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大漠暴狱（1）

内容提要
    本文记述的是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事件。
    大西北贡嘛嘎劳改农场。一批以原国民党军官、中统军统特务、血债累累的刑事犯为骨干的暴狱团伙，趁“文革”混乱之机，网罗其他案犯，谋害劳改农场领导干部，秘密开展“策反”活动，用造谣诽谤、挑拨离间等手段分化、瓦解管教干部队伍，以女色为诱饵拉人下水，还大肆筹集枪支弹药，准备大规模杀人越狱。在领导权被篡夺、暴狱团伙和坏头头内外勾结的情势下，劳改农场中的正义力量，一时遭到挫折，致使暴乱中许多干部和军人倒在血泊中，岗哨被占领，办公场所被占领……但是，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无所畏惧，他们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成了牢固的长城，维护了正义，战胜了邪恶。
    本书情节曲折，故事动人，往往一波未平，一渡又起，环环相扣，层层剖析，作者善于描述纷繁奇异的生活场景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侦探作家东方明的一部力作。






第一章


1967年，早春二月。首都北京。
一个貌不起眼的中年男子，身穿一件半新旧的蓝色棉袄，头上扣着一顶没放下帽耳的棉帽，悠悠晃晃地走进了王府井百货大搂。他在各个柜台之间转悠着，眼光专注地盯着柜台里和
货架上的商品，那副样子，一看便知是那个年代经常出现的一些闲得无聊了专往商店跑却又不买东西、只以看看为乐趣的的“逛店族”。营业员对这种人见得多哩，因此不愿意答理他，甚至连着看都不朝他看一眼。谁也没料到，这位老兄竟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他转悠了不到半小时，就逮住了一个扒手。
被逮住的扒手是一个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瘦猴，黑糊糊、脏兮兮的脸上有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眼珠子。这双眼睛转动之快，犹如闪电，你看看那目光是在货架上，但还没来得及眨一眨眼睛时，已经转换到旁边一位顾客的衣兜部位了；随即又是一转，目光射向营业员的同时，一只灵巧的手伸进了衣兜。就在夹住了钱包往外移的当儿，侦查员伸手过去，适时攥住了手腕。
“哎……哎……大叔，您这是干什么？”
  侦查员冷笑：“你说是干什么？”
  “您放开，我的手快给您老这把活钳子夹断了！”
  手是松开了，但是扒手的脖颈却给揪住了，“跟我走吧，小伙子，折腾了一上午，你也辛苦了，去局子里休息休息。”
    “哎！大叔您早就盯着我啦？”
    “说不上早，不过也有好几个小时了。”
    瘦猴被这个名叫唐德明的侦查员带进了公安局，那时候还没有讯问必须有两人以上才可进行的规定，唐德明就单独对他进行了讯问。唐德明绝对没有想到，这一讯问竟然问出了一个令他大大吃惊的结果来。
    讯问一开始，唐德明就意识到自己碰上的是一个老油子。
    “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陈，耳朵旁边加个东，名叫八一。”
    “陈八一？”唐德明重复了一遍这个听上去显得拗口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是8月1日出生的。”
    “哪里人？有工作单位吗？”
    “大叔，您给我枝烟抽吧？”
    讯问时给对象抽枝香烟的事是经常有的，这不算违反规定，但唐德明不是抽烟族，所以无法满足陈八一的要求。不料这家伙从此就不肯再开口了。可能他认为唐德明是一个和善的
主儿，“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面对着唐德明的一番番政策攻心，没有反应不说，还冲唐德明挤眉弄眼，抑或“哼哼”冷笑；折腾累了就闭目养神，任凭唐德明如何唤他也不理不睬。
    唐德明终于失去了耐心，猛然一拍桌子：“他妈的！你给我站起来！”
    陈八一冷不防吓了一跳，愣了愣刚站起来，一副铐子已经扣上了手腕！
    这时，唐德明的搭档大老张进来了。这是一个身高架大、秋风黑脸的凶神，嗓门又大，透着一股杀气：“怎么，这小子不肯开口？嘿嘿，好得很！老唐你歇歇，瞧我收拾他！”说着几步踱到陈八一面前，盯着对方不怀好意似的冷笑。
    没想到，就这么一笑，陈八一顿时软了下来：“哎，大哥，您别生气，我交代还不行吗？”
    “交代？到这当儿才想起交代？恐怕晚了点儿呢！”
    陈八一见大老张似乎有抬手的样子，生怕挨揍，立刻开口道：“我交代！我偷了中央首长的东西……”
  这句话语一出口，倒把唐德明和大老张闹了个激灵，两双眼睛一齐盯着对方。稍停，唐德明作出了反应：“你偷了谁的东西？”
“我偷了中央大首长的东西，我该死啊！”
    陈八一的声音中带着哭腔，脸上更是显出一种畏惧和无奈相交织的神情，不由人对他的交代有任何怀疑。大老张于是缓和了声音道：“你不必害怕，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管作下了什么案子，只要老实交代，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说吧，究竟偷了哪个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陈八一的声音轻如蚊鸣，但还是把唐德明两人弄得差点蹦起来。“我偷了康首长送给江首长的东西，是一个红本本，上面都是外国字。”
    “康首长”、“江首长”这样的称呼过于生疏，唐德明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望着陈八一。那主儿从两个警察的眼光里读懂了意思，于是作了解释：“‘康首长’就是康生，‘江首长’就是江青。”
    这一下简直石破天惊：“什么？你偷了康老的东西，而且是送给江青同志的东西？！”
    “是的，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不过，您二位刚才有过话语，说是‘坦白从宽’的……”
    唐德明看对方那副颤颤抖抖的样子，有点担心把这小子吓坏了什么，倒审不清他所交代的情况了，于是马上给他开了手铐，安慰道：“你不要害怕，把情况交代清楚了，我们还是会考虑给予从宽处理的。”
  陈八一双手捂住了腹部：“唔……晤……”
    “你怎么啦？”
    “我肚子饿……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大老张二话不说，马上自己掏钞票、粮票给买来两个面包，连同一杯加糖的开水送到了陈八一的面前。那主儿也真是饿了，眨眼间就风卷残云地把两个面包一扫而光，又将糖开水
一饮而尽。肚里进了食，胆气似乎也壮了不少，痛痛快快地交代了偷盗“康首长”送给“江首长”东西的经过——
   两天前的一个下午，陈八一用刚窃得的一些零碎小钱在朝阳路的一家饮食店吃了一碗面条、两个烧饼，抹着嘴出得门来，贼眼一扫，下意识地亮了亮。原来，他看见马路对面的一个修车铺子门前停着一辆挂军用牌照的两轮摩托车，那个骑车人正蹲在车旁，手执一把扳手在专注地紧固摩托车上的那个零件。吸引陈八一注意力的当然并不是这辆摩托车和它的主人，而是骑车人所背着的一个军用挎包。凭他的经验，这个挎包里必有财物，于是，他就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陈八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背着双手慢慢吞吞地挨拢过去，定睛细看，那挎包虽然瘪耷耷的，但底部却往下垂着，说明里面装着一个钱包类的物件。运气好一点的话，没准儿是一厚叠十元大票也难说。于是，陈八一就决定下手。
    但是，这个决定作得慢了一个节拍，陈八一刚要挨拢过去时，那人已经完成了他的操作，把工具还给了修车铺的师傅，敏捷地跨上车座，摩托车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后，驶离而去。
    陈八一微叹一口气，暗说“运气不好”，悻悻离去。
    没想到刚走到前面一个岔路口时，陈八一意外地看见那辆摩托车停在马路上被红灯拦下的一长溜机动车中。原来，这天有外宾抵达中国首都，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刻车队将驶过这段路，交替就临时封住了路口。当下，陈八一寻思这正是“天助我也”，那个挎包里的东西注定是我的了。于是便从车辆队伍中串条鱼似的游溜过去，直至摩托车后面。
    那个车手显然不是寻常之辈，尽管现场一片机动车的引擎声响，但他还是听到了陈八一那几近于无的脚步声，在陈八一走拢他的同时转过脸来，两道警惕的眼光迅速盯了过来。陈八一的脸上露出一种乡下人进了大都市才有的特有的憨厚神情，说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同志，劳驾l问一声去保民路怎么走啊？”
对方被他的神情所迷惑，放松了警惕，点了点头，指着左侧说：“往前走，过两条马路后向右拐弯，然后再朝前走，到一岔道口再向右拐弯就到了。”
