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翻译】《希特勒的战将——莫德尔转》原作者Steven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04:47
前几天整理电脑里自己翻译的东西，发现深深浅浅挖了不少坑没填，最深的一个坑就是这部《Hitler's Commander Field Marshal Walth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了，翻到了第七章，第八章开了个头。以前翻译的东西都是全部完成后放到博客里一次出完，看来这个办法很容易偷懒。废话不说了，先发第一章看看反响，要是大家喜欢看就接着发，不然就算了。顺便做个小广告，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博客：flyinggoat.blog.163.com，里面主要我翻的一些苏德战争的东西。正文二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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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等翻译好了记得出版实体书啊！到时买本来收藏！
第一章 倔强的下级
大战
1914年夏天，欧洲走向战争的沉重脚步声敲打在德国人民的心头。一位报纸编辑眼中的8月2日那个星期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本应是一个“柏林人，父母和孩子们，少男和少女们，前往格林瓦尔德，波茨坦森林，沿着哈维尔河去特里普特，或在大米格尔湖上游玩”的日子。但这个星期天，由于威廉皇帝在24小时前下令进行总动员，“没有人前往郊外。”相反，预备役人员要么呆在家里把军装和随身装备打好背包，要么去购买最后几件装备来完善自己的装具。人们脸色严峻，声音压抑。妻子和女友们跟在到军营和火车站报到的男人身后。泽奥德·沃尔夫编辑注意到当他们走出自己的房子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了——“他们都成了‘野战灰’中的一员——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这样称呼他们了。在突然穿上那些不太合身的灰军装，戴上有些古怪的钢盔后，他们似乎变了，作为个体的他们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长长的灰色队列的一分子。”在恐惧和排外主义的敌意中，当日夜间有数千名老百姓围在英国大使馆前，差点把被误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的西班牙大使处以私刑。
预备役和现役军人们正在迅速地转入与以往的阅兵、调动和营中操练截然不同的严酷的新环境中。在一位年轻上尉眼中的动员站“挤满了人员和马匹”，他以不同于那位报纸编辑的视角目击了同样的转变，他兴高采烈地看到“街道上看不到尽头的人流，人们从工厂中，从城镇中，从乡村中走来，穿着连体服的工人、穿着黑色外套的职员、穿着粗布衣衫的农民和伐木人，并肩行进、并肩歌唱、并肩走进军营，巨大的铁门敞开着，把他们统统拥入自己的怀中。”这位上尉对他集结起来的预备役士兵们宣称“从东方到西方，敌人正在向我们逼近，要毁灭我们可爱的祖国。这正是我们承担起德意志男子汉的最崇高的职责的时刻，去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
军事机器在急剧地膨胀着，对于所有观察家来说，这部庞大的军事机器都令个人无足轻重。德意志的命运已经脱离了政治家的掌握，现在是总参谋部和3,800,000顶盔贯甲的正规军和预备役部队一显身手的时候了。其中的1,600,000人正在前往法国和低地国家边界，准备发动一次由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理芬策划的强大攻势。冯·施理芬的计划规定集中德军主力不顾一切地在俄国完成动员，并击败德国留在东普鲁士的虚张声势的掩护部队之前首先击败法国，以期在六周之内赢得战争。然而冯·施理芬的继任者修改了他的计划，拟议中横扫英吉利海峡附近地区并对巴黎实施包抄的部队受到了削弱。不过仍有整整五个集团军将突破比利时去赢得胜利。
负责达成最为关键的目标的集团军是亚历山大·冯·克鲁克上将的第一集团军，他们将突破比利时，横扫海峡并包围巴黎和法国军队，该集团军由四个常备军和两个预备役军组成，是对法作战中最强大的集团军，总计320,000人。只有乔治·冯·德马维茨中将的骑兵军作为一支独立部队在其漫长而又艰险的进军途中负责掩护极右翼，总体计划要求冯·克鲁克的部队不顾疲劳连续行动。作为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施理芬计划取胜的把握并不很大。因为德军必须在行动开始之初就十分精确地按计划使用通过比利时的铁路前送给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勒评论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迅速修复敌人领土上的铁路并尽快使其恢复运转。”
该集团军左翼的一个军是步兵将军艾沃德·冯·罗彻的第三军（“勃兰登堡”军），该军自统一战争以来就被誉为“德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而且“长期以来以其在进攻中的大胆有力的行动而享有盛誉”。冯·罗彻被认为是一位敢作敢为，能力超群的军长，他有一位能干的参谋长汉斯·冯·塞克特上校，而他的作战部长，乔治·魏特泽尔少校则是一位能干而且略带些书呆子气的老参谋。这个军集中了有着光荣历史的第5和第6步兵师，连同配属的炮兵和骑兵部队共计40,000多人，他们将进行强行军。所有部队都已经由最好的预备役人员补充到足额。总参谋部就是要依靠他们来消灭比利时军队并击败在其进军途中遭遇的英国远征军各师。第5师（师长乔治·维屈勒中将）的先头部队是基多·桑提格少将的第10步兵旅，该旅下辖勃兰登堡第12掷弹团和52步兵团。沃尔特·弗洛姆上校通过一个小型的团参谋部来指挥他的52团，该团由三个营组成，每营辖四个250人的连。在驱动52团的巨大车轮中有一个重要的小齿轮——第一营副官：沃尔特·莫德尔少尉。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年仅23岁的下级军官时，会发现他貌不惊人。他在1945年销毁所有个人文件的决定彻底消灭了他除其早年经历以外的全部档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于1891年1月24日诞生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小村戈登海姆，他笃信路德教的父母为他起名奥托·莫里茨·沃尔特·莫德尔。莫德尔的家庭算是普鲁士人，但算不上是容克贵族，其出身是小布尔乔亚。他父亲在一所女子学校教音乐同时指导唱诗班，正如卡罗·德伊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他的母系家族是农夫、驯马师和小旅店主。”虽然莫德尔一家颠沛流离，但我们幸运地在埃尔福特的中学找到了小沃尔特的成绩单，这些成绩单表明这个身材消瘦的学生在希腊语和拉丁文方面成绩很好，并对历史很感兴趣。改变了莫德尔一生的日子似乎是在1906年，当时他接受了驻扎在瑙姆堡和德骚的猎兵营的军训。对于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军官生涯似乎遥不可及，但沃尔特的叔叔，马丁·莫德尔是52步兵团的一名预备役军官。两年后的1908年2月，莫德尔夫妇请求他利用他的影响为他的侄子获得一个作为勃兰登堡52步兵团军官候补生进入尼斯军校的机会。
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首先他必须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忍受与世隔绝的严格纪律。克劳斯·提维莱特把一战前的德国军事学院描述为“一个让学员们在铁栅栏后面生活的地方。他没有离开这座监狱的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遵守其严格的纪律。”我们能够了解军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莫德尔的个性吗？我们知道莫德尔差点退学，而且对骑马产生了终生的兴趣，但这些对于德皇时代德国的普鲁士年轻人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寻常。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从军校自身的现实中进行推断，提维莱特写到：
所有学员都处在一个等级制度之中。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哪些学员是他的“上级”或“下级”。每个人都有权力指挥和处罚他的下级并服从于其上级。那些位于最底层的学员要么找到他可以发号施令的对象要么作为指挥链条的终点。
如果一名学员不能对他的下级行使他的权力那么他将遭到蔑视并被降级。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权威无处不在。在学员的日常勤务中没有片刻闲暇。......
不会有人对学员进行指导，他只有在遭到那些知道该如何做的人的惩罚时才明白他已经犯了错误。每一名新学员都要在不断重复其前辈的错误的过程中去领会并作出改变，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把其前辈施加于他们的手段用到新来的人的身上时他们很高兴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公平通过所有的人都有受同样的折磨这一原则来体现。这一原则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在那里没有任何错误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无需对此多做分析，另外一位经历过军校生活的年轻人回忆道“我在营房门口遇到了一位高年级学员，他粗鲁地问我的名字。我以尽可能尊敬的姿态鞠了一躬并介绍了自己，于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好像只是履行自己职责一样，把一条狗链抽在我的脸上。”后来这位学员回忆起了主管他们宿舍的下士——“我曾经经受过的最难以完成的惩罚”——他让被惩罚的人用脚尖屈膝站立，每个胳膊下面夹着三本厚书，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地摔倒，“当他摔倒时就会挨踢或者被人用练习剑抽打。”这名学员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当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对待时，我丢下字典，站起来，卡住了那个大个子的喉咙。接着我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所受到虐待就轻多了。”
“这套玩意不适合有雄心壮志的人——它只是为那些普通人准备的，”另外一名军校学员——年轻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07年抱怨说，“它十分乏味。”莫德尔的军校同学汉斯·胡贝没有发现莫德尔在校期间曾表现出过任何成为日后那种指挥官的迹象，而他的一位军士曾经这样训斥莫德尔“你，莫德尔，缺乏作为一名战士所需的刚强。”但无论如何，莫德尔坚持了下来，并和胡贝一起于1910年8月22日获得了普鲁士军队的少尉军衔，并被任命为52团11连的下级军官。（胡贝被分配到26团）
尽管他所在团不是最老的团，相对于军中其他团也并非声誉卓著（例如，这个团根本不能与几年前年轻的艾里希·冯·曼施坦因获得任命的第3步兵掷弹团相比），但52团还是有其值得自豪的团史。这个团在普法战争中表现突出——在一天中就遭受了1,597人的伤亡——被以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利本步兵将军的名字命名为“冯·阿尔文斯利本团”，他是陆军元帅赫尔姆特·冯·毛奇手下最能干的军长。在普鲁士军队中获得这样的命名并不容易，而莫德尔获得的任命意味着他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他需要得到已经在本团服役的所有军官的一致同意才会被接受。“就连德皇本人也难以对这一程序施加影响，”德尼斯·舒尔特评论说“很少有人能够在没有获得未来同志的一致认可的情况下获得任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合适的文件、合适的关系、合适的推荐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圈子。”
莫德尔显然成功地进入并留在了这个圈子里。到1914年8月总动员令下达的时候，莫德尔少尉已经升任营副官了。这是一个关键岗位，因为副官不仅要负责部队的大部分文牍工作和阅兵时的队列组织，在行军和作战中，副官不仅要把指挥官的命令传达到各连，而且还要充当他的耳目。如果事态的发展使得上级的命令难以执行时，副官要发挥主动精神当机立断对命令作出必要的调整。只有那些被公认为具有足够能力的下级军官才会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一职务，而且这也通常是选拔和培训未来的总参谋部军官的流程的一部分。
大战
1914年夏天，欧洲走向战争的沉重脚步声敲打在德国人民的心头。一位报纸编辑眼中的8月2日那个星期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本应是一个“柏林人，父母和孩子们，少男和少女们，前往格林瓦尔德，波茨坦森林，沿着哈维尔河去特里普特，或在大米格尔湖上游玩”的日子。但这个星期天，由于威廉皇帝在24小时前下令进行总动员，“没有人前往郊外。”相反，预备役人员要么呆在家里把军装和随身装备打好背包，要么去购买最后几件装备来完善自己的装具。人们脸色严峻，声音压抑。妻子和女友们跟在到军营和火车站报到的男人身后。泽奥德·沃尔夫编辑注意到当他们走出自己的房子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了——“他们都成了‘野战灰’中的一员——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这样称呼他们了。在突然穿上那些不太合身的灰军装，戴上有些古怪的钢盔后，他们似乎变了，作为个体的他们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长长的灰色队列的一分子。”在恐惧和排外主义的敌意中，当日夜间有数千名老百姓围在英国大使馆前，差点把被误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的西班牙大使处以私刑。
预备役和现役军人们正在迅速地转入与以往的阅兵、调动和营中操练截然不同的严酷的新环境中。在一位年轻上尉眼中的动员站“挤满了人员和马匹”，他以不同于那位报纸编辑的视角目击了同样的转变，他兴高采烈地看到“街道上看不到尽头的人流，人们从工厂中，从城镇中，从乡村中走来，穿着连体服的工人、穿着黑色外套的职员、穿着粗布衣衫的农民和伐木人，并肩行进、并肩歌唱、并肩走进军营，巨大的铁门敞开着，把他们统统拥入自己的怀中。”这位上尉对他集结起来的预备役士兵们宣称“从东方到西方，敌人正在向我们逼近，要毁灭我们可爱的祖国。这正是我们承担起德意志男子汉的最崇高的职责的时刻，去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
军事机器在急剧地膨胀着，对于所有观察家来说，这部庞大的军事机器都令个人无足轻重。德意志的命运已经脱离了政治家的掌握，现在是总参谋部和3,800,000顶盔贯甲的正规军和预备役部队一显身手的时候了。其中的1,600,000人正在前往法国和低地国家边界，准备发动一次由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理芬策划的强大攻势。冯·施理芬的计划规定集中德军主力不顾一切地在俄国完成动员，并击败德国留在东普鲁士的虚张声势的掩护部队之前首先击败法国，以期在六周之内赢得战争。然而冯·施理芬的继任者修改了他的计划，拟议中横扫英吉利海峡附近地区并对巴黎实施包抄的部队受到了削弱。不过仍有整整五个集团军将突破比利时去赢得胜利。
负责达成最为关键的目标的集团军是亚历山大·冯·克鲁克上将的第一集团军，他们将突破比利时，横扫海峡并包围巴黎和法国军队，该集团军由四个常备军和两个预备役军组成，是对法作战中最强大的集团军，总计320,000人。只有乔治·冯·德马维茨中将的骑兵军作为一支独立部队在其漫长而又艰险的进军途中负责掩护极右翼，总体计划要求冯·克鲁克的部队不顾疲劳连续行动。作为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施理芬计划取胜的把握并不很大。因为德军必须在行动开始之初就十分精确地按计划使用通过比利时的铁路前送给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勒评论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迅速修复敌人领土上的铁路并尽快使其恢复运转。”
该集团军左翼的一个军是步兵将军艾沃德·冯·罗彻的第三军（“勃兰登堡”军），该军自统一战争以来就被誉为“德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而且“长期以来以其在进攻中的大胆有力的行动而享有盛誉”。冯·罗彻被认为是一位敢作敢为，能力超群的军长，他有一位能干的参谋长汉斯·冯·塞克特上校，而他的作战部长，乔治·魏特泽尔少校则是一位能干而且略带些书呆子气的老参谋。这个军集中了有着光荣历史的第5和第6步兵师，连同配属的炮兵和骑兵部队共计40,000多人，他们将进行强行军。所有部队都已经由最好的预备役人员补充到足额。总参谋部就是要依靠他们来消灭比利时军队并击败在其进军途中遭遇的英国远征军各师。第5师（师长乔治·维屈勒中将）的先头部队是基多·桑提格少将的第10步兵旅，该旅下辖勃兰登堡第12掷弹团和52步兵团。沃尔特·弗洛姆上校通过一个小型的团参谋部来指挥他的52团，该团由三个营组成，每营辖四个250人的连。在驱动52团的巨大车轮中有一个重要的小齿轮——第一营副官：沃尔特·莫德尔少尉。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年仅23岁的下级军官时，会发现他貌不惊人。他在1945年销毁所有个人文件的决定彻底消灭了他除其早年经历以外的全部档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于1891年1月24日诞生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小村戈登海姆，他笃信路德教的父母为他起名奥托·莫里茨·沃尔特·莫德尔。莫德尔的家庭算是普鲁士人，但算不上是容克贵族，其出身是小布尔乔亚。他父亲在一所女子学校教音乐同时指导唱诗班，正如卡罗·德伊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他的母系家族是农夫、驯马师和小旅店主。”虽然莫德尔一家颠沛流离，但我们幸运地在埃尔福特的中学找到了小沃尔特的成绩单，这些成绩单表明这个身材消瘦的学生在希腊语和拉丁文方面成绩很好，并对历史很感兴趣。改变了莫德尔一生的日子似乎是在1906年，当时他接受了驻扎在瑙姆堡和德骚的猎兵营的军训。对于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军官生涯似乎遥不可及，但沃尔特的叔叔，马丁·莫德尔是52步兵团的一名预备役军官。两年后的1908年2月，莫德尔夫妇请求他利用他的影响为他的侄子获得一个作为勃兰登堡52步兵团军官候补生进入尼斯军校的机会。
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首先他必须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忍受与世隔绝的严格纪律。克劳斯·提维莱特把一战前的德国军事学院描述为“一个让学员们在铁栅栏后面生活的地方。他没有离开这座监狱的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遵守其严格的纪律。”我们能够了解军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莫德尔的个性吗？我们知道莫德尔差点退学，而且对骑马产生了终生的兴趣，但这些对于德皇时代德国的普鲁士年轻人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寻常。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从军校自身的现实中进行推断，提维莱特写到：
所有学员都处在一个等级制度之中。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哪些学员是他的“上级”或“下级”。每个人都有权力指挥和处罚他的下级并服从于其上级。那些位于最底层的学员要么找到他可以发号施令的对象要么作为指挥链条的终点。
如果一名学员不能对他的下级行使他的权力那么他将遭到蔑视并被降级。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权威无处不在。在学员的日常勤务中没有片刻闲暇。......
不会有人对学员进行指导，他只有在遭到那些知道该如何做的人的惩罚时才明白他已经犯了错误。每一名新学员都要在不断重复其前辈的错误的过程中去领会并作出改变，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把其前辈施加于他们的手段用到新来的人的身上时他们很高兴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公平通过所有的人都有受同样的折磨这一原则来体现。这一原则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在那里没有任何错误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无需对此多做分析，另外一位经历过军校生活的年轻人回忆道“我在营房门口遇到了一位高年级学员，他粗鲁地问我的名字。我以尽可能尊敬的姿态鞠了一躬并介绍了自己，于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好像只是履行自己职责一样，把一条狗链抽在我的脸上。”后来这位学员回忆起了主管他们宿舍的下士——“我曾经经受过的最难以完成的惩罚”——他让被惩罚的人用脚尖屈膝站立，每个胳膊下面夹着三本厚书，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地摔倒，“当他摔倒时就会挨踢或者被人用练习剑抽打。”这名学员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当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对待时，我丢下字典，站起来，卡住了那个大个子的喉咙。接着我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所受到虐待就轻多了。”
“这套玩意不适合有雄心壮志的人——它只是为那些普通人准备的，”另外一名军校学员——年轻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07年抱怨说，“它十分乏味。”莫德尔的军校同学汉斯·胡贝没有发现莫德尔在校期间曾表现出过任何成为日后那种指挥官的迹象，而他的一位军士曾经这样训斥莫德尔“你，莫德尔，缺乏作为一名战士所需的刚强。”但无论如何，莫德尔坚持了下来，并和胡贝一起于1910年8月22日获得了普鲁士军队的少尉军衔，并被任命为52团11连的下级军官。（胡贝被分配到26团）
尽管他所在团不是最老的团，相对于军中其他团也并非声誉卓著（例如，这个团根本不能与几年前年轻的艾里希·冯·曼施坦因获得任命的第3步兵掷弹团相比），但52团还是有其值得自豪的团史。这个团在普法战争中表现突出——在一天中就遭受了1,597人的伤亡——被以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利本步兵将军的名字命名为“冯·阿尔文斯利本团”，他是陆军元帅赫尔姆特·冯·毛奇手下最能干的军长。在普鲁士军队中获得这样的命名并不容易，而莫德尔获得的任命意味着他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他需要得到已经在本团服役的所有军官的一致同意才会被接受。“就连德皇本人也难以对这一程序施加影响，”德尼斯·舒尔特评论说“很少有人能够在没有获得未来同志的一致认可的情况下获得任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合适的文件、合适的关系、合适的推荐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圈子。”
莫德尔显然成功地进入并留在了这个圈子里。到1914年8月总动员令下达的时候，莫德尔少尉已经升任营副官了。这是一个关键岗位，因为副官不仅要负责部队的大部分文牍工作和阅兵时的队列组织，在行军和作战中，副官不仅要把指挥官的命令传达到各连，而且还要充当他的耳目。如果事态的发展使得上级的命令难以执行时，副官要发挥主动精神当机立断对命令作出必要的调整。只有那些被公认为具有足够能力的下级军官才会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一职务，而且这也通常是选拔和培训未来的总参谋部军官的流程的一部分。
在他的同志们的眼中，莫德尔那种咄咄逼人、难以相处的个性的中的某些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他与另外一位喜欢骑马和打猎的少尉成为密友，但在其他下级军官中却不是太受欢迎。威廉姆·波恩斯登特少尉感到莫德尔野心太大，而在埃尔文·维尔荣少尉的记忆中他对于步兵训练中最微小的失误都极端严厉。维尔荣注意到莫德尔甚至对于那些他认为没有努力分析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果的上级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也充分说明他从很早就开始迷恋于对军事历史的研究。
1914年8月，莫德尔和几乎所有的德皇军官们一样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兴奋。毕竟多年以来的训练和兵棋推演都是在为这场战争进行着准备。尽管战争是在巴尔干爆发的，但大多数德国军官仍然认为法国才是德国的天然对手。如果说第三军中还有人担心他们在东普鲁士的家园要几乎毫无保护地面对巨大的俄国军队的话，那么这些担忧也被即将向巴黎进军的狂热所淹没了。火车日夜不停地隆隆穿过德国中部平原，在每一个短暂的停车期间士兵们在拥挤的人群、喧闹的乐队和少女投掷的鲜花中积极地抢购报纸。士兵们对所有有关战争的新闻都如饥似渴，没完没了地传播着，争论着，而不管其内容已经被民族主义的宣传进行了多么严重的修改和歪曲。莫德尔所在旅的一位上尉回忆起了他的士兵在“读到列日要塞陷落：克虏伯大炮所发射的一人高的炮弹已经把这座比利时要塞打成了碎片”的报导时而爆发出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
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还有更为黯淡的一面。施理芬计划的豪赌之一就是将所有次要战线的部队削弱到十分危险的程度，从而在左翼【原文如此】集结起尽可能强大的部队穿越比利时直指巴黎。在原来的计划草案中不仅必须把驻守东普鲁士和上莱茵河地区的兵力削减只剩几个师而且还要大幅度地削减攻击部队后方的保障部队。由于德国人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平民无疑也将同军队一样对德军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对于延伸过度的补给线的警戒和保持对后方城镇的控制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总参谋部决心以精心策划的恐怖统治和严厉的镇压来应对这一挑战。
作出这一决定不仅是出于对目前形势的考虑，也是吸取了1870年法国所组建的曾严重地袭扰了普鲁士军队后方的法国狙击手组织的教训。这些非正规军是应法国军方的要求组建的并构成了法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被这些袭击激怒的的德军拒绝承认游击队的交战权——只要俘虏了狙击手和破坏者就集体处决——并进行连坐。“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赫尔姆特·冯·毛奇在致一位集团军司令的信中写道“处理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摧毁整个房子，或者，在有更多人参与的情况下，摧毁整个村庄。”他对另外一位将军说“我建议阁下对待这种针对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采取最为严厉的处置，如果不能发现是什么人犯下罪行，就由整个教区的居民为他们中的个人行为负责。”结果导致德军的报复变得十分血腥，就连普鲁士军官都对此感到惊恐。其中的一个人写道，“这场战争正在逐渐变得令人恐惧。谋杀和纵火现在已经成了双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总是自我标榜为在战争中具有专业精神的军官也说“我们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憎恨他们。”
由于倾向于认为任何平民和非正规军的武装抵抗都是得到官方支持和比利时政府指使的，德军于1914年在整个国家所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并对占领区进行了十分严厉的统治。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写道“每当德军进入一座城镇，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圣经中描述的瘟疫一样，所有的墙壁都被刷成白色，每座房子上面都潦草地用灰浆刷上警告群众不要采取‘敌对’行动的标语。”几乎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德军的攻势所采取的破坏或敌对行动并遭到处决：向德军士兵射击、靠近飞机场或气球系泊点、隐匿武器不上交。比利时城镇中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连坐法和其他被海牙国际公约宣布为非法的规定；当无法确定某些敌对团体时，当地所有居民都会遭到逮捕并被集体处决。“办法是将当地居民集合到广场上，通常是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塔奇曼写道“由某个军官随意指定站在一边的每十个人或者每两个人甚至干脆是所有人，把他们赶到附近的田野或者是火车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执行枪决。”如果反抗行为是在两个村庄之间那么这两处的居民就都成为报复的对象。
第一批处决发生在侵犯比利时边界二十四小时之内并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期间持续进行。8月5日陆军总参谋长对他的奥匈同僚解释说“我们在进军比利时期间表现的颇为残忍，但是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任何企图阻挡我们的人都必须承担后果。”8月19日有150名平民在阿尔谢特被处决，一周后整个鲁汶城被烧成一片白地。“在鲁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将军在那里被市长的儿子打死了，当地老百姓向我们的部队开枪，”驻该城的指挥官告诉一个来访的西班牙外交代表团说，“当然我们现在不得不毁掉这座城市。”德国人说到做到，当第6巴伐利亚补充团的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在1914年10月行军经过这座城市时，他笔下的整座城市成了“一堆瓦砾”。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另外一位后方司令官在1914年10月平静地谈到了他对各种“暴行”的报复措施，“我下令完全摧毁那个镇子。奥切斯，一座以前有5,000居民的城市已经不复存在，房屋、教堂、市政厅都消失了，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居民。”前线部队也经常实施暴行：当他的团遭到狙击手射击后，第三军的一名军官报告他立即烧掉了那个村子，“男人们被从房子里拉出来，任何有枪的人都被立即处决，其他受到怀疑的人都用浸湿的绳子反绑起来，并把他们赶到队列旁边，等待此后的军法审判。”
部队参加到这类勾当中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和同志们的生命都受到了比利时平民的威胁，报导了列日大捷的那份报纸也让莫德尔及其部属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比利时平民残忍杀害我军的事件。”报道说“以牧师为首的疯狂的比利时武装暴民，犯下了各种暴行，在暗地里做着1870年的勾当；对我们的巡逻队进行卑鄙的伏击，后来发现有的哨兵被刺瞎眼睛、割掉舌头，还有下毒等其它暴行。”第九补充军的一位炮兵少尉弗里茨·纳格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水中下毒、虐待俘虏，还有其它很多令人作呕的说法灌满了我们的耳朵。”8月6日作为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入比利时的第10猎兵营的赫尔曼·巴尔克少尉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他们营的一名军官在战争的头一天被一帮打着休战旗帜的平民射杀。而且那些关于残害伤员的谣言向野火一样在部队中传播着。8月11日，在亚琛的医院里三十名德军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剜掉眼睛的故事广泛地流传着。官方对毁灭奥切斯的解释是“医生、卫生员和大约二十名德军士兵遭到攻击和谋杀。暴徒们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暴行（割掉耳朵、挖出眼睛以及类似的兽行）。”
关于这些暴行和比利时政府对这类行为进行鼓励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在战略层面上游击队行为并不合乎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谣言还是颇有市场，因为正是高级军官们在散布和确认这些谣言，他们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带有得到官方确认的意味。例如，艾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在为他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时就争辩说正是比利时人鲁莽地采取行动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才招致了这种厄运：“有证据表明比利时人对我们的进军早有准备。他们有计划地破坏道路设置障碍，这表明他们已经先期进行了很多工作。而在比利时的西南部边境却没有发现类似的障碍。为什么比利时人不对法国人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一集团军司令对此完全赞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争辩说“从集团军跨过比利时边境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进军就遭到了部分平民的叛卖行为的干扰，而这明显是得到了地方当局的鼓励的。”冯·克鲁克一想到这些非正规战斗就变得怒火中烧，他命令进行“严厉无情的报复，”包括“射击人员并烧毁房屋。”这两位都煞费苦心地把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对比利时人的暴行的反应，却公然无视德国人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就计划好要实行恐怖统治的事实。如果德军在其计划的第二部分中没有有意地制造一个比利时人行为的弥天大谎的话，那么就表明德军领导层已经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搏杀并以一种绝对化的标准对全体人民实行分类并在其行为合理性方面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然而，对于莫德尔和其他正在乘火车赶往西线的第三军的军官们来说，关于他们面前的这场战争的这一方面的内容，报纸的报道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而那些令人不安和浑身发冷的谣言，在此时也让位于更为紧迫的实际考虑。8月10日大炮已经开始轰击列日；第三军的先头部队也于次日到达德国中世纪城市亚琛。作为冯·罗彻指挥的那个军的先头部队的骑兵和轻装猎兵已经进入比利时，军事上遭到的抵抗并不是紧迫的问题——时间才是。每个小时都有更多的列车抵达，卸下更多的人员和装备；如果不想让施理芬计划在一开始就因铁路终点站的混乱而胎死腹中的话，每个团都必须在卸载后立即出发。这可非同小可，因为只有三条铁路穿过这里，而该城本身就位于隘道上，最窄处仅有2000米。第一集团军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将300,000人连同其全部装备和军火运过这个瓶颈区域，“经过亚琛地区的复杂调动必须在先头军的军火和给养纵队完成卸载之前就开始，”冯·克鲁克报告说，“而此刻该军在二线跟进的战斗部队尚未到达，因此部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集结和收拢。”每当一个连到达之后，连长就会收到一张行军路线图，并被告知他应该按照哪种标记的指示前进，以及在到达边境另外一侧后在何处归还其所在团的建制。然后就要他不管其余部队到达与否立即匆忙就道。冯·克鲁克的每两个军共用一条道路，每条道路都有一位拥有全权的将级军官负责进行协调指挥以保证各部队的顺利行军。第三军与第九军共用最南面的那条通过威登-亚琛-拉朗-隆特岑的狭窄道路。
当各团在亚琛中世纪的教堂的尖顶下穿过狭窄的通道后，他们就踏上了比利时的国土。现在急行军才刚刚开始，德军士兵们要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完成总参谋部制定的严格的时间表。这并不意味着冯·毛奇和他的下级们没有尽最大努力来装备其即将经受严峻考验的部队。“每名士兵负重65磅：步枪连同弹药、帆布背包、饭盒、备份靴子、掘壕工具、刀子还有各种绑在身上工具和装备，”塔奇曼观察到“他的‘标准配给’装在一个袋子里，包括两听肉罐头，两份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一小瓶威士忌——只能在得到军官允许的情况下打开，而且每天还要进行检查以确保没有被偷着喝掉。另一个包里是针线、绷带和胶布。还有一个用来装火柴、巧克力和烟草的小包。”他们按照所受到的训练行军，在夜间他们不会散在田野里而是沿着道路两侧解散休息，并且不等野战厨房和后勤车辆提供的粮草到达就在野外为自己和马匹寻找食物和草料。然后还会不顾疲劳此起彼伏地唱起军歌。
然而施理芬的宏大构想对部队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最顽强的人的想象。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必须毫不迟延地平均每天行军三十到四十公里，仅在规定时刻才能休息。莫德尔所在旅在第一天的行军距离就超出了规定距离，他们在日落前就前进了四十五公里，布莱姆上尉报告说“我的小伙子中没有掉队的，一个都没有。他们觉得落在瓦龙人手里可比脚疼糟糕多了。”这一最初的记录不仅是出于恐惧，还因为年轻人的冲劲和以及在闷罐火车中憋了一周之后所释放出的能量。但要保持这个速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赫尔曼·巴尔克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20万名步兵的日常生活。5点军官们叫醒士兵，第一集团军各团在早餐前要行军三个小时，前进十二公里。进餐和休息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在中午以前还要再前进十二公里。然后通常有机会进行两个小时的休息，但这只是在部队完成其规定行军进度的情况下。能够四仰八叉地躺在路边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因为在日落前他们还要再赶上十二到十八公里的路程。
在8月中旬的骄阳下汗流浃背的士兵和军官们都不会知道那个宏伟的计划已经出了问题了。首先比利时军队的主力逃脱了冯·克鲁克的打击撤进了安特卫普附近的筑垒地域，这迫使第一集团军派出第三军和第四补充军去防备可能会对德军交通线实施的打击。然后当左翼各集团军在阿登与法军发生接触后，毛奇断定他无法独自一人指挥七个集团军的行动并将第一集团军置于第二集团军司令卡尔·冯·博劳上将的指挥之下。让天生就谨小慎微的冯·博劳指挥这场需要大胆、勇猛和速度的战役实在是把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他命令第一集团军正在进行艰苦行军的步兵不要向西南方向的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而是掉头南下协助他自己的集团军包抄法军第五集团军的侧翼。更糟的是他把冯·德莫维茨的骑兵军从冯·克鲁克的指挥下调出，而让第一集团军司令在错误的方向上坠入黑暗。
这一系列失误中最糟糕的是德军上至高级司令部的情报部门下到骑兵警戒哨对于从海边赶来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进军速度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冯·毛奇的最高司令部（OHL）中的混乱情况即便是在数十年后依然让人难以置信。就在情报部门告知右翼的三位集团军司令英军已经在奥斯腾德登陆的当天，同一办公室的另外一些军官却致电位于左翼的集团军的司令们说英军还没有越过海峡而且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法国。芭芭拉·塔奇曼猜测“也许负责左翼情况的OHL军官与负责右翼的不是同一组人，而且彼此没有沟通。”就连明明知道英国远征军已经登陆的冯·克鲁克也在幻想着他们还没有进入比利时。他在8月22日的命令中似乎是顺便提了一下“本日在蒙斯西北的卡斯托与一个中队的英军骑兵遭遇，还有一架从莫泊日起飞的英军飞机在昂吉安附近被击落，”而且冯·克鲁克命令继续前进，其中第三军将“经朗斯和瑞尔比斯到达圣吉兰和吉莫泊，”这样他们就会深入位于桑布尔河的法军第五集团军的后方。对德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四个师的英国正规军已经挡在了他们前往本日目的地的路上，正沿着宽达六十英尺的蒙斯运河进入防御。
蒙斯周围是一片工业区，没有什么可爱的田园风光。小说家C·S·弗里斯特从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的视角描述了这里的灰暗景色“到处是成堆的煤灰和围墙，篱笆上缠着带刺的铁丝网，满是烂泥的深深的壕沟，在这种地形上，根本无法同时展开十个中队的骑兵发起快速的冲锋。”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紧挨着铁路支线和工厂的后院的运河被从工厂和化工厂排出的粘液和浓烟染得漆黑。堆在小块的菜地、牧场和果园中间的跟女巫帽子似的灰堆让这里景色看上去十分的怪异。”但这里让人讨厌的景色却足以在8月23日为在人数上处于一比二的劣势的英军提供极好的掩护。
现在有八个德军师压向了英国远征军，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取得了战术性胜利，为桑布尔的法军赢得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并让德军第一集团军的行动比计划落后了一天。对于冯·克鲁克来说这次战斗仅仅意味着这场战役的第一次接触，他已经预料到这必将是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在他的回忆录中，冯·克鲁克写到，“8月23日为强渡蒙斯-孔代运河爆发了激烈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不过他只花了一页纸的篇幅。他很勉强的承认“英国远征军打得不错，”但还是忍不住写到“英军战俘称赞德军士兵英勇善战。”历史学家克劳里·巴内特认为蒙斯之战“从军事上来说，对1914年的战役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他强调“这是滑铁卢以来英军第一在欧洲北部地区作战；这用鲜血证明了虽然英国对于大陆事务有过逃避但仍然承担起了无法推托的义务。”因此，这次战役也就和敦刻尔克、克里特和阿纳姆等所谓的“胜利”一起成为了英国历史神话的一部分。对于双方的士兵来说这只是将在未来四年中吞灭整整一代人的屠杀的小小序幕而已。英国远征军的大兵们第一次经历了得到飞机校正射击的重炮火力。同时，德国人发现了机枪甚至包括精确瞄准的步枪火力对于战场的控制能力：“在完善的堑壕和彻底的隐蔽保护下的敌军展开了致命的火力......伤亡不断上升......冲锋距离越来越短，最终完全停止了前进......损失惨重。”
