声，打消了去县城的主意。
按理说，庞萍应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房炳章的。但是，房炳章住的单人病房相当于“牛棚”，是隔离了的，庞萍无法进去，一直到次日上午，才托一个信得过又胆大的护士，借送药的机会捎了张条子进去。
这个消息，对于房炳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他竞产生了六神无主的感觉，呆呆地倚靠在病床上，不知如何才好。好一阵，他才恢复了镇定，寻思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现在，这件事只有通过炊场事务犯树德峰去做了，靠树德峰的特殊身份去收集暴狱阴谋者的证据，了解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一举解决。
房炳章当然也考虑到了其实并未完全解决的那个疑虑：如果树德峰是受对方指派而来摸底甚至施计行恶的，事到如今那也只好认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件事就完全做不下去了。
可是，树德峰已经在今天上午出院返回炊场去了，如何和他取得联系，显然又是一个问题。房炳章思忖良久，最后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洪敬平去办。尽管洪敬平也已经靠边监督劳动，但是他还没有送进“牛棚”，而且洪敬平的妻子陈翔洁是八中队中队长，夫妻两人一起做那件事，大概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样重要的事情，靠条子是写不清的，也不安全，得叫洪敬平设法混进病房来，当面交代。于是，房炳章便写了一张条子，等那个护士进来收去药具时，悄悄塞了过去。
这张条子是写给庞萍的，由庞萍向洪敬平转达。洪敬平还在医院劳动，庞萍找个机会向他转达后，他不想再麻烦庞萍施计，便于深夜攀墙越窗而人，来到了房炳章的病榻前。当时房炳章因为已经可以自己起床动动了，树德峰出院后也没有另外派犯人服侍，那个姓张的看守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所以两人得以放松的谈话，交换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洪敬平同意房炳章起用树德峰的方案，他对于树德峰比较了解，说树德峰应该是靠得住的。至于如何通知他，那倒是个问题，靠陈翔洁是不行的，因为她虽然当着中队长，但劳改队历来的规矩是男女大防甚为注意，不但不允许男干部无端接触女犯人，也不允许女干部无端接触男犯人。陈翔洁平时从来不去炊场，现在突然去那里，而且跟树德峰接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房炳章想想也是，皱眉道：“那怎么办？小洪，你再想想看。”
洪敬平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叫陈翔浩找小林解决这件事，让他设法找一个借口安排树德峰再来一趟医院，然后设法和他单独谈一谈。”
“小林是谁？”
“小林是农场的干部，是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私交也不错，我想他肯帮忙的。”
房炳章点头：“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小伙子行，那就这样吧。”
洪敬平是侦察兵出身，胆子一向大，当下一算今晚妻子正轮到值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医院后干脆直往管教科，爬窗而入，往八中队打了个电话，关照陈翔洁次日去找小林，要对方安排事务犯树德峰速往场部医院看病。陈翔洁对洪敬平和房炳章正在调查的事情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丈夫最近有心事，但她向来非常信任洪敬平，所以也不问什么，点头同意了。
陈翔洁放下电话，寻思还不如马上往炊场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正好碰上小林值班，那就直接说一说就是了。否则如果真的是他值班，明天上午反倒找不到他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电话打过去，真的是小林值班！不过，陈翔洁一说意思，得到的回答却是令她瞠目结舌——
“陈中，对不起啊，那个犯人已经调到九中队去了呀。”
“什么？调走了？”
“是的，确切一点说，也不是调九中队，而是调到文艺小分队去了。因为小分队在九中队，所以人账统统划在九中队，这样，也就算是九中队的人了。”
在劳改队，通常很少进行中队之间的犯人调动，事务犯更是不大可能调到外中队去的，尤其是像树德峰这样很称职并且受干部器重的事务犯。陈翔洁作为中队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是，现在树德峰却给调动了，因此她觉得有些奇怪。稍一停顿，她问道：
“他是几时调过去的？”
“就是今天，是‘革委筹’直接打电话过来调走的。我们炊场还感到可惜呢，这个犯人改造表现一向不错，能力也强，现在，我们一时找不到像他那样的犯人来当事务犯了。”
陈翔洁虽然不清楚洪敬平要她做这件事的原因，但她意识到这件事的后面肯定大有文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她便决定次日一早交班后立刻回家，向丈夫通报这件事。
次日一早，陈翔洁交了班，搭乘接送住在场部家属大院的干部的汽车返回场部。她的家也在场部家属大院，回家后，她悄悄叫邻居的儿子前往场部，暗地通知洪敬平回家一次。
一会儿，洪敬平就溜回来了。他听妻子把情况一复述，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件事看来是跟暴狱阴谋有关系的，得赶快通报房炳章，商议如何对付。
洪敬平连口水也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家门。
话分两头，需要说一说树德峰调往九中队的原因——
其时，以胡业勋为首的暴狱团伙，已经发展了56名成员，暴狱方案也几经修改后基本定下。但是，暴狱方案中有一个问题一时难“得到解决：计划劫持两辆汽车，考虑到到时候是真刀真枪动手，伤亡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准备三名驾驶员。胡业勋屈指算了算，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的却只有两个暴狱分子，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物色一个精通驾驶技术的犯人参加到暴狱团伙中来。
胡业勋把这个想法跟同伙郝根相说起，郝根相想起了树德峰，说以前他去炊场修理机器时跟树德峰聊天时，听对方说过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会开汽车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配有一辆汽车，因此驾驶技术料想不错，
胡业勋和树德峰作为两个中队的事务犯，因为交往比较多，算是大墙里的好朋友，对树德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连判决书都看过。想想从树德峰的案由、刑期和家庭状况（树德峰的妻子已经跟他离婚，所有家人也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来看，是有将其发展入伙的基础的。于是，胡业勋便在树德蜂出院的当天下午找了个借口被干部获准前往炊场。
树德峰对胡业勋的突然来访感到突然，一时吃不准对方的用意。他再聪明，也没想到过对方竟会把暴狱脑筋动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树德峰正在事务室里算犯人本月的大账，算盘打得哗啦啦响，见胡业勋进门，便招呼先坐一坐，他马上做完账了。
片刻，树德峰做完了账，于是两人就聊起来。胡业勋先询问了树德峰的身体恢复情况，然后又打听农场医院和场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接着，胡业勋又说到了九中队干部小李之死，言语间虽然带着惋惜之意，但是眉宇间却隐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瞒不过树德峰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最初，树德峰根本不曾想到胡业勋会是暴狱团伙成员，但现在这么一来，他心中对胡业勋的这次来访产生了警惕，寻思这家伙作兴会有新话题提出来的。
一会儿，胡业勋果然开口说到“外面的形势”，就是他从王皮儿那里套问着的那一些，另外再增加一些他自己添油加醋的内容。树德峰听着，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家伙有可能是来当说客的，要我也参加他们的暴狱阴谋。果然，胡业勋接着又说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前途，说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光明前途”（按：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的原话应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正恰恰相反。
榭德峰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来意了，他心中窃喜，寻思这真是“天助我也”了，如果对方把他发展为暴狱团伙的成员，他就随时可以掌握情况，便于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密报。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树德峰故意附和着说了一些与对方意思相同的话语。
那胡业勋也是利令智昏，只从“案由、囚犯”这个方面去考虑了树德峰的情况，没有想到对方乃是一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并且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特殊角色，和他以及“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军统特务李鑫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下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竟然就摊牌了，说了自己的暴狱计划。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的为人和活动能量，听他如此这般一说，已经判明对方不但是暴狱团伙成员，而且一定是主要策划者，于是添了一份担心，寻思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的话，成功与否不清楚，但是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但长期的经验使他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只在脸上露出了一种略略吃惊的神情，问道：“老兄，你要我参与此事，出于什么用意呢？”
“我们要发挥你的作用，你是一个人才！”
树德峰笑道：“不错，我确实打过仗，会打枪，枪法曾经也有过一点水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身体差了，跑不动，也打不过人家。”
“不！你有你的作用，其他不说，你的一手驾驶技术就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们的行动如若想成功，一定得动用汽车啊，你说呢？”
树德峰终于明白暴狱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件事的发动就在早晚之间了。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答应次日给胡业勋一个答复。
胡业勋微微一笑：“老兄，你若是借此机会想向人民政府邀功讨好，来个密报什么的话，我们这边可要采取极端措施的！任观义你是知道的，他的死亡就是想密报者的必然下场。”
树德峰也是微笑：“你说得对，我相信的。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似乎用不着担心这类问题了，你说呢？”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次跟你交谈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老兄，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我在你们这里可是有耳报神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树德峰笑道：“我想也是这样的。”心里却在说，他妈的，你们强大，怎么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胡业勋走到门口看了看，缩回来，“还有一件事要向老兄略作透露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小陈。”
“小陈是谁？”
“就是陈邦坚，原来四中队的小队长，现在担任着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任。他的权力相当于原先的场长、政委。”
这下，树德峰真的大吃一惊了：“什么？他也参加行动？”
胡业勋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已经控制’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走了，明天上午，我再过来一次，听你的回音。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说过了，你也就是参加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好办，我们联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老兄，我出于对你的尊重，还是要跑一次。”
胡业勋说得那么有把握，连神情都是很自然的。这倒不是他装出来对树德峰虚声恫吓的，在暴狱团伙所发展的那些成员中，确实一说就中，没有一个打回票的。
当晚，树德峰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参加暴狱团伙。这对于树德峰而言，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当年他在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搞地下工作，因为暴狱阴谋一旦在他挺身而出举报前败露的话，他根本无法分辩自己的一片真心，他也不可能把房炳章牵出来为他作证。因为以房炳章的处境，一旦被牵出来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把房炳章也搭进去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把房炳章作为“暴狱团伙”的“后台”、“黑手”之类置于死地。但是，树德峰为了查清暴狱阴谋，决定冒一次险，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次日，胡业勋果然再次来到炊场。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引人注意的目的，他是随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的。后来知道，文艺小分队赴炊场的这次演出，是胡业勋授意高增霞特意安排的。胡业勋因为是“编剧”，也算是小分队成员，所以也跟着过来了。小分队有女犯，一到炊场便成为“众目之的”，于是干部便如临大敌般地盯住了男犯，这样，胡业勋便有机会再次和树德峰谈昨天未决的那桩大事。
胡业勋开头谈的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问树德峰：“那个姓高的小分队长怎么样？”
树德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怎么样’？”
“她是上海人，长相如何，风度怎样？”
树德峰回忆着高增霞的形象，点头道：“还可以吧——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年女人而言。不过，她再怎么样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呢？她已经把陈邦坚拴在她的裤带上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是吗？”
“信不信由你啦。”
树德峰从这一刻起，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了个深刻的看法，寻思像陈邦坚这样的败类竞可以利用搞“文化大革命”之机登上了权力宝座，而把房炳章那样的者红军打倒，这种“革命”看来是靠不住的。因此，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要把此事查清楚后密报房炳章或者洪敬平的决心。
树德峰于是转换了话题：“老兄，昨天你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决定和你们一起干。当然，我对成功与否并不是抱百分之百的信心的。但是，人生有时就是要碰运气的，我这次就碰一碰运气吧。”
胡业勋紧紧握住了树德峰的手：“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发起行动后，将去国外，今后不会再吃苦了。”
树德峰生怕胡业勋是在试探自己，于是赶紧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的计划、方案，那是核心机密，你不必告诉我，这样对于我而言也意味着安全些。”
胡业勋哈哈大笑：“老兄，你不愧是干过地下工作的，于这一套甚为内行。”
树德峰不露声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好吧，你做一下准备，我要把你弄到九中队去。”
树德峰暗自一惊，望着对方：“这怎么说？”
“九中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大本营，你老兄是块好料，一旦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了。为便于联络，你应当到九中队去。”
“明白了。不过，我是事务犯，你也知道，劳改队事务犯通常是不会调动的，此举会不会引起政府的怀疑？”
“政府？他们怀疑个屁！我讲要调就可以调，你信不信？”
树德峰望着对方，笑而不语。
胡业勋拍板：“好，就这样定了！你做一下准备，今明两天就要调的。”
胡业勋返回九中队后，向高增霞悄悄交代了一下：立即同陈邦坚进言，以树德峰会唱评弹的借日把炊场事务犯树德峰调到小分队来。
高增霞当即遵言而行，这种事情，对于陈邦坚来说，想都不需要想的，马上一口答应，并且亲自给炊场打电话，把树德峰调到了九中队。
树德峰调往九中队后，归文艺小分队管，但由于人账在九中队，所以也被胡业勋拉着做一些事务犯方面的事情，使胡业勋得以腾出心思策划暴狱“大计”。
胡业勋在炊场其实并无“耳报神”，树德峰是暴狱团伙在炊场发展的惟一的对象，他所谓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只不过是对树德峰的虚声恫吓。待到见树德峰并未检举，便对他放心了。树德峰调到九中队后，真的置于暴狱团伙的“控制之内”了，终日在胡业勋的眼皮底下，胡业勋看看他倒无不轨之想，于是彻底放心了。以树德峰的资历和水平，自是超过暴狱团伙的其他核心如郝根相、李鑫之流，胡业勋有些什么拿不准的事情，便和他商量。这样，短短三天内，树德峰就掌握了暴狱团伙的许多机密。
树德峰寻思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得火速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报告了。可是，怎样在不引起胡业勋的怀疑的前提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报告呢？树德峰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察看场部的汽车情况为借口，打着看病的名义去场部一趟。
树德峰对胡业勋一说，胡业勋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想，原想派郝根相去的，但是考虑到郝根相改造表现一般，到了场部恐怕要被押送的干部盯得很紧，无法察看，现在树德峰提出去定一趟，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当时的劳改队，犯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是由事务犯发药的，事务犯认为治不了的，再报告中队部派干部押送农场医院治疗。于是，胡业勋便阻事务犯的名义先向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报告，说树德峰调来小分队前在农场医院住院治疗，现在应当再去复查一趟，免得到演出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少了一档节目。丰韵哪里察知这里面的阴谋，听听说得有理，便点了头，并按照胡业勋的意思去向九中队中队部打了个招呼。中队部自无二话，当下便指派小队长仇鹤押送树德峰去场部。
树德峰预先写了一张三指宽的条子，塞于鞋内。他们是搭乘拖拉机去的。一路上，仇鹤和树德峰聊了聊，得知他原是炊场事务犯，又已经减过刑，料想是个信得过的犯人，便放松了戒备之心，言语间也和气了不少。
到了场部，仇鹤把树德峰带进医院后，问道：“你看什么科？”
“内科。”
“那你自己过去吧，我去一下外科。你看完病后可以到外科来找我。记住，千万不能离开医院，否则给管教科的人逮住了，轻的关你禁闭，重的算你脱逃哩！”
树德峰正中下怀，连忙点头：“明白了，仇队长，你放心吧。”
仇鹤安排好后，匆匆去外科了。一会儿树德峰过去找他时才知道，这位年轻队长并不是去看病的，而是到那里去找他那尚未挑明关系的女朋友——一位女护士聊天的。
树德峰成了脱线鹞子后，一身轻松，也不去内科门诊了，绕了个圈子直接去了内科住院部。住院部门口是有医院劳役犯把守着的，但是这倒难不住树德峰——那个看门的犯人原先是炊场的犯人组长，后来干活时出了工伤，断了一个指头，不能再干炊场的活儿了，于是就留在医院肴门。他看见树德峰，甚是热情，问长问短说了一会儿，也不问树德峰进去干什么，就让他进去了。
树德峰溜进了通往房炳章的病房的那个短短的走廊，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心中窃喜；再一瞅，房炳章的那间病房删的房门虚掩着，便一步步地踅过去，头脑里已经动好了万一碰上那位张看守的托词，就说是来找上次出院时忘记带走的一管牙膏的。
树德峰踅到门口，悄悄往房里一看，里面并没有张看守，房炳章侧身朝里躺在床上，半个脑袋以下都盖着被子。树德峰见状大喜，寻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进去把条子往他被窝里一塞不就解决了，等他醒过来时就看见了。主意打定，树德峰把条子从鞋里取出来，放在衣袋里，正要实施时，忽又想想不妥：房场长醒来或是尚未醒来时一翻身，把条子抖落地下，他本人又不知道，偏偏给张看守进来时发现了，那不惹大麻烦了？他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要当面交给房炳章本人为妥。
这样，树德峰就不得不唤醒房炳章了。他听昕门外没有声音，就一步一步地往床前走去，走到床前，抬手拍了拍枕头。那人马上醒了，一个翻身，睁开眼睛，一看之下面前竟然站着一个犯人，不禁大吃一惊：“哎——”
与此同时，树德峰也是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过矛对方——那人不是房炳章，而是一个他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干部！
原来，房炳章已经于昨天被造反派宣布“病愈”，强迫出院，回到“牛棚”去了。这个病房，昨天就给农场后勤处姜处长住了。这姜处长是1966年9月才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烧到他。最初，姜处长也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缩在一边不敢吭声，后来见陈邦坚等干部造反了，寻思一样是干部，别人能造反，自己为何不能，于是就贴出了《房炳章十大罪状》的大字报。他是农场处级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当时被造反派誉为“后院的点火人”，给他记了一功。这次造反派成立“革委筹”，他是其中一员。只是他在部队是副团级，到了地方升了半级，扶了正。这次在“革委筹”里，按他的想法应当是“核心小组”成员，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能当上常委了，但造反派的观点却是给他一个委员也不错了，由于他在造反方面寸功未建，因此也不敢争辩，不过心里总是窝着一口气，于是就消极对抗，三天两头没病称病，住到医院里来图个清净。哪知昨天傍晚刚住进来，今天午后想睡一觉却碰上了树德峰。
当下，姜处长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指着树德峰怒喝道：“你想干什么？”
树德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条子毁掉，决不能让证据落到对方手里。自从他从胡业勋口中得知“革委筹”第一把手陈邦坚和他们有瓜葛后，意识到农场的形势极为复杂，这么多干部他就信任房炳章和洪敬平。
姜处长又喝问了一遍，树德峰回答道：“我以为这里住着房场长……”
他的话语马上被打断了：“什么‘房场长’？贡嘛嘎农场早就没有这个人了，只有‘走资派’房炳章！你是一个犯人，鬼鬼祟祟找房炳章干什么？”
树德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告政府队长，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房场长住在这间病房，干部叫我护理他，我出院时把一管牙膏忘这里了，今天我是来取的。”
这番话语算不上天衣无缝，一时却也找不刭岔子的。那姜处长转了转眼珠子，目光在病房四处乱转，片刻忽然又喝问：
“你是几时进来的？”
“我刚进来。”
“犯人说的话我怎么信得过？你过来，我要搜一搜，看你偷过我这里什么东西没有。”
一家伙把树德峰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给闹得蹦了起来：乖乖，这能让他搜吗？我进来一趟都要如此大做文章，他一搜搜到了那张条子，还不弄一个翻江倒海？
一时间，树蒋峰无计可施，只得一步步地走过去。他还算机灵，走到对方面前了，把手飞快地从衣兜里伸出来，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那个条子就在姜处长的眼皮底下滑溜到了帽子里了。姜处长伸手搜查了树德峰的各个口袋，没搜到什么东西。
树德峰刚松了一口气时，对方又开口了：“把你的帽子给我，鞋子也脱下来！”
啊？！树德峰又是一个激灵，寻思此番看来真的要出麻烦了，现在，惟一的选择是赶紧拔腿开溜，宁可被他大叫大嚷地让人拦住，也不能白白搜到条子。从开溜到被拦下的过程中，完全有时间来得及把条子塞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不过，拦下后的麻烦也是有的，他无法对此举作出一个圆满的说明，会吃一些苦头，不过应当比条子泄露的麻烦好得多。
树德峰打定主意，正准备行动时，没有料到那胖胖的姜处长动作竟是那么利索，见他呆着不动，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了帽子！不好，树德峰心里暗呼一声，正待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把帽子夺回来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亮的女声：
“姜处长，你的电话。”
姜处长一怔：“电话？谁打来的？”
“不清楚，我给你问一下。”对面屋里的那个女护士对着话筒问了问，又喊道，“姜处长，是陈邦坚主任的电话。”
姜处长一听是陈邦坚的电话，不敢怠慢，看了树德峰一眼，把帽子扔在地下，“给老子滚！以后再这样鬼鬼祟祟的，我叫管教科关你的禁闭！”
树德峰如释重负般地暗吁一口气，弯腰捡起帽子，疾步退出了病房。他走出走廊时，听见姜处长正扯直了喉咙大叫“喂喂”，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觉得好笑，但他也没往深处去想。
树德峰生怕再发生意外，马上钻进了一旁的厕所，把条子撕碎后扔进了便池。走出来时，树德峰的腰挺得直了些，现在，即使姜处长再来找他，他也不怕了。
树德峰刚走到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洪敬平。这位靠边的管教科长手拿一条旧手巾，另一手提着一个水桶，看样子是正在擦拭玻璃窗。树德峰心中一喜，却因旁边有人经过而不敢吭声，甚至连眼色也不便使。他按照犯人的规矩，退立一侧，给洪敬平让路。那洪敬平更是像从未见过树德峰一样，瞅都不瞅他一眼，径直而行，但就在与树德峰擦面而过的时候，突然如闪电般地递过一个眼色！
地下工作出身的树德峰读懂了这个眼色中所包含的意思：跟我过来！
树德峰假装没有懂那层意思，依旧往前走，却借玻璃窗的反光看着洪敬平走进了走廊另一侧的厕所，他于是从另一头绕过去，也进了厕所。
厕所里没有人，只有洪敬平站在水池前慢条斯理地搓洗抹布。树德峰轻声叫了声“洪科长”，蹲到了一个坑位上。洪敬平仍然看都没看他，嘴里问道：“条子销毁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您……您怎么知道？”
“呵呵，要不是我冒充陈邦坚给他打一个接不到的电话，你这会儿还能蹲在这里？”原来，树德峰一进医院，就已经被正在劳动的洪敬平瞟见了，他料想对方多半是有事要说，却不便公开招呼他，便悄然尾随其后，哪知被医院的一个造反派拦住说了几句话，再过去时已经晚了，树德峰已被姜处长拦下在搜身了。他见树德峰那样一副不利索的样子，情知有碍，急中生智就钻到另一间屋子里冒充陈邦坚给姜处长打了一个电话。
树德峰恍然大悟：“洪科长，原来是您为我解了围……”
洪敬平打断道：“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树德峰于是三言两语把暴狱团伙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说到了陈邦坚与之有瓜葛之事。当洪敬平听说此节时，眉峰明显地耸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
树德峰说完后，望着洪敬平：“洪科长，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行动了，请您迅速报告房场长。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也请随时吩咐下来。”
洪敬平点了点头：“树德峰，你辛苦了！接下去，你还要密切注意这帮家伙的动静，有新的动向马上设法报告。不过，房场长已经重新关进‘牛棚，了……”
洪敬平说到这里，突然刹住话头，拎起已经盛满了水的木桶，大步走了出去——原来是有人进来了！
至此，树德峰使命算是完成了。他便去内科看了病，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外科找仇鹤。仇鹤跟那位护士谈得正热络，但看看时间不早了，生怕走晚了搭不上车，只好“忍痛割爱”， 和小护士告别，带着树德峰上路回返。
树德峰回到九中队，已是开晚饭时分了。他是在文艺小分队吃饭的，便过去吃了他那份简单的份饭。还没吃完，王皮儿已经出现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了，树德峰知道这个暴狱团伙的通讯员必定是奉胡业勋之命来召他的，便三口两口吃完了，去了事务室。
胡业勋一见面就问：“探得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树德峰其实根本没去察看过场部的汽车情况，这会儿现编着蒙对方，“场部原有八辆汽车，现在已经坏了四辆，因为缺少零件而不能修理；剩下的四辆中，一辆小车原是场部领导使用的，现由医院掌握着，停在干部家属大院里，主要用于往各中队出急诊的，也去县城购买药品；另外三辆，两辆是卡车，由后勤处掌管，平时就停在场部后面的坝子上；还有一辆小吉普，已经成为场‘革委筹’的专用车，整日在外面乱开，停回场部的时间没准。”
胡业勋对树德峰十分信任，没意识到这是在胡编乱造，点头道：“好！只要能搞到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卡车，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基本上解决了，不够的话，还可以弄拖拉机。当然，拖拉机的速度太慢。”
胡业勋甚为兴奋，说着说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些燃烧瓶和毒液枪：所谓“燃烧瓶”，是用柴油灌在瓶子里，再塞满棉花、碎布；“毒液枪”则是以农药灌在大号注射器里，使用时喷射而出。
这些内容，已使树德峰昕得暗自惊心，’接下来胡业勋所说出的话语，便令他目瞪口呆了——
“现在，大体上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计划于最近行动！”
“哦——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来月吧。”
树德峰一听还有半个月时间，寻思报告上去还来得及，心里渐渐定了下来。这时，值班队长进来找事务犯说话，他便走了。
但是，树德峰碰到的问题是他无法见到房炳幸或者洪敬平。刚去场部医院看过病，总不能再去看一次病，即使中队部同意，也会引起胡业勋的怀疑。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下半夜两点多，还没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熬不住倦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次日上午，树德峰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床沿口发呆时，突然接到通知：速速做好准备，早饭后去八中队向农场“革委筹” 领导班子作汇报演出。
树德峰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洪敬平的妻子，我何不通过陈中队长向她丈夫捎上一句隐语，让洪敬平明白事态的进展情况，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估计会设法跟我取得联系的。洪科长虽然已经靠边劳动，但是行动自由比我这个囚犯总大一些，再说他又有许多干部间的关系。
主意打定，树德峰便做准备，这回他不敢再写条子了，想了又想，把内容浓缩于一句话中：“只有半个月！”
上午8点半，犯人小分队一行23人离开九中队，前往八中队作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背景其实是造反新贵陈邦坚为了对自己在八中队玩弄女犯人的行为有一个搪塞的理由，于是想出了搞一次演出，把农场“革委筹”的成员都请往八中队看一看，作为自己“蹲点”的成绩，也带有粉饰太平的意思。自从房炳章抓了王皮儿的典型，贡嘛嘎农场的逃跑案件势头确实给压住了，之后只发生了两起脱逃案件，还未逃出农场地界就给抓住了。这其实应当是房炳章的功劳，尽管王皮儿是有问题的，但当时谁都不清楚，可是陈邦坚却利用时间差把这笔账记在他的名下。
当时，农场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无论干部还是囚犯，都渴望得到改善，所以小分队的演出对于八中队干部犯人而言，就成了一桩大事、喜事。整个中队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那就是中队长陈翔洁。她对于陈邦坚在她的地盘内如此活动有所耳闻，但无法阻止，也不敢发作，心里总压着一股火；另外，丈夫洪敬平的遭遇也使她忿忿不平，终日担心。因此，陈翔洁对于这种演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因为是上级布置下的一项工作而不得不执行。前一天，陈翔洁就已经对今天的执勤作了安排：全中队干部都可以看演出，监区大门由警卫队负责，中队无须操心；文艺小分队男女大防的监控措施，由她亲自执行，她待在演员休息室里盯着。
