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大漠暴狱（2）

第二章

贡嘛嘎劳改农场，位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的交界之处，南有阿尔格山，北倚可可西里山。那里原是一块无人区域，近处是戈壁、沙丘、草原，远处是戴着终年不化的“雪冠”的高山。直至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才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马场。几年后，由于兵种建制的调整，中央军委决定撤消这个军马场。但是，那里经过数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弃之可惜。于是，经过协调，便决定由公安部在那里组建一个劳改农场。该农场于1965年初正式成立，以当地地名“贡嘛嘎”作为场名。
      贡嘛嘎农场的场长姓房，名叫炳章，那年56岁。那是一位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老革命，又是一名我党保卫战线上的老兵。早在长征途中，他已经是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副科长了；后来在延安又被中央情报部长兼社会部长康生看中，点名去了社会部。房炳章是江西人，出身贫苦，8岁就给地主放牛，12岁时已经在干大人的农活了。长期的压迫和生活的煎熬，使他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又没有文化，所以，在康生眼里，房炳章是一个具有一颗绝对忠诚于组织之心的可靠分子，因此对其寄予厚望，想将房炳章培养成为执行其极左路线的打手。可是，康生毕竟与房炳章没有长期接触过，不了解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其特有的嫉恶如仇、不平则鸣。在延安那著名的、由康生一手操持的“整风扩大化”运动中，房炳章眼见不少他平时所熟识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被打成“潜伏特务”、“日本间谍”、“暗藏的反革命”等等时，再也忍耐不住了。房炳章的不满发泄的形式很有特点，他既不提意见，也不发牢骚，而是在猛灌一瓶烧酒后，一刀剁去了右手食指！
    失去了食指，房炳章就不能再使用枪支了，康生对他失去了兴趣，于是顺理成章地退出了社会部的工作，调往边区公安部干闲差。房炳章的这一举动，也使自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直到建国后也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后来组建贡嘛嘎农场时，虽然他从未干过劳改工作，但不知怎么的也竟被派往这块远离都市的僻壤当上了场长。不久农场政委患病回了北京，房炳章又被任命为“代政委”，成了贡嘛嘎农场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地域偏僻，消息不灵，贡嘛嘎农场的运动慢了两三个节拍。直到1966年底，才有一些胆子大的干部开始写大字报。又过了两个多月，当其他地方已经斗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酝酿或者进行夺权时，农场造反派组织才刚刚成立，并把矛头指向“走资派”了。而房炳章作为贡嘛嘎农场的第一号长官，自是被列为首要分子。房炳章挨了批斗，戴过高帽子，游过场部大院和家属区；但还没有正式被打倒，名义上还主持着农场的日常工作，但指挥棒绝对没有以往那样有用了。
   不难想象，作为专政机关的劳改农场这样一折腾，工作自然受到了影响。别的不说，犯人越狱事件就不断发生，王皮儿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乘隙脱逃的。房炳章作为农场的当权派，虽然手里还有着可怜的一点权力，但是已经无法阻止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了。为此，房炳章焦灼不已，时常深更半夜不睡，抽着香烟考虑阻止犯人脱逃的措施。甚至有一次，他被造反派扣了高帽子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头脑里还在想着这事。以至于一个造反派登台发言突然向他提问时，他竟脱口而出：“一定要压住逃跑歪风！”对方一愣之后，劈脸就是一个耳光！
    1967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房炳章突然获悉王皮儿在脱逃两个半月之后，竟去而复归，返回农场自首来了。房炳章当即意识到这里面似有文章可做，于是决定当晚即找王皮儿讯问。
    王皮儿是贡嘛嘎农场三中队的犯人，本来他是要回到三中队去自首的。但是，当他经过位于场部旁边的农场医院时，正好碰到了三中队一个来看病的干部，于是马上高举双手大叫“投降”。这个干部干了多年劳改工作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对着王皮儿愣愣地望着，一时竞没作出任何反应。王皮儿又连叫了三声，对方这才醒悟过来，一把揪住他，就近送到了场部派出所。派出所把王皮儿关进了拘留室，然后向场部报告了。
    当天晚上11时许，房炳章突然来到派出所，对值班干警说要提审王皮儿。干警于是把王皮儿从拘留室里提了出来，还没进门就传来了一阵“哗啦啦”的金届声响。房炳章闻之一愣，“晤”了一声刚要开口，王皮儿已经进门了。定睛一看，王皮儿脚脖子上给砸上了一副十二斤大镣。
    房炳章开口了：“这是怎么的？这个犯人不是自首的吗？”
    值班干警说：“按照规矩，逃犯都要上镣的，所长就让上了。”
    “人家是自首的，应该宽大些嘛，否则还有什么政策？给他开了。”
开掉脚镣后，房炳章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哦，王皮儿……王皮儿，你吃过晚饭了吗？”
    王皮儿正饿得肚子“咕咕”作响，连忙说：  “报告场长，我连中午饭也没吃过呢！”
    房炳章马上招呼给王皮儿拿馒头，还让热了一碗肉汤。待王皮儿吃喝完后，这才间道：“小伙子，你为什么逃跑？”
    王皮儿低垂着头：  “报告场长，我思想反动，觉悟低微，对判刑有想法，又过不惯农场的艰苦生活，这样就动了越狱的念头。”
    “逃出去后又为什么回来了？”
    “外面的环境我不能适应。”
    “什么叫‘不能适应’？”
    王皮儿于是把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话语搬了出来，说社会上正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的觉悟非常之高，不管他逃到哪里，都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使他每天都过着“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的日子；再说身边又没有钱，吃饭都是连讨带骗，捎带着还不时要伸伸“三只手”，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想想倒还不如回来的好，尽管他知道会被加刑，但他实在不想过那种日子了，所以不顾一切地回来了。
    王皮儿的这番话语，正是房炳章最要听的。他的头脑中马上闪出了一个还不十分成熟的主意：以王皮儿为典型，在全场犯人中开展一场“逃跑无出路”的教育活动，借此触动一些想越狱脱逃犯人的思想，促使他們放弃逃跑念头。
    房炳章又问了几句，最后安慰、勉励了王皮儿几句，以稳定其情绪，这才离开。
    次日，房炳章下了一道命令，让王皮儿所在的三中队派人来把王皮儿带回去，进行详细讯问，弄清其在脱逃期间的全部活动情况后，即报场部。
    于是，王皮儿被带回中队，关进了中队的禁闭室，先是由干部审讯，将供词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又让他自己写亲笔供词。这后一步对于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王皮儿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于是就派了一个捕前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犯人相帮他写，然后再让他照样抄一遍。
  几天后，讯问笔录和亲笔供词送到了场部管教科。管教科已经得到了房炳章的指示，接到后就直接把这两份材料送到了房炳章那里。房炳章一一阅过，然后召来管教科长，先让他看了材料，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从宽处理王皮儿，让其将逃跑的心得体会向全场犯人进行巡回演讲，现身说法，以达到教育其他犯人的目的。
    管教科长赞同房炳章的主意。本来，这还需要在农场党委会上通一通，算是集体决议，但其时搞“文化大革命”，党组织已经停止活动了，于是这样就算生效了。