莫德尔的整个团在蒙斯损失惨重。午后不久，52步兵团3营，“以高超的战术动作，施展巧计，携带着一两挺机枪以小批次跨过公路运动到运河边上的芦苇丛中。”这几个连被压制住了并遭受了很大伤亡却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两个小时后，52团的其余各营的士兵唱着军歌呼喊着徒劳地发动了密集的队形攻击。约翰·托兰描写说“这两个营的命运同德军发起的所有密集冲锋一样：他们被轰成了碎片，被打的丢盔卸甲，而东萨里人却几乎没有损失。”所有这些进攻都无法让第三军再向运河靠近两百码。
就个体而言，“轰成碎片”、“丢盔弃甲”意味着硝烟、尖叫和鲜血。在整个战争中双方士兵都感到有必要记录下第一次战栗时刻的恐怖。“我应该让你了解整个战斗完整画面，”一位二十三岁的德国人在私人信件中这样描述了他的第一次战斗：
“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孤立事件。只有恐惧！没有实际的杀戮，也没有流尽鲜血后的苍白，也没有在一片黑暗中遭到自己的同志们射击，没有。但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想要战斗但却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进攻，我想那规模已经够大了，却只是在弹雨之下被迫从一个隐蔽点向前爬到另外一个隐蔽点，连那些向我们射击的敌人都看不到。”
甚至就连阿道夫·希特勒在出于政治目的以某种宣泄民族主义的方式描述其第一次战斗经历时，在他的讲述中都暗含着一股战栗的潜流，他谈到“钢铁在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弹丸带着尖利响声在队列中间飞舞，撕裂潮湿的地面。”我们无从确切了解莫德尔是如何经历了他的第一次战火洗礼的，不过从后来他那种广受尊敬的在炮火下保持冷静的行为可以推断他一定很快就克服了可能感到过的恐惧、精神麻木和惊恐。而且一位营副官也没有队列中士兵那样的时间去作出反应和反省，他要不停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莫德尔少尉可能正忙于向各连传达营长的命令，还要负责监督本营的行动。如果他对第一天的战斗有什么思考的话那么他应该同12掷弹团勃洛姆上尉有类似的感想：“在我晕眩的头脑中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流成小河的鲜血，苍白的尸体，漫无目的的射击，冒出火焰和浓烟的房屋或废墟，湿透了的衣服，干渴，四肢无力和作为领导所承担的重担。”
然而不管双方的士兵有什么样的感慨，事态还是在飞速的发展着。由于侧翼被优势敌军所迂回，而且桑布尔河一线的法军已经向东溃败，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军在当夜从运河南撤。冯·克鲁克希望第二天能够在圣吉兰附近获得一个立足点，莫德尔的营作为第三军的先锋部队经过了这个村子。“我们的旅长施图格将军站在街角的一个门板已经被斧子劈开的杂货店的前面，”一名军官回忆说，“双手忙着从一个个大袋子里拿出巧克力、小饼干和蛋糕，分发给经过他身旁的部队。成百双贪婪的手伸向他，成百张饥饿的脸上的贪婪的眼睛盯着他。”战斗即将开始。
然而面临的还不是全面战斗。冯·比洛拒绝将冯·德莫尔维茨的骑兵军交给冯·克鲁克，因此第一集团军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追击勉强撤退的英国远征军以便盯住法军各师进行持续的战斗的力量。相反，正如海因里希·霍普纳上尉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被打散的英军，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远处的大树林里找到隐蔽位置。由于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力量，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浪费时间展开部队。”除了在8月27日在勒盖图进行过短暂的停留之外，英国兵始终令人恼火地处于冯·克鲁克的追击范围之外。对于德军来说，丧失宝贵的时间比在战斗中损失部队后果更为严重，而冯·克鲁克知道这一点：他尽可能大胆地把他所属各师向前推进，徒劳地试图追上英军并按计划行动。战后他写道“战略形势的发展使得我们不能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休息。行军、战斗，战斗、行军，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每天的行军规定提高到了四十公里，冯·克鲁克对他的每个师都以个人名义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加快速度。但是施理芬计划所提出的要求正在导致德军后勤部门的断裂。同时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们的忍耐力就要开始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了。“随着德军距离铁路终点越来越远，其交通线也延伸得更长，”芭芭拉·塔奇曼注意到，“经常无法提供食品的补给。战马经常吃没有收获的田野里的谷物，而士兵们每天只能吃一些胡萝卜和卷心菜。”一个连长写道“我们都累得要死，整个纵队拉得很长。我就像一捆湿衣服一样骑在马上，脑袋懵懵懂懂什么事也想不了。”冯·罗彻将军试图重新激励起他的部队的士气，经常会突然出现在部队面前对士兵们发表一番赞扬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的演讲，还是那个连长回忆说“当这位值得尊敬的将军向我们挥舞着手臂离开时，我们都略微有些惊慌地面面相觑。”他们实在没办法把这些虚无缥缈的评论同他们每天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9月初当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们经历了几乎整整四周的行军之后，另外一位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人都累坏了......他们蹒跚地向前走着，脸上满是灰尘，军服撕成了布条。看上去像是会动的稻草人......他们闭着眼行军，嘶哑地唱着军歌免得自己睡着......只是在对尽快获胜和胜利进入巴黎的信念的支撑下前进着......不然他们早就精疲力竭地倒下了并立即睡死过去......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继续往前走。今天将军视察后大发雷霆。他要制止这种普遍性的酗酒但我们设法劝住他没有下达严厉的命令。我们要是管得太严部队就没法前进了。在特殊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特殊的刺激手段。......等到了巴黎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莫德尔和他的同志们无从了解高级指挥官内部的争论和法军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略调整，而这一切最终导致德军无法胜利进入巴黎。总参谋长冯·毛奇和他的核心顾问圈子一会儿以为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会又偏执的以为十万英军——甚至还有俄军！——正在奥斯腾德登陆对德军右翼形成威胁，结果在八月底九月初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战略错误，这几乎导致了集团军司令们的兵变，而战争部长则断言“我们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冯·毛奇把本应支援右翼的关键的援军调往东普鲁士，此举极大地削弱了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冯·克鲁克无奈之下放弃了包围巴黎的企图，而将他的几个军转用于巴黎以东。冯·克鲁克和冯·比洛各自为政，根本不听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同时他们之间也互不通气），而他们的部队也渐行渐远地分开向马恩河前进。
与此同时，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决定对德军侧翼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来扭转马恩河的局势。法军在其极左翼组建了由莫洛里将军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同时指定加里尼将军把巴黎变成一个大兵营，并敦促弗伦奇将军的英国远征军停止后撤集中兵力攻击德军第一和第二集团军。这些部队的集结是应急战略的杰作，也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用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把阿尔及利亚师从巴黎直接送往战场，期望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德军的疲惫足以抵消法军组织混乱而造成的不足，这种做法要么是天才的打击要么是绝望的挣扎，也许两者都是。
冯·克鲁克只派出了第四补充军佯攻巴黎，他不相信第四军军长报告的在9月5日遭到的攻击是法军的总反攻。然而他还是几乎立即被迫把部队撤出马恩河前线来增援其受到重压的第四军；当攻击展开之后，他向左旋转的主要作战轴线遭到了削弱，英国远征军在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对他的左翼发动了打击。尽管如此，如果冯·毛奇派出的那位总参谋部代表，理查德·亨特奇中校，没有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到达冯·克鲁克的司令部并在一项十分含混的授权下下令撤退的话，那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德军第一集团军可能能够挺过这场风暴并留在足以威胁巴黎的位置上。沃尔特·格利茨指出冯·克鲁克“在法军将领们正在考虑他们在什么时候就要面临不可避免的撤退的时候下令退却了，没有人比霞飞、加里尼和莫洛里更对德军的撤退感到庆幸了。”
对于第5师的士兵来说在马恩河的五天战斗简直就是在发昏。他们从马恩河转进去支援第四补充军，然后在9月9日又接到命令返回集团军左翼去对付英国人。数百名后来是数千名士兵倒在了战场上，军官损失惨重很多营连在战场上紧急合并。完全依靠着看到巴黎和赢得胜利来维持的士气现在一落千丈。当撤退命令终于在9日夜间到达时，没人会相信一位参谋所强调的理由，他坚持说“在行军期间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我们曾经经过的地方，而且要告诉士兵们本军的下一步行动绝对不是撤退。在摆脱了正在向南行动的敌军之后，第一集团军目前正在向巴黎以东前进以防在那里发生的敌对行动。”
这次撤退本身就是一个梦魇，它不仅让德国人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成为泡影而且还几乎割断了维系军队的最后一根细线。巴尔克少尉给我们留下了第一集团军后方近乎瓦解的景象的最为生动的描述，莫德尔也一定见证了这一切，“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辎重车和军火纵列，所有行动都毫无秩序，”巴尔克写道“什么也过不去，谁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第一集团军的撤退中一切都陷于瓦解。”参谋组织消失了，让几十万人毫无羁绊地通过亚琛的精心指挥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巴尔克注意到，部队指挥官们成了光杆司令，“快到八点半的时候，我们缓慢地在挤成一团的辎重车辆中移动。我们不时地设法让所有的人向前移动，至少每过半个小时就要或长或短地停一会儿。同时难以名状的焦虑也在蔓延。”没有侦查，总是有情报说英国远征军已经出现平行的道路上了。士兵们总是能听到他们以为是英军炮火的隆隆声。当士兵们在歇斯底里中不顾一切地要抢到马匹时，“在‘辎重骑士’们中间爆发了极度的惊恐，”巴尔克回忆说“有个人拉着一辆载着一名受重伤的军士的救护车，被一名掷弹兵用手枪顶着停了下来。”
对冯·克鲁克和他的第一集团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近乎崩溃的局面逐渐恢复成为比较有秩序的撤退。法军和英军在马恩河也遭到重创无力跟在混乱的德军纵队后面施加压力。巴尔克后来发现，那些出现在德军侧翼的虚幻的敌人只不过是向同一方向撤退的德军而已。冯·克鲁克的团、旅、师在到达艾纳河北岸匆忙构筑的阵地后终于恢复了秩序，并在这里守住了阵地。如果不从战略角度考虑单就战役层面上来说，这次失败并没有演变成一场灾难。
1914年8月，莫德尔和几乎所有的德皇军官们一样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兴奋。毕竟多年以来的训练和兵棋推演都是在为这场战争进行着准备。尽管战争是在巴尔干爆发的，但大多数德国军官仍然认为法国才是德国的天然对手。如果说第三军中还有人担心他们在东普鲁士的家园要几乎毫无保护地面对巨大的俄国军队的话，那么这些担忧也被即将向巴黎进军的狂热所淹没了。火车日夜不停地隆隆穿过德国中部平原，在每一个短暂的停车期间士兵们在拥挤的人群、喧闹的乐队和少女投掷的鲜花中积极地抢购报纸。士兵们对所有有关战争的新闻都如饥似渴，没完没了地传播着，争论着，而不管其内容已经被民族主义的宣传进行了多么严重的修改和歪曲。莫德尔所在旅的一位上尉回忆起了他的士兵在“读到列日要塞陷落：克虏伯大炮所发射的一人高的炮弹已经把这座比利时要塞打成了碎片”的报导时而爆发出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
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还有更为黯淡的一面。施理芬计划的豪赌之一就是将所有次要战线的部队削弱到十分危险的程度，从而在左翼【原文如此】集结起尽可能强大的部队穿越比利时直指巴黎。在原来的计划草案中不仅必须把驻守东普鲁士和上莱茵河地区的兵力削减只剩几个师而且还要大幅度地削减攻击部队后方的保障部队。由于德国人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平民无疑也将同军队一样对德军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对于延伸过度的补给线的警戒和保持对后方城镇的控制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总参谋部决心以精心策划的恐怖统治和严厉的镇压来应对这一挑战。
作出这一决定不仅是出于对目前形势的考虑，也是吸取了1870年法国所组建的曾严重地袭扰了普鲁士军队后方的法国狙击手组织的教训。这些非正规军是应法国军方的要求组建的并构成了法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被这些袭击激怒的的德军拒绝承认游击队的交战权——只要俘虏了狙击手和破坏者就集体处决——并进行连坐。“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赫尔姆特·冯·毛奇在致一位集团军司令的信中写道“处理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摧毁整个房子，或者，在有更多人参与的情况下，摧毁整个村庄。”他对另外一位将军说“我建议阁下对待这种针对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采取最为严厉的处置，如果不能发现是什么人犯下罪行，就由整个教区的居民为他们中的个人行为负责。”结果导致德军的报复变得十分血腥，就连普鲁士军官都对此感到惊恐。其中的一个人写道，“这场战争正在逐渐变得令人恐惧。谋杀和纵火现在已经成了双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总是自我标榜为在战争中具有专业精神的军官也说“我们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憎恨他们。”
由于倾向于认为任何平民和非正规军的武装抵抗都是得到官方支持和比利时政府指使的，德军于1914年在整个国家所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并对占领区进行了十分严厉的统治。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写道“每当德军进入一座城镇，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圣经中描述的瘟疫一样，所有的墙壁都被刷成白色，每座房子上面都潦草地用灰浆刷上警告群众不要采取‘敌对’行动的标语。”几乎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德军的攻势所采取的破坏或敌对行动并遭到处决：向德军士兵射击、靠近飞机场或气球系泊点、隐匿武器不上交。比利时城镇中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连坐法和其他被海牙国际公约宣布为非法的规定；当无法确定某些敌对团体时，当地所有居民都会遭到逮捕并被集体处决。“办法是将当地居民集合到广场上，通常是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塔奇曼写道“由某个军官随意指定站在一边的每十个人或者每两个人甚至干脆是所有人，把他们赶到附近的田野或者是火车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执行枪决。”如果反抗行为是在两个村庄之间那么这两处的居民就都成为报复的对象。
第一批处决发生在侵犯比利时边界二十四小时之内并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期间持续进行。8月5日陆军总参谋长对他的奥匈同僚解释说“我们在进军比利时期间表现的颇为残忍，但是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任何企图阻挡我们的人都必须承担后果。”8月19日有150名平民在阿尔谢特被处决，一周后整个鲁汶城被烧成一片白地。“在鲁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将军在那里被市长的儿子打死了，当地老百姓向我们的部队开枪，”驻该城的指挥官告诉一个来访的西班牙外交代表团说，“当然我们现在不得不毁掉这座城市。”德国人说到做到，当第6巴伐利亚补充团的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在1914年10月行军经过这座城市时，他笔下的整座城市成了“一堆瓦砾”。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另外一位后方司令官在1914年10月平静地谈到了他对各种“暴行”的报复措施，“我下令完全摧毁那个镇子。奥切斯，一座以前有5,000居民的城市已经不复存在，房屋、教堂、市政厅都消失了，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居民。”前线部队也经常实施暴行：当他的团遭到狙击手射击后，第三军的一名军官报告他立即烧掉了那个村子，“男人们被从房子里拉出来，任何有枪的人都被立即处决，其他受到怀疑的人都用浸湿的绳子反绑起来，并把他们赶到队列旁边，等待此后的军法审判。”
部队参加到这类勾当中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和同志们的生命都受到了比利时平民的威胁，报导了列日大捷的那份报纸也让莫德尔及其部属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比利时平民残忍杀害我军的事件。”报道说“以牧师为首的疯狂的比利时武装暴民，犯下了各种暴行，在暗地里做着1870年的勾当；对我们的巡逻队进行卑鄙的伏击，后来发现有的哨兵被刺瞎眼睛、割掉舌头，还有下毒等其它暴行。”第九补充军的一位炮兵少尉弗里茨·纳格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水中下毒、虐待俘虏，还有其它很多令人作呕的说法灌满了我们的耳朵。”8月6日作为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入比利时的第10猎兵营的赫尔曼·巴尔克少尉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他们营的一名军官在战争的头一天被一帮打着休战旗帜的平民射杀。而且那些关于残害伤员的谣言向野火一样在部队中传播着。8月11日，在亚琛的医院里三十名德军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剜掉眼睛的故事广泛地流传着。官方对毁灭奥切斯的解释是“医生、卫生员和大约二十名德军士兵遭到攻击和谋杀。暴徒们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暴行（割掉耳朵、挖出眼睛以及类似的兽行）。”
关于这些暴行和比利时政府对这类行为进行鼓励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在战略层面上游击队行为并不合乎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谣言还是颇有市场，因为正是高级军官们在散布和确认这些谣言，他们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带有得到官方确认的意味。例如，艾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在为他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时就争辩说正是比利时人鲁莽地采取行动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才招致了这种厄运：“有证据表明比利时人对我们的进军早有准备。他们有计划地破坏道路设置障碍，这表明他们已经先期进行了很多工作。而在比利时的西南部边境却没有发现类似的障碍。为什么比利时人不对法国人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一集团军司令对此完全赞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争辩说“从集团军跨过比利时边境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进军就遭到了部分平民的叛卖行为的干扰，而这明显是得到了地方当局的鼓励的。”冯·克鲁克一想到这些非正规战斗就变得怒火中烧，他命令进行“严厉无情的报复，”包括“射击人员并烧毁房屋。”这两位都煞费苦心地把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对比利时人的暴行的反应，却公然无视德国人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就计划好要实行恐怖统治的事实。如果德军在其计划的第二部分中没有有意地制造一个比利时人行为的弥天大谎的话，那么就表明德军领导层已经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搏杀并以一种绝对化的标准对全体人民实行分类并在其行为合理性方面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然而，对于莫德尔和其他正在乘火车赶往西线的第三军的军官们来说，关于他们面前的这场战争的这一方面的内容，报纸的报道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而那些令人不安和浑身发冷的谣言，在此时也让位于更为紧迫的实际考虑。8月10日大炮已经开始轰击列日；第三军的先头部队也于次日到达德国中世纪城市亚琛。作为冯·罗彻指挥的那个军的先头部队的骑兵和轻装猎兵已经进入比利时，军事上遭到的抵抗并不是紧迫的问题——时间才是。每个小时都有更多的列车抵达，卸下更多的人员和装备；如果不想让施理芬计划在一开始就因铁路终点站的混乱而胎死腹中的话，每个团都必须在卸载后立即出发。这可非同小可，因为只有三条铁路穿过这里，而该城本身就位于隘道上，最窄处仅有2000米。第一集团军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将300,000人连同其全部装备和军火运过这个瓶颈区域，“经过亚琛地区的复杂调动必须在先头军的军火和给养纵队完成卸载之前就开始，”冯·克鲁克报告说，“而此刻该军在二线跟进的战斗部队尚未到达，因此部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集结和收拢。”每当一个连到达之后，连长就会收到一张行军路线图，并被告知他应该按照哪种标记的指示前进，以及在到达边境另外一侧后在何处归还其所在团的建制。然后就要他不管其余部队到达与否立即匆忙就道。冯·克鲁克的每两个军共用一条道路，每条道路都有一位拥有全权的将级军官负责进行协调指挥以保证各部队的顺利行军。第三军与第九军共用最南面的那条通过威登-亚琛-拉朗-隆特岑的狭窄道路。
当各团在亚琛中世纪的教堂的尖顶下穿过狭窄的通道后，他们就踏上了比利时的国土。现在急行军才刚刚开始，德军士兵们要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完成总参谋部制定的严格的时间表。这并不意味着冯·毛奇和他的下级们没有尽最大努力来装备其即将经受严峻考验的部队。“每名士兵负重65磅：步枪连同弹药、帆布背包、饭盒、备份靴子、掘壕工具、刀子还有各种绑在身上工具和装备，”塔奇曼观察到“他的‘标准配给’装在一个袋子里，包括两听肉罐头，两份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一小瓶威士忌——只能在得到军官允许的情况下打开，而且每天还要进行检查以确保没有被偷着喝掉。另一个包里是针线、绷带和胶布。还有一个用来装火柴、巧克力和烟草的小包。”他们按照所受到的训练行军，在夜间他们不会散在田野里而是沿着道路两侧解散休息，并且不等野战厨房和后勤车辆提供的粮草到达就在野外为自己和马匹寻找食物和草料。然后还会不顾疲劳此起彼伏地唱起军歌。
然而施理芬的宏大构想对部队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最顽强的人的想象。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必须毫不迟延地平均每天行军三十到四十公里，仅在规定时刻才能休息。莫德尔所在旅在第一天的行军距离就超出了规定距离，他们在日落前就前进了四十五公里，布莱姆上尉报告说“我的小伙子中没有掉队的，一个都没有。他们觉得落在瓦龙人手里可比脚疼糟糕多了。”这一最初的记录不仅是出于恐惧，还因为年轻人的冲劲和以及在闷罐火车中憋了一周之后所释放出的能量。但要保持这个速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赫尔曼·巴尔克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20万名步兵的日常生活。5点军官们叫醒士兵，第一集团军各团在早餐前要行军三个小时，前进十二公里。进餐和休息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在中午以前还要再前进十二公里。然后通常有机会进行两个小时的休息，但这只是在部队完成其规定行军进度的情况下。能够四仰八叉地躺在路边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因为在日落前他们还要再赶上十二到十八公里的路程。
在8月中旬的骄阳下汗流浃背的士兵和军官们都不会知道那个宏伟的计划已经出了问题了。首先比利时军队的主力逃脱了冯·克鲁克的打击撤进了安特卫普附近的筑垒地域，这迫使第一集团军派出第三军和第四补充军去防备可能会对德军交通线实施的打击。然后当左翼各集团军在阿登与法军发生接触后，毛奇断定他无法独自一人指挥七个集团军的行动并将第一集团军置于第二集团军司令卡尔·冯·博劳上将的指挥之下。让天生就谨小慎微的冯·博劳指挥这场需要大胆、勇猛和速度的战役实在是把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他命令第一集团军正在进行艰苦行军的步兵不要向西南方向的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而是掉头南下协助他自己的集团军包抄法军第五集团军的侧翼。更糟的是他把冯·德莫维茨的骑兵军从冯·克鲁克的指挥下调出，而让第一集团军司令在错误的方向上坠入黑暗。
这一系列失误中最糟糕的是德军上至高级司令部的情报部门下到骑兵警戒哨对于从海边赶来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进军速度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冯·毛奇的最高司令部（OHL）中的混乱情况即便是在数十年后依然让人难以置信。就在情报部门告知右翼的三位集团军司令英军已经在奥斯腾德登陆的当天，同一办公室的另外一些军官却致电位于左翼的集团军的司令们说英军还没有越过海峡而且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法国。芭芭拉·塔奇曼猜测“也许负责左翼情况的OHL军官与负责右翼的不是同一组人，而且彼此没有沟通。”就连明明知道英国远征军已经登陆的冯·克鲁克也在幻想着他们还没有进入比利时。他在8月22日的命令中似乎是顺便提了一下“本日在蒙斯西北的卡斯托与一个中队的英军骑兵遭遇，还有一架从莫泊日起飞的英军飞机在昂吉安附近被击落，”而且冯·克鲁克命令继续前进，其中第三军将“经朗斯和瑞尔比斯到达圣吉兰和吉莫泊，”这样他们就会深入位于桑布尔河的法军第五集团军的后方。对德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四个师的英国正规军已经挡在了他们前往本日目的地的路上，正沿着宽达六十英尺的蒙斯运河进入防御。
蒙斯周围是一片工业区，没有什么可爱的田园风光。小说家C·S·弗里斯特从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的视角描述了这里的灰暗景色“到处是成堆的煤灰和围墙，篱笆上缠着带刺的铁丝网，满是烂泥的深深的壕沟，在这种地形上，根本无法同时展开十个中队的骑兵发起快速的冲锋。”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紧挨着铁路支线和工厂的后院的运河被从工厂和化工厂排出的粘液和浓烟染得漆黑。堆在小块的菜地、牧场和果园中间的跟女巫帽子似的灰堆让这里景色看上去十分的怪异。”但这里让人讨厌的景色却足以在8月23日为在人数上处于一比二的劣势的英军提供极好的掩护。
现在有八个德军师压向了英国远征军，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取得了战术性胜利，为桑布尔的法军赢得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并让德军第一集团军的行动比计划落后了一天。对于冯·克鲁克来说这次战斗仅仅意味着这场战役的第一次接触，他已经预料到这必将是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在他的回忆录中，冯·克鲁克写到，“8月23日为强渡蒙斯-孔代运河爆发了激烈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不过他只花了一页纸的篇幅。他很勉强的承认“英国远征军打得不错，”但还是忍不住写到“英军战俘称赞德军士兵英勇善战。”历史学家克劳里·巴内特认为蒙斯之战“从军事上来说，对1914年的战役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他强调“这是滑铁卢以来英军第一在欧洲北部地区作战；这用鲜血证明了虽然英国对于大陆事务有过逃避但仍然承担起了无法推托的义务。”因此，这次战役也就和敦刻尔克、克里特和阿纳姆等所谓的“胜利”一起成为了英国历史神话的一部分。对于双方的士兵来说这只是将在未来四年中吞灭整整一代人的屠杀的小小序幕而已。英国远征军的大兵们第一次经历了得到飞机校正射击的重炮火力。同时，德国人发现了机枪甚至包括精确瞄准的步枪火力对于战场的控制能力：“在完善的堑壕和彻底的隐蔽保护下的敌军展开了致命的火力......伤亡不断上升......冲锋距离越来越短，最终完全停止了前进......损失惨重。”
莫德尔的整个团在蒙斯损失惨重。午后不久，52步兵团3营，“以高超的战术动作，施展巧计，携带着一两挺机枪以小批次跨过公路运动到运河边上的芦苇丛中。”这几个连被压制住了并遭受了很大伤亡却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两个小时后，52团的其余各营的士兵唱着军歌呼喊着徒劳地发动了密集的队形攻击。约翰·托兰描写说“这两个营的命运同德军发起的所有密集冲锋一样：他们被轰成了碎片，被打的丢盔卸甲，而东萨里人却几乎没有损失。”所有这些进攻都无法让第三军再向运河靠近两百码。
就个体而言，“轰成碎片”、“丢盔弃甲”意味着硝烟、尖叫和鲜血。在整个战争中双方士兵都感到有必要记录下第一次战栗时刻的恐怖。“我应该让你了解整个战斗完整画面，”一位二十三岁的德国人在私人信件中这样描述了他的第一次战斗：
“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孤立事件。只有恐惧！没有实际的杀戮，也没有流尽鲜血后的苍白，也没有在一片黑暗中遭到自己的同志们射击，没有。但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想要战斗但却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进攻，我想那规模已经够大了，却只是在弹雨之下被迫从一个隐蔽点向前爬到另外一个隐蔽点，连那些向我们射击的敌人都看不到。”
甚至就连阿道夫·希特勒在出于政治目的以某种宣泄民族主义的方式描述其第一次战斗经历时，在他的讲述中都暗含着一股战栗的潜流，他谈到“钢铁在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弹丸带着尖利响声在队列中间飞舞，撕裂潮湿的地面。”我们无从确切了解莫德尔是如何经历了他的第一次战火洗礼的，不过从后来他那种广受尊敬的在炮火下保持冷静的行为可以推断他一定很快就克服了可能感到过的恐惧、精神麻木和惊恐。而且一位营副官也没有队列中士兵那样的时间去作出反应和反省，他要不停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莫德尔少尉可能正忙于向各连传达营长的命令，还要负责监督本营的行动。如果他对第一天的战斗有什么思考的话那么他应该同12掷弹团勃洛姆上尉有类似的感想：“在我晕眩的头脑中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流成小河的鲜血，苍白的尸体，漫无目的的射击，冒出火焰和浓烟的房屋或废墟，湿透了的衣服，干渴，四肢无力和作为领导所承担的重担。”
然而不管双方的士兵有什么样的感慨，事态还是在飞速的发展着。由于侧翼被优势敌军所迂回，而且桑布尔河一线的法军已经向东溃败，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军在当夜从运河南撤。冯·克鲁克希望第二天能够在圣吉兰附近获得一个立足点，莫德尔的营作为第三军的先锋部队经过了这个村子。“我们的旅长施图格将军站在街角的一个门板已经被斧子劈开的杂货店的前面，”一名军官回忆说，“双手忙着从一个个大袋子里拿出巧克力、小饼干和蛋糕，分发给经过他身旁的部队。成百双贪婪的手伸向他，成百张饥饿的脸上的贪婪的眼睛盯着他。”战斗即将开始。
然而面临的还不是全面战斗。冯·比洛拒绝将冯·德莫尔维茨的骑兵军交给冯·克鲁克，因此第一集团军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追击勉强撤退的英国远征军以便盯住法军各师进行持续的战斗的力量。相反，正如海因里希·霍普纳上尉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被打散的英军，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远处的大树林里找到隐蔽位置。由于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力量，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浪费时间展开部队。”除了在8月27日在勒盖图进行过短暂的停留之外，英国兵始终令人恼火地处于冯·克鲁克的追击范围之外。对于德军来说，丧失宝贵的时间比在战斗中损失部队后果更为严重，而冯·克鲁克知道这一点：他尽可能大胆地把他所属各师向前推进，徒劳地试图追上英军并按计划行动。战后他写道“战略形势的发展使得我们不能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休息。行军、战斗，战斗、行军，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每天的行军规定提高到了四十公里，冯·克鲁克对他的每个师都以个人名义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加快速度。但是施理芬计划所提出的要求正在导致德军后勤部门的断裂。同时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们的忍耐力就要开始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了。“随着德军距离铁路终点越来越远，其交通线也延伸得更长，”芭芭拉·塔奇曼注意到，“经常无法提供食品的补给。战马经常吃没有收获的田野里的谷物，而士兵们每天只能吃一些胡萝卜和卷心菜。”一个连长写道“我们都累得要死，整个纵队拉得很长。我就像一捆湿衣服一样骑在马上，脑袋懵懵懂懂什么事也想不了。”冯·罗彻将军试图重新激励起他的部队的士气，经常会突然出现在部队面前对士兵们发表一番赞扬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的演讲，还是那个连长回忆说“当这位值得尊敬的将军向我们挥舞着手臂离开时，我们都略微有些惊慌地面面相觑。”他们实在没办法把这些虚无缥缈的评论同他们每天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9月初当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们经历了几乎整整四周的行军之后，另外一位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人都累坏了......他们蹒跚地向前走着，脸上满是灰尘，军服撕成了布条。看上去像是会动的稻草人......他们闭着眼行军，嘶哑地唱着军歌免得自己睡着......只是在对尽快获胜和胜利进入巴黎的信念的支撑下前进着......不然他们早就精疲力竭地倒下了并立即睡死过去......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继续往前走。今天将军视察后大发雷霆。他要制止这种普遍性的酗酒但我们设法劝住他没有下达严厉的命令。我们要是管得太严部队就没法前进了。在特殊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特殊的刺激手段。......等到了巴黎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莫德尔和他的同志们无从了解高级指挥官内部的争论和法军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略调整，而这一切最终导致德军无法胜利进入巴黎。总参谋长冯·毛奇和他的核心顾问圈子一会儿以为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会又偏执的以为十万英军——甚至还有俄军！——正在奥斯腾德登陆对德军右翼形成威胁，结果在八月底九月初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战略错误，这几乎导致了集团军司令们的兵变，而战争部长则断言“我们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冯·毛奇把本应支援右翼的关键的援军调往东普鲁士，此举极大地削弱了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冯·克鲁克无奈之下放弃了包围巴黎的企图，而将他的几个军转用于巴黎以东。冯·克鲁克和冯·比洛各自为政，根本不听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同时他们之间也互不通气），而他们的部队也渐行渐远地分开向马恩河前进。
与此同时，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决定对德军侧翼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来扭转马恩河的局势。法军在其极左翼组建了由莫洛里将军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同时指定加里尼将军把巴黎变成一个大兵营，并敦促弗伦奇将军的英国远征军停止后撤集中兵力攻击德军第一和第二集团军。这些部队的集结是应急战略的杰作，也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用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把阿尔及利亚师从巴黎直接送往战场，期望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德军的疲惫足以抵消法军组织混乱而造成的不足，这种做法要么是天才的打击要么是绝望的挣扎，也许两者都是。
冯·克鲁克只派出了第四补充军佯攻巴黎，他不相信第四军军长报告的在9月5日遭到的攻击是法军的总反攻。然而他还是几乎立即被迫把部队撤出马恩河前线来增援其受到重压的第四军；当攻击展开之后，他向左旋转的主要作战轴线遭到了削弱，英国远征军在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对他的左翼发动了打击。尽管如此，如果冯·毛奇派出的那位总参谋部代表，理查德·亨特奇中校，没有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到达冯·克鲁克的司令部并在一项十分含混的授权下下令撤退的话，那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德军第一集团军可能能够挺过这场风暴并留在足以威胁巴黎的位置上。沃尔特·格利茨指出冯·克鲁克“在法军将领们正在考虑他们在什么时候就要面临不可避免的撤退的时候下令退却了，没有人比霞飞、加里尼和莫洛里更对德军的撤退感到庆幸了。”
对于第5师的士兵来说在马恩河的五天战斗简直就是在发昏。他们从马恩河转进去支援第四补充军，然后在9月9日又接到命令返回集团军左翼去对付英国人。数百名后来是数千名士兵倒在了战场上，军官损失惨重很多营连在战场上紧急合并。完全依靠着看到巴黎和赢得胜利来维持的士气现在一落千丈。当撤退命令终于在9日夜间到达时，没人会相信一位参谋所强调的理由，他坚持说“在行军期间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我们曾经经过的地方，而且要告诉士兵们本军的下一步行动绝对不是撤退。在摆脱了正在向南行动的敌军之后，第一集团军目前正在向巴黎以东前进以防在那里发生的敌对行动。”
这次撤退本身就是一个梦魇，它不仅让德国人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成为泡影而且还几乎割断了维系军队的最后一根细线。巴尔克少尉给我们留下了第一集团军后方近乎瓦解的景象的最为生动的描述，莫德尔也一定见证了这一切，“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辎重车和军火纵列，所有行动都毫无秩序，”巴尔克写道“什么也过不去，谁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第一集团军的撤退中一切都陷于瓦解。”参谋组织消失了，让几十万人毫无羁绊地通过亚琛的精心指挥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巴尔克注意到，部队指挥官们成了光杆司令，“快到八点半的时候，我们缓慢地在挤成一团的辎重车辆中移动。我们不时地设法让所有的人向前移动，至少每过半个小时就要或长或短地停一会儿。同时难以名状的焦虑也在蔓延。”没有侦查，总是有情报说英国远征军已经出现平行的道路上了。士兵们总是能听到他们以为是英军炮火的隆隆声。当士兵们在歇斯底里中不顾一切地要抢到马匹时，“在‘辎重骑士’们中间爆发了极度的惊恐，”巴尔克回忆说“有个人拉着一辆载着一名受重伤的军士的救护车，被一名掷弹兵用手枪顶着停了下来。”
对冯·克鲁克和他的第一集团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近乎崩溃的局面逐渐恢复成为比较有秩序的撤退。法军和英军在马恩河也遭到重创无力跟在混乱的德军纵队后面施加压力。巴尔克后来发现，那些出现在德军侧翼的虚幻的敌人只不过是向同一方向撤退的德军而已。冯·克鲁克的团、旅、师在到达艾纳河北岸匆忙构筑的阵地后终于恢复了秩序，并在这里守住了阵地。如果不从战略角度考虑单就战役层面上来说，这次失败并没有演变成一场灾难。
在双方军队进入被保罗·福熙恰如其分地称为“穴居人战争”的堑壕战之前还有最后的疯狂一幕需要上演。10月，德军和协约国军队开始毫无结果地“奔向大海”，每一方都在徒劳地试图在法国西北部迂回对方的侧翼。到了11月底由于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双方结束了机动作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双方沿着从瑞士延伸到英吉利海峡的一条不规则的战线彼此对峙。一位第6巴伐利亚补充师的士兵描述道“我们步兵的战壕”就像“一个迷宫，带枪眼的战壕、壕沟、带刺铁丝网、陷阱、还有地雷。”“要是有一个个子够高的人能一次俯瞰整个战线的话，他就能看到许多彼此平行的壕沟从比利时一直排列到法国纵深达400英里，”福熙写道“单单在协约国一侧堑壕长度就超过12,000英里。要是加上同盟国一侧的堑壕将达到25,000英里，足够绕地球一圈的。”