“‘跃进机器厂’是不是在那条路上？”
骑车人凝神一想，用不肯定的语气道：“‘跃进机器厂’？好橡是在那里吧。”
“谢谢！”陈八一迅速离去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的时间，陈八一已经得手了。赃物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陈八一起初以为是一叠钞票，打开一看却是一红色封面的本本，上面印的都是外国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陈八一交代到这里，长吁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唐德明两人以为他歇口气还要继续交代下去，谁知他却不开腔了。于是，唐德明便问道：“你怎么断定那是中央首长的东西？”
    陈八一眨着眼睛：“哦，是这样的，那个信封上面写着字呢：‘交江青同志   康生’。”
    “哦——”唐德明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个本本现在在哪里？”
    “在我住的地方。”
    “你住在哪里？”
    “朝阳区红卫中学文化大革命串连接待站。”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河南驻马店的，高三学生。”
    大老张以一种刮目相看的眼光把他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瓮声瓮气遭：“小伙子，你的本领不错啊！”
    陈八一谦虚地摇头：“您老过奖了，我还没入行呢，不入您老的慧眼。”
    唐德明和大老张在刑警队干的就是抓扒手，近十年里栽在他们手下的北京本地以及各地赴京作案的“三只手”，没有上千，也有八百，涉及到的受害人真是五花八门，从小到老，三百六十行中几乎占全了，却从未碰到过下手扒窃中央首长的扒手；不但没碰到过，而且连听也没听说过。这会儿逮住了这样一个主儿，既惊又喜，还带着几分怀疑。当下商议了几句，便决定先把这件事弄个清清楚楚，然后再向上级报告。兔得这小子万一说的是假话，风风火火闹出去给同事笑话。于是，便对陈八一说：
    “这样吧，咱们先去红卫中学走一趟，把那赃物起出来，然后你再交代其他罪行。”
    陈八一一听赶紧关门：“我没有其他罪行了！”
    “那也得去起赃呀。”
    当下，两个警察弄了一辆破旧的小吉普车，因为觉得陈八一还算老实，肯主动交代这么一桩罪行，寻思安抚一下没准儿还肯交代其他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儿来，也就没给他上手铐。一路无话，到了红卫中学，先去陈八一下榻的寝室，其实也就是一间教室，往地下铺一些草垫子打通铺也就算是几十个红卫兵的寝室了。陈八一的铺位在里面靠墙处，翻了翻，果然有一个外面写着“江青同志收康生”字样的信封，下面落款处还印者一行红字：“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足见这个纸包包的来头确实不小。
    信封没有封口，唐德明把里面的本子拿出来略略一看，因为印的是外文，没能看得懂，就仍放回信封。寻思此事大意不得；遂把信封放在自己贴身的一个口袋里。这时，大老张正在翻旁边的几个铺位，唐德明突然想起陈八一，看看不在室内，便问道：
    “那小子人呢？”
“不是在门口站着吗？”
    “唐德明三步并作两步到门口一看，门外走廊里哪有陈八一影子？唐德明心里一凛，当下便和大老张分头在学校里寻找，却哪里见到他的影踪。
陈八一脱逃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这起案件可以成为惊动公安部的特大案件，而且是当时人们谈虎色变的“特大反革命案”。如此，陈八一就是这起特大政治案件惟一的主犯，也就升格为要犯了。可是，现在这个要犯却脚底下抹油了，这怎不使两个当事警察心惊肉跳？
唐德明和大老张商议一番后，决定立刻回分局，先把情况向领导汇报，然后再根据领导的命令行事。至于责任，那就该怎么负就怎么负了。
小吉普返回分局，领导听了汇报，又看了信封内的那个红色封面的本本，马上认出这是一本维吾尔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如此，唐德明两人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因为这算不上国家机密，案件定性时上纲上线就会有个分寸，他们的责任也就小了一些。
  领导很快就对此事形成了思路：一面向上报告此事，迅速把赃物退回康生或者江青；一面组织力量侦查案件，追捕逃犯。
于是，两条措施一齐落实，双管齐下，付诸实施。
朝阳公安分局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经公安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取得了联系，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了案件情况。当时，康生与江青一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因此中央办公厅随即将公安方面的报告送往中央文革小组。
    这件事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严重，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的事，但是，其时康生、江青都已经知晓发生了这样一桩案件。用康生的话来谎，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这件“哭笑不得的事”是这样的——
  一星期前，康生代表中央接见了来自新疆的一批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代表中有人向康生献上了一套用各种材料制作的形象迥异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维吾尔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三天前，康生在与江青通电话时偶然知晓江青最近正热衷于收藏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于是便说他手头有一本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语录》，可以送给江青作为藏品。
  当时，康生临时下榻于钓鱼台。过了两天，中央文革小组一位机要通讯员奉命去给康生送文件，康生想起了那本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语录》，就让秘书拿出去交给机要员，让捎给江青。这个担任机要通讯员工作已经多年的中年男子绝对没有想到，他为中央多个部门安全地送交过文件，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就为一本《毛主席语录》而“阴沟里翻船”，给一个瘦猴轻而易举地把这本《毛主席语录》给窃走了。
  康生把《毛主席语录》递交后，随手给江青打了一个电话。因此，江青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江青对康生一向很尊重的，当天下午就问起这件事，这才知道已经给扒手窃走了，不禁恼怒。那个本就已经给限制了自由的机要通讯员于是就被隔离审查了。
唐德明抓住了这个扒手，追回了赃物，对于那个机要通讯员来说是一个喜讯。他当天就恢复了自由，但是已经不可能再担任通讯员工作了，在家闲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中共中央超导机关的“五七干校”了。
江青拿到那本《毛主席语录》后，略略一翻就放在一边了。她不懂维文，对这个小本本并无特别大的兴趣，倒是很关案件是如何侦破的，还让人打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询问关于扒手的情况和处理问题。
    却说朝阳公安分局的另一步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分局为此案出动了30名警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数字了。但是，警察折腾到次日上午也没折腾出一个名堂来，那个扒手像是钻天入地一样，销声匿迹了。众侦探一夜未睡，一个个熬得眼布血丝、脸面焦黄，领导看了也心疼，就让先休息再说。不料，这当儿就接到了江青让市公安局打来的询问电话。于是，唐德明等几个就只好为这件事而再赴红卫中学接待站。
