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大漠暴狱（3）、（4）

第三章
   
这是贡嘛嘎农场自1965年组建以来发生的首起命案，命案的主角就是上一章提到的中统特务任观义。
    任观义，38岁，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共军事力量开始强大，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策略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当儿。国民党方面意识到形势不妙，一面进行垂死挣扎，一面准备后路。蒋介石亲自下令，让国防部保密局和中统局着手安排潜伏特务。保密局、中统局奉命行事，招募了一些新特工。任观义就是在那时经一个在中统局任职的亲戚介绍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中统局本部机关撤往广州。临走时，任命已经接受了特务训练并且数次参与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行动的任观义为“中统首都地区特别行动指导小组”上尉组长。任观义当时年纪既轻，又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一头脑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一心要从一而终，为国民党卖命至死。这种已经成为信仰的反动思想，就像一股动力似的驱动着任观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多行不义必自毙。1955年，任观义终于东窗事发，落进了法网。按其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任观义坦白交代得彻底，而且当时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风头已经过去了，所以后来就从宽判了他死缓，总算给他留了一条性命。
    两年后，任观义被改判无期徒刑。1963年，又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1966年，又减刑两年。按说，如此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任观义还是死抱住他那“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念念不忘还要为国民党卖命。只是，他不像郝根相那样公开表露这一想法。
    任观义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患有胃病。之后十多年来，由于生活状况和精神因素问题，病情有增无减。到了贡嘛嘎农场后，三天两日要去医务室，一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吃病号饭。干部知晓情况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他安排了一份轻劳役，专门负责出监区里的黑板报，有时事务犯忙不过来时，就帮事务犯干些杂活。
    1967年4月初的一天，农场改善伙食，给犯人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任观义那天正好在炊场（劳改队对犯人伙房的称谓）相帮布置会议室里的墙报。炊场的干部见他忙得满头大汗，而且墙报出得确实很好，于是就吩咐事务犯把任观义的那份饺子留在炊场，单独给他下。这就意味着可以不按规定的份额分配，而是让他敞开肚子吃个饱。任观义大喜之下，一口气吃了70个饺子。
    这一吃，吃出了问题。当天深夜，任观义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值班干部赶紧把任观义送往场部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胃出血，必须动手术。在当时当地，这算是一个大手术了，必须经场部值班领导批准。
    这天担任场部总值班主任的正是场长房炳章，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对此事不是一批了之，人命不管，而是亲自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手术准备情况。凑巧的是医院那位要给任观义主刀的医生正是房炳章的爱人庞萍，她告诉丈夫，手术应该没问题。房炳章听后放心了，在报告上签了字。
    不料，手术时出现了大出血，必须立刻输血，前是农场医院平时没有血库的，情势顿时变得极为紧急，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了。
    房炳章闻报，马上赶到医院。一问情况，开腔道：“还呆着干什么？马上张罗血来给他输进去呀！”
    医生说：“医院没有血。”
    房炳章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日趋不妙，连站在一旁的护士看他时的眼光也已经显出不敬之意了，还是像以前那样中气十足地吼道：“没有血也要给我想办法！人命关天你们知道吗？犯人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能见死不救！”
    —个医生说：“要么立刻往三中队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抽调犯人刊医院来给病人献血。”
    三中队距场部大约6公里路程，是全农场九个中队中和场部距离相隔最近的一个中队。
    房炳章断然否决：“不行！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动用犯人的鲜血用于本应由政府负责的事没有先例，听上去也不人道。”
医务人员听了互相望望，意思尽在不言中：如此，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房炳章读懂了这层意思，略一沉思，挽起了衣袖：“来，把我的血给他抽上一瓶！”
医生护士面面相觑。稍停，庞萍开口道：“你的血型跟病犯的不相符。”
“他是什么血型？”
“A型的。”
    房炳章不吭声了，他的血型是B型。尽管房炳章文化很低，平时又不大看书，但他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知道必须血型相符才能输入，否则会出死亡事故的。他沉默了片刻，一双带着疲惫之色的眼睛发出焦灼的神光，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脸上交替扫视：“你们之中哪个是A型血？”
    一个年轻医生和一个中年护士朝其他人看了看，慢慢地举起了手。
    房炳章的目光像探照灯锁定目标那样牢牢地锁住了这两位，用不容抗拒的口吻道：“那就输你们的！一个一瓶，多少？”他问妻子。
“400c c。”
    “对，就400c c!够了吗？”
    “够了。”
    房炳章一挥手：“那就这样吧，你们做一下准备，马上动手。救人如救火，拖延不得的。”
    由于解决了输血问题，任观义从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平安地返回了人间。
    可是，房炳章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为造反派打倒房炳章的一条主要罪状。
    贡嘛嘎农场的造反派当时有三个组织，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的队长当时也是称为“第一勤务”的，原是四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名叫陈邦坚。此人年方二十四，退伍军人，前年组建贡嘛嘎农场时才参加劳改工作。这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人，用房炳章的说法是“思想大有问题”。他一到农场，听说这里有个关押女犯的八中队，就要求到该中队去当管教。政治处告诉他八中队以女干部为主，只有极个别男干部，平时是不允许单独进入监区的。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为此而吵到场部，被房炳章骂了个狗血喷头，差点挨耳光。为了惩罚陈邦坚，房炳章亲自点名把他分往离场部最远、也是条件最差的四中队，让中队长把他安排上常夜班。
    陈邦坚在四中队待着，专上夜班犹自不肯安分。碰上有犯人家属大老远赶来探视犯人的，他会放弃睡觉而去和人家家属聊天，还不无殷勤地送人家去场部招待所，据说还有勾勾搭搭搞名堂的，男的索取钱财，女的则搞两性关系。房炳章获悉消息后，正待让政治处着手调查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给了陈邦坚一个“翻身”的机会，他是整个贡嘛嘎农场惟一的一个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干部，因为领导不批假期，他就自己请了事假。当陈邦坚从外地返回农场后，马上出面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自任“第一勤务”。
    陈邦坚造反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打倒房炳章。他所主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把房炳章作为主攻对象，一次次的游场、批斗会都是该组织的杰作。但是，房炳章的“罪状”一条条虽然看看不少，却缺乏力度强的关键材料，难以击中“七寸”要害，所以即使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陈邦坚纵然心痒难熬，恨之入骨，一时也奈何房炳章不得。
     正在陈邦坚大伤脑筋时，从北京传来了佳音：公安部下达了“大力整顿西北地区劳改农场”的指示。陈邦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完全可以借落实公安部指示的名义，把房炳章打倒。为此，他一直暗中注视着房炳章，希望发现新动向，把房炳章一击而倒。