在艾纳河/马恩河战役结束之后，辖莫德尔所在团的第5师来到了平静的瓦伊/苏瓦松地域进行休整，然后参加了1915年1月中旬的苏瓦松战役。在那期间，尽管从资料上看他与营长相处的并不愉快，但沃尔特·莫德尔还是在2月25日晋升中尉。接着，这个师连同第三军的其余部队从第一集团军中调出被运往阿拉斯地段，那个夏天他们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他们在9月开始的香槟战役中也同样如此。莫德尔在阿拉斯受了重伤——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胛骨然后拐了个弯，穿透了他的颈部——但他恢复的很快，并于10月在香槟赢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圣诞节即将来临时，这个军再次被撤出战场，第6师被暂时调往巴尔干，而第5师则被派往比利时的一段较为平静的战线。
但是第三军所剩无几的余部被新任总参谋长艾里希·冯·法尔根汉将军选中去参加在凡尔登进行的倒霉的消耗战。冯·罗彻的第三军（第6师已经从塞尔维亚返回）现在隶属于威廉皇太子的第五集团军，而且在进攻凡尔登的战役中担任先锋部队。这个军在1916年2月初的规模比起十八个月前刚进入比利时的时候要小的多了。当然部分原因是残酷的堑壕战所造成的消耗——这是不论采取了多少权宜之计都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但也是因为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以前由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构成的“方形”师在实战中显得过于笨拙。总参谋部因此从每个师中抽出了一个旅部和一个团，这样就形成了在“步兵指挥官”指挥下的三团制的“三角形”师。那个抽出来的旅部和团则构成了新组建师的骨干。第5师被抽出的是第9步兵旅旅部和48步兵团。
52步兵团在2月23日对赫贝布瓦的第一次攻击中以及在2月25日对杜蒙特炮台的进攻中担任预备队，此后第5师撤出休整了十天，然后再次在3月8日到15日投入战斗，在这次攻势期间52团表现突出。这种残酷战斗和短暂休整相交替的生活一直持续到4月22日，到这时，这个师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周的战斗，部队打得只剩下一幅骨架了。虽然如此，那些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的团在再次被驱赶去参加索姆河战役前也只得到了一个月的休整。
不过沃尔特·莫德尔只参加了凡尔登战役的开始阶段，没有参加索姆河战役。4月，尽管不受营长的喜欢，而且“步兵指挥官”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也认为他是一名“倔强的下级”，但他还是被推荐去接受总参谋部培训。两年来激烈的战斗所造成的严重伤亡以及部队的扩充需要补充数百名总参谋部军官。在紧张的战争期间当然不可能把几百名下级军官送到柏林的战争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训，作为替代方案他们将接受八个月紧张的参谋基础培训，尽管对一些有助于开阔参谋军官眼界的课程进行了必要的省略（民事管理、政治经济学、公共和国内法律、物理、化学和外语），但对于剩下的包括“战略、战史、战术、筑城、围攻、绘图、测绘制图、总参谋部勤务、旅行训练和通信器材”在内的核心课程仍然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训练。毕业后，莫德尔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师任第10步兵旅旅副官，后来又在52步兵团和第8掷弹团任连长，还短暂地任代理营长。这也是遵循年轻军官要交替担任参谋职务和指挥职务以保证其具有尽可能丰富经验的传统。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则是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打下印记并最终把他推上德军最高军衔的一系列幸事中的第一例。1916年8月德皇解除了法尔根汉的职务并任命保罗·冯·兴登堡为总参谋长、艾里希·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两个人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B·阿斯普瑞所指出的那样，自从在坦能堡通力合作取得胜利以后，就在逐渐地建立一种军事独裁体系以期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个由高级参谋军官组成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小圈子负责执行计划。其中包括作战部的乔治·魏特泽尔中校和汉斯·冯·塞克特上校，他们随时都会被任命为某个需要面临巨大挑战的集团军的参谋长。在战争爆发时魏特泽尔曾任第三军的作战参谋，而赛克特曾任第三军参谋长，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会随时提拔那些曾在其手下任职并为他们所喜欢的下属。沃尔特·莫德尔就是这份大礼包的受益人之一，1917年初他突然发现自己被调离了战壕并且再次进入最高司令部任军火参谋。
对于年轻的莫德尔来说，在最高司令部任职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而且也猛然间进入了权力核心。他参与制定和执行了撤向兴登堡防线的“阿尔贝里希”行动。由于预料到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同时为了赢得组建更大预备队所需的时间，鲁登道夫命令鲁普雷希特王储【巴伐利亚】在70公里宽的战线上把他的集团军群后撤15到25公里，占领预设阵地并对撤出地域进行破坏让敌军无法实施快速进攻。鲁普雷希特强烈反对实施破坏和转移多达10万人的平民，但鲁登道夫不为所动，坚持“破坏所有公路、村庄、市镇和围墙，以免敌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新阵地的对面利用这些东西加强其力量。”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且“这么多居民的财产遭到破坏的确让人遗憾，但我们爱莫能助。居民中的大部分人要赶到东面去，只留下一少部分人集中在特定的地点，如努瓦永、海姆和内勒，只给他们留下几天的必需品。这样我们就一方面不会给敌人留下用于补充的新兵和劳力，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养活尽可能多的人口。”
尽管这次撤退被描绘成为“狡诈和残忍的”，“不人道的”而且违反了国际法，但从战术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杰作，并为德军最高司令部提供了十三个师的预备队。这一定给在最高司令部中进行观察的莫德尔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到当时为止还是一名前线军官。他当然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他将作为一名集团军司令进行一次足以与之媲美的行动。
莫德尔还见证了鲁登道夫的其它重大计划的制定，其中就包括他所推动的全军政治教育和宣传计划。随着德国国内局势的紧张，逃兵数量日益增多。OHL的军官们开始担心部队遭到瓦解。因此在1917年7月，鲁登道夫提出了一项全面的“部队爱国主义教育计划”打算为连级部队培训和配备固定的宣传军官和军士。鲁登道夫强调“宣传工作不应试图阻塞反对意见的表达渠道，这样只会使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造成危害。而是要驳倒怀疑论者，让他们闭嘴。”尽管这一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有趣的是我们要再次注意到它在莫德尔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响应，莫德尔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司令官中最欢迎在其部队中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位。
魏特泽尔中校也对莫德尔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多次挑选莫德尔执行任务。1917年底莫德尔和其他几位下级军官（其中包括1941年任驻莫斯科武官的艾里希·屈斯特林）加入了冯·塞克特领导的驻土耳其代表团。冯·塞克特的任务是评估君士坦丁堡政府对继续战争的坚定性并为德国实施进军中东的计划打下基础。这次行程对冯·塞克特来说令人失望，但却为莫德尔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给这位日后将决定哪四千名军官将留在军中服役的大人物留下了不错的个人印象。
同样，魏特泽尔在莫德尔离开最高司令部时也为他作出了极好的鉴定。1918年3月10日，就在鲁登道夫撕开英军战线的“迈克尔行动”开始前10天，新近晋升为上尉的莫德尔被调往马克西米连·冯·波茨克少将的近卫预备师任师军需官。近卫预备师是在战争爆发时由各精锐近卫军的补充和训练营组建的，该师连同近卫骑兵师和近卫猎兵师一起由鲁登道夫本人直接掌握，以便在关键时刻作为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是一支十分充实的部队，它是一个“攻击”师而不是“堑壕”师，只是它的名字听上去不像是一支精锐部队。
莫德尔在阿尔隆报到，当时这个师正在那里为发动进攻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他的任务涵盖了与该师补给相关的一切事务，特别是食品、草料、马匹和弹药。尽管他手下只有一小批军官和士官，莫德尔现在却要在到任仅四天后就负责监督全师从沙勒罗瓦到蒙斯的铁路运输。当时他是否回想起了他第一次走上战场时的那番不愉快的场景？也许没有，因为一营接着一营的士兵走下列车后就要立即强行军前往位于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后方的莫泊日，而他本人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连绵不断抵达的给养车队不会陷入1914年撤退时那样的混乱。近卫补充师受命作为乔治·冯·德马尔维茨上将的第二集团军的十四军的第三梯队，该部将负责对佩罗讷实施主要突击。
迈克尔攻势是鲁登道夫利用因俄国在一年前的崩溃而造成的德军在西线暂时的数量优势而进行的豪赌的开端。这一攻势力图在迅速到达的美军改变力量对比前战胜法国。这次攻势的指导思想以在俄国战场上发展起来并在意大利战场上得到完善的突破堑壕僵局的“渗透”战术为核心。“步兵的指导思想是：”鲁登道夫坚持说“减少散兵线和佯攻，更多的是由在步枪火力、轻重机枪、枪榴弹、堑壕迫击炮和炮兵支援下的稀疏配置的机枪突击组发动进攻。”合成部队的进攻将突破敌军战线上的薄弱环节，一旦成功，则不顾侧翼威胁，立即进行增援。首要攻击目标是消灭协约国部队的神经系统——炮兵阵地、司令部和交通线——剩下被瘫痪的大部队将会被随心所欲的分割消灭。
近卫补充师没有参加最初的进攻，在南翼的十八集团军地段，攻势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北翼的十七集团军也颇有进展，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第二集团军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尽管英军第五集团军在开始的24小时中损失了293门野战炮和89门重炮，但负责防守佩罗讷的人数处于劣势的两个师的战线只是被打弯却没有被突破。然而对英国人来说倒霉的是，3月22日面对德军的冲击，战线南部的十九军的战线瓦解，门户洞开，导致佩罗讷在次日的激战中丢失。3月25日，近卫补充师在普罗亚尔附近投入战斗，此刻第二集团军受领的新任务是占领亚眠。
沃尔特·莫德尔当时还无从知道，尽管英军在此后的几天中还将被击退几英里，但当他所在师投入战斗时这次攻势在战略上已经失败。鲁登道夫犯下了代价高昂的错误，他在最初将增援力量投入到了第二集团军和十七集团军失败的攻势行动中而不是去扩大十八集团军所取得的战果，而且由于他与鲁普雷希特王储的分歧导致三个集团军分别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于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次进攻具有“流星焰火般的效果”，它获得了很大的战术性胜利，但却失去了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功的机会。
对于德军来说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他们无力迅速扩大突破口从而把他们的进展转化为胜利。莫德尔与其他参与了这次攻势的德国军官都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当近卫补充师和其他预备队蹒跚地进入战场时，当地的地形不仅在最近的战斗中饱经蹂躏而且在去年的撤退中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这里我们同样找不到莫德尔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军官伦道夫·班廷的日记。他在二十三军的199步兵师担任与莫德尔同样的职务，该部的进军路线就在十四军的北面。班廷记录下了部队“越过既没有道路和树木，也没有村庄的损毁严重的地区”的行军，那里“所有的水井和河流都遭到破坏，攻击部队的饮水都不得不用水车运送。这也只够人员饮用，而马匹必须等我们在莫艾斯兰斯至纽赫率跨过运河后才能得到饮水，我们希望今天能到达那里。”
“我们好像是在地狱里行军，借助日照和月光，日夜不停，”班廷写道“休息一到两个小时，然后继续。我们的背包扔在后方的某个地方了，没人指望能再看到它们。”士兵们每天只能有一次得到饮用水的机会还不得不用钢盔去舀水。死掉和濒死的马匹遍布战场。最后在4月初，进攻沉寂了下来：“没有弹药和补充，谁也无法取得胜利。在我们身后是一片荒野。铁路倒是确实通到了佩罗讷，但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无法满足。”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缓慢的战斗节奏使得英国人得以向交战地区部署越来越多的部队，逐渐降低最终抵消了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虽然德皇为兴登堡颁发了布吕歇尔十字勋章以此表达对军方成绩的认可，但鲁登道夫还是在4月5日取消了进攻,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战线上其它可能突破的地段。
从3月底到7月中旬，德军采用同样的战术对协约国军的战线发动了六次进攻。每次的结果都一样：虽然能够迅速达成突破但德军无力在协约国军派出增援部队堵塞突破口前扩大战果。每一次都是以无法弥补的兵力和装备损失为代价获得几英里的进展，而与此同时约翰·J·潘兴将军的部队则在成千上万地登上欧洲大陆。在6月曾有一个短暂的时刻，似乎最终的胜利已经在招手：鲁登道夫的几个师已经跨过了马恩河而巴黎就在三十九英里以外。但是两个人数众多的美军师及时赶到蒂耶里堡，从而使法军二十一军得以击退他们。
在艾纳河/马恩河战役结束之后，辖莫德尔所在团的第5师来到了平静的瓦伊/苏瓦松地域进行休整，然后参加了1915年1月中旬的苏瓦松战役。在那期间，尽管从资料上看他与营长相处的并不愉快，但沃尔特·莫德尔还是在2月25日晋升中尉。接着，这个师连同第三军的其余部队从第一集团军中调出被运往阿拉斯地段，那个夏天他们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他们在9月开始的香槟战役中也同样如此。莫德尔在阿拉斯受了重伤——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胛骨然后拐了个弯，穿透了他的颈部——但他恢复的很快，并于10月在香槟赢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圣诞节即将来临时，这个军再次被撤出战场，第6师被暂时调往巴尔干，而第5师则被派往比利时的一段较为平静的战线。
但是第三军所剩无几的余部被新任总参谋长艾里希·冯·法尔根汉将军选中去参加在凡尔登进行的倒霉的消耗战。冯·罗彻的第三军（第6师已经从塞尔维亚返回）现在隶属于威廉皇太子的第五集团军，而且在进攻凡尔登的战役中担任先锋部队。这个军在1916年2月初的规模比起十八个月前刚进入比利时的时候要小的多了。当然部分原因是残酷的堑壕战所造成的消耗——这是不论采取了多少权宜之计都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但也是因为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以前由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构成的“方形”师在实战中显得过于笨拙。总参谋部因此从每个师中抽出了一个旅部和一个团，这样就形成了在“步兵指挥官”指挥下的三团制的“三角形”师。那个抽出来的旅部和团则构成了新组建师的骨干。第5师被抽出的是第9步兵旅旅部和48步兵团。
52步兵团在2月23日对赫贝布瓦的第一次攻击中以及在2月25日对杜蒙特炮台的进攻中担任预备队，此后第5师撤出休整了十天，然后再次在3月8日到15日投入战斗，在这次攻势期间52团表现突出。这种残酷战斗和短暂休整相交替的生活一直持续到4月22日，到这时，这个师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周的战斗，部队打得只剩下一幅骨架了。虽然如此，那些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的团在再次被驱赶去参加索姆河战役前也只得到了一个月的休整。
不过沃尔特·莫德尔只参加了凡尔登战役的开始阶段，没有参加索姆河战役。4月，尽管不受营长的喜欢，而且“步兵指挥官”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也认为他是一名“倔强的下级”，但他还是被推荐去接受总参谋部培训。两年来激烈的战斗所造成的严重伤亡以及部队的扩充需要补充数百名总参谋部军官。在紧张的战争期间当然不可能把几百名下级军官送到柏林的战争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训，作为替代方案他们将接受八个月紧张的参谋基础培训，尽管对一些有助于开阔参谋军官眼界的课程进行了必要的省略（民事管理、政治经济学、公共和国内法律、物理、化学和外语），但对于剩下的包括“战略、战史、战术、筑城、围攻、绘图、测绘制图、总参谋部勤务、旅行训练和通信器材”在内的核心课程仍然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训练。毕业后，莫德尔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师任第10步兵旅旅副官，后来又在52步兵团和第8掷弹团任连长，还短暂地任代理营长。这也是遵循年轻军官要交替担任参谋职务和指挥职务以保证其具有尽可能丰富经验的传统。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则是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打下印记并最终把他推上德军最高军衔的一系列幸事中的第一例。1916年8月德皇解除了法尔根汉的职务并任命保罗·冯·兴登堡为总参谋长、艾里希·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两个人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B·阿斯普瑞所指出的那样，自从在坦能堡通力合作取得胜利以后，就在逐渐地建立一种军事独裁体系以期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个由高级参谋军官组成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小圈子负责执行计划。其中包括作战部的乔治·魏特泽尔中校和汉斯·冯·塞克特上校，他们随时都会被任命为某个需要面临巨大挑战的集团军的参谋长。在战争爆发时魏特泽尔曾任第三军的作战参谋，而赛克特曾任第三军参谋长，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会随时提拔那些曾在其手下任职并为他们所喜欢的下属。沃尔特·莫德尔就是这份大礼包的受益人之一，1917年初他突然发现自己被调离了战壕并且再次进入最高司令部任军火参谋。
对于年轻的莫德尔来说，在最高司令部任职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而且也猛然间进入了权力核心。他参与制定和执行了撤向兴登堡防线的“阿尔贝里希”行动。由于预料到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同时为了赢得组建更大预备队所需的时间，鲁登道夫命令鲁普雷希特王储【巴伐利亚】在70公里宽的战线上把他的集团军群后撤15到25公里，占领预设阵地并对撤出地域进行破坏让敌军无法实施快速进攻。鲁普雷希特强烈反对实施破坏和转移多达10万人的平民，但鲁登道夫不为所动，坚持“破坏所有公路、村庄、市镇和围墙，以免敌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新阵地的对面利用这些东西加强其力量。”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且“这么多居民的财产遭到破坏的确让人遗憾，但我们爱莫能助。居民中的大部分人要赶到东面去，只留下一少部分人集中在特定的地点，如努瓦永、海姆和内勒，只给他们留下几天的必需品。这样我们就一方面不会给敌人留下用于补充的新兵和劳力，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养活尽可能多的人口。”
尽管这次撤退被描绘成为“狡诈和残忍的”，“不人道的”而且违反了国际法，但从战术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杰作，并为德军最高司令部提供了十三个师的预备队。这一定给在最高司令部中进行观察的莫德尔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到当时为止还是一名前线军官。他当然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他将作为一名集团军司令进行一次足以与之媲美的行动。
莫德尔还见证了鲁登道夫的其它重大计划的制定，其中就包括他所推动的全军政治教育和宣传计划。随着德国国内局势的紧张，逃兵数量日益增多。OHL的军官们开始担心部队遭到瓦解。因此在1917年7月，鲁登道夫提出了一项全面的“部队爱国主义教育计划”打算为连级部队培训和配备固定的宣传军官和军士。鲁登道夫强调“宣传工作不应试图阻塞反对意见的表达渠道，这样只会使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造成危害。而是要驳倒怀疑论者，让他们闭嘴。”尽管这一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有趣的是我们要再次注意到它在莫德尔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响应，莫德尔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司令官中最欢迎在其部队中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位。
魏特泽尔中校也对莫德尔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多次挑选莫德尔执行任务。1917年底莫德尔和其他几位下级军官（其中包括1941年任驻莫斯科武官的艾里希·屈斯特林）加入了冯·塞克特领导的驻土耳其代表团。冯·塞克特的任务是评估君士坦丁堡政府对继续战争的坚定性并为德国实施进军中东的计划打下基础。这次行程对冯·塞克特来说令人失望，但却为莫德尔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给这位日后将决定哪四千名军官将留在军中服役的大人物留下了不错的个人印象。
同样，魏特泽尔在莫德尔离开最高司令部时也为他作出了极好的鉴定。1918年3月10日，就在鲁登道夫撕开英军战线的“迈克尔行动”开始前10天，新近晋升为上尉的莫德尔被调往马克西米连·冯·波茨克少将的近卫预备师任师军需官。近卫预备师是在战争爆发时由各精锐近卫军的补充和训练营组建的，该师连同近卫骑兵师和近卫猎兵师一起由鲁登道夫本人直接掌握，以便在关键时刻作为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是一支十分充实的部队，它是一个“攻击”师而不是“堑壕”师，只是它的名字听上去不像是一支精锐部队。
莫德尔在阿尔隆报到，当时这个师正在那里为发动进攻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他的任务涵盖了与该师补给相关的一切事务，特别是食品、草料、马匹和弹药。尽管他手下只有一小批军官和士官，莫德尔现在却要在到任仅四天后就负责监督全师从沙勒罗瓦到蒙斯的铁路运输。当时他是否回想起了他第一次走上战场时的那番不愉快的场景？也许没有，因为一营接着一营的士兵走下列车后就要立即强行军前往位于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后方的莫泊日，而他本人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连绵不断抵达的给养车队不会陷入1914年撤退时那样的混乱。近卫补充师受命作为乔治·冯·德马尔维茨上将的第二集团军的十四军的第三梯队，该部将负责对佩罗讷实施主要突击。
迈克尔攻势是鲁登道夫利用因俄国在一年前的崩溃而造成的德军在西线暂时的数量优势而进行的豪赌的开端。这一攻势力图在迅速到达的美军改变力量对比前战胜法国。这次攻势的指导思想以在俄国战场上发展起来并在意大利战场上得到完善的突破堑壕僵局的“渗透”战术为核心。“步兵的指导思想是：”鲁登道夫坚持说“减少散兵线和佯攻，更多的是由在步枪火力、轻重机枪、枪榴弹、堑壕迫击炮和炮兵支援下的稀疏配置的机枪突击组发动进攻。”合成部队的进攻将突破敌军战线上的薄弱环节，一旦成功，则不顾侧翼威胁，立即进行增援。首要攻击目标是消灭协约国部队的神经系统——炮兵阵地、司令部和交通线——剩下被瘫痪的大部队将会被随心所欲的分割消灭。
近卫补充师没有参加最初的进攻，在南翼的十八集团军地段，攻势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北翼的十七集团军也颇有进展，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第二集团军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尽管英军第五集团军在开始的24小时中损失了293门野战炮和89门重炮，但负责防守佩罗讷的人数处于劣势的两个师的战线只是被打弯却没有被突破。然而对英国人来说倒霉的是，3月22日面对德军的冲击，战线南部的十九军的战线瓦解，门户洞开，导致佩罗讷在次日的激战中丢失。3月25日，近卫补充师在普罗亚尔附近投入战斗，此刻第二集团军受领的新任务是占领亚眠。
沃尔特·莫德尔当时还无从知道，尽管英军在此后的几天中还将被击退几英里，但当他所在师投入战斗时这次攻势在战略上已经失败。鲁登道夫犯下了代价高昂的错误，他在最初将增援力量投入到了第二集团军和十七集团军失败的攻势行动中而不是去扩大十八集团军所取得的战果，而且由于他与鲁普雷希特王储的分歧导致三个集团军分别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于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次进攻具有“流星焰火般的效果”，它获得了很大的战术性胜利，但却失去了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功的机会。
对于德军来说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他们无力迅速扩大突破口从而把他们的进展转化为胜利。莫德尔与其他参与了这次攻势的德国军官都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当近卫补充师和其他预备队蹒跚地进入战场时，当地的地形不仅在最近的战斗中饱经蹂躏而且在去年的撤退中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这里我们同样找不到莫德尔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军官伦道夫·班廷的日记。他在二十三军的199步兵师担任与莫德尔同样的职务，该部的进军路线就在十四军的北面。班廷记录下了部队“越过既没有道路和树木，也没有村庄的损毁严重的地区”的行军，那里“所有的水井和河流都遭到破坏，攻击部队的饮水都不得不用水车运送。这也只够人员饮用，而马匹必须等我们在莫艾斯兰斯至纽赫率跨过运河后才能得到饮水，我们希望今天能到达那里。”
“我们好像是在地狱里行军，借助日照和月光，日夜不停，”班廷写道“休息一到两个小时，然后继续。我们的背包扔在后方的某个地方了，没人指望能再看到它们。”士兵们每天只能有一次得到饮用水的机会还不得不用钢盔去舀水。死掉和濒死的马匹遍布战场。最后在4月初，进攻沉寂了下来：“没有弹药和补充，谁也无法取得胜利。在我们身后是一片荒野。铁路倒是确实通到了佩罗讷，但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无法满足。”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缓慢的战斗节奏使得英国人得以向交战地区部署越来越多的部队，逐渐降低最终抵消了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虽然德皇为兴登堡颁发了布吕歇尔十字勋章以此表达对军方成绩的认可，但鲁登道夫还是在4月5日取消了进攻,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战线上其它可能突破的地段。
从3月底到7月中旬，德军采用同样的战术对协约国军的战线发动了六次进攻。每次的结果都一样：虽然能够迅速达成突破但德军无力在协约国军派出增援部队堵塞突破口前扩大战果。每一次都是以无法弥补的兵力和装备损失为代价获得几英里的进展，而与此同时约翰·J·潘兴将军的部队则在成千上万地登上欧洲大陆。在6月曾有一个短暂的时刻，似乎最终的胜利已经在招手：鲁登道夫的几个师已经跨过了马恩河而巴黎就在三十九英里以外。但是两个人数众多的美军师及时赶到蒂耶里堡，从而使法军二十一军得以击退他们。
莫德尔没有参加这次进攻，因为近卫补充师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格奈泽瑙”行动进行补充。这是为了包围兰斯而采取的最后手段了，目的是为在蒂耶里堡附近形成的突出部提供支援，并希望能够给法军造成重大伤亡从而促使乔治·克里蒙梭的脆弱政府倒台。冯·波茨克将军的师在6月中旬转隶第一集团军，担任位于兰斯以东的“兰格”军（二十四预备军）的先头突击部队。“我们的休整期就要结束了”伦道夫·班廷抱怨说。他所在的199步兵师是这个军的二线部队。他苦涩地观察到“准备工作远不及今年春季攻势以前那样精心和努力。”
像莫德尔这样的军官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足够的马匹和草料、经过训练的健康的补充人员也不足，加之普遍性的士气低落，这个问题终于还是蔓延到了前线部队中。尽管已经对后勤梯队进行了彻底的精简，到进攻开始那天，近卫补充师还是缺少几百匹马。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缺乏足够的马匹。一位后勤军官写到“为了在表面上维持硬性的给养规定他们现在每人发了两磅切碎的干蔓菁。至于其它给养，他们打算让我们吃牧草，而这要一直持续到进攻开始那天。就好像谁可以突然让马的身体像锅炉一样只要填进去马料就能满功率运行似的。”结果就是虽然发动攻击的各师配属了额外的炮兵用于最初的突破，但能伴随他们继续推进的野战炮兵却不超过四分之一。
部队对于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后就将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一无所知，主要是因为德军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和士气问题。用于补充各级战斗部队的补充兵员不仅在训练上远远不及其前辈，而且在健康状况上也差很多。后方在“蔓菁冬季”中所经历的食品短缺也开始影响到了部队，日益营养不良的士兵们对于斑疹伤寒、流感和其他疾病的抵抗力显著降低。就在兰斯攻势开始的前一周，第一集团军就报告在其所属的某些一线师中有多达1,600名病号——相当于整整两个步兵营！
更糟糕的是，信心的丧失正在所有德军部队中蔓延着。班廷认为“要把信心恢复到年初的水平是不可能的”第9步兵师63野战炮兵团的赫伯特·斯鲁茨巴克上尉在他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我们现在的士气远不及3月27日和5月21日。”36步兵师第5掷弹团的连长柯特·赫斯在战斗的前夜遇到了一名二等兵，他“问是否美国人就驻扎在那里，我们的进攻是否已经被泄露了。”赫斯向他的士兵做了保证，但在剩下的一个晚上都心烦意乱地“到处小心地了解对于可能发动的进攻的看法。军官们都有信心，但还是有一种认为事情不会顺利进行的难以名状的感觉。”
尽管如此，但在莫德尔这样的总参谋部军官们的巨大努力下，到7月15日晨第一、第三和第七集团军的各师还是各就各位并准备以徐进弹幕射击开始勇猛的进攻。冯·波茨克将军应该对他的军需官感到完全满意，所有补给基本到位。近卫补充师在第一集团军中堪称一线最充实的部队：“每营有效战斗兵员为839人；94%的马匹已经补充到位；已经进行了4周的休整。”而且这个师还得到了“一个轻型野战炮兵团、一个轻型榴弹炮兵营、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炮连”的加强。在进攻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中近卫补充师被列为“适于执行任何任务”的部队，这是德军部队中的最高评价。
黎明前一片黑暗，“在树林中伸手不见五指，跑步前进会撞到树上。”“弹幕射击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见，在浓烟中什么也看不到，”炮兵军官斯鲁茨巴克写到“一如既往，敌人的射击十分稀疏，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麻烦。”倒霉的是在第一集团军的一些地段上，德军自己的毒气弹烟雾被风吹了回来。赫斯上尉的掷弹兵在这次开场的误击中倒了霉，他记录下了那种普遍性的混乱：
戴上防毒面具！人们什么都看不到——这还是轻的！很多人陷入恐慌。他们感到十分的无助：这是白天吗？伤员在嚎叫。军官们嘶哑着发出命令“开始！每个人都拿着枪吗？”现在要沿着正在受到猛烈打击的那条道路前进，可这却是唯一一条通向河边的道路。
而法国人也终于在四个月后找到了对付渗透战术的手段，第一次采取了弹性防御。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从技术角度精确地分析了局势，“敌人采取的是堪称典范的‘闪躲’战术，这或多或少也正是我们在索姆河战役后所采取的方法；战役第一天的结果也再次表明坚决适时的指挥可以迅速地以‘机动’防御避开任何强大的攻击。”鲁道夫·根廷以更为不偏不倚的和准确的观点写道：
“他们在前沿没有实施任何防御；在前沿交战地区他们既没有步兵也没有炮兵，他们充分地利用了从鲁登道夫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们的大炮轰击着空无一人的战壕，毒气弥漫在空空如也的炮兵阵地上；只在很少的一些沟坎里像隐藏在衣服缝隙和折痕中的虱子一样分散配置了少量的机枪阵地，对攻击部队进行还击。在他们的前面是敌人从后方某处打出的掩护弹幕，而在真正的第一条战线上根本就没有进行抵抗。”
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临近中午时整个战线上的进攻都已经陷于停顿。”
近卫补充师在兰斯以东位于罗马道路上的法军主要防线前陷入了停顿。由于冯·波茨克的司令部倒霉地设在了十分易于被发现的遍布这一地区的白垩地面上他们遭受了特别沉重的伤亡。中午敌军的炮兵对他们发动了打击，包括师副官在内的几名军官被打死，通往前沿各团的电话线也被炸断。友邻师的联络军官写到冯·波茨克“一定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并丧失了勇气徒步逃走，”还带着师的作战参谋，而且“他们就这样跑了几个小时，什么人都联系不上他们。既无法执行任何命令也无法下达任何命令。”莫德尔上尉也许是留在被放弃了的指挥所中的唯一资深军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在指挥链条方面上了重要的一课。当通信恢复后，来自前线的情报、报告、请示纷至沓来，但由于找不到将军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所有的请示和报告都不得不冒险向其他地方转发。人们可以感受到部队对被其指挥官抛弃而感到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几个小时之后，冯·波茨克和他的作战参谋终于找到了回来的路，但“他们都精疲力尽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什么也干不成了。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且冒了多大的风险。”
在兰斯以西的进攻取得了一些初期进展，但在第一集团军的地段上步兵将军布鲁诺·冯·穆德拉的师在7月16日夜间接到命令，让他们“放弃进攻，增大防御纵深。”而冯·波茨克的师则要延长战线以便让友邻师的部队转入预备队来应付可能面临的反攻。不过在此后的两天中，近卫补充师还是顶住了法军的毒气弹幕和步兵的试探性进攻守住了阵地。7月18日夜间的集团军群形势简报相当简短地提到“近卫补充师在中央地段挫败敌军进攻。”当该部在7月20日从前线撤下来后，第一集团军把它列为五个最强的师之一“在进行补充和休整后，适于完成任何任务。继续补充军官，需要一周时间。”
然而无法进行任何休整了，在第一集团军守住阵地的同时，第七集团军已经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了。进攻各师的动能在三天之内就已经耗尽，而这正是协约国军进行反击的时刻。法军在维莱科维特附近的森林里隐蔽集结了数百辆坦克以支援其步兵的进攻。就在德军暂停攻势重新编组的时候，坦克向着他们隆隆驶来。根据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记载，这一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坦克参加的协同进攻：在猛烈的炮兵徐进弹幕的掩护下，“敌军以强大兵力在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发动了进攻。”三百辆坦克的攻击波横扫了德军的前沿阵地，击溃了疲惫的步兵。坦克迅速克服了破碎的地形向着德军的后方阵地推进。不同于一年前的康布雷战役，由法军和美军步兵组成的突击组紧跟在每一辆坦克扬起的烟尘之中，他们在保护坦克的同时还可以守住任何将会被他们占领的阵地。第七集团军依靠其军属和师属炮兵对开阔地进行排炮射击才勉强避免了一场彻底的灾难。“1918年7月18日标志着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集团军司令，步兵将军马克斯·冯·博恩在准备下令全线撤退时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威廉皇太子只能通过从第一和第三集团军仓促抽调相对完整的部队来稳定第七集团军的战线，其中就包括近卫补充师的部队，他们在冯·博恩正在撤退的各师后方建立起阻击阵地。考虑到要把增援部队调动到位需要跨越漫长的距离，皇太子和他的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勒少将决定在集团军群的后方搜集所有卡车用于输送步兵部队。当这些团到达时配属以临时从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预备队抽调来的参谋人员和炮兵营。“这些零星部队”就这样，正如斯鲁茨巴赫上尉所评价的那样，“在令人绝望的混乱中”投入了战斗。但无论如何这些混乱的部队还是抵挡住了协约国军队的进攻：炮兵们“在猛烈的炮火下放列开火击毁了一些坦克，向着开阔地射击”同时疲惫的步兵们挖掘了战壕并守住了阵地。沃尔特·莫德尔极有可能错过了最后的作战，他作为师的军需官当时肯定是在协调本师部队的输送。
1918年7月的兰斯攻势是德军最后一次战略进攻，而这次战役的过程对于很大一批将在下一次大战中担任指挥官和参谋职务的军官们产生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除了莫德尔之外，还有超过一打在二战中居于关键指挥岗位上和担任参谋长的军官在不同的级别上参与了这次作战。未来的德国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任职于鲁普特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参谋部并协助指挥了部队的应急调动，参与同一工作的还有希特勒的第一任战争部长沃纳·冯·勃洛姆堡，1918年他在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卡尔·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在战役期间任十四军参谋长，而柯尔特·冯·哈姆施泰因艾库罗在六十四军担任同一职务。弗里德里希·多尔曼，戈特哈德·海因里希，艾瓦德·冯·克莱斯特，艾里希·冯·曼施坦因，哈索·冯·曼陀菲尔，沃尔特·冯·赛德利茨-库茨巴赫和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都在师级参谋部中担任作战或情报军官。在一线任职的有汉斯-荣格·冯·阿尔尼姆、菲德尔·冯·博克、汉斯·斯派达尔等其他许多军官。即便是在规模更大的三月和五月攻势中也没有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指挥人才。
随着德军转入防御，此前集中在少数的几个“攻击”师中的能干的军官和士兵又被派往较差的“堑壕”或“阵地”师中以充实这些正在面对协约国军队日益增长的压力的部队。沃尔特·莫德尔因此于8月30日被调往36补充师，仍然担任军需官职务。这个师正在相对平静的马斯河-安特卫普地段进行休整，在协约国的情报评估中这个师从来都不过是“三流”部队。这个部队在战争的头三年中部署在东线，于1917年5月调往法国，但却从没有参加过鲁登道夫的攻势，这也许是因为这个部队满是年轻军官和军士。
尽管没有什么名声，但36补充师还是在1918年秋季那些激烈但却名不见经传的防御作战中表现不俗。10月15日这个师在鲁瑟拉勒西南接替了第16巴伐利亚补充师，并在两天后在提夫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0月26日在戴因泽打了一仗，11月2日又在艾克郊外作战。在弗兰茨·冯·兰道少将的坚强领导之下36师顽强地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为完整地撤过布鲁日、蒂尔特和利斯河赢得了时间并在停战前一周转入集团军预备队。在撤退期间，莫德尔上尉再次成为该师最忙碌的军官之一。19步兵师的一位军官描述了这一过程，“我有忙不完的事，要下达许多命令，因为准备撤退并让部队与敌人脱离接触是最困难的事情，要尽可能的不被敌人发现并避免遭受伤亡。每样东西都要带走。首先要撤出所有部队，在我们后面是野战医院、野战服装站、补给点，军火库和军械所。”当11月11日晚上11时炮声沉寂下来的时候莫德尔一定仍然埋头于千头万绪的工作细节之中。
——————————第一章完————————————
像莫德尔这样的军官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足够的马匹和草料、经过训练的健康的补充人员也不足，加之普遍性的士气低落，这个问题终于还是蔓延到了前线部队中。尽管已经对后勤梯队进行了彻底的精简，到进攻开始那天，近卫补充师还是缺少几百匹马。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缺乏足够的马匹。一位后勤军官写到“为了在表面上维持硬性的给养规定他们现在每人发了两磅切碎的干蔓菁。至于其它给养，他们打算让我们吃牧草，而这要一直持续到进攻开始那天。就好像谁可以突然让马的身体像锅炉一样只要填进去马料就能满功率运行似的。”结果就是虽然发动攻击的各师配属了额外的炮兵用于最初的突破，但能伴随他们继续推进的野战炮兵却不超过四分之一。
部队对于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后就将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一无所知，主要是因为德军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和士气问题。用于补充各级战斗部队的补充兵员不仅在训练上远远不及其前辈，而且在健康状况上也差很多。后方在“蔓菁冬季”中所经历的食品短缺也开始影响到了部队，日益营养不良的士兵们对于斑疹伤寒、流感和其他疾病的抵抗力显著降低。就在兰斯攻势开始的前一周，第一集团军就报告在其所属的某些一线师中有多达1,600名病号——相当于整整两个步兵营！
