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狙击安德烈

一、

1947年3月7日,上午十时许,一支由六辆轿车组成的车队驶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市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前。从警卫室走出几个高级警官,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五十来岁,面黄无须,此人是首都警察厅副厅长厉畏程。跟在他后面的,是首都警察厅预审部门的两个处长和看守所长。
这几个高级警察迎接的,是当时南京的一个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起组建的民间慈善组织“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位负责成员。这六位均是女性,其丈夫皆为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
“天良慈善济难会”成立才半个月,该会所做的第一桩善事是向南京地区的五家尼姑庵捐赠了僧袍和布鞋。主持该项工作的是“天良慈善济难会”执行常委董玉珍。董玉珍那年三十二岁,她是天津人氏,评剧演员出身,一度还是将红未红的准名角。抗日战争期间,董玉珍随剧团去老河口前线慰劳正在和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有感于军人抗敌的奋勇精神,竟然当场脱下戏袍,要求投军效力,报效祖国。军队方面在感动之余,自是要力阻。没想到董玉珍也是个烈性女子,二话不说,拿出一把小刀子就割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份血书,决心誓死参加抗日。这样,军方就只好点头。当时最后为这件事拍板的是在前线的一名最高长官、副军长万骧。这样,董玉珍就成了一名女军人,直接参加了战地诊所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惊险工作。此事当时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的报纸、文件中都刊载过,连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所作的电台英语演讲中也曾专门提及。因此,董玉珍这个名字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也留下了印象。
半年后,国军中将万骧奉命返回陪都重庆述职。蒋介石在召见万骧时突然想到了“奇女子”董玉珍,问了问,知道她还在前线,便说:“你回去后,通知她到重庆来。这样的奇女子,我们应当加以保护,不能让她命丧前方的炮火之中。”
蒋介石说着不知是临时想起呢还是怎么的,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万骧是否已经婚娶。万骧答称十五年前已经结婚,其妻生了一子一女,已于四年前患肺病去世。
蒋介石笑道:“如此,我就为你做一个媒,把那个奇女子董玉珍介绍给你。……唔,忘记问一声了,董玉珍是否结婚了?”
“好像还没有。”万骧用不很肯定的语气回答。
“你返回驻地后迅即查明董玉珍是否结婚、是否有未婚夫,然后给我发一个电报。以便我在召见她时有个说法。”
万骧返回前线后着人一查,董玉珍竟然从未结过婚,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发电报报告了情况。
蒋介石于是出面做了媒人,董玉珍就成了中将夫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骧调往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职,董玉珍随夫前往。这时她已经是官眷,不必再为谋生而走江湖唱戏奔波,但闲着无事也觉着闷得慌,于是吃素念佛,成了女居士。笃信菩萨之后又想要行善,于是联络了几个一起念佛的官眷,搞了一个“天良慈善济难会”。她们考虑到以后开展活动时的方便,就由董玉珍出面求见宋美龄,要求蒋夫人担任第一发起人,并且出任名誉会长。宋美龄对这类出头露面之事一向很感兴趣,又因有“奇女子”出面请求,自是一口答应。
“天良慈善济难会”向尼姑庵捐赠过衣履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称赞,于是她们就想进行第二桩善事。经过讨论,执行常委会同意了董玉珍的提议,决定去看守所探望囚徒,赠送物品,以善感化。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会员中,有几位是警务界头面人物的眷属,与警察厅方面的联系就落实到她们的头上。这给警察厅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的看守所,是典型的“人间地狱”,警察厅不想露丑,免得外界闲话多多,于己不利,因此通常以“狱不通风”为由拒绝外人进入,连新闻记者也没人能够进得去的。但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情况不同,虽然是一批妇道人家,但是她们都有很不简单的背景,有时一个电话就可以坏了他们的事。因此,警察厅二话不说,一口同意该会派代表前往看守所行善劝恶。