    这个决定对于王皮儿来说，完全是意想之中的上上大吉，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估计自己算是逃过了这土劫，自是要努力遵照“人民政府”的意图去做。干部让他做一些准备，最好是弄一份讲稿，写不来可以叫人代笔。但他生恐“人民政府”反悔，想尽快实施，来个“生米煮成熟饭”，于是就说他不需要稿子，因为他识不得几个字，有了稿子也是“莓子的耳朵—摆设”。干部想想倒也不错，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只是警告他不许乱讲，否则要他好看。王皮儿自是把头点得如公鸡啄米，一口允诺。
    这样，王皮儿就开始在贡嘛嘎农场的九个中队进行巡回演讲。他已经深刻领会了此番的意图，其真真假假的内容又是早就在归途中策划好了的，这会儿只是稍作修改就出笼了。他的演讲分三个部分——
    第一是脱逃后的思想情况，先是欣喜若狂，以为自己成了出笼之鸟，可以满天乱飞了，殊不知外面并不是一块自由的天空，到处是人民群众警惕的眼光，自己曾数次险遭拿下，到后来简直成了惊弓之鸟，看见警察或者戴袖章的一颗心就乱跳，听见警车声音就暗自颤抖，难以自制。逃在外面的七八十个日夜中，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几乎每个夜晚都是被噩梦惊醒的。
    第二是物质生活，由于没有钱钞，又因害怕落网而不敢作案，只好靠讨饭瑚口。受尽了耻辱不说，肚子仍是终日空空。有时饿得厉害了，硬着头皮偷个馒头、饼子什么的，不抓住还好，抓住了就是一顿狠揍，常常闹一个额青眼肿、口鼻淌红。
    第三是重回农场的原因，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他想想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要想改观就得作案，而作案则一定会漏馅，重新落网加起刑来可不含糊；运气不好或是祖坟冒了气走了风水，碰上红卫兵，没准儿当场一顿狠揍，不死也要伤筋断骨，脱一层皮，掉下半扇子肉。不作案吧，那这日子远比劳改要难过得多，长此以往，身患重病瘫倒街头只是个时间问题，与其折寿损岁，倒不如向人民政府自首，此后努力改造，重新做人。
     王皮儿在演讲时，表情极其生动，说到动情处，该哭就哭，该骂就骂，右时还要以头撞墙，以示悔恨。如此表演，效果倒确实不错。尤其他到女犯中队去演讲时，如此这般一表演，台下竟是一片哭声，干部劝也劝不停。
      十多天演讲下来，就差一个九中队没轮到了。这天，干部带王皮儿去九中队，临走时叫他整理自己的东西。王皮儿吓了一跳,  一张脸顿时变成了白纸，寻思别是北京“康首长江首长”那案子发作了，要把他提解进京开刀问斩。
干部哪知王皮儿的心病所在，只道是担心重新关到场部去，于是就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为使其努力改造，不再重蹈覆辙，经农场管教科决定，正式把他调往改造环境较好的九中队去。  
九中队是贡嘛嘎农场最小的一个中队，只有120多名犯人。但该中队的劳役却很重要，承担着全场的所有机械修理、后勤供给任务，还兼带着文宣工作。在该中队服刑，管理既宽，劳役又轻，条件也好，还可以学技术，因此算得上是一种福分。管教科把王皮儿调往九中队，是出于树立典型的考虑，使全场犯人通过此事看到：只要真诚悔过，不管以前是何表现，都有好的结果。
    王皮儿弄清此节后，心中不禁涌起了一阵狂喜的浪潮，这不仅是对他的一种优待，为他以后再次越狱创造了条件，还意味着这次越狱的账基本上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但是，王皮儿高兴得过早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去竟被人发现了破绽，捏住了把柄，以至于被迫上了贼船，成了暴狱团伙中的一名重要成员。
      当天上午，一辆拖拉机把王皮儿拉到了九中队。这几天一直带他在各中队巡回演讲的两个三中队的干部对这项差使已经颇有些厌烦，只想早些脱离，于是便把王皮儿的档案袋交给了九中队的干部，然后就告辞而去了。至于王皮儿的最后一场演讲，那就是九中队的事了，因为王皮儿已经是该中队的犯人了。
      九中队按照正常接纳新犯人的程序，对王皮儿进行了接收，让他填写新的犯人登记表，又登记了物品，然后就把他暂时安排在事务室，让他跟着事务犯胡业勋。
  当天下午，九中队举行了场部统一规定的“脱逃无出路’ 现身说法演讲会”，王皮儿精神抖擞，在台上又是一番连哭带说的表演，因为台下那些都是第一次听，倒也颇有效果。有一名犯人在王皮儿的演讲结束后突然要求发言，当场坦白了自己正在进行越狱准备的预谋犯罪事实，交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干粮。
    这是王皮儿进行这么多演讲以来最有说服力的一项效果，九中队这边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又为避免了一次越狱事件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深感场部举办这次活动的英明，于是马上打电话向农坊管教科报告。管教科长闻讯自是兴奋，吩咐中队要注意稳定王皮儿的情绪，给其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以后要考虑给他减刑，把他调往九中队改造其实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这边不敢怠慢，当天便有干部专门找王皮儿谈话，稳定其情绪。那王皮儿表演了这么多天，虽然效果不错，但毕竟有“康首长江首长”的那块心病存在着，心里有鬼，已经作好了万一风声不对，马上开溜的打算。九中队是新环境，他必须尽快熟悉起来，于是便假装积极，要求第二天便参加劳役。但干部却是一阵摇头，说目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休息，逃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对健康当然是不利的，所以先休息一阵再说。谈完后就把王皮儿交给了事务犯。
    劳政队的事务犯，是干部从犯人中挑选的有一定文化和工作能力，且能认罪服法、改造表现突出的角色担任的。事务犯无须参加体力劳动，其任务是协助干部对全队犯人进行管理，举凡进出监区清点人账、开大账、开饭时登记饭卡、新犯人收进老犯人释放时的清理登记物品、发发各类通知等等的事务，全由其负责。此外，事务犯还负有监督其他犯人日常举动的任务，发现不端之举，要立刻向干部报告。由于事务犯深受干部信任，但凡向干部提出的建议，一般都被采纳，所以在犯人中享有很大的权势，在犯人中有“二队长”之称。
    九中队的事务犯胡业勋，是一个瘦高身材、有着一张白白的容易被人疑为患有肺结核的脸，上面星星点点布着一些浅褐色麻子，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此人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只要开出口来，那就颇有效用，总之，他是不说废话的，真正的要言不烦。胡业勋在九中队享受着其他犯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一人独自住在事务室里，那里虽然也算是监房，却是昼夜不上锁的。干部把王皮儿安排与他同住一处，足见对王皮儿也是非常信任的了。
    但是，胡业勋对王皮儿却不像干部那样信任。当天晚上，值班干部吹过收风哨后，胡业勋出去和干部一起点人账时，特地把事务室的门反扣上了，把王皮儿关在里面。王皮儿对此颇为气恼，寻思干部明明当着你的面讲清楚的，要我跟着你，那意思就是协助你做事务。现在你点人账了，本来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在院子里转悠转悠，摆摆威风，现在却给你这麻子剥夺了。王皮儿越想越气，决定直接向胡业勋发作一下，也让对方知晓他王某是何等角色。
    一会儿，胡业勋点完人账回到了事务室。胡业勋患有胃病，经干部批准，允许少吃多餐，还额外可以购买一些营养品。他每天晚上9点钟是要吃一顿点心的。这会儿，他就取出奶粉和自己制作的馒头干，冲泡了一杯浓浓的牛奶，把馒头干蘸着果酱，慢慢地吃喝起来。王皮儿待在一边，原以为自己也能跟着享受，待到发现对方连句客气话也不说，一下子就冒火了。他站起来，踱到胡业勋面前，一声不吭，一双眼睛愣愣地盯着对方。
  胡业勋斜睨着王皮儿，一边吃喝，一边若无其事地问道：“王皮儿，你逃在外面想把别人嘴边的东西弄到自己肚子里时，也是这样看人家的？”
    王皮儿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从牙缝间进出两个字来：“胡说！”
    “对，我是在胡说，像你这种家伙，把手伸进人家口袋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不可能这样盯着人家的。”胡业勋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嘲弄的神情。
    王皮儿这一阵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逃在外面时重操旧业做“三只手”，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那份协查通知书发到贡嘛嘎农场来时，容易使人民政府产生一种联想。因此，此刻胡业勋这样一说，他马上沉了脸：“你是事务犯，犯人中的积极分子，说话要有根据，你凭什么说我在外面作案了？”