更糟糕的是，信心的丧失正在所有德军部队中蔓延着。班廷认为“要把信心恢复到年初的水平是不可能的”第9步兵师63野战炮兵团的赫伯特·斯鲁茨巴克上尉在他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我们现在的士气远不及3月27日和5月21日。”36步兵师第5掷弹团的连长柯特·赫斯在战斗的前夜遇到了一名二等兵，他“问是否美国人就驻扎在那里，我们的进攻是否已经被泄露了。”赫斯向他的士兵做了保证，但在剩下的一个晚上都心烦意乱地“到处小心地了解对于可能发动的进攻的看法。军官们都有信心，但还是有一种认为事情不会顺利进行的难以名状的感觉。”
尽管如此，但在莫德尔这样的总参谋部军官们的巨大努力下，到7月15日晨第一、第三和第七集团军的各师还是各就各位并准备以徐进弹幕射击开始勇猛的进攻。冯·波茨克将军应该对他的军需官感到完全满意，所有补给基本到位。近卫补充师在第一集团军中堪称一线最充实的部队：“每营有效战斗兵员为839人；94%的马匹已经补充到位；已经进行了4周的休整。”而且这个师还得到了“一个轻型野战炮兵团、一个轻型榴弹炮兵营、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炮连”的加强。在进攻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中近卫补充师被列为“适于执行任何任务”的部队，这是德军部队中的最高评价。
黎明前一片黑暗，“在树林中伸手不见五指，跑步前进会撞到树上。”“弹幕射击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见，在浓烟中什么也看不到，”炮兵军官斯鲁茨巴克写到“一如既往，敌人的射击十分稀疏，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麻烦。”倒霉的是在第一集团军的一些地段上，德军自己的毒气弹烟雾被风吹了回来。赫斯上尉的掷弹兵在这次开场的误击中倒了霉，他记录下了那种普遍性的混乱：
戴上防毒面具！人们什么都看不到——这还是轻的！很多人陷入恐慌。他们感到十分的无助：这是白天吗？伤员在嚎叫。军官们嘶哑着发出命令“开始！每个人都拿着枪吗？”现在要沿着正在受到猛烈打击的那条道路前进，可这却是唯一一条通向河边的道路。
而法国人也终于在四个月后找到了对付渗透战术的手段，第一次采取了弹性防御。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从技术角度精确地分析了局势，“敌人采取的是堪称典范的‘闪躲’战术，这或多或少也正是我们在索姆河战役后所采取的方法；战役第一天的结果也再次表明坚决适时的指挥可以迅速地以‘机动’防御避开任何强大的攻击。”鲁道夫·根廷以更为不偏不倚的和准确的观点写道：
“他们在前沿没有实施任何防御；在前沿交战地区他们既没有步兵也没有炮兵，他们充分地利用了从鲁登道夫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们的大炮轰击着空无一人的战壕，毒气弥漫在空空如也的炮兵阵地上；只在很少的一些沟坎里像隐藏在衣服缝隙和折痕中的虱子一样分散配置了少量的机枪阵地，对攻击部队进行还击。在他们的前面是敌人从后方某处打出的掩护弹幕，而在真正的第一条战线上根本就没有进行抵抗。”
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临近中午时整个战线上的进攻都已经陷于停顿。”
近卫补充师在兰斯以东位于罗马道路上的法军主要防线前陷入了停顿。由于冯·波茨克的司令部倒霉地设在了十分易于被发现的遍布这一地区的白垩地面上他们遭受了特别沉重的伤亡。中午敌军的炮兵对他们发动了打击，包括师副官在内的几名军官被打死，通往前沿各团的电话线也被炸断。友邻师的联络军官写到冯·波茨克“一定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并丧失了勇气徒步逃走，”还带着师的作战参谋，而且“他们就这样跑了几个小时，什么人都联系不上他们。既无法执行任何命令也无法下达任何命令。”莫德尔上尉也许是留在被放弃了的指挥所中的唯一资深军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在指挥链条方面上了重要的一课。当通信恢复后，来自前线的情报、报告、请示纷至沓来，但由于找不到将军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所有的请示和报告都不得不冒险向其他地方转发。人们可以感受到部队对被其指挥官抛弃而感到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几个小时之后，冯·波茨克和他的作战参谋终于找到了回来的路，但“他们都精疲力尽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什么也干不成了。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且冒了多大的风险。”
在兰斯以西的进攻取得了一些初期进展，但在第一集团军的地段上步兵将军布鲁诺·冯·穆德拉的师在7月16日夜间接到命令，让他们“放弃进攻，增大防御纵深。”而冯·波茨克的师则要延长战线以便让友邻师的部队转入预备队来应付可能面临的反攻。不过在此后的两天中，近卫补充师还是顶住了法军的毒气弹幕和步兵的试探性进攻守住了阵地。7月18日夜间的集团军群形势简报相当简短地提到“近卫补充师在中央地段挫败敌军进攻。”当该部在7月20日从前线撤下来后，第一集团军把它列为五个最强的师之一“在进行补充和休整后，适于完成任何任务。继续补充军官，需要一周时间。”
然而无法进行任何休整了，在第一集团军守住阵地的同时，第七集团军已经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了。进攻各师的动能在三天之内就已经耗尽，而这正是协约国军进行反击的时刻。法军在维莱科维特附近的森林里隐蔽集结了数百辆坦克以支援其步兵的进攻。就在德军暂停攻势重新编组的时候，坦克向着他们隆隆驶来。根据鲁普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记载，这一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坦克参加的协同进攻：在猛烈的炮兵徐进弹幕的掩护下，“敌军以强大兵力在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发动了进攻。”三百辆坦克的攻击波横扫了德军的前沿阵地，击溃了疲惫的步兵。坦克迅速克服了破碎的地形向着德军的后方阵地推进。不同于一年前的康布雷战役，由法军和美军步兵组成的突击组紧跟在每一辆坦克扬起的烟尘之中，他们在保护坦克的同时还可以守住任何将会被他们占领的阵地。第七集团军依靠其军属和师属炮兵对开阔地进行排炮射击才勉强避免了一场彻底的灾难。“1918年7月18日标志着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集团军司令，步兵将军马克斯·冯·博恩在准备下令全线撤退时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威廉皇太子只能通过从第一和第三集团军仓促抽调相对完整的部队来稳定第七集团军的战线，其中就包括近卫补充师的部队，他们在冯·博恩正在撤退的各师后方建立起阻击阵地。考虑到要把增援部队调动到位需要跨越漫长的距离，皇太子和他的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勒少将决定在集团军群的后方搜集所有卡车用于输送步兵部队。当这些团到达时配属以临时从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预备队抽调来的参谋人员和炮兵营。“这些零星部队”就这样，正如斯鲁茨巴赫上尉所评价的那样，“在令人绝望的混乱中”投入了战斗。但无论如何这些混乱的部队还是抵挡住了协约国军队的进攻：炮兵们“在猛烈的炮火下放列开火击毁了一些坦克，向着开阔地射击”同时疲惫的步兵们挖掘了战壕并守住了阵地。沃尔特·莫德尔极有可能错过了最后的作战，他作为师的军需官当时肯定是在协调本师部队的输送。
1918年7月的兰斯攻势是德军最后一次战略进攻，而这次战役的过程对于很大一批将在下一次大战中担任指挥官和参谋职务的军官们产生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除了莫德尔之外，还有超过一打在二战中居于关键指挥岗位上和担任参谋长的军官在不同的级别上参与了这次作战。未来的德国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任职于鲁普特雷希特王储集团军群的参谋部并协助指挥了部队的应急调动，参与同一工作的还有希特勒的第一任战争部长沃纳·冯·勃洛姆堡，1918年他在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卡尔·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在战役期间任十四军参谋长，而柯尔特·冯·哈姆施泰因艾库罗在六十四军担任同一职务。弗里德里希·多尔曼，戈特哈德·海因里希，艾瓦德·冯·克莱斯特，艾里希·冯·曼施坦因，哈索·冯·曼陀菲尔，沃尔特·冯·赛德利茨-库茨巴赫和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都在师级参谋部中担任作战或情报军官。在一线任职的有汉斯-荣格·冯·阿尔尼姆、菲德尔·冯·博克、汉斯·斯派达尔等其他许多军官。即便是在规模更大的三月和五月攻势中也没有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指挥人才。
随着德军转入防御，此前集中在少数的几个“攻击”师中的能干的军官和士兵又被派往较差的“堑壕”或“阵地”师中以充实这些正在面对协约国军队日益增长的压力的部队。沃尔特·莫德尔因此于8月30日被调往36补充师，仍然担任军需官职务。这个师正在相对平静的马斯河-安特卫普地段进行休整，在协约国的情报评估中这个师从来都不过是“三流”部队。这个部队在战争的头三年中部署在东线，于1917年5月调往法国，但却从没有参加过鲁登道夫的攻势，这也许是因为这个部队满是年轻军官和军士。
尽管没有什么名声，但36补充师还是在1918年秋季那些激烈但却名不见经传的防御作战中表现不俗。10月15日这个师在鲁瑟拉勒西南接替了第16巴伐利亚补充师，并在两天后在提夫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0月26日在戴因泽打了一仗，11月2日又在艾克郊外作战。在弗兰茨·冯·兰道少将的坚强领导之下36师顽强地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为完整地撤过布鲁日、蒂尔特和利斯河赢得了时间并在停战前一周转入集团军预备队。在撤退期间，莫德尔上尉再次成为该师最忙碌的军官之一。19步兵师的一位军官描述了这一过程，“我有忙不完的事，要下达许多命令，因为准备撤退并让部队与敌人脱离接触是最困难的事情，要尽可能的不被敌人发现并避免遭受伤亡。每样东西都要带走。首先要撤出所有部队，在我们后面是野战医院、野战服装站、补给点，军火库和军械所。”当11月11日晚上11时炮声沉寂下来的时候莫德尔一定仍然埋头于千头万绪的工作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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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适于担任高级指挥职务
两次大战之间
在停战生效前，德意志帝国摇摇欲坠的大厦就已经开始崩塌了，11月3日基尔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发动了起义。紧接着在11月8日柯尔特·艾斯纳在巴伐利亚发动起义，次日威廉皇帝退位。“看上去像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商人的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了避免将他的国家投入到一场血腥的列宁主义的革命中去，无可奈何地宣布德国为共和国。然而就在第二天，柏林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把艾伯特抛在一旁宣布由人民委员会组建德国政府。柏林卫戍部队司令的副官观察到“混乱、不安、抢劫、强占和入室抢劫成了今天的秩序。”
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无法理解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为何会迅速地在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崩塌。在夏天他们距巴黎仅仅几十英里，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制定和约条款了；到了11月，虽然不够稳固，但德军各师还在所有战线上都驻守在外国领土上。虽然在兰斯攻势失败后前线部队中普遍出现了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现象，但也主要是由于后方所发生事件而非对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尽管战场依旧，但人却变了。”希特勒下士回忆道。“从这时开始就连部队中也开始出现了‘政治讨论’，和所有其它地方一样，后方的流毒已经开始在这里发挥效力了。年轻的补充人员完全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是从后方来的。”尽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公正的资料来源，但其中无疑反映了那些常年生活在战壕中的士兵们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在当时的信件当中一再地得到了印证。“我们美丽的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俾斯麦的事业化为一片废墟。”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尉在停战三天后写道。“恶棍们把一切都打翻在地。”“那些生活在后方，大部分连一声枪响都没听到过的人们，”出卖了军队，几天后路德维希·贝克少校断言。起初的关于被出卖的含混的猜测后来精炼成了后方的懦夫、叛徒和共产主义者在军队的“背后捅了一刀”的理论。艾伯特本人也在无意之间大大地助长了这一蹩脚理论的形成，他向开过柏林的军队发表了善意而又笨拙的演说“当你们不屈地从战场上归来，我向你们致敬。”
对于沃尔特·莫德尔来说却没有时间去对除了会对他执行任务产生影响以外的那些变化进行深思，因为他现在要协调36补充师从比利时撤到该部位于西普鲁士但泽的复员地。协约国给德国规定了一个从11月20日起的仅有三十天的时间表让他们从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上撤出，当他们师在亚琛附近撤过边界时，莫德尔和他的师长弗兰茨·冯·兰道少将都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四年半以前所有的火车都按照总参谋部进行了多年计算和逐年复核的精确的时间表向西行驶。而现在一小批军官们却不得不在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下见缝插针地安排混乱地涌过边境的列车的开行。1914年每到一站都会有食品、鲜花和姑娘的亲吻迎接士兵们，可现在他们却发现经过的城市已经升腾起烟柱，在车站的平民们则怂恿他们丢掉自己步枪并让他们拿走。冯·兰道后来将36补充师得以几乎完好无损地抵达但泽归功于他的军需官的坚韧不拔和随机应变。
从西线归来的普鲁士军人们在他们的家乡省份所发现的情况甚至比整个德国的普遍情况更令他们震惊。由于东线部队已经将他们最好的军人都抽调出来去参加鲁登道夫攻势，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立即解体了。“尽管军队并未面临着明确的和联合的敌人，但结果还是一片彻底的混乱和可耻的溃败，”历史学家哈罗德·戈登观察到。“军队毫无秩序地向西逃窜，对成为抢劫者的牺牲品的恐惧驱使着他们。”少数几支骑兵部队完整地撤回，“但大部分的部队却成为了暴徒们的攻击对象。数以千计的士兵毫无意义的死去，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恐慌和士气崩溃的牺牲品。价值数百万马克的战争物资和其它补给品被丢弃。”当德国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地区时，俄国人紧随其后，很快就要宣布自治的波兰人则尽可能多地抢占地盘，而本土的革命者们则力图把他们的斗争扩大到普鲁士的心脏地区。从法国撤回来的疲惫的军队面对的是“武装的波兰人、暴动的亲波兰团伙的袭击，共产主义者和独立的社会党人的暴动、怠工和谋杀。”
尽管互不信任，但已经失去对政府的控制的温和社会党人和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将领们认识到，要恢复国内秩序并维护东部边界，他们之间除了彼此合作别无选择。陆军元帅兴登堡曾经一会儿打算与协约国的敌人一会儿打算跟自己的政府“战斗到最后一息”，现在让他感到安心的是，接替鲁登道夫任第一军需总监的威廉姆·格罗纳中将与艾伯特在新共和国成立的最初的几天里就达成了一致意见。1925年格罗纳记叙了他们之间那次著名的电话会谈：
艾伯特：你们希望我们做些什么？
格罗纳：陆军元帅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军官团，维持纪律，维护军队的惩戒规章。他希望能够提供维系军队完整的足够的补给。
艾伯特：还有吗？
格罗纳：军官团希望政府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做斗争，为此他们将听从政府的调遣。
艾伯特：（短暂的沉默之后）请向陆军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
尽管在这份记录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军队对于虚弱的民事政府扑面而来的强势，但是军方也同样急需共和国的支持，至少对总参谋部来说是这样的。正如约翰·维勒-伯内特所指出的那样，格罗纳“很清楚返回德国的绝大多数部队希望回家过圣诞节，而且如果官方不能做出这样的安排，他们也会设法自行其是......一旦部队回到德国他们就将瓦解。”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将会服从士兵委员会的革命号召，要求取消纪律体系，撤销军衔标志并进行其它的激进变革，军官团原本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寄托在对德皇的效忠之上，但现在他的退位已经使得这一点变得毫无意义，军官团的核心理念已经遭受了沉重打击。与艾伯特的共识让总参谋部得到了一个战斗的机会，对帝国军队的最终演化过程进行控制，但也仅此而已。
第二章 适于担任高级指挥职务
两次大战之间
在停战生效前，德意志帝国摇摇欲坠的大厦就已经开始崩塌了，11月3日基尔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发动了起义。紧接着在11月8日柯尔特·艾斯纳在巴伐利亚发动起义，次日威廉皇帝退位。“看上去像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商人的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了避免将他的国家投入到一场血腥的列宁主义的革命中去，无可奈何地宣布德国为共和国。然而就在第二天，柏林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把艾伯特抛在一旁宣布由人民委员会组建德国政府。柏林卫戍部队司令的副官观察到“混乱、不安、抢劫、强占和入室抢劫成了今天的秩序。”
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无法理解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为何会迅速地在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崩塌。在夏天他们距巴黎仅仅几十英里，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制定和约条款了；到了11月，虽然不够稳固，但德军各师还在所有战线上都驻守在外国领土上。虽然在兰斯攻势失败后前线部队中普遍出现了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现象，但也主要是由于后方所发生事件而非对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尽管战场依旧，但人却变了。”希特勒下士回忆道。“从这时开始就连部队中也开始出现了‘政治讨论’，和所有其它地方一样，后方的流毒已经开始在这里发挥效力了。年轻的补充人员完全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是从后方来的。”尽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公正的资料来源，但其中无疑反映了那些常年生活在战壕中的士兵们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在当时的信件当中一再地得到了印证。“我们美丽的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俾斯麦的事业化为一片废墟。”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尉在停战三天后写道。“恶棍们把一切都打翻在地。”“那些生活在后方，大部分连一声枪响都没听到过的人们，”出卖了军队，几天后路德维希·贝克少校断言。起初的关于被出卖的含混的猜测后来精炼成了后方的懦夫、叛徒和共产主义者在军队的“背后捅了一刀”的理论。艾伯特本人也在无意之间大大地助长了这一蹩脚理论的形成，他向开过柏林的军队发表了善意而又笨拙的演说“当你们不屈地从战场上归来，我向你们致敬。”
对于沃尔特·莫德尔来说却没有时间去对除了会对他执行任务产生影响以外的那些变化进行深思，因为他现在要协调36补充师从比利时撤到该部位于西普鲁士但泽的复员地。协约国给德国规定了一个从11月20日起的仅有三十天的时间表让他们从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上撤出，当他们师在亚琛附近撤过边界时，莫德尔和他的师长弗兰茨·冯·兰道少将都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四年半以前所有的火车都按照总参谋部进行了多年计算和逐年复核的精确的时间表向西行驶。而现在一小批军官们却不得不在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下见缝插针地安排混乱地涌过边境的列车的开行。1914年每到一站都会有食品、鲜花和姑娘的亲吻迎接士兵们，可现在他们却发现经过的城市已经升腾起烟柱，在车站的平民们则怂恿他们丢掉自己步枪并让他们拿走。冯·兰道后来将36补充师得以几乎完好无损地抵达但泽归功于他的军需官的坚韧不拔和随机应变。
从西线归来的普鲁士军人们在他们的家乡省份所发现的情况甚至比整个德国的普遍情况更令他们震惊。由于东线部队已经将他们最好的军人都抽调出来去参加鲁登道夫攻势，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立即解体了。“尽管军队并未面临着明确的和联合的敌人，但结果还是一片彻底的混乱和可耻的溃败，”历史学家哈罗德·戈登观察到。“军队毫无秩序地向西逃窜，对成为抢劫者的牺牲品的恐惧驱使着他们。”少数几支骑兵部队完整地撤回，“但大部分的部队却成为了暴徒们的攻击对象。数以千计的士兵毫无意义的死去，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恐慌和士气崩溃的牺牲品。价值数百万马克的战争物资和其它补给品被丢弃。”当德国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地区时，俄国人紧随其后，很快就要宣布自治的波兰人则尽可能多地抢占地盘，而本土的革命者们则力图把他们的斗争扩大到普鲁士的心脏地区。从法国撤回来的疲惫的军队面对的是“武装的波兰人、暴动的亲波兰团伙的袭击，共产主义者和独立的社会党人的暴动、怠工和谋杀。”
尽管互不信任，但已经失去对政府的控制的温和社会党人和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将领们认识到，要恢复国内秩序并维护东部边界，他们之间除了彼此合作别无选择。陆军元帅兴登堡曾经一会儿打算与协约国的敌人一会儿打算跟自己的政府“战斗到最后一息”，现在让他感到安心的是，接替鲁登道夫任第一军需总监的威廉姆·格罗纳中将与艾伯特在新共和国成立的最初的几天里就达成了一致意见。1925年格罗纳记叙了他们之间那次著名的电话会谈：
艾伯特：你们希望我们做些什么？
格罗纳：陆军元帅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军官团，维持纪律，维护军队的惩戒规章。他希望能够提供维系军队完整的足够的补给。
艾伯特：还有吗？
格罗纳：军官团希望政府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做斗争，为此他们将听从政府的调遣。
艾伯特：（短暂的沉默之后）请向陆军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
尽管在这份记录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军队对于虚弱的民事政府扑面而来的强势，但是军方也同样急需共和国的支持，至少对总参谋部来说是这样的。正如约翰·维勒-伯内特所指出的那样，格罗纳“很清楚返回德国的绝大多数部队希望回家过圣诞节，而且如果官方不能做出这样的安排，他们也会设法自行其是......一旦部队回到德国他们就将瓦解。”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将会服从士兵委员会的革命号召，要求取消纪律体系，撤销军衔标志并进行其它的激进变革，军官团原本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寄托在对德皇的效忠之上，但现在他的退位已经使得这一点变得毫无意义，军官团的核心理念已经遭受了沉重打击。与艾伯特的共识让总参谋部得到了一个战斗的机会，对帝国军队的最终演化过程进行控制，但也仅此而已。
我也在翻一本德文二战书-。- 也是拖拖拉拉 。。。。。。。
和楼主类似 也是放在blog里面 搁下好久了 -。-
哎。。。。。╮(╯▽╰)╭
哎。。。。。╮(╯▽╰)╭
正如格罗纳所害怕的那样，军队急剧瓦解了。在圣诞节一度令人生畏的近卫骑兵师试图把人民海军师（被它自己的一位指挥官称为“一伙有组织的暴徒”）赶出皇宫。在最初的战术性胜利之后，近卫军们发现他们不仅要面对肆无忌惮的左翼水兵们还要面对充满敌意的群众，这个师“丢掉了他们的步枪，集体后退，逃之夭夭。”面对彻底崩溃的噩梦，格罗纳和艾伯特一致同意任命一位社会党的前军人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并授予他全权以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来镇压斯巴达克团的起义并确保德国边境的安全。诺斯克迅速抓住机会很快组建起了唯一一个能够执行这一任务的军事组织——“自由军”。
“自由军”由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停战协定放下武器并和平地返回本乡的前军人（以及一些因年青而未及参加战争的学生）组成。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是突击部队成员，曾经作为突击队员参加过鲁登道夫的1918年攻势，对于他们来说，对彼此之间以及对自己连长的忠诚要远胜于对德皇和国家的忠诚。他们在战斗中是冷酷而又善战的士兵，但也是政府手中消灭其敌人的爆炸性的武器。从1919年到1923年，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波兰人和自己人进行战斗，支持卡普政变，还怂恿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活动。其领袖们也攫取到了足够的权力对政府和军队的统治发起挑战。很多强盗由此摇身一变进入了新组建的国防军。
“自由军”中来自前线的激进分子同总参谋部的专业军官们为控制新军而进行的斗争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始终。格罗纳因参与迫使威廉退位以及与德国的战败有关而在诺斯克就任后不久辞去了第一军需总监的职务。他能干的继任者（现在有了个新头衔，“部队办公室”首脑，这只是总参谋长的掩护性职务）正是汉斯·冯·塞克特中将，他在战争爆发时任第三军参谋长。从不摘下他的单片眼镜的冯·塞克特迅速升任东线由艾伯哈德·冯·马肯森陆军元帅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他在制定和实施计划方面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在下级军官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马肯森在哪儿，塞克特就在哪儿；塞克特在哪儿，胜利就在哪儿。”战争结束时他被指派担任德国赴凡尔赛代表团的军事顾问，在那里，他是第一批了解到和约条款的人之一，和约将要把他热爱的军队减少到区区十万员额（内含四千军官）而且不允许拥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允许拥有总参谋部，不允许拥有重炮，不允许拥有飞机，不允许拥有毒气，不允许拥有坦克。
冯·塞克特回到德国决心在这些限制之内（或者至少在协约国的督察员能够进行检查的限制范围之内）建立一支完全现代化的机动作战力量，它将是一支能够粉碎笨拙的敌手的职业军队。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斯芬克斯”（不论朋友还是对手都喜欢这样称呼他）首先要确保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这一过程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期间充满了与那些掌握着比冯·塞克特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自由军”高级指挥官们的危险的冲突。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换，最终冯·塞克特取得了胜利，他重建了作为军队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总参谋部（在秘密情况下推进，并差点被解散）。冯·塞克特挑选了一小批年轻的参谋军官作为他完成这一事业的助手，这些人的名字将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与德国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包括路德维希·贝克、菲德尔·冯·博克、沃纳·弗瑞赫尔·冯·弗立契、柯尔特·弗瑞赫尔·冯·哈默施坦因-艾库罗、柯尔特·冯·施莱彻尔以及约阿西姆和奥托·冯·施图普纳格兄弟。他们帮助冯·塞克特在军队中巩固了个人权威，迫使桀骜不驯的“自由军”就范，挑选了由四千名军官组成的排他的圈子来填充大大缩水了的国防军的指挥机构。
莫德尔早在战争期间就在土耳其引起了冯·塞克特的注意，而他在战后的第一个职务也至少引起了一位有影响的军官的注意。在36补充师复员后，莫德尔从1919年1月到6月任驻但泽的十七军军部副官，而该部的作战处长就是奥托·冯·施图普纳格。在那年夏天组建临时国防军（一支在帝国军队向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小规模部队之间的过渡部队）时，莫德尔任驻威斯特伐利亚的第7旅的总参谋部军官。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职务，这个旅是由当地的“自由军”连队和刚刚从波罗的海地区撤回的倒霉的“铁师”残部混编的，这些人“桀骜不驯，因德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支持而感到遭到了背叛。”
这一年的年底，冯·塞克特和他的助手们必须为常备军选拔留用人员了。此事非同小可，要把军缩编为师，旅缩编为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正规军军官、预备役军官、临时任命的军官和作为某种荣誉而被任命为“代理军官”的军士超过了27万人。尽管在堑壕战中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仍有11,000名正规军官竞争区区4,000个职位。冯·塞克特设法从政府手中拿到了总参谋部军官以下级别的军官的选择权，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发生冲突。由于拥有全权，冯·塞克特倾向于建立一个完全由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军官团，这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强梁之辈而那些在他打算新建的不关心政治的军队中的军官们对于政府来说也过于暴烈难以驾驭。然而斯芬克斯也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他不得不向一些“自由军”的大部队的领袖们做出妥协，这些人希望他们的全套人马都可以进入新的魏玛国防军。
日后的帝国国防军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这种激烈的讨价还价的产物。在总参谋部一方有组建了装甲部队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39到1941年制订了胜利的战役计划的弗兰茨·哈尔德；在组建帝国空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阿尔伯特·凯塞林。而另外一方，来自“铁师”的赫尔曼·巴尔克；来自冯·欧文的“自由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来自伊普“自由军”的费迪南德·舍尔纳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中德军最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那些让军事历史学家们感到惊讶的不属于这二者中任何一方的人，实际上却是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十分讽刺，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例如沃尔特·温克，他同时属于莱因哈特和冯·欧文的班底，不过他的声望主要是作为一名参谋军官而赢得的。
沃尔特·莫德尔最终同巴尔克、冯·曼陀菲尔和舍尔纳一样都以“资深一线指挥官”而声名显赫这一情况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作为典型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而被选拔进入魏玛国防军的。除了他与冯·塞克特和冯·施图普纳格的关系之外，他还得到了冯·兰道将军的强烈推荐，在1920年1月对他评价道“其任职和表现”极为“适合更高的指挥职务。”不仅如此，有几位年仅29岁的上尉可以宣称作为一名指挥军官赢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曾在最高司令部服务过？
1920年年初部队人事局通知沃尔特·莫德尔他已经被任命为由第七暂编旅缩编的14步兵团2营的连长。14步兵团是由盖比克和海契陶“自由军”的骨干组成的，毫无疑问，这个部队只会接受象莫德尔这样的曾经有过在堑壕中指挥部队经验的总参谋部军官。4月，莫德尔连同他那些前“自由军”战士一起作为明斯特师的一部分参加了对鲁尔的红军起义的血腥镇压。这一行动是战后最为残酷的暴行之一，职业共产党人组织起了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武装到足以抗衡其右翼的对手们。“我要是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一定会说我是在撒谎，”一个年轻的志愿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毫不留情。我们甚至对伤员开枪......任何落到我们手里的人都会先挨一顿枪托，然后我们用子弹结果掉他们。我们甚至打死了十名红十字会的护士，因为我们看到她们带着手枪。”
莫德尔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驱使他走上战场的动机是十分含混的，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政府上台武装部队都必须维护秩序并镇压共产主义。如果他曾对杀死平民和俘虏感到过困惑的话，他也从未表露过这一点，就像他对于六年前处决比利时平民没有表达过反对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他冷酷残忍，但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并不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军官所享有的权力。此外，他可能与后期的行动无关，因为他在自己的租住处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小姐，赫尔塔·霍艾森。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这对夫妇共养育了三个孩子：克里斯塔、赫拉和汉斯乔治。10月1日他调往驻慕尼黑的18步兵团的一线连队，次年任该团机枪连连长。仅仅几个月后，他调往第6步兵师在该师炮兵指挥官保罗·哈赛少将（现任部队办公室首脑的兄弟）手下担任参谋。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
正如格罗纳所害怕的那样，军队急剧瓦解了。在圣诞节一度令人生畏的近卫骑兵师试图把人民海军师（被它自己的一位指挥官称为“一伙有组织的暴徒”）赶出皇宫。在最初的战术性胜利之后，近卫军们发现他们不仅要面对肆无忌惮的左翼水兵们还要面对充满敌意的群众，这个师“丢掉了他们的步枪，集体后退，逃之夭夭。”面对彻底崩溃的噩梦，格罗纳和艾伯特一致同意任命一位社会党的前军人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并授予他全权以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来镇压斯巴达克团的起义并确保德国边境的安全。诺斯克迅速抓住机会很快组建起了唯一一个能够执行这一任务的军事组织——“自由军”。
“自由军”由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停战协定放下武器并和平地返回本乡的前军人（以及一些因年青而未及参加战争的学生）组成。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是突击部队成员，曾经作为突击队员参加过鲁登道夫的1918年攻势，对于他们来说，对彼此之间以及对自己连长的忠诚要远胜于对德皇和国家的忠诚。他们在战斗中是冷酷而又善战的士兵，但也是政府手中消灭其敌人的爆炸性的武器。从1919年到1923年，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波兰人和自己人进行战斗，支持卡普政变，还怂恿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活动。其领袖们也攫取到了足够的权力对政府和军队的统治发起挑战。很多强盗由此摇身一变进入了新组建的国防军。
“自由军”中来自前线的激进分子同总参谋部的专业军官们为控制新军而进行的斗争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始终。格罗纳因参与迫使威廉退位以及与德国的战败有关而在诺斯克就任后不久辞去了第一军需总监的职务。他能干的继任者（现在有了个新头衔，“部队办公室”首脑，这只是总参谋长的掩护性职务）正是汉斯·冯·塞克特中将，他在战争爆发时任第三军参谋长。从不摘下他的单片眼镜的冯·塞克特迅速升任东线由艾伯哈德·冯·马肯森陆军元帅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他在制定和实施计划方面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在下级军官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马肯森在哪儿，塞克特就在哪儿；塞克特在哪儿，胜利就在哪儿。”战争结束时他被指派担任德国赴凡尔赛代表团的军事顾问，在那里，他是第一批了解到和约条款的人之一，和约将要把他热爱的军队减少到区区十万员额（内含四千军官）而且不允许拥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允许拥有总参谋部，不允许拥有重炮，不允许拥有飞机，不允许拥有毒气，不允许拥有坦克。
冯·塞克特回到德国决心在这些限制之内（或者至少在协约国的督察员能够进行检查的限制范围之内）建立一支完全现代化的机动作战力量，它将是一支能够粉碎笨拙的敌手的职业军队。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斯芬克斯”（不论朋友还是对手都喜欢这样称呼他）首先要确保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这一过程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期间充满了与那些掌握着比冯·塞克特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自由军”高级指挥官们的危险的冲突。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换，最终冯·塞克特取得了胜利，他重建了作为军队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总参谋部（在秘密情况下推进，并差点被解散）。冯·塞克特挑选了一小批年轻的参谋军官作为他完成这一事业的助手，这些人的名字将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与德国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包括路德维希·贝克、菲德尔·冯·博克、沃纳·弗瑞赫尔·冯·弗立契、柯尔特·弗瑞赫尔·冯·哈默施坦因-艾库罗、柯尔特·冯·施莱彻尔以及约阿西姆和奥托·冯·施图普纳格兄弟。他们帮助冯·塞克特在军队中巩固了个人权威，迫使桀骜不驯的“自由军”就范，挑选了由四千名军官组成的排他的圈子来填充大大缩水了的国防军的指挥机构。
莫德尔早在战争期间就在土耳其引起了冯·塞克特的注意，而他在战后的第一个职务也至少引起了一位有影响的军官的注意。在36补充师复员后，莫德尔从1919年1月到6月任驻但泽的十七军军部副官，而该部的作战处长就是奥托·冯·施图普纳格。在那年夏天组建临时国防军（一支在帝国军队向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小规模部队之间的过渡部队）时，莫德尔任驻威斯特伐利亚的第7旅的总参谋部军官。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职务，这个旅是由当地的“自由军”连队和刚刚从波罗的海地区撤回的倒霉的“铁师”残部混编的，这些人“桀骜不驯，因德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支持而感到遭到了背叛。”
这一年的年底，冯·塞克特和他的助手们必须为常备军选拔留用人员了。此事非同小可，要把军缩编为师，旅缩编为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正规军军官、预备役军官、临时任命的军官和作为某种荣誉而被任命为“代理军官”的军士超过了27万人。尽管在堑壕战中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仍有11,000名正规军官竞争区区4,000个职位。冯·塞克特设法从政府手中拿到了总参谋部军官以下级别的军官的选择权，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发生冲突。由于拥有全权，冯·塞克特倾向于建立一个完全由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军官团，这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强梁之辈而那些在他打算新建的不关心政治的军队中的军官们对于政府来说也过于暴烈难以驾驭。然而斯芬克斯也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他不得不向一些“自由军”的大部队的领袖们做出妥协，这些人希望他们的全套人马都可以进入新的魏玛国防军。