如此安排，正好给树德峰和陈翔洁的对话提供了方便。树德峰见陈翔洁待在休息室里，便乘等着上场的机会拿了把扫帚扫地，渐渐踅近陈翔洁。陈翔洁并不认识树德峰，但见这个犯人很勤快，便注意上了，见他扫到面前了，就随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我叫树德峰。”
陈翔洁马上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丈夫给她打电话要她询问炊场犯人树德峰一节，寻思不知是不是面前这个犯人，“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是炊场的，最近政府把我调到文艺小分队了，现在人账在九中队。”
陈翔洁点点头：“哦，我听说过你。”
树德峰不知道洪敬平深夜打电话一节，寻思还是赶快把话说完了事，便问道：“陈中队长，洪科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最近他好吗？”
陈翔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飞眼瞥了瞥室内另一角正在化妆的几个犯人，压低声音道：“他和房场长都被严管了！”
“啊！！”树德峰倒抽了一口冷气。
九中队干部小李的死亡纯属偶然——
一星期前，小李的堂兄结婚，他前往贺喜，兼带相帮操办喜事。堂兄家的后面有一条二十来米宽的河，河面算不上宽，水也流得很平稳，可是却很深，最浅处也有三米。那天，小李去河边洗菜，河对岸有四个小孩在玩一条小船。他们玩得非常开心，清澈的河面上飘荡着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忽然噗通一声，笑声变成了哭叫声，一个最小的孩子掉进了河里。船上最大的那个小孩（后来知道是落水孩子的姐姐）随即跳火水中相救。其实她也不会水，于是姐弟俩互相揪在一起，在河中时沉时浮。
小李一看不对头，二话不说，连衣服也顾不上脱，立马跳河营救。小李的水性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三脚猫”级别，又没有脱衣服，但竟然让他抓住了落水者，并且把姐弟俩推送到了小船旁，使两人得以攀住了船帮。可是，小李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马灯，连往前迈一步之距的能力也丧失了。终于在离小船仅一米距离处没入了河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刚刚从海南岛传到贡嘛嘎农场。经办者当即派人急送正在八中队“蹲点”的陈邦坚那里，陈邦坚一看，说小李的牺牲是贡嘛嘎农场的光荣，应该在农场干部中掀起向李震岩同志学习的热潮，于是便安排在农场场部刷起了“向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李震岩同志学习”的大幅标语。
庞萍是看到标语后才知道小李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的，大惊之下，她竟不敢相信，特地去了政治处，向那位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事悄悄打听，证实消息不谬，于是长叹一声，打消了去县城的主意。
按理说，庞萍应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房炳章的。但是，房炳章住的单人病房相当于“牛棚”，是隔离了的，庞萍无法进去，一直到次日上午，才托一个信得过又胆大的护士，借送药的机会捎了张条子进去。
这个消息，对于房炳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他竞产生了六神无主的感觉，呆呆地倚靠在病床上，不知如何才好。好一阵，他才恢复了镇定，寻思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现在，这件事只有通过炊场事务犯树德峰去做了，靠树德峰的特殊身份去收集暴狱阴谋者的证据，了解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一举解决。
房炳章当然也考虑到了其实并未完全解决的那个疑虑：如果树德峰是受对方指派而来摸底甚至施计行恶的，事到如今那也只好认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件事就完全做不下去了。
可是，树德峰已经在今天上午出院返回炊场去了，如何和他取得联系，显然又是一个问题。房炳章思忖良久，最后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洪敬平去办。尽管洪敬平也已经靠边监督劳动，但是他还没有送进“牛棚”，而且洪敬平的妻子陈翔洁是八中队中队长，夫妻两人一起做那件事，大概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样重要的事情，靠条子是写不清的，也不安全，得叫洪敬平设法混进病房来，当面交代。于是，房炳章便写了一张条子，等那个护士进来收去药具时，悄悄塞了过去。
这张条子是写给庞萍的，由庞萍向洪敬平转达。洪敬平还在医院劳动，庞萍找个机会向他转达后，他不想再麻烦庞萍施计，便于深夜攀墙越窗而人，来到了房炳章的病榻前。当时房炳章因为已经可以自己起床动动了，树德峰出院后也没有另外派犯人服侍，那个姓张的看守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所以两人得以放松的谈话，交换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洪敬平同意房炳章起用树德峰的方案，他对于树德峰比较了解，说树德峰应该是靠得住的。至于如何通知他，那倒是个问题，靠陈翔洁是不行的，因为她虽然当着中队长，但劳改队历来的规矩是男女大防甚为注意，不但不允许男干部无端接触女犯人，也不允许女干部无端接触男犯人。陈翔洁平时从来不去炊场，现在突然去那里，而且跟树德峰接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房炳章想想也是，皱眉道：“那怎么办？小洪，你再想想看。”
洪敬平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叫陈翔浩找小林解决这件事，让他设法找一个借口安排树德峰再来一趟医院，然后设法和他单独谈一谈。”
“小林是谁？”
“小林是农场的干部，是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私交也不错，我想他肯帮忙的。”
房炳章点头：“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小伙子行，那就这样吧。”
洪敬平是侦察兵出身，胆子一向大，当下一算今晚妻子正轮到值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医院后干脆直往管教科，爬窗而入，往八中队打了个电话，关照陈翔洁次日去找小林，要对方安排事务犯树德峰速往场部医院看病。陈翔洁对洪敬平和房炳章正在调查的事情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丈夫最近有心事，但她向来非常信任洪敬平，所以也不问什么，点头同意了。
陈翔洁放下电话，寻思还不如马上往炊场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正好碰上小林值班，那就直接说一说就是了。否则如果真的是他值班，明天上午反倒找不到他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电话打过去，真的是小林值班！不过，陈翔洁一说意思，得到的回答却是令她瞠目结舌——
“陈中，对不起啊，那个犯人已经调到九中队去了呀。”
“什么？调走了？”
“是的，确切一点说，也不是调九中队，而是调到文艺小分队去了。因为小分队在九中队，所以人账统统划在九中队，这样，也就算是九中队的人了。”
在劳改队，通常很少进行中队之间的犯人调动，事务犯更是不大可能调到外中队去的，尤其是像树德峰这样很称职并且受干部器重的事务犯。陈翔洁作为中队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是，现在树德峰却给调动了，因此她觉得有些奇怪。稍一停顿，她问道：
“他是几时调过去的？”
“就是今天，是‘革委筹’直接打电话过来调走的。我们炊场还感到可惜呢，这个犯人改造表现一向不错，能力也强，现在，我们一时找不到像他那样的犯人来当事务犯了。”
陈翔洁虽然不清楚洪敬平要她做这件事的原因，但她意识到这件事的后面肯定大有文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她便决定次日一早交班后立刻回家，向丈夫通报这件事。
次日一早，陈翔洁交了班，搭乘接送住在场部家属大院的干部的汽车返回场部。她的家也在场部家属大院，回家后，她悄悄叫邻居的儿子前往场部，暗地通知洪敬平回家一次。
一会儿，洪敬平就溜回来了。他听妻子把情况一复述，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件事看来是跟暴狱阴谋有关系的，得赶快通报房炳章，商议如何对付。
洪敬平连口水也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家门。
话分两头，需要说一说树德峰调往九中队的原因——
其时，以胡业勋为首的暴狱团伙，已经发展了56名成员，暴狱方案也几经修改后基本定下。但是，暴狱方案中有一个问题一时难“得到解决：计划劫持两辆汽车，考虑到到时候是真刀真枪动手，伤亡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准备三名驾驶员。胡业勋屈指算了算，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的却只有两个暴狱分子，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物色一个精通驾驶技术的犯人参加到暴狱团伙中来。
胡业勋把这个想法跟同伙郝根相说起，郝根相想起了树德峰，说以前他去炊场修理机器时跟树德峰聊天时，听对方说过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会开汽车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配有一辆汽车，因此驾驶技术料想不错，
胡业勋和树德峰作为两个中队的事务犯，因为交往比较多，算是大墙里的好朋友，对树德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连判决书都看过。想想从树德峰的案由、刑期和家庭状况（树德峰的妻子已经跟他离婚，所有家人也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来看，是有将其发展入伙的基础的。于是，胡业勋便在树德蜂出院的当天下午找了个借口被干部获准前往炊场。
树德峰对胡业勋的突然来访感到突然，一时吃不准对方的用意。他再聪明，也没想到过对方竟会把暴狱脑筋动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树德峰正在事务室里算犯人本月的大账，算盘打得哗啦啦响，见胡业勋进门，便招呼先坐一坐，他马上做完账了。
片刻，树德峰做完了账，于是两人就聊起来。胡业勋先询问了树德峰的身体恢复情况，然后又打听农场医院和场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接着，胡业勋又说到了九中队干部小李之死，言语间虽然带着惋惜之意，但是眉宇间却隐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瞒不过树德峰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最初，树德峰根本不曾想到胡业勋会是暴狱团伙成员，但现在这么一来，他心中对胡业勋的这次来访产生了警惕，寻思这家伙作兴会有新话题提出来的。
一会儿，胡业勋果然开口说到“外面的形势”，就是他从王皮儿那里套问着的那一些，另外再增加一些他自己添油加醋的内容。树德峰听着，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家伙有可能是来当说客的，要我也参加他们的暴狱阴谋。果然，胡业勋接着又说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前途，说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光明前途”（按：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的原话应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正恰恰相反。
榭德峰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来意了，他心中窃喜，寻思这真是“天助我也”了，如果对方把他发展为暴狱团伙的成员，他就随时可以掌握情况，便于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密报。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树德峰故意附和着说了一些与对方意思相同的话语。
那胡业勋也是利令智昏，只从“案由、囚犯”这个方面去考虑了树德峰的情况，没有想到对方乃是一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并且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特殊角色，和他以及“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军统特务李鑫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下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竟然就摊牌了，说了自己的暴狱计划。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的为人和活动能量，听他如此这般一说，已经判明对方不但是暴狱团伙成员，而且一定是主要策划者，于是添了一份担心，寻思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的话，成功与否不清楚，但是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但长期的经验使他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只在脸上露出了一种略略吃惊的神情，问道：“老兄，你要我参与此事，出于什么用意呢？”
“我们要发挥你的作用，你是一个人才！”
树德峰笑道：“不错，我确实打过仗，会打枪，枪法曾经也有过一点水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身体差了，跑不动，也打不过人家。”
“不！你有你的作用，其他不说，你的一手驾驶技术就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们的行动如若想成功，一定得动用汽车啊，你说呢？”
树德峰终于明白暴狱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件事的发动就在早晚之间了。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答应次日给胡业勋一个答复。
胡业勋微微一笑：“老兄，你若是借此机会想向人民政府邀功讨好，来个密报什么的话，我们这边可要采取极端措施的！任观义你是知道的，他的死亡就是想密报者的必然下场。”
树德峰也是微笑：“你说得对，我相信的。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似乎用不着担心这类问题了，你说呢？”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次跟你交谈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老兄，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我在你们这里可是有耳报神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树德峰笑道：“我想也是这样的。”心里却在说，他妈的，你们强大，怎么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胡业勋走到门口看了看，缩回来，“还有一件事要向老兄略作透露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小陈。”
“小陈是谁？”
“就是陈邦坚，原来四中队的小队长，现在担任着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任。他的权力相当于原先的场长、政委。”
这下，树德峰真的大吃一惊了：“什么？他也参加行动？”
胡业勋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已经控制’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走了，明天上午，我再过来一次，听你的回音。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说过了，你也就是参加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好办，我们联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老兄，我出于对你的尊重，还是要跑一次。”
胡业勋说得那么有把握，连神情都是很自然的。这倒不是他装出来对树德峰虚声恫吓的，在暴狱团伙所发展的那些成员中，确实一说就中，没有一个打回票的。
当晚，树德峰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参加暴狱团伙。这对于树德峰而言，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当年他在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搞地下工作，因为暴狱阴谋一旦在他挺身而出举报前败露的话，他根本无法分辩自己的一片真心，他也不可能把房炳章牵出来为他作证。因为以房炳章的处境，一旦被牵出来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把房炳章也搭进去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把房炳章作为“暴狱团伙”的“后台”、“黑手”之类置于死地。但是，树德峰为了查清暴狱阴谋，决定冒一次险，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次日，胡业勋果然再次来到炊场。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引人注意的目的，他是随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的。后来知道，文艺小分队赴炊场的这次演出，是胡业勋授意高增霞特意安排的。胡业勋因为是“编剧”，也算是小分队成员，所以也跟着过来了。小分队有女犯，一到炊场便成为“众目之的”，于是干部便如临大敌般地盯住了男犯，这样，胡业勋便有机会再次和树德峰谈昨天未决的那桩大事。
胡业勋开头谈的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问树德峰：“那个姓高的小分队长怎么样？”
树德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怎么样’？”
“她是上海人，长相如何，风度怎样？”
树德峰回忆着高增霞的形象，点头道：“还可以吧——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年女人而言。不过，她再怎么样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呢？她已经把陈邦坚拴在她的裤带上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是吗？”
“信不信由你啦。”
树德峰从这一刻起，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了个深刻的看法，寻思像陈邦坚这样的败类竞可以利用搞“文化大革命”之机登上了权力宝座，而把房炳章那样的者红军打倒，这种“革命”看来是靠不住的。因此，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要把此事查清楚后密报房炳章或者洪敬平的决心。
树德峰于是转换了话题：“老兄，昨天你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决定和你们一起干。当然，我对成功与否并不是抱百分之百的信心的。但是，人生有时就是要碰运气的，我这次就碰一碰运气吧。”
胡业勋紧紧握住了树德峰的手：“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发起行动后，将去国外，今后不会再吃苦了。”
树德峰生怕胡业勋是在试探自己，于是赶紧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的计划、方案，那是核心机密，你不必告诉我，这样对于我而言也意味着安全些。”
胡业勋哈哈大笑：“老兄，你不愧是干过地下工作的，于这一套甚为内行。”
树德峰不露声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好吧，你做一下准备，我要把你弄到九中队去。”
树德峰暗自一惊，望着对方：“这怎么说？”
“九中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大本营，你老兄是块好料，一旦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了。为便于联络，你应当到九中队去。”
“明白了。不过，我是事务犯，你也知道，劳改队事务犯通常是不会调动的，此举会不会引起政府的怀疑？”
“政府？他们怀疑个屁！我讲要调就可以调，你信不信？”
树德峰望着对方，笑而不语。
胡业勋拍板：“好，就这样定了！你做一下准备，今明两天就要调的。”
胡业勋返回九中队后，向高增霞悄悄交代了一下：立即同陈邦坚进言，以树德峰会唱评弹的借日把炊场事务犯树德峰调到小分队来。
高增霞当即遵言而行，这种事情，对于陈邦坚来说，想都不需要想的，马上一口答应，并且亲自给炊场打电话，把树德峰调到了九中队。
树德峰调往九中队后，归文艺小分队管，但由于人账在九中队，所以也被胡业勋拉着做一些事务犯方面的事情，使胡业勋得以腾出心思策划暴狱“大计”。
胡业勋在炊场其实并无“耳报神”，树德峰是暴狱团伙在炊场发展的惟一的对象，他所谓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只不过是对树德峰的虚声恫吓。待到见树德峰并未检举，便对他放心了。树德峰调到九中队后，真的置于暴狱团伙的“控制之内”了，终日在胡业勋的眼皮底下，胡业勋看看他倒无不轨之想，于是彻底放心了。以树德峰的资历和水平，自是超过暴狱团伙的其他核心如郝根相、李鑫之流，胡业勋有些什么拿不准的事情，便和他商量。这样，短短三天内，树德峰就掌握了暴狱团伙的许多机密。
树德峰寻思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得火速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报告了。可是，怎样在不引起胡业勋的怀疑的前提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报告呢？树德峰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察看场部的汽车情况为借口，打着看病的名义去场部一趟。
树德峰对胡业勋一说，胡业勋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想，原想派郝根相去的，但是考虑到郝根相改造表现一般，到了场部恐怕要被押送的干部盯得很紧，无法察看，现在树德峰提出去定一趟，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当时的劳改队，犯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是由事务犯发药的，事务犯认为治不了的，再报告中队部派干部押送农场医院治疗。于是，胡业勋便阻事务犯的名义先向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报告，说树德峰调来小分队前在农场医院住院治疗，现在应当再去复查一趟，免得到演出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少了一档节目。丰韵哪里察知这里面的阴谋，听听说得有理，便点了头，并按照胡业勋的意思去向九中队中队部打了个招呼。中队部自无二话，当下便指派小队长仇鹤押送树德峰去场部。
树德峰预先写了一张三指宽的条子，塞于鞋内。他们是搭乘拖拉机去的。一路上，仇鹤和树德峰聊了聊，得知他原是炊场事务犯，又已经减过刑，料想是个信得过的犯人，便放松了戒备之心，言语间也和气了不少。
到了场部，仇鹤把树德峰带进医院后，问道：“你看什么科？”
“内科。”
“那你自己过去吧，我去一下外科。你看完病后可以到外科来找我。记住，千万不能离开医院，否则给管教科的人逮住了，轻的关你禁闭，重的算你脱逃哩！”
树德峰正中下怀，连忙点头：“明白了，仇队长，你放心吧。”
仇鹤安排好后，匆匆去外科了。一会儿树德峰过去找他时才知道，这位年轻队长并不是去看病的，而是到那里去找他那尚未挑明关系的女朋友——一位女护士聊天的。
树德峰成了脱线鹞子后，一身轻松，也不去内科门诊了，绕了个圈子直接去了内科住院部。住院部门口是有医院劳役犯把守着的，但是这倒难不住树德峰——那个看门的犯人原先是炊场的犯人组长，后来干活时出了工伤，断了一个指头，不能再干炊场的活儿了，于是就留在医院肴门。他看见树德峰，甚是热情，问长问短说了一会儿，也不问树德峰进去干什么，就让他进去了。
树德峰溜进了通往房炳章的病房的那个短短的走廊，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心中窃喜；再一瞅，房炳章的那间病房删的房门虚掩着，便一步步地踅过去，头脑里已经动好了万一碰上那位张看守的托词，就说是来找上次出院时忘记带走的一管牙膏的。
树德峰踅到门口，悄悄往房里一看，里面并没有张看守，房炳章侧身朝里躺在床上，半个脑袋以下都盖着被子。树德峰见状大喜，寻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进去把条子往他被窝里一塞不就解决了，等他醒过来时就看见了。主意打定，树德峰把条子从鞋里取出来，放在衣袋里，正要实施时，忽又想想不妥：房场长醒来或是尚未醒来时一翻身，把条子抖落地下，他本人又不知道，偏偏给张看守进来时发现了，那不惹大麻烦了？他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要当面交给房炳章本人为妥。
这样，树德峰就不得不唤醒房炳章了。他听昕门外没有声音，就一步一步地往床前走去，走到床前，抬手拍了拍枕头。那人马上醒了，一个翻身，睁开眼睛，一看之下面前竟然站着一个犯人，不禁大吃一惊：“哎——”
与此同时，树德峰也是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过矛对方——那人不是房炳章，而是一个他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干部！
原来，房炳章已经于昨天被造反派宣布“病愈”，强迫出院，回到“牛棚”去了。这个病房，昨天就给农场后勤处姜处长住了。这姜处长是1966年9月才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烧到他。最初，姜处长也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缩在一边不敢吭声，后来见陈邦坚等干部造反了，寻思一样是干部，别人能造反，自己为何不能，于是就贴出了《房炳章十大罪状》的大字报。他是农场处级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当时被造反派誉为“后院的点火人”，给他记了一功。这次造反派成立“革委筹”，他是其中一员。只是他在部队是副团级，到了地方升了半级，扶了正。这次在“革委筹”里，按他的想法应当是“核心小组”成员，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能当上常委了，但造反派的观点却是给他一个委员也不错了，由于他在造反方面寸功未建，因此也不敢争辩，不过心里总是窝着一口气，于是就消极对抗，三天两头没病称病，住到医院里来图个清净。哪知昨天傍晚刚住进来，今天午后想睡一觉却碰上了树德峰。
当下，姜处长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指着树德峰怒喝道：“你想干什么？”
树德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条子毁掉，决不能让证据落到对方手里。自从他从胡业勋口中得知“革委筹”第一把手陈邦坚和他们有瓜葛后，意识到农场的形势极为复杂，这么多干部他就信任房炳章和洪敬平。
姜处长又喝问了一遍，树德峰回答道：“我以为这里住着房场长……”
他的话语马上被打断了：“什么‘房场长’？贡嘛嘎农场早就没有这个人了，只有‘走资派’房炳章！你是一个犯人，鬼鬼祟祟找房炳章干什么？”
树德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告政府队长，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房场长住在这间病房，干部叫我护理他，我出院时把一管牙膏忘这里了，今天我是来取的。”
这番话语算不上天衣无缝，一时却也找不刭岔子的。那姜处长转了转眼珠子，目光在病房四处乱转，片刻忽然又喝问：
“你是几时进来的？”
“我刚进来。”
“犯人说的话我怎么信得过？你过来，我要搜一搜，看你偷过我这里什么东西没有。”
一家伙把树德峰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给闹得蹦了起来：乖乖，这能让他搜吗？我进来一趟都要如此大做文章，他一搜搜到了那张条子，还不弄一个翻江倒海？
一时间，树蒋峰无计可施，只得一步步地走过去。他还算机灵，走到对方面前了，把手飞快地从衣兜里伸出来，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那个条子就在姜处长的眼皮底下滑溜到了帽子里了。姜处长伸手搜查了树德峰的各个口袋，没搜到什么东西。
树德峰刚松了一口气时，对方又开口了：“把你的帽子给我，鞋子也脱下来！”
啊？！树德峰又是一个激灵，寻思此番看来真的要出麻烦了，现在，惟一的选择是赶紧拔腿开溜，宁可被他大叫大嚷地让人拦住，也不能白白搜到条子。从开溜到被拦下的过程中，完全有时间来得及把条子塞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不过，拦下后的麻烦也是有的，他无法对此举作出一个圆满的说明，会吃一些苦头，不过应当比条子泄露的麻烦好得多。
树德峰打定主意，正准备行动时，没有料到那胖胖的姜处长动作竟是那么利索，见他呆着不动，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了帽子！不好，树德峰心里暗呼一声，正待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把帽子夺回来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亮的女声：
“姜处长，你的电话。”
姜处长一怔：“电话？谁打来的？”
“不清楚，我给你问一下。”对面屋里的那个女护士对着话筒问了问，又喊道，“姜处长，是陈邦坚主任的电话。”
姜处长一听是陈邦坚的电话，不敢怠慢，看了树德峰一眼，把帽子扔在地下，“给老子滚！以后再这样鬼鬼祟祟的，我叫管教科关你的禁闭！”
树德峰如释重负般地暗吁一口气，弯腰捡起帽子，疾步退出了病房。他走出走廊时，听见姜处长正扯直了喉咙大叫“喂喂”，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觉得好笑，但他也没往深处去想。
树德峰生怕再发生意外，马上钻进了一旁的厕所，把条子撕碎后扔进了便池。走出来时，树德峰的腰挺得直了些，现在，即使姜处长再来找他，他也不怕了。
树德峰刚走到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洪敬平。这位靠边的管教科长手拿一条旧手巾，另一手提着一个水桶，看样子是正在擦拭玻璃窗。树德峰心中一喜，却因旁边有人经过而不敢吭声，甚至连眼色也不便使。他按照犯人的规矩，退立一侧，给洪敬平让路。那洪敬平更是像从未见过树德峰一样，瞅都不瞅他一眼，径直而行，但就在与树德峰擦面而过的时候，突然如闪电般地递过一个眼色！
地下工作出身的树德峰读懂了这个眼色中所包含的意思：跟我过来！
树德峰假装没有懂那层意思，依旧往前走，却借玻璃窗的反光看着洪敬平走进了走廊另一侧的厕所，他于是从另一头绕过去，也进了厕所。
厕所里没有人，只有洪敬平站在水池前慢条斯理地搓洗抹布。树德峰轻声叫了声“洪科长”，蹲到了一个坑位上。洪敬平仍然看都没看他，嘴里问道：“条子销毁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您……您怎么知道？”
“呵呵，要不是我冒充陈邦坚给他打一个接不到的电话，你这会儿还能蹲在这里？”原来，树德峰一进医院，就已经被正在劳动的洪敬平瞟见了，他料想对方多半是有事要说，却不便公开招呼他，便悄然尾随其后，哪知被医院的一个造反派拦住说了几句话，再过去时已经晚了，树德峰已被姜处长拦下在搜身了。他见树德峰那样一副不利索的样子，情知有碍，急中生智就钻到另一间屋子里冒充陈邦坚给姜处长打了一个电话。
树德峰恍然大悟：“洪科长，原来是您为我解了围……”
洪敬平打断道：“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树德峰于是三言两语把暴狱团伙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说到了陈邦坚与之有瓜葛之事。当洪敬平听说此节时，眉峰明显地耸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
树德峰说完后，望着洪敬平：“洪科长，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行动了，请您迅速报告房场长。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也请随时吩咐下来。”
洪敬平点了点头：“树德峰，你辛苦了！接下去，你还要密切注意这帮家伙的动静，有新的动向马上设法报告。不过，房场长已经重新关进‘牛棚，了……”
洪敬平说到这里，突然刹住话头，拎起已经盛满了水的木桶，大步走了出去——原来是有人进来了！
至此，树德峰使命算是完成了。他便去内科看了病，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外科找仇鹤。仇鹤跟那位护士谈得正热络，但看看时间不早了，生怕走晚了搭不上车，只好“忍痛割爱”， 和小护士告别，带着树德峰上路回返。
树德峰回到九中队，已是开晚饭时分了。他是在文艺小分队吃饭的，便过去吃了他那份简单的份饭。还没吃完，王皮儿已经出现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了，树德峰知道这个暴狱团伙的通讯员必定是奉胡业勋之命来召他的，便三口两口吃完了，去了事务室。
胡业勋一见面就问：“探得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树德峰其实根本没去察看过场部的汽车情况，这会儿现编着蒙对方，“场部原有八辆汽车，现在已经坏了四辆，因为缺少零件而不能修理；剩下的四辆中，一辆小车原是场部领导使用的，现由医院掌握着，停在干部家属大院里，主要用于往各中队出急诊的，也去县城购买药品；另外三辆，两辆是卡车，由后勤处掌管，平时就停在场部后面的坝子上；还有一辆小吉普，已经成为场‘革委筹’的专用车，整日在外面乱开，停回场部的时间没准。”
胡业勋对树德峰十分信任，没意识到这是在胡编乱造，点头道：“好！只要能搞到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卡车，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基本上解决了，不够的话，还可以弄拖拉机。当然，拖拉机的速度太慢。”