   昨天傍晚去调查时，已经弄清扒手确是持了“陈八一”的学生证住进了该接待站的。登记本上记载着“陈八一”系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一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于1967年1月15日抵达北京，是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当时大串连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在北京逗留的学生也不多了，于是接待站就让他长时间地住了下来，一住就住了将近两个月。至于他在北京干了些什么，接待站是不清楚的。当时住在接待站的学生，白天都是外出的，要到晚上才回来。外出说是看大字报取经，其实多半是在游览。这也是昨天下午唐德明和大老张押了陈八一去起赃时可以给他顺利脱逃的一个原因。
    昨晚忙的是追捕陈八一，范围划在北京城里，警察分头访查了各个接待站，并无收获。今天唐德明去而复返，还是没查出什么线索。几个人议了议，估计这小子已经逃离北京了，多半是回驻马店老家了，于是决定往驻马店公安机关打电话，让那边守株待兔，等着抓人。
    两小时后，唐德明接到了驻马店公安局的回电，告知说据调查陈八一今年以来并未离开驻马店，最近患病住在医院，他的学生证早在去年12月就在郑州被扒手窃走了。
    这就是说，瘦猴是扒了陈八一的学生证，然后冒用其名进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
    那么瘦猴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人？这，要有一个大致的说法，并且还不能过于牵强，因为那是要上报到江青那里的。侦查员继续进行调查，召集了与瘦猴同住一室的部分串连学生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他们提供瘦猴的哪怕是只有一句话的蛛丝马迹。
    座谈会最有价值的收获是摸到了一条线索：瘦猴与红卫中学接待站附近的一家饮食店的一个女艺徒关系较为密切，那个好像是姓张的姑娘经常到接待站来找瘦猴的。
    张姑娘被请进了派出所，侦查员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到了下述情况——

    1．瘦猴经济很宽裕，经常请张吃饭、游玩、看电影，还给她买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2．瘦猴对河南、河北一带的情况很熟悉，经常说起那里的风土人情、饮食之类。
    3．瘦猴对公安局、看守所、监狱的情况很熟悉，特别是对西北的劳改队，谈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4．瘦猴的右手腕部有一道不知什么东西形成的疤痕。

警方据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瘦猴极有可能是一名已被判刑后从劳改队脱逃后在社会上流窜作案的逃犯。
由于一时无法对连姓名也不知晓的瘦猴进行侦缉，这个案件就只好暂时搁一搁了。但是，这如何向江青那里报告呢？分局和市局的头头脑脑对此感到有点棘手。
众人正搔头抓脑没奈何时，情况出现了转机：那个饮食店的女艺徒张姑娘向派出所报告说“陈八一”（她一直不知道这乃是一个假名）还没离开北京，她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说明天是她的休息日，他想约其在天坛碰头。
唐德明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一颗悬在半室中的心顿时落了下来，寻思这也真是天可怜见，吓了吓我又给了一条走。他向领导一汇报，领导也笑得眼睛没缝，额手称庆。于是便作安排，抽调了4名警察，连同领头的唐德明一共5个人，让明天穿上便衣去天坛设伏，严令一定要逮住瘦猴。
    唐德明寻思五个警察逮一个瘦猴，这还不是一桩瓮中捉鳖样的容易事，当下便拍胸保证：“没问题，一定把那小子拿下！”
    唐德明夸过口后，便和大老张一起去找张姑娘，先是表扬一番，说她觉悟高，到底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红五类，然后又面授机宜，如此这般教了和“陈八一”见面时的有关事项。张姑娘郑重其事地点头，一一记在心里，当晚兴奋得几乎一宿未睡。
    次日上午，唐德明带了一行警察，一律身着便衣，装作游人模样，预先去天坛设伏。那个年代的刑事犯罪率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也远比现在低级，因此警方的方案和手段也不似现时那样完整、周详。唐德明一行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瘦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半小时，他等得心焦，便去天坛公园大门口旁边的一家饮食店吃点心，他选了个靠窗的位置，要了一碗炸酱面，一边吃一边往外观察。唐德明等人进去时他是看见了，但是没有认出唐德明和大老张，总算未曾打草惊蛇。不过不巧的是，一会儿张姑娘如约而至时，这家伙正好刚吃完面条往外走，和张姑娘劈面相遇，碰个正着！
    那张姑娘没有思想准备，被对方冷不防一声“小张”叫得心颤肉跳，只道“小陈”已经知晓她的秘密了，一张胖脸惊得一阵红一阵白。幸亏瘦猴这会儿一相情愿地沉浸在假想的恋情之中，想当然地以为张姑娘也是这般心思，便把这当做那是一种情意绵绵的表示，也就未加介意。他见张姑娘低头不语，越发觉得她可爱，当下便大着胆子上前扯住了对方的手。张姑娘这还是第一次与异性接触，想挣脱，却又怕“陈八一”动了气，一走了之，也就只好认了。
    瘦猴原本想扯着张姑娘的手进天坛公园的，哪知这时正好开来一辆空驶的出租汽车，见这一对年轻人手扯着手，料想是谈朋友的，于是停了车招呼道：“上车吧？”
    瘦猴便改变主意，摆起了阔气：“正要叫车昵！”当下不待张姑娘作出反应，便把她连扯带拉弄上了汽车。张姑娘待等要说“不”时，汽车已经起步了。这时，她还没弄清瘦猴是否已经察觉了她的举报行为，一颗心在胸腔里就像一头不服管教的小鹿似的狂跳不已，哪里还敢作出什么反应，头脑里一片空白，只好听天由命了。
    瘦猴让出租汽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后，两人下了车。张姑娘见车子停在广场上，寻思这似乎不可能有什么危险，因为对方若是察觉她的行径而要下毒手的话，绝对不可能把她弄到天安门广场上来的。于是心就定了下来，说话也利索点了，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如同一头温顺的小羊那样偎依在瘦猴身旁，慢慢地在广场上散步。
    瘦猴受这温顺的感染，话语便多起来了，语气也变得柔和多情。两人走着说着，瘦猴突然激动起来，流着眼泪说出了一句话：“小张，你肯定不知道一件事——我是逃犯！”
    张姑娘对此倒是有准备的，一时显得较为镇定：“是吗？别瞎说了！”
  “真的！”瘦猴朝四下里看看，“我是从大西北的劳改队里逃出来的。”说着挽起了衣袖，“你看我手腕上的印子，这就是上手铐时磨破了皮肉后留下来的。”
这一点，昨天张姑娘在向警方述说时，唐德明等人当场交换过意见，因此，她也是见怪不怪，口气淡淡地“唔”了一声。不料正是这一声，使瘦猴产生了疑窦，他继而联想到先前刚见面时对方的脸色，便适时转换了一个话题。
    这时张姑娘头脑里想的就是要打电话报警，正好广场边上有一个电话亭，她就借口要对家里说一声自己中午饭不回去吃了，过去打电话。哪知，等她打完电话过来时，瘦猴已经不见影踪了！
    唐德明一行再次受挫，沮丧之情简直难以形容。分局方面当下紧急行动，一面报告市局一面出动警力缉查瘦猴；市局也临时调派人员参加侦缉。但是，折腾了一天一夜，最终还是未能抓住瘦猴。
    这样，只好把案子如实向江青那里上报了。北京市公安局责成朝阳公安分局起草了一份案情报告，经层层转送，终于到了江青的案头。
    江青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务。其时，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原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没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职能基本上替代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可想而知江青的权势有多大了。不难想象，江青肯定可以阅读当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全部文件。她所阅读的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其中有公安部上报的劳改、劳教场所的动态报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是现在的说法，报告中自然不会这样说的），“两劳”场所脱逃人员较“文化大革命”前多出了不少，江青对此是有点印象的。当时也是看过算数，因为她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关心。没料到现在逃犯竟然溜进了首都，青天白日公然作案，而且还偷到了她的头上，而公安机关又一时破不了案子，这使她生出了恼怒。