日后的帝国国防军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这种激烈的讨价还价的产物。在总参谋部一方有组建了装甲部队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39到1941年制订了胜利的战役计划的弗兰茨·哈尔德；在组建帝国空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阿尔伯特·凯塞林。而另外一方，来自“铁师”的赫尔曼·巴尔克；来自冯·欧文的“自由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来自伊普“自由军”的费迪南德·舍尔纳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中德军最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那些让军事历史学家们感到惊讶的不属于这二者中任何一方的人，实际上却是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十分讽刺，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例如沃尔特·温克，他同时属于莱因哈特和冯·欧文的班底，不过他的声望主要是作为一名参谋军官而赢得的。
沃尔特·莫德尔最终同巴尔克、冯·曼陀菲尔和舍尔纳一样都以“资深一线指挥官”而声名显赫这一情况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作为典型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而被选拔进入魏玛国防军的。除了他与冯·塞克特和冯·施图普纳格的关系之外，他还得到了冯·兰道将军的强烈推荐，在1920年1月对他评价道“其任职和表现”极为“适合更高的指挥职务。”不仅如此，有几位年仅29岁的上尉可以宣称作为一名指挥军官赢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曾在最高司令部服务过？
1920年年初部队人事局通知沃尔特·莫德尔他已经被任命为由第七暂编旅缩编的14步兵团2营的连长。14步兵团是由盖比克和海契陶“自由军”的骨干组成的，毫无疑问，这个部队只会接受象莫德尔这样的曾经有过在堑壕中指挥部队经验的总参谋部军官。4月，莫德尔连同他那些前“自由军”战士一起作为明斯特师的一部分参加了对鲁尔的红军起义的血腥镇压。这一行动是战后最为残酷的暴行之一，职业共产党人组织起了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武装到足以抗衡其右翼的对手们。“我要是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一定会说我是在撒谎，”一个年轻的志愿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毫不留情。我们甚至对伤员开枪......任何落到我们手里的人都会先挨一顿枪托，然后我们用子弹结果掉他们。我们甚至打死了十名红十字会的护士，因为我们看到她们带着手枪。”
莫德尔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驱使他走上战场的动机是十分含混的，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政府上台武装部队都必须维护秩序并镇压共产主义。如果他曾对杀死平民和俘虏感到过困惑的话，他也从未表露过这一点，就像他对于六年前处决比利时平民没有表达过反对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他冷酷残忍，但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并不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军官所享有的权力。此外，他可能与后期的行动无关，因为他在自己的租住处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小姐，赫尔塔·霍艾森。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这对夫妇共养育了三个孩子：克里斯塔、赫拉和汉斯乔治。10月1日他调往驻慕尼黑的18步兵团的一线连队，次年任该团机枪连连长。仅仅几个月后，他调往第6步兵师在该师炮兵指挥官保罗·哈赛少将（现任部队办公室首脑的兄弟）手下担任参谋。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
moshido 发表于 2014-9-25 14:58
太好了，等翻译好了记得出版实体书啊！到时买本来收藏！
兄弟，你反应真快，我就复制粘贴这么会功夫你就把二楼占了。
太好了，等翻译好了记得出版实体书啊！到时买本来收藏！
兄弟，你反应真快，我就复制粘贴这么会功夫你就把二楼占了。
莫德尔的下一个职务意味着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一个重大进步。遵循总参谋部军官交替担任指挥和参谋职务的传统，他在1925年10月再次担任连长，指挥第3步兵师8团3营的9连。这个师驻扎在第三军区（柏林）的格里茨军营。在第3师任职不仅让莫德尔接近了德军指挥机构的核心而且意味着他成为了德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中的一员。这个师的前身是旧帝国军队的第三军，是部署在波兰边境的五支主力部队（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之一，国防军中的高级将领，尤其是来自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些人，坚信这一地区是被大幅度削弱了的魏玛国防军最有可能被迫投入战斗的地方。因此这些师也就一直在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并成为了机械化作战的实验部队。例如，其中的骑兵师始终都在试图探索一种将摩托化部队和乘骑部队混合编组为具有突破和扩大战果能力的机械化军的途径。正如罗伯特·M·希提诺所注意到的那样，“对来自波兰的威胁的担心是发展‘闪电战’的主要诱因。”
第3步兵师各团深入参与了新的战术创新的实验。第9步兵团事实上被当做是全军的“教导团”，但实际上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初全师都在演习中参与了对坦克（当然是模型）、装甲车、半履带车和摩托车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潜力的验证。师属部队在1928年的全军演习中扮演全摩托化的团级战斗群，还在1929年验证了摩托化步兵营，参与其事的军官中包括约瑟夫·哈珀、沃纳·肯普夫、奥德维格·冯·纳兹莫、沃尔特·内林和沃尔特·温克。最终第3运输营成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少校的装甲侦察营的原型，而第3炮兵团的3营则配属给于特博格炮兵学校作为训练部队。莫德尔因而发现自己置身于魏玛国防军中最有创新精神的战术和战役思想家中间。
有时人们会以为正是古德里安和其他机动作战的信徒们以其充满洞察力甚至是天才的思想火花在两次大战之间把战术创新引入到了德国军队中。实际上，尽管与其他国家的军事组织一样都趋于保守，但德国军队在1923年到1938年之间进行了高密度的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的演习并对新的武器系统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演习尽可能的接近实际情况。”詹姆斯·克鲁姆在最近的对德国战术条令发展的研究中指出。不仅如此，尽管缺乏重型装备，魏玛国防军还是在攻击行动、进攻战术和反击方面进行着战术研究。“对于战士们来说，进攻比防御更为有利。”威廉姆·利特·莱布写到，而他通常是被当做最保守的德军高级将领之一，而官方的训练手册也对此表示赞同。冯·塞克特在1921年的“作战指挥与武器的关系”中指出：
我们只有在掌握了那些我们被禁止拥有的武器的知识的时候，才能找到在无法拥有这些武器的情况下与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作战的方法和手段。缺少这些武器不应成为我们不敢进攻的借口。大胆的机动、更好的训练、充分利用地形并频繁利用夜幕的掩护可以部分地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所有部队都必须学会利用伪装技术来避开敌人的空中观察。在训练中一方应该经常地缺乏现代化装备而另外一方则拥有这些武器。强调所有武器的配合极其重要，特别是步兵和炮兵，这一点要贯彻到最基层的部队。
莫德尔的连有两名中尉和161名军士和士兵，编有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个班又分成步枪战斗组和机枪战斗组。在他所在营有三个这样的连，还有一个装备八挺重机枪的机枪连，其中的两挺配属给莫德尔的连。第8步兵团包括三个营和一个配属步兵炮群有三门75mm炮和一门105mm炮。这种组织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18年的突击营，而且德国人训练也同样毫不放松。莫德尔在这里如鱼得水。“新任连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职责当中，”沃尔特·格利茨发现。“法宝就是训练，更多的训练。”
1928年9月底莫德尔上尉（几个月后晋升少校）调离连队到师部当参谋，在汉斯-乔治·莱因哈特中校的训练处任职。莫德尔同时还要担任总参谋部军官基础课程的军事和战术教官。在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莫德尔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他在担任一名集团军司令官时显得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他1929年对格奈泽瑙的研究以及在讲授马恩河和坦能堡战役的课程中都表现出了他对于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机动的理解。他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在后来成为了将军，其中有阿道夫·豪辛格、费迪南德·约德尔、希格弗利德·拉斯普、汉斯·斯派达尔和奥古斯特·温特。拉斯普回忆说莫德尔是他在训练中最好的教官。斯派达尔和温特，他们都曾在1944年担任莫德尔的参谋长而且也都不喜欢他，但也都承认莫德尔不仅能充分地理解和讲述技术和战术细节而且还总是能够将这些细节与总体的战役指导思想联系起来。
也许对莫德尔的才能产生深刻印象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冯·克申豪森少将，他在从军队退休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采取的最后几个行动之一就是把这位年轻的少校调入部队办公室四处（训练处，在部队内部通常被称为T-4）。这次调动让莫德尔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未来的岁月中领导德国军队重新武装、扩充军备并横扫欧洲的大人物们。他相继在威廉姆·冯·李斯特上校、沃尔特·冯·勃劳希契上校和沃尔特·韦弗尔上校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其他与莫德尔联系密切的军官包括威廉姆·凯特尔、弗里德里希·保罗斯（家中常客）和弗兰茨·哈尔德（他注意到了莫德尔从30年代开始就离不开他的单片眼镜了）。这一任命还让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到苏联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参观德国设在那里的秘密训练基地。莫德尔和一个包括沃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姆·凯特尔和艾里希·屈斯特林在内的军官小组一起到了俄国，代表团拜访并参观了红军的很多部队和设施以及他们自己的相应设施。莫德尔花了十四天的时间观察了罗斯托夫的第9步兵师。作为这次访问的成果，莫德尔就红军的武器技术现状写了一篇技术性论文。
莫德尔的下一个职务意味着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一个重大进步。遵循总参谋部军官交替担任指挥和参谋职务的传统，他在1925年10月再次担任连长，指挥第3步兵师8团3营的9连。这个师驻扎在第三军区（柏林）的格里茨军营。在第3师任职不仅让莫德尔接近了德军指挥机构的核心而且意味着他成为了德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中的一员。这个师的前身是旧帝国军队的第三军，是部署在波兰边境的五支主力部队（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之一，国防军中的高级将领，尤其是来自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些人，坚信这一地区是被大幅度削弱了的魏玛国防军最有可能被迫投入战斗的地方。因此这些师也就一直在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并成为了机械化作战的实验部队。例如，其中的骑兵师始终都在试图探索一种将摩托化部队和乘骑部队混合编组为具有突破和扩大战果能力的机械化军的途径。正如罗伯特·M·希提诺所注意到的那样，“对来自波兰的威胁的担心是发展‘闪电战’的主要诱因。”
第3步兵师各团深入参与了新的战术创新的实验。第9步兵团事实上被当做是全军的“教导团”，但实际上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初全师都在演习中参与了对坦克（当然是模型）、装甲车、半履带车和摩托车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潜力的验证。师属部队在1928年的全军演习中扮演全摩托化的团级战斗群，还在1929年验证了摩托化步兵营，参与其事的军官中包括约瑟夫·哈珀、沃纳·肯普夫、奥德维格·冯·纳兹莫、沃尔特·内林和沃尔特·温克。最终第3运输营成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少校的装甲侦察营的原型，而第3炮兵团的3营则配属给于特博格炮兵学校作为训练部队。莫德尔因而发现自己置身于魏玛国防军中最有创新精神的战术和战役思想家中间。
有时人们会以为正是古德里安和其他机动作战的信徒们以其充满洞察力甚至是天才的思想火花在两次大战之间把战术创新引入到了德国军队中。实际上，尽管与其他国家的军事组织一样都趋于保守，但德国军队在1923年到1938年之间进行了高密度的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的演习并对新的武器系统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演习尽可能的接近实际情况。”詹姆斯·克鲁姆在最近的对德国战术条令发展的研究中指出。不仅如此，尽管缺乏重型装备，魏玛国防军还是在攻击行动、进攻战术和反击方面进行着战术研究。“对于战士们来说，进攻比防御更为有利。”威廉姆·利特·莱布写到，而他通常是被当做最保守的德军高级将领之一，而官方的训练手册也对此表示赞同。冯·塞克特在1921年的“作战指挥与武器的关系”中指出：
我们只有在掌握了那些我们被禁止拥有的武器的知识的时候，才能找到在无法拥有这些武器的情况下与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作战的方法和手段。缺少这些武器不应成为我们不敢进攻的借口。大胆的机动、更好的训练、充分利用地形并频繁利用夜幕的掩护可以部分地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所有部队都必须学会利用伪装技术来避开敌人的空中观察。在训练中一方应该经常地缺乏现代化装备而另外一方则拥有这些武器。强调所有武器的配合极其重要，特别是步兵和炮兵，这一点要贯彻到最基层的部队。
莫德尔的连有两名中尉和161名军士和士兵，编有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个班又分成步枪战斗组和机枪战斗组。在他所在营有三个这样的连，还有一个装备八挺重机枪的机枪连，其中的两挺配属给莫德尔的连。第8步兵团包括三个营和一个配属步兵炮群有三门75mm炮和一门105mm炮。这种组织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18年的突击营，而且德国人训练也同样毫不放松。莫德尔在这里如鱼得水。“新任连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职责当中，”沃尔特·格利茨发现。“法宝就是训练，更多的训练。”
1928年9月底莫德尔上尉（几个月后晋升少校）调离连队到师部当参谋，在汉斯-乔治·莱因哈特中校的训练处任职。莫德尔同时还要担任总参谋部军官基础课程的军事和战术教官。在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莫德尔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他在担任一名集团军司令官时显得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他1929年对格奈泽瑙的研究以及在讲授马恩河和坦能堡战役的课程中都表现出了他对于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机动的理解。他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在后来成为了将军，其中有阿道夫·豪辛格、费迪南德·约德尔、希格弗利德·拉斯普、汉斯·斯派达尔和奥古斯特·温特。拉斯普回忆说莫德尔是他在训练中最好的教官。斯派达尔和温特，他们都曾在1944年担任莫德尔的参谋长而且也都不喜欢他，但也都承认莫德尔不仅能充分地理解和讲述技术和战术细节而且还总是能够将这些细节与总体的战役指导思想联系起来。
也许对莫德尔的才能产生深刻印象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冯·克申豪森少将，他在从军队退休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采取的最后几个行动之一就是把这位年轻的少校调入部队办公室四处（训练处，在部队内部通常被称为T-4）。这次调动让莫德尔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未来的岁月中领导德国军队重新武装、扩充军备并横扫欧洲的大人物们。他相继在威廉姆·冯·李斯特上校、沃尔特·冯·勃劳希契上校和沃尔特·韦弗尔上校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其他与莫德尔联系密切的军官包括威廉姆·凯特尔、弗里德里希·保罗斯（家中常客）和弗兰茨·哈尔德（他注意到了莫德尔从30年代开始就离不开他的单片眼镜了）。这一任命还让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到苏联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参观德国设在那里的秘密训练基地。莫德尔和一个包括沃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姆·凯特尔和艾里希·屈斯特林在内的军官小组一起到了俄国，代表团拜访并参观了红军的很多部队和设施以及他们自己的相应设施。莫德尔花了十四天的时间观察了罗斯托夫的第9步兵师。作为这次访问的成果，莫德尔就红军的武器技术现状写了一篇技术性论文。
后面的需要审核，在等待通过。
楼上的都是德文高手啊
从英文翻译的，德文完全不懂。
在T-4的职位使得莫德尔得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来在1932年对前希特勒时代的最后阶段的魏玛国防军演习进行观察。这些演习是长达十年的有益探索和实验的高潮，同时也验证了合成部队理论家们艰苦工作的成果。在格拉芬沃尔和于特伯格举行的春季演习中，配备着模型坦克的摩托化战斗营演练了接敌行军、向集结地域运动、在无线电的协调指挥下的调动，以及在常规步兵的配合下建立反坦克防御。这些训练的成果在规模更大的西里西亚秋季演习中得到了反映，这次演习中卡尔·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少将指挥的第3步兵师（拥有一个全机械化营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与沃纳·弗利赫尔·冯·弗利契少将指挥的拥有两个师的骑兵军（由摩托化部队和乘骑部队混编）对抗。“1932年的演习对部队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学家罗伯特·赛提诺总结说，他还注意到这次演习验证了“后来被称为‘闪电战’战术的基本要素。”莫德尔所在单位负责协调这些训练的指挥提供帮助，进行裁判，判断战术效果，以及向其余部队宣布战斗结果。
几年后当莫德尔在装甲师的技术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时，这些经历让他获益匪浅，但现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事态发展要求他再去担任指挥职务。1932年他晋升中校，1933年11月莫德尔获得了驻东普鲁士的阿伦斯泰因的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的营长职务。在次年的军队急剧扩充中，这个团的三个营各自成为了一个新的团的骨干，而莫德尔也成为了新组建的第2步兵团的团长。为了将成千上万的包括警察和希特勒青年团员在内的新兵融入到部队中，莫德尔再次祭起了强调训练、更多的训练的法宝。
从1932到1935年这一时期对于莫德尔和德国的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当魏玛共和国自愿地吞下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的毒药时，正如一位海军军官在50年后回忆的那样，“很少有人怀疑到1933年1月30日的药物会在后来成为最终毁灭帝国的毒药。”希特勒的崛起至少是在事后表明，冯·塞克特企图建立一支不关心政治的军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纳粹的崛起反映了德国军官团从上到下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在最高层的将领中，机会主义分子柯尔特·冯·施莱彻尔把希特勒当做是他的权力游戏中的马前卒，更为保守的柯尔特·冯·哈默施泰因-艾库罗抵制对希特勒的任命，而容易上当的沃纳·冯·博洛姆堡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未来与元首联系在一起。在下级军官中，正如F·L·卡斯廷注意到的那样，纳粹和希特勒“对那些与许多国家社会党人有着相同社会背景和基本理念的年轻军官们来说极具吸引力。”1929年在乌尔姆三名尉官因极力鼓吹纳粹而受到的著名的审判中，其中的一位宣称，“在国防军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年轻军官和我具有同样的想法。”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机构为希特勒所树立起的形象，长期服役却又难以获得晋升而产生的挫折感以及对凡尔赛和约施加的限制的愤恨全都混合在一起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就连后来曾参与反希特勒密谋的赫宁·冯·特里斯科（当时是一名尉官）都在第9步兵团中向他的同僚们兜售货真价实的纳粹思想。
但在中层军官中，包括一线指挥官和级别较低的将军们，却潜藏着巨大的分歧。谨守普鲁士军人荣誉传统的那些人，以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为代表，在军官中属于大多数，他们接受了冯·塞克特和他的继任者们所灌输的不关心政治的立场，宣称“我的行动原则是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军事领域之内并远离一切政治活动。我完全没有那种天分。”法国的战壕和战后混乱中血迹斑斑的街头，让这些军官中的很多人，对于德国滑向政治混乱有一种本能的甚至是器质性的恐惧。希特勒和纳粹在1930年代早期花费了很大力气去影响这些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阿尔伯特·凯塞林在它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我所看到的很多事情让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赞赏他们杰出而又高效的组织，”这也许就让他“忽视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另外一些人，如沃尔特·冯·赖歇瑙，则更是被希特勒本人所深深打动，把他视为能够领导德国重新成为主要强国的俾斯麦式的政治强人。并非出于偶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军队的急剧扩充，使得各级军人都获得了晋升。最后，由于希特勒在他的个人魅力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技术革新的表象，那些军官团中的创新者们很自然地会在与其保守的上级的对抗中寻求他的支持。
在T-4的职位使得莫德尔得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来在1932年对前希特勒时代的最后阶段的魏玛国防军演习进行观察。这些演习是长达十年的有益探索和实验的高潮，同时也验证了合成部队理论家们艰苦工作的成果。在格拉芬沃尔和于特伯格举行的春季演习中，配备着模型坦克的摩托化战斗营演练了接敌行军、向集结地域运动、在无线电的协调指挥下的调动，以及在常规步兵的配合下建立反坦克防御。这些训练的成果在规模更大的西里西亚秋季演习中得到了反映，这次演习中卡尔·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少将指挥的第3步兵师（拥有一个全机械化营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与沃纳·弗利赫尔·冯·弗利契少将指挥的拥有两个师的骑兵军（由摩托化部队和乘骑部队混编）对抗。“1932年的演习对部队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学家罗伯特·赛提诺总结说，他还注意到这次演习验证了“后来被称为‘闪电战’战术的基本要素。”莫德尔所在单位负责协调这些训练的指挥提供帮助，进行裁判，判断战术效果，以及向其余部队宣布战斗结果。
几年后当莫德尔在装甲师的技术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时，这些经历让他获益匪浅，但现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事态发展要求他再去担任指挥职务。1932年他晋升中校，1933年11月莫德尔获得了驻东普鲁士的阿伦斯泰因的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的营长职务。在次年的军队急剧扩充中，这个团的三个营各自成为了一个新的团的骨干，而莫德尔也成为了新组建的第2步兵团的团长。为了将成千上万的包括警察和希特勒青年团员在内的新兵融入到部队中，莫德尔再次祭起了强调训练、更多的训练的法宝。
从1932到1935年这一时期对于莫德尔和德国的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当魏玛共和国自愿地吞下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的毒药时，正如一位海军军官在50年后回忆的那样，“很少有人怀疑到1933年1月30日的药物会在后来成为最终毁灭帝国的毒药。”希特勒的崛起至少是在事后表明，冯·塞克特企图建立一支不关心政治的军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纳粹的崛起反映了德国军官团从上到下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在最高层的将领中，机会主义分子柯尔特·冯·施莱彻尔把希特勒当做是他的权力游戏中的马前卒，更为保守的柯尔特·冯·哈默施泰因-艾库罗抵制对希特勒的任命，而容易上当的沃纳·冯·博洛姆堡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未来与元首联系在一起。在下级军官中，正如F·L·卡斯廷注意到的那样，纳粹和希特勒“对那些与许多国家社会党人有着相同社会背景和基本理念的年轻军官们来说极具吸引力。”1929年在乌尔姆三名尉官因极力鼓吹纳粹而受到的著名的审判中，其中的一位宣称，“在国防军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年轻军官和我具有同样的想法。”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机构为希特勒所树立起的形象，长期服役却又难以获得晋升而产生的挫折感以及对凡尔赛和约施加的限制的愤恨全都混合在一起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就连后来曾参与反希特勒密谋的赫宁·冯·特里斯科（当时是一名尉官）都在第9步兵团中向他的同僚们兜售货真价实的纳粹思想。
但在中层军官中，包括一线指挥官和级别较低的将军们，却潜藏着巨大的分歧。谨守普鲁士军人荣誉传统的那些人，以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为代表，在军官中属于大多数，他们接受了冯·塞克特和他的继任者们所灌输的不关心政治的立场，宣称“我的行动原则是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军事领域之内并远离一切政治活动。我完全没有那种天分。”法国的战壕和战后混乱中血迹斑斑的街头，让这些军官中的很多人，对于德国滑向政治混乱有一种本能的甚至是器质性的恐惧。希特勒和纳粹在1930年代早期花费了很大力气去影响这些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阿尔伯特·凯塞林在它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我所看到的很多事情让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赞赏他们杰出而又高效的组织，”这也许就让他“忽视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另外一些人，如沃尔特·冯·赖歇瑙，则更是被希特勒本人所深深打动，把他视为能够领导德国重新成为主要强国的俾斯麦式的政治强人。并非出于偶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军队的急剧扩充，使得各级军人都获得了晋升。最后，由于希特勒在他的个人魅力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技术革新的表象，那些军官团中的创新者们很自然地会在与其保守的上级的对抗中寻求他的支持。
当沃尔特·莫德尔结束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时，他可能会把自己划入君主制的拥护者之列，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威廉皇帝复辟还是其它政治安排都没什么两样。不过简单来说，他的个性、经历和背景都强烈地表明他会支持希特勒。而且那些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良师益友们，如沃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姆·凯特尔和弗里德里希·保罗斯也都迅速倒向了同一边。不仅如此由于他在30年代中期长期驻扎在柏林和东普鲁士，他同约瑟夫·戈培尔和赫尔曼·戈林交往密切并最终建立起了友谊。
虽然莫德尔与纳粹高层有这种关系，但正是1933年10月开始担任总参谋长的思想传统的路德维希·贝克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上帮了他关键性的一把。尽管此人最后成了希特勒的死敌之一，并被古德里安嘲讽为“对现代化技术一无所知，”并且“走到哪里败坏哪里”，但在30年代早期贝克却是军队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战略思想家并对机械化作战的潜力有着深刻认识。他在1935年10月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8处，在副总参谋长的领导下负责分析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让很多其他军官大吃一惊的是，贝克挑选了莫德尔担任这一职务。
贝克提名了对他的任命，而且也得到了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的批准和将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古斯塔夫·冯·维特希姆的认可，但是，希特勒的副官弗里德里希·豪斯巴契上校似乎才是这一任命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正如格利茨所指出的，豪斯巴契知道莫德尔“对于技术细节没有特殊的倾向性，”并注意到他在同僚中马术精湛而且驾驶技术也还说得过去。何况莫德尔还表现出了“对于技术潜力，包括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广泛的重要性和它将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敏锐的第六感。”
莫德尔在从事这项工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干劲让豪斯巴契显得颇有知人之明。他的部门在突击炮以及240mm自行火炮的发展方面勇于开拓，并且积极鼓吹把正在发展中的装甲部队扩充为装甲师和军。他同古德里安、内林和冯·曼施坦因一道积极推动把完全机械化的部队作为陆军进攻的核心。莫德尔在现场亲自对西班牙战场上的装甲兵和航空兵使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还在1937-1938年冬季走访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以考察使用重型迫击炮和攻城炮来摧毁捷克堡垒防线的可能性。他在这项工作的成绩让他在一旦发动入侵时成为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的候选人。莫德尔对于新技术的热心为他在同僚中赢得了一个外号“陆军中的现代化迷”。1938年3月他晋升少将。
不幸的是，莫德尔在其所有的职责中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参谋长汉斯·罗丁格的敌意，同样也让很多其他被他冲撞的军官感到恼火。艾里希·冯·曼施坦因认为莫德尔的行为“就像是办公室军官们这个鲤鱼池里面的一条梭鱼。”而弗兰茨·哈尔德则发现他过分坦率并往往是故意失礼。讽刺的是，正是希特勒在军队内部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导致了莫德尔的失势。当哈尔德在1938年成为陆军总参谋长时，莫德尔的所有保护人，贝克、冯·弗立契、豪斯巴契和冯·曼施坦因都已经辞职、被撤职、退役和调出陆军总部（OKH）。这段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以削弱那些反纳粹的军官们的影响力，在这场大洗牌中，哈尔德设法把一名拥护希特勒的小人物从他那一方踢了出去。1938年11月10日，沃尔特·莫德尔被任命为驻德累斯顿的第四军参谋长，多年来他第一次彻底离开了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
当希特勒决定入侵波兰时他仍然待在这个位置上。
————————第二章完——————————
当沃尔特·莫德尔结束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时，他可能会把自己划入君主制的拥护者之列，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威廉皇帝复辟还是其它政治安排都没什么两样。不过简单来说，他的个性、经历和背景都强烈地表明他会支持希特勒。而且那些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良师益友们，如沃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姆·凯特尔和弗里德里希·保罗斯也都迅速倒向了同一边。不仅如此由于他在30年代中期长期驻扎在柏林和东普鲁士，他同约瑟夫·戈培尔和赫尔曼·戈林交往密切并最终建立起了友谊。
虽然莫德尔与纳粹高层有这种关系，但正是1933年10月开始担任总参谋长的思想传统的路德维希·贝克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上帮了他关键性的一把。尽管此人最后成了希特勒的死敌之一，并被古德里安嘲讽为“对现代化技术一无所知，”并且“走到哪里败坏哪里”，但在30年代早期贝克却是军队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战略思想家并对机械化作战的潜力有着深刻认识。他在1935年10月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8处，在副总参谋长的领导下负责分析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让很多其他军官大吃一惊的是，贝克挑选了莫德尔担任这一职务。
贝克提名了对他的任命，而且也得到了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的批准和将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古斯塔夫·冯·维特希姆的认可，但是，希特勒的副官弗里德里希·豪斯巴契上校似乎才是这一任命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正如格利茨所指出的，豪斯巴契知道莫德尔“对于技术细节没有特殊的倾向性，”并注意到他在同僚中马术精湛而且驾驶技术也还说得过去。何况莫德尔还表现出了“对于技术潜力，包括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广泛的重要性和它将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敏锐的第六感。”
莫德尔在从事这项工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干劲让豪斯巴契显得颇有知人之明。他的部门在突击炮以及240mm自行火炮的发展方面勇于开拓，并且积极鼓吹把正在发展中的装甲部队扩充为装甲师和军。他同古德里安、内林和冯·曼施坦因一道积极推动把完全机械化的部队作为陆军进攻的核心。莫德尔在现场亲自对西班牙战场上的装甲兵和航空兵使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还在1937-1938年冬季走访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以考察使用重型迫击炮和攻城炮来摧毁捷克堡垒防线的可能性。他在这项工作的成绩让他在一旦发动入侵时成为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的候选人。莫德尔对于新技术的热心为他在同僚中赢得了一个外号“陆军中的现代化迷”。1938年3月他晋升少将。
不幸的是，莫德尔在其所有的职责中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参谋长汉斯·罗丁格的敌意，同样也让很多其他被他冲撞的军官感到恼火。艾里希·冯·曼施坦因认为莫德尔的行为“就像是办公室军官们这个鲤鱼池里面的一条梭鱼。”而弗兰茨·哈尔德则发现他过分坦率并往往是故意失礼。讽刺的是，正是希特勒在军队内部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导致了莫德尔的失势。当哈尔德在1938年成为陆军总参谋长时，莫德尔的所有保护人，贝克、冯·弗立契、豪斯巴契和冯·曼施坦因都已经辞职、被撤职、退役和调出陆军总部（OKH）。这段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以削弱那些反纳粹的军官们的影响力，在这场大洗牌中，哈尔德设法把一名拥护希特勒的小人物从他那一方踢了出去。1938年11月10日，沃尔特·莫德尔被任命为驻德累斯顿的第四军参谋长，多年来他第一次彻底离开了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
当希特勒决定入侵波兰时他仍然待在这个位置上。
————————第二章完——————————
这部分发重了，删掉。
这部分发重了，删掉。
记个号，肥了再看。。。
最好的还是回忆录。德国人的回忆录里，最好的是施佩尔的。
这样的帖子 还不申精
版主何在
版主何在
自己顶一下，发了第二章了。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不知道要审核，重复发了很多，版主能把十八楼删了吗？
楼主继续啊，最后一段重复了
第三章 陆军元帅般的派头
第四军和十六集团军参谋长
莫德尔与步兵将军维克托·冯·施维德勒除了都住在德累斯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第四军军长冯·施维德勒比莫德尔年长六岁并有反纳粹倾向。从1933年开始他就是陆军人事局长，这个职位在德国陆军中的权力和影响十分广泛，就其影响力而言,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就被视为是一个可以制约总参谋长的职位。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冯·施维德勒对于除关键指挥和参谋岗位上的最高级军官外的一切军中人事任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而他本人也从一名资历相对较低的上校脱颖而出成为陆军中最高级的十八名将领之一。冯·施维德勒的失势是希特勒得以让威廉姆·冯·勃劳希契在1938年2月取代冯·弗立契的条件之一。
而且冯·施维德勒在军事学说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行为上则是一位传统的普鲁士绅士。他属于那些仍然把在马拉炮兵支援下通过铁路进行调动和行军的步兵作为德国作战力量的主力的那一派军官。他完全同意威廉姆·冯·尤里克斯将军在1938年听完一次关于装甲师和合成作战的充满激情的报告后对内林所说的话“这位上校讲得的确很好也很有道理，但是要是我们在作战中需要使用这些坦克，我们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重点号为原文所加）”现在他发现自己要同一位爱说粗话，冲劲十足，满脑子都是关于坦克、突击炮和俯冲轰炸机的年轻参谋长共事。他整天嘀咕着的就是“它就不能再快点了吗？”
这种安排当然不是一种愉快的结合。更糟糕的是，那位坐在本应是司令官得力助手位子上的人经常会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莫德尔很快发现在德国军队迅速扩充和创新的过程中，第四军却似乎毫无同样的进取精神。他的作战部长是平庸的奥托·比欧德勒中校，一位与冯·施维德勒秉持同样传统的步兵军官。三位师长包括14师年长的彼得·威尔中将和24师更多考虑技术问题而非战术问题的弗里德里希·奥布里希特中将。只有第4师更年轻的少将师长艾里希·汉森，是莫德尔的同路人，他后来成为德国驻罗马尼亚的代表团首脑。同样在师的作战处长们中间只有24师的吉尔哈德·菲尔班德少校可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尽管沃尔特·格里茨认为“在那些充满压力的日子里莫德尔所处的环境对他来说颇为合适。”但毫不意外新任参谋长的到处伸手就像他在柏林一样激怒了很多人。第四军各部刚从对苏台德地区的不流血的占领行动中返回，莫德尔让他的新部门全速运转起来。比欧德勒中校很快就对他“精力旺盛的胡闹”感到害怕。莫德尔不打招呼地突然视察训练演习，并对那些他认为没有做出足够努力的军官恶语相加的怪癖简直成了一种传奇。正如他将在下次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行为模式，莫德尔在部队中很受欢迎，但在军官中的口碑就差多了。1944年8月已经晋升陆军元帅的莫德尔调往法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1938年在他手下任第四军第4步兵师师副官的军官。当他问起对方是否还记得他的老参谋长时，这位军官立即做出了十分肯定的答复，并委婉地提到早在1938年莫德尔就“已经用陆军元帅般的派头下达一些难以完成的任务。”
训练是莫德尔关心的唯一问题。尽管从技术上来说，莫德尔和冯·施维德勒的第四军司令部不仅要负责指挥三个师和将在战场上配属给他们的一些小型部队，还要充当军区司令部。这个角色要求他领导很多军事设施，统筹预备役部队的补充和动员，并且还要领导分布在萨克斯、东图林根还有后苏台德地区的日常事务。这一地区的常住人口达八百万，还包括一些大城市如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开姆尼兹。1944年盟军情报部门对第四军区的描述是“大部分为丘陵地形，南部是山区。部分地区是煤炭和其它矿物的矿区。大部分为工业区，尤其是开姆尼兹附近的纺织业、哈雷-梅森堡地区的化学工业以及分布在很多地方的小型机械和汽车工业。”
