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大漠暴狱(10)、(11)、大结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00:41
第十章

树德峰面对着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那个惊讶得滑落眼镜的接待员,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时竞难以述说什么。转头四顾,只见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数名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奋力分开人丛往这边过来,料想必是来揪自己的,寻思如果一落到他们的手里,性命没有倒还是小事,报信的事情没有落实就是天大之事了。于是,他对那个接待员说:
“您赶快安排一个地方让我把情况向您汇报。”
    对方可能从他脸上的急切神情中读到了什么,点了点头:“那好,你跟我来吧。”
    树德峰动身的时候才发现,不知几时自己的身后已经站上了一个穿军便服的警卫模样的体格强壮的男子,他一迈步,那人也就跟着往里走了。
    那个接待员把树德峰领到接待站旁边一侧的一间屋子里,警卫也一起进来了。叫他坐下后,接待员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他,问道:“你要吃点东西吗?”
    树德峰摇摇头:“不,我先把情况向你们报告了。”
    “不必口述,我们给你纸,你直接写下来就是了。”
“不,那样太费时间,我生怕情况随时有变化,那就失去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逃来北京报告的意义了。我要求向您当面口述,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报告。”
    接待员可能不能做主,就到隔壁屋里去打电话。片刻,他手里拿着一叠纸进来了:“好吧,你先把主要情况作一个口述。”说着,他就在树德峰对面坐下,取出钢笔准备记录。
    树德峰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把自己的身份、案由、案情和贡嘛嘎农场的暴狱阴谋情况说了一遍。对方一边记录,一边不时耸起眉毛,看得出是深受震惊。等到树德峰叙述完后,他盯着树德峰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想判断树德峰是否患有精神病。
    树德峰等他看完了,说:“请注意,千万不要贸然和贡嘛嘎农场就此事取得联系,也不要说我已经逃来北京向这里反映情况一节,否则,肯定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
    对方未置可否,稍一思忖,说:“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请示领导后再说。”
    半小时后,进来了另一位接待员,招呼树德峰跟他出去。出去后上了一辆小吉普,一下子就开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作为暂押犯把他关了起来。
    后来知道,中央文革接待站最初对树德峰反映的情况并未当做一回事。之所以破例个别接待他,因为他亮出了逃犯身份,这是该接待站设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接待员记录下的树德峰的报告送到接待站负责人那里后,那人只翻了翻,随口问了那个接待员几句,就下了命令:
  1.把树德峰送往公安局关押起来;
  2.让树德峰写出书面材料,转送公安部;
  3.由公安部核实此事和树德峰的身份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不难想象,如果真的照此办理,那么贡嘛嘎农场暴狱案的处理就将放慢至少一个节拍,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幸亏这时发生了另一个意外——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也抵达北京,并且也向中央文革接待站作了同样的汇报。
  洪敬平的逃亡就役有犯人材德峰那样惊心动魄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离开贡嘛嘎农场范围后,就没有人来“追捕”他了,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小脚色,农场新当局是不可能特别感兴趣的。洪敬平持有贡嘛嘎农场的工作证,一路上拦车搭车都很方便,身上又带了不少钱,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然后,从机场乘车直接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
    如果说几小时前树德峰的出现令接待人员大为吃惊的话,那么洪敬平的到来则使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这件事情确实具有相当的严重性。洪敬平有工作证,还当场写出了几个在公安部工作的同事的姓名要求予以核实。他与树德峰一样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千万不能把他赴京的情况透露给贡嘛嘎农场方面。
    洪敬平的身份很快就得到了确认,由于他的作证,树德峰的脱逃来京意图也得到了证明。至此,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事情就算结束了,他们把这一接待处理转给了公安部。
    次日上午,一份《关于贡嘛嘎农场可能发生暴狱事件情况的紧急报告》巳经出现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案头。谢富治阅后,当即决定立即对贡嘛嘎农场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事管制要经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公安部便立刻安排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分呈国务院、中央军委。
    这时,贡嘛嘎农场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形势发展的走向就像三十多年后中国大陆的股市走向一样,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农场“革委筹”竟然获悉了暴狱线索!
贡嘛嘎农场“革委筹”获悉暴狱线索的渠道,来自于八中队副中队长、农场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
    丰韵能够做到女犯中队的副中队长,工作上自有一套能力。这个青年女干部性格内向,遇事不喜张扬。前面说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丰韵的老八路父亲就自杀了,因此,她知道这次革命来者不善,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更加沉默寡言了。那个“革委筹”主任陈邦坚正是铆准了这一点,才指名要丰韵担任文艺小分队主管干部的。
    可是,陈邦坚忽视了一点:再怎么说,丰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称职的劳改干部,当她发现陈邦坚出现异常情况时,她最终是有摒弃“自我保护”想法而顾全大局作出果断选择的。陈邦坚和暴狱团伙骨干分子、女犯人高增霞的通奸,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可能还瞒得住丰韵的眼睛,次数多了,丰韵自然刮到了一点风声。
    事关农场“新生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品行、名誉,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也就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所以丰韵在最初刮到一点风声时,并未张扬,她甚至还不敢相信此事是真实的。在这之前,丰韵并不认识陈邦坚,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农场的中队分布和女犯中队的工作性质决定男女干部之间的接触是很少的,陈邦坚当时又是一个小队长,属于默歇无闻的角色,因此,她对其品行、思想等都不了解。直到陈邦坚到八中队“蹲点”后,丰韵才跟陈邦坚有所接触,凭着已婚女性的那份感觉,她觉得对方在男女方面的思想意识可能有问题。但是,再有问题,也不能把脑筋动到女犯人头上去。这种行为,一旦查实,就不是普通的男女问题、腐化行为,而是违法犯罪的大事。所以,以丰韵最初获悉陈邦坚、高增霞通奸风声时的想法,认为此言有可能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有人为了败坏陈邦坚的名誉而故意制造的谣言也说不定。因此,丰韵没有特别把这当做一回事,她只是决定悄悄留心观察,看陈邦坚和高增霞的一次次接触是否有这种可能。
    接下来的观察令丰韵疑窦渐重,因为她发现每次陈邦坚和高增霞的接触都可以方便地进行那种行为。到了树德峰越狱的次日,丰韵终于决定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试探。陈邦坚每次到九中队文艺小分队的驻地来“检查工作”时,总要给丰韵安排一件难以脱身的事,然后把高增霞招往女犯的临时监房,关上门“密谈”个把小时。丰韵估计两人的丑事就在这时候发生的,但是她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张床上进行的。那天,她知道陈邦坚又要来九中队,料想又要与高增霞进行“密谈”了,于是便先把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女犯打发走,然后在她们的两张床和自己的那张床上留下了难以察觉的记号。
    一会儿,陈邦坚过来了,果然先交给丰韵一件事,要求迅速完成。然后,他就把高增霞带往女犯的临时监房。陈邦坚对丰韵进行的是“调虎离山”之计,要她带一个女犯去炊场向一名会得理发的犯人学习几个理发发型,以便演节目时用。丰韵返回时,陈邦坚已经跟高增霞“密谈”完毕,正在看犯人排演节目。丰韵二话不说,立即去了临时监房,一检查,发现自己的那张床已经动过了,床单是重新整理过的。
    这样,丰韵终于确认陈邦坚和高增霞果然有那码事。
    接下来,丰韵就开始考虑怎样处理此事。陈邦坚是新权贵,凭她一个副中队长是动不了的,得另外考虑对策。丰韵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好决定去找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讨教讨教。
    其时,陈翔洁的中队长职位和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样,已经是有职无权了。这是因为她是洪敬平的老婆,以前是紧跟房炳章的;另外,陈邦坚在八中队“蹲点”时发现了一颗“苗子”,准备把那个来队不久的小队长提拔起来。但是,由于“革委筹”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陈翔洁还没有靠边,只是指挥棒已经不灵了。只有丰韵对她还是那么信任,这次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并且听取她的意见。
    陈翔洁听说陈邦坚的事情后,大吃一惊。当时,无论是她,还是丰韵,都还没有知晓这起通奸事件后面还隐藏着更加使她们震惊的特大案件。但光眼前这起通奸事件已经够陈翔洁目瞪口呆了,两人商议下来,一致认为以一个共产党员和劳改干部的良心出发,完全应当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要求严厉惩治劳改干部中的败类分子陈邦坚。
      但是,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话,日:“捉贼见赃,捉奸捉双。”要向上级汇报,就得明确抓住陈邦坚奸情的证据。丰韵考虑到这一点,就向陈翔洁提出:“你看如何拿住陈邦坚的证据?”
    陈翔洁说:“那对男女中,一个是新生权力机构的一把手,我们两个虽然是女犯中队名义上的正副中队长,但是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估计我不久后连‘名存’都成问题了,所以是无法也不适宜拿住陈邦坚的证据的。但是,另一个却是犯人,我们再不济,也是政府队长,我们是代表政府在管教她们,所以有权对她们在改造中的一举一动进衍调查与监视。因此,我们可以将高增霞作为突破口,对她进行突审。我想,凭她是一个犯人,就无法抵赖这件事。”
    丰韵点头:“对,我们突审高增霞!”
    陈翔洁略一沉思:“这是与陈邦坚结仇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两个人一起上阵,还是先由我上比较妥当,你留一手,说不定以后还好用一用的。”
  丰韵的犟劲上来了,咬咬牙道:“我怕他什么?没关系,我们俩一起出面吧。”
    “不,丰韵你不知道,如果证据确凿,凭这件事扳倒陈邦坚固然不成问题,但是,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其他人还在位置上,他们肯定为此要对我们施行报复的,所以,还是谨慎为好,让我一个人上。”
    丰韵不得不承认陈翔洁的考虑是准确的,于是就点了头。两人又策划了对付高增霞的一些细节,准备立刻实施。
    要对付高增霞,首先要把她关禁闭,关押以后立刻进行讯问,不问别的,就问奸情,只要掌握讯问力度和技巧,高增霞就不得不承认。当天,丰韵就把她所收集的一些关于高增霞和陈邦坚奸情的材料拿给了陈翔洁。同时,乘陈邦坚离开八中队去场部参加会议的机会,通知高增霞立刻返回八中队去取“罪犯半年度评审表”,以便参加半年度评审。    =
    高增霞接到通知后,不知是计,立刻随丰韵返回八中队。到了八中队后,丰韵和平时一样,把她带入大门后就扔下她不管了。根据原先的计划,是由陈翔洁出面找高增霞谈话,对她未按照规定每周交一份“思想汇报”之事进行严厉批评,严厉得她难以接受,照她最近因傍上了陈邦坚的那份优越心理,她将会对此进行顶嘴甚至反抗,这样,就以“对抗管教”的名义把她关禁闭,然后进行另一内容的讯问。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开始实施时,高增霞自己出了一桩违反监规的事情。  
    高增霞平时在中队与其他女犯的关系一向搞得很紧张,中队里其他犯人都看不起她,现在见她平步升天,当上了农场文艺小分队队长,不但省力,而且伙食也好,因此对她又羡慕又嫉妒,有几个尖嘴利牙的犯人见了她便刮三刮四地说上几句。这次,高增霞刚踏人中队院子,迎面碰两个同犯,其中一个天津人是有名的“卫嘴子”,一看见高增霞就尖着嗓子嚷开了:
    “哎,咱们的大演员回来了?怎么,小分队的日子过得好啊,你越养越胖啦!就是一张脸怎么还是揩不清爽?大演员要注意形象哩!”
    高增霞的脸蛋白皙,美中不足的就是有几点雀斑,这是她最烦恼的。平时别人正好说起她还常疑是指桑骂槐,现在这“卫嘴子”竟然公然挖苦上来了,她岂能容忍?于是当场吵起来,几番唇刀舌枪较量后,高增霞自恃有陈邦坚做后台,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人顿时揪作一团,大打出手。
    陈翔洁闻报,寻思这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省得另外找碴子,当即指派两名小队长去把两个犯人揪下,分别关进了禁闭室。
    陈翔洁搞得很策略,自己出面提审的同时,还叫上一个小队长陪审,也好有个证据。
    高增霞对于陈翔洁的出现满不在乎,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没有错,是“卫嘴子”侵犯了她,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
    陈翔洁微笑道:“高增霞,你的改造表现果真那么好f?”
    “当然!陈中队长,你若是不信,就去问陈邦坚主任好了,最近他到小分队来得比较多,对我这个负责的是了解的。”高增霞适时抬出了后台,暗示对方可以放过她了。
  哪知陈翔洁根率不买账,寻思你自己提到陈邦坚,那再好不过了,正好转换话题:“你说到了陈邦坚主任,我正好要问你呢……”
  这句话被外面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什么事啊,提到我头上来了?”陈邦坚人随声人,出现在三人面前。
    陈翔洁暗吃一惊,寻思这家伙不是去场部开会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原来,陈邦坚确实去了场部,但是,高增霞一被陈翔沽关了禁闭,他所要提拔的那个小队长就立刻往场部打电话向陈邦坚报告了此事。陈邦坚得知陈翔洁关了高增霞,因为心中有鬼,寻思定是来者不善,于是马上叫人开了小吉普车把他火速送回八中队。
    当下,高增霞见到陈邦坚,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爹,又是哭又是嚎,把事情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陈邦坚当场就表态:“这件事,责任不在高增霞,要把那个犯人好好教训一顿!”说着,也不征求陈翔洁的意见,就让高增霞离开了禁闭室。
    胨翔洁出师不利,吃了个败仗,悻悻回到中队部,坐下来刚喝了一杯水,就接到管教科的通知,说从今天起文艺小分队单独成立一个单位,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在文艺小分队的女犯的人账即刻划过去,今后与八中队没有关系了。
    陈翔洁心里一凉,寻思这是打草惊蛇了,今后八中队就没法抓高增霞的这件事了。还没定下神时,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场部政治处打来的,通知她调动工作,调往场部医院去当管教员,要她准备一下,办理移交后就去医院报到。
     接连两个电话,前后不到二十分钟。陈翔洁料想这是陈邦坚在从中捣鬼,表面上没什么异样,心里却似打翻一盆糨糊,又糊又乱,一时难以理清思路。
      当天晚上,陈翔洁留在八中队没有回去。丰韵找了个借口,于深夜赶到八中队,与陈翔洁密议此事。其时,陈翔洁已经理清了思路,说出了她的主意:“这件事陈邦坚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再想从高增霞头上开刀不可行了,我们只有另外设法了,我想,是否由你出面去向许明汇报此事?”
    “向许明汇报此事?”丰韵一时没有思想准备,怔怔地问道。
    许明是贡嘛嘎农场另一个实力仅次于陈邦坚的“捍卫毛译东思想战斗队”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战斗纵队”的第一把手。此人原是四中队指导员,转业军人出身。他的造反很有“意义”,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对付陈邦坚。前面说过,陈邦坚原是四中队的小队长,因为初来农场时想去八中队工作而遭到过房炳章的批评,后来被分派至四中队。这种角色自然是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中队分管抓思想工作的许明就三天两头找陈邦坚谈话,弄得他感到日子很难过。后来陈邦坚造反拉了队伍,对准农场领导猛烈开火。许明一看势头不对,寻思轰过场部领导后,下一个目标肯定轮到中队级的干部了,而第一个肯定是他这个专门盯住陈邦坚的指导员。为了逃脱被动,许明灵机一动,自己也出面拉一支队伍。他打的旗号很有特色,专门招收那些从部队转业到农场的干部,一下子倒也招了百把人,成为贡嘛嘎农场造反组织中的第二实力派。
    许明的这步棋子走得非常之好,使真想下一步对付他的陈邦坚对他是“刺猬吃瓜一无从下口”,不久搞“革命大联合”,只得和许明握手言和。成立“革委筹”时,许明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副主任。
  许明和陈邦坚虽然同为农场新生权力机构的头头,但是许明从来把胨邦坚当做领导看待。在他的心目中,陈邦坚永远是一个混不出世的小队长,并且是一个品行和思想意识都很有问题的小队长,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就要被形势所淘汰。陈邦坚也知道许明对他的看法,因此,两人的关系属于“面和心不和”,都在动着伺机搞掉对方的脑筋。
陈翔洁此刻的主意就打在这上面:许明一旦得知陈邦坚有此现行劣迹,定然会接手把取证工作做下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把陈邦坚打倒。当下,陈翔洁见丰韵似有不解,便把情况作了一番分析,说得丰韵连连点头。
    陈翔洁说:“我不是害怕而才把你推出去的,这是因为出于一举成功的考虑。你也知道,洪敬平是管教科长,是被打倒的对象,我作为他的妻子,肯定早已是陈邦坚、许明等人密切注意和提防的对象。许明的性格我知道,是个小心谨慎、思维精密的人,如果由我出面说这件事,也许他会以为我是在挑拨他和陈邦坚的关系,心中有了提防,反而不去处置这事,甚至还有可能去对陈邦坚说……”
    丰韵打断道:“陈姐,你别说了,我完全理解!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尽管现在已经停止了组织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合格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决不退缩!”
    这是两人共事三年以来,丰韵第一次称呼对方为“姐”。陈翔洁从这声特殊的称呼中掂出了丰韵感情砝码的分量,用力握住了对方的手,继而把她紧紧抱住:  “丰妹,这事就靠你了!”
    次日上午,丰韵即以“看病”为名,前往场部找了许明。
    许明是一个五短身材、肤色黝黑的汉子,国字脸盘上有着一职机灵的眼睛,看起人来闪着奇怪的光彩,当初陈邦坚落难时曾被这双眼睛看得食不知味夜不能眠。现在,这双眼睛望着丰韵,片刻后许明问道:
    “小丰,你还是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吧?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文化大革命”前,许明是三中队指导员,丰韵是八中队副中队长,两人经常在场部召集的中队级干部会议上碰面,所以还是很熟悉的。
    丰韵看看办公室里间的门,眼光里透着犹豫。许明马上会意,打开了里间的门:“这是我的卧室,里面没有人。”
    丰韵走到门口看了看,里边就一床一桌一椅,收拾得很洁净。军人出身的许明,是很讲究内务卫生的,他当三中队指导员时,农场每次举行卫生评比活动,都是三中队夺得那面流动红旗的。
    丰韵这才放心地坐下,小心翼翼地说:“许主任……”
    许明笑着打断道:“小丰,咱们是熟人了,你还是叫我老许吧,像以前一样。”
    “我有一桩事情,不知该不该说?”
    “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关于陈邦坚的。”
    许明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道:“陈邦坚?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丰韵身材窈窕,容貌俊俏,是贡嘛嘎农场女干部中的“一枝花”。当初成立犯人文艺小分队陈邦坚点名让她负责时,干部中就有人私下嘀咕,怀疑陈邦坚在动丰韵的脑筋。这话当然也传到许明的耳朵里了,因此现在有此一问。
    丰韵摇头:“不是。我要说的比这还要严重!”
    许明的脸沉了下来:“还要严重?我明白了,是和女犯人搞上了?”
    “是的。”
    许明往桌上拍了一掌:“呸!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回事,小丰你详细说一说。”
    丰韵便把她听说了小分队犯入中对陈邦坚的流言后,怎样由不信到怀疑,最后又进行试探得到证实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许明对陈邦坚始终是抱着看不起、时时想将其拉下马并且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态度,现在听说此事,脸上浮起一团笑意:“好得很,他想利用造反搞这一套,我就要他好看!”
    许明沉思片刻,又说:“这件事,我管定了。小丰,你看我们怎样做比较稳当?”
    丰韵说:“捉奸捉双,最好是把两人凑在一起时一举拿下,使陈邦坚根本没抵赖的机会。”
    许明点头:“正合我意!这样,我们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然后我亲自带人过来捉奸。捉住以后,犯人关禁闭,交给你处理——是你在管的嘛;陈邦坚嘛,我带走,先把他隔离审查,交代清楚后再由‘革委筹’集体讨论如何处置,反正他今生今世再也甭想折腾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也不是没有可能。”
    丰韵说:“要安排这种机会是很容易的,今天就行。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请他过来审查新节目,他就马上到九中队来了。他每次到九中队后,总是先把我支开,然后把那个女犯人叫到屋里去,关起了门‘谈话’。”
    许明拍板:“事不宜迟,那就安排在今天。你说几时?”
    “晚上吧,晚上一般犯人都收风了,干部也下班了,只留值班的,都要去小分队盯着,他会感到那是最安全的时候,肯定会于那丑事的。”
    “那就这样,下午我去炊场。傍晚等他过来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马上赶来。从炊场到九中队骑自行车需要多长时间?”
    “快的话,不过七八分钟。”
    “行!”许明稍停又补充了一句,“我到九中队后,也许那小子还没找女犯呢,我先不进去,就在警卫室待着,你等他带女犯进了屋子,关上门了,马上往警卫室打电话。咱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好的。”
    丰韵返回九中队后,召集文艺小分队的犯人开了个短会,说按照上级的布置,今天晚上有领导要来审查新节目,要求大家立刻着手排练。那些犯人演员哪知其中底细,只道真是那码事,都起劲地忙碌开了。高增霞出了被陈翔洁拿下之事后,陈邦坚可能受了惊吓,再也没来找过她,这使她心里有点惴惴不安,这不只是她处于“虎狼之年”的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作为暴狱团伙的第一情报员,失去了情报来源。因此,高增霞很希望陈邦坚仍来找她。会议一结束,她就悄悄向丰韵打听:
    “丰中,今天晚上陈主任来不来?”