  第二天，江青出面接见了浙江、江苏的造反派代表。那天正好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江青本来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一看到谢富治就想起来了，她本就有口无遮拦的习性，接见结束后便对谢富治说起了逃犯之事，临末道：“你们公安部是怎么搞的？抓住了的人犯，等于是笼中之虎了，还看不住？这是什么原因？”
    据“文革”结束后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说，谢富治被江青指责得有点惶惶然，略略一愣之后，说：“江青同志批评得非常正确，我们是要整顿劳改、劳教场所。”
   江青得理不让人：“不是整顿，而是大力整顿。”
“是的，要大力整顿。”
江青可能又想起这个案子是西北劳改队的逃犯所作的，于是又说：“首先需要大力整顿的是西北的劳改队！”
谢富治自是点头。
当天，谢富治就下达了指示：大力整顿全国“两劳”场所，特别是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北五省（自治区）。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也在北京和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发出了缉拿瘦猴的协查通知。
这时，瘦猴已经逃离北京，去了天津。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瘦猴的情况。此人名叫王皮儿，年出生于河南新乡。他的情况有点像金庸作品《鹿鼎记》韦小宝，其母亲是妓女，父亲是谁至今不知。不但他本人不清楚，就是她母亲也说不准。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了妓院，王母嫁了个工人。王皮儿随着继父过日子，因为是“杂种”，自然备受歧视，恶骂天天有，挨打三六九。王皮儿在这里真个是度日如年，如此挨到12岁时，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就脚底下抹油，一溜了之。
   王皮儿在社会上厮混，碰到了一个老扒手，因为他长相机灵，就被对方作为传人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流窜作案生活。三年后，老扒手突然失踪，不知是作案时失风被捕了呢，还是因为玩女人争风吃醋被黑道同行做掉了，总之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王皮儿其时已经有了一手熟练的扒窃技艺，完全可以放单飞了，于是就干起了江湖上称之谓“独脚盗”的那种单干户。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作过多少次案了，反正光派出所就进出了几十次，以至于他经常不无自豪地说“派出所是我老舅家”。
    但是，即使是“老舅家”，其耐心也是有个限度的。终于有一天，当王皮儿在北京把贼手伸进一个外国游客的挎包，窃得美金8000元时，被公安局的便衣当场拿下。这下“老舅家” 真是生气了，马上给他吃了张“逮票”。法院也不含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下子就判了他9年徒刑。那是去年的事，判刑后就把王皮儿递解到位于大西北新疆、青海、西藏交界处的贡嘛嘎劳改农场服刑。
    王皮儿小时候虽然颇吃了些苦头，但是后来做了职业扒手之后，因为钱钞来得容易，花销起来也就像流水一般。如此挥霍，自是级别颇高的享受了。现在一下子让他去过劳改队的日子，不但吃得糟糕，还要劳动，而且那样的日子要过九个年头，前程一片黑灯瞎火。王皮儿哪堪忍受，抵达农场没几天就动起了脱逃的脑筋，并且于1967年元旦那天实施成功。
    王皮儿逃离贡嘛嘎农场后，虑及追捕，先是溜到了南方。过了个把月，因为口音不对，生怕漏了馅，于是去了北方。西北当然是不敢去的，就在河北、京津一带转悠，一边转悠一边作案，依然是一手来一手去，花钱如流水。因为他盗用的是“革命大串连”的名义，所以安全问题没有顾虑。温饱思淫乱，王皮儿竞动起了玩弄异性的脑筋，看中了他下榻的接待站附近的饮食店女艺徒张某。因为“谈恋爱”需要金钱，于是他加大了作案力度，不料这次看走了眼，窃到了中央“文革”机要通讯员的头上，于是招来了厄运。
    王皮儿事后想想，颇有些后悔自己主动交代扒窃了“康首长、江首长”的那个红本本一事。他是以钱财多寡来衡量罪行大小的，寻思那个红本本不值一钱，交代出来不会算他什么罪行，但是倒是容易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可以使自己既能免去当时有可能挨的一顿揍，又有机会乘隙脱逃。这就是他当时主动交代这件事的动机，也确实达到了脱逃的目的，但是，没想到这事竟然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他想想真是后悔至极。
王皮儿逃离北京后，开头三天是在火车上过的，先去唐山，再往东北，最后去了天津。那个“陈八一”的证件，自是不敢再用了，扔进了茅厕。他寻思得另外搞一个证件，否则就没法住宿，这是王皮儿抵达天津后的第一个想法。
说干就干，王皮儿步离出口处就开始物色对象。抬头一看，见前面围着一大群人，正在看墙上贴着的什么告示。扒手喜欢的就是这种环境，人既多，注意力又转移在别处，于是王皮儿就快步走过去，挤入人群，眼光一扫，已经盯上了一个穿着不俗的青年男子。他像柳条鱼似的溜窜过去，不显山不露水地一靠一贴，已经弄清对方的衣兜里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寻思打草兼带逮兔子，来个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王皮儿调整一下位置，正待下手时，忽然听见有人口中念念有词：“年约二十，身高约一米六五，瘦削脸，招风耳朵，河南口音。该犯……”王皮儿蓦地一惊：这是在说谁啊？怎是在说老子哩？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识得一些字，定睛一看，墙上贴着一纸8开大小的协查通知，底下的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
    王皮儿顿时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北京警方要抓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出道多年，作案无数，虽与不计其数的警察打过交道，但是还从未上过墙头的。虽然上面没有名字和照片，但是如若招人惹眼，那还是很快就会被人认出来的。想到这里，哪里还有作案的心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二话不说，脚底抹油，溜出了人群。
    王皮儿是个聪明角色，他寻思这事颇有些麻烦了：没想到扒窃了一本一分不值的红本本，竟然会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现在怎么办？既然天津贴出了协查通知，那么其他城市看来也免不了贴上几张。再说公安局还有长途电话，说不定他们高兴时还要发发电报什么的，这样，真的构成一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了，他再往哪里去觅安生之地？……
    王皮儿边走边想，不觉间已经走出了车站广场。他想坐随便哪一路公交汽车赶快离开车站，不料到得公交终点站一看，站牌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上也贴着一纸协查通知!看看旁边没有人，他索性上前去一五一十看起来。那上面的文字王皮儿不全识得，但是也能看懂个大概，只看得他头皮发麻，大腿作抖。
    不过，王皮儿毕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只害怕了一会儿就缓过气来了，寻思此事警方没有照片，也没有留下过任何“口供记录”、“亲笔供词”之类，只要眼下不抓住，过后来个死不认账，警察也好，法官也好，只怕都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如此一想，王皮儿就决定找一个避风港躲一躲，躲过了这阵再作计议。
    王皮儿是个惯出奇招的家伙，他思来想去，竟然决定把避风港选在他所服刑的贡嘛嘎农场！赶紧主动回去，向农场自首，阻他对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多半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因为在贡嘛嘎农场所有脱逃的犯人中，王皮儿这样做是第一个，作兴会被树做典型，用以感召其他犯人，以遏制使人民政府（这是犯人对劳改队当局的习惯称谓）头痛不已的越狱脱逃。
主意打定，王皮儿就马上行动。他身上还有一些钱，足够返回农场，一路上还可以大吃大喝。只是为稳妥起见，再也不能作案了，否则一旦失手落网，那就要吃大苦头了，作兴吃饭家伙搬家也有可能的。
一星期后，王皮儿返回了贡嘛嘎农场。
当时，无论是王皮儿本人，还是农场干部抑或其他犯人，都没有想到王皮儿的这一举动竟会成为一起惊动中南海的暴狱大案的引线……内容提要