胡业勋甚为兴奋，说着说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些燃烧瓶和毒液枪：所谓“燃烧瓶”，是用柴油灌在瓶子里，再塞满棉花、碎布；“毒液枪”则是以农药灌在大号注射器里，使用时喷射而出。
这些内容，已使树德峰昕得暗自惊心，’接下来胡业勋所说出的话语，便令他目瞪口呆了——
“现在，大体上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计划于最近行动！”
“哦——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来月吧。”
树德峰一听还有半个月时间，寻思报告上去还来得及，心里渐渐定了下来。这时，值班队长进来找事务犯说话，他便走了。
但是，树德峰碰到的问题是他无法见到房炳幸或者洪敬平。刚去场部医院看过病，总不能再去看一次病，即使中队部同意，也会引起胡业勋的怀疑。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下半夜两点多，还没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熬不住倦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次日上午，树德峰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床沿口发呆时，突然接到通知：速速做好准备，早饭后去八中队向农场“革委筹” 领导班子作汇报演出。
树德峰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洪敬平的妻子，我何不通过陈中队长向她丈夫捎上一句隐语，让洪敬平明白事态的进展情况，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估计会设法跟我取得联系的。洪科长虽然已经靠边劳动，但是行动自由比我这个囚犯总大一些，再说他又有许多干部间的关系。
主意打定，树德峰便做准备，这回他不敢再写条子了，想了又想，把内容浓缩于一句话中：“只有半个月！”
上午8点半，犯人小分队一行23人离开九中队，前往八中队作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背景其实是造反新贵陈邦坚为了对自己在八中队玩弄女犯人的行为有一个搪塞的理由，于是想出了搞一次演出，把农场“革委筹”的成员都请往八中队看一看，作为自己“蹲点”的成绩，也带有粉饰太平的意思。自从房炳章抓了王皮儿的典型，贡嘛嘎农场的逃跑案件势头确实给压住了，之后只发生了两起脱逃案件，还未逃出农场地界就给抓住了。这其实应当是房炳章的功劳，尽管王皮儿是有问题的，但当时谁都不清楚，可是陈邦坚却利用时间差把这笔账记在他的名下。
当时，农场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无论干部还是囚犯，都渴望得到改善，所以小分队的演出对于八中队干部犯人而言，就成了一桩大事、喜事。整个中队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那就是中队长陈翔洁。她对于陈邦坚在她的地盘内如此活动有所耳闻，但无法阻止，也不敢发作，心里总压着一股火；另外，丈夫洪敬平的遭遇也使她忿忿不平，终日担心。因此，陈翔洁对于这种演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因为是上级布置下的一项工作而不得不执行。前一天，陈翔洁就已经对今天的执勤作了安排：全中队干部都可以看演出，监区大门由警卫队负责，中队无须操心；文艺小分队男女大防的监控措施，由她亲自执行，她待在演员休息室里盯着。
如此安排，正好给树德峰和陈翔洁的对话提供了方便。树德峰见陈翔洁待在休息室里，便乘等着上场的机会拿了把扫帚扫地，渐渐踅近陈翔洁。陈翔洁并不认识树德峰，但见这个犯人很勤快，便注意上了，见他扫到面前了，就随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我叫树德峰。”
陈翔洁马上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丈夫给她打电话要她询问炊场犯人树德峰一节，寻思不知是不是面前这个犯人，“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是炊场的，最近政府把我调到文艺小分队了，现在人账在九中队。”
陈翔洁点点头：“哦，我听说过你。”
树德峰不知道洪敬平深夜打电话一节，寻思还是赶快把话说完了事，便问道：“陈中队长，洪科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最近他好吗？”
陈翔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飞眼瞥了瞥室内另一角正在化妆的几个犯人，压低声音道：“他和房场长都被严管了！”
“啊！！”树德峰倒抽了一口冷气。
第七章
九中队干部小李的死亡纯属偶然——
一星期前，小李的堂兄结婚，他前往贺喜，兼带相帮操办喜事。堂兄家的后面有一条二十来米宽的河，河面算不上宽，水也流得很平稳，可是却很深，最浅处也有三米。那天，小李去河边洗菜，河对岸有四个小孩在玩一条小船。他们玩得非常开心，清澈的河面上飘荡着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忽然噗通一声，笑声变成了哭叫声，一个最小的孩子掉进了河里。船上最大的那个小孩（后来知道是落水孩子的姐姐）随即跳火水中相救。其实她也不会水，于是姐弟俩互相揪在一起，在河中时沉时浮。
小李一看不对头，二话不说，连衣服也顾不上脱，立马跳河营救。小李的水性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三脚猫”级别，又没有脱衣服，但竟然让他抓住了落水者，并且把姐弟俩推送到了小船旁，使两人得以攀住了船帮。可是，小李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马灯，连往前迈一步之距的能力也丧失了。终于在离小船仅一米距离处没入了河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刚刚从海南岛传到贡嘛嘎农场。经办者当即派人急送正在八中队“蹲点”的陈邦坚那里，陈邦坚一看，说小李的牺牲是贡嘛嘎农场的光荣，应该在农场干部中掀起向李震岩同志学习的热潮，于是便安排在农场场部刷起了“向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李震岩同志学习”的大幅标语。
庞萍是看到标语后才知道小李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的，大惊之下，她竟不敢相信，特地去了政治处，向那位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事悄悄打听，证实消息不谬，于是长叹一声，打消了去县城的主意。
按理说，庞萍应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房炳章的。但是，房炳章住的单人病房相当于“牛棚”，是隔离了的，庞萍无法进去，一直到次日上午，才托一个信得过又胆大的护士，借送药的机会捎了张条子进去。
这个消息，对于房炳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他竞产生了六神无主的感觉，呆呆地倚靠在病床上，不知如何才好。好一阵，他才恢复了镇定，寻思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现在，这件事只有通过炊场事务犯树德峰去做了，靠树德峰的特殊身份去收集暴狱阴谋者的证据，了解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一举解决。
房炳章当然也考虑到了其实并未完全解决的那个疑虑：如果树德峰是受对方指派而来摸底甚至施计行恶的，事到如今那也只好认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件事就完全做不下去了。
可是，树德峰已经在今天上午出院返回炊场去了，如何和他取得联系，显然又是一个问题。房炳章思忖良久，最后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洪敬平去办。尽管洪敬平也已经靠边监督劳动，但是他还没有送进“牛棚”，而且洪敬平的妻子陈翔洁是八中队中队长，夫妻两人一起做那件事，大概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样重要的事情，靠条子是写不清的，也不安全，得叫洪敬平设法混进病房来，当面交代。于是，房炳章便写了一张条子，等那个护士进来收去药具时，悄悄塞了过去。
这张条子是写给庞萍的，由庞萍向洪敬平转达。洪敬平还在医院劳动，庞萍找个机会向他转达后，他不想再麻烦庞萍施计，便于深夜攀墙越窗而人，来到了房炳章的病榻前。当时房炳章因为已经可以自己起床动动了，树德峰出院后也没有另外派犯人服侍，那个姓张的看守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所以两人得以放松的谈话，交换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洪敬平同意房炳章起用树德峰的方案，他对于树德峰比较了解，说树德峰应该是靠得住的。至于如何通知他，那倒是个问题，靠陈翔洁是不行的，因为她虽然当着中队长，但劳改队历来的规矩是男女大防甚为注意，不但不允许男干部无端接触女犯人，也不允许女干部无端接触男犯人。陈翔洁平时从来不去炊场，现在突然去那里，而且跟树德峰接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房炳章想想也是，皱眉道：“那怎么办？小洪，你再想想看。”
洪敬平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叫陈翔浩找小林解决这件事，让他设法找一个借口安排树德峰再来一趟医院，然后设法和他单独谈一谈。”
“小林是谁？”
“小林是农场的干部，是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私交也不错，我想他肯帮忙的。”
房炳章点头：“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小伙子行，那就这样吧。”
洪敬平是侦察兵出身，胆子一向大，当下一算今晚妻子正轮到值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医院后干脆直往管教科，爬窗而入，往八中队打了个电话，关照陈翔洁次日去找小林，要对方安排事务犯树德峰速往场部医院看病。陈翔洁对洪敬平和房炳章正在调查的事情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丈夫最近有心事，但她向来非常信任洪敬平，所以也不问什么，点头同意了。
陈翔洁放下电话，寻思还不如马上往炊场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正好碰上小林值班，那就直接说一说就是了。否则如果真的是他值班，明天上午反倒找不到他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电话打过去，真的是小林值班！不过，陈翔洁一说意思，得到的回答却是令她瞠目结舌——
“陈中，对不起啊，那个犯人已经调到九中队去了呀。”
“什么？调走了？”
“是的，确切一点说，也不是调九中队，而是调到文艺小分队去了。因为小分队在九中队，所以人账统统划在九中队，这样，也就算是九中队的人了。”
在劳改队，通常很少进行中队之间的犯人调动，事务犯更是不大可能调到外中队去的，尤其是像树德峰这样很称职并且受干部器重的事务犯。陈翔洁作为中队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是，现在树德峰却给调动了，因此她觉得有些奇怪。稍一停顿，她问道：
“他是几时调过去的？”
“就是今天，是‘革委筹’直接打电话过来调走的。我们炊场还感到可惜呢，这个犯人改造表现一向不错，能力也强，现在，我们一时找不到像他那样的犯人来当事务犯了。”
陈翔洁虽然不清楚洪敬平要她做这件事的原因，但她意识到这件事的后面肯定大有文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她便决定次日一早交班后立刻回家，向丈夫通报这件事。
次日一早，陈翔洁交了班，搭乘接送住在场部家属大院的干部的汽车返回场部。她的家也在场部家属大院，回家后，她悄悄叫邻居的儿子前往场部，暗地通知洪敬平回家一次。
一会儿，洪敬平就溜回来了。他听妻子把情况一复述，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件事看来是跟暴狱阴谋有关系的，得赶快通报房炳章，商议如何对付。
洪敬平连口水也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家门。
话分两头，需要说一说树德峰调往九中队的原因——
其时，以胡业勋为首的暴狱团伙，已经发展了56名成员，暴狱方案也几经修改后基本定下。但是，暴狱方案中有一个问题一时难“得到解决：计划劫持两辆汽车，考虑到到时候是真刀真枪动手，伤亡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准备三名驾驶员。胡业勋屈指算了算，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的却只有两个暴狱分子，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物色一个精通驾驶技术的犯人参加到暴狱团伙中来。
胡业勋把这个想法跟同伙郝根相说起，郝根相想起了树德峰，说以前他去炊场修理机器时跟树德峰聊天时，听对方说过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会开汽车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配有一辆汽车，因此驾驶技术料想不错，
胡业勋和树德峰作为两个中队的事务犯，因为交往比较多，算是大墙里的好朋友，对树德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连判决书都看过。想想从树德峰的案由、刑期和家庭状况（树德峰的妻子已经跟他离婚，所有家人也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来看，是有将其发展入伙的基础的。于是，胡业勋便在树德蜂出院的当天下午找了个借口被干部获准前往炊场。
树德峰对胡业勋的突然来访感到突然，一时吃不准对方的用意。他再聪明，也没想到过对方竟会把暴狱脑筋动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树德峰正在事务室里算犯人本月的大账，算盘打得哗啦啦响，见胡业勋进门，便招呼先坐一坐，他马上做完账了。
片刻，树德峰做完了账，于是两人就聊起来。胡业勋先询问了树德峰的身体恢复情况，然后又打听农场医院和场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接着，胡业勋又说到了九中队干部小李之死，言语间虽然带着惋惜之意，但是眉宇间却隐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瞒不过树德峰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最初，树德峰根本不曾想到胡业勋会是暴狱团伙成员，但现在这么一来，他心中对胡业勋的这次来访产生了警惕，寻思这家伙作兴会有新话题提出来的。
一会儿，胡业勋果然开口说到“外面的形势”，就是他从王皮儿那里套问着的那一些，另外再增加一些他自己添油加醋的内容。树德峰听着，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家伙有可能是来当说客的，要我也参加他们的暴狱阴谋。果然，胡业勋接着又说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前途，说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光明前途”（按：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的原话应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正恰恰相反。
榭德峰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来意了，他心中窃喜，寻思这真是“天助我也”了，如果对方把他发展为暴狱团伙的成员，他就随时可以掌握情况，便于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密报。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树德峰故意附和着说了一些与对方意思相同的话语。
那胡业勋也是利令智昏，只从“案由、囚犯”这个方面去考虑了树德峰的情况，没有想到对方乃是一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并且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特殊角色，和他以及“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军统特务李鑫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下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竟然就摊牌了，说了自己的暴狱计划。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的为人和活动能量，听他如此这般一说，已经判明对方不但是暴狱团伙成员，而且一定是主要策划者，于是添了一份担心，寻思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的话，成功与否不清楚，但是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但长期的经验使他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只在脸上露出了一种略略吃惊的神情，问道：“老兄，你要我参与此事，出于什么用意呢？”
“我们要发挥你的作用，你是一个人才！”
树德峰笑道：“不错，我确实打过仗，会打枪，枪法曾经也有过一点水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身体差了，跑不动，也打不过人家。”
“不！你有你的作用，其他不说，你的一手驾驶技术就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们的行动如若想成功，一定得动用汽车啊，你说呢？”
树德峰终于明白暴狱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件事的发动就在早晚之间了。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答应次日给胡业勋一个答复。
胡业勋微微一笑：“老兄，你若是借此机会想向人民政府邀功讨好，来个密报什么的话，我们这边可要采取极端措施的！任观义你是知道的，他的死亡就是想密报者的必然下场。”
树德峰也是微笑：“你说得对，我相信的。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似乎用不着担心这类问题了，你说呢？”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次跟你交谈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老兄，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我在你们这里可是有耳报神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树德峰笑道：“我想也是这样的。”心里却在说，他妈的，你们强大，怎么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胡业勋走到门口看了看，缩回来，“还有一件事要向老兄略作透露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小陈。”
“小陈是谁？”
“就是陈邦坚，原来四中队的小队长，现在担任着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任。他的权力相当于原先的场长、政委。”
这下，树德峰真的大吃一惊了：“什么？他也参加行动？”
胡业勋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已经控制’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走了，明天上午，我再过来一次，听你的回音。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说过了，你也就是参加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好办，我们联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老兄，我出于对你的尊重，还是要跑一次。”
胡业勋说得那么有把握，连神情都是很自然的。这倒不是他装出来对树德峰虚声恫吓的，在暴狱团伙所发展的那些成员中，确实一说就中，没有一个打回票的。
当晚，树德峰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参加暴狱团伙。这对于树德峰而言，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当年他在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搞地下工作，因为暴狱阴谋一旦在他挺身而出举报前败露的话，他根本无法分辩自己的一片真心，他也不可能把房炳章牵出来为他作证。因为以房炳章的处境，一旦被牵出来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把房炳章也搭进去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把房炳章作为“暴狱团伙”的“后台”、“黑手”之类置于死地。但是，树德峰为了查清暴狱阴谋，决定冒一次险，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次日，胡业勋果然再次来到炊场。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引人注意的目的，他是随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的。后来知道，文艺小分队赴炊场的这次演出，是胡业勋授意高增霞特意安排的。胡业勋因为是“编剧”，也算是小分队成员，所以也跟着过来了。小分队有女犯，一到炊场便成为“众目之的”，于是干部便如临大敌般地盯住了男犯，这样，胡业勋便有机会再次和树德峰谈昨天未决的那桩大事。
胡业勋开头谈的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问树德峰：“那个姓高的小分队长怎么样？”
树德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怎么样’？”
“她是上海人，长相如何，风度怎样？”
树德峰回忆着高增霞的形象，点头道：“还可以吧——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年女人而言。不过，她再怎么样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呢？她已经把陈邦坚拴在她的裤带上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是吗？”
“信不信由你啦。”
树德峰从这一刻起，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了个深刻的看法，寻思像陈邦坚这样的败类竞可以利用搞“文化大革命”之机登上了权力宝座，而把房炳章那样的者红军打倒，这种“革命”看来是靠不住的。因此，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要把此事查清楚后密报房炳章或者洪敬平的决心。
树德峰于是转换了话题：“老兄，昨天你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决定和你们一起干。当然，我对成功与否并不是抱百分之百的信心的。但是，人生有时就是要碰运气的，我这次就碰一碰运气吧。”
胡业勋紧紧握住了树德峰的手：“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发起行动后，将去国外，今后不会再吃苦了。”
树德峰生怕胡业勋是在试探自己，于是赶紧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的计划、方案，那是核心机密，你不必告诉我，这样对于我而言也意味着安全些。”
胡业勋哈哈大笑：“老兄，你不愧是干过地下工作的，于这一套甚为内行。”
树德峰不露声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好吧，你做一下准备，我要把你弄到九中队去。”
树德峰暗自一惊，望着对方：“这怎么说？”
“九中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大本营，你老兄是块好料，一旦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了。为便于联络，你应当到九中队去。”
“明白了。不过，我是事务犯，你也知道，劳改队事务犯通常是不会调动的，此举会不会引起政府的怀疑？”
“政府？他们怀疑个屁！我讲要调就可以调，你信不信？”
树德峰望着对方，笑而不语。
胡业勋拍板：“好，就这样定了！你做一下准备，今明两天就要调的。”
胡业勋返回九中队后，向高增霞悄悄交代了一下：立即同陈邦坚进言，以树德峰会唱评弹的借日把炊场事务犯树德峰调到小分队来。
高增霞当即遵言而行，这种事情，对于陈邦坚来说，想都不需要想的，马上一口答应，并且亲自给炊场打电话，把树德峰调到了九中队。
树德峰调往九中队后，归文艺小分队管，但由于人账在九中队，所以也被胡业勋拉着做一些事务犯方面的事情，使胡业勋得以腾出心思策划暴狱“大计”。
胡业勋在炊场其实并无“耳报神”，树德峰是暴狱团伙在炊场发展的惟一的对象，他所谓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只不过是对树德峰的虚声恫吓。待到见树德峰并未检举，便对他放心了。树德峰调到九中队后，真的置于暴狱团伙的“控制之内”了，终日在胡业勋的眼皮底下，胡业勋看看他倒无不轨之想，于是彻底放心了。以树德峰的资历和水平，自是超过暴狱团伙的其他核心如郝根相、李鑫之流，胡业勋有些什么拿不准的事情，便和他商量。这样，短短三天内，树德峰就掌握了暴狱团伙的许多机密。
树德峰寻思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得火速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报告了。可是，怎样在不引起胡业勋的怀疑的前提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报告呢？树德峰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察看场部的汽车情况为借口，打着看病的名义去场部一趟。
树德峰对胡业勋一说，胡业勋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想，原想派郝根相去的，但是考虑到郝根相改造表现一般，到了场部恐怕要被押送的干部盯得很紧，无法察看，现在树德峰提出去定一趟，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当时的劳改队，犯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是由事务犯发药的，事务犯认为治不了的，再报告中队部派干部押送农场医院治疗。于是，胡业勋便阻事务犯的名义先向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报告，说树德峰调来小分队前在农场医院住院治疗，现在应当再去复查一趟，免得到演出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少了一档节目。丰韵哪里察知这里面的阴谋，听听说得有理，便点了头，并按照胡业勋的意思去向九中队中队部打了个招呼。中队部自无二话，当下便指派小队长仇鹤押送树德峰去场部。
树德峰预先写了一张三指宽的条子，塞于鞋内。他们是搭乘拖拉机去的。一路上，仇鹤和树德峰聊了聊，得知他原是炊场事务犯，又已经减过刑，料想是个信得过的犯人，便放松了戒备之心，言语间也和气了不少。
到了场部，仇鹤把树德峰带进医院后，问道：“你看什么科？”
“内科。”
“那你自己过去吧，我去一下外科。你看完病后可以到外科来找我。记住，千万不能离开医院，否则给管教科的人逮住了，轻的关你禁闭，重的算你脱逃哩！”
树德峰正中下怀，连忙点头：“明白了，仇队长，你放心吧。”
仇鹤安排好后，匆匆去外科了。一会儿树德峰过去找他时才知道，这位年轻队长并不是去看病的，而是到那里去找他那尚未挑明关系的女朋友——一位女护士聊天的。
树德峰成了脱线鹞子后，一身轻松，也不去内科门诊了，绕了个圈子直接去了内科住院部。住院部门口是有医院劳役犯把守着的，但是这倒难不住树德峰——那个看门的犯人原先是炊场的犯人组长，后来干活时出了工伤，断了一个指头，不能再干炊场的活儿了，于是就留在医院肴门。他看见树德峰，甚是热情，问长问短说了一会儿，也不问树德峰进去干什么，就让他进去了。
树德峰溜进了通往房炳章的病房的那个短短的走廊，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心中窃喜；再一瞅，房炳章的那间病房删的房门虚掩着，便一步步地踅过去，头脑里已经动好了万一碰上那位张看守的托词，就说是来找上次出院时忘记带走的一管牙膏的。
树德峰踅到门口，悄悄往房里一看，里面并没有张看守，房炳章侧身朝里躺在床上，半个脑袋以下都盖着被子。树德峰见状大喜，寻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进去把条子往他被窝里一塞不就解决了，等他醒过来时就看见了。主意打定，树德峰把条子从鞋里取出来，放在衣袋里，正要实施时，忽又想想不妥：房场长醒来或是尚未醒来时一翻身，把条子抖落地下，他本人又不知道，偏偏给张看守进来时发现了，那不惹大麻烦了？他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要当面交给房炳章本人为妥。
这样，树德峰就不得不唤醒房炳章了。他听昕门外没有声音，就一步一步地往床前走去，走到床前，抬手拍了拍枕头。那人马上醒了，一个翻身，睁开眼睛，一看之下面前竟然站着一个犯人，不禁大吃一惊：“哎——”
与此同时，树德峰也是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过矛对方——那人不是房炳章，而是一个他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干部！
原来，房炳章已经于昨天被造反派宣布“病愈”，强迫出院，回到“牛棚”去了。这个病房，昨天就给农场后勤处姜处长住了。这姜处长是1966年9月才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烧到他。最初，姜处长也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缩在一边不敢吭声，后来见陈邦坚等干部造反了，寻思一样是干部，别人能造反，自己为何不能，于是就贴出了《房炳章十大罪状》的大字报。他是农场处级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当时被造反派誉为“后院的点火人”，给他记了一功。这次造反派成立“革委筹”，他是其中一员。只是他在部队是副团级，到了地方升了半级，扶了正。这次在“革委筹”里，按他的想法应当是“核心小组”成员，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能当上常委了，但造反派的观点却是给他一个委员也不错了，由于他在造反方面寸功未建，因此也不敢争辩，不过心里总是窝着一口气，于是就消极对抗，三天两头没病称病，住到医院里来图个清净。哪知昨天傍晚刚住进来，今天午后想睡一觉却碰上了树德峰。
当下，姜处长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指着树德峰怒喝道：“你想干什么？”
树德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条子毁掉，决不能让证据落到对方手里。自从他从胡业勋口中得知“革委筹”第一把手陈邦坚和他们有瓜葛后，意识到农场的形势极为复杂，这么多干部他就信任房炳章和洪敬平。
姜处长又喝问了一遍，树德峰回答道：“我以为这里住着房场长……”
他的话语马上被打断了：“什么‘房场长’？贡嘛嘎农场早就没有这个人了，只有‘走资派’房炳章！你是一个犯人，鬼鬼祟祟找房炳章干什么？”
树德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告政府队长，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房场长住在这间病房，干部叫我护理他，我出院时把一管牙膏忘这里了，今天我是来取的。”
这番话语算不上天衣无缝，一时却也找不刭岔子的。那姜处长转了转眼珠子，目光在病房四处乱转，片刻忽然又喝问：
“你是几时进来的？”
“我刚进来。”
“犯人说的话我怎么信得过？你过来，我要搜一搜，看你偷过我这里什么东西没有。”
一家伙把树德峰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给闹得蹦了起来：乖乖，这能让他搜吗？我进来一趟都要如此大做文章，他一搜搜到了那张条子，还不弄一个翻江倒海？
一时间，树蒋峰无计可施，只得一步步地走过去。他还算机灵，走到对方面前了，把手飞快地从衣兜里伸出来，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那个条子就在姜处长的眼皮底下滑溜到了帽子里了。姜处长伸手搜查了树德峰的各个口袋，没搜到什么东西。
树德峰刚松了一口气时，对方又开口了：“把你的帽子给我，鞋子也脱下来！”
啊？！树德峰又是一个激灵，寻思此番看来真的要出麻烦了，现在，惟一的选择是赶紧拔腿开溜，宁可被他大叫大嚷地让人拦住，也不能白白搜到条子。从开溜到被拦下的过程中，完全有时间来得及把条子塞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不过，拦下后的麻烦也是有的，他无法对此举作出一个圆满的说明，会吃一些苦头，不过应当比条子泄露的麻烦好得多。
树德峰打定主意，正准备行动时，没有料到那胖胖的姜处长动作竟是那么利索，见他呆着不动，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了帽子！不好，树德峰心里暗呼一声，正待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把帽子夺回来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亮的女声：
“姜处长，你的电话。”
姜处长一怔：“电话？谁打来的？”
“不清楚，我给你问一下。”对面屋里的那个女护士对着话筒问了问，又喊道，“姜处长，是陈邦坚主任的电话。”
姜处长一听是陈邦坚的电话，不敢怠慢，看了树德峰一眼，把帽子扔在地下，“给老子滚！以后再这样鬼鬼祟祟的，我叫管教科关你的禁闭！”
树德峰如释重负般地暗吁一口气，弯腰捡起帽子，疾步退出了病房。他走出走廊时，听见姜处长正扯直了喉咙大叫“喂喂”，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觉得好笑，但他也没往深处去想。
树德峰生怕再发生意外，马上钻进了一旁的厕所，把条子撕碎后扔进了便池。走出来时，树德峰的腰挺得直了些，现在，即使姜处长再来找他，他也不怕了。
树德峰刚走到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洪敬平。这位靠边的管教科长手拿一条旧手巾，另一手提着一个水桶，看样子是正在擦拭玻璃窗。树德峰心中一喜，却因旁边有人经过而不敢吭声，甚至连眼色也不便使。他按照犯人的规矩，退立一侧，给洪敬平让路。那洪敬平更是像从未见过树德峰一样，瞅都不瞅他一眼，径直而行，但就在与树德峰擦面而过的时候，突然如闪电般地递过一个眼色！
地下工作出身的树德峰读懂了这个眼色中所包含的意思：跟我过来！