    丰韵说:“那肯定要来的,我们小分队是他亲自抓的嘛。”
    高增霞得意地笑了笑,走开去了。丰韵于是给陈邦坚打电话,说今晚要排演新节目,为保证不误汇演时间,少走弯路,想请他过来先看一看,有什么不行的马上提出来,好及时修改。
    陈邦坚因为有了陈翔涪拿高增霞之事,已经引起了警惕,一反常态,反复打听请哪些人来审查。丰韵说:“我们是排练,又不是彩排,请其他人来干什么?就请你一个嘛!”
    “好吧,我过来。几点钟?”
    “准备在犯人收风盾,7点半开始吧,你看呢?”
    “好,我吃过晚饭就过来。”
    丰韵于是立即通知许明,那边自是早做准备,张网捕鱼。
    当晚6时3刻,陈邦坚就赶到了九中队。丰韵因为他在电话中透露出的那种戒备心理,一直担心是否会变卦,直到看见他出现后,一颗心才彻底放了下来,马上往炊场打电话通知许明。
    许明接到电话,当即和另外两个都是“红纵”的干部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九中队,一头扎进警卫室,和值班警卫聊天。
    丰韵打过电话后,向陈邦坚汇报了最近准备的一些新节目的内容。陈邦坚一颗心早已挂在高增霞身上,草草听完后,说:“去活动室看看。”
    于是,一切就和以往一模一样了:陈邦坚去活动室后,随便跟近前的几个犯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招过高增霞,问最近文艺小分队的情况怎么样。高增霞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要求个别向领导汇报,于是陈邦坚就把她带往临时监房了。
    这一切,自然都落在丰韵的眼睛里,她当即往警卫室打了电话。
  那边,许明三人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接到电话,许明一跃而起:“走!”
  许明三人轻悄悄地走进九中队院子,丰韵已经等着了。许明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高粱酒,拧开塞子,喝了几口,又往身上洒了一些,手一伸,从丰韵手里接过钥匙,迈步朝临时监房走去。此举是出于万一陈邦坚未跟高增霞行事,可以以“醉酒”进行搪塞。
  许明走到门口,侧耳谛听,屋里寂静一片。他把钥匙悄无声息地插入锁眼,轻轻一拧,原先并没有指望可以打开,里面肯定是扣上了保险的,不曾料想到这一拧竟把锁芯拧辖了。原来白天丰韵已经悄悄叫一个犯人把保险拆掉了。许明大喜,推门而进,高嗓大调道:
  “小陈呢?小陈在不在?”
一边说,一边早巳进了屋里。屋里,陈邦坚和高增霞正脱得一丝不挂地在丰韵的床上行苟且之事。听见声音,陈邦坚料想不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许明一声咳嗽,另外两个干部和丰韵一齐走了进来。
    许明大声喝道:“陈邦坚,你这是干什么?”
    陈邦坚一边穿衣服,一边哭丧着脸道:“老许,我犯错误了!我犯错误了!”
    许明冷冷一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高增霞纵然老于世故,也被眼前的突然变故惊呆了,愣了一愣,也顾不上还赤身露体着,双手捂着脸低声哭泣起来。丰韵厉声道:“穿上衣服,跟我走!”
    这时,陈邦坚已经穿上了衣服,许明叫那两个干部揪住他往外走了。
    根据预定的方案,许明三人把陈邦坚带走了。许明事先已经对此进行了准备,考虑到陈邦坚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头头,又是农场“革委筹”一把手,生怕他那支队伍为其翻案闹事,已经亲自起草了大字报底稿和大幅标语的文字,陈邦坚一拿下,他当即打电话通知“红纵”,让迅速眷抄大字报,刷出大幅标语,并且连夜将这一丑闻在农场广播台向全场进行广播。至于陈邦坚,则送至“牛棚”,专门为他腾出了一排草房,派专人看守,让他交代问题。
    陈邦坚的失风看起来是他的一个灾难,其实反而给他留了一条性命,因为从后来胡业勋落网后的交代内容来看,暴狱团伙已经决定在开始行动时首先把陈邦坚除掉,以表示暴狱行动的决心。而陈邦坚失风进“牛棚”后,在暴狱分子眼里已经成了一块废料,所以再也没有想到过他,因此算是留了一条性命。后来,陈邦坚被军管组宣布逮捕,判了5年徒刑,押解山西服刑。命运之神可能对他非常厌恶,在他的刑期还有12天时,突然在劳动中出了工伤,被一块从山上倏然滚下的巨石砸死,死时29岁。
    却说暴狱团伙骨干分子高增霞,被丰韵从床上拿下后,经许明代表“革委筹”同意,立刻押往八中队,指定由丰韵和另一位女干部负责讯问。陈翔洁当时已经去医院报到了,没有参与此案的讯问审理。话说回来,即使当时她还留在八中队,恐怕也难以参与此案的审理,因为她的丈夫洪敬平当时被认为是“畏罪潜逃”,“革委筹”成员中正有人动议要“追捕”他。
    对高增霞的讯问,在事后一小时就进行了。这个上海滩白相女人出身的犯人,此时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了,并且迅速调整情绪,审时度势,编造了一套口供。她的交代很简单,九供不离一词,反复说她与陈邦坚发生肉体关系,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以陈邦坚显赫的身份,还不是他要怎样就怎样。
    当时,丰韵等人根本不知道高增霞奸情一事后面竟然另有文章,对她的交代虽然有点怀疑,觉得好像过于简单,但想想大体上是差不多了,就把高增霞关进了八中队女犯专用的禁闭室,先写出书面交代。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贡嘛嘎农场无疑是一桩特大新闻,而对于暴狱团伙的震动简直不亚于一次强烈地震。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作为暴狱团伙的主犯,在出事当时就想召集骨干分子商议对策,无奈郝根相、李鑫等人不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当时都已经收风进了监房。胡业勋正考虑如何说动值班干部把他们开出来时,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所有犯人立刻统统收风。这一家伙把胡业勋吓得不轻,寻思难道高增霞这个女人那么不经“练历”,一关禁闭就把暴狱阴谋和盘托出了。胡业勋在极度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夜晚,次日早晨见还是像以往那样开风,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胡业勋自己以及通过王皮儿向郝根相、李鑫等一些骨干分子传话:高增霞的出事与暴狱行动没有关系,一切还是照预定的方案办,等侯通知发动。到了下午,丰韵来到九中队,宣布文艺小分队继续排练节目,准备在全场汇演时献上一台好戏。胡业勋于是更加心定了,寻思没有事情,弄得好高增霞作兴就要放出来了也说不定,因为她肯定一口咬定自己是遭受陈邦坚胁迫的,还是一个受害者哩。
    但是,胡业勋这回是聪明过头了,他绝对没有想到暴狱阴谋由于高增霞的出事而竟然出现了一个裂口!
    这个裂口,并不是高增霞自己交代或者无意间透露的。但跟高增霞在暴狱阴谋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关。高增霞由于和陈邦坚的关系,成为暴狱团伙中的一名重要分子,深受胡业勋的器重。这种器重使她的骨头有点轻了。本来,胡业勋对于发展暴狱分子具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每个被定为发展对象的犯人都必须经过胡业勋本人的考察,认为合适的才可以开始做“工作”。而胡业勋对于高增霞的分工内容中,由于她的身份分量之重,并未安排发展成员的任务。哪知高增霞受了胡业勋的器重,又被陈邦坚看做“天仙”,自我感觉突然变得非常之好,认为自已的水平很高,于是就自说自话地也想发展对象了。
    被高增霞看中作为发展对象考虑的那个犯人,也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名叫于彩萍。这个女犯人那年28岁,河南郑州人氏,少年时唱过豫剧,长相俏丽,只是没有高增霞那样风骚妖娆。于彩萍20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革命干部,是北京的一个副处长,年龄要比她大21岁。于彩萍对这门婚事倒很满意,因为她当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她本人工作也没有,难以自食其力,等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婚次年,于彩萍生了一个儿子,丈夫又给她找了一份在机关大院看门的工作,每月可以拿到四十来元钱,她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哪知好景不长,到了1962年,公安机关在侦查一桩反革命案件中发现于彩萍那个当时已经提升为正处长的丈夫当年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曾经被捕叛变,对三名地下党员的被捕牺牲负有直接责任。于是,于彩萍的丈夫就被捕了,随即被判处15年徒刑。丈夫出事后,于彩萍很快就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扫地出门,把她打发到京郊农村去落户。于彩萍感到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还落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坑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巨大的落差,为此就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产生了仇恨,于是写了一些反动标语,三天两日溜进首都张贴,一度使北京市公安局感到非常头痛,由于外国也有报道,所以到后来在公安部也给挂上了号。当然,天网恢恢,于彩萍的作案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她很快就被捕了。
  在审理于彩萍案件时,执法部门认为她出身反动家庭,父亲被镇压,丈夫又是叛徒,本人犯下了严重罪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不可恕,就判了死刑。可是,于彩萍命大,后来在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该案时,不知出于那一方面的考虑,又网开一面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于彩萍死里逃生,对人民政府生出了一份感激之情,在之后的服刑改造中,一直表现得还可以,虽然没有受到过什么表彰,但也未给政府队长添过什么麻烦。这样到了贡嘛嘎农场犯人文艺小分队成立,她因为唱过豫剧,就被看中调了过去。
    于彩萍和高增霞同为女犯,一直在八中队服刑,两人平时关系还不错,一次高增霞生病卧床,就是于彩萍照料她的。为此,高增霞对于彩萍印象甚好。高增霞成为暴狱团伙成员后,深信胡业勋所鼓吹的那一套,认为乘搞“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狱行动定能成功,逃往国外后,一班人可以享福了。因此她感到这种“好事”应当把于彩萍也捎上,就动起了发展于彩萍的脑筋。
    要说高增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那也未见得,她在考虑发展于彩萍时,可算是动足了脑筋,对于彩萍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以及与共产党的仇恨、本人的案由都一一反复虑及,想来想去觉得是块好料,于是就在她出事的前一天和于彩萍进行了一次谈话,半明半暗地透露了暴狱计划,问她是否愿意参加。于彩萍是作下公安部挂过号的大案子的角色,头脑也不简单,当时未曾一口答应,只说这么大的事情,容她好好想想再作答复。
    于彩萍还没想定时,高增霞出事了。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寻思高增霞哪里经得起审讯,肯定要供出暴狱之事的,寻思与其到那时把自己牵进去,倒不如现在争取主动,向政府队长坦白交代为妥。于是,于彩萍悄悄找了丰韵,交代了高增霞所说的暴狱之事。
  丰韵闻报,惊出一头冷汗,寻思此事真的非同小可,凭她的能力已经没法处置了。但她总算还沉得住气,并未乱了章法,先关照于彩萍还是按照平时的样子做该做的事,不要露出破绽。然后骂上去八中队,从那边往许明那里打电话汇报了此事。
  许明的震惊程度竟然超过了丰韵,他最初的反应竟是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这样的事?那个于彩萍会不会瞎说一气?”
  丰韵回答得倒是十分肯定:“不可能!她没有必要瞎说,那样对她没有好处。”
    许明沉思片刻后说:“你现在在哪里?八中队?好,不要离开,我马上赶过来!”
    许明于是乘坐小吉普急如星火地赶到了八中队。丰韵已经等得心如火灼,一见面就问:“老许,你说此事怎么办?”
    许明路上已经想好措施了:“这样吧,我们一面审讯高增霞,一面去九中队抄监。”
    “抄监?”
    “对!文艺小分队就在九中队,估计要想暴狱的犯人也在九中队,否则,以高增霞那样一个女犯人的能量,借给她一个水缸做胆子也未必敢动这种脑筋。犯人要想做这种事情,肯定物质方面有所准备的,因此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估计是有收获的,抄到了证据,不怕高增霞和其他家伙不认账!”
    丰韵知道自己不过是小八蜡子一个,没有资格跟许明讨论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有服从的份,再说她想想觉得对方说的不无道理,于是点头:“我干什么?请你分派。”    、
    “你还是提审高增霞,我去九中队组织抄监。”  ‘
    于是,兵分两路,丰韵仍和那个女干部一起提审高增霞,许明则急赴九中队去抄监了。
    许明是个具有一定经验的劳改干部,不管事先还是事后,用审视的眼光看他所作的决定都应当说是较为得当的,问题是实施得如何。
    先说丰韵审讯高增霞。那高增霞昨晚被拿下后,已经顶过了一轮审讯,见政府队长对她投有如何逼迫,便寻思此事仅就奸情而已,暴狱阴谋并非败露,心就定了下来。按照她的估计,就奸情一事,她连个处分都挨不上。不料,今天上午刚想按照昨晚丰韵命令的想写交代材料时,突然又来提审了。
这回一上来高增霞就觉得不对劲,一向脸露笑容的丰韵极其难得地板起了脸,而且眉宇间还透出了几分紧张;看另一个小队长,那更是秋风黑脸,手里捏着的钢笔都在微微颤抖。高增霞马上想到“东窗事发”四个字,头脑里做好了对抗讯问的准备。这个女犯人在这方面的思路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她知道自己犯有命案,暴狱阴谋如果从她口中泄露,丈夫就会认为是她出卖了他,从而把命案一事彻底兜出来,临末死路一条。倒不如硬撑死顶不交代,反而还有一条生路。因此,她面对着丰韵两人的严厉讯问,回以一个个“我不知道”。
    丰韵事先已经估计到这一点了,就抛出了于彩萍的材料,原想借此使高增霞受到惊吓,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交代出来。哪知这样一来反倒给高增霞吃了定心丸,她从中知晓线索来源原来是于彩萍那条渠道,认为两个人的事情反正是说不清的,只要抵赖到底,就没有证据。而于彩萍跟她是“单线联系”,牵涉不着别人,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
    这样,不难想象,丰韵两人对高增霞的审讯并未取得突破。
    再说许明去九中队组织抄监,他带着两个助手,一进去就直奔中队部。当时,原先的正中队长黄耀煜因为近乎于靠边,心里想想气愤不过,本就有的肝病复发,索性请了长病假回北京老家去养病了,申队由副中队长薛苏主政。许明和薛苏不是一个派的,但并未发生过矛盾,当下便把情况说了一下,把薛苏惊得脸色倏变,好一阵恢复不过来。
    许明说:“现在决定立即对九中队进行抄监!”
    薛苏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对对!我这就作安排。”
    薛苏当即把九中队在监区的干部全部集中起来,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光宣布了抄监决定,然后说:“两个人一组,分头对各监房进行搜查,注意:一是必须搜得特别仔细,所有违禁品一律没收,并且当场做好记录,在哪个监房的哪个铺位搜出来的,放在什么位置,都要一一记下来;二是坚决不能让犯人动手协助搜查,每个人都得自己亲自动手;三是一旦搜得违禁品——哪怕是意想不到的违禁品,也不要大惊小怪。”他说完后看看许明,“请老许同志作补充指示。”
    许明的“补充指示”只有一条:“抄监时,把所有的犯人全都赶离监区,不留一个,包括事务犯!”
    这指示其实是对薛苏下达的,他马上听出来了,点头道:“明白!这就执行。”
    于是,事务犯胡业勋和监区劳役犯王皮儿以及在监房里泡病号的几个犯人全都给赶了出去。抄监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十来名干部一个个爬上趴下,折腾出一身大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搜查出一些违禁品,但内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跟暴狱行动搭得上边的物品,至于许明原先想象中的匕首、土制手枪(九中队是机修中队,犯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则更是不用说了。
    许明站在监区当院,疑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道:“难道情报有误……”
    还没说完,薛苏在办公室门口叫他快去接电话。许明进去一听,原来是农场办公室主任打来的急电,告知说北京派来的军管人员已经到农场了,请他赶快返回场部,有紧急事情需要立刻商议。
  许明于是决定马上返回场部。临走前,他叮嘱薛苏必须提高警惕,万万不可大意,今天晚上要早些收风;另外,要注意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以便随时联系。
薛苏边听边点头,然后送走了许明三人。
    许明绝对没有想到,他所组织的这次抄监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胡业勋是个绝顶聪明的角色,自从高增霞失风被关后,他就做好了暴狱阴谋随时暴露的准备,为此,他呼风唤雨,悄然命令所有骨干分子加快做好准备,并把所有准备用于暴狱行动的武器、器具统统转移到车间,也不放在车间里,而是藏于早已挖好的洞穴中。今天,他见许明三人驾车而来,气势汹汹直奔中队部,料想多半是与暴狱有关的,寻思十有八九是高增霞交代出来的,心中不禁大为惊恐。
    果然,片刻中队部就发了命令,让所有犯人全部离开监区。这个通知倒是让胡业勋执行的,薛苏还特地叫胡业勋多注意其他犯人,有什么异样的情况马上向他报告。这倒使胡业勋有了重新考虑的余地,寻思倘若是高增霞出卖了他,那么许明到九中队来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关他胡业勋,现在却没有关,这说明人民政府还没有掌握他是暴狱团伙首犯的情报。这样一想,胡业勋心定下来,便待在监区外面,静观事态发展。
    抄监以失利结束后,胡业勋经过反复考虑,意识到此举虽然不一定是高增霞所为,但必有来头,许明作为第二把手,绝不会心血来潮而赤膊上阵,开着汽车过来抄监的。抄监虽然没荻得什么,不过接下去肯定还有行动。接下去的行动不管是什么,都是对他们绝对不利的。这样,看来只有赶快发动行动了。
    胡业勋于是下达了密令:今夜暴狱!
    今夜暴狱?
    今夜暴狱!!




第十章

树德峰面对着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那个惊讶得滑落眼镜的接待员,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时竞难以述说什么。转头四顾,只见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数名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奋力分开人丛往这边过来,料想必是来揪自己的,寻思如果一落到他们的手里,性命没有倒还是小事,报信的事情没有落实就是天大之事了。于是,他对那个接待员说:
“您赶快安排一个地方让我把情况向您汇报。”
    对方可能从他脸上的急切神情中读到了什么,点了点头:“那好,你跟我来吧。”
    树德峰动身的时候才发现,不知几时自己的身后已经站上了一个穿军便服的警卫模样的体格强壮的男子,他一迈步,那人也就跟着往里走了。
    那个接待员把树德峰领到接待站旁边一侧的一间屋子里,警卫也一起进来了。叫他坐下后,接待员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他,问道:“你要吃点东西吗?”
    树德峰摇摇头:“不,我先把情况向你们报告了。”
    “不必口述,我们给你纸,你直接写下来就是了。”
“不,那样太费时间,我生怕情况随时有变化,那就失去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逃来北京报告的意义了。我要求向您当面口述,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报告。”
    接待员可能不能做主,就到隔壁屋里去打电话。片刻,他手里拿着一叠纸进来了:“好吧,你先把主要情况作一个口述。”说着,他就在树德峰对面坐下,取出钢笔准备记录。
    树德峰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把自己的身份、案由、案情和贡嘛嘎农场的暴狱阴谋情况说了一遍。对方一边记录,一边不时耸起眉毛,看得出是深受震惊。等到树德峰叙述完后,他盯着树德峰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想判断树德峰是否患有精神病。
    树德峰等他看完了,说:“请注意,千万不要贸然和贡嘛嘎农场就此事取得联系,也不要说我已经逃来北京向这里反映情况一节,否则,肯定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
    对方未置可否,稍一思忖,说:“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请示领导后再说。”
    半小时后,进来了另一位接待员,招呼树德峰跟他出去。出去后上了一辆小吉普,一下子就开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作为暂押犯把他关了起来。
    后来知道,中央文革接待站最初对树德峰反映的情况并未当做一回事。之所以破例个别接待他,因为他亮出了逃犯身份,这是该接待站设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接待员记录下的树德峰的报告送到接待站负责人那里后,那人只翻了翻,随口问了那个接待员几句,就下了命令:
  1.把树德峰送往公安局关押起来;
  2.让树德峰写出书面材料,转送公安部;
  3.由公安部核实此事和树德峰的身份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不难想象,如果真的照此办理,那么贡嘛嘎农场暴狱案的处理就将放慢至少一个节拍,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幸亏这时发生了另一个意外——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也抵达北京,并且也向中央文革接待站作了同样的汇报。
  洪敬平的逃亡就役有犯人材德峰那样惊心动魄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离开贡嘛嘎农场范围后,就没有人来“追捕”他了,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小脚色,农场新当局是不可能特别感兴趣的。洪敬平持有贡嘛嘎农场的工作证,一路上拦车搭车都很方便,身上又带了不少钱,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然后,从机场乘车直接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
    如果说几小时前树德峰的出现令接待人员大为吃惊的话,那么洪敬平的到来则使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这件事情确实具有相当的严重性。洪敬平有工作证,还当场写出了几个在公安部工作的同事的姓名要求予以核实。他与树德峰一样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千万不能把他赴京的情况透露给贡嘛嘎农场方面。
    洪敬平的身份很快就得到了确认,由于他的作证,树德峰的脱逃来京意图也得到了证明。至此,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事情就算结束了,他们把这一接待处理转给了公安部。
    次日上午,一份《关于贡嘛嘎农场可能发生暴狱事件情况的紧急报告》巳经出现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案头。谢富治阅后,当即决定立即对贡嘛嘎农场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事管制要经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公安部便立刻安排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分呈国务院、中央军委。
    这时,贡嘛嘎农场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形势发展的走向就像三十多年后中国大陆的股市走向一样,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农场“革委筹”竟然获悉了暴狱线索!