房炳章在医院下令两名医务人员给犯人任观义输血的消息传到陈邦坚的耳朵里后，他顿时如获至宝，和战斗队的另外两个头头一商议，决定借机做文章，要用这颗重磅炮弹把房炳章打倒。他们先悄悄去找了那两个输血者，假装不知道那是房炳章下的令，说对方的立场大有问题，要把两人送进“牛棚”。那二位自是害怕，加上输血之举原本就不是本意，于是一一作了说明，并应要求写下了材料。陈邦坚等人就利用这份材料大做文章，给房炳章扣上了一个“包庇阶级敌人”的罪名，先是大造声势，在场部贴出了大字报，还进行昼夜不停的滚动式广播。一时间，弄得全场上下都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房炳章这一下真的犯了大事，谁也不敢出头替他说话。连原先有“保皇”意向的另一个造反组织也吓得不敢发一句调头。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邦坚亲自率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班干将，闯进房炳章的家，把他强行带走，关进了牛棚。
    老红军房炳章被打倒了！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跟着就乘热打铁宣布夺了农场的大权，成立了由该组织为主的、有另外两个造反组织的个别成员参加的“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自然是非陈邦坚莫属了。他嫌“组长”称谓太小家子气，就规定要称“主任”，于是，全场上下就都叫他“陈主任”了。
    陈邦坚占领了房炳章的办公窒，开始发号施令，俨然一副场长派头。他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任观义死亡事件。
    那是1967年4月16日，星期日，劳改队和社会上的单位一样，也是休息日。在“文化大革命”前，劳改队的休息日是很热闹的，犯人可以三三两两自由结合，下棋、打牌、玩扑克，也有打篮球、踢足球、玩乒乓球的，爱好文艺的犯人则哼戏唱歌，拨拉乐器；当然也可以阅读书报杂志，谈古说今。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却起了变化，所有文娱活动一律取消，休息日仍得和平时一样，早早起床，早饭后以监房为单位，一个个小组集中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两小时后方可自由活动，却也只能说说闲话，散散步。
    这天，早饭开过后，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站在监区当中吹了一声长哨，于是各小组就开始政治学习。胡业勋作为事务犯，是不必参加学习的，他反背着手，一个个监房进行检查。那个王皮儿，则像一条走狗似的跟在他后面。查得没几个监房时，值班干部出现在监区大门口，扯着嗓门叫事务犯。胡业勋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门口跑。这样，剩下的监房便由王皮儿巡查了。王皮儿查到第六小组时，发现一个位置上空着，于是就问组长：“这个位置是谁的？”
    组长回答：“那是任观义坐的。”
    “他人呢？”
    “任观义刚从医院出来，身体不好，已经报告过队长，允他可以不参加学习的，大概是到外面散步去了。”
    这王皮儿新到九中队，跟着事务犯已经学会了耍威风，当下拉腔拉调道：“监区院子里不见他人啊！”
    那组长正坐得发烦，于是就站起来道：“那我去找找他吧。”
    组长找遍了监区院子，没发现任观义的影踪，以为他去医务室配药了。去医务室是要出监区大门的，得经过监区警卫干部的同志，还要在大门口的一块大牌牌上挂上一个小筹子，表明有几个犯人出去了，到晚上收风时以筹子为准清点人账，里里外外查个一清二楚。组长当下去门口牌牌那里一看，并没有人外出，不禁暗吃一惊。他马上返回监房，对事务犯胡业勋一说，两人便重新找了一遍，结果在贮藏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任观义，不过他已经被一根绳子悬吊着脖子挂在屋梁上了！
    胡业勋一声惊叫，脸色吓得雪一样煞白，愣了愣，二话不说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任观义的两条腿，招呼小组长：“快把他解下来！”
    任观义被解下来后，平置于地下。这时，值班干部闻讯飞奔而来，那是一个年轻的新干部，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缺乏经验，见状乱了方寸：“呀！这……这事怎么办？”
    有犯人嘀咕道：“好像还有气，给他做做人工呼吸，兴许有救。”
    干部点头：“对！谁会做人工呼吸？”
    九中队的犯人中特务犯不少，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哪个不会做人工呼吸的？当下早有人上前去折腾起来了。干部一边看着，一边叫一个犯人去医务室叫人，同时叫门口的看守干部往场部打电话报告。
    不一会儿，医务室的医务犯就急如星火地疾奔而来，一检查，任观义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医务犯服刑前是南京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生，留德博士，当下马上就地抢救，强心针都用上了。可是，一直到农场派出所警察赶抵，也没能使任观义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这是贡嘛嘎农场组建以来所发生的第一起犯人死亡事件，主持场部日常工作的“革委筹”甚为重视。陈邦坚在不到一小时后即带着几个“革委筹”的成员赶来了，看了现场，问了问值班干部，然后吩咐派出所长：“老刘，这事就交给你了，和管教科一起调查清楚，然后向‘革委筹’报告。”
    派出所长知道陈邦坚是何等角色，看不起他，但此时木已成舟，看不起也没用，稍有不满反倒殃及自己，便只有点头的份了。
这时，管教科也来人了。领头的是副科长傅林，其时管教科长洪敬平已经被勒令靠边了，距“牛棚”只有一步之遥，管教科暂由傅副科长负责。
    傅林和派出所长交换了意见，决定分两步进行调查：一步是勘查现场、并请农场医院医生过来验尸；另一步是立刻在九中队犯人中开展调查，查清任观义最近的各类情况。
    农场医院的三名医生在派出所长等人见证下，就在九中队活动室的乒乓桌上对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尸体全身外表无任何伤痕，仅在脖颈部位发现一马蹄形索沟；解剖检查，未见中毒迹象，也没有发现其他可以致命的因素。
    这样，医生的结论是：上吊自杀。
    派出所所长一行随即对自杀现场进行了勘查。贮藏室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屋子，呈狭长形，两侧靠墙处各置一排高达屋顶的木柜，分隔成一个个小柜子，每个柜子上都扣着铁挂锁，柜门上写着“1—10”之类的号码，表明这是属于哪个监房哪个床位犯人的，里面放着他们的个人物品。死者任观义的柜子编号为“6—11”，这个柜子的上方有一根横梁，他就是吊死在这根横梁上的。
    “6—11”号柜子的柜门开着，门上的搭扣上挂着一把“永固”铁锁。柜子沿口处有大半个鞋印，把死者右足的鞋子脱下一对照，正是他本人的脚印。这表明，他是先把绳予抛上横梁，然后单足踩着柜子将身子提升到离地的位置，把脖颈伸进绳圈实施自杀的。
    检查了“6—11”号贮藏柜，里面只有一些死者生前的衣服和几本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词典。
   与此同时，由傅林主持的另一路调查也在进行。
由于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九中队监区紧急收风，所有犯人一律回到各自的监房，连事务犯胡业勋也不例外。五名干部分别找与任观义同一监房的犯人一一谈话，了解任观义出院几天来的情况。但是，所有接受调查的犯人都一致说并未发现任观义有什么异样迹象。
    可是，一个决定自杀并且真的付诸实施的人，在自杀前应当有异样迹象的，否则，他的自杀就难以解释。调查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由中队干部开列出一份任观义生前接触较为频繁的非6号监房的犯人的名单，分别进行调查。
    这份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事务犯胡业勋，因为任观义身体一直不大好，经常要吃病号饭，这事都得胡业勋出面与炊场联系，久而久之，两人的交往就多些。傅林找胡业勋谈话，开门见山让他谈谈任观义出院后的情况。
    胡业勋在犯人面前是一副“二队长”架势，但在管教科长面前就成了一个灰孙子，缩头缩脑地站在那里，恭恭敬敬道：
“傅科长，任观义从场部医院回来才四天，我跟他接触不多，可能谈不出什么来。”
    傅林说：“没关系，你知道什么就谈什么好了。”说着拿出了工作手册，并且拧开了钢笔笔帽。   
    胡业勋见状寻思看来是不说不行的，于是就开腔道：“任观义出院后，第一、二天情绪很好，说这次住院幸亏政府大力救治，否则他这条命就完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这种意思的话语不光对我说，对其他同犯也说过的，我估计至少有五个人听见。”
    傅林边听边记：“唔，你再往下说。”
    “可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昨天，他的情绪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饭吃得很少，我给他特地去炊场打的病号饭基本上没动。我后来叫王皮儿给他另外弄了点可口的东西，他仍然不肯吃……”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
    “谁来的信？”
    “是他家里来的信吧，那是在他住医院时收到的，李队长检查过了，后来就交给我，要我在任观义出院后交给任观义的。我没有看。”
    “那你怎么知道任观义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信而情绪发生了变化呢？”
    “任观义昨天不肯吃饭后，我劝过他。他没说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家也没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就断定跟那封信有关系。”
    傅林点点头：“晤……还有其他情况吗？”
    “其他没有了，如果我再想起什么，随时向政府报告。”
    “你去把李队长叫过来。”
    “哦，傅科长，李队长上星期就回家探亲去了。”
    “哦？他家住哪里？”
    “听说在海南岛啊，他要去三个月呢。”
    傅林于是去找了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了解，小李是回海南老家探亲带结婚的，确实要过三个月才能回来。
傅林寻思：既然有这样一封信件，那多半还在，何不找找看。于是就传令下去让检查任观义的物品。任观义的全部物品——衣服、被褥、洗漱用具、日用品、少量的食品、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杂碎东西，一古脑儿被拿到了中队活动室。经一一检查，未发现胡业勋所说的那封家属来信。