警察厅把这件事交给副厅长厉畏程去办理,因为厉畏程的夫人也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成员,万一办得不合该会的心意,也会看在这个份上包涵一二的。厉畏程接受任务后,反复考虑下来,决定把“天良慈善济难会”打发到首都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去。因为该所是南京所有看守所中最小、设施最好的,相对而言,出洋相的概率也就小一些。
厉畏程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了第三看守所。第三看守所的所长姓唐,是个老狱卒,听说要把该所作为参观点,心里就有点发怵,因为他知道自己领导下的这个看守所底气不足,不过警察厅已经点上名了,底气再不足也得照办。唐所长便作了安排,乘机打一纸报告上去,要求临时增拨点费用。警察厅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批了些钱给三所。
这天,厉畏程亲自来到三所,预先到看守所内部各处巡察,又向看守所长询问接待细节,看看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心。这时,首都警察厅预审处的两个处长也过来了,厉畏程遂把一行接待官员召来,议定回答董玉珍等人提问的原则提纲。
一切都准备好时,董玉珍为首的“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名代表就抵达看守所了。
厉畏程一行把董玉珍等人迎进去,先去唐所长的办公室,自有狱警奉上茶水。所长向代表们介绍了第三看守所的情况后,原以为代表们要提出许多问题,但董玉珍等人此行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行善”,听完后就让各自的车夫(司机)从车上取下捐给人犯的物品——每人一条“新民牌毛巾”、一条肥皂、一包蜜饯。这些东西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用捐得的钱款在市场上采购的。
一位姓姜的代表把一份清单交给唐所长,一共是二百二十份。
至此,捐赠手续算是结束了。接下去,是请代表们参观看守所。
为了这次参观,第三看守所已经做了三天准备工作。连不知堵塞了多久的阴沟也通了通。董玉珍一行走马观花看下来,感觉还不错。
说话间,一行人到了看守所的大伙房。大伙房位于看守所的后院,那是靠墙而建的一排五开间平房。院子很大,平房前面有不小的一块空地。一行人走进伙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锅刚停了火的回锅肉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另一侧的条案板上还放着一排盆子,里面盛放着几种一式五份的西菜。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几位顿时来了兴趣,问看守所的伙房怎么还有西菜,是给犯人吃的,还是给狱警吃的?
唐所长的脸上浮现出笑意.他回答道:“这是给人犯准备的,因为本所最近关押了五名外国犯人。”接着他又介绍说,看守所按照国家给的在押人犯伙食标准,每周给人犯安排三顿荤菜,对于外国犯人,则就制作西菜,以适合他们的口味,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这是唐某人的一番鬼话,在押人犯根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唐所长按照厉畏程的关照,必须这样回答,他也就照本宣科。
本来,按照看守所方面的安排,对看守所的参观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按排两名信奉佛教的女性人犯,与董玉珍一行当面对话,由代表们直接进行规劝。如果那两人有意忏悔的话,那就当场把她们取保候审,以给“天良慈善济难会”一个面子。但是,那几位太太围着案板看了一会,有人拿过刀叉象征性地品尝,然后就叫好,说其滋味不亚于鼓楼那里的“五味西菜社”。
这样,就有人打听:“这是谁烧的?”
唐所长回答:“这些菜全部是由在押人犯烧的。这西菜出自一个外国人犯之手,他被捕前是做西菜厨师的。”
唐所长的介绍引起了夫人们的好奇心,不知是谁提出是否可以见一见这个外国犯人。
唐所长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向顶头上司——预审处的那两位看着。
两位预审官还没有开口说话时,厉畏程表态了:“可以呀,只要你们有兴趣,还可以当面对这个外国人犯进行劝善谈话哩。”
这样,唐所长当即命令狱警把人犯从监号里带出来。
片刻,两个狱警押解着一个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外国犯人从前面监号里走了过来。犯人大约三十五六岁,肤色较白,有着一头黄褐色的浓发,穿着一件黑色细帆布的外套,袖口处已经有点破了。他在众人跟前站定,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几个穿著阔绰、气度不凡的女人,眼神间并无畏惧。
一个会说英语的夫人用英语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国家的人?”