    胡业勋冷冷道：“你现在的表现就是根据。”
    “呸！”
    胡业勋还以一丝阴兮兮的冷笑：“敢对我姓胡的说‘呸’  的，你王皮儿还是第一个。我佩服得很啊！只是，不知你是不  是一直会得这样狠？”
    王皮儿被对方说得有些心虚：“你这是什么意思？”
    胡业勋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我也不知人民政府是怎么想的，看看那些人一个个机灵得都像孙猴子，没想到竟会被你这样一个龟孙子骗了——姓王的，我去过你们三中队，去年文艺演出的那阵，有一个小子跟着我们屁颠颠跑前跑后百般讨好的可不是你吗？那时候你小子面黄肌瘦，活脱一个翻版大烟鬼，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可是现在呢？你小子像是换了个人，人前一站，也算得上一副人模狗样了。你说，这不是你逃在外面大吃大喝养出来的？哼哼，还说什么靠讨饭度日，睡车站钻垃圾箱什么的……”胡业勋以一串拖得长长的冷笑结束了他的这番训示般的话语。
    王皮儿被胡业勋的这番话语弄了个脸红耳赤，但他毕竟也非泛泛之辈，随即镇定下来了，还以一阵听上去像是开玩笑那样的笑声来回答：“哈哈……老兄，你真会说笑话哩，去年文艺演出那阵，我正生病，脸面上哪有好皮色呢？不过，我倒是非常佩服老兄的记性的，见上一面一世就忘记不了了。”
    “要说记忆力嘛，我还算是有一点，但还没有像你小子所说的那样见上一面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本领。不过，最近的事情总还是记得的，比如今天上午发现一点什么隐秘类的东西的话，这会儿还不至于忘掉。”
    王皮儿突然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那份迅疾，恰似突然撑开了深藏于体内的弹簧，说话声音似乎没了底气：“你……你说什么？”
    胡业勋指指放在双层木床旁边的王皮儿的行李，“我说什么，你应当最明白了——你的衣服里、鞋子里都藏着什么了？”
    王皮儿一下子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坐下来，“你……你都知道了？你……你不是人，你是人精，不，你是鬼……”。
    原来，王皮儿此番脱逃其实不过是为了避开“康首长江首长”那风头，他随时还准备再次越狱。为此，他做了物质准备，把扒窃而得的120元钱钞、50斤全国粮票分别密藏于衣服的贴边和鞋垫内。由于他是以“自首”的名义出现在农场的，而当时派出所对他又是属于“暂押”性质，因此也没仔细搜查，想押解回队时干部会得搜查的；而次日三中队的干部来带他回中队时，又认为是从派出所提人的，那边肯定已经搜查过了，因此也没有搜查。就这样，给他混了过来。没想到在今天上午调入九中队后事务犯对其行李进行例行搜查和登记时，那隐秘竟漏了馅！
    这样，王皮儿这些天来的所有表演就都是空的了。难怪胡业勋会用如此的眼神看他，以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现在，胡业勋只要向干部报告一声，王皮儿就得进禁闭室，接受审查，强迫交代。手铐、脚镣自是免不了，遇上经办此案的干部性子躁的，心绪又正好恶劣，挨几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最担心的是这时正好有他在天津火车站所见到的那份协查通知发来贡嘛嘎农场的话，谁都会马上联想到他王皮儿。这样，他就完了。
王皮儿想到这里，只觉得半空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正缓缓地向他伸将下来，要把他的身子整个儿地攥住，捏个粉碎。他不由自主地把身子蜷缩着，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胡业勋：“事务犯，不，老哥我……哦，胡叔……”
胡业勋一口口地喝着杯中之物，口气犹是那么阴冷：“这里是改造场所，没有称兄道弟的，也不允许攀亲搭眷。”
    “是！是！我说事务犯，这事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兄弟我……哦，我王皮儿就请求你包涵。那些钞票、粮票，我不要了，统统奉献给你。”
  “统统给我？”
    “是的。”
“我要来干什么呢？这钱在这里能买肉、买糖、买香烟、买酒？这粮票在这里可以买白面，咱包饺子撮一顿？”
全国所有的劳改队、监狱都不允许犯人拥有现钞，至于粮票、布累那更是连看都看不见的。劳改队有小卖部，但不以现钞交易，而以记账形式购物，这叫“开大账”。因此，遵规守纪的犯人不可能藏有现钞，藏了也没有任何作用。
“这……”王皮儿无言以对。
胡业勋稍一停顿，问道：“王皮儿，你看此事如何处置为妥？”
    王皮儿从这句话里觅到了一线生机，他不顾一切地扑到胡业勋的面前，双膝跪地，抱住了胡业勋的大腿，“求求大哥饶了小弟，只要大哥不开口，这件事就算烂了，谁也不知道！从今以后，小弟保证绝对听从大哥的话语，大哥说一，小弟决不说二，即使叫我送上性命，小弟也不皱一下眉头！”
    “王皮儿你站起来说。”
    “是！是！”
    “你听着，我对你要送上性命之类的话语并不感兴趣，这里也没有要你送性命的事去做。我只是看着你小子可怜巴巴的，从小没爸，又缺少母爱，年纪轻轻吃官司，以后怎样还不知道。如果这次把这件事给你捅出来，人民政府发现上了你小子的这样一个大当，作兴送你上西天也难说哩。因此嘛，就动了恻隐之心，想饶你这一回。不过，你从此以后必须保证遵守监规，好好改造，不要给干部出难题。做得到吗？”
  “保证做到！”  
  “至于跟我的关系，你只要听招呼就是了，当然，我不可能叫你做坏事，只会提醒你，帮助你。希望你要听我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是！”
  “至于这钞票、粮票，自然不可能再留在你那里了，我先给你放起来。这样，你写一张纸条说明情况，我一起放起来，以后再说。“
  这是胡业勋的精明之处，他生怕王皮儿过后赖账，来个矢口否认，这样这件事反倒兜住他胡业勋了。
  王皮儿也知道这层意思，但他纵然千般不愿，却哪敢道个“不”字？当下只有遵从的份。
    行文至此，该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事务犯胡业勋的情况了——
    胡业勋，41岁，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聪慧，4岁入私塾，10岁考进当地的一所中学，成为当时的一桩新闻，被报纸誉为“神童”。1941年，胡业勋赴日本留学，实际上是镀一层金，当时的日本正全力进行侵略战争，已经没有能力开展高等教育了。胡业勋在日本待了三年，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带回中国没过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日本老婆被作为侨民遣返回了日本，胡业勋又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当时，他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机构供职，担任科长。
    1947年底，胡业勋去了北平，参加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区的特务组织。他惯于投机钻营，没隔多久看看国民党的前程一片黑灯瞎火，于是又和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拉上了关系。北平解放后，由于这个原因，再说他在国民党那里供职时确实没有具体干过血腥之事，于是未曾追究他历史上的那些事，人民政府宽大为怀，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用现在的说法，是吃“皇粮”的公务员。1950年，中国大陆开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胡业勋的父亲因为解放前担任过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双手沾有血债，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公安局拿下，赏了一颗子弹。
    胡业勋自此就和共产党结下了杀父之仇，暗暗发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誓死要为父亲报仇。经过多年的策划和窥测，胡业勋终于于1958年开始了行动。他一面向海外特务机关发信联系，一面散发反动传单，鼓动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不久，东窗事发，胡业勋被公安机关逮捕。次年春天，胡业勋被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保留了条性命。
    胡业勋被判刑后，1960年因其服刑时有相救同监自杀犯人的立功表现，而被改判有期徒刑17年。1965年1月，胡业勋被押解贡嘛嘎农场服刑。
    胡业勋到贡嘛嘎农场后，干部从材料中发现此人文化好，又有一定能力，而且在长达七年的服刑期内一直表现很好，于是就决定让他担任九中队的事务犯。