    本文记述的是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事件。
    大西北贡嘛嘎劳改农场。一批以原国民党军官、中统军统特务、血债累累的刑事犯为骨干的暴狱团伙，趁“文革”混乱之机，网罗其他案犯，谋害劳改农场领导干部，秘密开展“策反”活动，用造谣诽谤、挑拨离间等手段分化、瓦解管教干部队伍，以女色为诱饵拉人下水，还大肆筹集枪支弹药，准备大规模杀人越狱。在领导权被篡夺、暴狱团伙和坏头头内外勾结的情势下，劳改农场中的正义力量，一时遭到挫折，致使暴乱中许多干部和军人倒在血泊中，岗哨被占领，办公场所被占领……但是，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无所畏惧，他们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成了牢固的长城，维护了正义，战胜了邪恶。
    本书情节曲折，故事动人，往往一波未平，一渡又起，环环相扣，层层剖析，作者善于描述纷繁奇异的生活场景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侦探作家东方明的一部力作。






第一章


1967年，早春二月。首都北京。
一个貌不起眼的中年男子，身穿一件半新旧的蓝色棉袄，头上扣着一顶没放下帽耳的棉帽，悠悠晃晃地走进了王府井百货大搂。他在各个柜台之间转悠着，眼光专注地盯着柜台里和
货架上的商品，那副样子，一看便知是那个年代经常出现的一些闲得无聊了专往商店跑却又不买东西、只以看看为乐趣的的“逛店族”。营业员对这种人见得多哩，因此不愿意答理他，甚至连着看都不朝他看一眼。谁也没料到，这位老兄竟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他转悠了不到半小时，就逮住了一个扒手。
被逮住的扒手是一个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瘦猴，黑糊糊、脏兮兮的脸上有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眼珠子。这双眼睛转动之快，犹如闪电，你看看那目光是在货架上，但还没来得及眨一眨眼睛时，已经转换到旁边一位顾客的衣兜部位了；随即又是一转，目光射向营业员的同时，一只灵巧的手伸进了衣兜。就在夹住了钱包往外移的当儿，侦查员伸手过去，适时攥住了手腕。
“哎……哎……大叔，您这是干什么？”
  侦查员冷笑：“你说是干什么？”
  “您放开，我的手快给您老这把活钳子夹断了！”
  手是松开了，但是扒手的脖颈却给揪住了，“跟我走吧，小伙子，折腾了一上午，你也辛苦了，去局子里休息休息。”
    “哎！大叔您早就盯着我啦？”
    “说不上早，不过也有好几个小时了。”
    瘦猴被这个名叫唐德明的侦查员带进了公安局，那时候还没有讯问必须有两人以上才可进行的规定，唐德明就单独对他进行了讯问。唐德明绝对没有想到，这一讯问竟然问出了一个令他大大吃惊的结果来。
    讯问一开始，唐德明就意识到自己碰上的是一个老油子。
    “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陈，耳朵旁边加个东，名叫八一。”
    “陈八一？”唐德明重复了一遍这个听上去显得拗口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是8月1日出生的。”
    “哪里人？有工作单位吗？”
    “大叔，您给我枝烟抽吧？”
    讯问时给对象抽枝香烟的事是经常有的，这不算违反规定，但唐德明不是抽烟族，所以无法满足陈八一的要求。不料这家伙从此就不肯再开口了。可能他认为唐德明是一个和善的
主儿，“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面对着唐德明的一番番政策攻心，没有反应不说，还冲唐德明挤眉弄眼，抑或“哼哼”冷笑；折腾累了就闭目养神，任凭唐德明如何唤他也不理不睬。
    唐德明终于失去了耐心，猛然一拍桌子：“他妈的！你给我站起来！”
    陈八一冷不防吓了一跳，愣了愣刚站起来，一副铐子已经扣上了手腕！
    这时，唐德明的搭档大老张进来了。这是一个身高架大、秋风黑脸的凶神，嗓门又大，透着一股杀气：“怎么，这小子不肯开口？嘿嘿，好得很！老唐你歇歇，瞧我收拾他！”说着几步踱到陈八一面前，盯着对方不怀好意似的冷笑。
    没想到，就这么一笑，陈八一顿时软了下来：“哎，大哥，您别生气，我交代还不行吗？”
    “交代？到这当儿才想起交代？恐怕晚了点儿呢！”
    陈八一见大老张似乎有抬手的样子，生怕挨揍，立刻开口道：“我交代！我偷了中央首长的东西……”
  这句话语一出口，倒把唐德明和大老张闹了个激灵，两双眼睛一齐盯着对方。稍停，唐德明作出了反应：“你偷了谁的东西？”
“我偷了中央大首长的东西，我该死啊！”
    陈八一的声音中带着哭腔，脸上更是显出一种畏惧和无奈相交织的神情，不由人对他的交代有任何怀疑。大老张于是缓和了声音道：“你不必害怕，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管作下了什么案子，只要老实交代，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说吧，究竟偷了哪个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陈八一的声音轻如蚊鸣，但还是把唐德明两人弄得差点蹦起来。“我偷了康首长送给江首长的东西，是一个红本本，上面都是外国字。”
    “康首长”、“江首长”这样的称呼过于生疏，唐德明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望着陈八一。那主儿从两个警察的眼光里读懂了意思，于是作了解释：“‘康首长’就是康生，‘江首长’就是江青。”
    这一下简直石破天惊：“什么？你偷了康老的东西，而且是送给江青同志的东西？！”
    “是的，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不过，您二位刚才有过话语，说是‘坦白从宽’的……”
    唐德明看对方那副颤颤抖抖的样子，有点担心把这小子吓坏了什么，倒审不清他所交代的情况了，于是马上给他开了手铐，安慰道：“你不要害怕，把情况交代清楚了，我们还是会考虑给予从宽处理的。”
  陈八一双手捂住了腹部：“唔……晤……”
    “你怎么啦？”
    “我肚子饿……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大老张二话不说，马上自己掏钞票、粮票给买来两个面包，连同一杯加糖的开水送到了陈八一的面前。那主儿也真是饿了，眨眼间就风卷残云地把两个面包一扫而光，又将糖开水
一饮而尽。肚里进了食，胆气似乎也壮了不少，痛痛快快地交代了偷盗“康首长”送给“江首长”东西的经过——
   两天前的一个下午，陈八一用刚窃得的一些零碎小钱在朝阳路的一家饮食店吃了一碗面条、两个烧饼，抹着嘴出得门来，贼眼一扫，下意识地亮了亮。原来，他看见马路对面的一个修车铺子门前停着一辆挂军用牌照的两轮摩托车，那个骑车人正蹲在车旁，手执一把扳手在专注地紧固摩托车上的那个零件。吸引陈八一注意力的当然并不是这辆摩托车和它的主人，而是骑车人所背着的一个军用挎包。凭他的经验，这个挎包里必有财物，于是，他就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陈八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背着双手慢慢吞吞地挨拢过去，定睛细看，那挎包虽然瘪耷耷的，但底部却往下垂着，说明里面装着一个钱包类的物件。运气好一点的话，没准儿是一厚叠十元大票也难说。于是，陈八一就决定下手。
    但是，这个决定作得慢了一个节拍，陈八一刚要挨拢过去时，那人已经完成了他的操作，把工具还给了修车铺的师傅，敏捷地跨上车座，摩托车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后，驶离而去。
    陈八一微叹一口气，暗说“运气不好”，悻悻离去。
    没想到刚走到前面一个岔路口时，陈八一意外地看见那辆摩托车停在马路上被红灯拦下的一长溜机动车中。原来，这天有外宾抵达中国首都，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刻车队将驶过这段路，交替就临时封住了路口。当下，陈八一寻思这正是“天助我也”，那个挎包里的东西注定是我的了。于是便从车辆队伍中串条鱼似的游溜过去，直至摩托车后面。
    那个车手显然不是寻常之辈，尽管现场一片机动车的引擎声响，但他还是听到了陈八一那几近于无的脚步声，在陈八一走拢他的同时转过脸来，两道警惕的眼光迅速盯了过来。陈八一的脸上露出一种乡下人进了大都市才有的特有的憨厚神情，说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同志，劳驾l问一声去保民路怎么走啊？”
对方被他的神情所迷惑，放松了警惕，点了点头，指着左侧说：“往前走，过两条马路后向右拐弯，然后再朝前走，到一岔道口再向右拐弯就到了。”
“‘跃进机器厂’是不是在那条路上？”
骑车人凝神一想，用不肯定的语气道：“‘跃进机器厂’？好橡是在那里吧。”