贡嘛嘎农场“革委筹”获悉暴狱线索的渠道,来自于八中队副中队长、农场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
    丰韵能够做到女犯中队的副中队长,工作上自有一套能力。这个青年女干部性格内向,遇事不喜张扬。前面说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丰韵的老八路父亲就自杀了,因此,她知道这次革命来者不善,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更加沉默寡言了。那个“革委筹”主任陈邦坚正是铆准了这一点,才指名要丰韵担任文艺小分队主管干部的。
    可是,陈邦坚忽视了一点:再怎么说,丰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称职的劳改干部,当她发现陈邦坚出现异常情况时,她最终是有摒弃“自我保护”想法而顾全大局作出果断选择的。陈邦坚和暴狱团伙骨干分子、女犯人高增霞的通奸,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可能还瞒得住丰韵的眼睛,次数多了,丰韵自然刮到了一点风声。
    事关农场“新生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品行、名誉,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也就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所以丰韵在最初刮到一点风声时,并未张扬,她甚至还不敢相信此事是真实的。在这之前,丰韵并不认识陈邦坚,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农场的中队分布和女犯中队的工作性质决定男女干部之间的接触是很少的,陈邦坚当时又是一个小队长,属于默歇无闻的角色,因此,她对其品行、思想等都不了解。直到陈邦坚到八中队“蹲点”后,丰韵才跟陈邦坚有所接触,凭着已婚女性的那份感觉,她觉得对方在男女方面的思想意识可能有问题。但是,再有问题,也不能把脑筋动到女犯人头上去。这种行为,一旦查实,就不是普通的男女问题、腐化行为,而是违法犯罪的大事。所以,以丰韵最初获悉陈邦坚、高增霞通奸风声时的想法,认为此言有可能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有人为了败坏陈邦坚的名誉而故意制造的谣言也说不定。因此,丰韵没有特别把这当做一回事,她只是决定悄悄留心观察,看陈邦坚和高增霞的一次次接触是否有这种可能。
    接下来的观察令丰韵疑窦渐重,因为她发现每次陈邦坚和高增霞的接触都可以方便地进行那种行为。到了树德峰越狱的次日,丰韵终于决定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试探。陈邦坚每次到九中队文艺小分队的驻地来“检查工作”时,总要给丰韵安排一件难以脱身的事,然后把高增霞招往女犯的临时监房,关上门“密谈”个把小时。丰韵估计两人的丑事就在这时候发生的,但是她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张床上进行的。那天,她知道陈邦坚又要来九中队,料想又要与高增霞进行“密谈”了,于是便先把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女犯打发走,然后在她们的两张床和自己的那张床上留下了难以察觉的记号。
    一会儿,陈邦坚过来了,果然先交给丰韵一件事,要求迅速完成。然后,他就把高增霞带往女犯的临时监房。陈邦坚对丰韵进行的是“调虎离山”之计,要她带一个女犯去炊场向一名会得理发的犯人学习几个理发发型,以便演节目时用。丰韵返回时,陈邦坚已经跟高增霞“密谈”完毕,正在看犯人排演节目。丰韵二话不说,立即去了临时监房,一检查,发现自己的那张床已经动过了,床单是重新整理过的。
    这样,丰韵终于确认陈邦坚和高增霞果然有那码事。
    接下来,丰韵就开始考虑怎样处理此事。陈邦坚是新权贵,凭她一个副中队长是动不了的,得另外考虑对策。丰韵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好决定去找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讨教讨教。
    其时,陈翔洁的中队长职位和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样,已经是有职无权了。这是因为她是洪敬平的老婆,以前是紧跟房炳章的;另外,陈邦坚在八中队“蹲点”时发现了一颗“苗子”,准备把那个来队不久的小队长提拔起来。但是,由于“革委筹”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陈翔洁还没有靠边,只是指挥棒已经不灵了。只有丰韵对她还是那么信任,这次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并且听取她的意见。
    陈翔洁听说陈邦坚的事情后,大吃一惊。当时,无论是她,还是丰韵,都还没有知晓这起通奸事件后面还隐藏着更加使她们震惊的特大案件。但光眼前这起通奸事件已经够陈翔洁目瞪口呆了,两人商议下来,一致认为以一个共产党员和劳改干部的良心出发,完全应当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要求严厉惩治劳改干部中的败类分子陈邦坚。
      但是,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话,日:“捉贼见赃,捉奸捉双。”要向上级汇报,就得明确抓住陈邦坚奸情的证据。丰韵考虑到这一点,就向陈翔洁提出:“你看如何拿住陈邦坚的证据?”
    陈翔洁说:“那对男女中,一个是新生权力机构的一把手,我们两个虽然是女犯中队名义上的正副中队长,但是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估计我不久后连‘名存’都成问题了,所以是无法也不适宜拿住陈邦坚的证据的。但是,另一个却是犯人,我们再不济,也是政府队长,我们是代表政府在管教她们,所以有权对她们在改造中的一举一动进衍调查与监视。因此,我们可以将高增霞作为突破口,对她进行突审。我想,凭她是一个犯人,就无法抵赖这件事。”
    丰韵点头:“对,我们突审高增霞!”
    陈翔洁略一沉思:“这是与陈邦坚结仇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两个人一起上阵,还是先由我上比较妥当,你留一手,说不定以后还好用一用的。”
  丰韵的犟劲上来了,咬咬牙道:“我怕他什么?没关系,我们俩一起出面吧。”
    “不,丰韵你不知道,如果证据确凿,凭这件事扳倒陈邦坚固然不成问题,但是,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其他人还在位置上,他们肯定为此要对我们施行报复的,所以,还是谨慎为好,让我一个人上。”
    丰韵不得不承认陈翔洁的考虑是准确的,于是就点了头。两人又策划了对付高增霞的一些细节,准备立刻实施。
    要对付高增霞,首先要把她关禁闭,关押以后立刻进行讯问,不问别的,就问奸情,只要掌握讯问力度和技巧,高增霞就不得不承认。当天,丰韵就把她所收集的一些关于高增霞和陈邦坚奸情的材料拿给了陈翔洁。同时,乘陈邦坚离开八中队去场部参加会议的机会,通知高增霞立刻返回八中队去取“罪犯半年度评审表”,以便参加半年度评审。    =
    高增霞接到通知后,不知是计,立刻随丰韵返回八中队。到了八中队后,丰韵和平时一样,把她带入大门后就扔下她不管了。根据原先的计划,是由陈翔洁出面找高增霞谈话,对她未按照规定每周交一份“思想汇报”之事进行严厉批评,严厉得她难以接受,照她最近因傍上了陈邦坚的那份优越心理,她将会对此进行顶嘴甚至反抗,这样,就以“对抗管教”的名义把她关禁闭,然后进行另一内容的讯问。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开始实施时,高增霞自己出了一桩违反监规的事情。  
    高增霞平时在中队与其他女犯的关系一向搞得很紧张,中队里其他犯人都看不起她,现在见她平步升天,当上了农场文艺小分队队长,不但省力,而且伙食也好,因此对她又羡慕又嫉妒,有几个尖嘴利牙的犯人见了她便刮三刮四地说上几句。这次,高增霞刚踏人中队院子,迎面碰两个同犯,其中一个天津人是有名的“卫嘴子”,一看见高增霞就尖着嗓子嚷开了:
    “哎,咱们的大演员回来了?怎么,小分队的日子过得好啊,你越养越胖啦!就是一张脸怎么还是揩不清爽?大演员要注意形象哩!”
    高增霞的脸蛋白皙,美中不足的就是有几点雀斑,这是她最烦恼的。平时别人正好说起她还常疑是指桑骂槐,现在这“卫嘴子”竟然公然挖苦上来了,她岂能容忍?于是当场吵起来,几番唇刀舌枪较量后,高增霞自恃有陈邦坚做后台,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人顿时揪作一团,大打出手。
    陈翔洁闻报,寻思这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省得另外找碴子,当即指派两名小队长去把两个犯人揪下,分别关进了禁闭室。
    陈翔洁搞得很策略,自己出面提审的同时,还叫上一个小队长陪审,也好有个证据。
    高增霞对于陈翔洁的出现满不在乎,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没有错,是“卫嘴子”侵犯了她,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
    陈翔洁微笑道:“高增霞,你的改造表现果真那么好f?”
    “当然!陈中队长,你若是不信,就去问陈邦坚主任好了,最近他到小分队来得比较多,对我这个负责的是了解的。”高增霞适时抬出了后台,暗示对方可以放过她了。
  哪知陈翔洁根率不买账,寻思你自己提到陈邦坚,那再好不过了,正好转换话题:“你说到了陈邦坚主任,我正好要问你呢……”
  这句话被外面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什么事啊,提到我头上来了?”陈邦坚人随声人,出现在三人面前。
    陈翔洁暗吃一惊,寻思这家伙不是去场部开会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原来,陈邦坚确实去了场部,但是,高增霞一被陈翔沽关了禁闭,他所要提拔的那个小队长就立刻往场部打电话向陈邦坚报告了此事。陈邦坚得知陈翔洁关了高增霞,因为心中有鬼,寻思定是来者不善,于是马上叫人开了小吉普车把他火速送回八中队。
    当下,高增霞见到陈邦坚,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爹,又是哭又是嚎,把事情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陈邦坚当场就表态:“这件事,责任不在高增霞,要把那个犯人好好教训一顿!”说着,也不征求陈翔洁的意见,就让高增霞离开了禁闭室。
    胨翔洁出师不利,吃了个败仗,悻悻回到中队部,坐下来刚喝了一杯水,就接到管教科的通知,说从今天起文艺小分队单独成立一个单位,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在文艺小分队的女犯的人账即刻划过去,今后与八中队没有关系了。
    陈翔洁心里一凉,寻思这是打草惊蛇了,今后八中队就没法抓高增霞的这件事了。还没定下神时,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场部政治处打来的,通知她调动工作,调往场部医院去当管教员,要她准备一下,办理移交后就去医院报到。
     接连两个电话,前后不到二十分钟。陈翔洁料想这是陈邦坚在从中捣鬼,表面上没什么异样,心里却似打翻一盆糨糊,又糊又乱,一时难以理清思路。
      当天晚上,陈翔洁留在八中队没有回去。丰韵找了个借口,于深夜赶到八中队,与陈翔洁密议此事。其时,陈翔洁已经理清了思路,说出了她的主意:“这件事陈邦坚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再想从高增霞头上开刀不可行了,我们只有另外设法了,我想,是否由你出面去向许明汇报此事?”
    “向许明汇报此事?”丰韵一时没有思想准备,怔怔地问道。
    许明是贡嘛嘎农场另一个实力仅次于陈邦坚的“捍卫毛译东思想战斗队”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战斗纵队”的第一把手。此人原是四中队指导员,转业军人出身。他的造反很有“意义”,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对付陈邦坚。前面说过,陈邦坚原是四中队的小队长,因为初来农场时想去八中队工作而遭到过房炳章的批评,后来被分派至四中队。这种角色自然是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中队分管抓思想工作的许明就三天两头找陈邦坚谈话,弄得他感到日子很难过。后来陈邦坚造反拉了队伍,对准农场领导猛烈开火。许明一看势头不对,寻思轰过场部领导后,下一个目标肯定轮到中队级的干部了,而第一个肯定是他这个专门盯住陈邦坚的指导员。为了逃脱被动,许明灵机一动,自己也出面拉一支队伍。他打的旗号很有特色,专门招收那些从部队转业到农场的干部,一下子倒也招了百把人,成为贡嘛嘎农场造反组织中的第二实力派。
    许明的这步棋子走得非常之好,使真想下一步对付他的陈邦坚对他是“刺猬吃瓜一无从下口”,不久搞“革命大联合”,只得和许明握手言和。成立“革委筹”时,许明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副主任。
  许明和陈邦坚虽然同为农场新生权力机构的头头,但是许明从来把胨邦坚当做领导看待。在他的心目中,陈邦坚永远是一个混不出世的小队长,并且是一个品行和思想意识都很有问题的小队长,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就要被形势所淘汰。陈邦坚也知道许明对他的看法,因此,两人的关系属于“面和心不和”,都在动着伺机搞掉对方的脑筋。
陈翔洁此刻的主意就打在这上面:许明一旦得知陈邦坚有此现行劣迹,定然会接手把取证工作做下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把陈邦坚打倒。当下,陈翔洁见丰韵似有不解,便把情况作了一番分析,说得丰韵连连点头。
    陈翔洁说:“我不是害怕而才把你推出去的,这是因为出于一举成功的考虑。你也知道,洪敬平是管教科长,是被打倒的对象,我作为他的妻子,肯定早已是陈邦坚、许明等人密切注意和提防的对象。许明的性格我知道,是个小心谨慎、思维精密的人,如果由我出面说这件事,也许他会以为我是在挑拨他和陈邦坚的关系,心中有了提防,反而不去处置这事,甚至还有可能去对陈邦坚说……”
    丰韵打断道:“陈姐,你别说了,我完全理解!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尽管现在已经停止了组织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合格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决不退缩!”
    这是两人共事三年以来,丰韵第一次称呼对方为“姐”。陈翔洁从这声特殊的称呼中掂出了丰韵感情砝码的分量,用力握住了对方的手,继而把她紧紧抱住:  “丰妹,这事就靠你了!”
    次日上午,丰韵即以“看病”为名,前往场部找了许明。
    许明是一个五短身材、肤色黝黑的汉子,国字脸盘上有着一职机灵的眼睛,看起人来闪着奇怪的光彩,当初陈邦坚落难时曾被这双眼睛看得食不知味夜不能眠。现在,这双眼睛望着丰韵,片刻后许明问道:
    “小丰,你还是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吧?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文化大革命”前,许明是三中队指导员,丰韵是八中队副中队长,两人经常在场部召集的中队级干部会议上碰面,所以还是很熟悉的。
    丰韵看看办公室里间的门,眼光里透着犹豫。许明马上会意,打开了里间的门:“这是我的卧室,里面没有人。”
    丰韵走到门口看了看,里边就一床一桌一椅,收拾得很洁净。军人出身的许明,是很讲究内务卫生的,他当三中队指导员时,农场每次举行卫生评比活动,都是三中队夺得那面流动红旗的。
    丰韵这才放心地坐下,小心翼翼地说:“许主任……”
    许明笑着打断道:“小丰,咱们是熟人了,你还是叫我老许吧,像以前一样。”
    “我有一桩事情,不知该不该说?”
    “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关于陈邦坚的。”
    许明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道:“陈邦坚?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丰韵身材窈窕,容貌俊俏,是贡嘛嘎农场女干部中的“一枝花”。当初成立犯人文艺小分队陈邦坚点名让她负责时,干部中就有人私下嘀咕,怀疑陈邦坚在动丰韵的脑筋。这话当然也传到许明的耳朵里了,因此现在有此一问。
    丰韵摇头:“不是。我要说的比这还要严重!”
    许明的脸沉了下来:“还要严重?我明白了,是和女犯人搞上了?”
    “是的。”
    许明往桌上拍了一掌:“呸!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回事,小丰你详细说一说。”
    丰韵便把她听说了小分队犯入中对陈邦坚的流言后,怎样由不信到怀疑,最后又进行试探得到证实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许明对陈邦坚始终是抱着看不起、时时想将其拉下马并且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态度,现在听说此事,脸上浮起一团笑意:“好得很,他想利用造反搞这一套,我就要他好看!”
    许明沉思片刻,又说:“这件事,我管定了。小丰,你看我们怎样做比较稳当?”
    丰韵说:“捉奸捉双,最好是把两人凑在一起时一举拿下,使陈邦坚根本没抵赖的机会。”
    许明点头:“正合我意!这样,我们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然后我亲自带人过来捉奸。捉住以后,犯人关禁闭,交给你处理——是你在管的嘛;陈邦坚嘛,我带走,先把他隔离审查,交代清楚后再由‘革委筹’集体讨论如何处置,反正他今生今世再也甭想折腾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也不是没有可能。”
    丰韵说:“要安排这种机会是很容易的,今天就行。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请他过来审查新节目,他就马上到九中队来了。他每次到九中队后,总是先把我支开,然后把那个女犯人叫到屋里去,关起了门‘谈话’。”
    许明拍板:“事不宜迟,那就安排在今天。你说几时?”
    “晚上吧,晚上一般犯人都收风了,干部也下班了,只留值班的,都要去小分队盯着,他会感到那是最安全的时候,肯定会于那丑事的。”
    “那就这样,下午我去炊场。傍晚等他过来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马上赶来。从炊场到九中队骑自行车需要多长时间?”
    “快的话,不过七八分钟。”
    “行!”许明稍停又补充了一句,“我到九中队后,也许那小子还没找女犯呢,我先不进去,就在警卫室待着,你等他带女犯进了屋子,关上门了,马上往警卫室打电话。咱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好的。”
    丰韵返回九中队后,召集文艺小分队的犯人开了个短会,说按照上级的布置,今天晚上有领导要来审查新节目,要求大家立刻着手排练。那些犯人演员哪知其中底细,只道真是那码事,都起劲地忙碌开了。高增霞出了被陈翔洁拿下之事后,陈邦坚可能受了惊吓,再也没来找过她,这使她心里有点惴惴不安,这不只是她处于“虎狼之年”的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作为暴狱团伙的第一情报员,失去了情报来源。因此,高增霞很希望陈邦坚仍来找她。会议一结束,她就悄悄向丰韵打听:
    “丰中,今天晚上陈主任来不来?”
    丰韵说:“那肯定要来的,我们小分队是他亲自抓的嘛。”
    高增霞得意地笑了笑,走开去了。丰韵于是给陈邦坚打电话,说今晚要排演新节目,为保证不误汇演时间,少走弯路,想请他过来先看一看,有什么不行的马上提出来,好及时修改。
    陈邦坚因为有了陈翔涪拿高增霞之事,已经引起了警惕,一反常态,反复打听请哪些人来审查。丰韵说:“我们是排练,又不是彩排,请其他人来干什么?就请你一个嘛!”
    “好吧,我过来。几点钟?”
    “准备在犯人收风盾,7点半开始吧,你看呢?”
    “好,我吃过晚饭就过来。”
    丰韵于是立即通知许明,那边自是早做准备,张网捕鱼。
    当晚6时3刻,陈邦坚就赶到了九中队。丰韵因为他在电话中透露出的那种戒备心理,一直担心是否会变卦,直到看见他出现后,一颗心才彻底放了下来,马上往炊场打电话通知许明。
    许明接到电话,当即和另外两个都是“红纵”的干部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九中队,一头扎进警卫室,和值班警卫聊天。
    丰韵打过电话后,向陈邦坚汇报了最近准备的一些新节目的内容。陈邦坚一颗心早已挂在高增霞身上,草草听完后,说:“去活动室看看。”
    于是,一切就和以往一模一样了:陈邦坚去活动室后,随便跟近前的几个犯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招过高增霞,问最近文艺小分队的情况怎么样。高增霞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要求个别向领导汇报,于是陈邦坚就把她带往临时监房了。
    这一切,自然都落在丰韵的眼睛里,她当即往警卫室打了电话。
  那边,许明三人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接到电话,许明一跃而起:“走!”
  许明三人轻悄悄地走进九中队院子,丰韵已经等着了。许明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高粱酒,拧开塞子,喝了几口,又往身上洒了一些,手一伸,从丰韵手里接过钥匙,迈步朝临时监房走去。此举是出于万一陈邦坚未跟高增霞行事,可以以“醉酒”进行搪塞。
  许明走到门口,侧耳谛听,屋里寂静一片。他把钥匙悄无声息地插入锁眼,轻轻一拧,原先并没有指望可以打开,里面肯定是扣上了保险的,不曾料想到这一拧竟把锁芯拧辖了。原来白天丰韵已经悄悄叫一个犯人把保险拆掉了。许明大喜,推门而进,高嗓大调道:
  “小陈呢?小陈在不在?”
一边说,一边早巳进了屋里。屋里,陈邦坚和高增霞正脱得一丝不挂地在丰韵的床上行苟且之事。听见声音,陈邦坚料想不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许明一声咳嗽,另外两个干部和丰韵一齐走了进来。
    许明大声喝道:“陈邦坚,你这是干什么?”
    陈邦坚一边穿衣服,一边哭丧着脸道:“老许,我犯错误了!我犯错误了!”
    许明冷冷一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高增霞纵然老于世故,也被眼前的突然变故惊呆了,愣了一愣,也顾不上还赤身露体着,双手捂着脸低声哭泣起来。丰韵厉声道:“穿上衣服,跟我走!”