    胡业勋生性原本就聪明，经历又丰富，和日本人、国民党文官、保密局特务、共产党干部都打过交道共过事，又已经有了七年的官司经验，所以极具对付劳改队干部的经验。在所有干部的印象中，他都是一个老实、怯懦、听话而又很有事务能力的老犯人，这种犯人乃是所有劳改队干部都喜欢的改造对象。可以肯定，在全国所有劳改队中，这样的犯人都是会受到优待，凡是有减刑、评选积极分子之类的好事，也首先考虑他们。胡业勋来贡嘛嘎农场两年，就是受到了这种待遇。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给干部们上了一课——胡业勋竟是这起惊动北京最高层的暴狱案的首犯！
    前面说过，胡业勋是因为要给父亲报仇而鼓吹推翻共产党政权而被捕入狱的。尽管已经时隔七年，但是那份深埋于心灵深处的仇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骚动。只是因为环境限制，约束了他发泄的欲念。现在，胡业勋从王皮儿的演讲中得知外面社会上因为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乱成了一锅粥，而贡嘛嘎农场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对于犯人的监管较“文化大革命”前明显松懈。这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乘此机会纠集一部分犯人来一次集体越狱行动，逃出去后成立一支非法武装，乘混乱迅速发展，与共产党打游击？
    胡业勋的这个念头，看似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实则是他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的一种大爆发。这种爆发一旦形成，那就难以堵阻。他在向王皮儿宣布愿意替他保密时，就已经正式决定开始实施其罪恶念头了。
    从次日起，胡业勋就利用与王皮儿同囚一室，又无干部监督的机会，不时向王皮儿打听外面社会上的所见所闻。他打听得非常详细，不但问到大字报、小字报和传单的内容，还详细了解全社会每一行业的情况，人民群众的情绪，物资供应与物价，交通和治安，凡是他所想得到的，都一一问及，而且不厌其烦地听了一遍又一遍。那王皮儿其时还不清楚这位老大哥想干什么，一次次说得口干舌燥，厌烦至极，却哪敢有任何表露，只好满足胡业勋的要求。
    如此过了一个多星期，胡业勋认为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了，于是就在头脑中考虑这项行动的核心成员，也就是领导班子。
    胡业勋认为这种行动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蛮力和勇气，最重要的倒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必须建立在与共产党有着刻骨仇恨的基础上。他最先考虑的对象，就是围绕这样的出发点而进行的。
    贡嘛嘎农场在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较大的是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反动军官、军统中统及国民党其他系统的特务分手、反动会道门分子。这些人大都被判了重刑，属于“此生无望”，所以胡业勋要在其中选择核心成员并不很犯难。再说他又是事务犯，相当于“二队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且又熟悉各个犯人的情况。经过几昼夜的考虑，胡业勋选定了两个犯人。
    这两个犯人，一叫郝根相，一叫李鑫。
    郝根相那年49岁，那是一个身体很棒的粗壮汉子，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系，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据说还立过军功。淮海战役时，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独立营营长，组织过突围的敢死队，亲任队长，双手沾满了我解放军官兵的鲜血。战败后，郝根相化装逃跑，回到了山东老家。建国后，慑于人民专政之威，被迫向人民政府自首，交代了历史上的罪恶。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押解贡嘛嘎农场后刚被改判有期徒刑19年。郝根相的反动思想非常顽固，经常公然向政府干部叫板，反动言论不断。只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军队时多年鼓捣战车积累了许多经验，精通机械修理，整个农场的较大的机械方面的散障都离不开他，而他的劳动态度倒的确很积极，一个人经常干两三个人的活儿，所以劳改队也没有过于要追究他的意思。
    李鑫，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反动分子了。此人是浙江江山人，军统头子戴笠的同乡，据他自称他和戴笠算是远亲，虽然他比戴笠小了十多岁，但按辈分戴笠应该叫他“叔叔”。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鑫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经进入了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还被派往英国学习过无线电技术。他在军统中当的是技术军官，曾在军统局上海特区、北平站、广州站担任报务员、报务组长等职。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局改为保密局，由于他在技术上有一套．新头子毛人风还是对他有些器重，将其军衔由少校提升为中校。
    1949年春，李鑫调派成都工作。这年秋天，解放军大军兵逼西南时，李鑫本来是要逃往台湾的，但在去机场的路上，汽车出了故障，因此而没能登上飞机。当特务的都是鬼精灵，李鑫二话不说，改头换面，化名前往北京，凭着假证明竟然在邮电部门混得了一份技术工作。李鑫原在浙江老家已经娶妻生子，到这份上自然已经不能再回浙江了，于是就在北京成了家，娶了一个护士，还生了一个女儿，不过养到两岁就患病天折了。
    李鑫深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不开口的，留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张经常浮着很得体的笑容的胖脸；就是在家里，他也不大说话，要么鼓捣收音机，要么喝酒。如此，李鑫就成为单位每年都挨得上的老“先进工作者”，领导还有提拔他当官的意思，于是就动员他入党。李鑫寻思若能混入共产党，也算是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于是写了申请书。组织上还真的让他填了入党志愿书，可是在发函件往江山老家调查时，却被当地人认出了照片。这样，李鑫就落人了法网，被判刑20年。
    李鑫在贡嘛嘎农场也是一个有名气的犯人，这是因为他有一手精湛的电器维修技术，各中队的扩音机、汽车、拖拉机以及其他机械设备的仪表、电路出了毛病，都得他出手。另外，干部私人的收音机也是由他负责修理的。他在九中队专门有一个工作室，平时就一头钻在里面鼓捣电器。
    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平时接触较多，因为那两位经常去外中队修理机器设备，需要有干部信得过的犯人跟着，协助干部监督。在九中队，胡业勋是最信得过的犯人，所以这事就是他一个人包掉的。胡业勋是何等的角色，长期接触下来，察言观色，早已摸清了两人的心思。所以此时就把脑筋动到了他们头上。
    胡业勋找了一个机舍，借去场部伙房修理鼓风机时，对郝根相、李鑫进行了试探。那二位一拍即合，马上表示只要胡业勋领头干，他们绝对紧跟，作拼死一搏。特别是郝根相，又摆出了国军独立营长、敢死队长的架势，胸膛拍得“砰砰”响：“俺早就有此心，没问题，解决武警的事，交给我就是了。老子是黄埔军校出身，跟日本人、共产党军队真刀真枪干过不知多少仗了，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还斗不过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兵崽子？”
    这样，暴狱行动的核心就形成了。三人经过密议，决定一面制订方案，一面进行组织准备。
    1967年4月1日，胡业勋经过慎重考虑，拿出了一份首批发展对象的名单。名单共有五人，胡业勋三人决定分头进行发展，胡业勋包了三个，郝根相、李鑫各负责一个。
    列上名单的都是刑期长、表现不大好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第一个就是中统特务任观义。此人判了15年徒刑，性格暴烈，喜欢顶牛，来农场后竞动手打过干部，为此被加刑3年。照胡业勋的估计，这人应当是五名对象中最好说动的一个，所以就把他分给了平时与其经常接触而又很谈得拢的郝根相。
    没有料到的是，问题就出在此人身上，几天后，贡嘛嘎农场爆出了一桩命案……