傅林大觉惊奇：“哎！怎么的，那封信呢？”
这时，派出所长突然想起任观义身上的衣服：“会不会在他穿的衣服的口袋里？”
    一语提醒了众人，于是马上把解剖尸体时脱下的衣服取来，一查，果然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件。
    这封盖着江苏苏州市邮戳的平信未注明寄信人的落款地址，信纸是通常见到的白色道林纸。从对任观义的称呼和信中的语气看，写信人是任观义以前的朋友或者同学，现在应当还在苏州工作或者居住。信中告诉任观义：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缘故，任观义年迈的父母已经双双死于革命群众的批斗之中；他的姐姐、姐夫已经贴出了永远跟他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的大字报式的声明；他已经离婚但还未嫁人的妻子把他的相片倒悬于墙上，每天强令他那12岁的儿子对着相片恶骂，并用弹弓射击。写信人由于和任观义以前的一段关系，也被所在单位关了两个月的“牛棚”，受尽了折磨，现在总算已经获得解脱。写信人告诫任观义，一失足成千古恨，要他在劳改队好自为之，永远不要再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友，因为这些对景任观义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即使改造得好被提前释放，也不可能再返回苏州了。因为家乡迎接他的，必是残酷的批斗。
    这封信件，成为任观义自杀的最好注解了。信在傅林和派出所所长等人手里传阅了一圈后，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任观义确实是因为这封信而走上绝路的。
    于是，对于这起人命案件的调查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然，这是三天后的事。4月19日，九中队专门召开了犯人教育大会，傅林代表农场宣布了上述结论，并借此机会进行了教育，告诫犯人要端正思想，认清形势，努力改造，争取光明前途。尽管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自己会不会步正科长洪敬平的后尘，也来一个靠边站、进“牛棚”什么的。
    劳改队的规矩，许多事情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任观义命案也是这样，一上来似乎严重得令人不敢想象，但是只过了几天，待有了结论后，就又恢复了正常。九中队的犯人对于这短短几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未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有事务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三人，度日如年地挨过了这三天，待到教育大会一开，这才像是如梦初醒似的，面对着灿烂的阳光眉开眼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对于胡业勋三人而言，教育大会意味着在他们的脚下画上了一条区别于生与死的界线，因为任观义并非自杀，而是死于谋杀，策划者和凶手，就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
    前面说过，胡业勋三人列出了一份首批暴狱分子的发展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个的就是任观义。根据安排，郝根相和任观义进行了个别谈话，在作了一些试探之后，终于摊了牌。任观义权衡形势和自己的境况，更由于他那早已形成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使他肯定要作出同上贼船的决定。
  任观义的参与完全在胡业勋的意料之中，当时同被定为发展对象的另外四个犯人中，有两个也已经发展成功了。这样，连任观义在内，就已经有了六人。胡业勋借协助清理事务室的名义，向干部提出要都根相、任观义等五人相帮，自是获准。这样，他们六人就青天白日待在监区里（其余犯人都出去劳动了）进行了策划暴狱的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就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属于“务虚”性质的，仅仅是分析了形势，对如何实施作了漫谈式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发展对象为主，并且应当把工作做到女犯中队去，等等。
由于任观义是整个贡嘛嘎农场出黑板报、墙报和大批判专栏的高手、名人、专门家，他经常被各单位请去出黑板报等，连场部大院的墙报、专栏和环境美化也得请他去。女犯中队没有人可以胜任此类工作，所以每次出黑板报、墙报时，都要请任观义过去。因此，在六名暴狱骨干中，任观义是最有可能和女犯中队拉上关系的一个，胡业勋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料，他还没开始行动，就发生了吃羊肉饺子撑破胃脏一事。
    以当时贡嘛嘎农场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在那个特殊年代大讲阶级斗争的情势下，任观义在动手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外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医生绝对没有料到手术会发生罕见的意外，准备的血浆不够弥补任观义所损失的血液，这样，如果他得不到迅速输入体内的血液，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当时，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在剧烈疼痛的间隙中，清楚地听见医务人员就他的病情如何处置的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所有医生包括房炳章场长的妻子在内，都因无血可输而主张采取保守疗法，实际上就是放弃抢救，听天由命。任观义已经无可奈何地做好了离开人世的思想准备，想起江南家中年迈的父母和12岁的幼儿，他心如刀剜，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就在这时，任观义听见外面传来了一个他虽然从未直接听见过，但已经从广播喇叭中听得很熟的声音——那是令贡嘛嗄农场全体犯人谈虎色变的老红军房炳章的声音，响若雷鸣，声震屋宇，叫嚷着要把自己的鲜血抽给他！一瞬间，任观义以为那是一种幻觉，正待听听清楚时，手术室的门被护士关上了，厚厚的双层玻璃门严实而无情地阻隔住了外面的声音。这时，一阵巨大的疼痛袭来，任观义觉得胃部像是被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狠命地抓捏了一下似的，昏了过去。
    当任观义重新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房里了。医院专门护理重病号的劳役犯告诉他：由于房场长下了严令，两名与他血型相符的医生、护士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他，使他得以顺利地动了手术，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任观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地望着劳役犯，语不连贯地问：“是吗？……政府队长给我输血了？”
    “这还有假吗？我们亲眼看见了的。护士郝队长身体弱，输过血后下地时连站都站不住，不是旁边的人搀扶着，就跌倒了呢！”
    任观义心里一阵酸痛，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医生来查房了，任观义泪眼矇眬地望着那位估计是房炳章场长爱人的女医生，哽咽道：“队长，叫我怎么报答你们啊？”
    令任观义意想不到的是，房炳章场长竟一直惦念着他，他让妻子给他送来了亲手炖的鸡汤，尽管没有一句话语，但那浓浓的关怀之情早已融于任观义的血液之中了。从这时起，任观义头脑里就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政府如此关怀我这样一个犯下大罪的囚犯，我怎么能参加胡业勋他们策划的暴狱阴谋昵？
    十天后，当任观义出院时，已经作出了决定：把胡业勋等人的暴狱阴谋向政府报告！
  任观义出于特工的职业性谨慎，对于这件事非常慎重。郝根相在发展他参加时，为了使他定心，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干部中也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语，所以，任观义对九中队的干部产生了怀疑，不敢把这件事轻易地向中队干部报告。他决定直接向农场房场长报告，但是，作为一个在中队服刑的犯人，要见到房场长实在是一桩犯难事。因为房场长平时不可能一直往各个中队跑的。任观义就只好寄希望于看见管教科的干部，托带一个条子上去，让房场长悄悄地派干部把他带出去。
任观义出院的第三天，正好有管教科干部来中队检查工作，于是他便乘机塞了一纸条子，说有思想问题要求与管教科长当面汇报。
    当时，九中队的犯人都出工了，连事务犯都不在，任观义以为监区中只留下他一个，殊不知门窗紧闭着的事务室里还留有一个犯人——至今还在协助事务犯做杂务的王皮儿。其时，王皮儿已经被胡业勋拉下水了，成为暴狱团伙的一个成员。他原本在事务室里睡觉，一觉睡醒了刚刚起来想上趟厕所，从窗里窥见院子里有管教科的一个干部在转悠，他那块“康首长江首长”的心病还没消除，哪敢在管教科干部前露面，便隐藏着不出来。就在这时，王皮儿看见从6号监房里出来一个犯人，往那个干部手里递上一张纸，然后迅速退了回去。这个犯人，正是任观义。
    王皮儿虽已成为暴狱团伙成员，但他的头脑哪有胡业勋等人玩得转，当下看在眼里也不当一回事。当天傍晚，开过晚饭后，王皮儿和胡业勋闲谈时，无意间说起此事，令胡业勋大吃一惊。以胡业勋的智慧，他马上意识到此事十有八九是与“告密”有关的！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事情，任观义决不会向管教科干部递条子的，只有中队干部解决不了的事，才有可能向管教科递条子。任观义有什么中队解决不了的事？胡业勋想来想去是与暴狱有关的事了。这样一想，胡业勋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自己此番看走了眼，竟把任观义当做可信之人，现在出事了，看来有丧命之虞，灭顶之灾了！