“谢谢！”陈八一迅速离去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的时间，陈八一已经得手了。赃物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陈八一起初以为是一叠钞票，打开一看却是一红色封面的本本，上面印的都是外国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陈八一交代到这里，长吁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唐德明两人以为他歇口气还要继续交代下去，谁知他却不开腔了。于是，唐德明便问道：“你怎么断定那是中央首长的东西？”
    陈八一眨着眼睛：“哦，是这样的，那个信封上面写着字呢：‘交江青同志   康生’。”
    “哦——”唐德明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个本本现在在哪里？”
    “在我住的地方。”
    “你住在哪里？”
    “朝阳区红卫中学文化大革命串连接待站。”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河南驻马店的，高三学生。”
    大老张以一种刮目相看的眼光把他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瓮声瓮气遭：“小伙子，你的本领不错啊！”
    陈八一谦虚地摇头：“您老过奖了，我还没入行呢，不入您老的慧眼。”
    唐德明和大老张在刑警队干的就是抓扒手，近十年里栽在他们手下的北京本地以及各地赴京作案的“三只手”，没有上千，也有八百，涉及到的受害人真是五花八门，从小到老，三百六十行中几乎占全了，却从未碰到过下手扒窃中央首长的扒手；不但没碰到过，而且连听也没听说过。这会儿逮住了这样一个主儿，既惊又喜，还带着几分怀疑。当下商议了几句，便决定先把这件事弄个清清楚楚，然后再向上级报告。兔得这小子万一说的是假话，风风火火闹出去给同事笑话。于是，便对陈八一说：
    “这样吧，咱们先去红卫中学走一趟，把那赃物起出来，然后你再交代其他罪行。”
    陈八一一听赶紧关门：“我没有其他罪行了！”
    “那也得去起赃呀。”
    当下，两个警察弄了一辆破旧的小吉普车，因为觉得陈八一还算老实，肯主动交代这么一桩罪行，寻思安抚一下没准儿还肯交代其他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儿来，也就没给他上手铐。一路无话，到了红卫中学，先去陈八一下榻的寝室，其实也就是一间教室，往地下铺一些草垫子打通铺也就算是几十个红卫兵的寝室了。陈八一的铺位在里面靠墙处，翻了翻，果然有一个外面写着“江青同志收康生”字样的信封，下面落款处还印者一行红字：“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足见这个纸包包的来头确实不小。
    信封没有封口，唐德明把里面的本子拿出来略略一看，因为印的是外文，没能看得懂，就仍放回信封。寻思此事大意不得；遂把信封放在自己贴身的一个口袋里。这时，大老张正在翻旁边的几个铺位，唐德明突然想起陈八一，看看不在室内，便问道：
    “那小子人呢？”
“不是在门口站着吗？”
    “唐德明三步并作两步到门口一看，门外走廊里哪有陈八一影子？唐德明心里一凛，当下便和大老张分头在学校里寻找，却哪里见到他的影踪。
陈八一脱逃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这起案件可以成为惊动公安部的特大案件，而且是当时人们谈虎色变的“特大反革命案”。如此，陈八一就是这起特大政治案件惟一的主犯，也就升格为要犯了。可是，现在这个要犯却脚底下抹油了，这怎不使两个当事警察心惊肉跳？
唐德明和大老张商议一番后，决定立刻回分局，先把情况向领导汇报，然后再根据领导的命令行事。至于责任，那就该怎么负就怎么负了。
小吉普返回分局，领导听了汇报，又看了信封内的那个红色封面的本本，马上认出这是一本维吾尔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如此，唐德明两人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因为这算不上国家机密，案件定性时上纲上线就会有个分寸，他们的责任也就小了一些。
  领导很快就对此事形成了思路：一面向上报告此事，迅速把赃物退回康生或者江青；一面组织力量侦查案件，追捕逃犯。
于是，两条措施一齐落实，双管齐下，付诸实施。
朝阳公安分局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经公安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取得了联系，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了案件情况。当时，康生与江青一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因此中央办公厅随即将公安方面的报告送往中央文革小组。
    这件事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严重，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的事，但是，其时康生、江青都已经知晓发生了这样一桩案件。用康生的话来谎，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这件“哭笑不得的事”是这样的——
  一星期前，康生代表中央接见了来自新疆的一批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代表中有人向康生献上了一套用各种材料制作的形象迥异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维吾尔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三天前，康生在与江青通电话时偶然知晓江青最近正热衷于收藏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于是便说他手头有一本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语录》，可以送给江青作为藏品。
  当时，康生临时下榻于钓鱼台。过了两天，中央文革小组一位机要通讯员奉命去给康生送文件，康生想起了那本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语录》，就让秘书拿出去交给机要员，让捎给江青。这个担任机要通讯员工作已经多年的中年男子绝对没有想到，他为中央多个部门安全地送交过文件，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就为一本《毛主席语录》而“阴沟里翻船”，给一个瘦猴轻而易举地把这本《毛主席语录》给窃走了。
  康生把《毛主席语录》递交后，随手给江青打了一个电话。因此，江青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江青对康生一向很尊重的，当天下午就问起这件事，这才知道已经给扒手窃走了，不禁恼怒。那个本就已经给限制了自由的机要通讯员于是就被隔离审查了。
唐德明抓住了这个扒手，追回了赃物，对于那个机要通讯员来说是一个喜讯。他当天就恢复了自由，但是已经不可能再担任通讯员工作了，在家闲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中共中央超导机关的“五七干校”了。
江青拿到那本《毛主席语录》后，略略一翻就放在一边了。她不懂维文，对这个小本本并无特别大的兴趣，倒是很关案件是如何侦破的，还让人打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询问关于扒手的情况和处理问题。
    却说朝阳公安分局的另一步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分局为此案出动了30名警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数字了。但是，警察折腾到次日上午也没折腾出一个名堂来，那个扒手像是钻天入地一样，销声匿迹了。众侦探一夜未睡，一个个熬得眼布血丝、脸面焦黄，领导看了也心疼，就让先休息再说。不料，这当儿就接到了江青让市公安局打来的询问电话。于是，唐德明等几个就只好为这件事而再赴红卫中学接待站。
   昨天傍晚去调查时，已经弄清扒手确是持了“陈八一”的学生证住进了该接待站的。登记本上记载着“陈八一”系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一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于1967年1月15日抵达北京，是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当时大串连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在北京逗留的学生也不多了，于是接待站就让他长时间地住了下来，一住就住了将近两个月。至于他在北京干了些什么，接待站是不清楚的。当时住在接待站的学生，白天都是外出的，要到晚上才回来。外出说是看大字报取经，其实多半是在游览。这也是昨天下午唐德明和大老张押了陈八一去起赃时可以给他顺利脱逃的一个原因。