第二章

贡嘛嘎劳改农场，位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的交界之处，南有阿尔格山，北倚可可西里山。那里原是一块无人区域，近处是戈壁、沙丘、草原，远处是戴着终年不化的“雪冠”的高山。直至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才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马场。几年后，由于兵种建制的调整，中央军委决定撤消这个军马场。但是，那里经过数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弃之可惜。于是，经过协调，便决定由公安部在那里组建一个劳改农场。该农场于1965年初正式成立，以当地地名“贡嘛嘎”作为场名。
      贡嘛嘎农场的场长姓房，名叫炳章，那年56岁。那是一位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老革命，又是一名我党保卫战线上的老兵。早在长征途中，他已经是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副科长了；后来在延安又被中央情报部长兼社会部长康生看中，点名去了社会部。房炳章是江西人，出身贫苦，8岁就给地主放牛，12岁时已经在干大人的农活了。长期的压迫和生活的煎熬，使他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又没有文化，所以，在康生眼里，房炳章是一个具有一颗绝对忠诚于组织之心的可靠分子，因此对其寄予厚望，想将房炳章培养成为执行其极左路线的打手。可是，康生毕竟与房炳章没有长期接触过，不了解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其特有的嫉恶如仇、不平则鸣。在延安那著名的、由康生一手操持的“整风扩大化”运动中，房炳章眼见不少他平时所熟识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被打成“潜伏特务”、“日本间谍”、“暗藏的反革命”等等时，再也忍耐不住了。房炳章的不满发泄的形式很有特点，他既不提意见，也不发牢骚，而是在猛灌一瓶烧酒后，一刀剁去了右手食指！
    失去了食指，房炳章就不能再使用枪支了，康生对他失去了兴趣，于是顺理成章地退出了社会部的工作，调往边区公安部干闲差。房炳章的这一举动，也使自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直到建国后也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后来组建贡嘛嘎农场时，虽然他从未干过劳改工作，但不知怎么的也竟被派往这块远离都市的僻壤当上了场长。不久农场政委患病回了北京，房炳章又被任命为“代政委”，成了贡嘛嘎农场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地域偏僻，消息不灵，贡嘛嘎农场的运动慢了两三个节拍。直到1966年底，才有一些胆子大的干部开始写大字报。又过了两个多月，当其他地方已经斗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酝酿或者进行夺权时，农场造反派组织才刚刚成立，并把矛头指向“走资派”了。而房炳章作为贡嘛嘎农场的第一号长官，自是被列为首要分子。房炳章挨了批斗，戴过高帽子，游过场部大院和家属区；但还没有正式被打倒，名义上还主持着农场的日常工作，但指挥棒绝对没有以往那样有用了。
   不难想象，作为专政机关的劳改农场这样一折腾，工作自然受到了影响。别的不说，犯人越狱事件就不断发生，王皮儿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乘隙脱逃的。房炳章作为农场的当权派，虽然手里还有着可怜的一点权力，但是已经无法阻止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了。为此，房炳章焦灼不已，时常深更半夜不睡，抽着香烟考虑阻止犯人脱逃的措施。甚至有一次，他被造反派扣了高帽子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头脑里还在想着这事。以至于一个造反派登台发言突然向他提问时，他竟脱口而出：“一定要压住逃跑歪风！”对方一愣之后，劈脸就是一个耳光！
    1967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房炳章突然获悉王皮儿在脱逃两个半月之后，竟去而复归，返回农场自首来了。房炳章当即意识到这里面似有文章可做，于是决定当晚即找王皮儿讯问。
    王皮儿是贡嘛嘎农场三中队的犯人，本来他是要回到三中队去自首的。但是，当他经过位于场部旁边的农场医院时，正好碰到了三中队一个来看病的干部，于是马上高举双手大叫“投降”。这个干部干了多年劳改工作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对着王皮儿愣愣地望着，一时竞没作出任何反应。王皮儿又连叫了三声，对方这才醒悟过来，一把揪住他，就近送到了场部派出所。派出所把王皮儿关进了拘留室，然后向场部报告了。
    当天晚上11时许，房炳章突然来到派出所，对值班干警说要提审王皮儿。干警于是把王皮儿从拘留室里提了出来，还没进门就传来了一阵“哗啦啦”的金届声响。房炳章闻之一愣，“晤”了一声刚要开口，王皮儿已经进门了。定睛一看，王皮儿脚脖子上给砸上了一副十二斤大镣。
    房炳章开口了：“这是怎么的？这个犯人不是自首的吗？”
    值班干警说：“按照规矩，逃犯都要上镣的，所长就让上了。”
    “人家是自首的，应该宽大些嘛，否则还有什么政策？给他开了。”
开掉脚镣后，房炳章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哦，王皮儿……王皮儿，你吃过晚饭了吗？”
    王皮儿正饿得肚子“咕咕”作响，连忙说：  “报告场长，我连中午饭也没吃过呢！”
    房炳章马上招呼给王皮儿拿馒头，还让热了一碗肉汤。待王皮儿吃喝完后，这才间道：“小伙子，你为什么逃跑？”
    王皮儿低垂着头：  “报告场长，我思想反动，觉悟低微，对判刑有想法，又过不惯农场的艰苦生活，这样就动了越狱的念头。”
    “逃出去后又为什么回来了？”
    “外面的环境我不能适应。”
    “什么叫‘不能适应’？”
    王皮儿于是把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话语搬了出来，说社会上正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的觉悟非常之高，不管他逃到哪里，都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使他每天都过着“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的日子；再说身边又没有钱，吃饭都是连讨带骗，捎带着还不时要伸伸“三只手”，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想想倒还不如回来的好，尽管他知道会被加刑，但他实在不想过那种日子了，所以不顾一切地回来了。
    王皮儿的这番话语，正是房炳章最要听的。他的头脑中马上闪出了一个还不十分成熟的主意：以王皮儿为典型，在全场犯人中开展一场“逃跑无出路”的教育活动，借此触动一些想越狱脱逃犯人的思想，促使他們放弃逃跑念头。
    房炳章又问了几句，最后安慰、勉励了王皮儿几句，以稳定其情绪，这才离开。
    次日，房炳章下了一道命令，让王皮儿所在的三中队派人来把王皮儿带回去，进行详细讯问，弄清其在脱逃期间的全部活动情况后，即报场部。
    于是，王皮儿被带回中队，关进了中队的禁闭室，先是由干部审讯，将供词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又让他自己写亲笔供词。这后一步对于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王皮儿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于是就派了一个捕前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犯人相帮他写，然后再让他照样抄一遍。
  几天后，讯问笔录和亲笔供词送到了场部管教科。管教科已经得到了房炳章的指示，接到后就直接把这两份材料送到了房炳章那里。房炳章一一阅过，然后召来管教科长，先让他看了材料，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从宽处理王皮儿，让其将逃跑的心得体会向全场犯人进行巡回演讲，现身说法，以达到教育其他犯人的目的。
    管教科长赞同房炳章的主意。本来，这还需要在农场党委会上通一通，算是集体决议，但其时搞“文化大革命”，党组织已经停止活动了，于是这样就算生效了。