    在反动分子中，胡业勋也算得上一个人物，他面临着如此危险，表面上却是声色不露，照样和王皮儿东扯西聊，过了一会儿才装出一副无意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向王皮儿打听：他所看见任观义向管教科干部递送的是一张纸还是一叠纸？
王皮儿天生生就一双贼眼，不光溜溜转，还特别亮，加上5号监房离事务室很近，又是在阳光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我看见那是一张报告纸，上面写得没有多少字，大约就两三行吧。”
  “你看准了？”
  “嘿嘿，大哥，我这双眼睛哪会有错的？”
  胡业勋轻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如此，他心里有底了：只有几行字，是写不清这件事的，看来多半是只是要求面见管教科头头，要来一个面谈，坦白检举，立功受奖。
    胡业勋当机立断，马上作出决定：解决任观义！
    这时还没收风，胡业勋立刻让王皮儿去把郝根相、李鑫叫来，吩咐王皮儿在外面望风，三个人在事务室里密议解决任观义的阴谋。最后决定由郝根相、李鑫两人动手行凶，由胡业勋负责塞漏洞。
    劳改队的规矩是凡是收到的犯人的家信，先是由干部审阅，一般都是可以交给犯人本人的，但不是由干部交的，而是让事务犯转交。任观义住院期间，有一封家信，是九中队干部小李拆阅的，之后给了胡业勋，让他待任观义出院后转交给任。胡业勋的脑筋就动在这封信上面，他决定来一个“偷天换日”，把那封普通内容的信件改换成一封家中横遭不幸的“报丧信”，借用原先那个信封，以假乱真，作为任观义“自杀”的原因。正好干部小李去海南了，得三个月后才返回。那时，他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晚，胡业勋就动手伪造了一封信件。他会得写各种字体，模仿着信封上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看看足可以假乱真，就销毁了原信，把假信交给了李鑫，让届时放进任观义的口袋。
次日上午，郝根相、李鑫把任观义骗进贮藏室，两人配合杀害了任观义。
    尽管胡业勋觉得已经把此事做得天衣无缝了，但在管教科未曾宣布任观义死亡事件的结论时，毕竟还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管教科已经宣布结论了，他们三人总算完全放了心。
   不过，胡业勋三人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有人已经对此事产生了疑窦。
    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场长房炳章。
    房炳章被宣布打倒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给关进了设在场部旁边一个废弃了的饲养场里。造反派一边继续批斗他，一边勒令他“监督劳动”，冲刷场部的厕所，扫地、除草，有时场部哪个办公室有大扫除之类的杂活，也是他的事。    ‘
    管教科副科长傅林代表农场去九中队宣布任观义自杀的结论时，房炳章接到通知，让他去管教科打扫。当时农场管教科一共有12名成员，其中正科长洪敬平已经被造反派勒令“靠边”，让他呆在家里，静思自己的问题，有时有批斗会的，就叫他去“陪绑”。其余科员，有两人随傅林去九中队了，有的去医院看病了，剩下大约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平时都是对房炳章有敬畏之情的，此刻不愿意看到老场长当着自己的面干这种活儿，就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房炳章到哪个屋子打扫，他们就找个借口离开。
    房炳章一间间屋子打扫过来，一边打扫，一边乘机悄悄翻阅报纸，看看标韪，顺带还看看桌上的文件之类的文字材料。如此磨磨蹭蹭地弄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房炳章进了一间只有两张写字台的小办公室。那是两个年轻科员的办公室，其中一个就是那天在九中队从任观义手中接过被王皮儿看见的那张使胡业勋动杀人念头的纸条的干部，他看过那张纸条后，因为房炳章已经打倒了，不可能再递交了，于是就随手扔在字纸篓里。
房炳章此刻在打扫时，无意中从字纸篓里发现了这张写给自己的条子——

    报告
    尊敬的房炳章场长：
    您好！
    我是九中队犯人任观义，也就是您那天晚上指令医院的政府队长输血抢救我的那个开刀病犯。
    我已经回到了中队，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汇报，祈望您收到报告后立刻接见我。
   
                                               犯人 任观义
                                               1967年4月15日
   
房炳章见之一愣，随手把条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之所以一愣，是因为在他的劳改农场场长的职位上，以前只有过一次相同的经历。那是建场伊始，有个犯人在他下去检查工作时，突然拦住他，塞过来一张条子，弄得在场的中队干部非常紧张，惟恐该犯告他们的“刁状”。这张条子和眼前这张如出一辙，也是要求跟场长面谈的。房炳章后来一谈，是该犯当面向他揭发一名同犯所隐瞒的历史罪行的。眼下写这张条子的犯人，会不会也要跟他谈类似的内容？
    当时，房炳章还不知道任观义已经死了。想过也就算了，寻思自己眼下管不了这样的事了，如果任观义要揭发的话，就会向其他他所信得过的干部递送相同的报告要求面谈的。
中午时分，当房炳章打扫完毕，离开管教科时，在楼梯上与妻子——农场医院外科医生庞萍劈面而遇！这对夫妻已经半个来月没有见过面了，当下自是一阵激动。庞萍瞅瞅四下无人，马上递过话语：“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明白！你也要坚强些。”房炳章瞅见妻子的泪花在眼里打转，便掏出手帕给妻子擦拭。他的手触到了那张条子，突然想起了那上面的内容，便对妻子说：“有机会的话，关心一下上次输血开刀的那个病犯，他……”
    庞萍打断道：“哦，那个病犯已经死了。”
    房炳章吃了一惊：“死了？！”
    “死了，据说是自杀。”
    “自杀？为什么自杀？”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房炳章的头脑里如同打开了一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飞快地转开了：犯人一般不会动自杀念头的，尤其是一个服刑已经多年的老犯人，而任观义却突然自杀了。可疑的是他在自杀前，还给我写过条子，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当面报告。这里面，看来是有问题啊！
  庞萍见丈夫沉思，便说：“你现在已经打倒了，不要再去想这种事情吧！……”
  房炳章听见下面传来脚步声，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打断道：“你设法通知洪敬平一声，要他找机会和我悄悄见个面！”
说完，匆匆下楼去了。
  当天下午，当房炳章在场部冲刷厕所时，从外面闪进一个人来，一声不响地在靠里侧的一个坑位上蹲了下来。房炳章定睛一看，正是管教科长洪敬平。那是一个胖胖的有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原是志愿军的侦察排长，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平时说话声若雷鸣，此时像是在从事地下工作，不得不如蚊蚁哼咽：“场长找我？”
房炳章说：“九中队发生了一桩犯人自杀身亡事件，我觉得那里面可能有问题……”遂把情况简述了一遍。
    洪敬平皱了皱眉头：“傅林投怀疑什么？”
    “没听说。”
    “这事我设法去查一查。”
    房炳章点头：“好同志，那就拜托你了，记住，一定要小心。万一有什么不测的问题，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就是了！”
    “我想不会出问题的，一旦有问题，我也会自己解决的。场长，你是造反派的眼中钉，什么事情都往你身上推的话，你会被他们整死的。我会尽快把调查的结果向你汇报的。”
    房炳章笑道：“汇报？老弟，我不是场长啦！”
    “那是造反派的说法。”
    洪敬平随即去了原先房炳章的办公室，造反新贵陈邦坚正好在，见洪敬平出现在门口，便沉下了脸：“洪敬平，你不好好在家待着反省，溜出来转悠什么？”
    洪敬平说：“我来场都看病，顺便想向你汇报思想。”
    陈邦坚要的就是那份虚荣，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发亮，“汇报思想？你进来，坐着说吧。”
    洪敬平于是进门，大模大样地在陈邦坚对面坐下，谈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听得陈邦坚连连点头，这倒不是为洪敬平的态度转变，而是为自己的威势而得意。试想，以洪敬平这样一个在全农场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前是何等威风，被人称为“房炳章第二”，现在只好乖乖地向他汇报思想！洪敬平说了一会儿，突然把话题一转：
    “小陈，我有个要求……”
“你说说看。”
    “我想去中队参加劳动，一面劳动，一面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容易触及灵魂，易于转变世界观。”
    “劳动？你劳动什么？”
    “劳改犯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原来你是想和犯人一起劳动……”陈邦坚起初以为对方是想去中队当小队长，寻思这太便宜他了，现在听说他是想去和劳改犯一起劳动，便转开了脑子：这样也好，对于其他一些“走资派”来说，等于是一个警告，便于以后料理他们。于是点头道：“这个，我看可以呀。你准备去哪个中队？总不见得去八中队吧？”
    八中队是女犯中队，陈邦坚这样说，纯粹是挖苦洪敬平。洪敬平听出这是什么意思，却假装没留意，认真地说：“你知道，八中队中队长是我爱人，我怎么可能去那里呢？我去九中队吧。”
    陈邦坚哪知其中底细，不假思索点头道：“好，你就去九中队。我这就给你打电话。”
    洪敬平次日就去了九中队，并且随即开始进行他的秘密调查。但是，无论是侦察排长出身的洪敬平，还是做过专职保卫工作的老红军房炳章，都绝对没有料到当洪敬平刚刚开始进行调查时，就被胡业勋等人察觉了……