    昨晚忙的是追捕陈八一，范围划在北京城里，警察分头访查了各个接待站，并无收获。今天唐德明去而复返，还是没查出什么线索。几个人议了议，估计这小子已经逃离北京了，多半是回驻马店老家了，于是决定往驻马店公安机关打电话，让那边守株待兔，等着抓人。
    两小时后，唐德明接到了驻马店公安局的回电，告知说据调查陈八一今年以来并未离开驻马店，最近患病住在医院，他的学生证早在去年12月就在郑州被扒手窃走了。
    这就是说，瘦猴是扒了陈八一的学生证，然后冒用其名进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
    那么瘦猴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人？这，要有一个大致的说法，并且还不能过于牵强，因为那是要上报到江青那里的。侦查员继续进行调查，召集了与瘦猴同住一室的部分串连学生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他们提供瘦猴的哪怕是只有一句话的蛛丝马迹。
    座谈会最有价值的收获是摸到了一条线索：瘦猴与红卫中学接待站附近的一家饮食店的一个女艺徒关系较为密切，那个好像是姓张的姑娘经常到接待站来找瘦猴的。
    张姑娘被请进了派出所，侦查员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到了下述情况——

    1．瘦猴经济很宽裕，经常请张吃饭、游玩、看电影，还给她买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2．瘦猴对河南、河北一带的情况很熟悉，经常说起那里的风土人情、饮食之类。
    3．瘦猴对公安局、看守所、监狱的情况很熟悉，特别是对西北的劳改队，谈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4．瘦猴的右手腕部有一道不知什么东西形成的疤痕。

警方据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瘦猴极有可能是一名已被判刑后从劳改队脱逃后在社会上流窜作案的逃犯。
由于一时无法对连姓名也不知晓的瘦猴进行侦缉，这个案件就只好暂时搁一搁了。但是，这如何向江青那里报告呢？分局和市局的头头脑脑对此感到有点棘手。
众人正搔头抓脑没奈何时，情况出现了转机：那个饮食店的女艺徒张姑娘向派出所报告说“陈八一”（她一直不知道这乃是一个假名）还没离开北京，她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说明天是她的休息日，他想约其在天坛碰头。
唐德明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一颗悬在半室中的心顿时落了下来，寻思这也真是天可怜见，吓了吓我又给了一条走。他向领导一汇报，领导也笑得眼睛没缝，额手称庆。于是便作安排，抽调了4名警察，连同领头的唐德明一共5个人，让明天穿上便衣去天坛设伏，严令一定要逮住瘦猴。
    唐德明寻思五个警察逮一个瘦猴，这还不是一桩瓮中捉鳖样的容易事，当下便拍胸保证：“没问题，一定把那小子拿下！”
    唐德明夸过口后，便和大老张一起去找张姑娘，先是表扬一番，说她觉悟高，到底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红五类，然后又面授机宜，如此这般教了和“陈八一”见面时的有关事项。张姑娘郑重其事地点头，一一记在心里，当晚兴奋得几乎一宿未睡。
    次日上午，唐德明带了一行警察，一律身着便衣，装作游人模样，预先去天坛设伏。那个年代的刑事犯罪率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也远比现在低级，因此警方的方案和手段也不似现时那样完整、周详。唐德明一行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瘦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半小时，他等得心焦，便去天坛公园大门口旁边的一家饮食店吃点心，他选了个靠窗的位置，要了一碗炸酱面，一边吃一边往外观察。唐德明等人进去时他是看见了，但是没有认出唐德明和大老张，总算未曾打草惊蛇。不过不巧的是，一会儿张姑娘如约而至时，这家伙正好刚吃完面条往外走，和张姑娘劈面相遇，碰个正着！
    那张姑娘没有思想准备，被对方冷不防一声“小张”叫得心颤肉跳，只道“小陈”已经知晓她的秘密了，一张胖脸惊得一阵红一阵白。幸亏瘦猴这会儿一相情愿地沉浸在假想的恋情之中，想当然地以为张姑娘也是这般心思，便把这当做那是一种情意绵绵的表示，也就未加介意。他见张姑娘低头不语，越发觉得她可爱，当下便大着胆子上前扯住了对方的手。张姑娘这还是第一次与异性接触，想挣脱，却又怕“陈八一”动了气，一走了之，也就只好认了。
    瘦猴原本想扯着张姑娘的手进天坛公园的，哪知这时正好开来一辆空驶的出租汽车，见这一对年轻人手扯着手，料想是谈朋友的，于是停了车招呼道：“上车吧？”
    瘦猴便改变主意，摆起了阔气：“正要叫车昵！”当下不待张姑娘作出反应，便把她连扯带拉弄上了汽车。张姑娘待等要说“不”时，汽车已经起步了。这时，她还没弄清瘦猴是否已经察觉了她的举报行为，一颗心在胸腔里就像一头不服管教的小鹿似的狂跳不已，哪里还敢作出什么反应，头脑里一片空白，只好听天由命了。
    瘦猴让出租汽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后，两人下了车。张姑娘见车子停在广场上，寻思这似乎不可能有什么危险，因为对方若是察觉她的行径而要下毒手的话，绝对不可能把她弄到天安门广场上来的。于是心就定了下来，说话也利索点了，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如同一头温顺的小羊那样偎依在瘦猴身旁，慢慢地在广场上散步。
    瘦猴受这温顺的感染，话语便多起来了，语气也变得柔和多情。两人走着说着，瘦猴突然激动起来，流着眼泪说出了一句话：“小张，你肯定不知道一件事——我是逃犯！”
    张姑娘对此倒是有准备的，一时显得较为镇定：“是吗？别瞎说了！”
  “真的！”瘦猴朝四下里看看，“我是从大西北的劳改队里逃出来的。”说着挽起了衣袖，“你看我手腕上的印子，这就是上手铐时磨破了皮肉后留下来的。”
这一点，昨天张姑娘在向警方述说时，唐德明等人当场交换过意见，因此，她也是见怪不怪，口气淡淡地“唔”了一声。不料正是这一声，使瘦猴产生了疑窦，他继而联想到先前刚见面时对方的脸色，便适时转换了一个话题。
    这时张姑娘头脑里想的就是要打电话报警，正好广场边上有一个电话亭，她就借口要对家里说一声自己中午饭不回去吃了，过去打电话。哪知，等她打完电话过来时，瘦猴已经不见影踪了！
    唐德明一行再次受挫，沮丧之情简直难以形容。分局方面当下紧急行动，一面报告市局一面出动警力缉查瘦猴；市局也临时调派人员参加侦缉。但是，折腾了一天一夜，最终还是未能抓住瘦猴。
    这样，只好把案子如实向江青那里上报了。北京市公安局责成朝阳公安分局起草了一份案情报告，经层层转送，终于到了江青的案头。
    江青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务。其时，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原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没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职能基本上替代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可想而知江青的权势有多大了。不难想象，江青肯定可以阅读当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全部文件。她所阅读的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其中有公安部上报的劳改、劳教场所的动态报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是现在的说法，报告中自然不会这样说的），“两劳”场所脱逃人员较“文化大革命”前多出了不少，江青对此是有点印象的。当时也是看过算数，因为她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关心。没料到现在逃犯竟然溜进了首都，青天白日公然作案，而且还偷到了她的头上，而公安机关又一时破不了案子，这使她生出了恼怒。