    这时,陈邦坚已经穿上了衣服,许明叫那两个干部揪住他往外走了。
    根据预定的方案,许明三人把陈邦坚带走了。许明事先已经对此进行了准备,考虑到陈邦坚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头头,又是农场“革委筹”一把手,生怕他那支队伍为其翻案闹事,已经亲自起草了大字报底稿和大幅标语的文字,陈邦坚一拿下,他当即打电话通知“红纵”,让迅速眷抄大字报,刷出大幅标语,并且连夜将这一丑闻在农场广播台向全场进行广播。至于陈邦坚,则送至“牛棚”,专门为他腾出了一排草房,派专人看守,让他交代问题。
    陈邦坚的失风看起来是他的一个灾难,其实反而给他留了一条性命,因为从后来胡业勋落网后的交代内容来看,暴狱团伙已经决定在开始行动时首先把陈邦坚除掉,以表示暴狱行动的决心。而陈邦坚失风进“牛棚”后,在暴狱分子眼里已经成了一块废料,所以再也没有想到过他,因此算是留了一条性命。后来,陈邦坚被军管组宣布逮捕,判了5年徒刑,押解山西服刑。命运之神可能对他非常厌恶,在他的刑期还有12天时,突然在劳动中出了工伤,被一块从山上倏然滚下的巨石砸死,死时29岁。
    却说暴狱团伙骨干分子高增霞,被丰韵从床上拿下后,经许明代表“革委筹”同意,立刻押往八中队,指定由丰韵和另一位女干部负责讯问。陈翔洁当时已经去医院报到了,没有参与此案的讯问审理。话说回来,即使当时她还留在八中队,恐怕也难以参与此案的审理,因为她的丈夫洪敬平当时被认为是“畏罪潜逃”,“革委筹”成员中正有人动议要“追捕”他。
    对高增霞的讯问,在事后一小时就进行了。这个上海滩白相女人出身的犯人,此时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了,并且迅速调整情绪,审时度势,编造了一套口供。她的交代很简单,九供不离一词,反复说她与陈邦坚发生肉体关系,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以陈邦坚显赫的身份,还不是他要怎样就怎样。
    当时,丰韵等人根本不知道高增霞奸情一事后面竟然另有文章,对她的交代虽然有点怀疑,觉得好像过于简单,但想想大体上是差不多了,就把高增霞关进了八中队女犯专用的禁闭室,先写出书面交代。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贡嘛嘎农场无疑是一桩特大新闻,而对于暴狱团伙的震动简直不亚于一次强烈地震。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作为暴狱团伙的主犯,在出事当时就想召集骨干分子商议对策,无奈郝根相、李鑫等人不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当时都已经收风进了监房。胡业勋正考虑如何说动值班干部把他们开出来时,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所有犯人立刻统统收风。这一家伙把胡业勋吓得不轻,寻思难道高增霞这个女人那么不经“练历”,一关禁闭就把暴狱阴谋和盘托出了。胡业勋在极度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夜晚,次日早晨见还是像以往那样开风,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胡业勋自己以及通过王皮儿向郝根相、李鑫等一些骨干分子传话:高增霞的出事与暴狱行动没有关系,一切还是照预定的方案办,等侯通知发动。到了下午,丰韵来到九中队,宣布文艺小分队继续排练节目,准备在全场汇演时献上一台好戏。胡业勋于是更加心定了,寻思没有事情,弄得好高增霞作兴就要放出来了也说不定,因为她肯定一口咬定自己是遭受陈邦坚胁迫的,还是一个受害者哩。
    但是,胡业勋这回是聪明过头了,他绝对没有想到暴狱阴谋由于高增霞的出事而竟然出现了一个裂口!
    这个裂口,并不是高增霞自己交代或者无意间透露的。但跟高增霞在暴狱阴谋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关。高增霞由于和陈邦坚的关系,成为暴狱团伙中的一名重要分子,深受胡业勋的器重。这种器重使她的骨头有点轻了。本来,胡业勋对于发展暴狱分子具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每个被定为发展对象的犯人都必须经过胡业勋本人的考察,认为合适的才可以开始做“工作”。而胡业勋对于高增霞的分工内容中,由于她的身份分量之重,并未安排发展成员的任务。哪知高增霞受了胡业勋的器重,又被陈邦坚看做“天仙”,自我感觉突然变得非常之好,认为自已的水平很高,于是就自说自话地也想发展对象了。
    被高增霞看中作为发展对象考虑的那个犯人,也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名叫于彩萍。这个女犯人那年28岁,河南郑州人氏,少年时唱过豫剧,长相俏丽,只是没有高增霞那样风骚妖娆。于彩萍20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革命干部,是北京的一个副处长,年龄要比她大21岁。于彩萍对这门婚事倒很满意,因为她当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她本人工作也没有,难以自食其力,等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婚次年,于彩萍生了一个儿子,丈夫又给她找了一份在机关大院看门的工作,每月可以拿到四十来元钱,她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哪知好景不长,到了1962年,公安机关在侦查一桩反革命案件中发现于彩萍那个当时已经提升为正处长的丈夫当年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曾经被捕叛变,对三名地下党员的被捕牺牲负有直接责任。于是,于彩萍的丈夫就被捕了,随即被判处15年徒刑。丈夫出事后,于彩萍很快就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扫地出门,把她打发到京郊农村去落户。于彩萍感到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还落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坑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巨大的落差,为此就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产生了仇恨,于是写了一些反动标语,三天两日溜进首都张贴,一度使北京市公安局感到非常头痛,由于外国也有报道,所以到后来在公安部也给挂上了号。当然,天网恢恢,于彩萍的作案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她很快就被捕了。
  在审理于彩萍案件时,执法部门认为她出身反动家庭,父亲被镇压,丈夫又是叛徒,本人犯下了严重罪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不可恕,就判了死刑。可是,于彩萍命大,后来在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该案时,不知出于那一方面的考虑,又网开一面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于彩萍死里逃生,对人民政府生出了一份感激之情,在之后的服刑改造中,一直表现得还可以,虽然没有受到过什么表彰,但也未给政府队长添过什么麻烦。这样到了贡嘛嘎农场犯人文艺小分队成立,她因为唱过豫剧,就被看中调了过去。
    于彩萍和高增霞同为女犯,一直在八中队服刑,两人平时关系还不错,一次高增霞生病卧床,就是于彩萍照料她的。为此,高增霞对于彩萍印象甚好。高增霞成为暴狱团伙成员后,深信胡业勋所鼓吹的那一套,认为乘搞“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狱行动定能成功,逃往国外后,一班人可以享福了。因此她感到这种“好事”应当把于彩萍也捎上,就动起了发展于彩萍的脑筋。
    要说高增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那也未见得,她在考虑发展于彩萍时,可算是动足了脑筋,对于彩萍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以及与共产党的仇恨、本人的案由都一一反复虑及,想来想去觉得是块好料,于是就在她出事的前一天和于彩萍进行了一次谈话,半明半暗地透露了暴狱计划,问她是否愿意参加。于彩萍是作下公安部挂过号的大案子的角色,头脑也不简单,当时未曾一口答应,只说这么大的事情,容她好好想想再作答复。
    于彩萍还没想定时,高增霞出事了。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寻思高增霞哪里经得起审讯,肯定要供出暴狱之事的,寻思与其到那时把自己牵进去,倒不如现在争取主动,向政府队长坦白交代为妥。于是,于彩萍悄悄找了丰韵,交代了高增霞所说的暴狱之事。
  丰韵闻报,惊出一头冷汗,寻思此事真的非同小可,凭她的能力已经没法处置了。但她总算还沉得住气,并未乱了章法,先关照于彩萍还是按照平时的样子做该做的事,不要露出破绽。然后骂上去八中队,从那边往许明那里打电话汇报了此事。
  许明的震惊程度竟然超过了丰韵,他最初的反应竟是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这样的事?那个于彩萍会不会瞎说一气?”
  丰韵回答得倒是十分肯定:“不可能!她没有必要瞎说,那样对她没有好处。”
    许明沉思片刻后说:“你现在在哪里?八中队?好,不要离开,我马上赶过来!”
    许明于是乘坐小吉普急如星火地赶到了八中队。丰韵已经等得心如火灼,一见面就问:“老许,你说此事怎么办?”
    许明路上已经想好措施了:“这样吧,我们一面审讯高增霞,一面去九中队抄监。”
    “抄监?”
    “对!文艺小分队就在九中队,估计要想暴狱的犯人也在九中队,否则,以高增霞那样一个女犯人的能量,借给她一个水缸做胆子也未必敢动这种脑筋。犯人要想做这种事情,肯定物质方面有所准备的,因此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估计是有收获的,抄到了证据,不怕高增霞和其他家伙不认账!”
    丰韵知道自己不过是小八蜡子一个,没有资格跟许明讨论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有服从的份,再说她想想觉得对方说的不无道理,于是点头:“我干什么?请你分派。”    、
    “你还是提审高增霞,我去九中队组织抄监。”  ‘
    于是,兵分两路,丰韵仍和那个女干部一起提审高增霞,许明则急赴九中队去抄监了。
    许明是个具有一定经验的劳改干部,不管事先还是事后,用审视的眼光看他所作的决定都应当说是较为得当的,问题是实施得如何。
    先说丰韵审讯高增霞。那高增霞昨晚被拿下后,已经顶过了一轮审讯,见政府队长对她投有如何逼迫,便寻思此事仅就奸情而已,暴狱阴谋并非败露,心就定了下来。按照她的估计,就奸情一事,她连个处分都挨不上。不料,今天上午刚想按照昨晚丰韵命令的想写交代材料时,突然又来提审了。
这回一上来高增霞就觉得不对劲,一向脸露笑容的丰韵极其难得地板起了脸,而且眉宇间还透出了几分紧张;看另一个小队长,那更是秋风黑脸,手里捏着的钢笔都在微微颤抖。高增霞马上想到“东窗事发”四个字,头脑里做好了对抗讯问的准备。这个女犯人在这方面的思路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她知道自己犯有命案,暴狱阴谋如果从她口中泄露,丈夫就会认为是她出卖了他,从而把命案一事彻底兜出来,临末死路一条。倒不如硬撑死顶不交代,反而还有一条生路。因此,她面对着丰韵两人的严厉讯问,回以一个个“我不知道”。
    丰韵事先已经估计到这一点了,就抛出了于彩萍的材料,原想借此使高增霞受到惊吓,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交代出来。哪知这样一来反倒给高增霞吃了定心丸,她从中知晓线索来源原来是于彩萍那条渠道,认为两个人的事情反正是说不清的,只要抵赖到底,就没有证据。而于彩萍跟她是“单线联系”,牵涉不着别人,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
    这样,不难想象,丰韵两人对高增霞的审讯并未取得突破。
    再说许明去九中队组织抄监,他带着两个助手,一进去就直奔中队部。当时,原先的正中队长黄耀煜因为近乎于靠边,心里想想气愤不过,本就有的肝病复发,索性请了长病假回北京老家去养病了,申队由副中队长薛苏主政。许明和薛苏不是一个派的,但并未发生过矛盾,当下便把情况说了一下,把薛苏惊得脸色倏变,好一阵恢复不过来。
    许明说:“现在决定立即对九中队进行抄监!”
    薛苏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对对!我这就作安排。”
    薛苏当即把九中队在监区的干部全部集中起来,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光宣布了抄监决定,然后说:“两个人一组,分头对各监房进行搜查,注意:一是必须搜得特别仔细,所有违禁品一律没收,并且当场做好记录,在哪个监房的哪个铺位搜出来的,放在什么位置,都要一一记下来;二是坚决不能让犯人动手协助搜查,每个人都得自己亲自动手;三是一旦搜得违禁品——哪怕是意想不到的违禁品,也不要大惊小怪。”他说完后看看许明,“请老许同志作补充指示。”
    许明的“补充指示”只有一条:“抄监时,把所有的犯人全都赶离监区,不留一个,包括事务犯!”
    这指示其实是对薛苏下达的,他马上听出来了,点头道:“明白!这就执行。”
    于是,事务犯胡业勋和监区劳役犯王皮儿以及在监房里泡病号的几个犯人全都给赶了出去。抄监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十来名干部一个个爬上趴下,折腾出一身大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搜查出一些违禁品,但内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跟暴狱行动搭得上边的物品,至于许明原先想象中的匕首、土制手枪(九中队是机修中队,犯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则更是不用说了。
    许明站在监区当院,疑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道:“难道情报有误……”
    还没说完,薛苏在办公室门口叫他快去接电话。许明进去一听,原来是农场办公室主任打来的急电,告知说北京派来的军管人员已经到农场了,请他赶快返回场部,有紧急事情需要立刻商议。
  许明于是决定马上返回场部。临走前,他叮嘱薛苏必须提高警惕,万万不可大意,今天晚上要早些收风;另外,要注意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以便随时联系。
薛苏边听边点头,然后送走了许明三人。
    许明绝对没有想到,他所组织的这次抄监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胡业勋是个绝顶聪明的角色,自从高增霞失风被关后,他就做好了暴狱阴谋随时暴露的准备,为此,他呼风唤雨,悄然命令所有骨干分子加快做好准备,并把所有准备用于暴狱行动的武器、器具统统转移到车间,也不放在车间里,而是藏于早已挖好的洞穴中。今天,他见许明三人驾车而来,气势汹汹直奔中队部,料想多半是与暴狱有关的,寻思十有八九是高增霞交代出来的,心中不禁大为惊恐。
    果然,片刻中队部就发了命令,让所有犯人全部离开监区。这个通知倒是让胡业勋执行的,薛苏还特地叫胡业勋多注意其他犯人,有什么异样的情况马上向他报告。这倒使胡业勋有了重新考虑的余地,寻思倘若是高增霞出卖了他,那么许明到九中队来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关他胡业勋,现在却没有关,这说明人民政府还没有掌握他是暴狱团伙首犯的情报。这样一想,胡业勋心定下来,便待在监区外面,静观事态发展。
    抄监以失利结束后,胡业勋经过反复考虑,意识到此举虽然不一定是高增霞所为,但必有来头,许明作为第二把手,绝不会心血来潮而赤膊上阵,开着汽车过来抄监的。抄监虽然没荻得什么,不过接下去肯定还有行动。接下去的行动不管是什么,都是对他们绝对不利的。这样,看来只有赶快发动行动了。
    胡业勋于是下达了密令:今夜暴狱!
    今夜暴狱?
    今夜暴狱!!




第十一章

这天中午时分,公安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派赴贡嘛嘎农场的军管组代表两人已经抵达农场。  
    贡嘛嘎农场所在地位于青海、新疆、西藏三省、自治区交界处,由于更动省界的原因,其地域位置建国后曾三度变化,起初为青海境内,后来归新疆,不久又回归青海。中央军委批准该农场军管后,按说应该从青海驻军抽调军代表去执行军管任务,但是,北京方面考虑到贡嘛嘎农场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觉得从青海调人过去反而太远,所以还是决定从新疆调人过去。
    1967年6月3日,即贡嘛嘎农场逃犯树德峰和管教科长洪敬平先后进京上访后的第四天,驻扎于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组建一支由一名正团职干部、一名正营职干部为正副职领导的12人军事管制小组,即赴贡嘛嘎农场执行军事管制任务。电令要求这支军管小组务必在五天之内赶赴贡嘛嘎农场,具体任务将由公安部与之通气后磋商而定。
    部队方面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后,考虑到贡嘛嘎的形势,一面着手抽调军管组成员,一面先期指派正营职干部史俊德(任军管组副组长)、连指导员包正荣(任军管组党支部副书记)先期前往贡嘛嘎农场打前站,做军管的准备工作。史俊德、包正荣接受任务后,搭乘兵站的汽车于这天中午抵达贡嘛嘎农场。
    公安部发给贡嘛嘎农场关于实行军事管制的通知,是在两位军代表抵达前半小时才送达农场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刚刚看过公安部通知,还没有来得及向“革委筹”汇报时,史俊德、包正荣就赶到了。于是,办公室主任立即往九中队打电话,向许明汇报了这一消息。
    许明接到电话,当即驱车返回场部。许明和两位军代表见面后,一起去食堂吃了午饭。然后,许明便以贡嘛嘎农场“革委筹”负责人的名义召集“革委筹”全体成员开会,由史俊德宣布军管决定及军管组正式进驻农场,实行军事管制。接着,由“革委筹”成员向军代表汇报农场的各类情况。
    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汇报进行到一半时,有DIANHUA打进会议室要许明直接接听。这时,许明在发言,正谈到他如何捉拿败类分子陈邦坚,谈得很起劲,不耐烦中断,就说一会儿再接。但对方语气非常急迫,一定要许明马上接听。许明问了一句:“是谁打来的DIANHUA?”
    那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她说是八中队的……”
    许明跳似的一跃而起:“哦,哦,我知道了,我去接!”
    许明料想必是丰韵打来的DIANHUA,估计十有八九已经攻下高增霞那座顽固堡垒了。
    许明的料想是准确的,这时丰韵确实已经在对高增霞的讯问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对于高增霞的讯问,令丰韵和另一位小队长头痛至极,因为她九供不离一词,对于于彩萍所揭发的暴狱内容矢口否认,只承认她在陈邦坚的逼迫之下,不得已间与之发生了肉体关系。丰韵两人要跟她谈暴狱阴谋之事,她却见缝插针说她和陈邦坚的事。她是在这方面屡经历练之人,又是上海滩的白相女人,可能还有着一份要跟丰韵两人过不去的想法,谈起这种丑事来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弄得那个年方二十一,连朋友也还没谈过的小队长面红耳赤,连已经结婚数年了的丰韵也听不进去。
    这样较量了一会儿,丰韵寻思再持续下去似乎没有便宜占,于是就结束了审讯。
    丰韵两人回到办公室,想着刚才那一幕,气愤之际心有不甘,寻思这样一个女犯人都拿不下来,那岂不太窝囊了?于是商议对策,说了一会儿,丰韵想想还是去找找于彩萍看,说不定能从她那里获取灵感。
    于彩萍揭发高增霞后,被丰韵安排在事务室,由三个改造表现一向不错的女犯,加上那个令全中队犯人都头痛不已的老太婆事务犯一起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其形式等同于当时社会上一些单位很流行的“隔离审查”。丰韵两人去了事务室,把事务犯等四个女犯全都赶了出去。于彩萍一看丰韵两人皆脸挂阴云,只道要宣布什么不利于她的重大决定,又惊又怕,紧张得脸都变了色,一双眼睛闪着惊恐之光,牢牢地盯着两人。
    丰韵叫她坐下,然后说:“你揭发的有关高增霞的事情,我们认为很重要。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需要你再谈一谈有关高增霞的事情,要求谈得越详细越好。”
    于彩萍听说是这样一件事,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于是她就谈起来,根据丰韵的要求,着重在高增霞在文艺小分队和九中队跟其他犯人的接触上。丰韵两人边听边记录,由于这不是情节性的叙述,所以这种记录是提纲式的,有时又像随手划拉的草图。
    这样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于彩萍再也谈不出什么新的内容了,于是结束了谈话。丰韵两人返回办公室,把记录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马上整理出了一份高增霞所个别接触过的犯人的名单,并且在名单上标出于彩萍所记得的接触次数,结果发现有两个男犯人跟高增霞接触最多:一个是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一个是单曾一。
    丰韵知道单曾一是高增霞的丈夫,成立小分队前还曾经闹过自杀,后来破例安排了狱中夫妻相会。记忆中陈邦坚就是在那时知道高增霞这个人的,后来就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并且任命高增霞当了小分队队长。作为夫妻,又是在同一个中队,接触接触还算说得过去,但高增霞与胡业勋的频频接触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而且据于彩萍回忆,两人的接触多半是在丰韵和另一个九中队派来监督文艺小分队的干部暂时离开或者被其他犯人有事缠住时进行的。胡业勋虽是事务犯,但其“职能”跟文艺小分队却没有关系,用不着如此频繁的联系;另外,胡业勋虽也算是小分队成员,但他不过是写本子的角色,一共才执笔写过两个短节目,在这方面似乎缺乏如此频繁沟通的理由,况且是背着干部和其他犯人的单独沟通(尽管是在其他犯人的视野间,但别入无法听清两人在谈些什么)。
    想到这里,丰韵心里一动,用钢笔在胡业勋和单曾一的名字之间划了一条线,打了一个大大的“?”号。
    丰韵稍一沉思,随即往九中队拨打了一个电话,找了那个和她一起负责文艺小分队的干部,不问其他,单问胡业勋跟单曾一的关系如何。
    对方回答:“胡业勋和单曾一以往关系一般,在组建小分队前后开始显得热络起来了。”
    “明白了,谢谢。”
    丰韵的明白其实是在打电话之前就已经有了,现在不过是得到了证实。她从高增霞、胡业勋、单曾一三人的关系之间猜测出一个环节:三人的反常式接触是由“暴狱”阴谋所串联起来的,由此判断出一点,即胡业勋极有可能是暴狱团伙的主犯。
    丰韵头脑中产生了一个设想:利用于彩萍关于高增霞与胡业勋、单曾一的接触情况的揭发材料,去蒙高增霞,使她交代出暴狱阴谋来。
    丰韵没有当过预审员或者刑警,在劳改单位也未涉及过“狱内侦查”,她这个想法纯属瞎打瞎撞,带着碰运气的意思。她也不考虑万一高增霞还是拒绝交代,反倒使其知道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审讯手法,以后就很难取得突破了。
    下午4点,丰韵两人再次去了禁闭室。高增霞对于丰韵的再次出现感到意外,望着丰韵那张布满信心的脸,她竟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丰中你又来了?!”