第三章
   
这是贡嘛嘎农场自1965年组建以来发生的首起命案，命案的主角就是上一章提到的中统特务任观义。
    任观义，38岁，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共军事力量开始强大，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策略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当儿。国民党方面意识到形势不妙，一面进行垂死挣扎，一面准备后路。蒋介石亲自下令，让国防部保密局和中统局着手安排潜伏特务。保密局、中统局奉命行事，招募了一些新特工。任观义就是在那时经一个在中统局任职的亲戚介绍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中统局本部机关撤往广州。临走时，任命已经接受了特务训练并且数次参与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行动的任观义为“中统首都地区特别行动指导小组”上尉组长。任观义当时年纪既轻，又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一头脑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一心要从一而终，为国民党卖命至死。这种已经成为信仰的反动思想，就像一股动力似的驱动着任观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多行不义必自毙。1955年，任观义终于东窗事发，落进了法网。按其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任观义坦白交代得彻底，而且当时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风头已经过去了，所以后来就从宽判了他死缓，总算给他留了一条性命。
    两年后，任观义被改判无期徒刑。1963年，又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1966年，又减刑两年。按说，如此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任观义还是死抱住他那“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念念不忘还要为国民党卖命。只是，他不像郝根相那样公开表露这一想法。
    任观义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患有胃病。之后十多年来，由于生活状况和精神因素问题，病情有增无减。到了贡嘛嘎农场后，三天两日要去医务室，一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吃病号饭。干部知晓情况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他安排了一份轻劳役，专门负责出监区里的黑板报，有时事务犯忙不过来时，就帮事务犯干些杂活。
    1967年4月初的一天，农场改善伙食，给犯人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任观义那天正好在炊场（劳改队对犯人伙房的称谓）相帮布置会议室里的墙报。炊场的干部见他忙得满头大汗，而且墙报出得确实很好，于是就吩咐事务犯把任观义的那份饺子留在炊场，单独给他下。这就意味着可以不按规定的份额分配，而是让他敞开肚子吃个饱。任观义大喜之下，一口气吃了70个饺子。
    这一吃，吃出了问题。当天深夜，任观义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值班干部赶紧把任观义送往场部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胃出血，必须动手术。在当时当地，这算是一个大手术了，必须经场部值班领导批准。
    这天担任场部总值班主任的正是场长房炳章，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对此事不是一批了之，人命不管，而是亲自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手术准备情况。凑巧的是医院那位要给任观义主刀的医生正是房炳章的爱人庞萍，她告诉丈夫，手术应该没问题。房炳章听后放心了，在报告上签了字。
    不料，手术时出现了大出血，必须立刻输血，前是农场医院平时没有血库的，情势顿时变得极为紧急，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了。
    房炳章闻报，马上赶到医院。一问情况，开腔道：“还呆着干什么？马上张罗血来给他输进去呀！”
    医生说：“医院没有血。”
    房炳章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日趋不妙，连站在一旁的护士看他时的眼光也已经显出不敬之意了，还是像以前那样中气十足地吼道：“没有血也要给我想办法！人命关天你们知道吗？犯人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能见死不救！”
    —个医生说：“要么立刻往三中队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抽调犯人刊医院来给病人献血。”
    三中队距场部大约6公里路程，是全农场九个中队中和场部距离相隔最近的一个中队。
    房炳章断然否决：“不行！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动用犯人的鲜血用于本应由政府负责的事没有先例，听上去也不人道。”
医务人员听了互相望望，意思尽在不言中：如此，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房炳章读懂了这层意思，略一沉思，挽起了衣袖：“来，把我的血给他抽上一瓶！”
医生护士面面相觑。稍停，庞萍开口道：“你的血型跟病犯的不相符。”
“他是什么血型？”
“A型的。”
    房炳章不吭声了，他的血型是B型。尽管房炳章文化很低，平时又不大看书，但他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知道必须血型相符才能输入，否则会出死亡事故的。他沉默了片刻，一双带着疲惫之色的眼睛发出焦灼的神光，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脸上交替扫视：“你们之中哪个是A型血？”
    一个年轻医生和一个中年护士朝其他人看了看，慢慢地举起了手。
    房炳章的目光像探照灯锁定目标那样牢牢地锁住了这两位，用不容抗拒的口吻道：“那就输你们的！一个一瓶，多少？”他问妻子。
“400c c。”
    “对，就400c c!够了吗？”
    “够了。”
    房炳章一挥手：“那就这样吧，你们做一下准备，马上动手。救人如救火，拖延不得的。”
    由于解决了输血问题，任观义从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平安地返回了人间。
    可是，房炳章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为造反派打倒房炳章的一条主要罪状。
    贡嘛嘎农场的造反派当时有三个组织，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的队长当时也是称为“第一勤务”的，原是四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名叫陈邦坚。此人年方二十四，退伍军人，前年组建贡嘛嘎农场时才参加劳改工作。这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人，用房炳章的说法是“思想大有问题”。他一到农场，听说这里有个关押女犯的八中队，就要求到该中队去当管教。政治处告诉他八中队以女干部为主，只有极个别男干部，平时是不允许单独进入监区的。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为此而吵到场部，被房炳章骂了个狗血喷头，差点挨耳光。为了惩罚陈邦坚，房炳章亲自点名把他分往离场部最远、也是条件最差的四中队，让中队长把他安排上常夜班。
    陈邦坚在四中队待着，专上夜班犹自不肯安分。碰上有犯人家属大老远赶来探视犯人的，他会放弃睡觉而去和人家家属聊天，还不无殷勤地送人家去场部招待所，据说还有勾勾搭搭搞名堂的，男的索取钱财，女的则搞两性关系。房炳章获悉消息后，正待让政治处着手调查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给了陈邦坚一个“翻身”的机会，他是整个贡嘛嘎农场惟一的一个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干部，因为领导不批假期，他就自己请了事假。当陈邦坚从外地返回农场后，马上出面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自任“第一勤务”。
    陈邦坚造反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打倒房炳章。他所主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把房炳章作为主攻对象，一次次的游场、批斗会都是该组织的杰作。但是，房炳章的“罪状”一条条虽然看看不少，却缺乏力度强的关键材料，难以击中“七寸”要害，所以即使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陈邦坚纵然心痒难熬，恨之入骨，一时也奈何房炳章不得。
     正在陈邦坚大伤脑筋时，从北京传来了佳音：公安部下达了“大力整顿西北地区劳改农场”的指示。陈邦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完全可以借落实公安部指示的名义，把房炳章打倒。为此，他一直暗中注视着房炳章，希望发现新动向，把房炳章一击而倒。
房炳章在医院下令两名医务人员给犯人任观义输血的消息传到陈邦坚的耳朵里后，他顿时如获至宝，和战斗队的另外两个头头一商议，决定借机做文章，要用这颗重磅炮弹把房炳章打倒。他们先悄悄去找了那两个输血者，假装不知道那是房炳章下的令，说对方的立场大有问题，要把两人送进“牛棚”。那二位自是害怕，加上输血之举原本就不是本意，于是一一作了说明，并应要求写下了材料。陈邦坚等人就利用这份材料大做文章，给房炳章扣上了一个“包庇阶级敌人”的罪名，先是大造声势，在场部贴出了大字报，还进行昼夜不停的滚动式广播。一时间，弄得全场上下都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房炳章这一下真的犯了大事，谁也不敢出头替他说话。连原先有“保皇”意向的另一个造反组织也吓得不敢发一句调头。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邦坚亲自率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班干将，闯进房炳章的家，把他强行带走，关进了牛棚。