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满足于他在慕尼黑得到的东西，开始施加压力以期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正式并入第三帝国。此时莫德尔履职仅三个月。1939年1月当外交努力热火朝天地展开时，莫德尔也为在捷克一旦进行抵抗时爆发的战争进行着准备。第四军直接面对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北边界并将在向布拉格的进军中扮演关键角色。3月初，莫德尔亲自对布拉格进行了一次秘密侦察以考察进军路线和捷克人可能实施防御的阵地。不过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了，因为1938年9月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已经剥夺了捷克的主要边境筑垒地域，并且打消了德国人对于英法为协助捷克防御而投入军队的疑虑。德国军队在1939年3月未遭抵抗地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再次避免了战争，但对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不过是德军扩军的先声而已。正规师的训练步伐在尽可能的加快。多年后一位24步兵师的年轻尉官回忆道“我们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周六也会忙到中午。”第四军区下辖的三个伪装的师级参谋部现在已经完全动员起来指挥着三个由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师，他们的任务是在一旦与波兰交战时确保新近吞并的领土的安全。德累斯顿后备军指挥部改编为223后备步兵师，而255和256师则由开姆尼兹后备军指挥部和第5动员区改编而成。在补充计划中还将炮兵指挥机关从第4和24步兵师中抽出组建了另外两个由青年预备役士兵组成的师（56和87步兵师）的基干指挥机构，他们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正式组建。最后，还完成了154和174补充师参谋部的组建准备工作，他们的职责是为一线部队补充、训练和集结预备役士兵。
第四军和十六集团军参谋长
莫德尔与步兵将军维克托·冯·施维德勒除了都住在德累斯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第四军军长冯·施维德勒比莫德尔年长六岁并有反纳粹倾向。从1933年开始他就是陆军人事局长，这个职位在德国陆军中的权力和影响十分广泛，就其影响力而言,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就被视为是一个可以制约总参谋长的职位。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冯·施维德勒对于除关键指挥和参谋岗位上的最高级军官外的一切军中人事任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而他本人也从一名资历相对较低的上校脱颖而出成为陆军中最高级的十八名将领之一。冯·施维德勒的失势是希特勒得以让威廉姆·冯·勃劳希契在1938年2月取代冯·弗立契的条件之一。
而且冯·施维德勒在军事学说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行为上则是一位传统的普鲁士绅士。他属于那些仍然把在马拉炮兵支援下通过铁路进行调动和行军的步兵作为德国作战力量的主力的那一派军官。他完全同意威廉姆·冯·尤里克斯将军在1938年听完一次关于装甲师和合成作战的充满激情的报告后对内林所说的话“这位上校讲得的确很好也很有道理，但是要是我们在作战中需要使用这些坦克，我们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重点号为原文所加）”现在他发现自己要同一位爱说粗话，冲劲十足，满脑子都是关于坦克、突击炮和俯冲轰炸机的年轻参谋长共事。他整天嘀咕着的就是“它就不能再快点了吗？”
这种安排当然不是一种愉快的结合。更糟糕的是，那位坐在本应是司令官得力助手位子上的人经常会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莫德尔很快发现在德国军队迅速扩充和创新的过程中，第四军却似乎毫无同样的进取精神。他的作战部长是平庸的奥托·比欧德勒中校，一位与冯·施维德勒秉持同样传统的步兵军官。三位师长包括14师年长的彼得·威尔中将和24师更多考虑技术问题而非战术问题的弗里德里希·奥布里希特中将。只有第4师更年轻的少将师长艾里希·汉森，是莫德尔的同路人，他后来成为德国驻罗马尼亚的代表团首脑。同样在师的作战处长们中间只有24师的吉尔哈德·菲尔班德少校可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尽管沃尔特·格里茨认为“在那些充满压力的日子里莫德尔所处的环境对他来说颇为合适。”但毫不意外新任参谋长的到处伸手就像他在柏林一样激怒了很多人。第四军各部刚从对苏台德地区的不流血的占领行动中返回，莫德尔让他的新部门全速运转起来。比欧德勒中校很快就对他“精力旺盛的胡闹”感到害怕。莫德尔不打招呼地突然视察训练演习，并对那些他认为没有做出足够努力的军官恶语相加的怪癖简直成了一种传奇。正如他将在下次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行为模式，莫德尔在部队中很受欢迎，但在军官中的口碑就差多了。1944年8月已经晋升陆军元帅的莫德尔调往法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1938年在他手下任第四军第4步兵师师副官的军官。当他问起对方是否还记得他的老参谋长时，这位军官立即做出了十分肯定的答复，并委婉地提到早在1938年莫德尔就“已经用陆军元帅般的派头下达一些难以完成的任务。”
训练是莫德尔关心的唯一问题。尽管从技术上来说，莫德尔和冯·施维德勒的第四军司令部不仅要负责指挥三个师和将在战场上配属给他们的一些小型部队，还要充当军区司令部。这个角色要求他领导很多军事设施，统筹预备役部队的补充和动员，并且还要领导分布在萨克斯、东图林根还有后苏台德地区的日常事务。这一地区的常住人口达八百万，还包括一些大城市如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开姆尼兹。1944年盟军情报部门对第四军区的描述是“大部分为丘陵地形，南部是山区。部分地区是煤炭和其它矿物的矿区。大部分为工业区，尤其是开姆尼兹附近的纺织业、哈雷-梅森堡地区的化学工业以及分布在很多地方的小型机械和汽车工业。”
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满足于他在慕尼黑得到的东西，开始施加压力以期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正式并入第三帝国。此时莫德尔履职仅三个月。1939年1月当外交努力热火朝天地展开时，莫德尔也为在捷克一旦进行抵抗时爆发的战争进行着准备。第四军直接面对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北边界并将在向布拉格的进军中扮演关键角色。3月初，莫德尔亲自对布拉格进行了一次秘密侦察以考察进军路线和捷克人可能实施防御的阵地。不过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了，因为1938年9月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已经剥夺了捷克的主要边境筑垒地域，并且打消了德国人对于英法为协助捷克防御而投入军队的疑虑。德国军队在1939年3月未遭抵抗地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再次避免了战争，但对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不过是德军扩军的先声而已。正规师的训练步伐在尽可能的加快。多年后一位24步兵师的年轻尉官回忆道“我们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周六也会忙到中午。”第四军区下辖的三个伪装的师级参谋部现在已经完全动员起来指挥着三个由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师，他们的任务是在一旦与波兰交战时确保新近吞并的领土的安全。德累斯顿后备军指挥部改编为223后备步兵师，而255和256师则由开姆尼兹后备军指挥部和第5动员区改编而成。在补充计划中还将炮兵指挥机关从第4和24步兵师中抽出组建了另外两个由青年预备役士兵组成的师（56和87步兵师）的基干指挥机构，他们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正式组建。最后，还完成了154和174补充师参谋部的组建准备工作，他们的职责是为一线部队补充、训练和集结预备役士兵。
春去夏来，走向战争的步伐也在加速。希特勒最新的领土要求涉及到了所谓的波兰走廊，在凡尔赛和约中为了保证波兰得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将其从西普鲁士割裂出来，此外这一条约还规定德国不能在但泽自由市驻军。然而让那位独裁者感到愤怒的是在慕尼黑退缩的同样一批英法领导人现在却与波兰缔结了军事同盟。他的反应用汉森·巴德温的话说是一种“大肆宣传”包括大规模地展示德军的武器装备（让波兰人相信与德国作战是毫无希望的），警告他们英国人不值得信赖（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以及在广播中告诫英国人与德国的战争将让整整一代英国青年毫无意义地牺牲（“值得为但泽打一仗吗？”）。希特勒命令军方在秋季迅速做好与波兰作战的准备，“突然发动战争，实施沉重的打击......迅速取得胜利。”
元首还在暗地里采取了更为严重的行动来确保消灭波兰。外交部长约希姆·里宾特洛甫奉命与苏联进行秘密谈判，目的不仅在于划分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而且还要把红军拉下水击败并肢解独立的波兰国家。8月21日，约瑟夫·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安排，向希特勒发出一封私人信件，他在其中提到“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不仅将会消除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而且还将重建我们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希特勒在晚宴上收到了这一消息，他大声地敲着桌子宣称“我如愿以偿了，我如愿以偿了！”艾尔伯特·施佩尔当时也坐在桌旁，他只知道几周来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讨价还价，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在一纸协定之上建立起了友谊是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震惊和最为激动人心的转折性事件。”不过为了提防这位未来的潜在对手，希特勒在他的赴莫斯科官方代表团中安排了一名摄影师以便拍摄到斯大林的最新照片——他想要考察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耳垂的形状和大小以便估计在他的血管里究竟有多少犹太血统。
消灭波兰的军事准备工作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5月开始积极地制定作战计划。已经在1938年退役的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上将被召回现役，任“龙德施泰特工作组”首脑，这个部门在动员后将改编为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不过在头两个月这个工作班子只有三名成员——冯·龙德施泰特、艾里希·冯·曼施坦因中将和根特·勃鲁门特里特上校——而且在计划制定的最初阶段他们显然只有部分时间参与了这项工作。直到八月中旬，冯·龙德施泰特还都待在家里连军服都没有，只是偶尔进行一些联系，冯·曼施坦因则继续指挥18步兵师，而陆军总部（OKH）也没有让勃鲁门特里特交代他在训练处的工作。
OKH赋予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从西西里西亚采取行动，包括确保位于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的所谓的波兹南突出部南部的安全,突破罗兹直指华沙，并经喀尔巴阡山北麓和斯洛伐克挺近加里西亚。为了达成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冯·龙德施泰特指挥着三个集团军司令部：第八集团军（步兵将军约翰纳斯·冯·布拉斯科维茨），第十集团军（炮兵将军沃尔特·冯·赖歇瑙）和十四集团军（威廉姆·冯·李斯特上将）。第八集团军仅有四个步兵师和一批前线警戒部队，他们将前出到瓦什河并确保罗默将军的罗兹集团军无法从北翼威胁德军主攻部队。从喀尔巴阡山出发的十四集团军将在宽大正面上展开更为强大的部队,五个步兵师、两个山地师、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团。
冯·龙德施泰特的攻击重心放在了位于克劳斯堡地域的冯·赖歇瑙的第十集团军。冯·赖歇瑙拥有五个军部，其中包括在和平时期指挥德军装甲、轻装和摩托化师的全部三个军部。这三个军的军长都是德军中最优秀的机械化作战专家：艾里希·霍普纳、赫尔曼·霍特和古斯塔夫·冯·维特斯海姆。他们指挥着两个装甲师、三个轻装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和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团。考虑到第1和第2轻装师各自加强了一个装甲团，使得他们的兵力足以媲美正规的装甲师，第十集团军拥有1210辆坦克（占投入波兰战场的作战车辆的47%），其中278辆是更重的III型和IV型坦克（占投入战斗的重型坦克的67.8%）。第十集团军除了名义，实际上是德军组建的第一个“装甲集团军”。第四和十一军将为这些装甲部队提供步兵支援。
按照冯·曼施坦因的说法“第十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尽可能近地伴随其后的步兵师的支援下，必须要对可能集结在边境附近的敌军部队实施向心打击并消灭他们，而且这些坦克将尽可能地先于敌军到达从杜布林到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各渡口。”这意味着冯·赖歇瑙将负责撕开罗兹集团军由四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组成的战线。在强渡瓦什河一线后，曼施坦因回忆道“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现有必要赋予第十集团军两个任务，”其中北翼集群的三个军（十一、十四、十六）将尽快向华沙实施突破而南翼集群（第四和十五军）则向拉多姆推进。这次分兵将会把脆弱的中央战线暴露在敌军可能的反击之下，这是赖歇瑙集团军要冒的最大风险。确保中央部分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第四军的任务。
在进攻的第一阶段第四军位于十六和十五军之间，在连接奥得河上的奥波莱和瓦什河上的琴斯托霍瓦轴线上靠近卢布利尼茨。冯·施维德勒的各个步兵师要尽力向前推进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但又不能太快从而导致波兰人后退，此刻第1装甲师将向北，而第2轻装师将向南疾驰以包抄波军的侧翼从而在琴斯托霍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或冒险的行动，因为在这一地区的两个波兰步兵师如同和平时期一样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动员起他们的补充兵员。不仅如此波兰人只有少量的老式法国火炮没有名副其实的反坦克炮，而波兰空军也将在冲突爆发后的12小时内被摧毁在地面上。
但对于冯·施维德勒和莫德尔来说情况仍然是很严峻的。为了不让波兰人对德国产生警觉，OKH要避免宣布总动员；当8月28日发出最后警告后（因外交原因推迟了一次），第四军参谋部只有三天的时间用于完成各项任务。该军三个正规师要调动到军区以外的集结地域，而且莫德尔很可能直到8月29日才得知24步兵师已经被转隶第八集团军。不仅如此在各师开始调动之前，各团所属的第三营营长和第三连连长以及多达20%的主要士官和士兵都被调出去构成56和87步兵师的骨干，这两个师将在9月4日组建并部署在法国边境上。不仅要为这些师的调动进行大量细致的参谋作业，而且还要使用预备役人员来填补正规部队调出后留下的空缺；毫无疑问，尽管德军迅速调往边境但在他们的战线上还是留下了许多缺口。
24步兵师的调出意味着从这场战争的一开始，军就将会被当做是一个单纯的战术司令部，负责监督碰巧配属给它的那些师的作战行动，而不会是像1914年在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指挥下的各军那样作为一个战役单位集中使用。如果军长和他的参谋长对于这一点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到8月30日他们也就完全明白了，14步兵师被调出，代之以从第三军区抽调的46步兵师。同日第十集团军为该军配属了一批小型的独立部队，包括工兵和工程部队、摩托化舟桥纵队、集团军炮兵营、警戒部队、高炮部队和一个空军侦察组。第四军接收了这些部队并且未加任何评论地为他们指派了任务。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莫德尔在8月31日那天一定在大声的咒骂着，他的老朋友弗里德里希·保罗斯（时任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在战役开始前不到24小时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他冯·赖歇瑙认为就第四军所受领的任务来说占用的摩托化部队过多，决定只要摩托化工兵营、两个舟桥纵队、一个高射炮营和侦察机到达就全部调出。当莫德尔问到在没有足够的工兵和架桥装备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将步兵和重型装备渡过瓦什河时，保罗斯告诉他去占领一座桥梁。更糟的是，保罗斯在8月31日下午又打电话告诉他第十集团军又决定将14步兵师调出配属给装备着大量坦克的十六军以加强集团军的主攻方向。莫德尔当即提出抗议——这次他争辩说这一调动将会让他的军只剩下在一线的两个步兵师而没有预备队用于击退敌军的反击——保罗斯平静地指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向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第七军求援。比欧德勒中校的记录表明在8月31日夜间莫德尔至少又给第十集团军司令部打了两个电话却没能说服冯·赖歇瑙和保罗斯收回成命。如果是保罗斯接电话他无疑将会试图说服莫德尔，但要是冯·赖歇瑙接电话，他肯定会直截了当地让这位军参谋长闭嘴并使用分配给他的资源去完成任务。
就这样，第四军的士兵们在1939年9月1日黎明前越过了边境。如果沃尔特·莫德尔曾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将会吞噬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他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或者自行记录下来。考虑到他对于政治缺乏兴趣以及其职责所在的话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是莫德尔能活过战争并写下回忆录的话，那么他会不会以其一贯的坦率谈到他是否曾经像他大多数同事那样被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的想法所深深困扰倒是让人很感兴趣的。古德里安坚持说“我们并不是漫不经心地投入战争的，没有哪位将军不是真心拥护和平的。”冯·曼施坦因谈到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决策时说“我们感到难以置信”，阿尔伯特·凯塞林回忆起“冰冷的战争阴影”时说他感到“不安和紧张”，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冯·梅林津则告诉他的读者们“我没有发现我在1914年作为一个十岁男孩所看到的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没有人感到欢欣鼓舞。”不过这里面又有多少是自我辩解呢？古德里安还详细描述了他在占领自己的出生地库尔姆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的情景，那里在1919年以前是德国领土；曼施坦因在谈到凡尔赛和约所划分的不公正的边界时语气也变得意味深长“那些划分得毫无道理的边界，那种对我们祖国的肢解！”冯·梅林津在写到公众的冷淡情绪之前先用了一段篇幅来为希特勒收回但泽进行辩护，凯塞林走得更远，他认为德国面对着的是来自波兰的“无情的死敌”。那些保留下来还没有用“后纳粹时代的政治正确”来进行修改的1939年8月到9月的军官和士兵们的日记和信件在字里行间中表达了与一名属于第十集团军第4轻装师的士兵威廉姆·普茹勒在1939年8月31日同样的感受：
我们对局势感到非常满意，既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坐视对于德意志国家的迫害，那么就让我们来纠正这个让上天都为之哭泣的错误好了。如果我们要走上战场，那么我们就是在为正义而战。
虽然莫德尔在此后的战役中对此没有留下什么类似的评论，但也很难想象他会反对这种观点。
这场战役，在第四军的角度来看一共持续了11天的时间，主要是在进行强行军，只在最后阶段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从9月1日到5日该军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琴斯托霍瓦对一个波兰师级规模部队的包围圈的北翼安全，并将其行动最快的部队向北推进到瓦什河。让莫德尔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第十集团军在9月3日将14步兵师归还第四军建制；施维德勒和莫德尔用这支部队把守包围圈，并将第4和46步兵师的主力抽出，于9月5日渡过瓦什河。同日下午保罗斯给莫德尔打来电话再次抽走了14步兵师并规定了新的作战任务。
第十集团军在得到南方集团军群预备队第七军的加强后，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突破。十一和十六军沿皮利卡河北岸向华沙前进，第七军和十五军的一半部队转向南面越过莱莎戈拉山与十四集团军建立联系,第四、十四军和十五军另外一半的兵力则将拉多姆作为其下一个目标。拉多姆不仅是一个地理目标：在德国空军的持续轰炸下属于波军总预备队的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第3、12、19、29、36步兵师和维勒恩斯卡骑兵旅）正在疯狂地企图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军来支援华沙防线。而只剩下第4和46步兵师的第四军则不得不再次作为第1和第2轻装师这两柄铁锤的铁砧。
拉多姆在9月9日被包围，尽管受到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兵集火射击，部分波军部队还是坚持作战并迫使德军与之进行逐屋争夺的巷战。这一任务主要由46步兵师的掷弹兵们来完成，对他们来说此后的48小时根本谈不上什么闪电战术。其中42、72和97步兵团总计遭受了1,871人的伤亡，相当于这次战役中其他一线步兵师平均伤亡的两倍。波兰人在9月11日投降，第四军宣布他们俘虏了125名军官和37,743名士兵。这一网的猎物颇为可观，但缴获的军火却并不算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场战役的过程做了注脚。冯·施维德勒的部队俘虏了四个师的主力，缴获的武器仅仅是5,600条步枪，20门反坦克炮，75门老式法国火炮，47门迫击炮和261挺机枪。
拉多姆刚一投降第十集团军就又从第四军抽走了46步兵师只给冯·施维德勒的军部留下了第4步兵师和配属的炮兵、工兵和工程营。第4步兵师奉命跨过维斯杜拉河并占领克拉斯尼科，同时第四军的任务还扩大到保卫第十集团军后方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在经过短暂的交战之后，军参谋长发现他现在要负责组织运输队、重建桥梁、看管俘虏和扫荡那些被绕过去的波军残部。
元首还在暗地里采取了更为严重的行动来确保消灭波兰。外交部长约希姆·里宾特洛甫奉命与苏联进行秘密谈判，目的不仅在于划分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而且还要把红军拉下水击败并肢解独立的波兰国家。8月21日，约瑟夫·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安排，向希特勒发出一封私人信件，他在其中提到“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不仅将会消除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而且还将重建我们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希特勒在晚宴上收到了这一消息，他大声地敲着桌子宣称“我如愿以偿了，我如愿以偿了！”艾尔伯特·施佩尔当时也坐在桌旁，他只知道几周来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讨价还价，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在一纸协定之上建立起了友谊是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震惊和最为激动人心的转折性事件。”不过为了提防这位未来的潜在对手，希特勒在他的赴莫斯科官方代表团中安排了一名摄影师以便拍摄到斯大林的最新照片——他想要考察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耳垂的形状和大小以便估计在他的血管里究竟有多少犹太血统。
消灭波兰的军事准备工作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5月开始积极地制定作战计划。已经在1938年退役的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上将被召回现役，任“龙德施泰特工作组”首脑，这个部门在动员后将改编为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不过在头两个月这个工作班子只有三名成员——冯·龙德施泰特、艾里希·冯·曼施坦因中将和根特·勃鲁门特里特上校——而且在计划制定的最初阶段他们显然只有部分时间参与了这项工作。直到八月中旬，冯·龙德施泰特还都待在家里连军服都没有，只是偶尔进行一些联系，冯·曼施坦因则继续指挥18步兵师，而陆军总部（OKH）也没有让勃鲁门特里特交代他在训练处的工作。
OKH赋予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从西西里西亚采取行动，包括确保位于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的所谓的波兹南突出部南部的安全,突破罗兹直指华沙，并经喀尔巴阡山北麓和斯洛伐克挺近加里西亚。为了达成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冯·龙德施泰特指挥着三个集团军司令部：第八集团军（步兵将军约翰纳斯·冯·布拉斯科维茨），第十集团军（炮兵将军沃尔特·冯·赖歇瑙）和十四集团军（威廉姆·冯·李斯特上将）。第八集团军仅有四个步兵师和一批前线警戒部队，他们将前出到瓦什河并确保罗默将军的罗兹集团军无法从北翼威胁德军主攻部队。从喀尔巴阡山出发的十四集团军将在宽大正面上展开更为强大的部队,五个步兵师、两个山地师、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团。
冯·龙德施泰特的攻击重心放在了位于克劳斯堡地域的冯·赖歇瑙的第十集团军。冯·赖歇瑙拥有五个军部，其中包括在和平时期指挥德军装甲、轻装和摩托化师的全部三个军部。这三个军的军长都是德军中最优秀的机械化作战专家：艾里希·霍普纳、赫尔曼·霍特和古斯塔夫·冯·维特斯海姆。他们指挥着两个装甲师、三个轻装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和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团。考虑到第1和第2轻装师各自加强了一个装甲团，使得他们的兵力足以媲美正规的装甲师，第十集团军拥有1210辆坦克（占投入波兰战场的作战车辆的47%），其中278辆是更重的III型和IV型坦克（占投入战斗的重型坦克的67.8%）。第十集团军除了名义，实际上是德军组建的第一个“装甲集团军”。第四和十一军将为这些装甲部队提供步兵支援。
按照冯·曼施坦因的说法“第十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尽可能近地伴随其后的步兵师的支援下，必须要对可能集结在边境附近的敌军部队实施向心打击并消灭他们，而且这些坦克将尽可能地先于敌军到达从杜布林到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各渡口。”这意味着冯·赖歇瑙将负责撕开罗兹集团军由四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组成的战线。在强渡瓦什河一线后，曼施坦因回忆道“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现有必要赋予第十集团军两个任务，”其中北翼集群的三个军（十一、十四、十六）将尽快向华沙实施突破而南翼集群（第四和十五军）则向拉多姆推进。这次分兵将会把脆弱的中央战线暴露在敌军可能的反击之下，这是赖歇瑙集团军要冒的最大风险。确保中央部分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第四军的任务。
在进攻的第一阶段第四军位于十六和十五军之间，在连接奥得河上的奥波莱和瓦什河上的琴斯托霍瓦轴线上靠近卢布利尼茨。冯·施维德勒的各个步兵师要尽力向前推进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但又不能太快从而导致波兰人后退，此刻第1装甲师将向北，而第2轻装师将向南疾驰以包抄波军的侧翼从而在琴斯托霍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或冒险的行动，因为在这一地区的两个波兰步兵师如同和平时期一样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动员起他们的补充兵员。不仅如此波兰人只有少量的老式法国火炮没有名副其实的反坦克炮，而波兰空军也将在冲突爆发后的12小时内被摧毁在地面上。
但对于冯·施维德勒和莫德尔来说情况仍然是很严峻的。为了不让波兰人对德国产生警觉，OKH要避免宣布总动员；当8月28日发出最后警告后（因外交原因推迟了一次），第四军参谋部只有三天的时间用于完成各项任务。该军三个正规师要调动到军区以外的集结地域，而且莫德尔很可能直到8月29日才得知24步兵师已经被转隶第八集团军。不仅如此在各师开始调动之前，各团所属的第三营营长和第三连连长以及多达20%的主要士官和士兵都被调出去构成56和87步兵师的骨干，这两个师将在9月4日组建并部署在法国边境上。不仅要为这些师的调动进行大量细致的参谋作业，而且还要使用预备役人员来填补正规部队调出后留下的空缺；毫无疑问，尽管德军迅速调往边境但在他们的战线上还是留下了许多缺口。
24步兵师的调出意味着从这场战争的一开始，军就将会被当做是一个单纯的战术司令部，负责监督碰巧配属给它的那些师的作战行动，而不会是像1914年在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指挥下的各军那样作为一个战役单位集中使用。如果军长和他的参谋长对于这一点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到8月30日他们也就完全明白了，14步兵师被调出，代之以从第三军区抽调的46步兵师。同日第十集团军为该军配属了一批小型的独立部队，包括工兵和工程部队、摩托化舟桥纵队、集团军炮兵营、警戒部队、高炮部队和一个空军侦察组。第四军接收了这些部队并且未加任何评论地为他们指派了任务。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莫德尔在8月31日那天一定在大声的咒骂着，他的老朋友弗里德里希·保罗斯（时任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在战役开始前不到24小时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他冯·赖歇瑙认为就第四军所受领的任务来说占用的摩托化部队过多，决定只要摩托化工兵营、两个舟桥纵队、一个高射炮营和侦察机到达就全部调出。当莫德尔问到在没有足够的工兵和架桥装备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将步兵和重型装备渡过瓦什河时，保罗斯告诉他去占领一座桥梁。更糟的是，保罗斯在8月31日下午又打电话告诉他第十集团军又决定将14步兵师调出配属给装备着大量坦克的十六军以加强集团军的主攻方向。莫德尔当即提出抗议——这次他争辩说这一调动将会让他的军只剩下在一线的两个步兵师而没有预备队用于击退敌军的反击——保罗斯平静地指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向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第七军求援。比欧德勒中校的记录表明在8月31日夜间莫德尔至少又给第十集团军司令部打了两个电话却没能说服冯·赖歇瑙和保罗斯收回成命。如果是保罗斯接电话他无疑将会试图说服莫德尔，但要是冯·赖歇瑙接电话，他肯定会直截了当地让这位军参谋长闭嘴并使用分配给他的资源去完成任务。
就这样，第四军的士兵们在1939年9月1日黎明前越过了边境。如果沃尔特·莫德尔曾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将会吞噬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他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或者自行记录下来。考虑到他对于政治缺乏兴趣以及其职责所在的话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是莫德尔能活过战争并写下回忆录的话，那么他会不会以其一贯的坦率谈到他是否曾经像他大多数同事那样被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的想法所深深困扰倒是让人很感兴趣的。古德里安坚持说“我们并不是漫不经心地投入战争的，没有哪位将军不是真心拥护和平的。”冯·曼施坦因谈到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决策时说“我们感到难以置信”，阿尔伯特·凯塞林回忆起“冰冷的战争阴影”时说他感到“不安和紧张”，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冯·梅林津则告诉他的读者们“我没有发现我在1914年作为一个十岁男孩所看到的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没有人感到欢欣鼓舞。”不过这里面又有多少是自我辩解呢？古德里安还详细描述了他在占领自己的出生地库尔姆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的情景，那里在1919年以前是德国领土；曼施坦因在谈到凡尔赛和约所划分的不公正的边界时语气也变得意味深长“那些划分得毫无道理的边界，那种对我们祖国的肢解！”冯·梅林津在写到公众的冷淡情绪之前先用了一段篇幅来为希特勒收回但泽进行辩护，凯塞林走得更远，他认为德国面对着的是来自波兰的“无情的死敌”。那些保留下来还没有用“后纳粹时代的政治正确”来进行修改的1939年8月到9月的军官和士兵们的日记和信件在字里行间中表达了与一名属于第十集团军第4轻装师的士兵威廉姆·普茹勒在1939年8月31日同样的感受：
我们对局势感到非常满意，既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坐视对于德意志国家的迫害，那么就让我们来纠正这个让上天都为之哭泣的错误好了。如果我们要走上战场，那么我们就是在为正义而战。
虽然莫德尔在此后的战役中对此没有留下什么类似的评论，但也很难想象他会反对这种观点。
这场战役，在第四军的角度来看一共持续了11天的时间，主要是在进行强行军，只在最后阶段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从9月1日到5日该军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琴斯托霍瓦对一个波兰师级规模部队的包围圈的北翼安全，并将其行动最快的部队向北推进到瓦什河。让莫德尔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第十集团军在9月3日将14步兵师归还第四军建制；施维德勒和莫德尔用这支部队把守包围圈，并将第4和46步兵师的主力抽出，于9月5日渡过瓦什河。同日下午保罗斯给莫德尔打来电话再次抽走了14步兵师并规定了新的作战任务。
第十集团军在得到南方集团军群预备队第七军的加强后，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突破。十一和十六军沿皮利卡河北岸向华沙前进，第七军和十五军的一半部队转向南面越过莱莎戈拉山与十四集团军建立联系,第四、十四军和十五军另外一半的兵力则将拉多姆作为其下一个目标。拉多姆不仅是一个地理目标：在德国空军的持续轰炸下属于波军总预备队的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第3、12、19、29、36步兵师和维勒恩斯卡骑兵旅）正在疯狂地企图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军来支援华沙防线。而只剩下第4和46步兵师的第四军则不得不再次作为第1和第2轻装师这两柄铁锤的铁砧。
拉多姆在9月9日被包围，尽管受到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兵集火射击，部分波军部队还是坚持作战并迫使德军与之进行逐屋争夺的巷战。这一任务主要由46步兵师的掷弹兵们来完成，对他们来说此后的48小时根本谈不上什么闪电战术。其中42、72和97步兵团总计遭受了1,871人的伤亡，相当于这次战役中其他一线步兵师平均伤亡的两倍。波兰人在9月11日投降，第四军宣布他们俘虏了125名军官和37,743名士兵。这一网的猎物颇为可观，但缴获的军火却并不算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场战役的过程做了注脚。冯·施维德勒的部队俘虏了四个师的主力，缴获的武器仅仅是5,600条步枪，20门反坦克炮，75门老式法国火炮，47门迫击炮和261挺机枪。
拉多姆刚一投降第十集团军就又从第四军抽走了46步兵师只给冯·施维德勒的军部留下了第4步兵师和配属的炮兵、工兵和工程营。第4步兵师奉命跨过维斯杜拉河并占领克拉斯尼科，同时第四军的任务还扩大到保卫第十集团军后方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在经过短暂的交战之后，军参谋长发现他现在要负责组织运输队、重建桥梁、看管俘虏和扫荡那些被绕过去的波军残部。
消灭那些拒绝投降的小股波兰士兵不仅是唤起了1914年在法国的那些阴郁的记忆，而且还预示着要采取那些将会让德国军队的荣誉蒙上难以洗刷的耻辱的“反游击”和“后方安保”措施，而这最终也导致了莫德尔被宣布为战犯。希特勒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坚持在对付波兰人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借口！”而这种态度在许多高级军官中颇有市场。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在作战期间对整个后方地区具有全权）早在9月4日就在其日记中宣称“到处都爆发了残酷的游击战而我们也正在无情地予以镇压。我们才不会讲什么道理。我们已经派出了紧急法庭，他们在连续采取行动，我们的打击越重和平就会越快到来。”哈尔德将军也接受了同样的前提，他在授权用机枪扫射难民和采取饥饿措施镇压平民的抵抗意志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任何被发现携带武器的人都会被送交军事法庭”。
部队对于残酷镇压表现的兴致勃勃。在经过长时间的煽动性宣传之后，后备军的普通士兵乐于相信波兰的平民和军人一样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游击行动中。“这些波兰老百姓都是游击队还是很厉害的狙击手。”十六军的一名士兵抱怨说。“团里好几个军官和军士都在这种卑鄙的行径中丢了性命。”“我们正要在树林里躺下，背后就响起了枪声”一名第10骑枪团的军人在他的日记中说，“我们发现有5个波兰老百姓在我们背后朝我们打枪，我和另外两个人冲过去，只用了几分钟就把5个老百姓打倒了。”当第四军开始负责第十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安全时，军人们对任何东西都深信不疑，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谣言诸如“七名正在等待放行信号的士兵在车上被整整一个村的老百姓袭击，他们的眼睛被剜掉，还被阉割，”或者“一个红十字护卫队，包括手无寸铁的医生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多达180名伤员都遭到谋杀。”之类。历史学家们经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党卫队的屠杀罪行上但却对陆军的过火行为表示理解，例如查尔斯·麦森格尔就把这些行为归咎于“因缺乏经验和传统的敌意而导致的神经紧张”，但德军的士兵和军官却经常会比他们的父辈在比利时的行为更加残暴。正如第4轻装师的威廉姆·普鲁勒所承认的那样“要是有一个带着武器的老百姓从我面前经过我一定会亲手砍下他的脑袋，我发誓！”
华沙外围波军有组织的抵抗在几天之内就崩溃了（红军对波兰东部的入侵加快了这一过程）使得更多的部队得以从战斗中解放出来参加后方保障任务。9月16日第四军指挥着第2轻装师、617工兵团团部（执行特殊勤务）和党卫军德累斯顿工兵突击队.这些部队被分成若干小型特遣队分布在整个第十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他们受领的任务是残酷的：携带武器者立即处死，将难民驱赶到集中营等待党卫军和警察的甄别，然后他们将会被强制劳动。尽管后来在冬天时德军高级军官们对于党卫军对波兰平民所采取的暴行提出的抗议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在这一短暂的军方实施地方管制期间的血腥程度也足以让海因里希·希姆莱会心一笑了。从9月11日到10月25日——此后党卫军获得了在新建立的“总督辖区”行动的正式授权——德军烧毁了531座村庄或市镇，进行了714起报复行动，造成了超过16,000名平民的死亡，其中至少60%应该算在国防军而不是党卫军或警察头上。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纳粹的反闪族政策有关。正如劳·希尔博格所指出的“甚至在占领的最初几周中，军方和民政官员们就已经在街上抓捕犹太人并强迫他们清理碎石、填平反坦克壕、铲除积雪以及执行其它紧急任务。”
莫德尔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或参与了这些行动？显然，第四军的战争日志表明该军指挥的部队会清晰地逐日报告他们的行动，包括对有游击队嫌疑地区的扫荡、袭击、焚烧村庄和报复性处决等。而且军部还会要求部队清点缴获的武器、电台、马匹、农具以及其它战利品。这些命令中很多都是由莫德尔签署的。到9月底，战争日志中充斥着大量对党卫军和警察们的同类行动的引述。早在9月28日第四军司令部就已经被指定充当东线总指挥部位于卢布林的中央地段指挥部，下辖第4、228步兵师、第2装甲师。冯·施维德勒的顶头上司，布拉斯科维茨将军提交了第一份也是最著名的一份关于党卫军暴行的报告。
鉴于总督辖区将会作为从帝国其它地区和被吞并领土上的犹太人的垃圾场（其中卢布林将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党卫军指派了高级官员来负责监督特遣队(行刑队的代号)和警察的行动。东部党卫军和警察最高首脑是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克鲁格尔，海因茨·霍恩把他描述为一个“造谣专家和空谈家,他的极端行为就连希姆莱都感到难以忍受。”在10月的第一周，按照此前陆军与党卫军之间达成的协议，克鲁格尔离开了他在克拉科夫的司令部去拜访他辖区内的军区司令部。他在10月3日或4日与冯·施维德勒和莫德尔及第四军的其他高级参谋人员会晤。关于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记录，但是在军队取得胜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党卫军军官们都没有隐瞒他们的意图，希特勒在九月初就已经下令“我们要消灭任何形式的波兰上层社会阶层，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些行动要严密监视并在适当时候完成。”陆军总部已经同意由党卫军和警察接管陆军所抓获的俘虏，在卢布林地区第一批处决令在克鲁格尔的会晤之后被立即执行。