树德峰假装没有懂那层意思，依旧往前走，却借玻璃窗的反光看着洪敬平走进了走廊另一侧的厕所，他于是从另一头绕过去，也进了厕所。
厕所里没有人，只有洪敬平站在水池前慢条斯理地搓洗抹布。树德峰轻声叫了声“洪科长”，蹲到了一个坑位上。洪敬平仍然看都没看他，嘴里问道：“条子销毁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您……您怎么知道？”
“呵呵，要不是我冒充陈邦坚给他打一个接不到的电话，你这会儿还能蹲在这里？”原来，树德峰一进医院，就已经被正在劳动的洪敬平瞟见了，他料想对方多半是有事要说，却不便公开招呼他，便悄然尾随其后，哪知被医院的一个造反派拦住说了几句话，再过去时已经晚了，树德峰已被姜处长拦下在搜身了。他见树德峰那样一副不利索的样子，情知有碍，急中生智就钻到另一间屋子里冒充陈邦坚给姜处长打了一个电话。
树德峰恍然大悟：“洪科长，原来是您为我解了围……”
洪敬平打断道：“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树德峰于是三言两语把暴狱团伙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说到了陈邦坚与之有瓜葛之事。当洪敬平听说此节时，眉峰明显地耸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
树德峰说完后，望着洪敬平：“洪科长，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行动了，请您迅速报告房场长。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也请随时吩咐下来。”
洪敬平点了点头：“树德峰，你辛苦了！接下去，你还要密切注意这帮家伙的动静，有新的动向马上设法报告。不过，房场长已经重新关进‘牛棚，了……”
洪敬平说到这里，突然刹住话头，拎起已经盛满了水的木桶，大步走了出去——原来是有人进来了！
至此，树德峰使命算是完成了。他便去内科看了病，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外科找仇鹤。仇鹤跟那位护士谈得正热络，但看看时间不早了，生怕走晚了搭不上车，只好“忍痛割爱”， 和小护士告别，带着树德峰上路回返。
树德峰回到九中队，已是开晚饭时分了。他是在文艺小分队吃饭的，便过去吃了他那份简单的份饭。还没吃完，王皮儿已经出现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了，树德峰知道这个暴狱团伙的通讯员必定是奉胡业勋之命来召他的，便三口两口吃完了，去了事务室。
胡业勋一见面就问：“探得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树德峰其实根本没去察看过场部的汽车情况，这会儿现编着蒙对方，“场部原有八辆汽车，现在已经坏了四辆，因为缺少零件而不能修理；剩下的四辆中，一辆小车原是场部领导使用的，现由医院掌握着，停在干部家属大院里，主要用于往各中队出急诊的，也去县城购买药品；另外三辆，两辆是卡车，由后勤处掌管，平时就停在场部后面的坝子上；还有一辆小吉普，已经成为场‘革委筹’的专用车，整日在外面乱开，停回场部的时间没准。”
胡业勋对树德峰十分信任，没意识到这是在胡编乱造，点头道：“好！只要能搞到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卡车，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基本上解决了，不够的话，还可以弄拖拉机。当然，拖拉机的速度太慢。”
胡业勋甚为兴奋，说着说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些燃烧瓶和毒液枪：所谓“燃烧瓶”，是用柴油灌在瓶子里，再塞满棉花、碎布；“毒液枪”则是以农药灌在大号注射器里，使用时喷射而出。
这些内容，已使树德峰昕得暗自惊心，’接下来胡业勋所说出的话语，便令他目瞪口呆了——
“现在，大体上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计划于最近行动！”
“哦——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来月吧。”
树德峰一听还有半个月时间，寻思报告上去还来得及，心里渐渐定了下来。这时，值班队长进来找事务犯说话，他便走了。
但是，树德峰碰到的问题是他无法见到房炳幸或者洪敬平。刚去场部医院看过病，总不能再去看一次病，即使中队部同意，也会引起胡业勋的怀疑。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下半夜两点多，还没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熬不住倦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次日上午，树德峰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床沿口发呆时，突然接到通知：速速做好准备，早饭后去八中队向农场“革委筹” 领导班子作汇报演出。
树德峰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洪敬平的妻子，我何不通过陈中队长向她丈夫捎上一句隐语，让洪敬平明白事态的进展情况，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估计会设法跟我取得联系的。洪科长虽然已经靠边劳动，但是行动自由比我这个囚犯总大一些，再说他又有许多干部间的关系。
主意打定，树德峰便做准备，这回他不敢再写条子了，想了又想，把内容浓缩于一句话中：“只有半个月！”
上午8点半，犯人小分队一行23人离开九中队，前往八中队作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背景其实是造反新贵陈邦坚为了对自己在八中队玩弄女犯人的行为有一个搪塞的理由，于是想出了搞一次演出，把农场“革委筹”的成员都请往八中队看一看，作为自己“蹲点”的成绩，也带有粉饰太平的意思。自从房炳章抓了王皮儿的典型，贡嘛嘎农场的逃跑案件势头确实给压住了，之后只发生了两起脱逃案件，还未逃出农场地界就给抓住了。这其实应当是房炳章的功劳，尽管王皮儿是有问题的，但当时谁都不清楚，可是陈邦坚却利用时间差把这笔账记在他的名下。
当时，农场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无论干部还是囚犯，都渴望得到改善，所以小分队的演出对于八中队干部犯人而言，就成了一桩大事、喜事。整个中队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那就是中队长陈翔洁。她对于陈邦坚在她的地盘内如此活动有所耳闻，但无法阻止，也不敢发作，心里总压着一股火；另外，丈夫洪敬平的遭遇也使她忿忿不平，终日担心。因此，陈翔洁对于这种演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因为是上级布置下的一项工作而不得不执行。前一天，陈翔洁就已经对今天的执勤作了安排：全中队干部都可以看演出，监区大门由警卫队负责，中队无须操心；文艺小分队男女大防的监控措施，由她亲自执行，她待在演员休息室里盯着。
如此安排，正好给树德峰和陈翔洁的对话提供了方便。树德峰见陈翔洁待在休息室里，便乘等着上场的机会拿了把扫帚扫地，渐渐踅近陈翔洁。陈翔洁并不认识树德峰，但见这个犯人很勤快，便注意上了，见他扫到面前了，就随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我叫树德峰。”
陈翔洁马上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丈夫给她打电话要她询问炊场犯人树德峰一节，寻思不知是不是面前这个犯人，“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是炊场的，最近政府把我调到文艺小分队了，现在人账在九中队。”
陈翔洁点点头：“哦，我听说过你。”
树德峰不知道洪敬平深夜打电话一节，寻思还是赶快把话说完了事，便问道：“陈中队长，洪科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最近他好吗？”
陈翔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飞眼瞥了瞥室内另一角正在化妆的几个犯人，压低声音道：“他和房场长都被严管了！”
“啊！！”树德峰倒抽了一口冷气。
第八章
贡麻嘎农场场长房炳章和管教科长洪敬平被严管的原因，从表面上来看是称他们“勾勾搭搭，图谋不轨”，更深层次的其实是陈邦坚把持的“革委筹”想把房炳章彻底打倒而利用当年房炳章历史上与康生的那段瓜葛借机做做文章。
陈邦坚在房炳章那次从“牛棚”逃出来去八中队找他险使他与高增霞的奸情败露后，就意识到这老家伙是“虎死不倒架”，要想彻底封住他的口，一是消灭他的生理生命，。二是消灭他的政治生命和剥夺人身自由。消灭生理生命看来没有把握，陈邦坚毕竟不可能一手遮天。消灭政治生命和剥夺人身自由倒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陈邦坚和他的几位“战友”商量下来，觉得光靠姜处长的《房炳章的十大罪状》和其他人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大字报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还得增加材料，尤其是关键性的材料。他们就决定从房炳章的档案中去碰碰运气，结果竟是上上大吉，一碰就中，查到了房炳章历史上那件自剁手指的事。这就好了，“反对康生”这样一个罪名是现成的。
于是，房炳章在树德峰出院后的第三天，其病情刚刚稳定下来时，就被陈邦坚下令揪回“牛棚”，单独关押。经农场
“革委筹”决定，特地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审查房炳章的问题。
这些情况，不要说外人了，就是一般的造反队员，也是不清楚的。至于已经靠边监督劳动的洪敬平，更是纹丝不知了。洪敬平只道房炳章还是原先那种境遇，不出来劳动是造反派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让他先休养好身体。因此，洪敬平在接到树德峰的汇报后，几乎想都没想，就决定还是照上次的模式，来一个“夜访”就可以了。
当天晚上，洪敬平特地换了一身黑色衣服，在家候到夜半时分，更深人静，风高月黑，悄然出门，蹑足悄行来到“牛棚”后面。听听里面寂静无声，于是便施展出侦察兵技艺，越墙而入。洪敬平没进过“牛棚”，不知道房炳章被关在哪一间草棚里，只好摸黑在里面东转西看，摸了好一会儿，总算找到了房炳章的单人囚室。
房炳章是保卫人员出身，睡觉特别机警，洪敬平刚进门他就已经惊醒了。睁眼一看，借着外面的天光形成的背衬从来人的身形辨认出是洪敬平，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两个战友在这种情势下相逢，格外激动，两双手紧紧相握，一片深情尽在不言中。
良久，房炳章松开手，把洪敬平扯坐在床沿口上，自己也坐了下来，压低了声音道：“深夜秘访，必有要事．环境特殊，咱们长话短说，要言不烦，你先说吧。”
洪敬平于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树德峰所报告的情况说了一遍，听得房炳章坐立不安，心灼如火。洪敬平说完，他正待开口时，忽然听见外面似有异响，倏地站起来，要往门口去。这时，门被推开了，几道贼亮的手电光如利箭似的射了进来，几条人影随之而入！
原来，洪敬平先前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房炳章的囚室时，已经被“牛棚”的一位看守人员发现了。此人姓彭，是刑警出身，旧社会就在国民党警察局从事刑事侦查了，为人机灵，后来清理公安队伍时因历史原因而调到劳改系统，在贡嘛嘎农场四中队当小队长，跟陈邦坚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两人竟很谈得拢。陈邦坚造反后，把他也鼓捣参加了造反组织，搞“牛棚”时，就把他调了过来。彭某凭着他的刑警本领，竟然不显山不露水地盯上了侦察兵出身的洪敬平。当他看清是洪敬平时，寻思两个“走资派”深夜密会必有阴谋，于是便去叫起另外两个值班人员。几个人蹑足悄行踅到房炳章的囚室外，原本是想偷听房炳章、洪敬平两人密议内容的。但是，两人谈话的声音实在太低了，几个人缩在外面连片言只语也无法听到。彭某寻思再挨下去听不到内容不说，反倒让他们把话说完了，于是便发作闯了进去。
这一闯进去，当然没有那二位的好果子吃了。造反派二话不说，先把房炳章、洪敬平用绳子绑起来，分别审讯，要两人交代深夜秘密串连的动机和内容。对于房炳章、洪敬平来说，此举实出意外，由于事先没有商量过如何对付此类问题，所以回答得越少越好，不约而同说没谈什么，不过是胡乱聊天而已。至于深夜私访，洪敬平的解释是因为睡不着，出来走走，经过“牛棚”，突发奇想要去看看，这样就进去了。
这种说法，自然搪塞不过去的。结果两人都挨了打，特别是洪敬平，因为是“主动串连”，身体又好，挨打更是厉害些。
房炳章、洪敬平深夜秘密串连被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时就被报往八中队陈邦坚那里。陈邦坚闻讯大喜，寻思正愁拿不下房炳章，现在有这样一件事情，正是送把柄上来了。他当时就下令严讯，说不定这件事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哩。次日一早，陈邦坚又打电话给“牛棚”，听说审讯没有取得突破，便以“革委筹”的名义让把房炳章、洪敬平转押农场派出所的拘留室严管起来。
树德峰作为一个犯人，对于上述情况当然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但是他从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的神情和言语间觉察到情况非常严峻，不是两三日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他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把暴狱团伙的阴谋应当向谁报告？
当天晚上，收风之后，其他犯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之中，只有树德峰还睁着眼睛躺在床铺上，他整理了思路，冷静分析了眼前的形势：以他眼前的处境，这件事有三个报告目标，一是九中队，一是文艺小分队，一是炊场。九中队是他的人账单位，相当于自己的中队；小分队虽是临时单位，但是也是有干部管着的，应当说也可以报告；炊场虽然已经跟他不搭界，但他在那里待了几年，和那里的干部很熟，也可以报告的。但是，这么严重的问题，不管向哪个单位报告，之后都必须通过农场的最高权力机构解决的，目前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革委筹”。可是，“革委筹”的一把手是陈邦坚，在他的周围还有着一帮他的战友哥们儿，大事小事基本上都是跟着他转，这种大事更是由其拍板，而陈邦竖据胡业勋说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这话虽说可能有一定水分，但也不见得是空穴之风，谁知道他陷得有多少深？这种事情，弄得不好就是人头落地，树德峰可不敢莽莽撞撞胡乱行动。因此，他想来想去，感到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报告的目标。
树德峰呆呆地望着监房顶部那盏昏暗的电灯，无声地问自己：难道真的没有报告的目标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阴谋就会得逞，胡业勋等一批家伙在行动中肯定要对劳改干部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而且一旦这些人冲逃出去，将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还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想着想着，树德峰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了。他被判刑入狱至今，还从未有过这种激动。尽管，他对自己的判刑有抵触，但在内心却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现实：他已经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不是一名公安干部，而是一个囚犯，一个反革命分子。现在，树德峰突然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囚犯，而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警察！面对着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他要挺身而出，要竭尽全力阻止暴狱阴谋的实施，要为粉碎这个阴谋而贡献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的生命。
可是，向哪个目标报告这件事呢？鉴于农场如此复杂的斗争形势，树德峰已经不敢相信除了房炳章、洪敬平以外的任何一个干部了。现在，树德峰认为有必要重新检验这个思路，看在他所熟悉和了解的干部中，是否还有像房炳章、洪敬平那样值得他信赖、并且有能力妥善处置此事的干部。一时间，他的头脑中就像放电影一样，映现出一张张他所熟悉的干部的脸，不时有定格的，但是再一细想，又闪过了。终于，一张脸在他的眼前定格后不再闪去。
那是一张胖胖的中年男子的脸，宽阔的额头上镶嵌着几条岁月的印痕，微微眯着的眼睛里透着锐利的神光，略略抿着的嘴角旁选老是浮着一丝笑意，就像拓印上去的一样，即使在他发怒的时候也还能看见痕迹。这个干部，名叫杨光权，是炊场的指导员。在炊场的干部中，杨光权并不是树德峰接触得最多的一个，但是，他的正直、豪爽和善良给树德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杨光权是1938年的老八路，当的是骑兵，曾多次立过战功；解放后转业到公安机关，曾经担任过地级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后来在工作中和市主管书记发生分歧，被认为犯了错误，就调到了劳改队，降职使用，只当了指导员。在树德
峰和杨指导员接触的两年多时间里，感到他是一个讲政策、不怕得罪人特别不怕得罪上级的好干部。就凭这一点，树德峰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干部。
树德峰决定，就向杨光权报告情况！
次日上午，树德峰悄悄把胡业勋拉到一旁，问道：“我们的行动最强大的对手是谁？”
胡业勋一时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此人反应极快，马上反问道：“你说是谁？”
“要我说，就是武警。”
胡业勋的脑子转过弯来了，笑道：“就是！就是！老兄对此有何高见？”
树德峰淡淡地说：“也说不上‘高见’，只不过想到这个问题，就说一两句。不知你对武警的情况掌握了多少？”
胡业勋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道警惕的神色，虽然像流星划破夜空那样稍显即逝，但还是没能逃脱树德峰的那双锐眼，见之不禁一凛：难道暴狱团伙已经在武警中发展力量了？
后来知道，树德峰这个猜想是准确的：暴狱团伙确实在武警中发展了一个炊事员，这个炊事员的堂叔是九中队的一个犯人，名叫朱松川，是个强奸杀人犯。胡业勋原先并不知晓，直到将其发展为成员后才获悉。巧的是当时武警那里正好请九中队派会得绘画写字的犯人去相帮他们布置会议室和大批判专栏，这种事情都是落实给事务把提出建议的。干这种事九中队原先最拿手的是任观义，任观义死后就轮到中统特务李鑫了。于是胡业勋在指派李鑫去的同时，又提出要朱松川一起去“协助”。这样，朱松川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其那个没有文化又来自北方封建意识浓厚的偏僻山村的堂侄朱宝根拉下了水。但是，这件事是暴狱团伙中的重大机密，仅胡业勋等两三人知晓，现在树德峰随口这么一说，敏感到极点的胡业勋还以为他已经知道这事了。但树德峰是何等机警之人，马上装糊涂，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我是在想，是否需要了解一下武警的情况？”
胡业勋点头：“当然。老兄有办法吗？”
“炊场有一个犯人，不久前去武警那里做过一星期木工话，你如果认为有必要的，我就去向他打听打听。”
胡业勋还是点头：“那是求之不得了。你去吧。”
于是，胡业勋向中队部报告：树德峰在炊场的大账还投有转过来，想去一趟炊场。副中队长薛苏不假思索地点了头，派一个小队长把树德峰带往炊场。
树德峰到了炊场，先去代替他的事务犯那里问了大账的事，然后直接去中队部。巧得很，中队部办公室里只有杨光权一人，正坐在办公桌后看报纸，听见“报告”，他抬买看了看，略显惊讶道：“哦，是树德峰，你怎么来了，进来吧。”
树德峰进去，在桌前专给犯人坐的小板凳上落了座，抬眼打量杨光权，不禁暗吃一惊：才半个月不见，杨指导员的模样竟然已经改变了，原先胖胖的、圆如满月的脸盘削去了两个下角，红润的脸色也已经荡然无神，代之的是一层不健康的焦黄色；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额头上竟萌生出几根白发，混杂于满头黑发中，显得特别扎眼。
树德峰吃惊之余，头脑里马上冒出一种猜想：杨指导员最近可能遇上麻烦事儿了，否则怎么这样一副愁苦脱形的样子？在那个年代，所谓“麻烦事儿”，十有八九是跟政治搭边的。如果杨光权搭边的事儿是跟政治有关的，那我要不要再把这件事向他报告昵？向他报告了他有办法解决吗？
树德峰还役来得及往下想，杨光权开腔了：“你去了小分队怎么样，”
“还好，不过我倒还是很想炊场的，想最好是等小分队的演出结束后再回来。”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天开会，我们都这样说呢，一定要把你要回来。”
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树德峰觉得杨指导员的神色平静了些，寻思先前可能是过于敏感了，至于对方的模样方面的变化，也许是他最近身体不好的缘故。树德峰这样想着，就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把暴狱之事向杨指导员和盘托出。
哪知，就在树德峰准备开口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音，渐来渐近，片刻就到了办公室外面。接着，七八个干部一拥而进。树德峰定睛一看，走在前面的几个干部都是其他中队的，他一个也叫不出名字，只有后面的两个是炊场的，都是小队长。以前看见杨指导员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满脸堆笑不说，还要说两句表示对这位老八路崇敬话语。可是现在不同了，一张年轻的脸蛋已经被出自内心的愤怒之火所烧红，其中一个手拿术牌牌的还恨得咬牙切齿。
树德峰毕竟是经过长期生死斗争的人，在这种特殊的场合还能镇定下来留心木牌上所贴着的白纸上写着的字：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光权！“杨光权”三个字是倒写的，上面还用红色颜料打着一个大叉，醒目得令人友怵。
啊？！树德峰惊骇得差点叫出声来，杨光权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了？这事不是奇怪得紧吗？
说时迟那时快，这一拨人没等杨光权反应过来，已经动手了，揪的揪，挂牌子的挂牌子，又有人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硬扣在杨光权的头上，然后押了就走。树德峰下意识地跟在后面一起出了门，目送着他们把杨光权押出监区院子，上了一辆拖拉机，开了就走。
树德峰无奈地返回了九中队，把情况告诉胡业勋听。原以为胡业勋会惊讶，不料他闻言笑道：“这件事我昨天就知道了，原来昨天要抓他的，因为场部会场主席台还没有搭好，所以拖到今天了。”
轮到树德峰惊奇了：“哎，你怎么知道的？”
胡业勋不无得意地告诉树德峰，杨光权犯的是“现行罪”， 他竟把一幅毛主席宝像撕毁了。罪行报到农场派出所，那个刘所长竟然想一手遮天包庇杨光权，被派出所的造反派识穿，越级上报到“革委筹”主任陈邦坚那里。陈邦坚当即下令逮捕杨光权，并且顺便把原本就看不入眼的刘所长也给撤了，给了个“留所察看”的处分。
胡业勋没有说他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树德峰已经猜知肯定是通过高增霞得到的。由此，树德峰更加不敢相信哪一个干部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树德峰已经无路可走了，但他还是想把这件事进行下去，反复考虑之后，他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大胆得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想法：越狱！
对！树德峰要越狱。他想逃离贡嘛嘎农场，直接去北京。贡嘛嘎监狱是公安部直属劳改农场，他要直接去向公安部或者中央其他主管部门反映这一阴谋。他深信中央会得立刻过问这件事的，到那时候，什么”革委筹”，什么陈邦坚，都得滚一边去的。
树德峰于是正式开始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细细一想就觉得似乎难以实施，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他越狱脱逃了，暴狱团伙的总头目胡业勋会怎么样？树德峰站在胡业勋的角色考虑了这一即将发生的情况，一个已经答应积极参与暴狱阴谋的骨干分子，突然撇开团伙单独脱逃，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知晓暴狱团伙与“革委筹”第一把手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的脱逃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明摆着要逃出农场范围去“告密”吗？
想到这里，树德峰感到不对头了：以胡业勋的智慧，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这样，他就会在事情发作之前作出惟一的选择：提前发动！
树德峰寻思如此看来不行了：我不能用这一行动来促使这批家伙提前发动。不管几时发动，只要一动，就会形成危害。再说，如果提前发动了，他的脱逃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也无法对这一动机作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他将受到严惩。
这样想着，树德峰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设想。当晚，树德峰忧心忡忡，通宵难眠。他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解决面临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难题。当然，树德峰更不知道事实上这个难题已经有了解决的路子，只不过这个路子的钥匙在一个名叫周宗平的犯人那里。
周宗平，那年27岁，1996年作者见到他时，屈指算算也不到50岁，但他已经是一个佝偻着腰背的小老头了。据他说，这是数年劳改生活和粉碎“四人帮”平反后一直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所致。他在贡嘛嘎农场服刑期间，亲睹当时的新权贵陈郑坚和女犯高增霞的通奸丑行，险些命丧陈邦坚之手，还是树德峰救了他。
周宗平是北京人，家中祖上三代都是泥瓦匠，据说其爷爷当年还是京城泥瓦匠行业中榜上有名的好手，曾被召往紫禁城修葺建筑物。到了周宗平这一代，他家五个兄弟还是干这一行。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贺龙、林彪、徐向前、谭政、张云逸等将帅府他都去干过活，他犯的事情就是出在1963年给林彪的元帅府铺地砖时。那年9月初，周宗平的一个侄子缠着他要搞几张硬扎些的纸用于包书。当时社会上很少能找到硬扎些的包书纸，周宗平在帅府干活时，看见扔在院子里的牛皮纸材料袋，就顺手捡了几个，偷偷带回家去给了侄子。
侄子得了材料袋，喜不自胜，二话不说拆开就包书。小家伙也不懂得保密，而周宗平也没有意识到此举会给他带来厄运，也没关照一句要把有字的一面包在里侧，结果侄子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字样的一面包在外面，一带到学校，就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当即报告校长。校长随即报往派出所，派出所又报公安分局，几个圈子一兜，周宗平就给兜进了局子，并且随即逮捕，后来听说是叶群发的命令。审查了十个月，尽管已经查明周宗平只不过捡了几个牛皮纸袋，但还是被以“盗窃军事机密”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j有期徒刑5年。
周宗平被押解贡嘛嘎农场后，一填犯人登记表，立刻被派往炊场，让他专门修理炉灶。这样，周宗平就和事务犯树德峰认识了。他有一手高超的泥工技术，受到政府队长的重视，和事务犯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成了炊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犯人。但是，周宗平的性格暴烈，遇到他认为看不惯的事情，喜欢做出头鸟。1967年初，他因为看不惯一个年轻干部值夜班时吃了炊场犯人伙食中的几个鸡蛋，和对方吵了起来。那个干部一怒之下，把周宗平关进了禁闭室。次日，炊场指导员杨光权了解情况后，下令把他放了出来，但是因为要维护干部的威信，就把他调往九中队了。
周宗平到了九中队，吸取了这一教训，发誓再也不管闲事，自顾自改造，一度非常太平。天赋之性不可改，命运之神对周宗平的决心似乎有所怀疑，就弄了桩事情来试试他。那是树德峰头脑里萌生越狱念头的次日，周宗平接到中队部通知，让他上屋顶去堵漏。周宗平上到监房屋顶，对面就是文艺小分队女犯人的临时监房，白天她们都在排节目，监房里空无一人，站在屋顶望过去一目了然。不一会儿，周宗平就干完了活，正想下去转移梯子去另一处屋顶时，一个转身后无意间往对面监房内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屋里，文艺小分队那个风骚妖艳的女犯高增霞赤裸着下身躺在床上，她的身上，压着农场“革委筹”主任陈邦坚！
啊？！最初一瞬间，周宗平绝对以为自己看走了眼，用劲眨了几眨，定睛望去，还是那副情景，陈邦坚运作得还更起劲了！周宗平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又以为自己是在梦境中，举手用劲咬了下手指，一阵剧痛，这才确信这是在现实中。他往瓦片上吐了口唾沫，匆匆下到地上。
周宗平绝对没想到平时一脸道貌岸然的“政府队长”会干出这种事来，气得连活儿也不干了，坐在监房门前生闷气。这天，树德峰的活儿是创作一个新的评弹段子，没有出工。由于头脑中占着那件事，怎么也没有灵感，就在院子里转您，看见周宗平这副样子，不禁觉得奇怪，于是就上前询问原因。
周宗平见到树德峰，就像见了亲人，拉住了树德峰的手不假思索地把刚才那一幕和盘托出了。这件事对于树德峰来说，已经算不上新闻了，但他不能告诉对方自己早已知道此事了，还是装出一副气愤和震惊的样子附和着说了几句，但临末还是反复告诫对方万万不可再对第二人说，否则，定有危险临头。周宗平一向信任树德峰，见他说得那么严重，深信不疑，连连点头，表示接受劝说，保证不再对其他人说片言只谙。
但是，即使这样，也已经晚了，这时，陈邦坚已经知晓周宗平目睹了自己和高增霞的奸情，并且决定对周宗平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
原来，陈邦坚和高增霞搞关系的时候，陈邦坚本人不知遭对面屋顶上有一个犯人在干活，已经看见了这不堪人目的一幕，但是高增霞因为所处的位置适于仰视，所以在周宗平临下屋前也是无意间的一眼瞥着了对面屋顶上的犯人，并且认出是周宗平。她马上告知陈邦坚，陈邦坚闻听之下，惊得几乎连衣服也穿不上，还是高增霞老练镇定，伸手三下五除二给他穿上，然后才往自己赤裸的下身套裤子，一边问道：
“大主任，你看这事怎么办？”
陈邦坚恨得咬牙切齿：“我要他的命！”
“怎么要法？”
“先把他关进禁闭室……”陈邦坚咂着嘴，边想边说，“然后使他知道要悄悄地做掉他，再给他创造一个逃跑的机会，他肯定要逃跑的，我事先安排好人手，在他逃跑时解决掉！”
高增霞一边听一边觉得背脊上在沁寒意，她虽然亲手杀过人，但是那是硬刀子杀的，心一狠就一刀下去了，事后虽然有悔意，但也来不及了。而像陈邦坚这样的软刀子杀人，她却是听也没听见过，更不用说想了。但是，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她的心愿的，她当然赞成。她知道白己和陈邦坚的奸情绝对不能败露，否则暴狱阴谋实施起来就会遇到障碍。于是，高增霞连连点头。
陈邦坚其实根本没征求高增霞意见的意思，他跟高增霞的关系不过是肉体关系，既谈不上感情，也说不到其他，就是纯粹的纵欲泄欲。他根本没注意高增霞的神情举止，还是吐露着自己的想法：“我这就叫薛苏把这小子关起来！上铐，砸镣！”
高增霞提醒道：“上了镣铐他就逃不掉了。”
“哦，对对！”陈邦坚这才注意起高增霞来，目光投向她，“女人心细，说得对。你还有什么想法？”
高增霞说：“现在就关他可能不妥，还是等你离开九中队后再关。”
陈邦坚略一思考，点头：“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陈邦坚这次来九中队，名义上是了解九中队的管教工作情况，所以他得过过场，要召开一个干部会议。但他心里惦着高增霞，一到九中队就以谈小分队情况为名，把高增霞唤至丰韵的临时办公室（也就是文艺小分队临时监房的外间），行那苟且之事。现在事毕，他又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脸严肃地召开干部会议。
高增霞离开临时监房后，先去向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简略汇报了陈邦坚找她所谈的作为幌子的几桩事情，然后便悄悄向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说了她和陈邦坚的奸情被周宗平瞥知之事。胡业勋听说后起初有些紧张，但知道了陈邦坚的打算后，便放了心。
高增霞刚离开事务室，树德峰来了。其时，胡业勋已经越来越信任树德峰了，认为他稳重、细致，实在是一块实施其阴谋的好料。由于这种想法，所以他未对树德峰存有戒心，这会儿竞顺口把高增霞刚才说的那件事告诉树德峰。
树德峄其实已经知晓此事了，却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昕完了对方的叙述，临末如释重负道：“既然陈主任有安排，那我们就用不着担心什么了。”
但是，树德峰心里已经有了打算：立刻通知周宗平，叫他迅速逃跑，否则，性命难保！同时，乘此机会，让周宗平送一封密信出去，直接向中央公安部报告此事。
树德峰知道逸件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于是立刻行动。这时正好开晚饭，他与炊场的犯人关系熟稔，便让给打了半碗浓浓的米汤。然后用米汤写了一封密信，也不开信封，折叠起来了放在口袋里。
树德峰三两口划拉了晚饭，走到院子里，见周宗平正好步入活动室，便尾随而进，朝他使了个眼色，转身就走。对方会意，马上跟着往外走，一直走到院子尽头的报廊那里。
周宗平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绝对好使，知道树德峰此时找他，绝无好消息相告，脸色已然凝重，悄声问道：“老树，什么事？”
树德峰的眼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以更低的声音道：“你发现陈邦坚的事已经被陈邦坚知道了……”
周宗平神色倏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德峰：“老树，是你卖了我？”
树德峰说：“扯淡！我卖了你还会给你报信？告诉你，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仰躺在床上看到你了……”
“哦——”周宗平恍然大悟。
“你的处境现在非常不妙，陈邦坚要你的性命呢……”树德峰把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惊得周宗平目瞪口呆，定定地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树德峰问：“你打算怎么样？”
“让他关我好了，我不上当，不逃，看他怎么打死我！”
“你太天真了，只要你进了禁闭室，要整死你的法子还不是多得很？”
周宗平低头稍一沉思，咬牙道：“哼，我干脆把他的丑事抖出来！”
“你向谁抖？”
“我向中队部抖！”