犯人出乎意外地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回答道:“我叫安德烈,是白俄罗斯人。”
安德烈会说汉语,这引起在场所有夫人们的兴趣,他随即被夫人们围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着。那两个狱警被夫人们挤到了圈子外面。
唐所长一看这样子。下意识地认为可能会出问题,于是笑着说:“诸位夫人,你们不必这么着急,这个人犯又不是要离开这里的。你们有的是时间,一个个向他提问题吧。”
众夫人一听,就不好意思再围着安德烈了。有几个随即退后几步,只有董玉珍和另一个仍然与安德烈热烈地交谈着他的烹饪技艺问题。
安德烈指指条案上的西菜,微笑道:“尊敬的夫人,这些菜肴确实是由我烧的。你们说烧得不错,就你们所看到的来说,我可以认为那是过奖了。因为你们看到的还只是一部分……”
董玉珍一愣:“什么?只是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
安德烈笑容不褪:“另一部分在这道菜的下面,这些盆子里其实都放着两道菜,上面是一道,下面还有一道,上面的是法国菜,下面的是俄国菜肴。”
这下子狱警也吃惊了,他们亲眼看着安德烈做菜,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安德烈做过西菜后,就被押回监号了。一个狱警刚想开口说什么,董玉珍已先发问了:“是吗?你可以给我们看看下面的那道俄国菜吗?”
“当然可以。”安德烈退后一步,随手拿起了一把叉子,伸向盆子,“尊敬的夫人,比如这一道莱,下面就是俄国菜‘炸鳟鱼’……”
董玉珍自然而然地凑拢过去看,就在这时,安德烈倏地伸出长长的左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董玉珍的脖颈夹住,右手的那把叉子已经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阳穴:“谁敢上来,我马上叫她死!”




一、

1947年3月7日,上午十时许,一支由六辆轿车组成的车队驶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市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前。从警卫室走出几个高级警官,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五十来岁,面黄无须,此人是首都警察厅副厅长厉畏程。跟在他后面的,是首都警察厅预审部门的两个处长和看守所长。
这几个高级警察迎接的,是当时南京的一个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起组建的民间慈善组织“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位负责成员。这六位均是女性,其丈夫皆为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
“天良慈善济难会”成立才半个月,该会所做的第一桩善事是向南京地区的五家尼姑庵捐赠了僧袍和布鞋。主持该项工作的是“天良慈善济难会”执行常委董玉珍。董玉珍那年三十二岁,她是天津人氏,评剧演员出身,一度还是将红未红的准名角。抗日战争期间,董玉珍随剧团去老河口前线慰劳正在和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有感于军人抗敌的奋勇精神,竟然当场脱下戏袍,要求投军效力,报效祖国。军队方面在感动之余,自是要力阻。没想到董玉珍也是个烈性女子,二话不说,拿出一把小刀子就割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份血书,决心誓死参加抗日。这样,军方就只好点头。当时最后为这件事拍板的是在前线的一名最高长官、副军长万骧。这样,董玉珍就成了一名女军人,直接参加了战地诊所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惊险工作。此事当时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的报纸、文件中都刊载过,连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所作的电台英语演讲中也曾专门提及。因此,董玉珍这个名字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也留下了印象。
半年后,国军中将万骧奉命返回陪都重庆述职。蒋介石在召见万骧时突然想到了“奇女子”董玉珍,问了问,知道她还在前线,便说:“你回去后,通知她到重庆来。这样的奇女子,我们应当加以保护,不能让她命丧前方的炮火之中。”
蒋介石说着不知是临时想起呢还是怎么的,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万骧是否已经婚娶。万骧答称十五年前已经结婚,其妻生了一子一女,已于四年前患肺病去世。
蒋介石笑道:“如此,我就为你做一个媒,把那个奇女子董玉珍介绍给你。……唔,忘记问一声了,董玉珍是否结婚了?”