    丰韵要跟高增霞打心理战,故意显得甚为轻松:“本来想不来的,可是因为想挽救你一下,所以还是决定来了。”
    “挽救我?”高增霞瞪大了眼睛。
    “是啊。”丰韵微叹了一口气,“唉——高增霞,你凭良心说一句,我丰队长对待你怎么样?”
    高增霞转动着眼珠子,边想边说:“丰中你待我是不错的,无论是在小分队还是以前在中队时……”接着就说了一些例子,有的丰韵还记得,更多的却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她生性慈善,又很注意执行政策,只要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总是给犯人提供一些方便。一年中光是她自己掏钱给生病的犯人购买食品的数字就在30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她全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高增霞经常真病假病轮流生,肯定是受过丰韵的关怀的。   
    丰韵待高增霞说完,又叹了一口气:“看来,你还是良心未泯啊!”
    高增霞有些吃不准,又有些惊慌,不知道丰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吞吞吐吐地问道:“这……这怎么说?”
    “跟你说吧,刚才得到消息,有两个跟你关系密切的人已经被关进禁闭室了,农场‘革委筹’直接下命令,让管教科组成一个专案组立刻严审!”
    高增霞闻声一凛:“是吗?!……那是谁?”
    “是谁你还不清楚吗?”
    高增霞不吭声,眼睛里露出一丝疑光,还没扫及到丰韵脸上时,丰韵已经开腔了:“这两个人,都是九中队的,一个是事务犯胡业勋,一个是单曾一。”
    “啊!!”
    “你感到意外,还有些震惊?这是正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没有交代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却暴露了?还有,他们接受讯问时,肯定要交代问题,其内容无疑会涉及到一些人,其中包括你高增霞。是不是?”
    没有干过预审员或者刑警,也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丰韵竟然凭此制服了顽固透顶的高增霞。据高增霞后来所写的亲笔供词中说到,她原来是准备顽抗到底的,但给丰韵这么一说,产生了两个想法:一是她以前制造的命案仅丈夫单曾一人知晓,在这之前她与丈夫的最后一次接触时,她曾提醒过丈夫不可泄漏此事,丈夫向她拍胸保证过的(后来暴狱分子归案后,单曾一出于对高增霞供出他的憎恨心情和为了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检举了妻子的杀人罪行),她深信丈夫会守口如瓶的。这样,她就不必担心此事会泄漏。二是她在暴狱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能算小,但估计还不至于会被判处死刑。既然这样,与其被动地等待着人家供出她,她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争取主动先供出人家呢?先供出同伙是立功表现,她还有希望获得从宽处理呢!
    这样想着,高增霞就决定交代了。她的交代内容其实并不怎么多,因为她所知道的暴狱阴谋非常有限,仅仅是丈夫单曾一向她说到过的准备组织暴狱行动,以及以后胡业勋一次次指示她如何从陈邦坚那里探听情况;她所知道的暴狱分子也仅这两人。
    但是,这对于丰韵两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重大的突破了。丰韵未及进一步讯问高增霞,当即向许明打电话汇报此事。
    许明接到丰韵的报告后,一分钟也段有迟缓,立即向正在开会的两位军代表作了汇报,同时也是对在场的“革委筹”全体成员的情况通报。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于会议的震动,不亚于一次7级地震。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个别人紧张得脸色也变了。
    军代表史俊德倒并未特别紧张,但他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没有经验,便问许明应当如何处置。许明马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把管教科副科长傅林叫来,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
    傅林接到电话,迅速赶到会场,一听情况通报,惊得脸色倏变,因为这是管教部门责任,而自洪敬平被打倒后,管教线是他主政,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难脱干系。史俊德没有理解他的这种心绪,和他握过手后,说:“傅科长,我们一起研究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7人,众人讨论时,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鉴于不知晓暴狱团伙到底有多少人,分布于哪几个单位,为防他们在发觉阴谋业已败露之后狗急跳墙,应当连夜对九中队以及那一片的几个中队(除八中队)进行犯人大调动,打乱原先的编制,使暴狱团伙的组织结构受到影响,从而首先确保安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审查,清理暴狱分子。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上述处理方案容易造成混乱,反倒有可能导致暴狱分子乘机作乱,使我们猝不及防。因此,宜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即先将目前已经掌握的暴狱分子胡业勋、单曾一即予关押,连夜突审,取得口供后再将暴狱团伙其他成员一一拿下。这样,暴狱阴谋粉碎了,也没有打草惊蛇、狗急跳墙之虞。
    这两种意见听上去似乎都有一定道理,持意见者自己更是觉得理由十足。这样,势必形成了争论。最初因为有军代表在场,争论显得比较温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失去了耐心,于是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接近失去理智的争吵了。
    正争论间,又爆出了一个意外:洪敬平返回农场了。
    洪敬平在贡嘛嘎农场神秘失踪后,农场派出所正进行调查,想弄清他的行踪去向。现在他突然出现,还没踏进农场干部家属大院的大门,已经被人拦下了,随即就被“请”进了派出所。派出所留置了洪敬平,但他毕竞不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想想可能不妥,于是就给许明打电话报告此事。许明知道农场已经军管,现在凡事都得小心在意,不要给军代表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接到电话后便向史俊德报告了。
    这时,在场成员中有几个听说此事后都说派出所措施得力,应当把洪敬平关押起来,要好好查一查他这些天在干些什么。
  军代表史俊德和包正荣耳语了几句,然后说:“许明同志,洪敬平同志是管教科长吧?那最好了,我们赶快把他请来,一起参加会议。”
  此语一出,全场皆惊。其实,史俊德对于洪敬平的事心里基本上是有一个底的,公安部已经将洪敬平赴京上访的情况电告军方,作为军管组处理贡嘛嘎农场时的一个参考;当然,公安部的电文中没有提到对洪敬平的处理意见,不过称他是“同志”,这可以看做是表态,因为公安部应当知道洪敬平是如何到北京去的。因此,史俊德便认为洪敬平不应当被打倒,而应该在这种紧急关头站出来参加工作。
    许明以为自己先前没有说清洪敬平其人的性质,于是就补充了一句:“洪敬平是有问题的人,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结论还没有下。”
    包正荣说:“洪敬平同志这些天的行踪去向,我们是清楚的。他的问题性质,也有待于我们在慎重调查之后再下结论。现在,还是把他请过来一起讨论工作。”
    军代表一锤定音,洪敬平立刻被请到了会场。
    洪敬平已经知道贡嘛嘎农场军管之事,进门就和两位军代表握手,看得许明等一班人目瞪口呆。随后,史俊德把情况介绍了一番,征求洪敬平对处置眼前事件的意见。
    洪敬平早在返回农场的路上就已经在考虑对付暴狱分子的各种方案措施了,当下便胸有成竹道:“我的意见如下——立刻出动人马,把九中队包围起来,所有犯人一律收风,囚于各自的监房内,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实行戒严纪律,凡是有敢以身试法,图谋不轨的,按照戒严纪律当场严惩。与此同时,将该中队的全部干部无条件暂时调离,集中到场部,在指定的场所集中,暂时不许可自由行动……”
    洪敬平说到这里时,在场的“革委筹”成员中的一部分人窃窃私语,想是对此说法大有异议,但他不动声色,继续说下去:“第二,在实行第一措施的情况下,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立即指派富有预审经验的干部对涉嫌本案的犯人单独提审,取得突破后,发现一个暴狱分子就抓一个。在抓了几个时,从各个监房有选择地抽出一些犯人,由干部对其举行学习班,让他们有问题的交代问题,没有问题的揭发举报。这两步走下来估计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大半。剩下的问题之解决,就不算一桩犯难事了。”
    洪敬平的意见得到了史俊德的赞同,他马上点头拍板:“好!就这样做。”
    洪敬平又说:“应当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作为处置暴狱事件的最高权力机构。”
    军代表也点了头,并且当场点了指挥部组成成员的名,许明是其中一个,指定他担任总指挥史俊德的副手,还有一个副手则是洪敬平,弄得在场的几个造反派“革委筹”成员又是一个激灵。
    指挥部当即开始运转。9时半许,许明往九中队拨打电话,想了解一下该中队有多少人在中队,多少人在场部家属院内的家中,但是,电话未能拨通。
    再拨,还是没通!
    许明不禁警惕起来,正要向史俊德报告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喧哗声——暴狱分子已经冲到场部来了!
    啊?!!
胡业勋自许明组织的抄监结束后,审时度势,当即做出了“今夜暴狱”的决定,并且立刻发出了指令。鉴于形势紧张他已经来不及完全按照原方案实施暴狱行动了,只好临时对暴狱方案作了修改:原定的其他中队参加暴狱的犯人只好放弃了,仅就九中队已经联络的37名犯人参加;暴狱行动就从九中队开始,先在中队内部下手,然后去武警那里抢夺枪支弹药;得手后,向场部进发,切断场部通往外界的所有通讯,抢夺财物和汽车,然后驾车脱逃。
    这天是星期六,干部按例提早下班,在车间干活的犯人也提前收工。30多名暴狱分子按照胡业勋的指令,在收工返回监区时,把预先准备好的密藏于车间里的匕首、铁棍、土制毒气弹、燃烧瓶等用于暴狱犯罪的凶器悄然带进监区。当时,全国大多数劳改队尤其是劳改农场的管理水平处于低级阶段,没有一套严格的安全防范制度,除了节日前夕外,犯人进出监区通常是不抄身的;再说这天是星期六,干部急着回家去,也没人特别留意犯人的动静,这样,暴狱分子终于把凶器一件不漏地带进了监区。
    在这之前,胡业勋已经亲自前往距九中队监区大约一公里的武警哨所去走了一趟,以送修复了的两只凳子为名跟那里的炊事员兼管后勤的武警中的败类分子朱宝根取得了联系,通报了情况,约定在下午5时许往九中队打电话,要求派犯人去修理鼓风机,同时把这一情况告知武警班长。
    当时,驻贡嘛嗄农场的武警共有两个中队,对外称为“大队”,其实算不上一个完整大队的编制,其大队部驻扎于农场一中队所在地一个名叫达磨井的地方。由于各单位分散,因此其布防是按照各中队的位置而设置的,犯人人数多的中队或者地势险要些的,多安排些人,反之,就少安排一些。九中队属于犯人人数倒数第二的单位,因此仅安排了一个班的武警,设立了一个哨所。胡业勋和暴狱团伙另外两名主犯郝根相、李鑫所制订的暴狱方案中,计划把这一个班的武警解决掉,夺取其枪支弹药,用于进攻场部。
    九中队监区院子大门口还有警卫室,和分布于监区四周的四个武警哨位有直线电话连接,暴狱方案中计划先不惊动,待控制九中队内部和解决武警哨所后再将四个武警哨位一起解决。
    暴狱行动于当天下午5点左右拉开帷幕,这天轮到值班的干部是副中队长薛苏,他绝对没有料想到这天会得发生几小时后惊动中南海的暴狱案件,这时正在中队部一边喝酒一边听音乐。他忽然觉得今天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却又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不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口前往外看了看,监区院子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这才醒悟:原来是太安静了。
    薛苏感到奇怪,寻思还没到收风时间,院子里怎么已经这样安静了呢?这是反常现象,但又反常得使人没有一种危险感,因为犯人待在监房里,纵然再凶,也不过是笼中之虎。如果情况反过来,犯人全部待在院子里,那就反常得令人生畏了。不过,这毕竟是薛苏从事劳改工作多年来第一次碰到的情况,他还是决定要过问一下。
    这个反常现象其实是事务犯胡业勋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他考虑到暴狱行动实施得越早越好,晚了就有可能受到阻碍,因为高增霞已经关起来了,她“一不留神”把暴狱阴谋泄漏出来的话,他们这伙人的灭顶之灾就到来了。确切一点说,暴狱时机从他们把一应凶器悄悄带进监区开始就已经成熟了,只是因为虑及干部太多可能把握不了局势,所以才一直等到干部全部下班。但是,干部离开了,那些不参加暴狱的犯人却是离开不了的,这部分犯人有大约九十来名,与暴狱分子的人数对比是3比1,尽管他们不可能全部以武力阻止暴狱行动,但是只要有一部分闹起来,其后果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就势必惊动武警哨位和监区警卫,只要一个电话打出去,他们的戏就没法唱下去了。
    因此,胡业勋一定要把那部分不是暴狱团伙成员的犯人搞定。如何搞定法?说难也不难:假传圣旨,提前收风。
    胡业勋知道薛苏有个习惯,每次轮到值班必定要喝上二两,喝完酒后才收风,收完风后填一张“人账单”,着事务犯或者王皮儿送往监区警卫室就算完事了。全中队犯人也都知道薛中队长的脾气,处理问题时的政策界限掌握得不像其他队长那样细,弄得不好赏个把耳光弄一脚“外国火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凡是轮到他值班人家都很识相,再调皮的犯人也忍着学做弥陀菩萨。胡业勋因此而产生了提前收风的念头,寻思反正薛苏不会知道的。
    开过晚饭后,胡业勋便叫王皮儿逐个监房通知:今天薛中队长值班,接到管教科通知,让提前收风,人账暂时不点,但是一律不准出门,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安静,否则惹恼了薛中吃不了自己兜着走。这样,众人就都乖乖地待在监房里不出门了。胡业勋手里拿了个木板夹,一个一个监房查看,凡是没有暴狱分子的监房,干脆就把门闩推上了,使里面的人无法打开。
    却说薛苏感到情况反常,正欲出门查看时,胡业勋叩响了办公室门:“报告!”
    “进来。”
    胡业勋进门,像平时那样一脸恭敬地站着,正要开口,薛苏先发话了:“今天怎么回事,犯人都进监房了?”
    胡业勋回答:“报告薛中,是我叫他们进监房的。”
    薛苏到这当儿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逼到近前了,问道:“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点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胡业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纸包包,拿到薛苏跟前,“薛中,您看这……”话音未落,一把将纸包包拍开,闪电似的朝薛苏脸上扬去,只见一团黄尘腾起,后者满脸已经蒙上了一层黄沙,连眼睛、嘴巴都无法张开!
    胡业勋扔出纸包包后,一秒钟也没有停留,随即便飞快地扑上去,以胳膊夹住了薛苏的脖颈。几乎是同时,不知几时已经溜进门的郝根相、李鑫两人犹如恶狼似的扑上来,一个抱住了薛苏正在乱踢的双腿,一个挥拳冲薛苏头上猛击,只两拳就把后者击昏了。三人随即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薛苏勒死了,然后剥下了他的外套。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三人大惊,六道惊骇的目光在电话机和两个同伙的脸上不住地打转。稍停,还是当过“国军” 营长的郝根相胆大,伸手抓起耳机,粗着嗓门道:“喂!哪里?”
    电话是二中队一个干部打来的,要找九中队的一位小队长,郝根相松了一口气,答称已经下班了,随即挂断了电话。胡业勋接着扯断了电话线。
    胡业勋一挥手:“发信号,按原计划执行!”
    所谓“原计划”,就是“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处置监房内的其他非暴狱分子犯人,另一路则去解决武警哨所。这里分别进行叙述——
    监房内一路暴狱分子有三十来人,四个一组分别去各个监房,宣布发动暴狱,问是否有愿意一起参加的,有的就站出来,其余的则当场用撕开的被单作为绳子一一捆绑起来,缚于床脚上,嘴里塞以棉花。这中间,有暴狱分子与哪个犯人有私怨的,则自然要乘机动手动脚,有的出手甚重,事后发现被殴骨折的也有。
    一共有14名犯人愿意参加暴狱行动,使胡业勋等人喜出望外。那些拒绝参加暴狱行动的犯人,在事后处置暴狱事件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减刑,作为对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示认罪服法的奖励。
    另一路大约六七人,都是胡业勋从是从分子中精选出来的历史反革命犯、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之类。只有一人属于例外,那就是武警败类朱宝根的叔叔朱松川,因为他跟朱宝根的关系,所以必须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家伙以那个“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为首。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学过武术,又会打枪,枪法也还不错。他们出去时略略费了些周折,因为为防止惊动四个角上岗亭中的武警哨兵和监区门口警卫室的那个值班警卫,只能悄悄撬开当初周宗平逃跑时的那条通道上的障碍物亦即监房厕所屋顶上的瓦片和因为周宗平逃跑而提醒劳改队增加了的铁栅栏,然后一个个爬出去。由于那里和武警岗亭是死角,因此未被哨兵发现。
  一行歹徒逃出去后,行至距武警哨所不远处,为首的郝根相脱下了身上的写有“囚”字的衣服,露出穿在里面的从被杀害的薛苏身上剥下的军便服(不是警服,“文化大革命”时的劳改干部不发警服),叫朱松川和另一个姓苏的犯人和他一起过去。让其余犯人潜伏于附近等候信号,准备接应。苏犯38岁,曾在国民党保密局举办的特务训练班中获得过擒拿格斗比赛亚军,据说曾有过徒手格击五条大汉获胜的记录。
  这个哨所是一个独立于原野间的带有院落、围墙的四合院,说是“哨所”,其实是一个班的武警的住所,不过院子里有进行训练用的一些器具。长期以来的惯例,哨所门口也不设岗哨,大门白天通常是敞开着的。郝根相一行过去时,那个作为内应的朱宝根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
    朱宝根见他的叔叔被郝根相押带着过来,料想九中队监房那边的事情办得很顺利,遂故意提高了嗓门道:“黄队长,来啦,正等着你呢!”
    郝根相笑道:“你们电话打得晚了,今天是星期六,干部下班得早,我们薛中叫我留一留,我只好遵命带犯人过来了。”
    朱宝根把三人领进了院子,指指伙房,三人会意,走了进去。一进门,朱宝根压低了嗓子问道:“那边解决了?”
    “解决了。一切按照预定计划执行!”郝根相的口气似乎又回到了担任国军独立营营长的年代。
    “明白。”
    “这里怎么样?”
    “你们待在这里假装修理鼓风机,我这就给他们开饭。吃饭时他们从来不把枪带进饭堂的,你们就去拿枪,枪一到手,那还不是裤裆里抓鸟——稳拿!”
    “这边一共有几个?”
    “应当是八个,一个请假去大队部了,他老婆来探亲了,今晚不回了;再去掉我,还有六个。”
    “算他命大!”胡业勋恶狠狠地道,又问,“家伙有几枝?”
    “一共是12枝,1枝冲锋枪,11枝步枪,现在有4枝在岗位上。”
    “弹药?”
    “大约一共有一百来发子弹。”
    郝根相咂咂嘴:“少了些,不过也可以凑合凑合了。”
    说话间,武警班长出现在门口:“朱贵根,准备开饭吧,晚上还要学习呢。哎——”他看见了郝根相和那两个犯人,“他们……”
    “哦,这是九中队的黄队长,带这两个犯人来给我们修理鼓风机的。”
    班长连忙冲郝根相敬礼:“您好!黄队长。”
    武警在劳改队执行任务,按规定是不能进入劳改队的,只是负责外围的警戒,因此这个班长根本不认识什么“黄队长”, 但他相信自己部下的话,结果就栽了个大跟斗,差点把性命都送掉了。
    郝根相当过军队里的营长,那份感觉还在,面对着一个小班长自是应付自如,点头道:“你好!贵姓?”
    “免贵姓何。”
    “哦,何班长……你们这台鼓风机老掉牙了,已经修过几次了,几时可以换一台了。”
    “是的,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嗬嗬,黄队长,给您们添麻烦了。”
    “嘿,客气了,小事一桩。”
    班长自是要邀请“黄队长”一起去吃晚饭,郝根相推说已经吃过了,谢绝了。于是,班长就让朱宝根把晚饭开了,他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走了。
    这个班长事后受到了严厉审查,因为怀疑他是有意把枪提供给暴狱犯的,最后查清确实与他无关,也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据他在接受审查时说,他就是着了这个“黄队长”的道儿,寻思有干部在,那两个犯人不敢动什么脑筋的,所以没有下令把枪支带进饭堂。
    却说郝根相等人候得六名武警进了饭堂,马上悄悄离开伙房,从后面绕到卧室,轻而易举就把枪支弹药一井拿到手。郝根相随即让朱宝根把一条白毛巾拴在竹竿上,高高举起,来回晃动了数次。不一会儿,潜伏在不远处的那几个犯人就悄然溜了过来,爬墙而入。
    几个暴狱犯集中于伙房,郝根相把枪支发给他们,自己留了一枝冲锋枪,下令道:“第一,给老子把那六个全部打发掉;第二,不能响枪,就用刺刀挑……”眼睛一转,瞥见朱宝根嚅动着嘴唇似有话讲,便问道,“你有何高见?”
    朱宝根吞吞吐吐道:“这个……我事先跟我四叔讲过的,不能开杀戒……这个,你们说话要算数。”当初朱松川对这个堂侄策反时,朱宝根确实提出过不能杀人,朱松川是同意的,胡业勋也点了头的。
    郝根相从胡业勋那里得到的指令是“相机行事”,他见朱宝根这副样子,寻思一会儿还要靠他诱骗岗亭上的武警哨兵下来,少不了这人,于是就点头:“那也好,统统上绑,封口。若是有人反抗得厉害,也可以开杀戒!”