“中队部现在是薛苏执掌大权，他跟陈邦坚是什么关系，你不会不清楚。”其时，九中队的大权已经旁落，正中队长黄耀煜已经处于靠边的边缘。
“那我向农场‘革委筹’报告！”
“又是空话一句：你既然无法离开这里去场部，即使如愿以偿见到‘革委筹’的人报告了，也是白搭，‘革委筹’的主任是陈邦坚本人，而且自古有言：‘提贼见赃，捉奸见双’，这种事不是当场抓住，谁信你？”
周宗平的身子似乎要软瘫下去了，晃了又晃，声音颤抖地问道：“那你教教我，应当怎么办？”
“目前，你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树德峰做了个手势。
“你是说逃跑？”
“你说呢？”
“我想也只有这样了。”周宗平无可奈何地说。平心而论，这确实不是他的真心选择。不明底细的人通常都以为犯人都想逃跑，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像周宗平这样还剩一年刑期的犯人，他根本不想逃跑。但是，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了，为了性命，他只好冒险一搏了。
树德峰说：“对！只有冒这个险了，而且得赶快行动，乘陈邦坚还没离开九中队时就逃。待会儿收风时我帮事务犯点人账，做一下手脚，让你有时间尽可能逃得离农场远一些。”
周宗平想了想问道：“我逃出去后怎么生活呢？我可不能作案呀。”
“你有一门手艺，还怕活不下来？”
“哦！对，我去农村给人家打工，混一口饭总是有的。可是，我忍不下这口气，我总要找陈邦坚算账，这种人，是混在劳改干部中的败类，必须清除掉！”
树德峰正好拿出那张看上去没有一个字的白纸：“这点，我已经给你考虑过了。你离开时，带一些信纸、信封和邮票，逃出去后，把这张纸装在信封里，写上‘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办公室收’的字样，下面的落款是‘贡嘛嘎农场寄’，以航空挂号寄出去。这上面所写的内容，是解决陈邦坚这样的人的。”
周宗平拿过纸看了看，发现是一张白纸，不解地问：“一张白纸，能起什么作用呢？”
“会起作用的，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树德峰寻思公安部收到这么一张白纸后，肯定会比收到一封有字的信还要重视，因为通常不会有人有闲情逸致跟公安部开这种毫无意义的玩笑的。收信人会把这封无字信送去作技术鉴定，到那时只要用碘酒往上面一抹，纸上就会出现蓝色字迹，于是，这封信就会马上被送到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案头。
周宗平对树德峰已经绝对信任了，于是说：“我一定照办。”
“小周，不是我说丧气话，万一你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抓住了，请千万记住，不要说出这封信的事。否则，对你更加不利，对我也难有好的下场。这张纸混在你带着的信纸里，看上击没有一个字，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你不说他们就发现不了。”
“我明白，你放心吧。”
这时距收风还有个把小时，周宗平马上回监房做准备。然后，悄然溜进了厕所。他是泥瓦匠，轻而易举就弄开了厕所的一个角，钻出去爬上了屋顶，躲在上面。一会儿，收风哨吹响了，他便乘值班干部的心思都放在收风上面时，从屋顶上溜走了。
周宗平的脱逃直到半夜时分陈邦坚从八中队打电话过来让关他时，才被值班干部察觉。按照当时处置犯人脱逃的方式，先是向中队长报告，然后中队部几个头头紧急会合，从监房里开出一些被认为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先在中队内部范围查寻，然后再把范围扩大到中队以外的范围查找。当确实认为找不到时，才确认周宗平已经逃跑了，于是上报场部。当时由于经常发生犯人脱逃，场部管教科已经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追捕小组，专门负责指挥追捕逃犯。直到此时，对周宗平的追捕行动才正式启动。
这种追逃模式很对树德峰的胃口，他以前在公安系统工作时也主持过几个案件的追捕工作，知道这样追捕对于没有脱逃目的地的周宗平是没有用的。至此，只要周宗平途中没有发生意外，就已经基本上处于安全境地了。于是，他就定了心，开始静候那封密信发作。
按照正常的估计，密信早晚也应当在七天内寄达北京的。公安部长对于这等紧急事宜，绝对不会搁过夜的，肯定就会指示有关部门特急处置。以树德峰的经验，这样的案件一般是不会靠电话遥控指挥的，而是要派专员飞赴案发地直接处置。这样，最迟也要在十天之内有所反应。树德峰于是屈指计算时日，表面上心定气闲，实际上却是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可是，好不容易挨过了十天，追捕周宗平方面固然没有消息，但是令树德峰失望的是那封信也没有反应。树德峰马上意识到肯定是周宗平那里出了问题，可能是他没有寄出那封信件。他耐着性子又等了两天，终于彻底失望了，于是又开始动新的脑筋。
周宗平那封信件寄出了没有？后来在解决暴狱案后，专案人员专门作了调查，其触角一直伸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晟终终于查到在普通邮件登记本上确实有这封信的原始登记，已经送到了信访部门。但是，具体经办人员的处置方式却大大出乎树德峰的估计，一见是一张白纸，竟然就一扔了之。为此，专案人员专门和那位处理这封信件的女工作人员谈了话，她的解释是以为写信人把一张白纸错以为信纸装进了信封，并再三申明这种事情以前碰到过多次，今后也还会碰到，言下之意就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这里再说几句关于逃犯周宗平的话语，他脱逃后，先到了青海省会西宁，在那里寄出了信件，然后逃往四川，在青海和四川交界处的一个山沟沟里找到了一份泥瓦匠的工作，就待了下来。一待就是半年，他手里有了一点钱，看看风声也平了，于是就动了回一趟北京看看家人的念头，并且当即付诸实施。结果一到北京就给抓住了。
周宗平被押回贡嘛嘎农场时，暴狱事件早巳处理完毕，农场已经军管。军管小组在处置这个案件时，充分考虑到周宗平脱逃的原因及他发出的那封虽然没有起到报警作用但责任不在他的因素，也调查到他在脱逃期间确实没有干过坏事，于是就网开一面没有加刑，但是，他脱逃在外昀那段时间不算刑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好的处理结果了。
这时，暴狱团伙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即使马上发动也可以了。但是，胡业勋认为还需要等待最后时机，这个“最后时机”是他最近产生于头脑中的，就是想在暴狱行动时一举将贡嘛嘎农场“革委筹”的那七个核心成员也就是不久成立农场革命委员会后的常务委员抓获在手，作为人质，以充分保证暴狱行动的成功。这个设想好是好，不过具体
实施时有一个难题：如何把这七位干部集中起来？
胡业勋为此与他的那几个心腹如李鑫、郝根相等人反复商议，后来又征求了树德峰的意见，还是树德峰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是否可以考虑由高增霞的文艺小分队出面组织一次有全农场各单位参加的“革命文艺节目大汇演”，地点就设在九中队。这样大型的活动，不但那七位干部必定参加，连各单位的中队长、指导员恐怕也一个不漏，届时出其不意发动，人质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十个二十个了。树德峰出此主意是为了尽可能拖延暴狱发动的时间，以争取有一个形势逆转的余地。那胡业勋倒也真的同意了，还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对于树德峰的想法也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他所想的报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德峰越来越相信要想解决此事，只有直接向中央报告的决策了。鉴于周宗平杏无音讯，树德峰只好决定自己越狱了。
但是，树德峰又考虑到，在他实施这一方案前，首先要解决上次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必须彻底消除胡业勋对于在他越狱问题上的任何疑窦。如何解决，这倒是一个非常难题。
这个难题的答案，倒是胡业勋自己解决的。作出策划全场“文艺大汇演”决定的次日，胡业励找了树德峰，告诉两件事，一是已经通过高增霞向陈邦坚进言文艺大汇演之事，陈邦坚表示同意，并将由“革委筹”发一个文件；二是他想在发动暴狱行动之前，有计划地安排几名犯人脱逃。
树德峰听完第二点后马上警惕地想到：这会不会是对方对我的试探？于是略一沉思问道：“安排犯人逃跑，那是怎么一回事？”
胡业勋不无得意地笑道：“这是我从周宗平脱逃一事中引起的联想，你看一个周宗平越狱就惊动了那么些干部，一个个弄得精疲力竭。我若是安排数人越狱，那不可以牵制更多的警力了？这步棋肯定有利于我们届时发动的行动。”
树德峰恍然大悟，寻思此事对于他也是有利的，于是点头道：“好！老兄高见！”
不过，树德峰也考虑到，胡业勋的安排中不可能有他树某人，轮到越狱的多半是暴狱团伙中态度坚决但能力有限的犯人，这样，一旦失风被捕也不会泄露机密，安待禁闭室中等候发动行动时营救。而他是胡业勋眼中的骨干分子，不可能被安排发挥这种作用的。
但是，既然胡业勋有了这一观念，树德峰就有办法乘机运用，在胡业勋的控制范围之外突然行动，使胡业勋造成一个错觉，认为他遇到了不可抗的原因，必须立刻越狱。待到胡业勋醒悟过来时，大错已经铸成，颓势再也无法挽回了。
当晚，胡业勋拉树德峰在事务室加班，相帮处理犯人的大账账目。两人又聊起了暴狱之事，树德峰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途中汽车发生故障怎么办？是否有人会修理汽车？
胡业勋满不在乎道：“这没问题，你不清楚，九中队本就是机修中队，我的人马中有会修理汽车技术的。有时场部的汽车坏了就是拉到九中队来修理的。”
树德峰也漫不经心道：“这我知道，可是如果需要调换一些易损的零件，我们带着吗？”
“带呀！我们有零件。”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对机修是绝对外行，心里暗笑，说：“我们带哪一种汽车的零件？九中队有这种零件吗？”
胡业勋想想无言以对了，便向树德峰请教该怎么办。树德峰点拨道：“派人去场部摸一摸，看看汽车班有什么零件，到时候一起弄走就是了；如果那边没有的，我们再看看九中队有没有；如果九中队没有的，要立刻请示中队部进货。当然，这事也可以叫高增霞出面，因为接下来各单位都在排练节目，她得由陈邦坚带着去巡察的，那就需要汽车了。而农场的车都是‘老爷车’，得准备零件啊。”
“对！言之有理。老兄，场部还是麻烦你走一趟吧？你懂行，一看就明白。”
树德峰点头：“也好，我跟汽车班的那个老爷子已经熟悉了，上次我还帮他鼓捣了一会儿汽车呢，帮他解决了问题。”
于是，这事就算定下了。接着，两人又商议了以什么借口使树德峰能去农场医院并且可以在那里待上几天。胡业勋提出还是照老样子由他出面向中队部报告，说树德峰有病需要检查，他这里解决不了，估计中队部一定会批准的。
树德峰说：“这只是对付中队部的办法，而我的住院则需要医生的同意，我们在医院没有关系，看来只好来硬的了。”
胡业勋不解地问：“什么叫‘来硬的’？”
树德峰看看四下，随手拿过一个热水瓶，取下瓶塞，提起来就往左手浇。惊得胡业勋目瞪口呆，醒悟过来抢下热水瓶时，树德峰的手背早已烫成一片紫红，随即泛起一个个连在一起的水泡。
树德峰眉头都没皱一皱，微笑道：“这就叫‘来硬的’。”
胡业勋为之动容：“老兄．你的心意我总算彻底领悟了，可以说，在我们这伙人当中，你是和我一样坚决的人！”
“这就叫‘信仰’！”
“对！”胡业勋紧握住树德峰的手，“老兄，你受苦了。”有了这样一处伤口，次日，胡业勋向中队部一报告就获准了，副中队长薛苏还来监房看望了树德峰，安慰了几句。正好中队部要派两名管教员去场部管教科开会，于是就让树德峰上了马车。到了场部，干部把树德峰送到医院外科，医生一看伤口，当即开出了住院单。
树德峰在路上突然想到了房炳章的妻子庞萍医生，寻思她正好是外科的，何不见一见她，向她汇报情况，寻求支持，能够不越狱当然最好。可是，他住进去后向医院劳役犯一打听，才知道庞萍因为房炳章的关系也遭了难，已经被剥夺了行医资格，送往八中队去监督劳动了。
至此，树德峰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越狱赴京，向中央报告情况！
就在同一个晚上，贡嘛嘎农场另外也有人动着脱逃赴京汇报同一情况的脑筋……
第八章
贡麻嘎农场场长房炳章和管教科长洪敬平被严管的原因，从表面上来看是称他们“勾勾搭搭，图谋不轨”，更深层次的其实是陈邦坚把持的“革委筹”想把房炳章彻底打倒而利用当年房炳章历史上与康生的那段瓜葛借机做做文章。
陈邦坚在房炳章那次从“牛棚”逃出来去八中队找他险使他与高增霞的奸情败露后，就意识到这老家伙是“虎死不倒架”，要想彻底封住他的口，一是消灭他的生理生命，。二是消灭他的政治生命和剥夺人身自由。消灭生理生命看来没有把握，陈邦坚毕竟不可能一手遮天。消灭政治生命和剥夺人身自由倒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陈邦坚和他的几位“战友”商量下来，觉得光靠姜处长的《房炳章的十大罪状》和其他人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大字报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还得增加材料，尤其是关键性的材料。他们就决定从房炳章的档案中去碰碰运气，结果竟是上上大吉，一碰就中，查到了房炳章历史上那件自剁手指的事。这就好了，“反对康生”这样一个罪名是现成的。
于是，房炳章在树德峰出院后的第三天，其病情刚刚稳定下来时，就被陈邦坚下令揪回“牛棚”，单独关押。经农场
“革委筹”决定，特地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审查房炳章的问题。
这些情况，不要说外人了，就是一般的造反队员，也是不清楚的。至于已经靠边监督劳动的洪敬平，更是纹丝不知了。洪敬平只道房炳章还是原先那种境遇，不出来劳动是造反派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让他先休养好身体。因此，洪敬平在接到树德峰的汇报后，几乎想都没想，就决定还是照上次的模式，来一个“夜访”就可以了。
当天晚上，洪敬平特地换了一身黑色衣服，在家候到夜半时分，更深人静，风高月黑，悄然出门，蹑足悄行来到“牛棚”后面。听听里面寂静无声，于是便施展出侦察兵技艺，越墙而入。洪敬平没进过“牛棚”，不知道房炳章被关在哪一间草棚里，只好摸黑在里面东转西看，摸了好一会儿，总算找到了房炳章的单人囚室。
房炳章是保卫人员出身，睡觉特别机警，洪敬平刚进门他就已经惊醒了。睁眼一看，借着外面的天光形成的背衬从来人的身形辨认出是洪敬平，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两个战友在这种情势下相逢，格外激动，两双手紧紧相握，一片深情尽在不言中。
良久，房炳章松开手，把洪敬平扯坐在床沿口上，自己也坐了下来，压低了声音道：“深夜秘访，必有要事．环境特殊，咱们长话短说，要言不烦，你先说吧。”
洪敬平于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树德峰所报告的情况说了一遍，听得房炳章坐立不安，心灼如火。洪敬平说完，他正待开口时，忽然听见外面似有异响，倏地站起来，要往门口去。这时，门被推开了，几道贼亮的手电光如利箭似的射了进来，几条人影随之而入！
原来，洪敬平先前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房炳章的囚室时，已经被“牛棚”的一位看守人员发现了。此人姓彭，是刑警出身，旧社会就在国民党警察局从事刑事侦查了，为人机灵，后来清理公安队伍时因历史原因而调到劳改系统，在贡嘛嘎农场四中队当小队长，跟陈邦坚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两人竟很谈得拢。陈邦坚造反后，把他也鼓捣参加了造反组织，搞“牛棚”时，就把他调了过来。彭某凭着他的刑警本领，竟然不显山不露水地盯上了侦察兵出身的洪敬平。当他看清是洪敬平时，寻思两个“走资派”深夜密会必有阴谋，于是便去叫起另外两个值班人员。几个人蹑足悄行踅到房炳章的囚室外，原本是想偷听房炳章、洪敬平两人密议内容的。但是，两人谈话的声音实在太低了，几个人缩在外面连片言只语也无法听到。彭某寻思再挨下去听不到内容不说，反倒让他们把话说完了，于是便发作闯了进去。
这一闯进去，当然没有那二位的好果子吃了。造反派二话不说，先把房炳章、洪敬平用绳子绑起来，分别审讯，要两人交代深夜秘密串连的动机和内容。对于房炳章、洪敬平来说，此举实出意外，由于事先没有商量过如何对付此类问题，所以回答得越少越好，不约而同说没谈什么，不过是胡乱聊天而已。至于深夜私访，洪敬平的解释是因为睡不着，出来走走，经过“牛棚”，突发奇想要去看看，这样就进去了。
这种说法，自然搪塞不过去的。结果两人都挨了打，特别是洪敬平，因为是“主动串连”，身体又好，挨打更是厉害些。
房炳章、洪敬平深夜秘密串连被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时就被报往八中队陈邦坚那里。陈邦坚闻讯大喜，寻思正愁拿不下房炳章，现在有这样一件事情，正是送把柄上来了。他当时就下令严讯，说不定这件事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哩。次日一早，陈邦坚又打电话给“牛棚”，听说审讯没有取得突破，便以“革委筹”的名义让把房炳章、洪敬平转押农场派出所的拘留室严管起来。
树德峰作为一个犯人，对于上述情况当然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但是他从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的神情和言语间觉察到情况非常严峻，不是两三日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他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把暴狱团伙的阴谋应当向谁报告？
当天晚上，收风之后，其他犯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之中，只有树德峰还睁着眼睛躺在床铺上，他整理了思路，冷静分析了眼前的形势：以他眼前的处境，这件事有三个报告目标，一是九中队，一是文艺小分队，一是炊场。九中队是他的人账单位，相当于自己的中队；小分队虽是临时单位，但是也是有干部管着的，应当说也可以报告；炊场虽然已经跟他不搭界，但他在那里待了几年，和那里的干部很熟，也可以报告的。但是，这么严重的问题，不管向哪个单位报告，之后都必须通过农场的最高权力机构解决的，目前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革委筹”。可是，“革委筹”的一把手是陈邦坚，在他的周围还有着一帮他的战友哥们儿，大事小事基本上都是跟着他转，这种大事更是由其拍板，而陈邦竖据胡业勋说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这话虽说可能有一定水分，但也不见得是空穴之风，谁知道他陷得有多少深？这种事情，弄得不好就是人头落地，树德峰可不敢莽莽撞撞胡乱行动。因此，他想来想去，感到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报告的目标。
树德峰呆呆地望着监房顶部那盏昏暗的电灯，无声地问自己：难道真的没有报告的目标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阴谋就会得逞，胡业勋等一批家伙在行动中肯定要对劳改干部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而且一旦这些人冲逃出去，将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还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想着想着，树德峰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了。他被判刑入狱至今，还从未有过这种激动。尽管，他对自己的判刑有抵触，但在内心却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现实：他已经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不是一名公安干部，而是一个囚犯，一个反革命分子。现在，树德峰突然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囚犯，而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警察！面对着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他要挺身而出，要竭尽全力阻止暴狱阴谋的实施，要为粉碎这个阴谋而贡献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的生命。
可是，向哪个目标报告这件事呢？鉴于农场如此复杂的斗争形势，树德峰已经不敢相信除了房炳章、洪敬平以外的任何一个干部了。现在，树德峰认为有必要重新检验这个思路，看在他所熟悉和了解的干部中，是否还有像房炳章、洪敬平那样值得他信赖、并且有能力妥善处置此事的干部。一时间，他的头脑中就像放电影一样，映现出一张张他所熟悉的干部的脸，不时有定格的，但是再一细想，又闪过了。终于，一张脸在他的眼前定格后不再闪去。
那是一张胖胖的中年男子的脸，宽阔的额头上镶嵌着几条岁月的印痕，微微眯着的眼睛里透着锐利的神光，略略抿着的嘴角旁选老是浮着一丝笑意，就像拓印上去的一样，即使在他发怒的时候也还能看见痕迹。这个干部，名叫杨光权，是炊场的指导员。在炊场的干部中，杨光权并不是树德峰接触得最多的一个，但是，他的正直、豪爽和善良给树德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杨光权是1938年的老八路，当的是骑兵，曾多次立过战功；解放后转业到公安机关，曾经担任过地级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后来在工作中和市主管书记发生分歧，被认为犯了错误，就调到了劳改队，降职使用，只当了指导员。在树德
峰和杨指导员接触的两年多时间里，感到他是一个讲政策、不怕得罪人特别不怕得罪上级的好干部。就凭这一点，树德峰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干部。
树德峰决定，就向杨光权报告情况！
次日上午，树德峰悄悄把胡业勋拉到一旁，问道：“我们的行动最强大的对手是谁？”
胡业勋一时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此人反应极快，马上反问道：“你说是谁？”
“要我说，就是武警。”
胡业勋的脑子转过弯来了，笑道：“就是！就是！老兄对此有何高见？”
树德峰淡淡地说：“也说不上‘高见’，只不过想到这个问题，就说一两句。不知你对武警的情况掌握了多少？”
胡业勋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道警惕的神色，虽然像流星划破夜空那样稍显即逝，但还是没能逃脱树德峰的那双锐眼，见之不禁一凛：难道暴狱团伙已经在武警中发展力量了？
后来知道，树德峰这个猜想是准确的：暴狱团伙确实在武警中发展了一个炊事员，这个炊事员的堂叔是九中队的一个犯人，名叫朱松川，是个强奸杀人犯。胡业勋原先并不知晓，直到将其发展为成员后才获悉。巧的是当时武警那里正好请九中队派会得绘画写字的犯人去相帮他们布置会议室和大批判专栏，这种事情都是落实给事务把提出建议的。干这种事九中队原先最拿手的是任观义，任观义死后就轮到中统特务李鑫了。于是胡业勋在指派李鑫去的同时，又提出要朱松川一起去“协助”。这样，朱松川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其那个没有文化又来自北方封建意识浓厚的偏僻山村的堂侄朱宝根拉下了水。但是，这件事是暴狱团伙中的重大机密，仅胡业勋等两三人知晓，现在树德峰随口这么一说，敏感到极点的胡业勋还以为他已经知道这事了。但树德峰是何等机警之人，马上装糊涂，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我是在想，是否需要了解一下武警的情况？”
胡业勋点头：“当然。老兄有办法吗？”
“炊场有一个犯人，不久前去武警那里做过一星期木工话，你如果认为有必要的，我就去向他打听打听。”
胡业勋还是点头：“那是求之不得了。你去吧。”
于是，胡业勋向中队部报告：树德峰在炊场的大账还投有转过来，想去一趟炊场。副中队长薛苏不假思索地点了头，派一个小队长把树德峰带往炊场。
树德峰到了炊场，先去代替他的事务犯那里问了大账的事，然后直接去中队部。巧得很，中队部办公室里只有杨光权一人，正坐在办公桌后看报纸，听见“报告”，他抬买看了看，略显惊讶道：“哦，是树德峰，你怎么来了，进来吧。”
树德峰进去，在桌前专给犯人坐的小板凳上落了座，抬眼打量杨光权，不禁暗吃一惊：才半个月不见，杨指导员的模样竟然已经改变了，原先胖胖的、圆如满月的脸盘削去了两个下角，红润的脸色也已经荡然无神，代之的是一层不健康的焦黄色；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额头上竟萌生出几根白发，混杂于满头黑发中，显得特别扎眼。
树德峰吃惊之余，头脑里马上冒出一种猜想：杨指导员最近可能遇上麻烦事儿了，否则怎么这样一副愁苦脱形的样子？在那个年代，所谓“麻烦事儿”，十有八九是跟政治搭边的。如果杨光权搭边的事儿是跟政治有关的，那我要不要再把这件事向他报告昵？向他报告了他有办法解决吗？
树德峰还役来得及往下想，杨光权开腔了：“你去了小分队怎么样，”
“还好，不过我倒还是很想炊场的，想最好是等小分队的演出结束后再回来。”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天开会，我们都这样说呢，一定要把你要回来。”
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树德峰觉得杨指导员的神色平静了些，寻思先前可能是过于敏感了，至于对方的模样方面的变化，也许是他最近身体不好的缘故。树德峰这样想着，就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把暴狱之事向杨指导员和盘托出。
哪知，就在树德峰准备开口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音，渐来渐近，片刻就到了办公室外面。接着，七八个干部一拥而进。树德峰定睛一看，走在前面的几个干部都是其他中队的，他一个也叫不出名字，只有后面的两个是炊场的，都是小队长。以前看见杨指导员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满脸堆笑不说，还要说两句表示对这位老八路崇敬话语。可是现在不同了，一张年轻的脸蛋已经被出自内心的愤怒之火所烧红，其中一个手拿术牌牌的还恨得咬牙切齿。
树德峰毕竟是经过长期生死斗争的人，在这种特殊的场合还能镇定下来留心木牌上所贴着的白纸上写着的字：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光权！“杨光权”三个字是倒写的，上面还用红色颜料打着一个大叉，醒目得令人友怵。
啊？！树德峰惊骇得差点叫出声来，杨光权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了？这事不是奇怪得紧吗？
说时迟那时快，这一拨人没等杨光权反应过来，已经动手了，揪的揪，挂牌子的挂牌子，又有人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硬扣在杨光权的头上，然后押了就走。树德峰下意识地跟在后面一起出了门，目送着他们把杨光权押出监区院子，上了一辆拖拉机，开了就走。
树德峰无奈地返回了九中队，把情况告诉胡业勋听。原以为胡业勋会惊讶，不料他闻言笑道：“这件事我昨天就知道了，原来昨天要抓他的，因为场部会场主席台还没有搭好，所以拖到今天了。”
轮到树德峰惊奇了：“哎，你怎么知道的？”
胡业勋不无得意地告诉树德峰，杨光权犯的是“现行罪”， 他竟把一幅毛主席宝像撕毁了。罪行报到农场派出所，那个刘所长竟然想一手遮天包庇杨光权，被派出所的造反派识穿，越级上报到“革委筹”主任陈邦坚那里。陈邦坚当即下令逮捕杨光权，并且顺便把原本就看不入眼的刘所长也给撤了，给了个“留所察看”的处分。
胡业勋没有说他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树德峰已经猜知肯定是通过高增霞得到的。由此，树德峰更加不敢相信哪一个干部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树德峰已经无路可走了，但他还是想把这件事进行下去，反复考虑之后，他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大胆得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想法：越狱！
对！树德峰要越狱。他想逃离贡嘛嘎农场，直接去北京。贡嘛嘎监狱是公安部直属劳改农场，他要直接去向公安部或者中央其他主管部门反映这一阴谋。他深信中央会得立刻过问这件事的，到那时候，什么”革委筹”，什么陈邦坚，都得滚一边去的。
树德峰于是正式开始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细细一想就觉得似乎难以实施，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他越狱脱逃了，暴狱团伙的总头目胡业勋会怎么样？树德峰站在胡业勋的角色考虑了这一即将发生的情况，一个已经答应积极参与暴狱阴谋的骨干分子，突然撇开团伙单独脱逃，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知晓暴狱团伙与“革委筹”第一把手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的脱逃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明摆着要逃出农场范围去“告密”吗？
想到这里，树德峰感到不对头了：以胡业勋的智慧，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这样，他就会在事情发作之前作出惟一的选择：提前发动！
树德峰寻思如此看来不行了：我不能用这一行动来促使这批家伙提前发动。不管几时发动，只要一动，就会形成危害。再说，如果提前发动了，他的脱逃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也无法对这一动机作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他将受到严惩。
这样想着，树德峰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设想。当晚，树德峰忧心忡忡，通宵难眠。他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解决面临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难题。当然，树德峰更不知道事实上这个难题已经有了解决的路子，只不过这个路子的钥匙在一个名叫周宗平的犯人那里。
周宗平，那年27岁，1996年作者见到他时，屈指算算也不到50岁，但他已经是一个佝偻着腰背的小老头了。据他说，这是数年劳改生活和粉碎“四人帮”平反后一直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所致。他在贡嘛嘎农场服刑期间，亲睹当时的新权贵陈郑坚和女犯高增霞的通奸丑行，险些命丧陈邦坚之手，还是树德峰救了他。
周宗平是北京人，家中祖上三代都是泥瓦匠，据说其爷爷当年还是京城泥瓦匠行业中榜上有名的好手，曾被召往紫禁城修葺建筑物。到了周宗平这一代，他家五个兄弟还是干这一行。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贺龙、林彪、徐向前、谭政、张云逸等将帅府他都去干过活，他犯的事情就是出在1963年给林彪的元帅府铺地砖时。那年9月初，周宗平的一个侄子缠着他要搞几张硬扎些的纸用于包书。当时社会上很少能找到硬扎些的包书纸，周宗平在帅府干活时，看见扔在院子里的牛皮纸材料袋，就顺手捡了几个，偷偷带回家去给了侄子。
侄子得了材料袋，喜不自胜，二话不说拆开就包书。小家伙也不懂得保密，而周宗平也没有意识到此举会给他带来厄运，也没关照一句要把有字的一面包在里侧，结果侄子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字样的一面包在外面，一带到学校，就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当即报告校长。校长随即报往派出所，派出所又报公安分局，几个圈子一兜，周宗平就给兜进了局子，并且随即逮捕，后来听说是叶群发的命令。审查了十个月，尽管已经查明周宗平只不过捡了几个牛皮纸袋，但还是被以“盗窃军事机密”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j有期徒刑5年。
周宗平被押解贡嘛嘎农场后，一填犯人登记表，立刻被派往炊场，让他专门修理炉灶。这样，周宗平就和事务犯树德峰认识了。他有一手高超的泥工技术，受到政府队长的重视，和事务犯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成了炊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犯人。但是，周宗平的性格暴烈，遇到他认为看不惯的事情，喜欢做出头鸟。1967年初，他因为看不惯一个年轻干部值夜班时吃了炊场犯人伙食中的几个鸡蛋，和对方吵了起来。那个干部一怒之下，把周宗平关进了禁闭室。次日，炊场指导员杨光权了解情况后，下令把他放了出来，但是因为要维护干部的威信，就把他调往九中队了。
周宗平到了九中队，吸取了这一教训，发誓再也不管闲事，自顾自改造，一度非常太平。天赋之性不可改，命运之神对周宗平的决心似乎有所怀疑，就弄了桩事情来试试他。那是树德峰头脑里萌生越狱念头的次日，周宗平接到中队部通知，让他上屋顶去堵漏。周宗平上到监房屋顶，对面就是文艺小分队女犯人的临时监房，白天她们都在排节目，监房里空无一人，站在屋顶望过去一目了然。不一会儿，周宗平就干完了活，正想下去转移梯子去另一处屋顶时，一个转身后无意间往对面监房内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屋里，文艺小分队那个风骚妖艳的女犯高增霞赤裸着下身躺在床上，她的身上，压着农场“革委筹”主任陈邦坚！
啊？！最初一瞬间，周宗平绝对以为自己看走了眼，用劲眨了几眨，定睛望去，还是那副情景，陈邦坚运作得还更起劲了！周宗平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又以为自己是在梦境中，举手用劲咬了下手指，一阵剧痛，这才确信这是在现实中。他往瓦片上吐了口唾沫，匆匆下到地上。
周宗平绝对没想到平时一脸道貌岸然的“政府队长”会干出这种事来，气得连活儿也不干了，坐在监房门前生闷气。这天，树德峰的活儿是创作一个新的评弹段子，没有出工。由于头脑中占着那件事，怎么也没有灵感，就在院子里转您，看见周宗平这副样子，不禁觉得奇怪，于是就上前询问原因。
周宗平见到树德峰，就像见了亲人，拉住了树德峰的手不假思索地把刚才那一幕和盘托出了。这件事对于树德峰来说，已经算不上新闻了，但他不能告诉对方自己早已知道此事了，还是装出一副气愤和震惊的样子附和着说了几句，但临末还是反复告诫对方万万不可再对第二人说，否则，定有危险临头。周宗平一向信任树德峰，见他说得那么严重，深信不疑，连连点头，表示接受劝说，保证不再对其他人说片言只谙。
但是，即使这样，也已经晚了，这时，陈邦坚已经知晓周宗平目睹了自己和高增霞的奸情，并且决定对周宗平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
原来，陈邦坚和高增霞搞关系的时候，陈邦坚本人不知遭对面屋顶上有一个犯人在干活，已经看见了这不堪人目的一幕，但是高增霞因为所处的位置适于仰视，所以在周宗平临下屋前也是无意间的一眼瞥着了对面屋顶上的犯人，并且认出是周宗平。她马上告知陈邦坚，陈邦坚闻听之下，惊得几乎连衣服也穿不上，还是高增霞老练镇定，伸手三下五除二给他穿上，然后才往自己赤裸的下身套裤子，一边问道：
“大主任，你看这事怎么办？”
陈邦坚恨得咬牙切齿：“我要他的命！”
“怎么要法？”
“先把他关进禁闭室……”陈邦坚咂着嘴，边想边说，“然后使他知道要悄悄地做掉他，再给他创造一个逃跑的机会，他肯定要逃跑的，我事先安排好人手，在他逃跑时解决掉！”
高增霞一边听一边觉得背脊上在沁寒意，她虽然亲手杀过人，但是那是硬刀子杀的，心一狠就一刀下去了，事后虽然有悔意，但也来不及了。而像陈邦坚这样的软刀子杀人，她却是听也没听见过，更不用说想了。但是，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她的心愿的，她当然赞成。她知道白己和陈邦坚的奸情绝对不能败露，否则暴狱阴谋实施起来就会遇到障碍。于是，高增霞连连点头。