    这个决定对于王皮儿来说，完全是意想之中的上上大吉，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估计自己算是逃过了这土劫，自是要努力遵照“人民政府”的意图去做。干部让他做一些准备，最好是弄一份讲稿，写不来可以叫人代笔。但他生恐“人民政府”反悔，想尽快实施，来个“生米煮成熟饭”，于是就说他不需要稿子，因为他识不得几个字，有了稿子也是“莓子的耳朵—摆设”。干部想想倒也不错，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只是警告他不许乱讲，否则要他好看。王皮儿自是把头点得如公鸡啄米，一口允诺。
    这样，王皮儿就开始在贡嘛嘎农场的九个中队进行巡回演讲。他已经深刻领会了此番的意图，其真真假假的内容又是早就在归途中策划好了的，这会儿只是稍作修改就出笼了。他的演讲分三个部分——
    第一是脱逃后的思想情况，先是欣喜若狂，以为自己成了出笼之鸟，可以满天乱飞了，殊不知外面并不是一块自由的天空，到处是人民群众警惕的眼光，自己曾数次险遭拿下，到后来简直成了惊弓之鸟，看见警察或者戴袖章的一颗心就乱跳，听见警车声音就暗自颤抖，难以自制。逃在外面的七八十个日夜中，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几乎每个夜晚都是被噩梦惊醒的。
    第二是物质生活，由于没有钱钞，又因害怕落网而不敢作案，只好靠讨饭瑚口。受尽了耻辱不说，肚子仍是终日空空。有时饿得厉害了，硬着头皮偷个馒头、饼子什么的，不抓住还好，抓住了就是一顿狠揍，常常闹一个额青眼肿、口鼻淌红。
    第三是重回农场的原因，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他想想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要想改观就得作案，而作案则一定会漏馅，重新落网加起刑来可不含糊；运气不好或是祖坟冒了气走了风水，碰上红卫兵，没准儿当场一顿狠揍，不死也要伤筋断骨，脱一层皮，掉下半扇子肉。不作案吧，那这日子远比劳改要难过得多，长此以往，身患重病瘫倒街头只是个时间问题，与其折寿损岁，倒不如向人民政府自首，此后努力改造，重新做人。
     王皮儿在演讲时，表情极其生动，说到动情处，该哭就哭，该骂就骂，右时还要以头撞墙，以示悔恨。如此表演，效果倒确实不错。尤其他到女犯中队去演讲时，如此这般一表演，台下竟是一片哭声，干部劝也劝不停。
      十多天演讲下来，就差一个九中队没轮到了。这天，干部带王皮儿去九中队，临走时叫他整理自己的东西。王皮儿吓了一跳,  一张脸顿时变成了白纸，寻思别是北京“康首长江首长”那案子发作了，要把他提解进京开刀问斩。
干部哪知王皮儿的心病所在，只道是担心重新关到场部去，于是就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为使其努力改造，不再重蹈覆辙，经农场管教科决定，正式把他调往改造环境较好的九中队去。  
九中队是贡嘛嘎农场最小的一个中队，只有120多名犯人。但该中队的劳役却很重要，承担着全场的所有机械修理、后勤供给任务，还兼带着文宣工作。在该中队服刑，管理既宽，劳役又轻，条件也好，还可以学技术，因此算得上是一种福分。管教科把王皮儿调往九中队，是出于树立典型的考虑，使全场犯人通过此事看到：只要真诚悔过，不管以前是何表现，都有好的结果。
    王皮儿弄清此节后，心中不禁涌起了一阵狂喜的浪潮，这不仅是对他的一种优待，为他以后再次越狱创造了条件，还意味着这次越狱的账基本上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但是，王皮儿高兴得过早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去竟被人发现了破绽，捏住了把柄，以至于被迫上了贼船，成了暴狱团伙中的一名重要成员。
      当天上午，一辆拖拉机把王皮儿拉到了九中队。这几天一直带他在各中队巡回演讲的两个三中队的干部对这项差使已经颇有些厌烦，只想早些脱离，于是便把王皮儿的档案袋交给了九中队的干部，然后就告辞而去了。至于王皮儿的最后一场演讲，那就是九中队的事了，因为王皮儿已经是该中队的犯人了。
      九中队按照正常接纳新犯人的程序，对王皮儿进行了接收，让他填写新的犯人登记表，又登记了物品，然后就把他暂时安排在事务室，让他跟着事务犯胡业勋。
  当天下午，九中队举行了场部统一规定的“脱逃无出路’ 现身说法演讲会”，王皮儿精神抖擞，在台上又是一番连哭带说的表演，因为台下那些都是第一次听，倒也颇有效果。有一名犯人在王皮儿的演讲结束后突然要求发言，当场坦白了自己正在进行越狱准备的预谋犯罪事实，交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干粮。
    这是王皮儿进行这么多演讲以来最有说服力的一项效果，九中队这边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又为避免了一次越狱事件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深感场部举办这次活动的英明，于是马上打电话向农坊管教科报告。管教科长闻讯自是兴奋，吩咐中队要注意稳定王皮儿的情绪，给其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以后要考虑给他减刑，把他调往九中队改造其实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这边不敢怠慢，当天便有干部专门找王皮儿谈话，稳定其情绪。那王皮儿表演了这么多天，虽然效果不错，但毕竟有“康首长江首长”的那块心病存在着，心里有鬼，已经作好了万一风声不对，马上开溜的打算。九中队是新环境，他必须尽快熟悉起来，于是便假装积极，要求第二天便参加劳役。但干部却是一阵摇头，说目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休息，逃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对健康当然是不利的，所以先休息一阵再说。谈完后就把王皮儿交给了事务犯。
    劳政队的事务犯，是干部从犯人中挑选的有一定文化和工作能力，且能认罪服法、改造表现突出的角色担任的。事务犯无须参加体力劳动，其任务是协助干部对全队犯人进行管理，举凡进出监区清点人账、开大账、开饭时登记饭卡、新犯人收进老犯人释放时的清理登记物品、发发各类通知等等的事务，全由其负责。此外，事务犯还负有监督其他犯人日常举动的任务，发现不端之举，要立刻向干部报告。由于事务犯深受干部信任，但凡向干部提出的建议，一般都被采纳，所以在犯人中享有很大的权势，在犯人中有“二队长”之称。
    九中队的事务犯胡业勋，是一个瘦高身材、有着一张白白的容易被人疑为患有肺结核的脸，上面星星点点布着一些浅褐色麻子，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此人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只要开出口来，那就颇有效用，总之，他是不说废话的，真正的要言不烦。胡业勋在九中队享受着其他犯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一人独自住在事务室里，那里虽然也算是监房，却是昼夜不上锁的。干部把王皮儿安排与他同住一处，足见对王皮儿也是非常信任的了。
    但是，胡业勋对王皮儿却不像干部那样信任。当天晚上，值班干部吹过收风哨后，胡业勋出去和干部一起点人账时，特地把事务室的门反扣上了，把王皮儿关在里面。王皮儿对此颇为气恼，寻思干部明明当着你的面讲清楚的，要我跟着你，那意思就是协助你做事务。现在你点人账了，本来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在院子里转悠转悠，摆摆威风，现在却给你这麻子剥夺了。王皮儿越想越气，决定直接向胡业勋发作一下，也让对方知晓他王某是何等角色。
    一会儿，胡业勋点完人账回到了事务室。胡业勋患有胃病，经干部批准，允许少吃多餐，还额外可以购买一些营养品。他每天晚上9点钟是要吃一顿点心的。这会儿，他就取出奶粉和自己制作的馒头干，冲泡了一杯浓浓的牛奶，把馒头干蘸着果酱，慢慢地吃喝起来。王皮儿待在一边，原以为自己也能跟着享受，待到发现对方连句客气话也不说，一下子就冒火了。他站起来，踱到胡业勋面前，一声不吭，一双眼睛愣愣地盯着对方。
  胡业勋斜睨着王皮儿，一边吃喝，一边若无其事地问道：“王皮儿，你逃在外面想把别人嘴边的东西弄到自己肚子里时，也是这样看人家的？”
    王皮儿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从牙缝间进出两个字来：“胡说！”
    “对，我是在胡说，像你这种家伙，把手伸进人家口袋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不可能这样盯着人家的。”胡业勋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嘲弄的神情。
    王皮儿这一阵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逃在外面时重操旧业做“三只手”，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那份协查通知书发到贡嘛嘎农场来时，容易使人民政府产生一种联想。因此，此刻胡业勋这样一说，他马上沉了脸：“你是事务犯，犯人中的积极分子，说话要有根据，你凭什么说我在外面作案了？”