这些外围证据强烈表明莫德尔——许多其他德军军官也一样，不同于人们原来以为的那样——不仅知道在波兰发生了什么，而且实际上还参与执行了那些被哈尔德在10月份描述为“罪恶的计划”的行动。阿尔伯特·西顿对于整个军官团所下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莫德尔个人：“正是在波兰，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当面领教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严酷现实，所有人都看到了残酷的斩草除根的行动。各级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习惯了这种行为；而将军们由于不再负责占领区的国内安全，也就让自己相信这种暴行不再是他们所需要关心的了。”不过西顿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断言“在当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陆军远没有参与到大规模枪杀俘虏的行为中去。”可正如莫德尔所清楚的了解的那样，这种行为早就开始了。
莫德尔了解甚至参与了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这会让他感到愉快，即便是他认为这一切都不可避免也是如此。而且，莫德尔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打算在波兰的森林里坐视其它部队重新部署到西线准备与英法军队作战。因此10月20日当来自布拉斯科维茨司令部的电报中宣布“10月22日，莫德尔少将将被任命为十七或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时，对他的确是个惊喜。
显然在这一任命的背后有着大量的军队内部的倾轧，陆军总部的命令中甚至无法清晰的说明莫德尔究竟会在哪个集团军任职。陆军人事局选择驻波兰的乔治·冯·屈希勒尔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参谋长赫伯特·冯·伯克曼少将为11步兵师师长，由此引发了他的继任者由谁充当的问题。10月13日哈尔德提名陆军总部组织和技术局局长及陆军与赫尔曼·戈林的高级联络官奥托·斯塔普夫少将。斯塔普夫是一位安静、彬彬有礼的参谋军官，也是哈尔德小圈子中的一员，显然陆军总参谋长把对这一职务的提名当作他个人的特权。然而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对此却别有怀抱，他建议把莫德尔作为另外一位候选人，这令哈尔德大吃了一惊。哈尔德不喜欢莫德尔的个性，但他无法忽视斯塔普夫的服役记录远不及莫德尔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而且他也无法忽视冯·赖歇瑙和保罗斯对第四军参谋长有利的意见。这两位将军把这个决定拖延了五天，在10月19日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决定由莫德尔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哈尔德坚持保留任命一位作战官的权力以“中和”莫德尔“与戈林过于密切的联系”；显然作为回报，斯塔普夫在次年的年初获得了111步兵师师长的职务。这是冯·勃劳希契在十年前的赴苏联访问中认识莫德尔后第一次直接为莫德尔的利益施加影响，而且不是最后一次。
部队对于残酷镇压表现的兴致勃勃。在经过长时间的煽动性宣传之后，后备军的普通士兵乐于相信波兰的平民和军人一样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游击行动中。“这些波兰老百姓都是游击队还是很厉害的狙击手。”十六军的一名士兵抱怨说。“团里好几个军官和军士都在这种卑鄙的行径中丢了性命。”“我们正要在树林里躺下，背后就响起了枪声”一名第10骑枪团的军人在他的日记中说，“我们发现有5个波兰老百姓在我们背后朝我们打枪，我和另外两个人冲过去，只用了几分钟就把5个老百姓打倒了。”当第四军开始负责第十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安全时，军人们对任何东西都深信不疑，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谣言诸如“七名正在等待放行信号的士兵在车上被整整一个村的老百姓袭击，他们的眼睛被剜掉，还被阉割，”或者“一个红十字护卫队，包括手无寸铁的医生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多达180名伤员都遭到谋杀。”之类。历史学家们经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党卫队的屠杀罪行上但却对陆军的过火行为表示理解，例如查尔斯·麦森格尔就把这些行为归咎于“因缺乏经验和传统的敌意而导致的神经紧张”，但德军的士兵和军官却经常会比他们的父辈在比利时的行为更加残暴。正如第4轻装师的威廉姆·普鲁勒所承认的那样“要是有一个带着武器的老百姓从我面前经过我一定会亲手砍下他的脑袋，我发誓！”
华沙外围波军有组织的抵抗在几天之内就崩溃了（红军对波兰东部的入侵加快了这一过程）使得更多的部队得以从战斗中解放出来参加后方保障任务。9月16日第四军指挥着第2轻装师、617工兵团团部（执行特殊勤务）和党卫军德累斯顿工兵突击队.这些部队被分成若干小型特遣队分布在整个第十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他们受领的任务是残酷的：携带武器者立即处死，将难民驱赶到集中营等待党卫军和警察的甄别，然后他们将会被强制劳动。尽管后来在冬天时德军高级军官们对于党卫军对波兰平民所采取的暴行提出的抗议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在这一短暂的军方实施地方管制期间的血腥程度也足以让海因里希·希姆莱会心一笑了。从9月11日到10月25日——此后党卫军获得了在新建立的“总督辖区”行动的正式授权——德军烧毁了531座村庄或市镇，进行了714起报复行动，造成了超过16,000名平民的死亡，其中至少60%应该算在国防军而不是党卫军或警察头上。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纳粹的反闪族政策有关。正如劳·希尔博格所指出的“甚至在占领的最初几周中，军方和民政官员们就已经在街上抓捕犹太人并强迫他们清理碎石、填平反坦克壕、铲除积雪以及执行其它紧急任务。”
莫德尔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或参与了这些行动？显然，第四军的战争日志表明该军指挥的部队会清晰地逐日报告他们的行动，包括对有游击队嫌疑地区的扫荡、袭击、焚烧村庄和报复性处决等。而且军部还会要求部队清点缴获的武器、电台、马匹、农具以及其它战利品。这些命令中很多都是由莫德尔签署的。到9月底，战争日志中充斥着大量对党卫军和警察们的同类行动的引述。早在9月28日第四军司令部就已经被指定充当东线总指挥部位于卢布林的中央地段指挥部，下辖第4、228步兵师、第2装甲师。冯·施维德勒的顶头上司，布拉斯科维茨将军提交了第一份也是最著名的一份关于党卫军暴行的报告。
鉴于总督辖区将会作为从帝国其它地区和被吞并领土上的犹太人的垃圾场（其中卢布林将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党卫军指派了高级官员来负责监督特遣队(行刑队的代号)和警察的行动。东部党卫军和警察最高首脑是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克鲁格尔，海因茨·霍恩把他描述为一个“造谣专家和空谈家,他的极端行为就连希姆莱都感到难以忍受。”在10月的第一周，按照此前陆军与党卫军之间达成的协议，克鲁格尔离开了他在克拉科夫的司令部去拜访他辖区内的军区司令部。他在10月3日或4日与冯·施维德勒和莫德尔及第四军的其他高级参谋人员会晤。关于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记录，但是在军队取得胜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党卫军军官们都没有隐瞒他们的意图，希特勒在九月初就已经下令“我们要消灭任何形式的波兰上层社会阶层，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些行动要严密监视并在适当时候完成。”陆军总部已经同意由党卫军和警察接管陆军所抓获的俘虏，在卢布林地区第一批处决令在克鲁格尔的会晤之后被立即执行。
这些外围证据强烈表明莫德尔——许多其他德军军官也一样，不同于人们原来以为的那样——不仅知道在波兰发生了什么，而且实际上还参与执行了那些被哈尔德在10月份描述为“罪恶的计划”的行动。阿尔伯特·西顿对于整个军官团所下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莫德尔个人：“正是在波兰，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当面领教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严酷现实，所有人都看到了残酷的斩草除根的行动。各级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习惯了这种行为；而将军们由于不再负责占领区的国内安全，也就让自己相信这种暴行不再是他们所需要关心的了。”不过西顿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断言“在当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陆军远没有参与到大规模枪杀俘虏的行为中去。”可正如莫德尔所清楚的了解的那样，这种行为早就开始了。
莫德尔了解甚至参与了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这会让他感到愉快，即便是他认为这一切都不可避免也是如此。而且，莫德尔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打算在波兰的森林里坐视其它部队重新部署到西线准备与英法军队作战。因此10月20日当来自布拉斯科维茨司令部的电报中宣布“10月22日，莫德尔少将将被任命为十七或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时，对他的确是个惊喜。
显然在这一任命的背后有着大量的军队内部的倾轧，陆军总部的命令中甚至无法清晰的说明莫德尔究竟会在哪个集团军任职。陆军人事局选择驻波兰的乔治·冯·屈希勒尔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参谋长赫伯特·冯·伯克曼少将为11步兵师师长，由此引发了他的继任者由谁充当的问题。10月13日哈尔德提名陆军总部组织和技术局局长及陆军与赫尔曼·戈林的高级联络官奥托·斯塔普夫少将。斯塔普夫是一位安静、彬彬有礼的参谋军官，也是哈尔德小圈子中的一员，显然陆军总参谋长把对这一职务的提名当作他个人的特权。然而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对此却别有怀抱，他建议把莫德尔作为另外一位候选人，这令哈尔德大吃了一惊。哈尔德不喜欢莫德尔的个性，但他无法忽视斯塔普夫的服役记录远不及莫德尔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而且他也无法忽视冯·赖歇瑙和保罗斯对第四军参谋长有利的意见。这两位将军把这个决定拖延了五天，在10月19日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决定由莫德尔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哈尔德坚持保留任命一位作战官的权力以“中和”莫德尔“与戈林过于密切的联系”；显然作为回报，斯塔普夫在次年的年初获得了111步兵师师长的职务。这是冯·勃劳希契在十年前的赴苏联访问中认识莫德尔后第一次直接为莫德尔的利益施加影响，而且不是最后一次。
楼主努力啊，迫不及待想看下去了
楼主有空把剩下的翻完，养肥了再看，到时候弄本电子书放手机里。
不过，莫德尔终究还是没有跟乔治·冯·屈希勒尔搭档；到柏林报到后，他发现自己要为指挥新组建的十六集团军的步兵将军恩斯特·布施工作。布施，按照萨缪尔·米特凯姆的话来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的坚定支持者”。从30年代开始他就因其政治倾向而不是其专业能力而获得了一系列快速的提升。在希特勒上台前，布施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中校在资历排名中名列第176位，但是到了1939年，随着他一次次对元首的高声支持（甚至在他的同事眼中带有某些明显的阿谀奉承），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是一名步兵将军，任第七军军长，在军中排名第20位。尽管他在十四集团军指挥下的战绩充其量不过是表现平平，但他在政治上的正确还是保证了他越过好几位资历更深的军官升任十六集团军司令。
五十四岁的布施不是普鲁士人，诞生于鲁尔的艾森；他身材高大，冷淡得像头牛而且体格健壮。战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作为一名营长参加了1918年攻势，并赢得了令人垂涎的“功勋勋章”【即隆美尔在一战中的意大利战线上获得的“蓝色马克斯”】，这是第二帝国奖励战场勇士的最高级勋章。布施作为一名指挥官最大的失败最终表现为缺乏想象力、思维死板以及在关键时刻缺少抵制希特勒意志的能力。但是这些缺点在1939年10月还都没有表现出来，当时的布施看上去即便不是理想的也至少是担任集团军司令的称职人选。
在波兰战役之后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布施能力的最大担心主要是他对于机械化战争的思想毫无经验而且他对于坦克在战场上的作用仍然持陈腐的保守态度。在组建了装甲师和其它机械化部队后，德国的集团军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布施仍然抱有陈腐的反对意见，他对于30年代中期的专业讨论的唯一贡献是发表了一篇名为《步兵在战场上的决定性角色已经终结了吗？》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937至1938年版的《国防政策与军事科学年鉴》上，在这篇短文中布施把他对德国装甲部队的战略潜力的忽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用坦克的基本目的在于抵挡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迄今为止它们对于步兵的杀伤仍是十分有效的——从而消灭敌军。”在罗列了他所认为的遥远的“坦克与坦克之间真正进行装甲作战的可能性”和“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的”类似前景之后，布施毫不令人意外地得出了他的结论：“无论如何，步兵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波兰战场上看到的一切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莫德尔认识他的新上司已经快十年了，按照德军总参谋部的优良传统，他之所长正可弥补布施之所短。集团军司令保守、行动迟缓，而参谋长则灵活、不知疲倦；布施墨守步兵调动的缓慢成规，而莫德尔则是合成作战的专家（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两个人又有很多共同之处使得他们可以合作愉快。他们都出身小布尔乔亚家庭——莫德尔是教师的儿子，布施是孤儿院院长的后人。他们都喜欢马匹和骑马。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布施和莫德尔都属于比较拥护希特勒的那批将军，他们发现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于战争中单纯的军事问题，而忽略那些现政权中让人遗憾但又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这两位都不会因道德上的困惑而导致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偏差，或参与到在军中高级将领中间越来越猖獗的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去。
当莫德尔到达位于摩泽尔河谷的比特伯格-特里尔地区的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时，陆军总部已经发布了第二版的“黄色方案”，这是希特勒、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定的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最初计划。莫德尔了解到他仍将在冯·龙德施泰特的统一指挥之下（南方集团军群现在改称A集团军群）面对阿登地区。除了十六集团军之外，这个集团军群只剩下了一个十二集团军（即冯·李斯特指挥的原十四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只有27个步兵师。在波兰战役中这个集团军群负责德军的主攻方向，但在西线战役中冯·龙德施泰特所要负责的只是次要方向的进攻，他的部队将进攻色当并穿过卢森堡的领土，而冯·博克的B集团军群将在比利时中部和荷兰南部以三个集团军、37个师其中包括几乎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发动主攻。赋予十六集团军的任务基本上是作为一支阻击部队占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最南部以防法军从马奇诺防线出发向这个方向进攻B集团军群的侧翼。
五十四岁的布施不是普鲁士人，诞生于鲁尔的艾森；他身材高大，冷淡得像头牛而且体格健壮。战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作为一名营长参加了1918年攻势，并赢得了令人垂涎的“功勋勋章”【即隆美尔在一战中的意大利战线上获得的“蓝色马克斯”】，这是第二帝国奖励战场勇士的最高级勋章。布施作为一名指挥官最大的失败最终表现为缺乏想象力、思维死板以及在关键时刻缺少抵制希特勒意志的能力。但是这些缺点在1939年10月还都没有表现出来，当时的布施看上去即便不是理想的也至少是担任集团军司令的称职人选。
在波兰战役之后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布施能力的最大担心主要是他对于机械化战争的思想毫无经验而且他对于坦克在战场上的作用仍然持陈腐的保守态度。在组建了装甲师和其它机械化部队后，德国的集团军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布施仍然抱有陈腐的反对意见，他对于30年代中期的专业讨论的唯一贡献是发表了一篇名为《步兵在战场上的决定性角色已经终结了吗？》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937至1938年版的《国防政策与军事科学年鉴》上，在这篇短文中布施把他对德国装甲部队的战略潜力的忽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用坦克的基本目的在于抵挡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迄今为止它们对于步兵的杀伤仍是十分有效的——从而消灭敌军。”在罗列了他所认为的遥远的“坦克与坦克之间真正进行装甲作战的可能性”和“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的”类似前景之后，布施毫不令人意外地得出了他的结论：“无论如何，步兵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波兰战场上看到的一切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莫德尔认识他的新上司已经快十年了，按照德军总参谋部的优良传统，他之所长正可弥补布施之所短。集团军司令保守、行动迟缓，而参谋长则灵活、不知疲倦；布施墨守步兵调动的缓慢成规，而莫德尔则是合成作战的专家（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两个人又有很多共同之处使得他们可以合作愉快。他们都出身小布尔乔亚家庭——莫德尔是教师的儿子，布施是孤儿院院长的后人。他们都喜欢马匹和骑马。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布施和莫德尔都属于比较拥护希特勒的那批将军，他们发现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于战争中单纯的军事问题，而忽略那些现政权中让人遗憾但又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这两位都不会因道德上的困惑而导致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偏差，或参与到在军中高级将领中间越来越猖獗的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去。
当莫德尔到达位于摩泽尔河谷的比特伯格-特里尔地区的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时，陆军总部已经发布了第二版的“黄色方案”，这是希特勒、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定的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最初计划。莫德尔了解到他仍将在冯·龙德施泰特的统一指挥之下（南方集团军群现在改称A集团军群）面对阿登地区。除了十六集团军之外，这个集团军群只剩下了一个十二集团军（即冯·李斯特指挥的原十四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只有27个步兵师。在波兰战役中这个集团军群负责德军的主攻方向，但在西线战役中冯·龙德施泰特所要负责的只是次要方向的进攻，他的部队将进攻色当并穿过卢森堡的领土，而冯·博克的B集团军群将在比利时中部和荷兰南部以三个集团军、37个师其中包括几乎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发动主攻。赋予十六集团军的任务基本上是作为一支阻击部队占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最南部以防法军从马奇诺防线出发向这个方向进攻B集团军群的侧翼。
这个任务听起来并不复杂，但莫德尔很快就发现，目前交给他手中用于作战的部队和资源就连执行这种二流的防御任务都十分勉强。首先，十六集团军所属部队中几乎有整整七个师是在第2到第5次动员中组建的，那些在9月1日以后组建的师要么由34、5到38、9岁的预备役士兵组成，要么是几乎未经任何训练，正规军官和军士只有不到20%。有两个师到12月中旬甚至还没有组建起第三个步兵团。这些师在被划拉到一起时甚至没有领到足额的武器、设备和运输工具——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捷克而不是德国生产的。很多火炮和坦克都太老了，哈尔德把布施集团军拥有的装备称为“博物馆”。不仅如此，当莫德尔对部队进行第一次视察时发现集团军甚至没有充足的弹药:就算是一场不太激烈的防御战都会在48小时内耗尽他们的弹药储备。到了1月初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陆军总部把十六集团军费劲巴力的训练到符合作战标准的新兵部队抽走，又在几天后从各师调走了70%的卡车交给B集团军群使用。
莫德尔在11月、12月和1月连珠炮般地为几乎每一件事情向陆军总部提出抗议，不过到了2月份天气和飞机坠毁事件为十六集团军状况带来了极大的转机。恶劣的天气正中了那些以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认为希特勒痴迷于在一结束波兰战役后就进攻西方的决定将会导致一场灾难的将军们的下怀。德军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法国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机会，而云层一次又一次地把戈林的空军按在了地面上，并多次迫使德军取消进攻计划。和许多其他指挥官一样，布施和莫德尔每次都略微松了一口气，知道他们又可以赢得几天的时间来训练部队和储备弹药了。
在同一时期很多对于陆军总部计划感到不满的人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在这个后来以“曼施坦因计划”而闻名的方案中，攻击重点向南转到了A集团军群的方向上。大批装甲和摩托化师将突破阿登地区，强渡马斯河并向英吉利海峡岸边冲去,最终切断在德军刚越过边界时就会深入比利时的70多个英法师。尽管这个计划有好几位制定者，包括冯·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甚至还有希特勒本人，但直到1月底迈切林事件之后德国陆军才勉强采用了这个计划，当时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迫降在比利时，导致原来计划的一份副本落入敌军之手。
莫德尔在11月、12月和1月连珠炮般地为几乎每一件事情向陆军总部提出抗议，不过到了2月份天气和飞机坠毁事件为十六集团军状况带来了极大的转机。恶劣的天气正中了那些以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认为希特勒痴迷于在一结束波兰战役后就进攻西方的决定将会导致一场灾难的将军们的下怀。德军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法国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机会，而云层一次又一次地把戈林的空军按在了地面上，并多次迫使德军取消进攻计划。和许多其他指挥官一样，布施和莫德尔每次都略微松了一口气，知道他们又可以赢得几天的时间来训练部队和储备弹药了。
在同一时期很多对于陆军总部计划感到不满的人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在这个后来以“曼施坦因计划”而闻名的方案中，攻击重点向南转到了A集团军群的方向上。大批装甲和摩托化师将突破阿登地区，强渡马斯河并向英吉利海峡岸边冲去,最终切断在德军刚越过边界时就会深入比利时的70多个英法师。尽管这个计划有好几位制定者，包括冯·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甚至还有希特勒本人，但直到1月底迈切林事件之后德国陆军才勉强采用了这个计划，当时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迫降在比利时，导致原来计划的一份副本落入敌军之手。
改变主攻方向需要进行一系列新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级的兵棋推演，并要扩大十六集团军所承负的任务范围。2月7日和14日在科布伦茨进行了兵棋推演，莫德尔在推演中担任十六集团军司令的角色而布施则模拟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将军，他将在未来的战役中担任敌军总司令。包括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冯·李斯特和古德里安在内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关注于他们所认为的关键性问题——德军的装甲先头部队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强渡马斯河从而在法军战线上达成主要突破。古德里安和冯·维特斯海姆指挥着超过半数的德军装甲和摩托化师负责主攻，他们争辩说其部队需要迅速通过阿登地区并在进攻开始后的第四天以先头部队突破马斯河。冯·龙德施泰特和他的主要参谋人员博鲁门特里特和乔治·冯·索登斯腾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装甲军不可能在A日后四天单独突破马斯河。”坚持认为只有在战役发起后的第八天才会有足够的步兵师和重炮营靠近河边为坦克提供支援，从而“集中必要的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古德里安和冯·维特斯海姆对于让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受到步兵行军的束缚感到极为愤怒离开了图演现场，这导致哈尔德认为这两位装甲兵将军“对胜利严重缺乏信心，古德里安：已经丧失了信心。——整个坦克作战的计划都是错误的！”正如在古德里安的职业生涯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所散布的悲观看法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本被内定为整个“装甲刀锋”的指挥官的他在十天后被贬去担任军长原来的职务被骑兵将军艾沃德·冯·克莱斯特所取代。
这种对于能以多快的速度向马斯河发动进攻的分歧源于两个误解。布施与甘末林一样拒绝鲁莽地向比利时的戴勒河投入英法军队的大部分精锐师（可盟军实际上就这么干了），他认为这一行动纯属有勇无谋。相反他决定向比利时前进以近四十个师的兵力在战争的第一周内尽可能快地沿马斯河建立起一道稳固的防线。这令德军陆军总部和A集团军群深信德军将在这条河上面临对方的纵深防御。第二个误解在于出席推演的所有人都严重地低估了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到达这条河流的速度，结果认为步兵要等到第八或者第九天才会到达指定位置。几位将军公开表示，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决定性的战斗就将在河的另外一侧进行。布施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古德里安：“我首先就不相信你能过河！”冯·龙德施泰特本人则悄悄地对哈尔德表示他对于以装甲师为先导突破阿登的思路失去了信心，而且他很认真地建议在渡过马斯河以前应该以步兵师打头阵。
这种对于能以多快的速度向马斯河发动进攻的分歧源于两个误解。布施与甘末林一样拒绝鲁莽地向比利时的戴勒河投入英法军队的大部分精锐师（可盟军实际上就这么干了），他认为这一行动纯属有勇无谋。相反他决定向比利时前进以近四十个师的兵力在战争的第一周内尽可能快地沿马斯河建立起一道稳固的防线。这令德军陆军总部和A集团军群深信德军将在这条河上面临对方的纵深防御。第二个误解在于出席推演的所有人都严重地低估了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到达这条河流的速度，结果认为步兵要等到第八或者第九天才会到达指定位置。几位将军公开表示，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决定性的战斗就将在河的另外一侧进行。布施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古德里安：“我首先就不相信你能过河！”冯·龙德施泰特本人则悄悄地对哈尔德表示他对于以装甲师为先导突破阿登的思路失去了信心，而且他很认真地建议在渡过马斯河以前应该以步兵师打头阵。
好文！迫不及待想看下去了
让德军吃惊的是，甘末林轻率地只在马斯河上留下了一些二流部队进行脆弱的防御，从而使得德军得以在盟军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四十英里宽的口子。但是如果不是德军步兵师在令专家们都大跌眼镜的短短四天之内就到了这条河的话，就算是如此重大的失误也不足以令盟军遭到致命的失败。装甲部队的梦幻般的机动让人们忽略掉了那些强行军的步兵们，他们在战役的第五天就在没有得到任何古德里安名噪一时的装甲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夺取了马斯河上的四座桥梁。不仅如此，一波又一波的后续师也迅速地通过挤成一团的公路在克莱斯特突破口的两翼建立起了屏障，让法国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发动反击。
这一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莫德尔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古恩德尔·冯·克鲁格上将。由于最好的公路都规定由装甲部队使用，冯·克鲁格把几乎每一辆车都集中交给团级的战斗群指挥，这些部队沿着纵横交错的二流公路紧跟在装甲师的坦克烟尘之后，当他们打到河边后立即展开。以83步兵团为主组建的战斗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得到了一个摩托化迫击炮营、一个88毫米高射炮排和一个工兵连的加强，于5月14日夺取了一座位于里维尔的桥梁。
4月1日晋升中将的莫德尔此时正忙于处理向前跟进的各个步兵师的后勤细节。根据修改后的计划，十六集团军现在必须夺取和占领近75英里长的战线，在A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在跨过马斯河转向正西以后，布施指挥下的各师要沿着马奇诺防线的最西端发起局部的牵制性进攻。哈尔德在2月18日与希特勒的会面中这样描述这一双重任务：
十六集团军应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卢森堡南部边界。要组建前进作战分队、摩托化分队、清障分队、制定扫雷计划，等等。目的是：尽快占据有利的防御地形，为而后组织防御作战做准备。
三到四天后敌军将在其要塞体系的掩护下在这一地区发动强有力的反击。
五到六天后十六集团军主力将到达并占领阵地，危机将会过去。然后十六集团军将接受A集团军群的指挥。
考虑到这个集团军缺乏摩托化车辆，这样的调动意味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即便是战役第二阶段中的有限攻势也仍然是一个挑战。在总体计划改变的时候，十六集团军充斥着仅受到过最低程度训练的尚在组建中的师，威廉姆·利特尔·冯·莱布上将（波兰战役期间任西线部队司令）在十月对这些部队的评价是“适合在平静状态下进行阵地战”或者“在进一步进行防御训练后适于进行阵地战”。
对莫德尔来说幸运的是，有两个问题的出现为他提供了帮助。由于极度缺乏卡车，哈尔德决定从第一、第二和第四批动员的各师中抽调出师属卡车纵列，代之以马拉补给纵列，在集团军级别上组建摩托化运输部队。十六集团军是少数几个从这一决定中受益的部队之一，因为其所属各师中没有一个拥有大批的卡车，而到了3月初，布施和莫德尔得到了十个新的卡车纵列。此外，希特勒本人对于组建和使用进行袭扰的特种部队颇有兴趣，这些部队将在主力部队之前越过森林，并由空军提供了超过三十架的“斯托奇”通信飞机用于在敌军做出反应之前越过卢森堡将小型特遣队降落在敌后。
在3、4月之间，十六集团军的编成一直在变化之中，这让莫德尔感到恼火不已，但步兵师的素质和弹药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到4月20号布施所部共计十一个步兵师，其中五个是战前第一波动员起来的。此外布施和莫德尔还指挥着德军的两支新型突击炮部队，六个工兵营，十四个工程营，另有至少十四个炮兵营。这个集团军下辖三个军部，三位军长都是德军中最有才华的将军：第七军（军长欧根·利特尔·冯·舒伯特步兵将军））、十二军（军长海因里希·弗瑞尔·冯·维亭霍夫中将）【原文如此，根据下文应为十三军】和二十三军（军长阿博瑞格特·舒伯特中将）。可是到了5月5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集团军又得到了两个第一波动员中组建的师，但代价是交出五个炮兵营，大部分工程营和几乎全部的突击炮。和波兰战局一样，莫德尔又得应付这种最后一分钟的变动。不用说在与上司们的通话中他大发脾气（而且肯定没少说粗话），特别是在与集团军群参谋长索登斯特恩和他的作战部长（博鲁门特利特）的通话中。这种行为肯定不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和同事关系加分，而且很可能是导致他成了在战役结束后极少几个没能获得嘉奖和晋升的集团军参谋长之一的原因。
这一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莫德尔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古恩德尔·冯·克鲁格上将。由于最好的公路都规定由装甲部队使用，冯·克鲁格把几乎每一辆车都集中交给团级的战斗群指挥，这些部队沿着纵横交错的二流公路紧跟在装甲师的坦克烟尘之后，当他们打到河边后立即展开。以83步兵团为主组建的战斗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得到了一个摩托化迫击炮营、一个88毫米高射炮排和一个工兵连的加强，于5月14日夺取了一座位于里维尔的桥梁。
4月1日晋升中将的莫德尔此时正忙于处理向前跟进的各个步兵师的后勤细节。根据修改后的计划，十六集团军现在必须夺取和占领近75英里长的战线，在A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在跨过马斯河转向正西以后，布施指挥下的各师要沿着马奇诺防线的最西端发起局部的牵制性进攻。哈尔德在2月18日与希特勒的会面中这样描述这一双重任务：
十六集团军应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卢森堡南部边界。要组建前进作战分队、摩托化分队、清障分队、制定扫雷计划，等等。目的是：尽快占据有利的防御地形，为而后组织防御作战做准备。
三到四天后敌军将在其要塞体系的掩护下在这一地区发动强有力的反击。
五到六天后十六集团军主力将到达并占领阵地，危机将会过去。然后十六集团军将接受A集团军群的指挥。
考虑到这个集团军缺乏摩托化车辆，这样的调动意味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即便是战役第二阶段中的有限攻势也仍然是一个挑战。在总体计划改变的时候，十六集团军充斥着仅受到过最低程度训练的尚在组建中的师，威廉姆·利特尔·冯·莱布上将（波兰战役期间任西线部队司令）在十月对这些部队的评价是“适合在平静状态下进行阵地战”或者“在进一步进行防御训练后适于进行阵地战”。
对莫德尔来说幸运的是，有两个问题的出现为他提供了帮助。由于极度缺乏卡车，哈尔德决定从第一、第二和第四批动员的各师中抽调出师属卡车纵列，代之以马拉补给纵列，在集团军级别上组建摩托化运输部队。十六集团军是少数几个从这一决定中受益的部队之一，因为其所属各师中没有一个拥有大批的卡车，而到了3月初，布施和莫德尔得到了十个新的卡车纵列。此外，希特勒本人对于组建和使用进行袭扰的特种部队颇有兴趣，这些部队将在主力部队之前越过森林，并由空军提供了超过三十架的“斯托奇”通信飞机用于在敌军做出反应之前越过卢森堡将小型特遣队降落在敌后。
在3、4月之间，十六集团军的编成一直在变化之中，这让莫德尔感到恼火不已，但步兵师的素质和弹药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到4月20号布施所部共计十一个步兵师，其中五个是战前第一波动员起来的。此外布施和莫德尔还指挥着德军的两支新型突击炮部队，六个工兵营，十四个工程营，另有至少十四个炮兵营。这个集团军下辖三个军部，三位军长都是德军中最有才华的将军：第七军（军长欧根·利特尔·冯·舒伯特步兵将军））、十二军（军长海因里希·弗瑞尔·冯·维亭霍夫中将）【原文如此，根据下文应为十三军】和二十三军（军长阿博瑞格特·舒伯特中将）。可是到了5月5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集团军又得到了两个第一波动员中组建的师，但代价是交出五个炮兵营，大部分工程营和几乎全部的突击炮。和波兰战局一样，莫德尔又得应付这种最后一分钟的变动。不用说在与上司们的通话中他大发脾气（而且肯定没少说粗话），特别是在与集团军群参谋长索登斯特恩和他的作战部长（博鲁门特利特）的通话中。这种行为肯定不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和同事关系加分，而且很可能是导致他成了在战役结束后极少几个没能获得嘉奖和晋升的集团军参谋长之一的原因。
好帖，先顶
人们也会对莫德尔给十六集团军联络军官留下了何种印象感到好奇。这个人是38岁的莱因哈特·格伦少校，他是哈尔德的亲信，后来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线外军处”。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向所有重要的指挥机关都派出了联络军官作为陆军总部的耳目他们能够迅速（而且可靠）地绕过正规的联络途径汇报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表面上，选择格伦到十六集团军是因为他直到最近还是陆军总部的筑垒集群的主管，因此似乎是德军拥有的最好的关于马奇诺防线的专家。不过更有可能是因为哈尔德对莫德尔的坏脾气和亲希特勒的政治倾向感到担心。
如果莫德尔的行为方式从1940年开始就没有变化的话，那么格伦一定会发现在进攻前夜莫德尔在十六集团军司令部中挥霍着他旺盛的精力，狂暴地走来走去，在等待先期空降的步兵夺取边境堡垒以扫清通过阿登地区的道路的消息时对他的下属们破口大骂。黎明前消息传了回来，成功了。莫德尔立即命令六个先头师的先遣战斗群开始行动。格伦在5月11日午夜后给陆军总参谋长的报告中对十六集团军的胜利赞不绝口，认为该部在头两天的行动“令人满意”。
十六集团军在最初决定性的几天中的行动被古德里安向英吉利海峡的迅猛突破和此后被围英军在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所掩盖，因而难觅痕迹。实际上布施和莫德尔没有引起历史学者们最微小的注意的这一事实正是他们行动成功的最好证明。A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给出了最为精确的描述——这些日志迄今为止尚未被译为英文——我们从中抽出一些足以描述十六集团军作战行动的条目：
5月12日：
十六集团军自5月11日开始按计划连续行动。对马奇诺防线接近地的关键地域发动进攻。
5月13日：
十六集团军：
以在5月15日突破卡里昂为目的。
十三军沿沃顿至隆维一线展开顽强战斗。
二十三军进抵适于防御地区。
5月14日：
十六集团军右翼到达集结区域准备突破切尔斯地域向卡里昂前进，其中央和左翼已将敌军逐入马奇诺防线并到达预定的前沿防御地区。
5月16日：
十六集团军：
右翼巩固阵地并准备向玛格特前进。其战线其余部分正在构筑防御工事。
5月17日：
十六集团军已到达指定战线并击退了一次猛烈的反击。
即使是在这些日子里，集团军群仍然对漫长的南翼上的一线堡垒十分关心，在未来的两到三天中主要压力都将集中在这里而右翼则不会出现敌军的强大反击。然而局势在日益改善。推进最远的师建立起了一道从十六集团军后方经拉佛和雷特延伸到克莱斯特集群的摩托化部队的连续战线。
5月18日：
第六军指挥24和16步兵师进行防御。36师在比尤蒙特两侧防御敌装甲部队攻击。
第七军作为先头部队以极大的勇气于19点30分在蒙古特以西的505阵地攻入法军防御。
入夜时分击退了敌军一辆坦克在311高地（奥里赛以西1200米）的进攻。
5月19日：
3点30分，十六集团军打来电话告知第六军已经为防御敌军坦克攻击做好准备。他们请求将第10师的坦克歼击营从马瑟佛以南调往布鲁森前方的阵地并要求斯图卡支援。集团军群已完成上述两项调动。
5月22日：
十六集团军右翼已经为在5月23日晨发动逐次攻击以孤立阿登运河和马斯河之间的敌军阵地做好准备。该集团军在所属其它地段构筑防御阵地。
5月24日：
十六集团军已完全根据计划在其右翼（第六军）发动逐次攻击，敌军在坦克支援下的反击已被击退。
次日冯·龙德施泰特决定取消进攻，因为布施和莫德尔将使用太多用于英吉利海峡岸边作战的部队并打算越过分界线进入冯·莱布的C集团军群的作战区域。哈尔德的日记中也提到十六集团军故意让直属陆军总部的各师通过其防区。此外希特勒多少了解到了一些这个集团军的伤亡数字，他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少将打电话给哈尔德强调这个集团军“遭受了过多的伤亡而且发动没有必要的进攻。”已经在抵制元首亲自干涉敦刻尔克作战的问题上搞得灰头土脸的哈尔德，在这次通话后潦草地记录下了这道“圣旨”。所有这些事情导致十六集团军从5月25日开始严格转入防御态势，直到6月9日才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的法国战局中作为“红色方案”的一部分转入进攻。
这两周的间歇期让莫德尔感到漫长而又痛苦，他再次发现整个集团军的编成又要被调整了。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十六集团军将再次负责次要进攻，负责冯·龙德施泰特和冯·莱布的结合部，陆军总部把布施的集团军作为其他负责关键性进攻的集团军的替补。因此这个集团军失去了它所属的七个第一波动员师中的五个，代之以在波兰战役之后才组建的装备着缴获的捷克武器的次等师。布施的十三个师中的九个不仅缺少重炮营而且其中的六个还要用自行车排来取代侦察营甚至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的侦察部队。这些调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陆军总部还调走了十四个独立炮兵营中的六个。不仅如此，冯·维亭霍夫的十三军和舒伯特的二十三军军部也转隶十二集团军代之以临时拼凑的三十一军和三十六军军部。这两个司令部在通信工具、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参谋人员方面都令人失望，而且两位军长——列恩哈德·考匹契炮兵将军和汉斯·菲戈中将都是上了年纪已经退役又重新回到现役的，比起他们的前任，他们需要予以更多的指导。从莫德尔的立场看来，这次调整唯一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他得到了几名优秀的师长和高级参谋军官。前者中包括马克西米兰·德安吉利斯、汉斯·胡贝和乔治·林德曼（都是未来的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司令），后者中有汉斯·克莱伯斯，未来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从1942年年初开始作为莫德尔的参谋长度过战争中大部分的时光。