陈邦坚其实根本没征求高增霞意见的意思，他跟高增霞的关系不过是肉体关系，既谈不上感情，也说不到其他，就是纯粹的纵欲泄欲。他根本没注意高增霞的神情举止，还是吐露着自己的想法：“我这就叫薛苏把这小子关起来！上铐，砸镣！”
高增霞提醒道：“上了镣铐他就逃不掉了。”
“哦，对对！”陈邦坚这才注意起高增霞来，目光投向她，“女人心细，说得对。你还有什么想法？”
高增霞说：“现在就关他可能不妥，还是等你离开九中队后再关。”
陈邦坚略一思考，点头：“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陈邦坚这次来九中队，名义上是了解九中队的管教工作情况，所以他得过过场，要召开一个干部会议。但他心里惦着高增霞，一到九中队就以谈小分队情况为名，把高增霞唤至丰韵的临时办公室（也就是文艺小分队临时监房的外间），行那苟且之事。现在事毕，他又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脸严肃地召开干部会议。
高增霞离开临时监房后，先去向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简略汇报了陈邦坚找她所谈的作为幌子的几桩事情，然后便悄悄向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说了她和陈邦坚的奸情被周宗平瞥知之事。胡业勋听说后起初有些紧张，但知道了陈邦坚的打算后，便放了心。
高增霞刚离开事务室，树德峰来了。其时，胡业勋已经越来越信任树德峰了，认为他稳重、细致，实在是一块实施其阴谋的好料。由于这种想法，所以他未对树德峰存有戒心，这会儿竞顺口把高增霞刚才说的那件事告诉树德峰。
树德峄其实已经知晓此事了，却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昕完了对方的叙述，临末如释重负道：“既然陈主任有安排，那我们就用不着担心什么了。”
但是，树德峰心里已经有了打算：立刻通知周宗平，叫他迅速逃跑，否则，性命难保！同时，乘此机会，让周宗平送一封密信出去，直接向中央公安部报告此事。
树德峰知道逸件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于是立刻行动。这时正好开晚饭，他与炊场的犯人关系熟稔，便让给打了半碗浓浓的米汤。然后用米汤写了一封密信，也不开信封，折叠起来了放在口袋里。
树德峰三两口划拉了晚饭，走到院子里，见周宗平正好步入活动室，便尾随而进，朝他使了个眼色，转身就走。对方会意，马上跟着往外走，一直走到院子尽头的报廊那里。
周宗平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绝对好使，知道树德峰此时找他，绝无好消息相告，脸色已然凝重，悄声问道：“老树，什么事？”
树德峰的眼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以更低的声音道：“你发现陈邦坚的事已经被陈邦坚知道了……”
周宗平神色倏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德峰：“老树，是你卖了我？”
树德峰说：“扯淡！我卖了你还会给你报信？告诉你，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仰躺在床上看到你了……”
“哦——”周宗平恍然大悟。
“你的处境现在非常不妙，陈邦坚要你的性命呢……”树德峰把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惊得周宗平目瞪口呆，定定地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树德峰问：“你打算怎么样？”
“让他关我好了，我不上当，不逃，看他怎么打死我！”
“你太天真了，只要你进了禁闭室，要整死你的法子还不是多得很？”
周宗平低头稍一沉思，咬牙道：“哼，我干脆把他的丑事抖出来！”
“你向谁抖？”
“我向中队部抖！”
“中队部现在是薛苏执掌大权，他跟陈邦坚是什么关系，你不会不清楚。”其时，九中队的大权已经旁落，正中队长黄耀煜已经处于靠边的边缘。
“那我向农场‘革委筹’报告！”
“又是空话一句：你既然无法离开这里去场部，即使如愿以偿见到‘革委筹’的人报告了，也是白搭，‘革委筹’的主任是陈邦坚本人，而且自古有言：‘提贼见赃，捉奸见双’，这种事不是当场抓住，谁信你？”
周宗平的身子似乎要软瘫下去了，晃了又晃，声音颤抖地问道：“那你教教我，应当怎么办？”
“目前，你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树德峰做了个手势。
“你是说逃跑？”
“你说呢？”
“我想也只有这样了。”周宗平无可奈何地说。平心而论，这确实不是他的真心选择。不明底细的人通常都以为犯人都想逃跑，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像周宗平这样还剩一年刑期的犯人，他根本不想逃跑。但是，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了，为了性命，他只好冒险一搏了。
树德峰说：“对！只有冒这个险了，而且得赶快行动，乘陈邦坚还没离开九中队时就逃。待会儿收风时我帮事务犯点人账，做一下手脚，让你有时间尽可能逃得离农场远一些。”
周宗平想了想问道：“我逃出去后怎么生活呢？我可不能作案呀。”
“你有一门手艺，还怕活不下来？”
“哦！对，我去农村给人家打工，混一口饭总是有的。可是，我忍不下这口气，我总要找陈邦坚算账，这种人，是混在劳改干部中的败类，必须清除掉！”
树德峰正好拿出那张看上去没有一个字的白纸：“这点，我已经给你考虑过了。你离开时，带一些信纸、信封和邮票，逃出去后，把这张纸装在信封里，写上‘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办公室收’的字样，下面的落款是‘贡嘛嘎农场寄’，以航空挂号寄出去。这上面所写的内容，是解决陈邦坚这样的人的。”
周宗平拿过纸看了看，发现是一张白纸，不解地问：“一张白纸，能起什么作用呢？”
“会起作用的，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树德峰寻思公安部收到这么一张白纸后，肯定会比收到一封有字的信还要重视，因为通常不会有人有闲情逸致跟公安部开这种毫无意义的玩笑的。收信人会把这封无字信送去作技术鉴定，到那时只要用碘酒往上面一抹，纸上就会出现蓝色字迹，于是，这封信就会马上被送到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案头。
周宗平对树德峰已经绝对信任了，于是说：“我一定照办。”
“小周，不是我说丧气话，万一你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抓住了，请千万记住，不要说出这封信的事。否则，对你更加不利，对我也难有好的下场。这张纸混在你带着的信纸里，看上击没有一个字，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你不说他们就发现不了。”
“我明白，你放心吧。”
这时距收风还有个把小时，周宗平马上回监房做准备。然后，悄然溜进了厕所。他是泥瓦匠，轻而易举就弄开了厕所的一个角，钻出去爬上了屋顶，躲在上面。一会儿，收风哨吹响了，他便乘值班干部的心思都放在收风上面时，从屋顶上溜走了。
周宗平的脱逃直到半夜时分陈邦坚从八中队打电话过来让关他时，才被值班干部察觉。按照当时处置犯人脱逃的方式，先是向中队长报告，然后中队部几个头头紧急会合，从监房里开出一些被认为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先在中队内部范围查寻，然后再把范围扩大到中队以外的范围查找。当确实认为找不到时，才确认周宗平已经逃跑了，于是上报场部。当时由于经常发生犯人脱逃，场部管教科已经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追捕小组，专门负责指挥追捕逃犯。直到此时，对周宗平的追捕行动才正式启动。
这种追逃模式很对树德峰的胃口，他以前在公安系统工作时也主持过几个案件的追捕工作，知道这样追捕对于没有脱逃目的地的周宗平是没有用的。至此，只要周宗平途中没有发生意外，就已经基本上处于安全境地了。于是，他就定了心，开始静候那封密信发作。
按照正常的估计，密信早晚也应当在七天内寄达北京的。公安部长对于这等紧急事宜，绝对不会搁过夜的，肯定就会指示有关部门特急处置。以树德峰的经验，这样的案件一般是不会靠电话遥控指挥的，而是要派专员飞赴案发地直接处置。这样，最迟也要在十天之内有所反应。树德峰于是屈指计算时日，表面上心定气闲，实际上却是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可是，好不容易挨过了十天，追捕周宗平方面固然没有消息，但是令树德峰失望的是那封信也没有反应。树德峰马上意识到肯定是周宗平那里出了问题，可能是他没有寄出那封信件。他耐着性子又等了两天，终于彻底失望了，于是又开始动新的脑筋。
周宗平那封信件寄出了没有？后来在解决暴狱案后，专案人员专门作了调查，其触角一直伸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晟终终于查到在普通邮件登记本上确实有这封信的原始登记，已经送到了信访部门。但是，具体经办人员的处置方式却大大出乎树德峰的估计，一见是一张白纸，竟然就一扔了之。为此，专案人员专门和那位处理这封信件的女工作人员谈了话，她的解释是以为写信人把一张白纸错以为信纸装进了信封，并再三申明这种事情以前碰到过多次，今后也还会碰到，言下之意就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这里再说几句关于逃犯周宗平的话语，他脱逃后，先到了青海省会西宁，在那里寄出了信件，然后逃往四川，在青海和四川交界处的一个山沟沟里找到了一份泥瓦匠的工作，就待了下来。一待就是半年，他手里有了一点钱，看看风声也平了，于是就动了回一趟北京看看家人的念头，并且当即付诸实施。结果一到北京就给抓住了。
周宗平被押回贡嘛嘎农场时，暴狱事件早巳处理完毕，农场已经军管。军管小组在处置这个案件时，充分考虑到周宗平脱逃的原因及他发出的那封虽然没有起到报警作用但责任不在他的因素，也调查到他在脱逃期间确实没有干过坏事，于是就网开一面没有加刑，但是，他脱逃在外昀那段时间不算刑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好的处理结果了。
这时，暴狱团伙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即使马上发动也可以了。但是，胡业勋认为还需要等待最后时机，这个“最后时机”是他最近产生于头脑中的，就是想在暴狱行动时一举将贡嘛嘎农场“革委筹”的那七个核心成员也就是不久成立农场革命委员会后的常务委员抓获在手，作为人质，以充分保证暴狱行动的成功。这个设想好是好，不过具体
实施时有一个难题：如何把这七位干部集中起来？
胡业勋为此与他的那几个心腹如李鑫、郝根相等人反复商议，后来又征求了树德峰的意见，还是树德峰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是否可以考虑由高增霞的文艺小分队出面组织一次有全农场各单位参加的“革命文艺节目大汇演”，地点就设在九中队。这样大型的活动，不但那七位干部必定参加，连各单位的中队长、指导员恐怕也一个不漏，届时出其不意发动，人质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十个二十个了。树德峰出此主意是为了尽可能拖延暴狱发动的时间，以争取有一个形势逆转的余地。那胡业勋倒也真的同意了，还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对于树德峰的想法也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他所想的报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德峰越来越相信要想解决此事，只有直接向中央报告的决策了。鉴于周宗平杏无音讯，树德峰只好决定自己越狱了。
但是，树德峰又考虑到，在他实施这一方案前，首先要解决上次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必须彻底消除胡业勋对于在他越狱问题上的任何疑窦。如何解决，这倒是一个非常难题。
这个难题的答案，倒是胡业勋自己解决的。作出策划全场“文艺大汇演”决定的次日，胡业励找了树德峰，告诉两件事，一是已经通过高增霞向陈邦坚进言文艺大汇演之事，陈邦坚表示同意，并将由“革委筹”发一个文件；二是他想在发动暴狱行动之前，有计划地安排几名犯人脱逃。
树德峰听完第二点后马上警惕地想到：这会不会是对方对我的试探？于是略一沉思问道：“安排犯人逃跑，那是怎么一回事？”
胡业勋不无得意地笑道：“这是我从周宗平脱逃一事中引起的联想，你看一个周宗平越狱就惊动了那么些干部，一个个弄得精疲力竭。我若是安排数人越狱，那不可以牵制更多的警力了？这步棋肯定有利于我们届时发动的行动。”
树德峰恍然大悟，寻思此事对于他也是有利的，于是点头道：“好！老兄高见！”
不过，树德峰也考虑到，胡业勋的安排中不可能有他树某人，轮到越狱的多半是暴狱团伙中态度坚决但能力有限的犯人，这样，一旦失风被捕也不会泄露机密，安待禁闭室中等候发动行动时营救。而他是胡业勋眼中的骨干分子，不可能被安排发挥这种作用的。
但是，既然胡业勋有了这一观念，树德峰就有办法乘机运用，在胡业勋的控制范围之外突然行动，使胡业勋造成一个错觉，认为他遇到了不可抗的原因，必须立刻越狱。待到胡业勋醒悟过来时，大错已经铸成，颓势再也无法挽回了。
当晚，胡业勋拉树德峰在事务室加班，相帮处理犯人的大账账目。两人又聊起了暴狱之事，树德峰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途中汽车发生故障怎么办？是否有人会修理汽车？
胡业勋满不在乎道：“这没问题，你不清楚，九中队本就是机修中队，我的人马中有会修理汽车技术的。有时场部的汽车坏了就是拉到九中队来修理的。”
树德峰也漫不经心道：“这我知道，可是如果需要调换一些易损的零件，我们带着吗？”
“带呀！我们有零件。”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对机修是绝对外行，心里暗笑，说：“我们带哪一种汽车的零件？九中队有这种零件吗？”
胡业勋想想无言以对了，便向树德峰请教该怎么办。树德峰点拨道：“派人去场部摸一摸，看看汽车班有什么零件，到时候一起弄走就是了；如果那边没有的，我们再看看九中队有没有；如果九中队没有的，要立刻请示中队部进货。当然，这事也可以叫高增霞出面，因为接下来各单位都在排练节目，她得由陈邦坚带着去巡察的，那就需要汽车了。而农场的车都是‘老爷车’，得准备零件啊。”
“对！言之有理。老兄，场部还是麻烦你走一趟吧？你懂行，一看就明白。”
树德峰点头：“也好，我跟汽车班的那个老爷子已经熟悉了，上次我还帮他鼓捣了一会儿汽车呢，帮他解决了问题。”
于是，这事就算定下了。接着，两人又商议了以什么借口使树德峰能去农场医院并且可以在那里待上几天。胡业勋提出还是照老样子由他出面向中队部报告，说树德峰有病需要检查，他这里解决不了，估计中队部一定会批准的。
树德峰说：“这只是对付中队部的办法，而我的住院则需要医生的同意，我们在医院没有关系，看来只好来硬的了。”
胡业勋不解地问：“什么叫‘来硬的’？”
树德峰看看四下，随手拿过一个热水瓶，取下瓶塞，提起来就往左手浇。惊得胡业勋目瞪口呆，醒悟过来抢下热水瓶时，树德峰的手背早已烫成一片紫红，随即泛起一个个连在一起的水泡。
树德峰眉头都没皱一皱，微笑道：“这就叫‘来硬的’。”
胡业勋为之动容：“老兄．你的心意我总算彻底领悟了，可以说，在我们这伙人当中，你是和我一样坚决的人！”
“这就叫‘信仰’！”
“对！”胡业勋紧握住树德峰的手，“老兄，你受苦了。”有了这样一处伤口，次日，胡业勋向中队部一报告就获准了，副中队长薛苏还来监房看望了树德峰，安慰了几句。正好中队部要派两名管教员去场部管教科开会，于是就让树德峰上了马车。到了场部，干部把树德峰送到医院外科，医生一看伤口，当即开出了住院单。
树德峰在路上突然想到了房炳章的妻子庞萍医生，寻思她正好是外科的，何不见一见她，向她汇报情况，寻求支持，能够不越狱当然最好。可是，他住进去后向医院劳役犯一打听，才知道庞萍因为房炳章的关系也遭了难，已经被剥夺了行医资格，送往八中队去监督劳动了。
至此，树德峰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越狱赴京，向中央报告情况！
就在同一个晚上，贡嘛嘎农场另外也有人动着脱逃赴京汇报同一情况的脑筋……
第九章
另外动着与犯人树德峰同一念头的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
洪敬平作为房炳章的“死党”被关押于农场派出所拘留室已经半个月了。由于他是与房炳章连在一起的，所以有必要先介绍房炳章被关押后的情况——
陈邦坚和他的一班“战友”为对付房炳章，曾专门开会密议过数次，一致认为若不把房炳章彻底打倒，他们即使夺得了贡嘛嘎农场的大权，其位置也难以坐稳，因此，他们必须将房炳章首先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房炳章在农场医院治病时，陈邦坚等人已经策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他的专案组。陈邦坚批了经费，派专案组两人专程赴北京公安部查阅了房炳章的档案，结果，房炳章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摆脱康生的亲睐而自剁手指一节就“暴露”了。专案人员如获至宝，原封不动抄录后，返回农场向陈邦坚汇报，也有邀功讨好的意思。于是，房炳章就被扣上了一顶“反对康生”的大帽子被投进了派出所看守室。
在最初的几天里，专案组对房炳章还算“讲政策”，只有恶骂，并未动手。但是，以房炳章的禀性，绝对不可能向这些人低头的，不但不低头，他还要据理力争，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则是错误的。房炳章对着那些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大谈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多少人被关押，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康生密令“解决”了；他这个红军出身的保卫干部，怎么也不相信那些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来到延安的战友会是反革命。他断定是上级弄错了，为了保存这些革命骨干，他在无法向上级反映并阻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了自剁手指的下策。但是，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那些原本要被用刑或者“解决”的同志，后来都被平反了。
房炳章不知道，他说得越多，造反派给他定的罪行也就越大。如此这般几天说下来，专案组给他定了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于是，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专案人员终于忍不住对房炳章动手了。一动手，房炳章就再也不开口了，也拒绝书写任何材料。
与此同时，洪敬平也在接受专案组的“审查”。洪敬平年轻些，其历史上也没有像房炳章那样的经历，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也不过是当过志愿军的侦察排长，逮过美国兵。造反派想来想去抓不住什么，于是就抓他主持贡嘛嘎农场管教工作时的“罪行”。
最初，专案人员对他还算客气．和他彻夜长谈，还给他吃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夜宵，甚至还喝过几口驱寒的烧酒。专案人员启发他：抓他完全是为了整倒房炳章的需要，只要他把在管教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有情况交代清楚，讲明完全是秉承房炳章的指示，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立刻可以放出去，也不去“牛棚”，不监督劳动，而是直接回管教科，当然科长当不成了，但可以做一个逍遥派，整天游手好闲，保证没动他一下，说他半句。
洪敬平和房炳章的性格不同，他知道跟造反派准无道理可讲，于是也就不讲，只是跟专案人员原地踏步转圈子。专案人员最后无可奈何地给了他一个“老狐狸”的称号，然后就像对房炳章一样，开始动手了。
洪敬平当过侦察排长，论动手，专案人员四五个一齐上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被打急了，就还手。一还手，打手尝到了滋味。为了对付他，就从农场中学调来了一批红卫兵。结果，洪敬平被殴成伤，专案组不得不于夜深人静之院送他去医院治疗。就在治疗过程中，洪敬平巧遇房炳章的妻子庞萍医生。他从庞萍口中得知，原是炊场事务犯、现已调往文艺小分队的一个名叫树德峰的犯人，曾经向他的妻子打听过他的情况，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事情要汇报。洪敬平一昕，马上猜出肯定是暴狱阴谋有了新的进展，树德峰是想报告的。（庞萍就是因为与洪敬平的接触和交谈一节被人密报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找她谈话遭到坚决否认，于是被送往八中队去监督劳动了。）
从这时起，洪敬平就开始考虑要设法逃出羁押点，赴京向中央报告贡嘛嘎农场暴狱阴谋。管教科长知道，这件事发展到现在，只有走这一步路了，而在全农场的三个知情人（房炳章、洪敬平和犯人树德峰）中，只有他具备赴京报告的条件。可是．要从农场派出所的拘留室逃出去，毫不夸张地说，其难度甚至比犯人越狱还要大。
贡嘛嘎农场派出所的职能，既是农场的保卫部门，因为劳改农场的性质关系，又承担公安机关的职责，有权拘留或者逮捕人犯，根据案情需要和领导的决定，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者请北京派员来进行审判。贡嘛嘎农场有劳改干部600余人，干部家属将近3000人，除了大量民事纠纷外，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发生（部分系外来人员经过农场时所作，部分系干部家属特别是农场中学的学生所作），因此派出所还是很有些事情做的。由于拘押的人犯需要关押，所以派出所专门设立了一个有八个监号的拘留室。这个拘留室呈狭长形，一端是总门，走进去是一条一米半宽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墙壁和百页窗，另一侧就是监号。监号三面是墙，一面是粗粗的木栅栏门，上面扣着大锁。洪敬平和房炳章，就被分别关押于这八间监号中的第四、五间。另外几间中，关押着几个流窜犯、农场中学的小偷学生和一个老师。
当初建造拘留室时，派出所刘所长曾专门把管教科长洪敬平请去参谋，请他介绍犯人禁闭室的建筑结构，后来这些拘留室就是根据洪敬平画的草图建造的。因此，洪敬平对拘留室的牢固程度非常了解，他从未动过掘壁洞、撬屋顶之类的脑筋。说句玩笑话，即使专案组允许他试一试，并且提供一样勉强凑合的工具，又不限时间，他也不敢保证能够鼓捣出一个可以钻得出像他这样个子能逃出的洞口来。况且，逃离了拘留室，并不等于逃出了派出所，外面还有数道关卡；关卡之外，又有贡嘛嘎农场数十公里的警戒范围。
所以，凭犯人越狱的经验试图逃出派出所拘留室是不明智的选择。洪敬平想逃出去，只有动用智慧，以智慧去蒙蔽对方，然后伺机滑脚，一溜了之。可是，洪敬平一时找不到蒙蔽专案组的办法。
正当洪敬平为此而心急如焚时，房炳章出面主动予以配合了。那是一天傍晚，洪敬平正在监号里呆坐着考虑脱逃之事，突然走廊那边的大门打开了，紧接着传来一声咳嗽。洪敬平听出那是老场长的，马上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判断：今天情况有点反常，这声咳嗽有点异样，平时房炳章提审回来时从不这样怪声怪气地咳嗽的，难道老场长有什么事情要暗示我？
洪敬平想着，随即走到监号门口，站在木栅栏门后面，侧目朝大门口方向张望。这时，房炳章扯开了嗓子骂骂咧咧道：“他妈的！老子革命三十多年，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反而要挨几个兔崽子的打骂，这真他妈的是变天了！”
马上有一个粗哑的声音喝问：“老家伙，你说的‘兔崽子’是谁？”
“还有谁？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
押解房炳章返回监号的两个人，一个是贡嘛嘎农场的干部家属，原在医院打杂，后来跟着陈邦坚一班人造反，因为体格强壮，又长着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所以被选进专案组担任专职打手。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清算时畏罪自杀了。另一个是农场中学的红卫兵，被“革委筹”派来专案组担任打手兼听差的。房炳章和洪敬平每次提审，都由这两人押解。两人曾经挨过洪敬平的拳脚，知道前侦察排长的厉害，所以气焰不敢过于嚣张。而房炳章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头死老虎，架子虽然大，但却没有威力了，哪知他今天竟然开口骂人了！那个红卫兵首先作出反应，从后面冲房炳章击了一拳。房炳章是打过仗的人，其实也是“会家子”，只不过平时不张扬罢了，现在有心要惹事，自是显露一手，一闲闪过，反手一掌，正打在对方脸上，顿耐闹了个满脸溅朱。
另一个打手见状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低吼一声，扑向房炳章。房炳章似乎见他有些惧怕，疾步后退，但还是没躲得过对方的猛力一推，一个趔趄朝前冲出数步，以手撑住第四监号的木栅栏。就在这时，洪敬平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老场长朝他用力眨了眨眼睛，随即把一个显然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监号。
洪敬平一个愣怔，还没作出反应时，房炳章已经一个急转身，冲扑过来的两个打手迎上去，迅速揪作一团。洪敬平乘机捡起了纸团，这时，房炳章已经被两人揪住，也不送回监号了，重新押往外面的提审室，显然是要“好好教训”一顿。洪敬平心如刀剜，手抓木栅栏，正要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时，突然想起捏在手掌心里的纸团，猛然醒悟：老场长宁可自己挨打而作此一搏，就是为了递送这张纸条，我如果一叫，对方盛怒之下极有可能把我也开出去，一起“教训”，这样，我连这张条子是什么内容也没看到，那岂不辜负了老场长的一片苦心。
想着想着，洪敬平咽下了几乎已经到了喉咙口的呼喊，以手抚胸，心中有言：“房场长，您受苦了！”
洪敬平迅速展开条子，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对付阴谋要紧！！没有必要两人一齐困在这里，赶快主动揭发批判我，以最快速度争取解脱，然后当机立断行动！切切！！！
“阴谋”两字的下侧，划着两道粗粗的黑线，这显然是指“暴狱团伙”的那桩阴谋。看来，房炳章也已经想班了赴京举报一节。这事，只有洪敬平去做，为了使洪敬平能够迅速得以赴京，他毅然决定要洪敬平以“揭发批判”自己为代价去换取解脱。这个设想，洪敬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因为他感到难以按受。
首先，如果他“揭发”房炳章了，那就意味着把“文化大革命”前贡嘛嘎农场管教线所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到了房炳章头上，那就会给老场长形成极大的压力，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而且，在接下来所进行的一次次严酷的批斗中，他有可能被摧残致死。
其次，以洪敬平的人品和道德标准，他绝不肯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尤其是推卸给房炳章这样一个他一向敬重有加的上级领导头上。如此，他今后将无脸见人。与其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中生存，不如自己了断算了。
洪敬平左想右想，觉得不能走房炳章给他指定的这条路。他认为，肯定还有另外的路子可以走的，而且可能还会走得顺畅些，只不过自己还没有想到罢了。
洪敬平最终作出决定：不能执行房炳章的这个指示。
却说房炳章，被重新拉出去后，免不了挨了一顿揍。不过造反派接受了把洪敬平殴打成伤不得不迭医院治疗的教训，没敢打得特别凶。但为了出一口恶气，竟然给房炳章扣上了一副手铐，把他在提审室铐了一夜。次日天明时分把房炳章押回监号时，专案组长特地命令不取下手铐，就扣在手腕上押了回来。
房炳章给折磨了一夜，虽然极度疲惫，但是因为心里惦着那件事，还是强打精神，嘴里依然骂骂咧咧，不过中气已经没有那么足了。
早饭后，专案组的副组长照例到拘留室来转一转，对房炳章、洪敬平进行例行讯问：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今天有什么新的打算？
房炳章的监房在里侧，是先问到的。他对这种讯问不屑一顾，冷笑道：“有什么想法？要么是觉得毛主席的指示改变了精神。”
对方顿时警惕起来，盯着房炳章问道：“什么意思？讲讲清楚！”
房炳章于是讲讲清楚：“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却进行了武斗，这不是最高指示改变了精神吗？”
那人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跟房炳章纠缠，嘀咕了一句就转到了洪敬平的监号前，“洪敬平，听说你自从上次我们送你去医院治疗后，态度老实多了，这非常好。本来，你就不是跟房炳章一路的，你历史上没有问题，还在抗美援朝中立过战功；只不过在后来的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而是上了房炳章这个走资派的当……”
洪敬平打断道：“那么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当然也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黑线。这条黑线一直拖到北京哩，我们当前进行的斗争就是要挖这条黑线，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贡嘛嘎农场的事……”
洪敬平再次打断：“我问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嘛，就不是上不上当的事情了，他原本就是反对康生同志的……”对方适时把话题转了个向，“洪敬平，你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
话音刚落，隔壁监号传来房炳章的一声很响的咳嗽，显然是在提醒洪敬平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但是，洪敬平还是照自己的想法说了：“没有什么想法。”
房炳章又爆出一阵咳嗽，像是突然被异物呛了下似的。
对方似乎心有不甘：“不可能吧？一整天待在号子里，哪有什么都不想的？”
洪敬平微笑了一下，没再吭声。副组长便离开了。
副组长的脚步声刚刚消失，房炳章就在监号里读起了毛主帝语录：“耍提倡顾全大局……”
洪敬平听在耳朵里，知道那是房炳章在再次催促自己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他似乎感到自己有所触动，但最终还是没有推翻原先的决定。
一会儿，劳役犯进监号打扫走廊了。农场派出所没有专门的劳役犯，每天让农场医院的劳役犯过来相帮打扫。由于拘留室关押的都是接受审查的“未决犯”，讲究“狱不通风”，所以打扫的劳役犯必须要求老实而靠得住的。即使这样，每天进出派出所时，也还要由警察搜身。另外，还有几条严厉的规定，诸如“不准和关押对象说话”、“不准跟相识的关押对象打招呼”、“不准给关押对象捎带口信、书信和物品”等等。因此，劳役犯打扫时都是埋头干活，连看都不看号子里的人一眼的。而且，为防发生问题，派出所还和农场医院约定，每天都要调换所派的劳役犯，一周内不重复。
但是，房炳章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也不知他是如何和劳役犯取得沟通并且说服对方的，竞在那天让劳役犯利用打扫走廊的机会，就在专案人员的眼皮底下，给洪敬平传来一张条子！
条子是用血写的，只有短短十个字——
顾全大局，立即行动！切切！！！
洪敬平一看之下，内心深受震惊。老场长已经到了用自己的鲜血写条子的程度，足见这件事情之紧迫。洪敬平不得不重新审察自己先前的决定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接受房炳章的指示，尽管这要给老场长和他自己都带来很大的痛苦，但为了及时粉碎暴狱阴谋，他也就顾不得了。
洪敬平作了这个痛苦的抉择后，声气很响地咳嗽了一下，高声呼叫道：“喂，外面有人没有？”
走廊那头的门马上打开了：“谁在大叫？”
“我——洪敬平。”
值班人员走了进来：“你干吗叫？”
“我要见专案组长。”
“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快去转告！”
对方匆匆离去。片刻，他去而复归，把洪敬平开了出去。
专案组长老考在他的临时办公室等着洪敬平。此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还没分派工作就开始搞“文革”了，他就在一边待着。一直到农场成立“革委筹”，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抓保卫条线的工作。这是专政大权，几派组织都想抓在自己手里，争得不可开交，最好决定由一个什么派都不是的干部担任。当时像老考这样的转业干部有好几位，大家查了查，觉得老考最为合适，因为他不但出身靠得住，而且在部队就是干保卫工作的，于是委其担纲。最近成立专案组，他又兼任了组长。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文化水平一般，言语举止都很粗鲁，审案子时还喜欢动手动脚。但眼下对洪敬平却是个例外，因为“革委筹”已经把说动洪敬平揭发房炳章的任务交给他了，他也拍过胸膛，正愁完不成任务，洪敬平倒自己要求谈谈了，看来这是好事。
老考很客气地招呼洪敬平坐下，还亲自动手给沏了一杯茶。两人聊了几句闲话，还是洪敬平主动把话题转到了老考所关心的那个方面。
“老考，我已经反复对眼下的形势作了考虑，决定揭发批判房炳章。”
“哦！”老考喜出望外，一时控制不住竟然站了起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也不坐下，干脆走到洪敬平的旁边，握住了洪敬平的手，“洪科长，洪敬平同志，上面说了，只要你肯真心揭发批判房炳章，你就还是好同志！”
洪敬平心如刀剜，却不得不强作笑颜，连连点头。
老考显然生怕夜长梦多，洪敬平来个变故什么的，随即说：“这样吧，你就在我这屋里写材料，累的话，里面有床，可以休息一会儿。吃饭也由我来安排，多安排几个菜，想喝点酒也可以的。”稍停，又想到一点，补充道，“还有香烟，我这就叫人给你去买来。”
这样，洪敬平就在专案组长的办公室里写起了揭发材料。为生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不敢草率行事，写得详尽而认真，硬给房炳章套上了一些“罪行”。这份材料，从当天中午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乎用了一昼夜时间，终于完成了。
老考拿到材料后，略略翻了翻，喜滋滋道：“好！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颗颗重磅炮弹，有了这些材料，房炳章何愁不倒！”
洪敬平似乎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眼睛也湿润了，但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呆呆地点头。
老考说：“洪科长，这样吧，你现在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好好休息几天再说。生活没问题吧？你的家我们没抄过，东西都在，应当没问题的。”
于是，洪敬平终于得以离开了派出所。
当晚，洪敬平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话分两头，我们要说一说原炊场事务犯树德峰的情况了。在洪敬平逃离贡嘛嘎农场的时候，树德峰已经在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
树德峰住进农场医院后，得知外科医生庞萍因为其丈夫房炳章的关系，被勒令离开医生岗位，前往八中队接受监督劳动了，这个消息扑灭了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只有越狱脱逃，前往北京去向中央报告此事。于是，树德峰开始着手准备越狱事宜。