“好像还没有。”万骧用不很肯定的语气回答。
“你返回驻地后迅即查明董玉珍是否结婚、是否有未婚夫,然后给我发一个电报。以便我在召见她时有个说法。”
万骧返回前线后着人一查,董玉珍竟然从未结过婚,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发电报报告了情况。
蒋介石于是出面做了媒人,董玉珍就成了中将夫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骧调往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职,董玉珍随夫前往。这时她已经是官眷,不必再为谋生而走江湖唱戏奔波,但闲着无事也觉着闷得慌,于是吃素念佛,成了女居士。笃信菩萨之后又想要行善,于是联络了几个一起念佛的官眷,搞了一个“天良慈善济难会”。她们考虑到以后开展活动时的方便,就由董玉珍出面求见宋美龄,要求蒋夫人担任第一发起人,并且出任名誉会长。宋美龄对这类出头露面之事一向很感兴趣,又因有“奇女子”出面请求,自是一口答应。
“天良慈善济难会”向尼姑庵捐赠过衣履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称赞,于是她们就想进行第二桩善事。经过讨论,执行常委会同意了董玉珍的提议,决定去看守所探望囚徒,赠送物品,以善感化。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会员中,有几位是警务界头面人物的眷属,与警察厅方面的联系就落实到她们的头上。这给警察厅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的看守所,是典型的“人间地狱”,警察厅不想露丑,免得外界闲话多多,于己不利,因此通常以“狱不通风”为由拒绝外人进入,连新闻记者也没人能够进得去的。但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情况不同,虽然是一批妇道人家,但是她们都有很不简单的背景,有时一个电话就可以坏了他们的事。因此,警察厅二话不说,一口同意该会派代表前往看守所行善劝恶。
警察厅把这件事交给副厅长厉畏程去办理,因为厉畏程的夫人也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成员,万一办得不合该会的心意,也会看在这个份上包涵一二的。厉畏程接受任务后,反复考虑下来,决定把“天良慈善济难会”打发到首都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去。因为该所是南京所有看守所中最小、设施最好的,相对而言,出洋相的概率也就小一些。
厉畏程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了第三看守所。第三看守所的所长姓唐,是个老狱卒,听说要把该所作为参观点,心里就有点发怵,因为他知道自己领导下的这个看守所底气不足,不过警察厅已经点上名了,底气再不足也得照办。唐所长便作了安排,乘机打一纸报告上去,要求临时增拨点费用。警察厅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批了些钱给三所。
这天,厉畏程亲自来到三所,预先到看守所内部各处巡察,又向看守所长询问接待细节,看看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心。这时,首都警察厅预审处的两个处长也过来了,厉畏程遂把一行接待官员召来,议定回答董玉珍等人提问的原则提纲。
一切都准备好时,董玉珍为首的“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名代表就抵达看守所了。
厉畏程一行把董玉珍等人迎进去,先去唐所长的办公室,自有狱警奉上茶水。所长向代表们介绍了第三看守所的情况后,原以为代表们要提出许多问题,但董玉珍等人此行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行善”,听完后就让各自的车夫(司机)从车上取下捐给人犯的物品——每人一条“新民牌毛巾”、一条肥皂、一包蜜饯。这些东西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用捐得的钱款在市场上采购的。
一位姓姜的代表把一份清单交给唐所长,一共是二百二十份。
至此,捐赠手续算是结束了。接下去,是请代表们参观看守所。
为了这次参观,第三看守所已经做了三天准备工作。连不知堵塞了多久的阴沟也通了通。董玉珍一行走马观花看下来,感觉还不错。
说话间,一行人到了看守所的大伙房。大伙房位于看守所的后院,那是靠墙而建的一排五开间平房。院子很大,平房前面有不小的一块空地。一行人走进伙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锅刚停了火的回锅肉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另一侧的条案板上还放着一排盆子,里面盛放着几种一式五份的西菜。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几位顿时来了兴趣,问看守所的伙房怎么还有西菜,是给犯人吃的,还是给狱警吃的?