    一行七人随即持枪在手,蹑足悄行,潜至饭堂门口,发一声喊,旋风似的冲卷进去。里面那六位正在吃饭,哪里料到有此倏变,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早巳被那些受过特别训练而且有过真刀真枪实验的暴狱犯分别扑倒在地,其中三人当场受击昏迷。
  跟在后面的朱宝根递过早已准备好的绳索,由暴狱犯把六个战友一一绑起来。这时,班长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对着朱宝根破口大骂,被一个暴狱犯一刺刀划破了嘴皮,顿时鲜血淋漓。
  暴狱犯把六名武警扎成一个个端阳粽,又用铁丝把他们互相连在一起,口中塞进毛巾,然后扯断了电话线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六名武警,就这样被捆绑了整整一夜,一直到次日上午才获得解救。   
    后来,胡业勋落网后在农场派出所拘留室“总结”经验时,曾经对自己的一个“失误”感到懊悔:他竟然没有考虑到要把武警的服装剥下来,选择几个暴狱分子穿上了冒充武警先混进农场场部,破坏电台,为暴狱分子的安全撤退赢得时间。
    郝根相一行“解决”武警哨所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付四个武警岗哨和大门警卫。事先,胡业勋已经对此作了安排:应当先解决警卫,因为警卫室有和场部直通的电话,而武警岗亭的电话仅仅只能跟武警哨所和警卫室通话,即使解决不了也不怕他们报信。
    “解决”警卫的任务,由朱宝根去完成,因为他此刻的名义还是武警,而且由于经常有修理方面的事情求助九中队,进进出出已经和警卫室的每个警卫都认识了。但是,朱宝根再三说他不敢杀人,这使郝根相感到失望,迫不得已间,只好改动了计划,由他“押”着一个犯人去对付警卫。
    当下,朱宝根押带着一名暴狱分子前往九中队大门口,行至警卫室前驻步,朝值班警卫打招呼:“小秦!”
  小秦早已看见朱宝根两人走过来了”,心里有点疑惑:怎么武警押着个犯人过来了?他把窗子打开了一条半尺宽的缝,探头问道:“怎么回事?”
    “这个犯人是给我们修理鼓风机的,是小吴队长带的,现在小吴被我们班长留住喝酒了,班长说让我先把犯人送回来。”
    小秦皱皱眉头:“这个小吴,怎么可以这样搞呢?”他接班时,九中队的干部已经下班了,因此他不知道小吴其实根本没那码事。现在怎么办?看来只有把犯人放进来了,总不见得让人家武警再把犯人押回去,天都黑了,路上跑了怎么办?
于是,小秦便去开装在大门上的那扇小铁门。那个暴狱分子先进了门,朱宝根赶紧跟小秦说话,以分散其注意力。暴狱分子是个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当下悄悄拔出匕首,冷不防冲小秦当胸就是一刀,刚抽出匕首,又往腰部扎了一刀。小秦倒在血泊中,连叫都没叫得出来就断了气。
    接下来对付四名武警岗哨也是朱宝根的事,他背了一枝枪,晃晃荡荡地来到1号岗亭下面,仰脸招呼岗哨:“老弟,下来,换岗了。”
    哨兵感到奇怪:“今天怎么你来接班了?”
    “今天哨所会餐,班长叫我来替你站一会儿,你赶快去吃了再过来。”
    这种事情,以前也曾有过,只不过不是朱宝根去替岗的,但因为有了先例,哨兵感到也说得过去,便掉以轻心地着了道儿。他用钥匙打开了岗亭门,顺着梯子走下来,把钥匙交给朱宝根,就背着枪离开了。刚刚走出十来步,到得墙角那里,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三名暴狱分子一拥而出,乱刀捅死了。
    其余三名岗哨,也是着了相同的道儿而被害的。
    罪大恶极的朱宝根后来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执行前他竟然还大呼“冤枉”,问其冤在何处,他说自己没有杀人。
    至此,胡业勋所指挥的暴狱行动已经扫清了第一步障碍。在胡业勋的指挥下,50余名暴狱分子集队前往场部。他们原准备步行前往的,但是,刚上公路,就看到驶来了两辆带拖斗的拖拉机,那是邻县农机站的运输工具,刚送完货物准备连夜返回。这会儿碰上了暴狱分子,也算是倒了血霉,两名司机当即被杀害,胡业勋一声令下,暴狱分子上了拖斗,挤成一团,由两个会开车的家伙驾驶着,直奔场部。
……
第十二章

暴狱分子冲到贡嘛嘎农场场部时,先要经过距场部大约400米的农场派出所。这是胡业勋等人预先准备对付的第一个单位,于是一声令下,暴狱分子多人当即一拥而人。这时已是晚上,派出所只有一个民警在值班,另外还有两个“房炳章专案组”的成员,三人闲着没事正凑在一起打牌。忽然听得外面声音不对,哪里会料想到是这种百年不遇的暴狱行动,只道是几家干部家属发生了民事纠纷,是来派出所求取仲裁的,这种事情以前经常碰到,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个值班的民警站起来,说:“你们坐一坐,我去看看,三言两语把他们打发掉就是了。”
    话音刚落,派出所的大门被“嘭”的一脚踢开了,一群持枪歹徒蜂拥而入。这个民警一下子惊呆了,还没回过神来,一把刺刀已经伸到面前!他倒也是个不怕死的,面对着这么些手持武器的疯狂的家伙,二话不说,迎面冲上去,一把拨开枪口、刺刀,奋勇夺枪。此举令歹徒大为吃惊,立刻围殴(他们生怕惊动场部,不敢开枪)。民警挨了数不清的拳脚,又吃了两刀,方才倒地。后来,他被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歹徒随即冲进里间,那里坐着的两个专案组成员,一个是农场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是农场政治处科员。那个红卫兵头头听见外面声音不对,寻思必是出了大事,当即爬窗而出,急奔场部报信。另一位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暴狱分子已经冲进来了,被刺刀捅死。
    接着,歹徒分成两股,一股向场部进发,一股则留在派出所翻劫钱财、武器。后一股家伙由于时间仓促,虽然找到了保险箱,但都未能撬开,无法获取里面的两枝手枪和一些钱。他们随即又打开了看守室的门,把里面关押着的三人拉了出来。这三人中:一个是途经贡嘛嘎农场进行盗窃作案的流窜犯,被抓后疑是逃犯,正进行审查;一个是农场中学的教师,涉嫌奸污女学生而被拘留;另一个就是农场政委兼场长房炳章。
    暴狱分子问清那个流窜犯的案由后,连说是“自己人”, 让跟他们一起行动。那家伙获得解脱,对暴狱分子感激涕零,诺诺连声。不过,其实他不想趟这股浑水,所以一转眼就不见影子了。但他还是未能逃脱,次日就落网了。
    暴狱分子弄清农场中学的那位教师的情况后,因为他是干部编制,所以没有说“自己人”,对如何处置他发生了分歧,有说放了他,有主张绑起来的,正争论时,有人认出了房炳章。于是马上扔下教师围住了房炳章,有个红了眼睛的歹徒二话不说挺起刺刀对准房炳章当胸就是一下,被另一个犯人急扯胳膊欲阻止,刺刀垂了下来,刺进了房炳章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
  接着,其他犯人纷纷动手殴打。那个出手阻止刺杀房炳章的犯人叫道:“别动手!别动手!”
  这个犯人马上被其他犯人围住了,质问是什么意思。事后查明,这个犯人名叫张金宝,河南郑州人,反动军官,1958年被判处20年徒刑。张金宝平时改造表现属于一般,因为性格暴躁与不少犯人关系搞得不大和睦。胡业勋策划暴狱时,把他列为首批发展对象,因为他的案由属于“一路人”,另外,他会少林武术,又是军人出身,与日本兵、共产党军队都打过仗,是一个用得着的“人才”。他和郝根相因同为反动军官,平时接触较多,便由郝根相去做发展工作,结果一说就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张金宝在这当儿却挺身阻止杀害房炳章。他面对着其他犯人的质问,只说了一句话:“房场长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推开了那个用刺刀刺伤房炳章的犯人。众犯都知晓张金宝的厉害,见他神情凶恶,再说也没有人下过命令一定要杀死房炳章,于是就算了。但这时房炳章已经被打昏了。暴狱分子遂扔下房炳章,把那个教师用绳子绑住后,扬长而去。
    张金宝在几小时后的平暴行动中被击毙了。后来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时,专案人员问过房炳章张金宝所说的“救命恩人”一节,房炳章说他不认识这个犯人。专案人员又翻查了房炳章以前所有批示过的文件,调查了九中队所有的干部和犯人,也未发现张金宝和房炳章有过任何关系。这样,张金宝挺身保护房炳章之举就成为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解答的谜。
    关于暴狱犯挺身保护干部和家属的事例,后面还将谈到。
    这时,由胡业勋指挥的大部分暴狱犯已经冲到了场部。在这之前几分钟,从派出所里逃出来的那个红卫兵已经奔进会议室,报告了暴狱消息。场部会议室里顿时像煮开了一锅粥,众人七嘴八舌嚷嚷着,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混乱中,军代表史俊德问洪敬平:  “洪科长,你看怎么办?”
洪敬平说:“赶快撤往医院!快!”说着,他指了指管教科副科长傅林,“小傅,你跟我去一趟管教科!”话音未落,他已经急急冲了出去。
    傅林没有一丝迟疑,紧接着也如离弦之箭似的跟着射了出去。
    这时,外面响起了枪声。
    史俊德拔出手枪,下令道:“立刻撤往医院!”
    洪敬平、傅林两人奔到会议室后面的那排房子——管教科所在地,洪敬平一脚踢开管教科长办公室门,头也不回道:“傅林,打开保险箱!”
    直到这时,傅林才明白洪敬平要他一起来管教科的意图:保险箱里有3枝手枪和大约五十来发子弹,这绝对不能落到暴狱分子手里!
    傅林打开保险箱,拿出了手枪和子弹。洪敬平二话不说,取过一枝,插上弹夹,推弹上膛,一挥:“走!我们也去医院!”
    洪敬平之所以提出要撤往医院,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医院是整个场部惟一的一幢楼房,在不明暴狱分子情况的前提下,应当考虑到坚守待援,楼房易于坚守;二是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会切断电话线,以断绝农场和外界、和驻场武警大队部的联系,而医院大楼里有农场的一台专门用于应急时对外联络的电台,占住了医院也就是占有了电台,可以向外发报求援。
    史俊德一行人撤到医院后,洪敬平和傅林也赶到了。这时,许明接连从医院的几部电话机往外拨打电话都未打通,情知暴狱分子已经把电话线割断了。军代表便问大家怎么办。洪敬平三言两语向不明农场情况的两位军代表谈了自己“坚守待援”的想法,获得了军代表的首肯。许明等“革委筹”的几个头头也认为甚为妥帖。
    史俊德下令:“许明同志立即向北京发报,报告情况!其余人动手构置障碍物,准备坚守待援!”
    农场的电台房设在医院三楼。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劳改农场所设置的电台的用途:当时劳改农场的选址一般都很偏僻,与外界的联系很是不便,而且往往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同时也出于对当时服刑犯人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犯占有一定比例可能会发生暴狱事件的考虑,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处置,故都设置了电台。
    各农场的电台与所在省的公安厅(当时劳改队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电台沟通联络,而像贡嘛嘎农场这种直接归公安部管辖的劳改队,则就直接与北京联系了。电台虽有专门的报务员,但是由于这种电台平时不使用,只是每个月沟通一两次,通常认为报务员的设置属于浪费,一些单位就自作主张安排报务员另外做一份工作,比如电话总机房、办公室文秘等等。贡嘛嘎农场也是这样,报务员兼任着后勤处科员,负责保管和发放办公用品。这样,这个报务员就不可能昼夜守在电台旁边。
    许明是中队干部出身,造反后到场部工作时间很短,根本不清楚电台情况,也从未来过电台房。此刻,他奔到三楼电台房门口时,才发现铁将军把门。于是返身下楼去向医院的值班医生闻报务员去向,得知真情后,禁不住大叫:“他妈的!这咋办?!”
    军代表闻报,也是一愣,他绝对没有想到地方上竟然这样对待电台房这块中枢之地的。现在怎么办?没有钥匙倒是可以把门砸开的,但是没有报务员怎能发报?这不是靠“砸”能够解决得了的。
    许明说:“要么赶快去把报务员叫来?”
“对!快去叫!”
  可是,这时暴狱分子已经冲到了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向被桌椅挡住了的门前扔了一个燃烧瓶,并且以四杆枪支封锁了四个墙角,里面的人已经无法冲出去了,更不用想冲出去后再带着报务员返回。(其实当时家属院也已经遭到了暴狱分子的冲击,报务员被困在家中。)
  许明急得眼睛喷火,从傅林那里取过那枝多余的手枪,要往外冲,去把报务员接过来,被众人死活拉住了不让。正吵嚷间,洪敬平从门口过来了,问发生了什么事,得知情况后说:
    “去把电台房的门砸开!”
许明瞪着他:“砸开了谁发电报?”
    “我。”
    “你?你会发电报?”
    “对.我会。”
    这时,有人突然想起洪敬平曾经当过志愿军侦察排长,一说,许明喜出望外道:“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去!”
    电台房的门被砸开了,洪敬平进去一看,问题又冒出来了:电台的所有关于对外联络的几个部门电台的波长、呼号以及明码本、密码本都没有!原来,报务员因为一个月才接触电台一两次,生怕把这些基本资料生疏了,应急使用时产生问题,就把所有资料都带到后勤处她的办公室去了,以便平时没事时翻出来看看。
    这时,从家属大院那里传来一阵阵枪声,每一下都一直响到在场每个人的心头,有两个女护士可能惦念着家中的孩子,急得哭泣起来,被许明喝住,让她们“快滚开”。许明还把希望寄托在洪敬平身上,对他的称呼也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
“洪科长,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洪敬平沉着脸,缓缓摇头。
    众人正绝望时,军代表包荣正来了,问电报发了没有。他听说面临的困难后,转了转眼珠子,竞冒出了一个主意:“我有办法解决——我知道我们部队战备电台的波长和呼号,往那里发报,再请那里转发北京不就得了。”
    这个完全出乎意外的主意令人拍案叫绝,于是立刻实施。洪敬平已经十几年没摸过电台了,幸亏他记性好,打开机器略略试了试就恢复了以前那种在朝鲜战场时的感觉,试着把刻度拨到军代表所提供的波长,又叫了叫呼号,竟然通了!于是便用邮电通用明码把面临的紧急情况拍发了出去。
    洪敬平终于松了一口气,摘下耳机时已经是满头大汗。这时,他突然发现不知几时电台的指示灯已经熄灭了——电台出毛病了!
    “糟糕!”洪敬平叫了起来,目光随即在围着他的几个人的脸上扫视,“你们谁看见这指示灯是几时熄掉的?”
    众人一个个迟迟疑疑地摇头,确实,在这当儿,都是外行,谁也不可能盯着指示灯的。洪敬平沮丧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拍发出去了没有?我再试一次。”
    可是,再试的结果电台完全没有反应了。这给众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悬念,一个个只觉得心头悬吊了一个沉重的铅砣。
    许明说:“也许电台自个儿会恢复正常的,那就留一个人在这里守着吧。”
    军代表说:“洪科长你留在这里。”
    洪敬平摇摇头:“不,还是留其他人吧,这里就看着电台指示灯,如果亮了再叫我也不迟。我还是去对付那帮亡命之徒吧,我是侦察兵出身,别说手里有枪,就是空着手,一个收拾他两三个也不成问题。”
于是,就决定留一个护士在电台房,一旦指示灯亮了,就赶紧去叫洪敬平。
    其实,洪敬平等人的担心是多余的,电台是在洪敬平把电报拍完以后才发生故障的。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的军用电台已经收到了这份电报,因为是明码,报务员也不用翻译,立刻送往司令部值班室。这天是师参谋长担任总值班主任,一看电报,当即命令即刻拍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值班处。
    这样,在贡嘛嘎农场医院那里决定留下一个护士守着电台指望它起死回生时,这份电报已经被发往总参作战部了。
    总参作战部值班处收到这份不寻常的电报后,经火速请示领导,得到指示立刻送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徐向前处。这个决定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那位领导认为此事是地方上的事情,与“三支两军”有关,而“三支两军”是属于“文化大革命”那个板块的。
    徐向前元帅当时刚从“二月逆流”的阴影中得到初步解脱,这天晚上刚开完一个会议,又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留下,正商谈有关事宜。忽见会议室门口有个穿军官制服的把头一探,老帅便问道:
    “什么事?”
    那个军官便立正,敬过礼后报告了情况。
    徐向前还没说话,一旁的周恩来已经伸手了:“电报呢?拿来我看!”
    那个军官去人民大会堂时,估计到那边多半会立刻商议处理此事,因此已经带上了军用地图、放大镜。周恩来在看电报时,地图已经铺开了,放大镜放在地图上。周恩来看完电报,第一句话是:“给公安部谢部长打电话,请他即刻赶到这里来!”
    在等候谢富治的当儿,周恩来、徐向前看了军用地图,查清了贡嘛嘎农场的位置,又交谈了几句。一会儿,谢富治匆匆赶到了,他不知道周恩来为何夜晚急如星火地把他召到人民大会堂来,一看电报,倒抽了一口冷气:“唔——有这样的事?”
    周恩来开口了:“这事必须立刻处置,你们看如何处置为妥?”
    谢富治说:“贡嘛嘎农场已经军管了。”说着朝徐向前看看,意思是这事该由军方去解决。
    周恩来说:“现在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公安还是部队处置的事了,哪方能迅速处置此事就由哪方解决,先把暴狱分子镇压下去再说!”
    徐向前把手一招,一直站在门口的那个军官立刻进来,站在几位首长面前听候指示。徐向前问道:“贡嘛嘎农场附近有我们的哪个部队驻扎着?”    .
    “报告首长,那里没有部队驻扎。距该农场最近的是陆军第×××师,也就是派军管组的那个部队,和贡嘛嘎农场的最近距离是540公里。”
    徐向前皱皱眉头:“远了一点。”拿起放大镜往地图上看了看,“中间还隔着山,汽车速度赶不及。”
    谢富治也看了看地图,开腔道:“贡嘛嘎农场离县城不到200公里,是否派那里的公安和武警全部出动去救援?”
    周恩来马上摇头:“不行!观在还不清楚暴狱分子一共有多少人,掌握了多少武器,如果他们的力量较强,势头很旺,在农场场部一旦得手后,很有可能就会去县城洗劫。县城的公安民警和武警,不能全部出动去救援,最多只能去三分之一人马。”
    徐向前说:“对!”
    谢富治说:“那我立刻落实。”他走了出去,接连打了两个电话,一是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刚放下送话器又想起让公安部值班室在落实指示时加一句:要武警总部试着与贡嘛嘎农场的驻场武警联系,于是又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农场电话总机的线路及机房早就给暴狱分子破坏掉了。
    这时,军委方面又传来消息:陆军第×××师再次发来电报,报告他们对贡嘛嘎农场暴狱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处置措施有二:一是师司令部通过电台与已经出发的派往农场的军管组其余10人联系上了,他们在离农场230公里处宿营过夜,现接受命令立刻驱车赶住农场;二是两周前该师应一支地质勘察队之要求,派了一个武装班保护勘察队,经电台联系,勘察队目前的位置就在距农场大约60公里处,现已命令该武装班及勘察队持有枪支的队员共约18人驱车驰援。
    周恩来闻报,松了一口气,抬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这两支力量有20多人,再加上县城出动的不少于40人,估计可以救援了。”
    “还得让×××师派一个排赶去,因为还有追捕逃犯的行动。”徐向前说。
    “对,立即布置!”
    回过头来再说贡嘛嘎农场那边:暴狱分子冲砸贡嘛嘎农场派出所后,胡业勋指挥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洗劫家属院,一路冲砸、洗劫场部办公室和医院。后一路人数较少,一共二十来人,但是却有7枝枪。持枪暴狱分子受到了史俊德所指挥的那些干部的抵抗,知道对方有手枪,遂不敢硬冲,而是把医院的进出通道全部封住,等待其余暴狱分子洗劫场部后过来合为一股再强行突破。
  另外一些暴狱分子,则冲往家属院。农场家属院只有一个大门,但里面却另有两道院墙和大门,将家属院分成三个院子。暴狱分子还未冲到那里时,那个从派出所逃出来的红卫兵向场部报过信后,又急急奔回家,一进大院便一路高叫:“犯人暴动了!”他的只有两三分钟提前的报信,在第二、第三进院子里起到了很好的预警作用,那些干部和家属立即行动,关紧门窗,寻找可以作为武器的家伙。
    第一进院子的人们由于只听见那个红卫兵急奔而过时的呼叫,显得模糊不清,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暴狱分子已经冲进来了。为首的是王皮儿,这小子手里拿着一把从武警的步枪上卸下的刺刀,一路喊“杀”,进大门后闯进了右侧第一家,身后跟着另外两个犯人。
    这是一中队指导员黄河清的家,黄指导员这天晚上轮到值班,家里就妻子和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女主人是农场中学的校工,这时正患病在家。王皮儿三人破门而入,把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王皮儿还嫌威风不够,把刺刀在那男孩的脸前挥舞着:“他妈的!你们也知道害怕?快把钱交出来!”