    老红军房炳章被打倒了！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跟着就乘热打铁宣布夺了农场的大权，成立了由该组织为主的、有另外两个造反组织的个别成员参加的“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自然是非陈邦坚莫属了。他嫌“组长”称谓太小家子气，就规定要称“主任”，于是，全场上下就都叫他“陈主任”了。
    陈邦坚占领了房炳章的办公窒，开始发号施令，俨然一副场长派头。他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任观义死亡事件。
    那是1967年4月16日，星期日，劳改队和社会上的单位一样，也是休息日。在“文化大革命”前，劳改队的休息日是很热闹的，犯人可以三三两两自由结合，下棋、打牌、玩扑克，也有打篮球、踢足球、玩乒乓球的，爱好文艺的犯人则哼戏唱歌，拨拉乐器；当然也可以阅读书报杂志，谈古说今。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却起了变化，所有文娱活动一律取消，休息日仍得和平时一样，早早起床，早饭后以监房为单位，一个个小组集中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两小时后方可自由活动，却也只能说说闲话，散散步。
    这天，早饭开过后，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站在监区当中吹了一声长哨，于是各小组就开始政治学习。胡业勋作为事务犯，是不必参加学习的，他反背着手，一个个监房进行检查。那个王皮儿，则像一条走狗似的跟在他后面。查得没几个监房时，值班干部出现在监区大门口，扯着嗓门叫事务犯。胡业勋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门口跑。这样，剩下的监房便由王皮儿巡查了。王皮儿查到第六小组时，发现一个位置上空着，于是就问组长：“这个位置是谁的？”
    组长回答：“那是任观义坐的。”
    “他人呢？”
    “任观义刚从医院出来，身体不好，已经报告过队长，允他可以不参加学习的，大概是到外面散步去了。”
    这王皮儿新到九中队，跟着事务犯已经学会了耍威风，当下拉腔拉调道：“监区院子里不见他人啊！”
    那组长正坐得发烦，于是就站起来道：“那我去找找他吧。”
    组长找遍了监区院子，没发现任观义的影踪，以为他去医务室配药了。去医务室是要出监区大门的，得经过监区警卫干部的同志，还要在大门口的一块大牌牌上挂上一个小筹子，表明有几个犯人出去了，到晚上收风时以筹子为准清点人账，里里外外查个一清二楚。组长当下去门口牌牌那里一看，并没有人外出，不禁暗吃一惊。他马上返回监房，对事务犯胡业勋一说，两人便重新找了一遍，结果在贮藏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任观义，不过他已经被一根绳子悬吊着脖子挂在屋梁上了！
    胡业勋一声惊叫，脸色吓得雪一样煞白，愣了愣，二话不说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任观义的两条腿，招呼小组长：“快把他解下来！”
    任观义被解下来后，平置于地下。这时，值班干部闻讯飞奔而来，那是一个年轻的新干部，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缺乏经验，见状乱了方寸：“呀！这……这事怎么办？”
    有犯人嘀咕道：“好像还有气，给他做做人工呼吸，兴许有救。”
    干部点头：“对！谁会做人工呼吸？”
    九中队的犯人中特务犯不少，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哪个不会做人工呼吸的？当下早有人上前去折腾起来了。干部一边看着，一边叫一个犯人去医务室叫人，同时叫门口的看守干部往场部打电话报告。
    不一会儿，医务室的医务犯就急如星火地疾奔而来，一检查，任观义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医务犯服刑前是南京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生，留德博士，当下马上就地抢救，强心针都用上了。可是，一直到农场派出所警察赶抵，也没能使任观义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这是贡嘛嘎农场组建以来所发生的第一起犯人死亡事件，主持场部日常工作的“革委筹”甚为重视。陈邦坚在不到一小时后即带着几个“革委筹”的成员赶来了，看了现场，问了问值班干部，然后吩咐派出所长：“老刘，这事就交给你了，和管教科一起调查清楚，然后向‘革委筹’报告。”
    派出所长知道陈邦坚是何等角色，看不起他，但此时木已成舟，看不起也没用，稍有不满反倒殃及自己，便只有点头的份了。
这时，管教科也来人了。领头的是副科长傅林，其时管教科长洪敬平已经被勒令靠边了，距“牛棚”只有一步之遥，管教科暂由傅副科长负责。
    傅林和派出所长交换了意见，决定分两步进行调查：一步是勘查现场、并请农场医院医生过来验尸；另一步是立刻在九中队犯人中开展调查，查清任观义最近的各类情况。
    农场医院的三名医生在派出所长等人见证下，就在九中队活动室的乒乓桌上对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尸体全身外表无任何伤痕，仅在脖颈部位发现一马蹄形索沟；解剖检查，未见中毒迹象，也没有发现其他可以致命的因素。
    这样，医生的结论是：上吊自杀。
    派出所所长一行随即对自杀现场进行了勘查。贮藏室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屋子，呈狭长形，两侧靠墙处各置一排高达屋顶的木柜，分隔成一个个小柜子，每个柜子上都扣着铁挂锁，柜门上写着“1—10”之类的号码，表明这是属于哪个监房哪个床位犯人的，里面放着他们的个人物品。死者任观义的柜子编号为“6—11”，这个柜子的上方有一根横梁，他就是吊死在这根横梁上的。
    “6—11”号柜子的柜门开着，门上的搭扣上挂着一把“永固”铁锁。柜子沿口处有大半个鞋印，把死者右足的鞋子脱下一对照，正是他本人的脚印。这表明，他是先把绳予抛上横梁，然后单足踩着柜子将身子提升到离地的位置，把脖颈伸进绳圈实施自杀的。
    检查了“6—11”号贮藏柜，里面只有一些死者生前的衣服和几本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词典。
   与此同时，由傅林主持的另一路调查也在进行。
由于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九中队监区紧急收风，所有犯人一律回到各自的监房，连事务犯胡业勋也不例外。五名干部分别找与任观义同一监房的犯人一一谈话，了解任观义出院几天来的情况。但是，所有接受调查的犯人都一致说并未发现任观义有什么异样迹象。
    可是，一个决定自杀并且真的付诸实施的人，在自杀前应当有异样迹象的，否则，他的自杀就难以解释。调查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由中队干部开列出一份任观义生前接触较为频繁的非6号监房的犯人的名单，分别进行调查。
    这份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事务犯胡业勋，因为任观义身体一直不大好，经常要吃病号饭，这事都得胡业勋出面与炊场联系，久而久之，两人的交往就多些。傅林找胡业勋谈话，开门见山让他谈谈任观义出院后的情况。
    胡业勋在犯人面前是一副“二队长”架势，但在管教科长面前就成了一个灰孙子，缩头缩脑地站在那里，恭恭敬敬道：
“傅科长，任观义从场部医院回来才四天，我跟他接触不多，可能谈不出什么来。”
    傅林说：“没关系，你知道什么就谈什么好了。”说着拿出了工作手册，并且拧开了钢笔笔帽。   
    胡业勋见状寻思看来是不说不行的，于是就开腔道：“任观义出院后，第一、二天情绪很好，说这次住院幸亏政府大力救治，否则他这条命就完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这种意思的话语不光对我说，对其他同犯也说过的，我估计至少有五个人听见。”
    傅林边听边记：“唔，你再往下说。”
    “可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昨天，他的情绪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饭吃得很少，我给他特地去炊场打的病号饭基本上没动。我后来叫王皮儿给他另外弄了点可口的东西，他仍然不肯吃……”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
    “谁来的信？”
    “是他家里来的信吧，那是在他住医院时收到的，李队长检查过了，后来就交给我，要我在任观义出院后交给任观义的。我没有看。”
    “那你怎么知道任观义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信而情绪发生了变化呢？”
    “任观义昨天不肯吃饭后，我劝过他。他没说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家也没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就断定跟那封信有关系。”
    傅林点点头：“晤……还有其他情况吗？”
    “其他没有了，如果我再想起什么，随时向政府报告。”
    “你去把李队长叫过来。”
    “哦，傅科长，李队长上星期就回家探亲去了。”
    “哦？他家住哪里？”
    “听说在海南岛啊，他要去三个月呢。”
    傅林于是去找了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了解，小李是回海南老家探亲带结婚的，确实要过三个月才能回来。
傅林寻思：既然有这样一封信件，那多半还在，何不找找看。于是就传令下去让检查任观义的物品。任观义的全部物品——衣服、被褥、洗漱用具、日用品、少量的食品、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杂碎东西，一古脑儿被拿到了中队活动室。经一一检查，未发现胡业勋所说的那封家属来信。