唐所长的脸上浮现出笑意.他回答道:“这是给人犯准备的,因为本所最近关押了五名外国犯人。”接着他又介绍说,看守所按照国家给的在押人犯伙食标准,每周给人犯安排三顿荤菜,对于外国犯人,则就制作西菜,以适合他们的口味,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这是唐某人的一番鬼话,在押人犯根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唐所长按照厉畏程的关照,必须这样回答,他也就照本宣科。
本来,按照看守所方面的安排,对看守所的参观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按排两名信奉佛教的女性人犯,与董玉珍一行当面对话,由代表们直接进行规劝。如果那两人有意忏悔的话,那就当场把她们取保候审,以给“天良慈善济难会”一个面子。但是,那几位太太围着案板看了一会,有人拿过刀叉象征性地品尝,然后就叫好,说其滋味不亚于鼓楼那里的“五味西菜社”。
这样,就有人打听:“这是谁烧的?”
唐所长回答:“这些菜全部是由在押人犯烧的。这西菜出自一个外国人犯之手,他被捕前是做西菜厨师的。”
唐所长的介绍引起了夫人们的好奇心,不知是谁提出是否可以见一见这个外国犯人。
唐所长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向顶头上司——预审处的那两位看着。
两位预审官还没有开口说话时,厉畏程表态了:“可以呀,只要你们有兴趣,还可以当面对这个外国人犯进行劝善谈话哩。”
这样,唐所长当即命令狱警把人犯从监号里带出来。
片刻,两个狱警押解着一个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外国犯人从前面监号里走了过来。犯人大约三十五六岁,肤色较白,有着一头黄褐色的浓发,穿着一件黑色细帆布的外套,袖口处已经有点破了。他在众人跟前站定,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几个穿著阔绰、气度不凡的女人,眼神间并无畏惧。
一个会说英语的夫人用英语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国家的人?”
犯人出乎意外地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回答道:“我叫安德烈,是白俄罗斯人。”
安德烈会说汉语,这引起在场所有夫人们的兴趣,他随即被夫人们围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着。那两个狱警被夫人们挤到了圈子外面。
唐所长一看这样子。下意识地认为可能会出问题,于是笑着说:“诸位夫人,你们不必这么着急,这个人犯又不是要离开这里的。你们有的是时间,一个个向他提问题吧。”
众夫人一听,就不好意思再围着安德烈了。有几个随即退后几步,只有董玉珍和另一个仍然与安德烈热烈地交谈着他的烹饪技艺问题。
安德烈指指条案上的西菜,微笑道:“尊敬的夫人,这些菜肴确实是由我烧的。你们说烧得不错,就你们所看到的来说,我可以认为那是过奖了。因为你们看到的还只是一部分……”
董玉珍一愣:“什么?只是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
安德烈笑容不褪:“另一部分在这道菜的下面,这些盆子里其实都放着两道菜,上面是一道,下面还有一道,上面的是法国菜,下面的是俄国菜肴。”
这下子狱警也吃惊了,他们亲眼看着安德烈做菜,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安德烈做过西菜后,就被押回监号了。一个狱警刚想开口说什么,董玉珍已先发问了:“是吗?你可以给我们看看下面的那道俄国菜吗?”
“当然可以。”安德烈退后一步,随手拿起了一把叉子,伸向盆子,“尊敬的夫人,比如这一道莱,下面就是俄国菜‘炸鳟鱼’……”
董玉珍自然而然地凑拢过去看,就在这时,安德烈倏地伸出长长的左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董玉珍的脖颈夹住,右手的那把叉子已经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阳穴:“谁敢上来,我马上叫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