树德峰跟医院的劳役犯和管教员都比较熟悉，因为一是他本人曾经住过医院，并且被选中作为服侍房炳章的临时劳役犯；二是他在当炊场事务犯时，经常和政府队长带着犯人来医院看病，一来二去，交道打得多了，就熟悉了。现在，这种熟悉给他实施越狱行动带来了若干便利。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实地察看了医院白天的警戒情况，又从夜间值班的劳役犯口中探听到了晚上的警戒措施。经过反复考虑，树德峰决定把越狱时间选在警戒最松的傍晚那个白天班跟晚上班交界的时候。
当然，树德峰不可能就穿着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囚”字的衣服离开贡嘛嘎农场。（那时，劳改队还没有发囚服，囚犯在“文化大革命”前时是穿自己的便服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劳改队规定必须在所有便服的背部印一个“囚”字，作为犯人身份的特殊标记。）他还得准备一套另外的便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桩十分犯难的事情，因为犯人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已印上字了，只有干部和干部家属才有便服。要想获得，开口讨肯定是笨拙之举，那无异于向人家发表声明：“我准备越狱了！”提醒人家赶快先把他逮住。所以，只好不告而取，也就是偷窃了。对于树德峰来说，他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
不告而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树德峰不比王皮儿之流，靠盗窃吃饭的，他虽然专门做过情报工作，但并没有向任何东西伸过手，现在只好学着进行了。他先窥测了衣服的来源，发现可以从几个地方获得，一是干部家属大院，一是住院的干部或者家属那里，还有一条途径就是从医院的医生或者员工那里下手。干部家属大院晾着的衣服最多，但那里因为曾经发生过几起同样的案件，所以人家的警惕性甚高，难以实施。另外两条途径，树德峰权衡下来，认为还是选择后一个地方为好，因为从未有犯人把主意打到那上面去，防范心要弱得多。
主意打定，树德峰决定次日立刻实施。
次日白天，树德峰一直在睡觉，养精蓄锐。到了傍晚时分，树德峰溜到医院门诊部，一看，正是下班时候，医生们一个个脱下白大褂，踩着自行车往外去。他溜进了外科医生办公室里间，随手关上了门。一看，那个小小的空间原来是一间贮藏室，因为管理混乱，公私物品兼放。他很快就选中了一套合身的便服，那是一件深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和一条黑色灯芯绒马裤，他迅速换下了身上的因服，为防暴露，藏于一个衣柜里。正要离开时，瞥见旁边还挂着一套医生穿的白大褂，看看长短差不多，就穿在身上，又往头上扣了一顶无檐帽。这副打扮，活脱就是一个医生了。
就在这时，外间传来了脚步声。树德峰倏地一惊，寻思不好，肯定是值夜班的医生吃过晚饭返回来了。他把耳朵贴到门板上一听，果然是医生回来了，而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可能一个是护士）。两人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开了。聊了几句，那个女的不知向男的说了句什么，男的说“好，我拿给你”，然后就往贮藏室这边走来。树德峰暗说“不妙”，下意识地以肩膀顶住了门。
外面那人走到门口，以手推门，未能推开，不无惊奇地“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平时这门一向是开着的，今天怎么关上了。”
“有钥匙呜？”
“有是有，可是在桂医生那里呢，要不，我打电话到家属院让他送过来。”
“也好。”
那男医生就去办公室另一侧打电话了。屋里，树德峰寻思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但门口是走不出去的了，只好另觅通道。转脸一看，对面有窗户，于是过去撩开窗帘，轻轻打开窗子，爬了出去。
外面暮色苍茫，一片模糊。树德峰绕到门诊部侧边，记得有个后门，就决定从后门出去，然后摸到马号那边去盗一匹马。要想尽快离开贡嘛嘎农场的范围，只有骑马才行。
巧得很，树德峰刚转了个弯，就看见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那是管教科当时惟一的一辆，全科只有两个干部会开，其中一个今晚轮到值班，不知什么事（其实此人是代替那个桂医生来送钥匙的）到医院来一趟，就把摩托车开过来。摩托车和树德峰迎面而过，对方只道是医生，根本没有在意。他没有在意，树德峰倒是在意了，树德峰在意的是他那辆摩托车：如果能把这摩托车搞到手，那不但可以安全脱身，还能比预定时间提前赶往北京。于是，树德峰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盗了摩托车越狱。
树德峰闪到一边，目送摩托车驶至拐角处，停下，那干部拔下钥匙后，走进了门诊部。
树德峰没有一丝迟疑，疾步赶去，二话不说；推了摩托车就走。一口气推出二十余米外，拧开电点火装置，一下就点上了火，发动了引擎，跨上去开了就走。
后门也是有门岗的，由警卫大队的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刚才看见管教科那个干部开着摩托车进门的，现在见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开着车出门，足道是好玩开着兜风的，根本没有留心在意，甚至也没认真看上一眼，就很自然地放行了。
就这样，树德峰顺利地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贡嘛嘎农场对于树德峰的脱逃反应迟缓得令人吃惊——
首先发现的倒不是逃了犯人，而是那个干部在把钥匙送到又和那二位神采飞扬地聊了个把小时后，告辞而去时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他倒也没有特别吃惊，在农场这个小世界里，会驾驶摩托车的人屈指可数，而摩托车就这么一辆，“人车配合”的几率屈指一算就行。以前也有过几次被人把车开走的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着急。首先往家属大院打电话，请门卫跟管教科另一个会开摩托车的干部联系，问是否把车开走了。片刻，回音来了，自然是否定。
”这个干部还不着急，又是打电话，又是骑自行车的，四处打听是否有人骑走了车。
这个过程有一段时间，还没打听出个结果来时，医院犯人住院部发现树德峰不见了。值班的管教干部于是叫上几个靠得住的劳役犯在医院住院部范围内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又以为是树德峰自己回中队去了，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发生的。于是打电话去向炊场核实（最初还以为树德峰仍是炊场的犯人），炊场那边接到电话，因为树德峰平时一直是改造表现很好的犯人，根本没和“越狱”两字连起来，只以为他真的去炊场了，就让寻找。一个小时后才回电说没有找到。
医院方面又往九中队打电话，让查找树德峰。中队部因为树德峰不是在本中队失踪的，显得非常从容，值班干部甚至没有出门，只叫来事务犯胡业勋，如此这般一说，要他去找一找，看是否从区院溜回来了。
胡业勋一听，马上意识到树德峰越狱了。因为树德峰离开中队去医院前有过一番开水冲手的“壮举”，已经完全取得了胡业勋的信任。因此，胡业勋认为树德峰的越狱肯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考虑，而没有从其他角度去想一想。这样，胡业勋自然要配合树德峰的行动，他就把寻找的时间拖得很长。结果，直到近两小时后才向中队部回复说“没找到”。
奇怪的是，医院方面接到报告后，已经意识到树德峰多半是越狱了，而接到报告的副院长从家里赶来后，也已经听说管教科一个干部找不到摩托车了，但他竟然没有把摩托车跟树德峰的失踪连起来想一想。不但他，就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想一想。这样，留给树德峰脱身的时间就更长了。
真正意识到树德峰的盗了那辆摩托车越狱的，是在下半夜两点农场追捕小组正式接手此事后，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追捕组长马上叹道：“难抓了！试想，平时步行脱逃的犯人我们尚且不一定个个迅速抓到，现在他是骑摩托车逃的，那就追不上他了。”
不过，追捕组还是立刻进行了布控。事后证明，这种布控就像追捕组长所说的，都是没有价值的。
树德峰逃离贡嘛嘎农场范围后，方才脱下已被尘土染成灰黄色的白大褂。这时，他才发现白大褂的衣兜里竟有一些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有5元9角4分。这个发现提醒了他，于是又查看身上的那套衣服，呢子制服的口袋里竟然有一个钱包，里面除了有18元钱，还有粮票8斤半以及贡嘛嘎农场干部食堂的饭菜票若干。树德峰寻思这真的是盗窃了，倘若就给拿下送回农场，加刑时肯定要算上这一笔账的。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只有把这些带着，如若路上必须使用的，那就使月，能不使用的则不使用，以后返回农场时还给失主。
口袋里有了钱，树德峰心里就坦然多了。为了逃避追捕，他先把摩托车开往新疆境内，在那里的一个加油站加满了油。然后，绕道青海境内，一直把那辆苏联制造的“塔那基”摩托车开到了省会西宁市。
树德峰吃过公安饭，也主持过追捕工作，知道把“塔那基”开到这里已经算是有斗大之胆了。再往前的话就不是开摩托车，而是开自己的玩笑了。于是，他把摩托车停在西宁市郊外的一座公路桥下。屈指一算，他在路上行了两天三夜，曾在老百姓家睡过半宿，给了对方3元钱。另外，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包香烟，一共花去了2元多钱。现在，树德峰的衣兜里还剩18元钱，他准备买一张短程火车票混上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混到离北京近些的车站下车，然后再买进京的车票，正儿八经地进京。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树德峰已经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又饥又渴，便走进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吃了一大碗牛肉拉面，又向店里要了一碗大叶茶喝了。走出店门，正好看见一辆汽车的司机从对面店面走出来上车，便上前去打听是否进城的，他想搭车。对方看了看他，说：“你是当官的？”不待他回答，就清他进驾驶室。
开车后，司机问树德峰去哪里，听说是去火车站，他说顺道，可以直送过去。树德峰欢喜不尽，谢过不提。
解放牌卡车开到火车站前的那条马路，树德峰下了车。他站在路边稍一考虑，寻思此番自己是要坐火车去北京，进行长途旅行，为不引人注目，产生怀疑，先得去购买一个挎包，包里还得放上一些毛巾、牙刷牙膏杯子之类的用具，总之要像一个出差者。于是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上述物品，又买了一些糕点，一起塞在挎包里，看上去就像样子了。
这时，树德峰身上还剩下十来块钱。于是穿过一条马路，前往火车站。到了车站广场前，拐弯过去，只听得人声喧哗，定睛一看，不禁暗吃一惊：原来从广场到车站里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警察、民兵和红卫兵，正拦住那些看上去不大顺眼的旅客，不住地盘问，搜查行李。后来知道，这天早晨，西宁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妻子、母亲双双毙命。事主急报公安局同一派别的造反组织，那边立刻调动人马封锁车站；他又利用职权调动了大批红卫兵和造反队员相帮，于是就形成了上述局面。
树德峰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尽管他相信此举决无可能是为他这样一个逃犯而兴，但心里也颇忐忑，只怕贸然上前会被盯住，拦下检查，那就要出事了。
树德峰寻思还是等一等为好，这些人总要撤走的，到那时再进站也不迟，宁可晚一两班车，也不能被抓住。不料，就在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里，树德峰的钱包竞被小偷掏走了！
当树德峰发现钱包失窃时，已经离开车站广场一段路了。他意识到此举有点麻烦了，他无法购买车票进入车站，那就只好混进去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连买一张站台票的钱也没有了，如何混法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前面是派出所，树德峰发现时已经离大门没几步路了，退回去是不明智的，只有从容地走过去。如果走到大门口正好碰上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警察，而且对方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并又有十分尖锐的眼力的，那就是树德峰的厄运临头了。
树德峰双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表情轻松地走了过去。也真是巧，当他走到派出所大门口的时候，正巧有两个警察扶里面出来，边走边议论着什么，传到树德峰耳朵里的好像是在谈火车站的安排布置，要在撤下人马后布置一批便衣什么的。两人朝树德峰瞥了一眼，但并没有叫住他，树德峰便往前走了。
树德峰走出十几米远，心里刚吁出一口气时，忽然听得背后传来脚步声，正狐疑间，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搭住了他的肩膀！
“喂！”
不好！树德峰心里一凉，就像三九严寒天顶头淋下了一盆冰水，寻思准是那两个警察感觉到不对头了，回过头来拦下盘问一番；或者干脆就是已经接到贡嘛嘎农场的通缉令了，看着这个家伙像逃犯，就下手抓了再说。这当下，他不能逃，逃也是白搭，先就范了，待有机会再逃。
树德峰缓缓转身，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个子与他相差无几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解放军军官制服，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军人，一看就知道是警卫之类。如此，这个军官是有一定级别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叫住我树某人？
树德峰还没开口，对方先说话了：“对不起，同志，请问，你是否姓树，名叫树德峰？”
树德峰一听，突然感到对方有点脸熟，他没有回答，只是迟迟疑疑地点了点头。
对方一把握住他的手，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老树，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汪欢呀！”
“哦——”树德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认不出了！你好你好！”
这个汪欢，是树德峰在新四军时的战友，一度还是他的部下。后来大约在1947年，对方作战时受了伤，住院离开了树德峰所在的部队，从此没有再见过面。没想到，现在竞在这里不期而遇。
当下，汪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树德峰拉进了不远处的一家还算大的饭店，叫了酒菜，边吃边谈。首先要说的自然足分别后的情况，一直说到眼下。对方说得非常流畅，他一直没离开军队，现在在新疆军区任职，正师级，这次是来西宁招兵的。
树德峰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简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又犯了小错误，被派调往贡嘛嘎农场工作了，此番是因公出差路过西宁。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汪欢马上问：“老树是否遇到了困难？”
“怎么说呢？……”树德峰稍一迟疑，把被扒手扒去了钱包一节说了说。
“这还不好办？”汪欢马上慷慨解囊，掏出了100元钱，又让警卫员拿出20斤全国粮票，硬塞给了树德峰。
树德峰在内心极度的不安和内疚中吃完了这顿饭，然后开口告辞，说明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西宁。汪欢本来是想叫树德峰和他一起去下榻的兵站的，见他急着要走，便亲自送往火车站。
火车站的严密警戒还在，但树德峰有汪欢在旁，绝对没有人拦下，使他得以顺利地上了火车。
1967年5月30日，树德峰在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后，安抵首都北京。
树德峰步出北京站后，立刻赶往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当时，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大批人前往那里上访，接待站门前天天都是人头攒动，一条长龙。树德峰哪里见识过这种场面，寻思照这样子，就是排队等到登记了，也得晚上。而登记后几时约见，那又是不敢想象的事，得另外设法。想着，他一头扎进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冲，许多人想拦阻他，但都波拦住。终于，树德峰被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大个子当道拦下了：
“喂，你干什么？”
“我上访呀！”
“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不遵守规矩？”
“你是哪里的，凭什么拦我问我？”
那人掏出一块硬纸牌挂在胸前，牌子上印着一行红字：“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接待员”，他声音很响地说：“看清了，我是接待员，有权管你问你！”
树德峰看清牌子上确实盖着钢印，知道对方所报身份无误，便也大声道：“我是逃犯……”
“什么？！”
“我是贡嘛嘎农场的逃犯，逃来北京向中央汇报重要情况的！”
对方一个愣怔，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呆若木鸡地望着树德峰。片刻，他抬手欲推快要滑落下来的眼镜，不料手一抖，竟把眼镜给抖落了下来……
另外动着与犯人树德峰同一念头的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
洪敬平作为房炳章的“死党”被关押于农场派出所拘留室已经半个月了。由于他是与房炳章连在一起的，所以有必要先介绍房炳章被关押后的情况——
陈邦坚和他的一班“战友”为对付房炳章，曾专门开会密议过数次，一致认为若不把房炳章彻底打倒，他们即使夺得了贡嘛嘎农场的大权，其位置也难以坐稳，因此，他们必须将房炳章首先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房炳章在农场医院治病时，陈邦坚等人已经策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他的专案组。陈邦坚批了经费，派专案组两人专程赴北京公安部查阅了房炳章的档案，结果，房炳章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摆脱康生的亲睐而自剁手指一节就“暴露”了。专案人员如获至宝，原封不动抄录后，返回农场向陈邦坚汇报，也有邀功讨好的意思。于是，房炳章就被扣上了一顶“反对康生”的大帽子被投进了派出所看守室。
在最初的几天里，专案组对房炳章还算“讲政策”，只有恶骂，并未动手。但是，以房炳章的禀性，绝对不可能向这些人低头的，不但不低头，他还要据理力争，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则是错误的。房炳章对着那些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大谈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多少人被关押，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康生密令“解决”了；他这个红军出身的保卫干部，怎么也不相信那些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来到延安的战友会是反革命。他断定是上级弄错了，为了保存这些革命骨干，他在无法向上级反映并阻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了自剁手指的下策。但是，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那些原本要被用刑或者“解决”的同志，后来都被平反了。
房炳章不知道，他说得越多，造反派给他定的罪行也就越大。如此这般几天说下来，专案组给他定了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于是，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专案人员终于忍不住对房炳章动手了。一动手，房炳章就再也不开口了，也拒绝书写任何材料。
与此同时，洪敬平也在接受专案组的“审查”。洪敬平年轻些，其历史上也没有像房炳章那样的经历，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也不过是当过志愿军的侦察排长，逮过美国兵。造反派想来想去抓不住什么，于是就抓他主持贡嘛嘎农场管教工作时的“罪行”。
最初，专案人员对他还算客气．和他彻夜长谈，还给他吃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夜宵，甚至还喝过几口驱寒的烧酒。专案人员启发他：抓他完全是为了整倒房炳章的需要，只要他把在管教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有情况交代清楚，讲明完全是秉承房炳章的指示，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立刻可以放出去，也不去“牛棚”，不监督劳动，而是直接回管教科，当然科长当不成了，但可以做一个逍遥派，整天游手好闲，保证没动他一下，说他半句。
洪敬平和房炳章的性格不同，他知道跟造反派准无道理可讲，于是也就不讲，只是跟专案人员原地踏步转圈子。专案人员最后无可奈何地给了他一个“老狐狸”的称号，然后就像对房炳章一样，开始动手了。
洪敬平当过侦察排长，论动手，专案人员四五个一齐上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被打急了，就还手。一还手，打手尝到了滋味。为了对付他，就从农场中学调来了一批红卫兵。结果，洪敬平被殴成伤，专案组不得不于夜深人静之院送他去医院治疗。就在治疗过程中，洪敬平巧遇房炳章的妻子庞萍医生。他从庞萍口中得知，原是炊场事务犯、现已调往文艺小分队的一个名叫树德峰的犯人，曾经向他的妻子打听过他的情况，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事情要汇报。洪敬平一昕，马上猜出肯定是暴狱阴谋有了新的进展，树德峰是想报告的。（庞萍就是因为与洪敬平的接触和交谈一节被人密报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找她谈话遭到坚决否认，于是被送往八中队去监督劳动了。）
从这时起，洪敬平就开始考虑要设法逃出羁押点，赴京向中央报告贡嘛嘎农场暴狱阴谋。管教科长知道，这件事发展到现在，只有走这一步路了，而在全农场的三个知情人（房炳章、洪敬平和犯人树德峰）中，只有他具备赴京报告的条件。可是．要从农场派出所的拘留室逃出去，毫不夸张地说，其难度甚至比犯人越狱还要大。
贡嘛嘎农场派出所的职能，既是农场的保卫部门，因为劳改农场的性质关系，又承担公安机关的职责，有权拘留或者逮捕人犯，根据案情需要和领导的决定，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者请北京派员来进行审判。贡嘛嘎农场有劳改干部600余人，干部家属将近3000人，除了大量民事纠纷外，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发生（部分系外来人员经过农场时所作，部分系干部家属特别是农场中学的学生所作），因此派出所还是很有些事情做的。由于拘押的人犯需要关押，所以派出所专门设立了一个有八个监号的拘留室。这个拘留室呈狭长形，一端是总门，走进去是一条一米半宽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墙壁和百页窗，另一侧就是监号。监号三面是墙，一面是粗粗的木栅栏门，上面扣着大锁。洪敬平和房炳章，就被分别关押于这八间监号中的第四、五间。另外几间中，关押着几个流窜犯、农场中学的小偷学生和一个老师。
当初建造拘留室时，派出所刘所长曾专门把管教科长洪敬平请去参谋，请他介绍犯人禁闭室的建筑结构，后来这些拘留室就是根据洪敬平画的草图建造的。因此，洪敬平对拘留室的牢固程度非常了解，他从未动过掘壁洞、撬屋顶之类的脑筋。说句玩笑话，即使专案组允许他试一试，并且提供一样勉强凑合的工具，又不限时间，他也不敢保证能够鼓捣出一个可以钻得出像他这样个子能逃出的洞口来。况且，逃离了拘留室，并不等于逃出了派出所，外面还有数道关卡；关卡之外，又有贡嘛嘎农场数十公里的警戒范围。
所以，凭犯人越狱的经验试图逃出派出所拘留室是不明智的选择。洪敬平想逃出去，只有动用智慧，以智慧去蒙蔽对方，然后伺机滑脚，一溜了之。可是，洪敬平一时找不到蒙蔽专案组的办法。
正当洪敬平为此而心急如焚时，房炳章出面主动予以配合了。那是一天傍晚，洪敬平正在监号里呆坐着考虑脱逃之事，突然走廊那边的大门打开了，紧接着传来一声咳嗽。洪敬平听出那是老场长的，马上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判断：今天情况有点反常，这声咳嗽有点异样，平时房炳章提审回来时从不这样怪声怪气地咳嗽的，难道老场长有什么事情要暗示我？
洪敬平想着，随即走到监号门口，站在木栅栏门后面，侧目朝大门口方向张望。这时，房炳章扯开了嗓子骂骂咧咧道：“他妈的！老子革命三十多年，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反而要挨几个兔崽子的打骂，这真他妈的是变天了！”
马上有一个粗哑的声音喝问：“老家伙，你说的‘兔崽子’是谁？”
“还有谁？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
押解房炳章返回监号的两个人，一个是贡嘛嘎农场的干部家属，原在医院打杂，后来跟着陈邦坚一班人造反，因为体格强壮，又长着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所以被选进专案组担任专职打手。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清算时畏罪自杀了。另一个是农场中学的红卫兵，被“革委筹”派来专案组担任打手兼听差的。房炳章和洪敬平每次提审，都由这两人押解。两人曾经挨过洪敬平的拳脚，知道前侦察排长的厉害，所以气焰不敢过于嚣张。而房炳章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头死老虎，架子虽然大，但却没有威力了，哪知他今天竟然开口骂人了！那个红卫兵首先作出反应，从后面冲房炳章击了一拳。房炳章是打过仗的人，其实也是“会家子”，只不过平时不张扬罢了，现在有心要惹事，自是显露一手，一闲闪过，反手一掌，正打在对方脸上，顿耐闹了个满脸溅朱。
另一个打手见状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低吼一声，扑向房炳章。房炳章似乎见他有些惧怕，疾步后退，但还是没躲得过对方的猛力一推，一个趔趄朝前冲出数步，以手撑住第四监号的木栅栏。就在这时，洪敬平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老场长朝他用力眨了眨眼睛，随即把一个显然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监号。
洪敬平一个愣怔，还没作出反应时，房炳章已经一个急转身，冲扑过来的两个打手迎上去，迅速揪作一团。洪敬平乘机捡起了纸团，这时，房炳章已经被两人揪住，也不送回监号了，重新押往外面的提审室，显然是要“好好教训”一顿。洪敬平心如刀剜，手抓木栅栏，正要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时，突然想起捏在手掌心里的纸团，猛然醒悟：老场长宁可自己挨打而作此一搏，就是为了递送这张纸条，我如果一叫，对方盛怒之下极有可能把我也开出去，一起“教训”，这样，我连这张条子是什么内容也没看到，那岂不辜负了老场长的一片苦心。
想着想着，洪敬平咽下了几乎已经到了喉咙口的呼喊，以手抚胸，心中有言：“房场长，您受苦了！”
洪敬平迅速展开条子，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对付阴谋要紧！！没有必要两人一齐困在这里，赶快主动揭发批判我，以最快速度争取解脱，然后当机立断行动！切切！！！
“阴谋”两字的下侧，划着两道粗粗的黑线，这显然是指“暴狱团伙”的那桩阴谋。看来，房炳章也已经想班了赴京举报一节。这事，只有洪敬平去做，为了使洪敬平能够迅速得以赴京，他毅然决定要洪敬平以“揭发批判”自己为代价去换取解脱。这个设想，洪敬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因为他感到难以按受。
首先，如果他“揭发”房炳章了，那就意味着把“文化大革命”前贡嘛嘎农场管教线所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到了房炳章头上，那就会给老场长形成极大的压力，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而且，在接下来所进行的一次次严酷的批斗中，他有可能被摧残致死。
其次，以洪敬平的人品和道德标准，他绝不肯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尤其是推卸给房炳章这样一个他一向敬重有加的上级领导头上。如此，他今后将无脸见人。与其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中生存，不如自己了断算了。
洪敬平左想右想，觉得不能走房炳章给他指定的这条路。他认为，肯定还有另外的路子可以走的，而且可能还会走得顺畅些，只不过自己还没有想到罢了。
洪敬平最终作出决定：不能执行房炳章的这个指示。
却说房炳章，被重新拉出去后，免不了挨了一顿揍。不过造反派接受了把洪敬平殴打成伤不得不迭医院治疗的教训，没敢打得特别凶。但为了出一口恶气，竟然给房炳章扣上了一副手铐，把他在提审室铐了一夜。次日天明时分把房炳章押回监号时，专案组长特地命令不取下手铐，就扣在手腕上押了回来。
房炳章给折磨了一夜，虽然极度疲惫，但是因为心里惦着那件事，还是强打精神，嘴里依然骂骂咧咧，不过中气已经没有那么足了。
早饭后，专案组的副组长照例到拘留室来转一转，对房炳章、洪敬平进行例行讯问：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今天有什么新的打算？
房炳章的监房在里侧，是先问到的。他对这种讯问不屑一顾，冷笑道：“有什么想法？要么是觉得毛主席的指示改变了精神。”
对方顿时警惕起来，盯着房炳章问道：“什么意思？讲讲清楚！”
房炳章于是讲讲清楚：“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却进行了武斗，这不是最高指示改变了精神吗？”
那人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跟房炳章纠缠，嘀咕了一句就转到了洪敬平的监号前，“洪敬平，听说你自从上次我们送你去医院治疗后，态度老实多了，这非常好。本来，你就不是跟房炳章一路的，你历史上没有问题，还在抗美援朝中立过战功；只不过在后来的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而是上了房炳章这个走资派的当……”
洪敬平打断道：“那么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当然也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黑线。这条黑线一直拖到北京哩，我们当前进行的斗争就是要挖这条黑线，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贡嘛嘎农场的事……”
洪敬平再次打断：“我问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嘛，就不是上不上当的事情了，他原本就是反对康生同志的……”对方适时把话题转了个向，“洪敬平，你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
话音刚落，隔壁监号传来房炳章的一声很响的咳嗽，显然是在提醒洪敬平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但是，洪敬平还是照自己的想法说了：“没有什么想法。”
房炳章又爆出一阵咳嗽，像是突然被异物呛了下似的。
对方似乎心有不甘：“不可能吧？一整天待在号子里，哪有什么都不想的？”
洪敬平微笑了一下，没再吭声。副组长便离开了。
副组长的脚步声刚刚消失，房炳章就在监号里读起了毛主帝语录：“耍提倡顾全大局……”
洪敬平听在耳朵里，知道那是房炳章在再次催促自己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他似乎感到自己有所触动，但最终还是没有推翻原先的决定。
一会儿，劳役犯进监号打扫走廊了。农场派出所没有专门的劳役犯，每天让农场医院的劳役犯过来相帮打扫。由于拘留室关押的都是接受审查的“未决犯”，讲究“狱不通风”，所以打扫的劳役犯必须要求老实而靠得住的。即使这样，每天进出派出所时，也还要由警察搜身。另外，还有几条严厉的规定，诸如“不准和关押对象说话”、“不准跟相识的关押对象打招呼”、“不准给关押对象捎带口信、书信和物品”等等。因此，劳役犯打扫时都是埋头干活，连看都不看号子里的人一眼的。而且，为防发生问题，派出所还和农场医院约定，每天都要调换所派的劳役犯，一周内不重复。
但是，房炳章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也不知他是如何和劳役犯取得沟通并且说服对方的，竞在那天让劳役犯利用打扫走廊的机会，就在专案人员的眼皮底下，给洪敬平传来一张条子！
条子是用血写的，只有短短十个字——
顾全大局，立即行动！切切！！！
洪敬平一看之下，内心深受震惊。老场长已经到了用自己的鲜血写条子的程度，足见这件事情之紧迫。洪敬平不得不重新审察自己先前的决定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接受房炳章的指示，尽管这要给老场长和他自己都带来很大的痛苦，但为了及时粉碎暴狱阴谋，他也就顾不得了。
洪敬平作了这个痛苦的抉择后，声气很响地咳嗽了一下，高声呼叫道：“喂，外面有人没有？”
走廊那头的门马上打开了：“谁在大叫？”
“我——洪敬平。”
值班人员走了进来：“你干吗叫？”
“我要见专案组长。”
“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快去转告！”
对方匆匆离去。片刻，他去而复归，把洪敬平开了出去。
专案组长老考在他的临时办公室等着洪敬平。此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还没分派工作就开始搞“文革”了，他就在一边待着。一直到农场成立“革委筹”，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抓保卫条线的工作。这是专政大权，几派组织都想抓在自己手里，争得不可开交，最好决定由一个什么派都不是的干部担任。当时像老考这样的转业干部有好几位，大家查了查，觉得老考最为合适，因为他不但出身靠得住，而且在部队就是干保卫工作的，于是委其担纲。最近成立专案组，他又兼任了组长。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文化水平一般，言语举止都很粗鲁，审案子时还喜欢动手动脚。但眼下对洪敬平却是个例外，因为“革委筹”已经把说动洪敬平揭发房炳章的任务交给他了，他也拍过胸膛，正愁完不成任务，洪敬平倒自己要求谈谈了，看来这是好事。
老考很客气地招呼洪敬平坐下，还亲自动手给沏了一杯茶。两人聊了几句闲话，还是洪敬平主动把话题转到了老考所关心的那个方面。
“老考，我已经反复对眼下的形势作了考虑，决定揭发批判房炳章。”
“哦！”老考喜出望外，一时控制不住竟然站了起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也不坐下，干脆走到洪敬平的旁边，握住了洪敬平的手，“洪科长，洪敬平同志，上面说了，只要你肯真心揭发批判房炳章，你就还是好同志！”