    女主人推开一个犯人,上前把孩子抱在怀里。
    王皮儿大恼,一刀刺去,扎在女主人胳膊上,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服。女主人没有叫喊,可能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也没有反抗,只是冷冷地望着王皮儿。王皮儿还要动手时,另一个犯人开口了:“要狠就对她丈夫狠去,她又不是当管教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抓紧时间搜钱吧。”
    王皮儿这才住手。三个人翻检了一阵,仅搜得38元钱、12斤粮票和一些布票。王皮儿大失所望,嘀咕道:“当指导员的才这么些钱!”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暴狱分子也正在第一进院落肆虐。短短七八分钟内,已经有两名干部、三名家属被刺伤,其中一人后来不治而亡。也有歹徒面对着女主人,生了罪恶念头,动手动脚,甚至企图强奸的,遭到了受害人的反抗,受害人与歹徒扭成一团作生死搏斗。
    两名暴狱分子闯进了一户干部家。这是八中队一位小队长的新居,她和丈夫结婚后搬人还不到半年。其丈夫原是七中队干部,后来造反当上了陈邦坚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头头,进入了农场“革委筹”的班子,此时已随许明等人撒往农场医院。这位小队长性格刚烈,听见外面声音不对,已经抄起了一把切菜刀。这时,门被踢开了,暴狱分子一跃而进,她举刀便砍,被对方闪过。正待再砍时,被后面那个家伙一拳把刀打落,随即便扭住后,扯下一根绳子绑了起来。
    两人搜劫得少量的钱和粮票,又抓了男主人的两件毛衣。正待离开时,其中一个家伙看着女主人产生了邪恶念头,遂二话不说,扑过去便动手扯下衣服。另一个犯人站在一边冷眼旁观,不吭一声。待到前者扑到受害人身上时,他突然拔出腰间的匕首,一刀扎进了同伙的后背!
    这个犯人随即替女主人把绑绳割断,把她从地下扶起来:“你去里间藏起来,不必害怕,我替你守着门。”
    女主人惊魂未定,呆呆地站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那个犯人已经转身出门,真的就站在门口,一次次地以“这家已经搜过了,没什么钱财”的虚言阻止企图再次闯人的同伙。
    后来,当平暴人员赶来时,这个犯人是第一个举手投降的。在不久审理案件时,根据那位女干部的证言,他获得了从宽处理。专案人员查明,这个犯人原非胡业勋所发展的分子,后来在胡业勋等人进行“临阵动员”时,他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假装同意参与暴狱行动。在整个暴狱行动中,他没有干过一件坏事。
    不久,这个犯人当上了九中队的事务犯。
    冲进家属院的另一部分暴狱分子,见第二进院落的大门关着,就动手乱砸,并往里面扔燃烧瓶。第二、第三进院子的干部中,一部分是转业军人,他们以前都打过仗,知晓情况后,马上有人站出来担任现场指挥,让把两个院子里所有的猎枪集中起来,一共有6枝,遂分为两拨,一拨把守后院墙,一拨把守前面。
    这时,暴狱分子已经用第一进院子里堆放着准备修房子用的木头在撞砸大门。三个持枪的干部二话不说,悄无声息地爬到墙前,三枝猎枪伸出去同时开火,一下子击伤多名暴狱分子,迫使他们不得不后退。
    胡业勋见状大怒,下令几个拿枪的暴狱分子冲锋。但是,由于大门还未被撞开,加上又不清楚院内火力虚实,那几个家伙始终不敢爬上墙头。胡业勋只得叫人站得远远地往墙内扔几个燃烧瓶、毒气瓶。双方僵持在那里。
    另一路暴狱分子在医院那边也未得手,许明、洪敬平那边在他们未曾冲到医院时,已经在门诊大楼的大门口用铁木桌椅设置了一道障碍物。暴狱分子最初想把障碍物移走,但是,由于那些铁木桌椅是K字型结构,乱扔之下互相都钩连在一起了,无法扯开,于是就有人扔了燃烧瓶。燃烧瓶的火焰点燃了桌椅,反而给他们制造了更大的障碍。现场指挥的郝根相一看这样子不行,遂又命令用灭火器把火扑灭,然后找来绳索扯住了桌椅,多人一起用力,硬是扯开了一个缺口。
    暴狱分子并不知道贡嘛嘎农场已经军管,也不清楚守在医院里的干部竟然有手枪,扯开缺口后便想“长驱直入”,不意刚刚冲进缺口,里面便开枪了,一名暴狱分子头部中弹,当场毙命。
    其余暴狱分子吓得再也不敢往里冲,还是郝根相领头,用冲锋枪朝洪敬平、傅林等人藏身的楼梯拐角处点击,把对方逼住,然后闪进了底楼。
    楼上,有两名干部中弹受伤,当即由值班医生救治,未曾丧生,但其中一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无法参加工作,不得不提前退休了。洪敬平见自己这边的火力及不上对方,知道硬拼无益,便悄然布置:暴狱分子子弹肯定有限,决不会盲目开枪,赶快切断电源,迅速设置第二道障碍。
    电源切断后,引起了暴狱分子心理上的恐惧,他们在黑暗中互相窃窃私语。洪敬平一面叫人准备设障的桌椅等物,一边叫人请来两个嗓音清亮的女护士,轮流向楼下喊话,声明农场已经军管,军代表已经抵达,暴狱消息已经通过电台通知军队方面,平暴部队马上就要抵达,希望暴狱分子放下武器,就地投降。
    洪敬平的安排大受史俊德的赞扬,他随即让包荣正也向楼下喊话,代表承担军管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向暴狱分子提出警告,并规劝他们就地投降。
    郝根相在楼下骂骂咧咧道:“他妈的,又到淮海战役那阵了,乱叫嚷什么,有本事下楼来较量!”
    事后如道,喊话对瓦解暴狱分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大约8名暴狱分子听到喊话后,悄悄逃离了现场,其中有一个异想天开地竟然想走回九中队继续服刑。
    不过郝根相和一些死硬分子倒并没有受到这番喊话的影响,他们集中一起,经过一番紧急密议,认为既然楼内不敢往外冲,那么多半是火力不及他们(开火以来他们也就只听见手枪声音),喊话中所说的“军管”和“援兵”多半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现在得“速战速决”,决不能在这里跟对方泡下去,否则形势将突然来一个改变的。
    于是,郝根相便把那几个有枪的家伙集中起来,进行了一番“战地动员”,说明了形势,临末道:“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拿下医院。这里有保险箱,里面肯定有钱,另外还有珍贵药品,也值钱;最主要的,我们是要制造政治影响,而农场‘革委筹’的头头都在上面,杀掉几个就有影响了,我们逃往国外了脸面上也有光彩了;并且,我们还可以拿下几个头头,作为人质,用于阻挡可能出现的追兵。因此,这是一件一举数得之事,我们一定要做的!”
    马上有人响应:“对,要做,这就做吧!”
    郝根相让人找来一架长梯子,架上了二楼的窗台,准备爬窗进入二楼。这一点,楼上早巳估计到了,并且已经有了防范措施。许明和洪敬平商量后,利用人多的优势,每间屋子派了一两个护士看守着,发现窗口那里有动静,立刻向他们报告。马上就有几个从干部和医院员工中抽出来的身强力壮的汉子过来,手持临时赶制出来的顶端绑有铁丝叉叉的长竹竿,把刚架上来的梯子用力推开。
    暴狱分子在底下见状,徒然忿忿却无可奈何。打枪肯定是没有用的,因为楼上的人处于死角位置;最初他们还试着扔了个燃烧瓶,但楼上有的是灭火器,马上扑灭了,接连调换了几个地方都是如此,郝根相只好考虑另觅他方。
    这时,楼上一个医生受暴狱分子扔燃烧瓶的启发,提出建议:“他们搞这玩意儿,我们也能搞哇!我们有的是酒精。”
    这个建议得到众人的赞许,于是立刻实施。当一个个用酒精和棉花、纱布制造的燃烧瓶从窗口居高临下扔下去时,暴狱分子大大吃惊,他们没有几个灭火器,再说也不是到这里来学做消防队的,不得不离窗口远一些。
    这时,胡业勋匆匆赶来了,一看情势,把郝根相拉到旁边,商议下一步如何走。郝根相数了数冲锋枪子弹,瓮声瓮气道:“咱还有19发子弹,给自己留一颗,其余的要一枪一个,战斗到底!我不信他们有多少子弹。”
    胡业勋转了转眼珠子:“这样吧,我去家属大院那里抓几个女人、小孩过来,让他们给你们当盾牌。”
    “好,就这样。二十分钟内拿下大楼!”
    可是,当胡业勋返回家属院时,情况有些不妙了:第三进院子里的一户干部家属(这个干部出差在外)找出了一枝双筒猎枪和仅有的8发子弹。这种猎枪比先前打伤暴狱分子的霰弹土枪威力大得多,并且又由一个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干部掌握着,他开了三枪,打中两个目标,都是一枪毙命。暴狱分子见状,无不战战兢兢,一部分人萌生了退意。
    胡业勋一看,知道再从这里抓了人去进攻医院的方案已经难以实施了,便决定放弃医院,集中力量拿下家属院,然后撤退。
    胡业勋派人急往医院向郝根相下达撤退的命令。郝根相已经红了眼,铁了心,但他非常信任胡业勋,还是服从了。这家伙毕竟是当过国民党军队独立营长的,不但懂得如何进攻,也知道应当如何撤退。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就下达了命令:没有枪支的人先走,有枪的留两个在医院门口,严防对方看见他们撤退而来一个反击。郝根相自己因为拿着杀伤力较大的冲锋枪,就成为两个留下者之一。
    这时,离暴狱分子抵达场部开始肆虐已有两个多小时。按照胡业勋的估计,他们再待一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进攻医院的那拨暴狱分子往家属院赶去的时候,一个班的武警就像从天而降的神兵那样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些武警是驻守在距场部6公里的三中队哨所的。他们是怎么赶来的呢?原来这是房炳章报的信。
    房炳章在农场派出所被暴狱分子打伤腿又被殴致昏后,好一阵才悠悠苏醒。最初几分钟内,他只觉得头脑一片迷糊,就像在睡梦中一样,根本不清楚自己置身何处,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片刻,他动了动腿,感到钻心般地疼痛。这疼痛使他恢复了记忆。几乎是同时,从场部方向传来了枪声,他大吃一惊:农场一共只有管教科的3枝手枪,(他不知道农场已经军管,打前站的两个军代表也有枪;也没想到家属院中还有几枝猎枪还可以抵挡一阵。)这如何对付暴狱分子?得赶快想办法!
    房炳章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暴狱分子只有这么些人,看来只是一个中队出了问题,那就是九中队。他们有枪,那肯定是从驻队武警那里得到的,这说明九中队的武警已经遭了毒手。
  但是,其他中队的武警肯定没有遭受袭击。现在,只有立刻去向距场部最近的三中队武警哨所告急求援!
    房炳章艰难地站了起来,先包扎了伤口,一看电话机已经砸坏,知道只好步行过去了。他找了根木棍,撑着慢慢地往外走。
    这6公里路,路况倒是可以的,是一条能够通行汽车的机耕路,可是对于房炳章来说,有两个障碍,一是漆黑一片,二是腿受了伤。这段路以前他也步行过,记得只要花个把小时就行了,可是这次差不多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当他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勉强支撑着抵达三中队大门口时,已经是浑身泥浆,气喘吁吁了。
    三中队大门紧闭着,警卫室里亮着灯,却没动静。房炳章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撑着窗台,往里一看,那火气就不打一处来:那个值班警卫竟然裹着大衣躺在屋角的椅子上睡觉!
    “文化大革命”前,房炳章主持贡嘛嘎农场工作时,对警卫制度有一整套规定,他还多次召集警卫大队干部开会,告诫他们:犯人脱逃就是由于警卫的疏忽而造成的,脱逃一个犯人,将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谁不想做好工作可以提出来,我们请他离开贡嘛嘎农场,另谋高就。当时,房炳章经常深夜查岗,起初还查到过一两个打瞌睡的,后来就没有了,有整整一年时间全场没有脱逃过一个犯人。可是,现在一搞“文化大革命”,竞有人公然躺下睡觉了!
    房炳章二话不说,抬手举棍对准窗玻璃就是一下!玻璃破碎的声音在静夜中显得刺耳骇人,把那主儿惊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定定神,爬起来一看,房炳章满脸铁青地站在窗外,一双喷火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自己。最初一瞬间,对方还没从睡梦返回到现实中来,认出是房炳章后,忘记这已经是“死老虎”了,惊得脸色倏变,稍定,意识到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才恢复了神气:
    “你干什么?”
    房炳章没答理他,大手一伸,已经从玻璃窟窿里把武警哨所昀直通电话机的送话器抓在手里。
    那个警卫(还是一个小队长)见状一愣,随即扑过来:
  “你干什么?这是武警哨所的直通电话,你……”
    这时,电话已经自动接通了,房炳章对着送话器说:“我是农场场长房炳章,现在在三中队警卫室,请你们带班的马上过来一趟——发生了犯人暴狱事件!”
    小队长一听,过来要抢话筒:“你疯啦?这里不是好好的吗?”
    房炳章又是一棍砸碎了另一块玻璃,“听着,是场部出事了!场部!!”
    说着搁下了话筒。
    那个小队长这才注意到房炳章身上的泥迹,神色紧张地问:“场部真的出事啦?”
    房炳章已经力不从心了,声音低了八度:“你倒一杯水给我喝。”
    对方马上开了门,把房炳章扶进去,刚倒了一杯开水,门外一阵脚步声,两个武警赶来了。三中队是个大中队,因此哨所驻有20名武警,负责的是一位副排长,现在就是他带着班长跑步而来了。
    房炳章把情况对他们简单说了说,然后下命令似的挥手道:“你们这里留下8个人,其余带足弹药火急驰援场部,按照战时纪律行事,如有暴狱犯人顽抗的,一律镇压!”
    对方不知道房炳章已经被打倒了呢,还是受危情感染,对着房炳章一个立正:“是!”
    “这里,从现在起也进入非常状态,命令留下的战士提高警惕,严防犯人乘机闹事!”
    “是!”
    “执行吧。”
    两人奔离后,房炳章总算吁了一口气:“去了一个班,可以维持一下了。唔,忘了一件事,还要通过这里的哨所向武警大队部联系。”他又抓起了直通电话,没忘了对警卫关照一句,“你去通知值班干部,即时进入非常状态!”
当这位小队长通知值班干部后返回时,房炳章已经和武警哨所通完电话昏迷过去了,手里还捏着送话器。
    一个班的武警赶到场部后,形势随即起了变化。训练有素的战士拦住了原先袭击医院现在正往家属院去的那部分暴狱分子,双方各自占据有利地形展开了对射。武警这边先声夺人,一上来就撩倒了一个持枪的暴狱分子,把另外几个没有枪支的家伙吓得拔腿就逃。     
   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倏然而至——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和地质队员共20多人的增援队伍赶来了。汽车停在医院前的空场上,这时,那边就还剩下郝根相一个人在“断后”了,他正和已经发现暴狱分子撤退而追出来的洪敬平等几个拿手枪的干部对峙着。听见汽车引擎声响,情知不妙,转身一看,只见从车上跳下一个个持枪的战士来。他惊恐之下,正待举枪射击,从医院方向飞来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左肩膀。    j
    郝根相浑身一颤,定定神,看见正成散兵队形朝自己逼近的对手,摇了摇头,突然举枪,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勾动了扳机!
    至此,医院之围已经彻底解脱。史俊德、洪敬平等从医院出来,和地质队会合,这才知道三个多小时前所拍发的那份电报是成功的。
    史俊德和许明、洪敬平等商议后,下达了命令:留下有枪的傅林等两人和医院方面一起清理医院内外,主要是抓捕可能躲藏起来的暴狱分子。其余人都去家属院参加救援战斗。
  这时,先前那一个班的武警已经把暴狱分子逼进了家属院的第一进院子。那些暴狱分子占据了几户家庭,其中有一户的男女主人和孩子未能逃离,已被扣做人质。
    医院这边一批力量过去后,先把现场围住。洪敬平一了解情况,提出一个方案:先不忙行动,把广播喇叭架起来,对暴狱分子展开政治攻势。
  广播喇叭在十分钟内就架起来了,在医院已经进行过的喊话又开始了。
  广播开通没多久,驻场武警大队大队部接到三中队哨所打过去的直线电话后,全体出动,和驻守一中队的武警哨所抽出的10名武警共32人乘坐拖拉机赶抵场部。家属院第二、第三进院落的那几个持猎枪的干部也出来了,几枝霰弹枪在广播声中不时对准那几户被占据的没有人质的屋子轰击,把屋门和窗户打出一个个洞眼。屋里的暴狱分子有枪,但是子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只偶尔往他们选中的目标打一枪,那时必定会遭受一阵枪弹。
  军代表史俊德走到武警大队长(是驻场两个武警中队的最高长官,职务是副大队长)面前,问道:“你们有手榴弹吗?”
  对方还没答话时,一旁的地质队长抢先开口了:“我们那个班的战士带着呢。”
  “那就好了,我来喊上几句……”史俊德快步走到设在大门口的临时广播台那里,拿起话筒,“被包围在屋里的罪犯们听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师派驻贡嘛嘎农场的军管组负责人,现在,驻场武警大队、农场干部武装力量、我军管人员以及另外两支力量已经把你们团团包围了,其力量超出你们十几倍、二十几倍!其装备更是你们历不能相比的!希望你们认清态势,选择就地投降之路。我们的政策你们最明白了,只要投降,只要不是暴狱主犯,我们会考虑给予从宽处理的。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如果过了三分钟你们还执迷不悟,拒绝投降,那我们先把靠里侧的被占据的第一户解决了——只要往屋里扔上两颗手榴弹,你们就完蛋了!为了警告和提醒你们,我们可以先试一试。”
    一声令下,一名解放军战士把一颗手榴弹准确地扔到了那户房屋的门前,随着一声巨响,原先虽然被枪弹打得破碎但还算是关着的屋门不见了,连门框也塌掉了大半,在那里摇来晃去,似乎在向人们表示它已经“力不从心”,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爆炸声刚停,屋里就传出了惊魂未定的叫声:“别扔了,我们投降!投降!”
    “把枪扔出来!”
    两枝步枪扔了出来,跟着是三个暴狱分子双手高举过头,弯腰佝背地走了出来。他们马上被绑了起来。
    接着,旁边两户屋里的七名暴狱分子也选择了投降。
    现在,只剩下掌握着三名人质的那户暴狱分子没解决。那里,是中统特务犯李鑫和另外两个犯人,这三人都是最先参加暴狱团伙的死硬分子,掌握着两枝步枪和每人一把匕首。三人原是在和第二、第三进院落对峙的,也是组织一次次进攻的骨干分子,后来发现风声不对,逃窜已经来不及了,遂连窜三户人家,最后选定干部老马家作为临时占据点。
    老马是老八路出身,曾在名声很响的回民支队待过,后来转业到公安战线,不久又到劳改队,来贡嘛嘎农场时,是副场长、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前夕,老马因喝酒过量摔了一跤,导致中风,虽然经过抢救没丢性命,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加上严重的类风温性关节炎,从此只能卧床度日。老马的爱人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跟着丈夫到农场后,在场部食堂当炊事员,两人有一个12岁的男孩。
    暴狱发生后,老马的妻子、儿子还有机会逃离第一进院子,一部分人家就是及时逃人第二、第三进院子才幸免于难的。但是,母子俩考虑到老马,作出了“要死死在一起”的抉择,一家三口始终待在一起。暴狱分子已经四度光顾这户家庭,把稍稍值钱的东西都洗劫一空,气得动弹不得并且丧失部分语音功能的老马差点再次中风。
    最后一次,是李鑫领着两个暴狱分子进来的,他在九中队服刑,机修中队的犯人由于活动范围大,接触的人多,是见到过这位马副场长的,他当下一阵狂喜:“好!到了这家,我们有活路了!”
   
两个同伴不明此意,急问何故。李鑫得意洋洋道:“有副场长这块盾牌在,我们还怕他们来抓?把他们一家三日扣做人质不就得了,然后跟人民政府谈判!”