    胡业勋冷冷道：“你现在的表现就是根据。”
    “呸！”
    胡业勋还以一丝阴兮兮的冷笑：“敢对我姓胡的说‘呸’  的，你王皮儿还是第一个。我佩服得很啊！只是，不知你是不  是一直会得这样狠？”
    王皮儿被对方说得有些心虚：“你这是什么意思？”
    胡业勋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我也不知人民政府是怎么想的，看看那些人一个个机灵得都像孙猴子，没想到竟会被你这样一个龟孙子骗了——姓王的，我去过你们三中队，去年文艺演出的那阵，有一个小子跟着我们屁颠颠跑前跑后百般讨好的可不是你吗？那时候你小子面黄肌瘦，活脱一个翻版大烟鬼，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可是现在呢？你小子像是换了个人，人前一站，也算得上一副人模狗样了。你说，这不是你逃在外面大吃大喝养出来的？哼哼，还说什么靠讨饭度日，睡车站钻垃圾箱什么的……”胡业勋以一串拖得长长的冷笑结束了他的这番训示般的话语。
    王皮儿被胡业勋的这番话语弄了个脸红耳赤，但他毕竟也非泛泛之辈，随即镇定下来了，还以一阵听上去像是开玩笑那样的笑声来回答：“哈哈……老兄，你真会说笑话哩，去年文艺演出那阵，我正生病，脸面上哪有好皮色呢？不过，我倒是非常佩服老兄的记性的，见上一面一世就忘记不了了。”
    “要说记忆力嘛，我还算是有一点，但还没有像你小子所说的那样见上一面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本领。不过，最近的事情总还是记得的，比如今天上午发现一点什么隐秘类的东西的话，这会儿还不至于忘掉。”
    王皮儿突然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那份迅疾，恰似突然撑开了深藏于体内的弹簧，说话声音似乎没了底气：“你……你说什么？”
    胡业勋指指放在双层木床旁边的王皮儿的行李，“我说什么，你应当最明白了——你的衣服里、鞋子里都藏着什么了？”
    王皮儿一下子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坐下来，“你……你都知道了？你……你不是人，你是人精，不，你是鬼……”。
    原来，王皮儿此番脱逃其实不过是为了避开“康首长江首长”那风头，他随时还准备再次越狱。为此，他做了物质准备，把扒窃而得的120元钱钞、50斤全国粮票分别密藏于衣服的贴边和鞋垫内。由于他是以“自首”的名义出现在农场的，而当时派出所对他又是属于“暂押”性质，因此也没仔细搜查，想押解回队时干部会得搜查的；而次日三中队的干部来带他回中队时，又认为是从派出所提人的，那边肯定已经搜查过了，因此也没有搜查。就这样，给他混了过来。没想到在今天上午调入九中队后事务犯对其行李进行例行搜查和登记时，那隐秘竟漏了馅！
    这样，王皮儿这些天来的所有表演就都是空的了。难怪胡业勋会用如此的眼神看他，以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现在，胡业勋只要向干部报告一声，王皮儿就得进禁闭室，接受审查，强迫交代。手铐、脚镣自是免不了，遇上经办此案的干部性子躁的，心绪又正好恶劣，挨几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最担心的是这时正好有他在天津火车站所见到的那份协查通知发来贡嘛嘎农场的话，谁都会马上联想到他王皮儿。这样，他就完了。
王皮儿想到这里，只觉得半空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正缓缓地向他伸将下来，要把他的身子整个儿地攥住，捏个粉碎。他不由自主地把身子蜷缩着，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胡业勋：“事务犯，不，老哥我……哦，胡叔……”
胡业勋一口口地喝着杯中之物，口气犹是那么阴冷：“这里是改造场所，没有称兄道弟的，也不允许攀亲搭眷。”
    “是！是！我说事务犯，这事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兄弟我……哦，我王皮儿就请求你包涵。那些钞票、粮票，我不要了，统统奉献给你。”
  “统统给我？”
    “是的。”
“我要来干什么呢？这钱在这里能买肉、买糖、买香烟、买酒？这粮票在这里可以买白面，咱包饺子撮一顿？”
全国所有的劳改队、监狱都不允许犯人拥有现钞，至于粮票、布累那更是连看都看不见的。劳改队有小卖部，但不以现钞交易，而以记账形式购物，这叫“开大账”。因此，遵规守纪的犯人不可能藏有现钞，藏了也没有任何作用。
“这……”王皮儿无言以对。
胡业勋稍一停顿，问道：“王皮儿，你看此事如何处置为妥？”
    王皮儿从这句话里觅到了一线生机，他不顾一切地扑到胡业勋的面前，双膝跪地，抱住了胡业勋的大腿，“求求大哥饶了小弟，只要大哥不开口，这件事就算烂了，谁也不知道！从今以后，小弟保证绝对听从大哥的话语，大哥说一，小弟决不说二，即使叫我送上性命，小弟也不皱一下眉头！”
    “王皮儿你站起来说。”
    “是！是！”
    “你听着，我对你要送上性命之类的话语并不感兴趣，这里也没有要你送性命的事去做。我只是看着你小子可怜巴巴的，从小没爸，又缺少母爱，年纪轻轻吃官司，以后怎样还不知道。如果这次把这件事给你捅出来，人民政府发现上了你小子的这样一个大当，作兴送你上西天也难说哩。因此嘛，就动了恻隐之心，想饶你这一回。不过，你从此以后必须保证遵守监规，好好改造，不要给干部出难题。做得到吗？”
  “保证做到！”  
  “至于跟我的关系，你只要听招呼就是了，当然，我不可能叫你做坏事，只会提醒你，帮助你。希望你要听我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是！”
  “至于这钞票、粮票，自然不可能再留在你那里了，我先给你放起来。这样，你写一张纸条说明情况，我一起放起来，以后再说。“
  这是胡业勋的精明之处，他生怕王皮儿过后赖账，来个矢口否认，这样这件事反倒兜住他胡业勋了。
  王皮儿也知道这层意思，但他纵然千般不愿，却哪敢道个“不”字？当下只有遵从的份。
    行文至此，该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事务犯胡业勋的情况了——
    胡业勋，41岁，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聪慧，4岁入私塾，10岁考进当地的一所中学，成为当时的一桩新闻，被报纸誉为“神童”。1941年，胡业勋赴日本留学，实际上是镀一层金，当时的日本正全力进行侵略战争，已经没有能力开展高等教育了。胡业勋在日本待了三年，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带回中国没过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日本老婆被作为侨民遣返回了日本，胡业勋又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当时，他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机构供职，担任科长。
    1947年底，胡业勋去了北平，参加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区的特务组织。他惯于投机钻营，没隔多久看看国民党的前程一片黑灯瞎火，于是又和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拉上了关系。北平解放后，由于这个原因，再说他在国民党那里供职时确实没有具体干过血腥之事，于是未曾追究他历史上的那些事，人民政府宽大为怀，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用现在的说法，是吃“皇粮”的公务员。1950年，中国大陆开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胡业勋的父亲因为解放前担任过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双手沾有血债，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公安局拿下，赏了一颗子弹。
    胡业勋自此就和共产党结下了杀父之仇，暗暗发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誓死要为父亲报仇。经过多年的策划和窥测，胡业勋终于于1958年开始了行动。他一面向海外特务机关发信联系，一面散发反动传单，鼓动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不久，东窗事发，胡业勋被公安机关逮捕。次年春天，胡业勋被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保留了条性命。
    胡业勋被判刑后，1960年因其服刑时有相救同监自杀犯人的立功表现，而被改判有期徒刑17年。1965年1月，胡业勋被押解贡嘛嘎农场服刑。
    胡业勋到贡嘛嘎农场后，干部从材料中发现此人文化好，又有一定能力，而且在长达七年的服刑期内一直表现很好，于是就决定让他担任九中队的事务犯。