傅林大觉惊奇：“哎！怎么的，那封信呢？”
这时，派出所长突然想起任观义身上的衣服：“会不会在他穿的衣服的口袋里？”
    一语提醒了众人，于是马上把解剖尸体时脱下的衣服取来，一查，果然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件。
    这封盖着江苏苏州市邮戳的平信未注明寄信人的落款地址，信纸是通常见到的白色道林纸。从对任观义的称呼和信中的语气看，写信人是任观义以前的朋友或者同学，现在应当还在苏州工作或者居住。信中告诉任观义：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缘故，任观义年迈的父母已经双双死于革命群众的批斗之中；他的姐姐、姐夫已经贴出了永远跟他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的大字报式的声明；他已经离婚但还未嫁人的妻子把他的相片倒悬于墙上，每天强令他那12岁的儿子对着相片恶骂，并用弹弓射击。写信人由于和任观义以前的一段关系，也被所在单位关了两个月的“牛棚”，受尽了折磨，现在总算已经获得解脱。写信人告诫任观义，一失足成千古恨，要他在劳改队好自为之，永远不要再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友，因为这些对景任观义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即使改造得好被提前释放，也不可能再返回苏州了。因为家乡迎接他的，必是残酷的批斗。
    这封信件，成为任观义自杀的最好注解了。信在傅林和派出所所长等人手里传阅了一圈后，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任观义确实是因为这封信而走上绝路的。
    于是，对于这起人命案件的调查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然，这是三天后的事。4月19日，九中队专门召开了犯人教育大会，傅林代表农场宣布了上述结论，并借此机会进行了教育，告诫犯人要端正思想，认清形势，努力改造，争取光明前途。尽管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自己会不会步正科长洪敬平的后尘，也来一个靠边站、进“牛棚”什么的。
    劳改队的规矩，许多事情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任观义命案也是这样，一上来似乎严重得令人不敢想象，但是只过了几天，待有了结论后，就又恢复了正常。九中队的犯人对于这短短几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未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有事务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三人，度日如年地挨过了这三天，待到教育大会一开，这才像是如梦初醒似的，面对着灿烂的阳光眉开眼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对于胡业勋三人而言，教育大会意味着在他们的脚下画上了一条区别于生与死的界线，因为任观义并非自杀，而是死于谋杀，策划者和凶手，就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
    前面说过，胡业勋三人列出了一份首批暴狱分子的发展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个的就是任观义。根据安排，郝根相和任观义进行了个别谈话，在作了一些试探之后，终于摊了牌。任观义权衡形势和自己的境况，更由于他那早已形成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使他肯定要作出同上贼船的决定。
  任观义的参与完全在胡业勋的意料之中，当时同被定为发展对象的另外四个犯人中，有两个也已经发展成功了。这样，连任观义在内，就已经有了六人。胡业勋借协助清理事务室的名义，向干部提出要都根相、任观义等五人相帮，自是获准。这样，他们六人就青天白日待在监区里（其余犯人都出去劳动了）进行了策划暴狱的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就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属于“务虚”性质的，仅仅是分析了形势，对如何实施作了漫谈式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发展对象为主，并且应当把工作做到女犯中队去，等等。
由于任观义是整个贡嘛嘎农场出黑板报、墙报和大批判专栏的高手、名人、专门家，他经常被各单位请去出黑板报等，连场部大院的墙报、专栏和环境美化也得请他去。女犯中队没有人可以胜任此类工作，所以每次出黑板报、墙报时，都要请任观义过去。因此，在六名暴狱骨干中，任观义是最有可能和女犯中队拉上关系的一个，胡业勋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料，他还没开始行动，就发生了吃羊肉饺子撑破胃脏一事。
    以当时贡嘛嘎农场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在那个特殊年代大讲阶级斗争的情势下，任观义在动手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外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医生绝对没有料到手术会发生罕见的意外，准备的血浆不够弥补任观义所损失的血液，这样，如果他得不到迅速输入体内的血液，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当时，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在剧烈疼痛的间隙中，清楚地听见医务人员就他的病情如何处置的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所有医生包括房炳章场长的妻子在内，都因无血可输而主张采取保守疗法，实际上就是放弃抢救，听天由命。任观义已经无可奈何地做好了离开人世的思想准备，想起江南家中年迈的父母和12岁的幼儿，他心如刀剜，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就在这时，任观义听见外面传来了一个他虽然从未直接听见过，但已经从广播喇叭中听得很熟的声音——那是令贡嘛嗄农场全体犯人谈虎色变的老红军房炳章的声音，响若雷鸣，声震屋宇，叫嚷着要把自己的鲜血抽给他！一瞬间，任观义以为那是一种幻觉，正待听听清楚时，手术室的门被护士关上了，厚厚的双层玻璃门严实而无情地阻隔住了外面的声音。这时，一阵巨大的疼痛袭来，任观义觉得胃部像是被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狠命地抓捏了一下似的，昏了过去。
    当任观义重新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房里了。医院专门护理重病号的劳役犯告诉他：由于房场长下了严令，两名与他血型相符的医生、护士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他，使他得以顺利地动了手术，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任观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地望着劳役犯，语不连贯地问：“是吗？……政府队长给我输血了？”
    “这还有假吗？我们亲眼看见了的。护士郝队长身体弱，输过血后下地时连站都站不住，不是旁边的人搀扶着，就跌倒了呢！”
    任观义心里一阵酸痛，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医生来查房了，任观义泪眼矇眬地望着那位估计是房炳章场长爱人的女医生，哽咽道：“队长，叫我怎么报答你们啊？”
    令任观义意想不到的是，房炳章场长竟一直惦念着他，他让妻子给他送来了亲手炖的鸡汤，尽管没有一句话语，但那浓浓的关怀之情早已融于任观义的血液之中了。从这时起，任观义头脑里就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政府如此关怀我这样一个犯下大罪的囚犯，我怎么能参加胡业勋他们策划的暴狱阴谋昵？
    十天后，当任观义出院时，已经作出了决定：把胡业勋等人的暴狱阴谋向政府报告！
  任观义出于特工的职业性谨慎，对于这件事非常慎重。郝根相在发展他参加时，为了使他定心，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干部中也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语，所以，任观义对九中队的干部产生了怀疑，不敢把这件事轻易地向中队干部报告。他决定直接向农场房场长报告，但是，作为一个在中队服刑的犯人，要见到房场长实在是一桩犯难事。因为房场长平时不可能一直往各个中队跑的。任观义就只好寄希望于看见管教科的干部，托带一个条子上去，让房场长悄悄地派干部把他带出去。
任观义出院的第三天，正好有管教科干部来中队检查工作，于是他便乘机塞了一纸条子，说有思想问题要求与管教科长当面汇报。
    当时，九中队的犯人都出工了，连事务犯都不在，任观义以为监区中只留下他一个，殊不知门窗紧闭着的事务室里还留有一个犯人——至今还在协助事务犯做杂务的王皮儿。其时，王皮儿已经被胡业勋拉下水了，成为暴狱团伙的一个成员。他原本在事务室里睡觉，一觉睡醒了刚刚起来想上趟厕所，从窗里窥见院子里有管教科的一个干部在转悠，他那块“康首长江首长”的心病还没消除，哪敢在管教科干部前露面，便隐藏着不出来。就在这时，王皮儿看见从6号监房里出来一个犯人，往那个干部手里递上一张纸，然后迅速退了回去。这个犯人，正是任观义。
    王皮儿虽已成为暴狱团伙成员，但他的头脑哪有胡业勋等人玩得转，当下看在眼里也不当一回事。当天傍晚，开过晚饭后，王皮儿和胡业勋闲谈时，无意间说起此事，令胡业勋大吃一惊。以胡业勋的智慧，他马上意识到此事十有八九是与“告密”有关的！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事情，任观义决不会向管教科干部递条子的，只有中队干部解决不了的事，才有可能向管教科递条子。任观义有什么中队解决不了的事？胡业勋想来想去是与暴狱有关的事了。这样一想，胡业勋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自己此番看走了眼，竟把任观义当做可信之人，现在出事了，看来有丧命之虞，灭顶之灾了！