洪敬平心如刀剜，却不得不强作笑颜，连连点头。
老考显然生怕夜长梦多，洪敬平来个变故什么的，随即说：“这样吧，你就在我这屋里写材料，累的话，里面有床，可以休息一会儿。吃饭也由我来安排，多安排几个菜，想喝点酒也可以的。”稍停，又想到一点，补充道，“还有香烟，我这就叫人给你去买来。”
这样，洪敬平就在专案组长的办公室里写起了揭发材料。为生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不敢草率行事，写得详尽而认真，硬给房炳章套上了一些“罪行”。这份材料，从当天中午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乎用了一昼夜时间，终于完成了。
老考拿到材料后，略略翻了翻，喜滋滋道：“好！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颗颗重磅炮弹，有了这些材料，房炳章何愁不倒！”
洪敬平似乎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眼睛也湿润了，但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呆呆地点头。
老考说：“洪科长，这样吧，你现在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好好休息几天再说。生活没问题吧？你的家我们没抄过，东西都在，应当没问题的。”
于是，洪敬平终于得以离开了派出所。
当晚，洪敬平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话分两头，我们要说一说原炊场事务犯树德峰的情况了。在洪敬平逃离贡嘛嘎农场的时候，树德峰已经在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
树德峰住进农场医院后，得知外科医生庞萍因为其丈夫房炳章的关系，被勒令离开医生岗位，前往八中队接受监督劳动了，这个消息扑灭了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只有越狱脱逃，前往北京去向中央报告此事。于是，树德峰开始着手准备越狱事宜。
树德峰跟医院的劳役犯和管教员都比较熟悉，因为一是他本人曾经住过医院，并且被选中作为服侍房炳章的临时劳役犯；二是他在当炊场事务犯时，经常和政府队长带着犯人来医院看病，一来二去，交道打得多了，就熟悉了。现在，这种熟悉给他实施越狱行动带来了若干便利。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实地察看了医院白天的警戒情况，又从夜间值班的劳役犯口中探听到了晚上的警戒措施。经过反复考虑，树德峰决定把越狱时间选在警戒最松的傍晚那个白天班跟晚上班交界的时候。
当然，树德峰不可能就穿着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囚”字的衣服离开贡嘛嘎农场。（那时，劳改队还没有发囚服，囚犯在“文化大革命”前时是穿自己的便服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劳改队规定必须在所有便服的背部印一个“囚”字，作为犯人身份的特殊标记。）他还得准备一套另外的便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桩十分犯难的事情，因为犯人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已印上字了，只有干部和干部家属才有便服。要想获得，开口讨肯定是笨拙之举，那无异于向人家发表声明：“我准备越狱了！”提醒人家赶快先把他逮住。所以，只好不告而取，也就是偷窃了。对于树德峰来说，他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
不告而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树德峰不比王皮儿之流，靠盗窃吃饭的，他虽然专门做过情报工作，但并没有向任何东西伸过手，现在只好学着进行了。他先窥测了衣服的来源，发现可以从几个地方获得，一是干部家属大院，一是住院的干部或者家属那里，还有一条途径就是从医院的医生或者员工那里下手。干部家属大院晾着的衣服最多，但那里因为曾经发生过几起同样的案件，所以人家的警惕性甚高，难以实施。另外两条途径，树德峰权衡下来，认为还是选择后一个地方为好，因为从未有犯人把主意打到那上面去，防范心要弱得多。
主意打定，树德峰决定次日立刻实施。
次日白天，树德峰一直在睡觉，养精蓄锐。到了傍晚时分，树德峰溜到医院门诊部，一看，正是下班时候，医生们一个个脱下白大褂，踩着自行车往外去。他溜进了外科医生办公室里间，随手关上了门。一看，那个小小的空间原来是一间贮藏室，因为管理混乱，公私物品兼放。他很快就选中了一套合身的便服，那是一件深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和一条黑色灯芯绒马裤，他迅速换下了身上的因服，为防暴露，藏于一个衣柜里。正要离开时，瞥见旁边还挂着一套医生穿的白大褂，看看长短差不多，就穿在身上，又往头上扣了一顶无檐帽。这副打扮，活脱就是一个医生了。
就在这时，外间传来了脚步声。树德峰倏地一惊，寻思不好，肯定是值夜班的医生吃过晚饭返回来了。他把耳朵贴到门板上一听，果然是医生回来了，而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可能一个是护士）。两人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开了。聊了几句，那个女的不知向男的说了句什么，男的说“好，我拿给你”，然后就往贮藏室这边走来。树德峰暗说“不妙”，下意识地以肩膀顶住了门。
外面那人走到门口，以手推门，未能推开，不无惊奇地“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平时这门一向是开着的，今天怎么关上了。”
“有钥匙呜？”
“有是有，可是在桂医生那里呢，要不，我打电话到家属院让他送过来。”
“也好。”
那男医生就去办公室另一侧打电话了。屋里，树德峰寻思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但门口是走不出去的了，只好另觅通道。转脸一看，对面有窗户，于是过去撩开窗帘，轻轻打开窗子，爬了出去。
外面暮色苍茫，一片模糊。树德峰绕到门诊部侧边，记得有个后门，就决定从后门出去，然后摸到马号那边去盗一匹马。要想尽快离开贡嘛嘎农场的范围，只有骑马才行。
巧得很，树德峰刚转了个弯，就看见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那是管教科当时惟一的一辆，全科只有两个干部会开，其中一个今晚轮到值班，不知什么事（其实此人是代替那个桂医生来送钥匙的）到医院来一趟，就把摩托车开过来。摩托车和树德峰迎面而过，对方只道是医生，根本没有在意。他没有在意，树德峰倒是在意了，树德峰在意的是他那辆摩托车：如果能把这摩托车搞到手，那不但可以安全脱身，还能比预定时间提前赶往北京。于是，树德峰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盗了摩托车越狱。
树德峰闪到一边，目送摩托车驶至拐角处，停下，那干部拔下钥匙后，走进了门诊部。
树德峰没有一丝迟疑，疾步赶去，二话不说；推了摩托车就走。一口气推出二十余米外，拧开电点火装置，一下就点上了火，发动了引擎，跨上去开了就走。
后门也是有门岗的，由警卫大队的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刚才看见管教科那个干部开着摩托车进门的，现在见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开着车出门，足道是好玩开着兜风的，根本没有留心在意，甚至也没认真看上一眼，就很自然地放行了。
就这样，树德峰顺利地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贡嘛嘎农场对于树德峰的脱逃反应迟缓得令人吃惊——
首先发现的倒不是逃了犯人，而是那个干部在把钥匙送到又和那二位神采飞扬地聊了个把小时后，告辞而去时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他倒也没有特别吃惊，在农场这个小世界里，会驾驶摩托车的人屈指可数，而摩托车就这么一辆，“人车配合”的几率屈指一算就行。以前也有过几次被人把车开走的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着急。首先往家属大院打电话，请门卫跟管教科另一个会开摩托车的干部联系，问是否把车开走了。片刻，回音来了，自然是否定。
”这个干部还不着急，又是打电话，又是骑自行车的，四处打听是否有人骑走了车。
这个过程有一段时间，还没打听出个结果来时，医院犯人住院部发现树德峰不见了。值班的管教干部于是叫上几个靠得住的劳役犯在医院住院部范围内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又以为是树德峰自己回中队去了，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发生的。于是打电话去向炊场核实（最初还以为树德峰仍是炊场的犯人），炊场那边接到电话，因为树德峰平时一直是改造表现很好的犯人，根本没和“越狱”两字连起来，只以为他真的去炊场了，就让寻找。一个小时后才回电说没有找到。
医院方面又往九中队打电话，让查找树德峰。中队部因为树德峰不是在本中队失踪的，显得非常从容，值班干部甚至没有出门，只叫来事务犯胡业勋，如此这般一说，要他去找一找，看是否从区院溜回来了。
胡业勋一听，马上意识到树德峰越狱了。因为树德峰离开中队去医院前有过一番开水冲手的“壮举”，已经完全取得了胡业勋的信任。因此，胡业勋认为树德峰的越狱肯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考虑，而没有从其他角度去想一想。这样，胡业勋自然要配合树德峰的行动，他就把寻找的时间拖得很长。结果，直到近两小时后才向中队部回复说“没找到”。
奇怪的是，医院方面接到报告后，已经意识到树德峰多半是越狱了，而接到报告的副院长从家里赶来后，也已经听说管教科一个干部找不到摩托车了，但他竟然没有把摩托车跟树德峰的失踪连起来想一想。不但他，就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想一想。这样，留给树德峰脱身的时间就更长了。
真正意识到树德峰的盗了那辆摩托车越狱的，是在下半夜两点农场追捕小组正式接手此事后，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追捕组长马上叹道：“难抓了！试想，平时步行脱逃的犯人我们尚且不一定个个迅速抓到，现在他是骑摩托车逃的，那就追不上他了。”
不过，追捕组还是立刻进行了布控。事后证明，这种布控就像追捕组长所说的，都是没有价值的。
树德峰逃离贡嘛嘎农场范围后，方才脱下已被尘土染成灰黄色的白大褂。这时，他才发现白大褂的衣兜里竟有一些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有5元9角4分。这个发现提醒了他，于是又查看身上的那套衣服，呢子制服的口袋里竟然有一个钱包，里面除了有18元钱，还有粮票8斤半以及贡嘛嘎农场干部食堂的饭菜票若干。树德峰寻思这真的是盗窃了，倘若就给拿下送回农场，加刑时肯定要算上这一笔账的。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只有把这些带着，如若路上必须使用的，那就使月，能不使用的则不使用，以后返回农场时还给失主。
口袋里有了钱，树德峰心里就坦然多了。为了逃避追捕，他先把摩托车开往新疆境内，在那里的一个加油站加满了油。然后，绕道青海境内，一直把那辆苏联制造的“塔那基”摩托车开到了省会西宁市。
树德峰吃过公安饭，也主持过追捕工作，知道把“塔那基”开到这里已经算是有斗大之胆了。再往前的话就不是开摩托车，而是开自己的玩笑了。于是，他把摩托车停在西宁市郊外的一座公路桥下。屈指一算，他在路上行了两天三夜，曾在老百姓家睡过半宿，给了对方3元钱。另外，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包香烟，一共花去了2元多钱。现在，树德峰的衣兜里还剩18元钱，他准备买一张短程火车票混上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混到离北京近些的车站下车，然后再买进京的车票，正儿八经地进京。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树德峰已经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又饥又渴，便走进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吃了一大碗牛肉拉面，又向店里要了一碗大叶茶喝了。走出店门，正好看见一辆汽车的司机从对面店面走出来上车，便上前去打听是否进城的，他想搭车。对方看了看他，说：“你是当官的？”不待他回答，就清他进驾驶室。
开车后，司机问树德峰去哪里，听说是去火车站，他说顺道，可以直送过去。树德峰欢喜不尽，谢过不提。
解放牌卡车开到火车站前的那条马路，树德峰下了车。他站在路边稍一考虑，寻思此番自己是要坐火车去北京，进行长途旅行，为不引人注目，产生怀疑，先得去购买一个挎包，包里还得放上一些毛巾、牙刷牙膏杯子之类的用具，总之要像一个出差者。于是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上述物品，又买了一些糕点，一起塞在挎包里，看上去就像样子了。
这时，树德峰身上还剩下十来块钱。于是穿过一条马路，前往火车站。到了车站广场前，拐弯过去，只听得人声喧哗，定睛一看，不禁暗吃一惊：原来从广场到车站里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警察、民兵和红卫兵，正拦住那些看上去不大顺眼的旅客，不住地盘问，搜查行李。后来知道，这天早晨，西宁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妻子、母亲双双毙命。事主急报公安局同一派别的造反组织，那边立刻调动人马封锁车站；他又利用职权调动了大批红卫兵和造反队员相帮，于是就形成了上述局面。
树德峰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尽管他相信此举决无可能是为他这样一个逃犯而兴，但心里也颇忐忑，只怕贸然上前会被盯住，拦下检查，那就要出事了。
树德峰寻思还是等一等为好，这些人总要撤走的，到那时再进站也不迟，宁可晚一两班车，也不能被抓住。不料，就在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里，树德峰的钱包竞被小偷掏走了！
当树德峰发现钱包失窃时，已经离开车站广场一段路了。他意识到此举有点麻烦了，他无法购买车票进入车站，那就只好混进去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连买一张站台票的钱也没有了，如何混法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前面是派出所，树德峰发现时已经离大门没几步路了，退回去是不明智的，只有从容地走过去。如果走到大门口正好碰上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警察，而且对方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并又有十分尖锐的眼力的，那就是树德峰的厄运临头了。
树德峰双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表情轻松地走了过去。也真是巧，当他走到派出所大门口的时候，正巧有两个警察扶里面出来，边走边议论着什么，传到树德峰耳朵里的好像是在谈火车站的安排布置，要在撤下人马后布置一批便衣什么的。两人朝树德峰瞥了一眼，但并没有叫住他，树德峰便往前走了。
树德峰走出十几米远，心里刚吁出一口气时，忽然听得背后传来脚步声，正狐疑间，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搭住了他的肩膀！
“喂！”
不好！树德峰心里一凉，就像三九严寒天顶头淋下了一盆冰水，寻思准是那两个警察感觉到不对头了，回过头来拦下盘问一番；或者干脆就是已经接到贡嘛嘎农场的通缉令了，看着这个家伙像逃犯，就下手抓了再说。这当下，他不能逃，逃也是白搭，先就范了，待有机会再逃。
树德峰缓缓转身，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个子与他相差无几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解放军军官制服，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军人，一看就知道是警卫之类。如此，这个军官是有一定级别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叫住我树某人？
树德峰还没开口，对方先说话了：“对不起，同志，请问，你是否姓树，名叫树德峰？”
树德峰一听，突然感到对方有点脸熟，他没有回答，只是迟迟疑疑地点了点头。
对方一把握住他的手，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老树，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汪欢呀！”
“哦——”树德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认不出了！你好你好！”
这个汪欢，是树德峰在新四军时的战友，一度还是他的部下。后来大约在1947年，对方作战时受了伤，住院离开了树德峰所在的部队，从此没有再见过面。没想到，现在竞在这里不期而遇。
当下，汪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树德峰拉进了不远处的一家还算大的饭店，叫了酒菜，边吃边谈。首先要说的自然足分别后的情况，一直说到眼下。对方说得非常流畅，他一直没离开军队，现在在新疆军区任职，正师级，这次是来西宁招兵的。
树德峰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简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又犯了小错误，被派调往贡嘛嘎农场工作了，此番是因公出差路过西宁。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汪欢马上问：“老树是否遇到了困难？”
“怎么说呢？……”树德峰稍一迟疑，把被扒手扒去了钱包一节说了说。
“这还不好办？”汪欢马上慷慨解囊，掏出了100元钱，又让警卫员拿出20斤全国粮票，硬塞给了树德峰。
树德峰在内心极度的不安和内疚中吃完了这顿饭，然后开口告辞，说明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西宁。汪欢本来是想叫树德峰和他一起去下榻的兵站的，见他急着要走，便亲自送往火车站。
火车站的严密警戒还在，但树德峰有汪欢在旁，绝对没有人拦下，使他得以顺利地上了火车。
1967年5月30日，树德峰在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后，安抵首都北京。
树德峰步出北京站后，立刻赶往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当时，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大批人前往那里上访，接待站门前天天都是人头攒动，一条长龙。树德峰哪里见识过这种场面，寻思照这样子，就是排队等到登记了，也得晚上。而登记后几时约见，那又是不敢想象的事，得另外设法。想着，他一头扎进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冲，许多人想拦阻他，但都波拦住。终于，树德峰被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大个子当道拦下了：
“喂，你干什么？”
“我上访呀！”
“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不遵守规矩？”
“你是哪里的，凭什么拦我问我？”
那人掏出一块硬纸牌挂在胸前，牌子上印着一行红字：“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接待员”，他声音很响地说：“看清了，我是接待员，有权管你问你！”
树德峰看清牌子上确实盖着钢印，知道对方所报身份无误，便也大声道：“我是逃犯……”
“什么？！”
“我是贡嘛嘎农场的逃犯，逃来北京向中央汇报重要情况的！”
对方一个愣怔，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呆若木鸡地望着树德峰。片刻，他抬手欲推快要滑落下来的眼镜，不料手一抖，竟把眼镜给抖落了下来……
第九章在审核中
周宗平的年龄问题：当时27岁，也就是40年生人，到96年时应该是不到六十岁，而不是不到50岁。
sjzlhs 发表于 2015-11-20 08:57
周宗平的年龄问题：当时27岁，也就是40年生人，到96年时应该是不到六十岁，而不是不到50岁。
老东的小学算术是语文老师教的
周宗平的年龄问题：当时27岁，也就是40年生人，到96年时应该是不到六十岁，而不是不到50岁。
老东的小学算术是语文老师教的
谢谢楼主不辞劳苦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文章
越来越乱套了。老东把海南当内地了，海南人身上能穿多少衣服？办婚礼人家的后门，洗菜救人能被淹死。摩托车从青海骑到新疆居然还有加油站，这也罢了最后还能骑到西宁，这是参加摩托车拉力赛了。还有什么农场中学，完全是开玩笑了。
周宗平的年龄问题：当时27岁，也就是40年生人，到96年时应该是不到六十岁，而不是不到50岁。
周是军人犯罪，不会被关在这个农场的。老东胡编乱造的这种细节，确实莫名其妙。
这明明是个子虚乌有的小说，却偏偏要伪装成纪实文学，误导作用很大。
周是军人犯罪，不会被关在这个农场的。老东胡编乱造的这种细节，确实莫名其妙。
这明明是个子虚乌有的小说，却偏偏要伪装成纪实文学，误导作用很大。
大餐，占座位，忙完再享受
好没审核完毕？
用柴油做燃烧瓶...哪位无聊可以点柴油试一下
树德峰为什么不向他那位姓汪的战友求助呢? 正师级的军官在北京难道一个人也不认识? 直接向北京打个电话效率应该高很多吧?.
树德峰为什么不向他那位姓汪的战友求助呢? 正师级的军官在北京难道一个人也不认识? 直接向北京打个电话效率 ...
那样故事简单了，篇幅就不够了。看东方明作品，一定要把小说和纪实区分清楚，而东方明自己始终在有意无意混淆。
那样故事简单了，篇幅就不够了。看东方明作品，一定要把小说和纪实区分清楚，而东方明自己始终在有意无意混淆。
用柴油做燃烧瓶...哪位无聊可以点柴油试一下
柴油纵火还行，但其实汽油燃烧瓶也没多大用处。这些犯人的目的是逃跑，不是制造街头暴乱。作品最搞笑的地方就是犯人们想暴动之后拉队伍出国，尤其是军队的炊事员能被犯人忽悠参与，实在是有点侮辱当时人的智商。
柴油纵火还行，但其实汽油燃烧瓶也没多大用处。这些犯人的目的是逃跑，不是制造街头暴乱。作品最搞笑的地方就是犯人们想暴动之后拉队伍出国，尤其是军队的炊事员能被犯人忽悠参与，实在是有点侮辱当时人的智商。
正在兴头上，没了
今天三章啊！感谢楼主无私制作分享！
对于我这种人，没有看完真是煎熬啊
太长了！还没有完，确实是煎熬啊！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1-20 09:30
老东的小学算术是语文老师教的
问题是出版社审稿的编辑也看不出来吗？
老东的小学算术是语文老师教的
问题是出版社审稿的编辑也看不出来吗？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1-20 13:14
柴油纵火还行，但其实汽油燃烧瓶也没多大用处。这些犯人的目的是逃跑，不是制造街头暴乱。作品最搞笑的地 ...
那他们只能往印度跑了
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啊！
柴油纵火还行，但其实汽油燃烧瓶也没多大用处。这些犯人的目的是逃跑，不是制造街头暴乱。作品最搞笑的地 ...
那他们只能往印度跑了
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啊！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1-20 10:13
周是军人犯罪，不会被关在这个农场的。老东胡编乱造的这种细节，确实莫名其妙。
这明明是个子虚乌有的小 ...
周是为军队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军人
不过东方明是说作品是纪实文学，还采访了当事人，但是为何漏洞百出呢？
周是军人犯罪，不会被关在这个农场的。老东胡编乱造的这种细节，确实莫名其妙。
这明明是个子虚乌有的小 ...
周是为军队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军人
不过东方明是说作品是纪实文学，还采访了当事人，但是为何漏洞百出呢？
那他们只能往印度跑了
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啊！
跑印度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徒步或者骑马还有万一，开车死路一条。不要说只有一条路，随便哪里都可能包饺子，就算没人拦让他们自己开车跑，那个年代没有充分准备也废在路上。
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啊！
跑印度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徒步或者骑马还有万一，开车死路一条。不要说只有一条路，随便哪里都可能包饺子，就算没人拦让他们自己开车跑，那个年代没有充分准备也废在路上。
周是为军队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军人
不过东方明是说作品是纪实文学，还采访了当事人，但是为何漏洞百 ...
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军队有职工，但工人就是工人，干部就是干部，而且是单独的等级体系，不存在副排级的问题。此外，这些人只要是军队编制就不归地方管。
本篇完全是小说，不是什么纪实文学。东方明把小说当成纪实，好处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毕竟多数人都愿意看真实发生的事。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误导作用严重，特别是东方明的武侠小说风格使很多人相信有超人一样的犯罪分子。还有一点，就是东方明夹带私货，有那个年代过来人常见的夸大伤痕文学风格。
东方明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不严谨而是极不严肃，有点迎合市侩文化。
不过东方明是说作品是纪实文学，还采访了当事人，但是为何漏洞百 ...
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军队有职工，但工人就是工人，干部就是干部，而且是单独的等级体系，不存在副排级的问题。此外，这些人只要是军队编制就不归地方管。
本篇完全是小说，不是什么纪实文学。东方明把小说当成纪实，好处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毕竟多数人都愿意看真实发生的事。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误导作用严重，特别是东方明的武侠小说风格使很多人相信有超人一样的犯罪分子。还有一点，就是东方明夹带私货，有那个年代过来人常见的夸大伤痕文学风格。
东方明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不严谨而是极不严肃，有点迎合市侩文化。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1-20 19:41
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
...
这个故事，还出版成书了呢。 出版社看来也不严谨啊
周宗平于1960年被作为军队编制的工人派送工程兵部队，享受副排级待遇，专为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修葺住宅。
...
这个故事，还出版成书了呢。 出版社看来也不严谨啊
这个故事，还出版成书了呢。 出版社看来也不严谨啊
不要说这种，《啄木鸟》尘封档案里面有的明显是胡编乱造的小说了。印象比较深的是逃兵英雄侦察员和抓捕刁德一那两篇，不仅情节荒诞不经，而且刻意突出男女之事，其媚俗程度已经接近于《故事会》了。
不要说这种，《啄木鸟》尘封档案里面有的明显是胡编乱造的小说了。印象比较深的是逃兵英雄侦察员和抓捕刁德一那两篇，不仅情节荒诞不经，而且刻意突出男女之事，其媚俗程度已经接近于《故事会》了。
辽海兄，你就当成（架空）小说不就得了，总比当下的小说更具小说性，情节也曲折，细节更靠谱。
辽海兄，你就当成（架空）小说不就得了，总比当下的小说更具小说性，情节也曲折，细节更靠谱。
主要是有点受不了这种伪装成纪实的小说，误导作用确实是太大了。比如东方明的飞贼系列，很多人就当成真事，甚至有人相信那些神乎其神的轻功。
个人感觉，近些年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遗害无穷，把人的历史观都搞乱了。早前有些影视作品在片头专门注明：不是历史。现在居然有人把小说和影视作品当正统，小孩子都是从文学作品中学历史，而真正严肃的历史反而被冷落甚至被否定了。
主要是有点受不了这种伪装成纪实的小说，误导作用确实是太大了。比如东方明的飞贼系列，很多人就当成真事，甚至有人相信那些神乎其神的轻功。
个人感觉，近些年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遗害无穷，把人的历史观都搞乱了。早前有些影视作品在片头专门注明：不是历史。现在居然有人把小说和影视作品当正统，小孩子都是从文学作品中学历史，而真正严肃的历史反而被冷落甚至被否定了。
东方明肯定是看过一些内部档案的，但是他在细节方面有大量的夸张演绎，让人真假难辨。
不要说这种，《啄木鸟》尘封档案里面有的明显是胡编乱造的小说了。印象比较深的是逃兵英雄侦察员和抓捕刁 ...
这两篇确实这样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转发这两篇
这两篇确实这样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转发这两篇
越来越乱套了。老东把海南当内地了，海南人身上能穿多少衣服？办婚礼人家的后门，洗菜救人能被淹死。摩托车 ...
这些符合常识啊。
这些符合常识啊。
这些符合常识啊。
海南人最多一件单衣不影响游泳，办婚礼准备饭菜人来人往喊一声一群人。至于开摩托车的情节，看看地图就知道是胡闹。新疆和青海交界那个地方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也很难找到加油站，而且那地方基本没有路。至于再从那里骑摩托车到西宁，除非跟着一个保障队。农场中学的问题，这个农场组建两年，级别规模不大，小学还有可能。农场以中青年管教人员为主，除非是很大的农场或者总场之类，否则办不了中学。
海南人最多一件单衣不影响游泳，办婚礼准备饭菜人来人往喊一声一群人。至于开摩托车的情节，看看地图就知道是胡闹。新疆和青海交界那个地方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也很难找到加油站，而且那地方基本没有路。至于再从那里骑摩托车到西宁，除非跟着一个保障队。农场中学的问题，这个农场组建两年，级别规模不大，小学还有可能。农场以中青年管教人员为主，除非是很大的农场或者总场之类，否则办不了中学。
海南人最多一件单衣不影响游泳，办婚礼准备饭菜人来人往喊一声一群人。至于开摩托车的情节，看看地图就知 ...
其他的情节可能会可推敲，这几点真不算漏洞。穿衣下水衣服要么鼓起来阻碍手脚，要么死重。我这和海南临近，家后有条河的说法，不象江南水乡那样依水建房，还是隔段距离，以利防洪。摩托车更是正常不过了，公路沿线的乡村供销社有油称斤卖。当年摩托车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宝马了，我父亲单位分得两辆执法车，挎斗边三轮，要派人出差到湖南株洲的生产厂家自提，几个小伙子就这么兴高采列跨省越市内爬山涉水地开回来的。
其他的情节可能会可推敲，这几点真不算漏洞。穿衣下水衣服要么鼓起来阻碍手脚，要么死重。我这和海南临近，家后有条河的说法，不象江南水乡那样依水建房，还是隔段距离，以利防洪。摩托车更是正常不过了，公路沿线的乡村供销社有油称斤卖。当年摩托车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宝马了，我父亲单位分得两辆执法车，挎斗边三轮，要派人出差到湖南株洲的生产厂家自提，几个小伙子就这么兴高采列跨省越市内爬山涉水地开回来的。
刚开始，以为是真人真事类的报告文学。
发现是虚构的小说，马上就失去了兴趣。
发现是虚构的小说，马上就失去了兴趣。
海南人最多一件单衣不影响游泳，办婚礼准备饭菜人来人往喊一声一群人。至于开摩托车的情节，看看地图就知 ...
学校就更正常了，当年的大企业，团场什么的，就一独立小社会般，甚至水电厂都有自建的，学校更不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规模大小而已。当年我们这好几个这样的企业，后来转型了学校才关停合并，学生转到市里，我很多这样的同学，所以很熟悉。
学校就更正常了，当年的大企业，团场什么的，就一独立小社会般，甚至水电厂都有自建的，学校更不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规模大小而已。当年我们这好几个这样的企业，后来转型了学校才关停合并，学生转到市里，我很多这样的同学，所以很熟悉。
其他的情节可能会可推敲，这几点真不算漏洞。穿衣下水衣服要么鼓起来阻碍手脚，要么死重。我这和海南临近 ...
救人尽管存疑但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摩托车没有任何可能性。即使是今天，那一带的路况和人口条件也不允许开摩托车跑那么远。因为故事里说的地方海拔五千多，要翻越大山，而且就算不是无人区开车跑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
救人尽管存疑但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摩托车没有任何可能性。即使是今天，那一带的路况和人口条件也不允许开摩托车跑那么远。因为故事里说的地方海拔五千多，要翻越大山，而且就算不是无人区开车跑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
学校就更正常了，当年的大企业，团场什么的，就一独立小社会般，甚至水电厂都有自建的，学校更不用说，从 ...
这个要看企业性质、规模和条件，故事里那个地方不可能。劳改农场不是工厂，犯人是多数。作者笔下那个农场犯人最多不过两三千，工作人员最多几百，而且组建只有两年，根本支撑不起中学。我原来单位旁边一个大劳改农场，不要说中学，小学也没一个。
这个要看企业性质、规模和条件，故事里那个地方不可能。劳改农场不是工厂，犯人是多数。作者笔下那个农场犯人最多不过两三千，工作人员最多几百，而且组建只有两年，根本支撑不起中学。我原来单位旁边一个大劳改农场，不要说中学，小学也没一个。
学校就更正常了，当年的大企业，团场什么的，就一独立小社会般，甚至水电厂都有自建的，学校更不用说，从 ...
这个故事似乎有德令哈农场的影子，那个农场在青海新疆交界处，辖区内有沙漠，副场长就是中央苏区保卫局出身的，和康生有矛盾。德令哈农场的犯人有几万，纵深数百公里，那里倒是有子弟学校的，因为不仅犯人和管教人员多，而且释放留场人员也很多，完全是个大型企业。
这个故事似乎有德令哈农场的影子，那个农场在青海新疆交界处，辖区内有沙漠，副场长就是中央苏区保卫局出身的，和康生有矛盾。德令哈农场的犯人有几万，纵深数百公里，那里倒是有子弟学校的，因为不仅犯人和管教人员多，而且释放留场人员也很多，完全是个大型企业。
这个故事似乎有德令哈农场的影子，那个农场在青海新疆交界处，辖区内有沙漠，副场长就是中央苏区保卫局出 ...
应该是，刚看到这篇文章时，就想起海子的那首诗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应该是，刚看到这篇文章时，就想起海子的那首诗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看的太紧张了。都可以拍成电视剧了。无奈那些脑残的导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