  第二天，江青出面接见了浙江、江苏的造反派代表。那天正好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江青本来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一看到谢富治就想起来了，她本就有口无遮拦的习性，接见结束后便对谢富治说起了逃犯之事，临末道：“你们公安部是怎么搞的？抓住了的人犯，等于是笼中之虎了，还看不住？这是什么原因？”
    据“文革”结束后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说，谢富治被江青指责得有点惶惶然，略略一愣之后，说：“江青同志批评得非常正确，我们是要整顿劳改、劳教场所。”
   江青得理不让人：“不是整顿，而是大力整顿。”
“是的，要大力整顿。”
江青可能又想起这个案子是西北劳改队的逃犯所作的，于是又说：“首先需要大力整顿的是西北的劳改队！”
谢富治自是点头。
当天，谢富治就下达了指示：大力整顿全国“两劳”场所，特别是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北五省（自治区）。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也在北京和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发出了缉拿瘦猴的协查通知。
这时，瘦猴已经逃离北京，去了天津。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瘦猴的情况。此人名叫王皮儿，年出生于河南新乡。他的情况有点像金庸作品《鹿鼎记》韦小宝，其母亲是妓女，父亲是谁至今不知。不但他本人不清楚，就是她母亲也说不准。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了妓院，王母嫁了个工人。王皮儿随着继父过日子，因为是“杂种”，自然备受歧视，恶骂天天有，挨打三六九。王皮儿在这里真个是度日如年，如此挨到12岁时，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就脚底下抹油，一溜了之。
   王皮儿在社会上厮混，碰到了一个老扒手，因为他长相机灵，就被对方作为传人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流窜作案生活。三年后，老扒手突然失踪，不知是作案时失风被捕了呢，还是因为玩女人争风吃醋被黑道同行做掉了，总之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王皮儿其时已经有了一手熟练的扒窃技艺，完全可以放单飞了，于是就干起了江湖上称之谓“独脚盗”的那种单干户。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作过多少次案了，反正光派出所就进出了几十次，以至于他经常不无自豪地说“派出所是我老舅家”。
    但是，即使是“老舅家”，其耐心也是有个限度的。终于有一天，当王皮儿在北京把贼手伸进一个外国游客的挎包，窃得美金8000元时，被公安局的便衣当场拿下。这下“老舅家” 真是生气了，马上给他吃了张“逮票”。法院也不含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下子就判了他9年徒刑。那是去年的事，判刑后就把王皮儿递解到位于大西北新疆、青海、西藏交界处的贡嘛嘎劳改农场服刑。
    王皮儿小时候虽然颇吃了些苦头，但是后来做了职业扒手之后，因为钱钞来得容易，花销起来也就像流水一般。如此挥霍，自是级别颇高的享受了。现在一下子让他去过劳改队的日子，不但吃得糟糕，还要劳动，而且那样的日子要过九个年头，前程一片黑灯瞎火。王皮儿哪堪忍受，抵达农场没几天就动起了脱逃的脑筋，并且于1967年元旦那天实施成功。
    王皮儿逃离贡嘛嘎农场后，虑及追捕，先是溜到了南方。过了个把月，因为口音不对，生怕漏了馅，于是去了北方。西北当然是不敢去的，就在河北、京津一带转悠，一边转悠一边作案，依然是一手来一手去，花钱如流水。因为他盗用的是“革命大串连”的名义，所以安全问题没有顾虑。温饱思淫乱，王皮儿竞动起了玩弄异性的脑筋，看中了他下榻的接待站附近的饮食店女艺徒张某。因为“谈恋爱”需要金钱，于是他加大了作案力度，不料这次看走了眼，窃到了中央“文革”机要通讯员的头上，于是招来了厄运。
    王皮儿事后想想，颇有些后悔自己主动交代扒窃了“康首长、江首长”的那个红本本一事。他是以钱财多寡来衡量罪行大小的，寻思那个红本本不值一钱，交代出来不会算他什么罪行，但是倒是容易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可以使自己既能免去当时有可能挨的一顿揍，又有机会乘隙脱逃。这就是他当时主动交代这件事的动机，也确实达到了脱逃的目的，但是，没想到这事竟然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他想想真是后悔至极。
王皮儿逃离北京后，开头三天是在火车上过的，先去唐山，再往东北，最后去了天津。那个“陈八一”的证件，自是不敢再用了，扔进了茅厕。他寻思得另外搞一个证件，否则就没法住宿，这是王皮儿抵达天津后的第一个想法。
说干就干，王皮儿步离出口处就开始物色对象。抬头一看，见前面围着一大群人，正在看墙上贴着的什么告示。扒手喜欢的就是这种环境，人既多，注意力又转移在别处，于是王皮儿就快步走过去，挤入人群，眼光一扫，已经盯上了一个穿着不俗的青年男子。他像柳条鱼似的溜窜过去，不显山不露水地一靠一贴，已经弄清对方的衣兜里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寻思打草兼带逮兔子，来个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王皮儿调整一下位置，正待下手时，忽然听见有人口中念念有词：“年约二十，身高约一米六五，瘦削脸，招风耳朵，河南口音。该犯……”王皮儿蓦地一惊：这是在说谁啊？怎是在说老子哩？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识得一些字，定睛一看，墙上贴着一纸8开大小的协查通知，底下的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
    王皮儿顿时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北京警方要抓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出道多年，作案无数，虽与不计其数的警察打过交道，但是还从未上过墙头的。虽然上面没有名字和照片，但是如若招人惹眼，那还是很快就会被人认出来的。想到这里，哪里还有作案的心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二话不说，脚底抹油，溜出了人群。
    王皮儿是个聪明角色，他寻思这事颇有些麻烦了：没想到扒窃了一本一分不值的红本本，竟然会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现在怎么办？既然天津贴出了协查通知，那么其他城市看来也免不了贴上几张。再说公安局还有长途电话，说不定他们高兴时还要发发电报什么的，这样，真的构成一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了，他再往哪里去觅安生之地？……
    王皮儿边走边想，不觉间已经走出了车站广场。他想坐随便哪一路公交汽车赶快离开车站，不料到得公交终点站一看，站牌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上也贴着一纸协查通知!看看旁边没有人，他索性上前去一五一十看起来。那上面的文字王皮儿不全识得，但是也能看懂个大概，只看得他头皮发麻，大腿作抖。
    不过，王皮儿毕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只害怕了一会儿就缓过气来了，寻思此事警方没有照片，也没有留下过任何“口供记录”、“亲笔供词”之类，只要眼下不抓住，过后来个死不认账，警察也好，法官也好，只怕都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如此一想，王皮儿就决定找一个避风港躲一躲，躲过了这阵再作计议。
    王皮儿是个惯出奇招的家伙，他思来想去，竟然决定把避风港选在他所服刑的贡嘛嘎农场！赶紧主动回去，向农场自首，阻他对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多半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因为在贡嘛嘎农场所有脱逃的犯人中，王皮儿这样做是第一个，作兴会被树做典型，用以感召其他犯人，以遏制使人民政府（这是犯人对劳改队当局的习惯称谓）头痛不已的越狱脱逃。
主意打定，王皮儿就马上行动。他身上还有一些钱，足够返回农场，一路上还可以大吃大喝。只是为稳妥起见，再也不能作案了，否则一旦失手落网，那就要吃大苦头了，作兴吃饭家伙搬家也有可能的。
一星期后，王皮儿返回了贡嘛嘎农场。
当时，无论是王皮儿本人，还是农场干部抑或其他犯人，都没有想到王皮儿的这一举动竟会成为一起惊动中南海的暴狱大案的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