    在反动分子中，胡业勋也算得上一个人物，他面临着如此危险，表面上却是声色不露，照样和王皮儿东扯西聊，过了一会儿才装出一副无意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向王皮儿打听：他所看见任观义向管教科干部递送的是一张纸还是一叠纸？
王皮儿天生生就一双贼眼，不光溜溜转，还特别亮，加上5号监房离事务室很近，又是在阳光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我看见那是一张报告纸，上面写得没有多少字，大约就两三行吧。”
  “你看准了？”
  “嘿嘿，大哥，我这双眼睛哪会有错的？”
  胡业勋轻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如此，他心里有底了：只有几行字，是写不清这件事的，看来多半是只是要求面见管教科头头，要来一个面谈，坦白检举，立功受奖。
    胡业勋当机立断，马上作出决定：解决任观义！
    这时还没收风，胡业勋立刻让王皮儿去把郝根相、李鑫叫来，吩咐王皮儿在外面望风，三个人在事务室里密议解决任观义的阴谋。最后决定由郝根相、李鑫两人动手行凶，由胡业勋负责塞漏洞。
    劳改队的规矩是凡是收到的犯人的家信，先是由干部审阅，一般都是可以交给犯人本人的，但不是由干部交的，而是让事务犯转交。任观义住院期间，有一封家信，是九中队干部小李拆阅的，之后给了胡业勋，让他待任观义出院后转交给任。胡业勋的脑筋就动在这封信上面，他决定来一个“偷天换日”，把那封普通内容的信件改换成一封家中横遭不幸的“报丧信”，借用原先那个信封，以假乱真，作为任观义“自杀”的原因。正好干部小李去海南了，得三个月后才返回。那时，他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晚，胡业勋就动手伪造了一封信件。他会得写各种字体，模仿着信封上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看看足可以假乱真，就销毁了原信，把假信交给了李鑫，让届时放进任观义的口袋。
次日上午，郝根相、李鑫把任观义骗进贮藏室，两人配合杀害了任观义。
    尽管胡业勋觉得已经把此事做得天衣无缝了，但在管教科未曾宣布任观义死亡事件的结论时，毕竟还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管教科已经宣布结论了，他们三人总算完全放了心。
   不过，胡业勋三人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有人已经对此事产生了疑窦。
    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场长房炳章。
    房炳章被宣布打倒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给关进了设在场部旁边一个废弃了的饲养场里。造反派一边继续批斗他，一边勒令他“监督劳动”，冲刷场部的厕所，扫地、除草，有时场部哪个办公室有大扫除之类的杂活，也是他的事。    ‘
    管教科副科长傅林代表农场去九中队宣布任观义自杀的结论时，房炳章接到通知，让他去管教科打扫。当时农场管教科一共有12名成员，其中正科长洪敬平已经被造反派勒令“靠边”，让他呆在家里，静思自己的问题，有时有批斗会的，就叫他去“陪绑”。其余科员，有两人随傅林去九中队了，有的去医院看病了，剩下大约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平时都是对房炳章有敬畏之情的，此刻不愿意看到老场长当着自己的面干这种活儿，就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房炳章到哪个屋子打扫，他们就找个借口离开。
    房炳章一间间屋子打扫过来，一边打扫，一边乘机悄悄翻阅报纸，看看标韪，顺带还看看桌上的文件之类的文字材料。如此磨磨蹭蹭地弄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房炳章进了一间只有两张写字台的小办公室。那是两个年轻科员的办公室，其中一个就是那天在九中队从任观义手中接过被王皮儿看见的那张使胡业勋动杀人念头的纸条的干部，他看过那张纸条后，因为房炳章已经打倒了，不可能再递交了，于是就随手扔在字纸篓里。
房炳章此刻在打扫时，无意中从字纸篓里发现了这张写给自己的条子——

    报告
    尊敬的房炳章场长：
    您好！
    我是九中队犯人任观义，也就是您那天晚上指令医院的政府队长输血抢救我的那个开刀病犯。
    我已经回到了中队，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汇报，祈望您收到报告后立刻接见我。
   
                                               犯人 任观义
                                               1967年4月15日
   
房炳章见之一愣，随手把条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之所以一愣，是因为在他的劳改农场场长的职位上，以前只有过一次相同的经历。那是建场伊始，有个犯人在他下去检查工作时，突然拦住他，塞过来一张条子，弄得在场的中队干部非常紧张，惟恐该犯告他们的“刁状”。这张条子和眼前这张如出一辙，也是要求跟场长面谈的。房炳章后来一谈，是该犯当面向他揭发一名同犯所隐瞒的历史罪行的。眼下写这张条子的犯人，会不会也要跟他谈类似的内容？
    当时，房炳章还不知道任观义已经死了。想过也就算了，寻思自己眼下管不了这样的事了，如果任观义要揭发的话，就会向其他他所信得过的干部递送相同的报告要求面谈的。
中午时分，当房炳章打扫完毕，离开管教科时，在楼梯上与妻子——农场医院外科医生庞萍劈面而遇！这对夫妻已经半个来月没有见过面了，当下自是一阵激动。庞萍瞅瞅四下无人，马上递过话语：“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明白！你也要坚强些。”房炳章瞅见妻子的泪花在眼里打转，便掏出手帕给妻子擦拭。他的手触到了那张条子，突然想起了那上面的内容，便对妻子说：“有机会的话，关心一下上次输血开刀的那个病犯，他……”
    庞萍打断道：“哦，那个病犯已经死了。”
    房炳章吃了一惊：“死了？！”
    “死了，据说是自杀。”
    “自杀？为什么自杀？”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房炳章的头脑里如同打开了一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飞快地转开了：犯人一般不会动自杀念头的，尤其是一个服刑已经多年的老犯人，而任观义却突然自杀了。可疑的是他在自杀前，还给我写过条子，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当面报告。这里面，看来是有问题啊！
  庞萍见丈夫沉思，便说：“你现在已经打倒了，不要再去想这种事情吧！……”
  房炳章听见下面传来脚步声，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打断道：“你设法通知洪敬平一声，要他找机会和我悄悄见个面！”
说完，匆匆下楼去了。
  当天下午，当房炳章在场部冲刷厕所时，从外面闪进一个人来，一声不响地在靠里侧的一个坑位上蹲了下来。房炳章定睛一看，正是管教科长洪敬平。那是一个胖胖的有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原是志愿军的侦察排长，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平时说话声若雷鸣，此时像是在从事地下工作，不得不如蚊蚁哼咽：“场长找我？”
房炳章说：“九中队发生了一桩犯人自杀身亡事件，我觉得那里面可能有问题……”遂把情况简述了一遍。
    洪敬平皱了皱眉头：“傅林投怀疑什么？”
    “没听说。”
    “这事我设法去查一查。”
    房炳章点头：“好同志，那就拜托你了，记住，一定要小心。万一有什么不测的问题，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就是了！”
    “我想不会出问题的，一旦有问题，我也会自己解决的。场长，你是造反派的眼中钉，什么事情都往你身上推的话，你会被他们整死的。我会尽快把调查的结果向你汇报的。”
    房炳章笑道：“汇报？老弟，我不是场长啦！”
    “那是造反派的说法。”
    洪敬平随即去了原先房炳章的办公室，造反新贵陈邦坚正好在，见洪敬平出现在门口，便沉下了脸：“洪敬平，你不好好在家待着反省，溜出来转悠什么？”
    洪敬平说：“我来场都看病，顺便想向你汇报思想。”
    陈邦坚要的就是那份虚荣，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发亮，“汇报思想？你进来，坐着说吧。”
    洪敬平于是进门，大模大样地在陈邦坚对面坐下，谈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听得陈邦坚连连点头，这倒不是为洪敬平的态度转变，而是为自己的威势而得意。试想，以洪敬平这样一个在全农场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前是何等威风，被人称为“房炳章第二”，现在只好乖乖地向他汇报思想！洪敬平说了一会儿，突然把话题一转：
    “小陈，我有个要求……”
“你说说看。”
    “我想去中队参加劳动，一面劳动，一面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容易触及灵魂，易于转变世界观。”
    “劳动？你劳动什么？”
    “劳改犯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原来你是想和犯人一起劳动……”陈邦坚起初以为对方是想去中队当小队长，寻思这太便宜他了，现在听说他是想去和劳改犯一起劳动，便转开了脑子：这样也好，对于其他一些“走资派”来说，等于是一个警告，便于以后料理他们。于是点头道：“这个，我看可以呀。你准备去哪个中队？总不见得去八中队吧？”
    八中队是女犯中队，陈邦坚这样说，纯粹是挖苦洪敬平。洪敬平听出这是什么意思，却假装没留意，认真地说：“你知道，八中队中队长是我爱人，我怎么可能去那里呢？我去九中队吧。”
    陈邦坚哪知其中底细，不假思索点头道：“好，你就去九中队。我这就给你打电话。”
    洪敬平次日就去了九中队，并且随即开始进行他的秘密调查。但是，无论是侦察排长出身的洪敬平，还是做过专职保卫工作的老红军房炳章，都绝对没有料到当洪敬平刚刚开始进行调查时，就被胡业勋等人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