    胡业勋生性原本就聪明，经历又丰富，和日本人、国民党文官、保密局特务、共产党干部都打过交道共过事，又已经有了七年的官司经验，所以极具对付劳改队干部的经验。在所有干部的印象中，他都是一个老实、怯懦、听话而又很有事务能力的老犯人，这种犯人乃是所有劳改队干部都喜欢的改造对象。可以肯定，在全国所有劳改队中，这样的犯人都是会受到优待，凡是有减刑、评选积极分子之类的好事，也首先考虑他们。胡业勋来贡嘛嘎农场两年，就是受到了这种待遇。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给干部们上了一课——胡业勋竟是这起惊动北京最高层的暴狱案的首犯！
    前面说过，胡业勋是因为要给父亲报仇而鼓吹推翻共产党政权而被捕入狱的。尽管已经时隔七年，但是那份深埋于心灵深处的仇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骚动。只是因为环境限制，约束了他发泄的欲念。现在，胡业勋从王皮儿的演讲中得知外面社会上因为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乱成了一锅粥，而贡嘛嘎农场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对于犯人的监管较“文化大革命”前明显松懈。这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乘此机会纠集一部分犯人来一次集体越狱行动，逃出去后成立一支非法武装，乘混乱迅速发展，与共产党打游击？
    胡业勋的这个念头，看似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实则是他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的一种大爆发。这种爆发一旦形成，那就难以堵阻。他在向王皮儿宣布愿意替他保密时，就已经正式决定开始实施其罪恶念头了。
    从次日起，胡业勋就利用与王皮儿同囚一室，又无干部监督的机会，不时向王皮儿打听外面社会上的所见所闻。他打听得非常详细，不但问到大字报、小字报和传单的内容，还详细了解全社会每一行业的情况，人民群众的情绪，物资供应与物价，交通和治安，凡是他所想得到的，都一一问及，而且不厌其烦地听了一遍又一遍。那王皮儿其时还不清楚这位老大哥想干什么，一次次说得口干舌燥，厌烦至极，却哪敢有任何表露，只好满足胡业勋的要求。
    如此过了一个多星期，胡业勋认为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了，于是就在头脑中考虑这项行动的核心成员，也就是领导班子。
    胡业勋认为这种行动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蛮力和勇气，最重要的倒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必须建立在与共产党有着刻骨仇恨的基础上。他最先考虑的对象，就是围绕这样的出发点而进行的。
    贡嘛嘎农场在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较大的是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反动军官、军统中统及国民党其他系统的特务分手、反动会道门分子。这些人大都被判了重刑，属于“此生无望”，所以胡业勋要在其中选择核心成员并不很犯难。再说他又是事务犯，相当于“二队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且又熟悉各个犯人的情况。经过几昼夜的考虑，胡业勋选定了两个犯人。
    这两个犯人，一叫郝根相，一叫李鑫。
    郝根相那年49岁，那是一个身体很棒的粗壮汉子，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系，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据说还立过军功。淮海战役时，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独立营营长，组织过突围的敢死队，亲任队长，双手沾满了我解放军官兵的鲜血。战败后，郝根相化装逃跑，回到了山东老家。建国后，慑于人民专政之威，被迫向人民政府自首，交代了历史上的罪恶。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押解贡嘛嘎农场后刚被改判有期徒刑19年。郝根相的反动思想非常顽固，经常公然向政府干部叫板，反动言论不断。只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军队时多年鼓捣战车积累了许多经验，精通机械修理，整个农场的较大的机械方面的散障都离不开他，而他的劳动态度倒的确很积极，一个人经常干两三个人的活儿，所以劳改队也没有过于要追究他的意思。
    李鑫，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反动分子了。此人是浙江江山人，军统头子戴笠的同乡，据他自称他和戴笠算是远亲，虽然他比戴笠小了十多岁，但按辈分戴笠应该叫他“叔叔”。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鑫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经进入了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还被派往英国学习过无线电技术。他在军统中当的是技术军官，曾在军统局上海特区、北平站、广州站担任报务员、报务组长等职。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局改为保密局，由于他在技术上有一套．新头子毛人风还是对他有些器重，将其军衔由少校提升为中校。
    1949年春，李鑫调派成都工作。这年秋天，解放军大军兵逼西南时，李鑫本来是要逃往台湾的，但在去机场的路上，汽车出了故障，因此而没能登上飞机。当特务的都是鬼精灵，李鑫二话不说，改头换面，化名前往北京，凭着假证明竟然在邮电部门混得了一份技术工作。李鑫原在浙江老家已经娶妻生子，到这份上自然已经不能再回浙江了，于是就在北京成了家，娶了一个护士，还生了一个女儿，不过养到两岁就患病天折了。
    李鑫深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不开口的，留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张经常浮着很得体的笑容的胖脸；就是在家里，他也不大说话，要么鼓捣收音机，要么喝酒。如此，李鑫就成为单位每年都挨得上的老“先进工作者”，领导还有提拔他当官的意思，于是就动员他入党。李鑫寻思若能混入共产党，也算是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于是写了申请书。组织上还真的让他填了入党志愿书，可是在发函件往江山老家调查时，却被当地人认出了照片。这样，李鑫就落人了法网，被判刑20年。
    李鑫在贡嘛嘎农场也是一个有名气的犯人，这是因为他有一手精湛的电器维修技术，各中队的扩音机、汽车、拖拉机以及其他机械设备的仪表、电路出了毛病，都得他出手。另外，干部私人的收音机也是由他负责修理的。他在九中队专门有一个工作室，平时就一头钻在里面鼓捣电器。
    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平时接触较多，因为那两位经常去外中队修理机器设备，需要有干部信得过的犯人跟着，协助干部监督。在九中队，胡业勋是最信得过的犯人，所以这事就是他一个人包掉的。胡业勋是何等的角色，长期接触下来，察言观色，早已摸清了两人的心思。所以此时就把脑筋动到了他们头上。
    胡业勋找了一个机舍，借去场部伙房修理鼓风机时，对郝根相、李鑫进行了试探。那二位一拍即合，马上表示只要胡业勋领头干，他们绝对紧跟，作拼死一搏。特别是郝根相，又摆出了国军独立营长、敢死队长的架势，胸膛拍得“砰砰”响：“俺早就有此心，没问题，解决武警的事，交给我就是了。老子是黄埔军校出身，跟日本人、共产党军队真刀真枪干过不知多少仗了，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还斗不过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兵崽子？”
    这样，暴狱行动的核心就形成了。三人经过密议，决定一面制订方案，一面进行组织准备。
    1967年4月1日，胡业勋经过慎重考虑，拿出了一份首批发展对象的名单。名单共有五人，胡业勋三人决定分头进行发展，胡业勋包了三个，郝根相、李鑫各负责一个。
    列上名单的都是刑期长、表现不大好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第一个就是中统特务任观义。此人判了15年徒刑，性格暴烈，喜欢顶牛，来农场后竞动手打过干部，为此被加刑3年。照胡业勋的估计，这人应当是五名对象中最好说动的一个，所以就把他分给了平时与其经常接触而又很谈得拢的郝根相。
    没有料到的是，问题就出在此人身上，几天后，贡嘛嘎农场爆出了一桩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