    三个家伙当下便把母子两人捆绑起来,老马虽然不能动弹,但总归还放心不下,也用绳子绑在床上。
    外面手榴弹爆响导致其他几个暴狱分子投降后,广播开始对李鑫三人进行政治攻势。李鑫在屋里坐着,“嘿嘿”冷笑,待广播暂停时对一个同伙说:“你叫他们给老子搞个半导体话筒来,老子要跟他们谈判,有个话筒可以省力点。”
    那个暴狱分子扯开嗓门一叫,外面几位负责人议了几句,决定满足这一要求。
    半导体话筒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新科技产品,整个贡嘛嘎农场就只有一个,原先在管教科放着,后来陈邦坚组建造反队时,从管教科抢了过去,现在派人重新击拿了过来。为防止挨暴狱分子黑枪,话筒是拴在长竹竿上,然后从旁边屋子的窗口中伸出去,横传过去的。
    李鑫拿到话筒后,阴阳怪气地叫道:“人民政府听着,你们可能以为我们此刻很害怕?错了!害怕的是你们,你们肯定要担心这屋里的三个人会不会被我们杀害。我可以告诉你们,眼下他们都还活着,老头子躺在床上,老婆子跟小孩子亲亲热热地凑在一起,我们没有动他们一根毫毛。我们为什么不动他们?这倒不是我们心好或者也讲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对我们三人自身安全的考虑。为了我们的安全和脱险,我们已经把他们作为人质扣下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如果达不到,那就只好叫这三口子陪着我们去阴曹地府了。”
    暴狱分子把老马一家扣做人质已是明摆着的事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李鑫的说话显得那样镇定自若,声音清晰得如同在十八年前他的中统办公室里,这是一种暗示,也是一个信号:对方已经铁了心,真的要破釜沉舟上一上了。临时指挥部深感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商议了几句,决定先弄清楚对方有什么条件。
    通过广播一问,对方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提供一辆加满汽油的汽车,另外还要装上100公升汽油;第二,提供冲锋枪、自动步枪各3枝,子弹600发,手榴弹一箱;第三,提供人民币10000元、粮票500公斤;第四,提供新衣服、跑鞋各一套;第五,他们驾车离开时,所有武装人员都必须退离现场2公里之外,在他们离开后也不准跟踪,他们将把人质一名带走,在两小时的车距范围内释放。
    指挥部众人闻之无不震怒,史俊德拍案道:“嚣张!”
    可是,此刻老马三口在他们手里,只好看着他们嚣张。管教科长洪敬平最先冷静下来,说:“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不要表现出愤怒,要跟他们谈,希望就在谈判之中,尽管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把主动权拿过来。”
    “对!”
    正议论间,有干部过来报告:被捕犯人中有一个叫王皮儿的.愿意跟李鑫去谈一谈,他有把握说动对方放下武器。
  王皮儿就是扔了手榴弹后最先投降的那几个家伙中的一个。投降的暴狱分子都被捆绑后,临时关押在家属院大门口的警卫室里,一个个灰头土脸地蹲在墙边,大气不敢喘,小气不敢哼。不过耳朵没堵着,还能听见从院子里传来的喇叭声音,王皮儿寻思自己此番罪孽不小,恐怕难保小命了,便动起了立功的脑筋,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阻检举揭发的,于是就决定去说服李鑫投降。照他的想法,他是胡业勋、李鑫、郝根相三人最早发展的暴狱团伙成员,之后他也参加或者知晓几乎全部机密,与李鑫的关系应该说是生死同命,非常之铁的。现在去说服李鑫,估计有一半以上把握,退一步说,即使李鑫不肯投降,对他也没有坏处,不可能伤害了他,大不了恼火了撩个把耳光。这样想着,王皮儿就向看守他们的干部提出要求去说服李鑫三人。
  指挥部于是把王皮儿召来,史俊德亲自跟他对话:“你和李鑫是什么关系?”
    “报告军代表,我跟他的关系等同于结拜弟兄的关系。”
    “这是指几时?外面还是里面?”
    “报告军代表,是最近的事,不瞒您说,我是最早知道他们计划的人。当然,当时我没有向政府报告那是我的错误,现在我要将功折罪,所以要去说服他投降。”
    “你有把握吗?”
    “报告军代表,我估计有一半稍上的把握。”
    如果王皮儿拍胸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史俊德是不相信的,但现在听他说只有一半把握,寻思这倒是实话了。史俊德和几个指挥部成员交换了意见,认为王皮儿此举一般说来不会有欺诈之想,因为他已经投降了,再上李鑫贼船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就同意让他去做说客,不过,在他去之前,要让他看一看这边的力量。
    这时,武警大队部同时下令从各中队哨所抽调出来增援的武警大约50人也已陆续抵达场部,我方的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100人。干部带王皮儿转了转,让他看了人员和武器,看得王皮儿只觉得头皮发麻,后悔应该早些投降,好说服其他不是死硬分子的同伙尽快投降,也好算立了一功,好歹可以保住一条小命。
  许明在喇叭中通知三名暴狱分子将由王皮儿进去跟他们谈判后,李鑫马上说:“好啊,叫他进来吧,我们可以谈一谈的。”
    松了绑的王皮儿搓着被绑得有点发麻的手腕,一边叫着“大哥”一边往那屋子走去。当他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问道:“大哥,我要进来了,可以吗?”
    “可以呀,你走进来,然后把门关上。”
    “是。”
    门闩已经拉开了,王皮儿轻轻把门一推,门就开了。但只开了一条缝,从里面伸出一枝黑洞洞的枪管,犹如死神的眼睛那样冷酷地盯着王皮儿!
    王皮儿倏地一惊:“大哥,是我呀,我是空手来的,不信,我……”他拍着手掌,但只拍得一下,里面就勾动了扳机,王皮儿的脑袋上挨了一枪,成了一个血葫芦,当即倒地身亡。
    此举完全出乎众人意外,一时间,全场寂静一片。稍停,李鑫的沙嗓子打破了这种令人心颠的寂静:“外面的人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决心!我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杀死王皮儿这样的犯人也得判处死刑,我就先给自己判一回!现在,只有一条路等老子三个走了,你们给不给?不给,这里六位就一起上西天!”
外面又陷入了那种令心心颤而难挨的寂静,没有人敢贸然接口,因为即将说出的话语拴着老马一家子的性命。
    “听着,老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从现在开始,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声音戛然而止,就像说话的人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扼住了脖颈一般。
    这个变故给人制造了一个悬念,外面的人不约而同地以为屋里发生了内讧,另外两个犯人把李鑫给突然制服了。史俊德等人正互相交换询问的目光时,屋里又传出李鑫的声音,不过明显变轻了:“他妈的,什么破喇叭!”——原来喇叭出了毛病,他还不知道,还是在轻声说着,旁边犯人发现后说了他才知晓,于是高嗓大调骂了起来。
    接着,另一个犯人叫道:“给老子再送一个喇叭来。”
    “对不起,喇叭没有了,全农场就这样一个。”
    “他妈的!没有喇叭怎么谈判?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先送喇叭进来,或者派人进来谈!”
    事实上已成为贡嘛嘎农场目前总负责人的史俊德一听这话,头一下子大了:他妈的!派人进去谈,不就是多增加一个人质吗?他们刚刚就在眼皮底下杀了一个人,现在派人进去,还会有什么样的好结果?
  史俊德还没往下想时,洪敬平站到了他的面前:“我去。”
  “你去?”不单是史俊德,许明等人的眼光都一下子集中在洪敬平的脸上。
    洪敬平的声音还是那么沉若:“对,我去。我进去相机而行,解决了他们。”
    “不行,他们有三个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
    “哼,他们敢亡命,我也敢亡命!我为党的事业、为我所追求的理想而亡命,有什么不敢的?况且,我还有我的套套,不一定亡命哩!”
    “你打算怎样?”
    洪敬平把史俊德扯到一边,说了几旬悄悄话。史俊德脸上犹是一片疑云:“行吗?”
    “我是侦察兵出身,我们侦察兵的思维就是建立在冒险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才能获胜。”
    “那……”史俊德紧握着洪敬平的手,他们的相识相交非常短暂,短暂得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但是,相识后的每一分钟,都是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一分钟。如果说史俊德是代表着组织,那就是组织上对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的信任。然而纵然如此,史俊德此刻也难以下决心把战友推向暴狱分子的枪口上去,他实在不忍心说出“可以”两个字。
    还是洪敬平自己说了:“那就这样定了。时间不多,里面随时会发生变化,我还要去准备一下。请你安排向他们喊话,说我们马上派人进去跟他们谈判。”
    史俊德点了点头,朝几米外的许明吩咐道:“安排人喊话,马上派全权代表进去谈判。”他犹自紧握着洪敬平的手,嚅动着嘴唇,欲语又止,迟迟不忍开口。
    洪敬平说:“军代表有什么话还要关照我的?”
    史俊德下了决心,另一手按在洪敬平的肩膀上:“老洪,你此去也许……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上说的?”
    洪敬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军代表,我说出的话语可能不大中听,也不大合时宜,但是,这是我的肺腑乏言——农场已经军管了,今后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军管组,在审查和处理干部的问题上,我要为已经被打倒的老场长房炳章同志说一句公道话: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是走资派,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好领导,他的工作中有错误、有失误,但不能凭此而否定他的功勋和成绩。”
  史俊德严肃地点头:“我记下了,我会向军管组长反映这一情况,并且尽我的所有努力秉公处置这个问题。总之,不管怎么样,我会尽力保护他的。”
    洪敬平拱拱手:“如此,就拜托了!另外,我还要为我的妻子陈翔洁同志说几句话,她原是八中队中队长,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可是,由于受我的牵连,最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一语提醒了史俊德:陈翔洁已经调到医院,今晚她正好轮到值班,先前在抵御暴狱分子时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一位女同志。史俊德看在眼里,问过许明,已经知道她是洪敬平的妻子。现在这个也许是生死离别的当儿,应该让这对夫妻说上几句话。于是,他打断洪敬平道:“陈翔洁同志的事我已经有所耳闻,现在马上请她过来,你们说几句话吧。”
    陈翔洁就在家属大院大门外,正和几个医生、护士在给受伤的暴狱分子做临时治疗。她根本没想到丈夫要去“虎穴”和暴狱分子谈判,一下子愣住了,张了张嘴刚想问什么,就被丈夫那两道坚毅的眼光止住了。
    洪敬平握住了妻子的手:“时间不多,你记下两件事就行了:一是多关心房炳章政委;二是多关心泥泥。”
    泥泥是这对夫妻惟一的儿子,才7岁,生下后就送到陈翔洁老家去交给姥姥带了。多年来,洪敬平总觉得欠着儿子什么,老是想以后好好弥补,但是,现在也许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所以,只好托给妻子了。
    陈翔洁眼睛一眨,两串泪水滚落了下来:“敬平……”
    这时,院子里传来暴狱分子的叫声:“怎么?害怕了是不是?不敢进来了?他妈的!共产党也是怕死的胆小鬼?”
洪敬平像是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目露凶光,咬牙道:“通知他们,这就进去!共产党人不怕死!!”
    洪敬平走拢一步,深情地望着妻子,突然,他张开双臂,用力抱住了陈翔洁,众目睽睽之下吻了一下她的脸:“记住,我永远爱你!”
    陈翔洁以更大的声音说:“我等着你胜利返回!”
    在场众人目睹这感人的一幕,无不热泪盈眶。许多人(包括那些打倒他的造反派)都围上来,争着要跟他握手。洪敬平没有伸手,只是拱手四向:“同志们,我去了!”
    几分钟后,洪敬平出现在家属院里,他已经变了副模样:衣衫破烂,头发蓬散,腰间拴着一根草绳,左小臂一直到整个手掌都用脏兮兮的绷带裹着,右手拄着一枝拐杖,一瘸一瘸地缓缓而行。
    这时,为了洪敬平的行动,所有犯人都已经被迅速带离现场,免得他们出声误了洪敬平的大事,也误了他的性命。全场一片寂静,静得甚至可以听得清人们的呼吸声,所有的目光就像聚光灯那样集中在他的身上。
    洪敬平来到李鑫三人占据的屋子门前,驻步,咳嗽一声,以拐杖轻叩屋门:“李鑫,我来了。”
    门开了,也是一条缝,伸出来两枝枪管,冷冷地对准洪敬平的胸膛。
    洪敬平神情泰然,也用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枪口,注视着两个歹徒的脸。
    对峙片刻后,屋里传出李鑫的声音:“放他进来。”
    洪敬平走进屋子,门马上关上了。现在,他和同志们完全隔离了,也和妻子隔离了。这种隔离,也许是短暂的,也许是永久的。
现场没有断电,但是,暴狱分子占据的屋里因为生怕外面玎“黑枪”,所以熄了灯。洪敬平初入黑暗,眼睛很不习惯,正眨动着想尽快适应时,听见李鑫开腔了:“这不是管教科洪科长吗?”
  “正是本人,不过现在已经被打倒、罢官了。你们可以叫的老洪。”
  李鑫的声音透着明显的失望:“他妈的,还说是全权代表见,原来是一个走资派!想想也是,如果像对付王皮儿那样一睑打发了,他们也不可惜。”他站在三米开外,手里的枪对着洪敬平,“背过身去,靠墙站好!”
  洪敬平依言照办。
  “上去一个人,搜搜他带了武器没有?老洪,你先自己说带了没有。说老实话,我们也讲政策呀。”
  “你说我带了没有?”
  另一个犯人毫不客气地动手便搜,搜得还很仔细,腰间摸过摸肩膀,肩膀摸过摸腋下,连裆下、膝盖也没漏掉。
  搜查过以后,洪敬平转过身子。
  李鑫喝道:“谁叫你转过身子的?”
  洪敬平笑道:“我是谈判代表,咱们是平等的,不但转过身子,还得坐下谈才是哩。”
  李鑫没坚持要洪敬平保持原状。他招呼一个同伙:“还是盯着门外,别让他们乘机溜过来。”
    这时,洪敬平已经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把拐杖撑在面前。
    李鑫望着他:“你这手脚是怎么回事?”
    “还有怎么回事的?挨的打嘛!脚伤了筋,这胳膊嘛.给烫了一长条水泡,发炎了。”
“老洪,你看,你是共产党员,可是共产党没给你好果子吃呀!嗯……”他突然发现洪敬平胳膊上的绷带似乎有点蹊跷,站起来,“你这胳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看——”
    洪敬平笑容不褪,把胳膊缓缓伸过去:“你看吧——”几乎是同时,枪声响了,李鑫扔下枪,双手捂住胸口,一双眼睛露出惊异、痛苦、愤怒、绝望相交织的目光,嚅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得出来,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下,双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  
    原来,洪敬平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要搜身,就把一枝上了膛的手枪用绷带绑在掌心,食指干脆固定在扳机上。这个“伤口”果然蒙蔽了对方,使他出其不意一枪就解决了李鑫。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原本站在里外房间之间腰门口的暴狱分子端枪便冲洪敬平勾火。洪敬平已经一矮身子蹲了下来,子弹从他头顶寸许处掠过,他撩手还了一枪,打在对方腹部,顿时倒地。
    洪敬平在开枪的同时,伸出左腿使了招“扫堂腿”,把把门的那个暴狱分子绊了一跤,那枝枪也摔脱了手。但对方也是受过专门格斗训练的,还没爬起来就已经开始反击了,伸脚一勾,把洪敬平勾倒在地,随即扑过来,压在他身上,伸手抓住扎绷带的左手,企图夺枪。洪敬平被那个身高架大的家伙压在下面,奋力反击。但他的左手扎着绸带,捏着一把手枪,使不上力,如果打下去,多半要处下风。这时,门被踢开了,几名武警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按住暴狱分子,把他提了起来,只眨眼工夫就制服了。
    洪敬平站起来,先疾步入内去看老马一家,一面给三口松绑,一面连声慰问:“您三位受惊了,受苦了!”
    暴狱行动终于被正义的力量粉碎了。指挥部一清点暴狱分子,查遍了被捕的和伤亡的,就是没发现胡业勋。原来这家伙在第一批武警赶抵时,知道大势已去,已经独自逃走了。指挥部当即组织人员分头追捕,队伍刚派出去,就传来消息说胡业勋已经被抓获了
    原来,胡业勋逃窜途中,正好与驱车往贡嘛嘎农场急赶的军管组一行十人劈面相遇,结果当即拿下。当时,军管组还不知道他是暴狱团伙主犯,只以为是一般的成员,但还是拿下捎回了。
    贡嘛嘎农场当天便进入了全面军管。军管组成立了以史俊德为组长、洪敬平为副组长的专案组,陈翔洁、丰韵均为成员。经过半个多月日以继夜的工作,终于查明了暴狱团伙的全部情况,清理出了已经参加该团伙但未来得及参与暴狱行动的那部分成员。
    在平暴战斗中,共有16名暴狱分子当场被打死或者自杀,另有2名受伤不治而亡。
    两个月后,贡嘛嘎农场召开了宣判大会,对犯人暴狱案进行了公并审判。胡业勋、高增霞、宋迪江、单曾一等18名暴狱分子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其余参与暴狱的罪犯分别被加处7年至无期徒刑。原农场“革委筹”负责人陈邦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大漠暴狱案至此画上了句号。
洪敬平的逃亡就役有犯人材德峰那样惊心动魄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离开贡嘛嘎农场范围后,就没有人来“追捕”他了,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小脚色,农场新当局是不可能特别感兴趣的。洪敬平持有贡嘛嘎农场的工作证,一路上拦车搭车都很方便,身上又带了不少钱,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


那个年代随便坐飞机啊,不是县团级别以上才能凭介绍信坐飞机啊?编成坐从西宁到北京的火车多象真的啊?
洪敬平的逃亡就役有犯人材德峰那样惊心动魄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离开贡嘛嘎农场范围后,就没有人来“追捕”他 ...
东方明在处理交通问题时一般都是按90年代的标准
原来,洪敬平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要搜身,就把一枝上了膛的手枪用绷带绑在掌心,食指干脆固定在扳机上--东方明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啊,要编这个至少也该试一下吧?是不是看掌心雷的故事太多了?
也许77式勉强可以包起来不那么明显,哪位同志如果手头上正好有77的不妨试试。
你今天发的这么晚呀  你的红颜又发帖了
看的过瘾,感谢楼主制作分享!!!
上午抄监,下午得到确切情报,正常反应肯定是马上收风。不通知九中队领导和值班人员,不通知派出所,不通知所谓的武警,到晚上九点半打电话给九中队,作者把不可能事件变成了可能。
东方明应该找个当过兵的人问问什么是换岗,什么是会餐。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1-21 15:51
原来,洪敬平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要搜身,就把一枝上了膛的手枪用绷带绑在掌心,食指干脆固定在扳机上--东 ...
就假装他拿的是勃朗宁m1906吧
今天更新晚,不过终于看到了

“·······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

作者太年轻了吧,那个年代买飞机票必须有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这在当时是一条无法逾越的规定。

而且,当时大多数省会到北京的航班每周仅2~3班,时间不凑巧的话,并不比火车快多少。
“·······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

作者太年轻了吧, ...
东方明可不年轻,80年就开始写小说了。不过他应该是习惯于套用创作时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历史情况杂糅在一起,比如新疆的加油站之类。
  现在,只剩下掌握着三名人质的那户暴狱分子没解决。那里,是中统特务犯李鑫和另外两个犯人,这三人都是最先参加暴狱团伙的死硬分子,掌握着两枝步枪和每人一把匕首。三人原是在和第二、第三进院落对峙的,也是组织一次次进攻的骨干分子,后来发现风声不对,逃窜已经来不及了,遂连窜三户人家,最后选定干部老马家作为临时占据点。


数了一下,后面描述的是3只枪,李一只,肚子上挨枪的一只,活捉的一只
现在,只剩下掌握着三名人质的那户暴狱分子没解决。那里,是中统特务犯李鑫和另外两个犯人,这三人都是最 ...
本篇虚构太多漏洞百出。作者为了把暴狱搞大,安排了太多的不可能事件,特别是把双方的智商都搞到有问题了。犯人攻打家属院抢财物而不是去找车找粮,指挥部在场部不打电话反而去找电台,到医院再四处找电话,说什么犯人肯定会破坏电话线。为了迅速平定暴乱又给军管组和地质队配上电台,而所谓武警的电话又不通,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脑洞之大匪夷所思。
通过广播一问,对方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提供一辆加满汽油的汽车,另外还要装上100公升汽油;第二,提供冲锋枪、自动步枪各3枝,子弹600发,手榴弹一箱;第三,提供人民币10000元、粮票500公斤;第四,提供新衣服、跑鞋各一套;第五,他们驾车离开时,所有武装人员都必须退离现场2公里之外,在他们离开后也不准跟踪,他们将把人质一名带走,在两小时的车距范围内释放。

犯人生错时代了。
楼主辛苦了,老场长最终结局咋样了
这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还是纯属虚构出来的?
这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还是纯属虚构出来的?
哪里有这种事,个别的暴力越狱肯定有,但本篇中所说的完全是不可能事件。
这个小说里,犯人们对什么都了如指掌,农场方面处置匪夷所思,多数情节漏洞百出。作者有可能是看过一些暴狱的材料,然后虚构了这么一个农场,把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的事件放大成这样一个惊喜中央可以写进历史的荒唐事。
说句实在话,这样的夸张故事很多时候负面影响比较大。
bjxcx 发表于 2015-11-21 15:58
你今天发的这么晚呀  你的红颜又发帖了
哦, 好啊,欢迎他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这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还是纯属虚构出来的?
也许当时某个地方有过犯人越狱事件,本篇主要情节绝对虚构。
那个年代的武警是怎么回事?此篇文章适合换到80年代
东方明写的难道都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
不错写得很精彩,赞一个,,也感谢楼主分享给大家。
当时没有武警,叫公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