十六集团军的任务是沿马斯河东岸发动进攻，屏蔽一战中著名的马斯-阿根森林，其最初目标是占领凡尔登。此后他们将转向正东强渡莫瑟尔河并占领梅斯，与C集团军群的第一集团军相互配合突破马奇诺防线。在这一最后阶段布施集团军将接受冯·莱布的指挥。与此次作战相关的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会集结在马斯-阿根地区的法军重兵会先放他们通过然后对十六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动打击。
在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过程中莫德尔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他所希望得到的，似乎德军上下都在他身后盯着。6月1日到2日，莫德尔和布施受命参加元首在沙勒维尔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两天后冯·勃劳希契到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进行视察，莫德尔必须要招待他的保护人。6月5日莫德尔还要再去打消哈尔德和冯·龙德施泰特的疑虑，在他起草的作战计划中必须要考虑到可能集中在其右翼的法军，而在进攻发起的那天早上莫德尔还得去安抚担心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炮火准备太短而无法奏效的冯·索登斯特恩。莫德尔的脾气因此变得越来越坏，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布施本人和集团军作战部长汉斯·博卡-比兰德斯承担了与上级司令部之间的大多数日常联络工作，以免大家撞到集团军参谋长坏脾气的枪口上。
实际上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莫德尔所发现的那样，法军在进攻发起前就已经彻底失败了。法军不仅因在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灾难而遭到沉重打击并士气低落,而且他们现在只剩下了大约60个师来面对150个德国师的屠杀.为了集中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对付可怕的装甲师，法军总部给150英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只留下了17个师（大部分是B类部队——最老式的预备役部队）。莫德尔正确地判断，敌军集结在马斯-阿根三角地区的部队更有可能会去进攻十二集团军和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侧翼。法国人也不打算把马奇诺防线真正变成他们所宣传的那条不可攻克的防线.一位师作战参谋发现“很多法军堡垒都没有防弹设施,而且很多阵地都不是修筑在可以全向防御的位置上，很容易从其射击死角用火焰喷射器进行攻击。”他还提到“堡垒仅具有很一般的局部作用”而且“普通的步兵攻击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内突破它们，根本不需要坦克支援。”
布施和莫德尔最后还有一个有利之处，他们的部队不同于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可以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后四十八小时再进攻。他们因此可以指望届时法军捉襟见肘的预备队已经从他们所负责的地段上调走（事实的确如此，到6月9日到10日，古德里安的第1装甲师已经把法军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从阿根森林吸引走了）。现在集团军司令和他的参谋长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是十二集团军会将其炮火误击到十六集团军的阵地上或者古德里安的进展过快而占用他们本应用于向凡尔登前进的道路。
进攻于6月9日晨6点30分发起，冯·舒伯特的第七军指挥24和36步兵师（都是正规部队）作为前锋，58和299师为预备队。第一天的战果不好，到下午1点，敌军预先定好标尺的重型炮火和顽强防御使得冯·舒伯特在战线中央部分仅取得了区区两公里的进展，未能突破法军防线。莫德尔咬牙切齿地忍受着冯·索登斯特恩在夜间打来的电话，对方因该集团军未能突破法军防线而对他横加指责，指出十六集团军拖了十二集团军的后腿并导致古德里安因布施未能将法军注意力吸引到阿根地区而陷入苦战。
6月10日全天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重复前一天的情况。法军的重炮持续阻碍着德军的进攻，而且冯·索登斯特恩一度建议让十二集团军（该部现已在其负责地段达成突破获得了行动自由）调整战线转过来包围抵抗着第七军的法军部队。布施和莫德尔抵制了这一建议，冯·舒伯特将其预备队师投入了战斗。A集团军群也划拉了一个配属给它的师，71步兵师，为这次进攻再度加码。到了晚上，莫德尔可以安慰其上级司令部了，报告说敌军的抵抗正在“弱化”，暗示次日有可能达成突破。
在6月11日最初的几个小时中，莫德尔开始接到敌军炮火减弱的报告。空中侦察在中午确认大队法军车辆正在向后方涌去。“一度在十六集团军左翼顽强抵抗的敌军正在后撤”哈尔德在日志中写道。下午冯·舒伯特报告说他的军即将完成突破，而A集团军群提供了几次近距离的空中支援来加速这一过程。位于集团军侧翼的考匹契和菲戈被告知准备在6月12日早晨发动进攻。对于法国人来说战斗结束了，第七军在黎明后很快发现已经完成突破，很多碉堡都在夜间被法国人放弃了。而舒伯特的五个师从进攻状态调整为追击，考匹契和菲戈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侧翼稳步推进，把突破口扩大了几英里。
6月15日凡尔登落入第七军之手，次日图尔和艾匹诺陷落。十六集团军开始向东旋转（同时古德里安在布施的右翼以更大的半径开始转向），准备从后方向马奇诺防线进攻而此时C集团军群的第一集团军则准备正面进攻。为此从6月17日开始，十六集团军和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开始接受冯·莱布的指挥。6月18日收到了冯·莱布的第一份命令，要求该集团军在准备向东进攻的同时不要停止向南追击。法军的崩溃已经十分明显，而德军的主要目标也从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消灭敌军转为紧随敌军进行追击以在停战前夺取尽可能多的地盘。因此法军的零星部队在集团军后方地区的作战被忽略，将十七军转交A集团军群作为预备队。冯·莱布的判断完全正确：6月22日第一和十六集团军会师，包围圈中有法军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四位军长和好几位师长，连同约400,000（后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00,000）名失魂落魄被彻底击败的法军士兵。当日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于25日生效，结束了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战役。
德国的将军们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回报如同他的“欧洲新秩序”一样引人注目。首先是在7月19日在柏林富丽堂皇的科勒尔歌剧院举行的军衔晋升典礼，元首授予十二位将军陆军元帅军衔，晋升了十九位上将。并在一道简短的命令中提升了其余几十位级别较低的将军和战场指挥官。布施与最初在他麾下的三位军长——冯·舒伯特、舒伯特和冯·维亭霍夫，同A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冯·索登斯特恩一样都获得了晋升，大多数师长和很多高级参谋军官也同样得到了提拔。
显然所有这些桂冠都没有莫德尔的份儿。问题显然出在他在担任参谋长职务时仍旧言谈粗鲁、举止暴躁，这只能让其他总参谋部军官认为他不是一位绅士，因而也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圈子。莫德尔的工作成绩当然不容否定，但是他频频地爆发出的坏脾气和粗鲁的大笑却让冯·索登斯特恩感到恼火，显然他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哈尔德。哈尔德本人已经把莫德尔晾在一边一次了，而现在尽管希特勒已经把大部分高级指挥官的任命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的手上，但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大多数参谋军官的晋升还是说了算的。参谋长们在7、8月间得到了奖励——柯尔特·菲勒博尔、艾博哈德·冯·马肯森、汉斯·冯·萨尔姆森和乔治·冯·索登斯特恩——这几位都是哈尔德圈子里的。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自己的鲁莽而付出代价了。
如果莫德尔的行为方式从1940年开始就没有变化的话，那么格伦一定会发现在进攻前夜莫德尔在十六集团军司令部中挥霍着他旺盛的精力，狂暴地走来走去，在等待先期空降的步兵夺取边境堡垒以扫清通过阿登地区的道路的消息时对他的下属们破口大骂。黎明前消息传了回来，成功了。莫德尔立即命令六个先头师的先遣战斗群开始行动。格伦在5月11日午夜后给陆军总参谋长的报告中对十六集团军的胜利赞不绝口，认为该部在头两天的行动“令人满意”。
十六集团军在最初决定性的几天中的行动被古德里安向英吉利海峡的迅猛突破和此后被围英军在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所掩盖，因而难觅痕迹。实际上布施和莫德尔没有引起历史学者们最微小的注意的这一事实正是他们行动成功的最好证明。A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给出了最为精确的描述——这些日志迄今为止尚未被译为英文——我们从中抽出一些足以描述十六集团军作战行动的条目：
5月12日：
十六集团军自5月11日开始按计划连续行动。对马奇诺防线接近地的关键地域发动进攻。
5月13日：
十六集团军：
以在5月15日突破卡里昂为目的。
十三军沿沃顿至隆维一线展开顽强战斗。
二十三军进抵适于防御地区。
5月14日：
十六集团军右翼到达集结区域准备突破切尔斯地域向卡里昂前进，其中央和左翼已将敌军逐入马奇诺防线并到达预定的前沿防御地区。
5月16日：
十六集团军：
右翼巩固阵地并准备向玛格特前进。其战线其余部分正在构筑防御工事。
5月17日：
十六集团军已到达指定战线并击退了一次猛烈的反击。
即使是在这些日子里，集团军群仍然对漫长的南翼上的一线堡垒十分关心，在未来的两到三天中主要压力都将集中在这里而右翼则不会出现敌军的强大反击。然而局势在日益改善。推进最远的师建立起了一道从十六集团军后方经拉佛和雷特延伸到克莱斯特集群的摩托化部队的连续战线。
5月18日：
第六军指挥24和16步兵师进行防御。36师在比尤蒙特两侧防御敌装甲部队攻击。
第七军作为先头部队以极大的勇气于19点30分在蒙古特以西的505阵地攻入法军防御。
入夜时分击退了敌军一辆坦克在311高地（奥里赛以西1200米）的进攻。
5月19日：
3点30分，十六集团军打来电话告知第六军已经为防御敌军坦克攻击做好准备。他们请求将第10师的坦克歼击营从马瑟佛以南调往布鲁森前方的阵地并要求斯图卡支援。集团军群已完成上述两项调动。
5月22日：
十六集团军右翼已经为在5月23日晨发动逐次攻击以孤立阿登运河和马斯河之间的敌军阵地做好准备。该集团军在所属其它地段构筑防御阵地。
5月24日：
十六集团军已完全根据计划在其右翼（第六军）发动逐次攻击，敌军在坦克支援下的反击已被击退。
次日冯·龙德施泰特决定取消进攻，因为布施和莫德尔将使用太多用于英吉利海峡岸边作战的部队并打算越过分界线进入冯·莱布的C集团军群的作战区域。哈尔德的日记中也提到十六集团军故意让直属陆军总部的各师通过其防区。此外希特勒多少了解到了一些这个集团军的伤亡数字，他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少将打电话给哈尔德强调这个集团军“遭受了过多的伤亡而且发动没有必要的进攻。”已经在抵制元首亲自干涉敦刻尔克作战的问题上搞得灰头土脸的哈尔德，在这次通话后潦草地记录下了这道“圣旨”。所有这些事情导致十六集团军从5月25日开始严格转入防御态势，直到6月9日才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的法国战局中作为“红色方案”的一部分转入进攻。
这两周的间歇期让莫德尔感到漫长而又痛苦，他再次发现整个集团军的编成又要被调整了。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十六集团军将再次负责次要进攻，负责冯·龙德施泰特和冯·莱布的结合部，陆军总部把布施的集团军作为其他负责关键性进攻的集团军的替补。因此这个集团军失去了它所属的七个第一波动员师中的五个，代之以在波兰战役之后才组建的装备着缴获的捷克武器的次等师。布施的十三个师中的九个不仅缺少重炮营而且其中的六个还要用自行车排来取代侦察营甚至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的侦察部队。这些调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陆军总部还调走了十四个独立炮兵营中的六个。不仅如此，冯·维亭霍夫的十三军和舒伯特的二十三军军部也转隶十二集团军代之以临时拼凑的三十一军和三十六军军部。这两个司令部在通信工具、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参谋人员方面都令人失望，而且两位军长——列恩哈德·考匹契炮兵将军和汉斯·菲戈中将都是上了年纪已经退役又重新回到现役的，比起他们的前任，他们需要予以更多的指导。从莫德尔的立场看来，这次调整唯一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他得到了几名优秀的师长和高级参谋军官。前者中包括马克西米兰·德安吉利斯、汉斯·胡贝和乔治·林德曼（都是未来的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司令），后者中有汉斯·克莱伯斯，未来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从1942年年初开始作为莫德尔的参谋长度过战争中大部分的时光。
十六集团军的任务是沿马斯河东岸发动进攻，屏蔽一战中著名的马斯-阿根森林，其最初目标是占领凡尔登。此后他们将转向正东强渡莫瑟尔河并占领梅斯，与C集团军群的第一集团军相互配合突破马奇诺防线。在这一最后阶段布施集团军将接受冯·莱布的指挥。与此次作战相关的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会集结在马斯-阿根地区的法军重兵会先放他们通过然后对十六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动打击。
在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过程中莫德尔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他所希望得到的，似乎德军上下都在他身后盯着。6月1日到2日，莫德尔和布施受命参加元首在沙勒维尔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两天后冯·勃劳希契到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进行视察，莫德尔必须要招待他的保护人。6月5日莫德尔还要再去打消哈尔德和冯·龙德施泰特的疑虑，在他起草的作战计划中必须要考虑到可能集中在其右翼的法军，而在进攻发起的那天早上莫德尔还得去安抚担心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炮火准备太短而无法奏效的冯·索登斯特恩。莫德尔的脾气因此变得越来越坏，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布施本人和集团军作战部长汉斯·博卡-比兰德斯承担了与上级司令部之间的大多数日常联络工作，以免大家撞到集团军参谋长坏脾气的枪口上。
实际上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莫德尔所发现的那样，法军在进攻发起前就已经彻底失败了。法军不仅因在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灾难而遭到沉重打击并士气低落,而且他们现在只剩下了大约60个师来面对150个德国师的屠杀.为了集中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对付可怕的装甲师，法军总部给150英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只留下了17个师（大部分是B类部队——最老式的预备役部队）。莫德尔正确地判断，敌军集结在马斯-阿根三角地区的部队更有可能会去进攻十二集团军和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侧翼。法国人也不打算把马奇诺防线真正变成他们所宣传的那条不可攻克的防线.一位师作战参谋发现“很多法军堡垒都没有防弹设施,而且很多阵地都不是修筑在可以全向防御的位置上，很容易从其射击死角用火焰喷射器进行攻击。”他还提到“堡垒仅具有很一般的局部作用”而且“普通的步兵攻击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内突破它们，根本不需要坦克支援。”
布施和莫德尔最后还有一个有利之处，他们的部队不同于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可以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后四十八小时再进攻。他们因此可以指望届时法军捉襟见肘的预备队已经从他们所负责的地段上调走（事实的确如此，到6月9日到10日，古德里安的第1装甲师已经把法军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从阿根森林吸引走了）。现在集团军司令和他的参谋长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是十二集团军会将其炮火误击到十六集团军的阵地上或者古德里安的进展过快而占用他们本应用于向凡尔登前进的道路。
进攻于6月9日晨6点30分发起，冯·舒伯特的第七军指挥24和36步兵师（都是正规部队）作为前锋，58和299师为预备队。第一天的战果不好，到下午1点，敌军预先定好标尺的重型炮火和顽强防御使得冯·舒伯特在战线中央部分仅取得了区区两公里的进展，未能突破法军防线。莫德尔咬牙切齿地忍受着冯·索登斯特恩在夜间打来的电话，对方因该集团军未能突破法军防线而对他横加指责，指出十六集团军拖了十二集团军的后腿并导致古德里安因布施未能将法军注意力吸引到阿根地区而陷入苦战。
6月10日全天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重复前一天的情况。法军的重炮持续阻碍着德军的进攻，而且冯·索登斯特恩一度建议让十二集团军（该部现已在其负责地段达成突破获得了行动自由）调整战线转过来包围抵抗着第七军的法军部队。布施和莫德尔抵制了这一建议，冯·舒伯特将其预备队师投入了战斗。A集团军群也划拉了一个配属给它的师，71步兵师，为这次进攻再度加码。到了晚上，莫德尔可以安慰其上级司令部了，报告说敌军的抵抗正在“弱化”，暗示次日有可能达成突破。
在6月11日最初的几个小时中，莫德尔开始接到敌军炮火减弱的报告。空中侦察在中午确认大队法军车辆正在向后方涌去。“一度在十六集团军左翼顽强抵抗的敌军正在后撤”哈尔德在日志中写道。下午冯·舒伯特报告说他的军即将完成突破，而A集团军群提供了几次近距离的空中支援来加速这一过程。位于集团军侧翼的考匹契和菲戈被告知准备在6月12日早晨发动进攻。对于法国人来说战斗结束了，第七军在黎明后很快发现已经完成突破，很多碉堡都在夜间被法国人放弃了。而舒伯特的五个师从进攻状态调整为追击，考匹契和菲戈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侧翼稳步推进，把突破口扩大了几英里。
6月15日凡尔登落入第七军之手，次日图尔和艾匹诺陷落。十六集团军开始向东旋转（同时古德里安在布施的右翼以更大的半径开始转向），准备从后方向马奇诺防线进攻而此时C集团军群的第一集团军则准备正面进攻。为此从6月17日开始，十六集团军和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开始接受冯·莱布的指挥。6月18日收到了冯·莱布的第一份命令，要求该集团军在准备向东进攻的同时不要停止向南追击。法军的崩溃已经十分明显，而德军的主要目标也从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消灭敌军转为紧随敌军进行追击以在停战前夺取尽可能多的地盘。因此法军的零星部队在集团军后方地区的作战被忽略，将十七军转交A集团军群作为预备队。冯·莱布的判断完全正确：6月22日第一和十六集团军会师，包围圈中有法军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四位军长和好几位师长，连同约400,000（后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00,000）名失魂落魄被彻底击败的法军士兵。当日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于25日生效，结束了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战役。
德国的将军们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回报如同他的“欧洲新秩序”一样引人注目。首先是在7月19日在柏林富丽堂皇的科勒尔歌剧院举行的军衔晋升典礼，元首授予十二位将军陆军元帅军衔，晋升了十九位上将。并在一道简短的命令中提升了其余几十位级别较低的将军和战场指挥官。布施与最初在他麾下的三位军长——冯·舒伯特、舒伯特和冯·维亭霍夫，同A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冯·索登斯特恩一样都获得了晋升，大多数师长和很多高级参谋军官也同样得到了提拔。
显然所有这些桂冠都没有莫德尔的份儿。问题显然出在他在担任参谋长职务时仍旧言谈粗鲁、举止暴躁，这只能让其他总参谋部军官认为他不是一位绅士，因而也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圈子。莫德尔的工作成绩当然不容否定，但是他频频地爆发出的坏脾气和粗鲁的大笑却让冯·索登斯特恩感到恼火，显然他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哈尔德。哈尔德本人已经把莫德尔晾在一边一次了，而现在尽管希特勒已经把大部分高级指挥官的任命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的手上，但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大多数参谋军官的晋升还是说了算的。参谋长们在7、8月间得到了奖励——柯尔特·菲勒博尔、艾博哈德·冯·马肯森、汉斯·冯·萨尔姆森和乔治·冯·索登斯特恩——这几位都是哈尔德圈子里的。在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自己的鲁莽而付出代价了。
不过他没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在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调往位于法国北部海岸边的图尔克林的同时，他们受命作为跨海入侵英国的三个集团军之一。就在柏林举行大规模晋升庆典前三天（希特勒在这次庆典上向英国最后一次发出和平呼吁），第16号战争指令已经发布。元首在指令中宣布：“至于英国，她不顾令其绝望的军事形势仍然无意妥协，因此我决定准备，而且如有必要就实施，对英国的入侵。”历史学家塔尔弗特·泰勒观察到“在此后的九周中，准备工作不仅展开而且实际上已经完成，到9月中旬，临时征集的驳船、拖船以及其它小型船舶已经集结在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用于装载攻击部队，他们将沿着尤里乌斯·凯撒和征服者威廉的足迹发动进攻。”
希特勒在7月10日致信墨索里尼，告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们进一步落实并研究了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的全部细节。”从技术上来说，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是在耍滑头。尽管从1939年开始德国陆海军就已经开始研究渡过海峡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这一行动从来也没有被希特勒纳入其大战略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他在5月21日听取关于这一研究的汇报时表现得十分冷淡。希特勒更希望通过空军的打击迫使英国屈服。又过了两个月之后这位独裁者才勉强接受了温斯顿·丘吉尔及其人民只有当德国装甲部队出现在伦敦近郊时才会屈服的观点。
陆军最初的计划只是把英吉利海峡视为一条大河，计划用十三个师在从康沃尔到泰晤士河口的250英里宽的正面上同时登陆，一次登陆的全部入侵部队包括二十九个师，含六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以及两个空降师。攻击部队将在三个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之下，第六、第九和十六集团军，布施的司令部将负责关键的右翼。所属三个军分别由冯·曼施坦因、冯·舒伯特和冯·维亭霍夫指挥，每军辖两个步兵师，负责夺取从拉姆斯格特到黑斯廷斯之间的海滩，同时莱因哈特的四十一摩托化军（第1、第4装甲师并配属党卫军“骷髅”摩托化师）登陆后将负责突破英军防御。
沃尔特·莫德尔对于从7月中旬到9月发生在更高指挥层中间的对整体战略而发生的争论无能为力，由于德国空军未能消灭皇家空军而德国海军也对于在皇家海军眼皮底下确保部队在海峡的航渡安全日益失去信心，德军高层只能不断地缩小入侵规模。在这段时间中最初的攻击部队从十三个师缩减到六个，第六集团军不再参与作战，入侵正面减小到只比最初分配给十六集团军的地段略多一点的宽度。在布施负责的地段，冯·曼施坦因的三十八军被抽出，只留下了冯·舒伯特的第七军和冯·维亭霍夫的十三军负责建立滩头阵地。莱因哈特的四十一摩托化军也进行了改编，辖第8和第10装甲师，29摩托化师，“大德意志”摩托化团和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托化团，虽然该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但莱因哈特全军渡过海峡并卸载却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希特勒在7月10日致信墨索里尼，告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们进一步落实并研究了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的全部细节。”从技术上来说，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是在耍滑头。尽管从1939年开始德国陆海军就已经开始研究渡过海峡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这一行动从来也没有被希特勒纳入其大战略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他在5月21日听取关于这一研究的汇报时表现得十分冷淡。希特勒更希望通过空军的打击迫使英国屈服。又过了两个月之后这位独裁者才勉强接受了温斯顿·丘吉尔及其人民只有当德国装甲部队出现在伦敦近郊时才会屈服的观点。
陆军最初的计划只是把英吉利海峡视为一条大河，计划用十三个师在从康沃尔到泰晤士河口的250英里宽的正面上同时登陆，一次登陆的全部入侵部队包括二十九个师，含六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以及两个空降师。攻击部队将在三个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之下，第六、第九和十六集团军，布施的司令部将负责关键的右翼。所属三个军分别由冯·曼施坦因、冯·舒伯特和冯·维亭霍夫指挥，每军辖两个步兵师，负责夺取从拉姆斯格特到黑斯廷斯之间的海滩，同时莱因哈特的四十一摩托化军（第1、第4装甲师并配属党卫军“骷髅”摩托化师）登陆后将负责突破英军防御。
沃尔特·莫德尔对于从7月中旬到9月发生在更高指挥层中间的对整体战略而发生的争论无能为力，由于德国空军未能消灭皇家空军而德国海军也对于在皇家海军眼皮底下确保部队在海峡的航渡安全日益失去信心，德军高层只能不断地缩小入侵规模。在这段时间中最初的攻击部队从十三个师缩减到六个，第六集团军不再参与作战，入侵正面减小到只比最初分配给十六集团军的地段略多一点的宽度。在布施负责的地段，冯·曼施坦因的三十八军被抽出，只留下了冯·舒伯特的第七军和冯·维亭霍夫的十三军负责建立滩头阵地。莱因哈特的四十一摩托化军也进行了改编，辖第8和第10装甲师，29摩托化师，“大德意志”摩托化团和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托化团，虽然该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但莱因哈特全军渡过海峡并卸载却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莫德尔需要操心的是发动攻击、巩固滩头和实施突破的战术计划。A集团军群的司令，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冯·龙德施泰特对于跨过海峡入侵英国的设想毫无信心，因此他的参谋人员对于参与详细计划的制定也没什么兴趣。于是心照不宣地，大部分战术计划的制定也就推给了十六集团军的布施，显然布施能力有限，这就意味着这项工作要由莫德尔和他的作战部长博卡-比兰德斯承担。
为这次未能实施的战役制定计划和进行训练的时期在沃尔特·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颇为重要，因为这表现出了他对于后勤问题的高超把握，以及对于部队组织与战术任务之间的关系的透彻理解。在此后数年中，先是在俄罗斯后来又在法国，莫德尔因其战术创新和改进能力而名声远播，而每当人们谈到他的能力时，好像一切都是在莫斯科城下才突然爆发出来的想象力的成果。可事实上，他到当时为止的经历以及他为入侵英国所进行的准备都清楚地表明，沃尔特·莫德尔一直都是现代战争战术孜孜不倦的钻研者，不论装甲突击还是抢滩登陆都是如此。
十六集团军将滩头登陆分解为三个问题：卸载、突击和巩固。莫德尔和布施必须假设海军能够将他们的士兵运输到滩头附近（否则入侵也就无从谈起）。从这里开始，进攻就是陆军的事了，当然空军和海军会提供火力支援。8月初，莫德尔在利托奎德建立了一座专门的训练中心，用于训练在关键岗位上的军官和军士们，他们将要指挥部队从作为运输船的杂七杂八的驳船上快速登岸。750多人接受了严格的训练，然后回到各自所在师，在整个9月用他们学到的东西去训练整整四个师的士兵。训练结果表明要想让部队在敌军火力下从驳船上登岸必须为驳船安装更多更好的斜坡踏板。十六集团军下令为第一波次的驳船制造100个踏板，但莫德尔对它们的设计并不满意，他给出了3000帝国马克的赏格，征集改进措施。
即将实施登陆作战的步兵师就其组织结构来说很不适应两栖进攻，主要是因为德国陆军的编制和战术都是以依靠内陆道路网络专门进行陆战而设计的。尽管陆军总部把跨越海峡的入侵在理论上等同于跨越河流，但莫德尔和他的步兵指挥官们对此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不仅海空军火力支援要完全代替野战炮兵的职能，而且在福克斯顿或多佛登陆的一个团要以与强渡马斯河的各师完全不同方式来计算从初次接敌到获得增援的时间。后续部队不可能从加莱划着橡皮艇或临时扎起来的筏子出发,由于缺乏为入侵而专门装备的驳船，这就意味着在实施攻击时突击团在其由笨重的运输工具输送的第二波部队到达前要等待十八个小时。
面对这一挑战，莫德尔对发动攻击的师进行了改编——每个师都划分为第一和第二梯队。师的第一梯队由两个加强团组成，携带足以支撑后续攻击的给养。每个团都有一个专门组建的用于向前渗透的营，所有第一梯队都将得到由喷火坦克、多管火箭发射器和突击炮提供的充分支援。第一梯队战斗群投入的力量包括6,762人、372挺机枪、226门迫击炮、27门反坦克炮、22门火炮和12门高射炮。在机动性方面，这些战斗群装备着58辆装甲战斗车辆，127辆卡车或小汽车，181辆摩托车和1,908辆自行车。各师的第二梯队（后续梯队）由该师的第三个团、其余师属炮兵和战斗支援部队以及加强的运输部队组成，包括12,376人，4,427匹马、1,116辆摩托化车辆和876辆摩托车。
然而所有这些计划终于还是未能实施。德国空军无法打断皇家空军的脊梁骨，而海军也无法直面皇家海军的锋芒为运输驳船提供一条安全的横渡海峡的走廊，而在没有这些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连阿道夫·希特勒也不能拿德国陆军的骄傲去在这道显然远非一条河流的海峡上冒险。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入侵日期一推再推，先是9月6日，接着是9月27日，然后是10月8日，最终是无限期推迟。尽管为入侵英国而预先集结的部队直到1941年3月还留在原地，但德国陆军和莫德尔的命运却已经与遥远的东线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章完--------------------------------
为这次未能实施的战役制定计划和进行训练的时期在沃尔特·莫德尔的职业生涯中颇为重要，因为这表现出了他对于后勤问题的高超把握，以及对于部队组织与战术任务之间的关系的透彻理解。在此后数年中，先是在俄罗斯后来又在法国，莫德尔因其战术创新和改进能力而名声远播，而每当人们谈到他的能力时，好像一切都是在莫斯科城下才突然爆发出来的想象力的成果。可事实上，他到当时为止的经历以及他为入侵英国所进行的准备都清楚地表明，沃尔特·莫德尔一直都是现代战争战术孜孜不倦的钻研者，不论装甲突击还是抢滩登陆都是如此。
十六集团军将滩头登陆分解为三个问题：卸载、突击和巩固。莫德尔和布施必须假设海军能够将他们的士兵运输到滩头附近（否则入侵也就无从谈起）。从这里开始，进攻就是陆军的事了，当然空军和海军会提供火力支援。8月初，莫德尔在利托奎德建立了一座专门的训练中心，用于训练在关键岗位上的军官和军士们，他们将要指挥部队从作为运输船的杂七杂八的驳船上快速登岸。750多人接受了严格的训练，然后回到各自所在师，在整个9月用他们学到的东西去训练整整四个师的士兵。训练结果表明要想让部队在敌军火力下从驳船上登岸必须为驳船安装更多更好的斜坡踏板。十六集团军下令为第一波次的驳船制造100个踏板，但莫德尔对它们的设计并不满意，他给出了3000帝国马克的赏格，征集改进措施。
即将实施登陆作战的步兵师就其组织结构来说很不适应两栖进攻，主要是因为德国陆军的编制和战术都是以依靠内陆道路网络专门进行陆战而设计的。尽管陆军总部把跨越海峡的入侵在理论上等同于跨越河流，但莫德尔和他的步兵指挥官们对此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不仅海空军火力支援要完全代替野战炮兵的职能，而且在福克斯顿或多佛登陆的一个团要以与强渡马斯河的各师完全不同方式来计算从初次接敌到获得增援的时间。后续部队不可能从加莱划着橡皮艇或临时扎起来的筏子出发,由于缺乏为入侵而专门装备的驳船，这就意味着在实施攻击时突击团在其由笨重的运输工具输送的第二波部队到达前要等待十八个小时。
面对这一挑战，莫德尔对发动攻击的师进行了改编——每个师都划分为第一和第二梯队。师的第一梯队由两个加强团组成，携带足以支撑后续攻击的给养。每个团都有一个专门组建的用于向前渗透的营，所有第一梯队都将得到由喷火坦克、多管火箭发射器和突击炮提供的充分支援。第一梯队战斗群投入的力量包括6,762人、372挺机枪、226门迫击炮、27门反坦克炮、22门火炮和12门高射炮。在机动性方面，这些战斗群装备着58辆装甲战斗车辆，127辆卡车或小汽车，181辆摩托车和1,908辆自行车。各师的第二梯队（后续梯队）由该师的第三个团、其余师属炮兵和战斗支援部队以及加强的运输部队组成，包括12,376人，4,427匹马、1,116辆摩托化车辆和876辆摩托车。
然而所有这些计划终于还是未能实施。德国空军无法打断皇家空军的脊梁骨，而海军也无法直面皇家海军的锋芒为运输驳船提供一条安全的横渡海峡的走廊，而在没有这些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连阿道夫·希特勒也不能拿德国陆军的骄傲去在这道显然远非一条河流的海峡上冒险。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入侵日期一推再推，先是9月6日，接着是9月27日，然后是10月8日，最终是无限期推迟。尽管为入侵英国而预先集结的部队直到1941年3月还留在原地，但德国陆军和莫德尔的命运却已经与遥远的东线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章完--------------------------------
铁杆的墨粉过来报到，感觉莫帅就是军人的楷模！
楼主好人，多翻译点撒。呵呵
第四章 古德里安的先锋
第3装甲师
早在入侵英伦三岛无望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考虑在1941年入侵苏联了。1940年7月21日元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十天后又以专门指令的方式再次提出。8月初，当莫德尔还在埋头思考如何让他的十六集团军的士兵们从到处漏水的驳船上登上福克斯顿的海岸时，他在十八集团军的同事艾里希·马克斯已经在起草日后将演变为“巴巴罗萨”方案的第一份草案了。
不过在实际取消“海狮行动”几个月后莫德尔似乎更有可能前往南线而不是东方。在1940年夏秋时节，从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到国防军大本营国防局的各色人等为希特勒提供了无数的战略建议，其中包括包围并占领直布罗陀、占领葡萄牙、夺取东北非、增援意大利人计划中的对埃及的入侵以及干涉让墨索里尼迅速败下阵来的对希腊的战争等等。其中的某些方案在还没有为之选定部队和指挥官之前就已经被取消或者进行了修改。
所有的这些计划中都不时地提到了第3装甲师。从哈尔德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在1940年秋的各种计划中，都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将第3装甲师部署到摩洛哥、罗马尼亚、希腊或者是利比亚。对于这个作战标志是一头熊的柏林师来说其目的地似乎是利比亚。在8月底匆忙提出的方案中，计划由第3和第5装甲师再加上第13摩步师组成一个装甲军前往北非。但是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都认为让一个完整的装甲军渡过地中海既不能为意大利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又会极大地增加德军后勤的压力。因此削减了将要投入到这个战场的兵力。到了9月摩步师没有了，准备使用的部队是第3和第11装甲师。10月部队再次削减，只剩下了第3装甲师，中间除了11月下旬曾经短暂考虑为其配属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团外，部队规模一直没有变化。但就在圣诞节前，此前下达给第3装甲师的命令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和哈尔德决心使用正在组建中的“阻击部队”来代替一个满编装甲师以加强的黎波里的防御。不过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最终第5轻装师中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是从第3装甲师抽调的。
正如埃尔文·隆美尔和爱德华·迪耶特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独当一面——特别是指挥部队为同盟国军队提供支援的高级指挥官——将会得到迅速的提升。这就使得第3装甲师师长的职位在1940年秋成了能够迅速获得晋升的香饽饽。因此，冯·勃劳希契要再帮沃尔特·莫德尔一个忙了，他在11月9号，然后又在11号向哈尔德建议，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尽管对于集团军参谋长来说，调任师长在职业生涯中是正常程序，但是有几个特殊因素使得这一任命非比寻常。
首先装甲部队主官在征服波兰后获得了某种特殊声望，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封的“装甲兵将领”小圈子，对于任何外来户都有一种排斥感。埃尔文·隆美尔需要在希特勒本人的干预下才能得到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就连总参谋部最耀眼的明星艾里希·冯·曼施坦因也不得不先指挥一个步兵军，然后才能在几个月后调任装甲军军长。莫德尔竞争装甲师师长的资本并不雄厚：他在整个30年代中期一直在担任参谋职务，除了由路德维希·贝克（他已经被妖魔化为僵化保守的典型代表）任命的一个职务之外没有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理论工作。可以打包票的说，要是没有冯·勃劳希契的帮助，沃尔特·莫德尔根本就不会被考虑去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
莫德尔新任命的另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冯·勃劳希契并不是坐等一个机会来安排他眼中的红人，而是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机会。豪斯特·斯图普夫少将从1935年该师创建起就与第3装甲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波兰指挥第3装甲旅，并在1940年1月接替雷欧·弗雷赫·戈尔·冯·施维彭堡指挥该师。部队对他很熟悉也很欢迎，斯图普夫在比利时北部的十六装甲军与法军骑兵军的作战中战绩不俗。为了给莫德尔腾地方，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只得把斯图普夫调往新组建中的20装甲师，这一调动在1940年的装甲师师长中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在事实上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指挥职务可能会让其他人感到踌躇，但对莫德尔来说却无所谓。11月20日当哈尔德接到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打来的礼节性致谢电话时，他没有感到对方有任何的不安，而几天后莫德尔在向新的部属介绍自己时也泰然自若。此时，莫德尔作为资历最浅的一名装甲师师长自己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其他人觉得很不自在。
第3装甲师
早在入侵英伦三岛无望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考虑在1941年入侵苏联了。1940年7月21日元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十天后又以专门指令的方式再次提出。8月初，当莫德尔还在埋头思考如何让他的十六集团军的士兵们从到处漏水的驳船上登上福克斯顿的海岸时，他在十八集团军的同事艾里希·马克斯已经在起草日后将演变为“巴巴罗萨”方案的第一份草案了。
不过在实际取消“海狮行动”几个月后莫德尔似乎更有可能前往南线而不是东方。在1940年夏秋时节，从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到国防军大本营国防局的各色人等为希特勒提供了无数的战略建议，其中包括包围并占领直布罗陀、占领葡萄牙、夺取东北非、增援意大利人计划中的对埃及的入侵以及干涉让墨索里尼迅速败下阵来的对希腊的战争等等。其中的某些方案在还没有为之选定部队和指挥官之前就已经被取消或者进行了修改。
所有的这些计划中都不时地提到了第3装甲师。从哈尔德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在1940年秋的各种计划中，都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将第3装甲师部署到摩洛哥、罗马尼亚、希腊或者是利比亚。对于这个作战标志是一头熊的柏林师来说其目的地似乎是利比亚。在8月底匆忙提出的方案中，计划由第3和第5装甲师再加上第13摩步师组成一个装甲军前往北非。但是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都认为让一个完整的装甲军渡过地中海既不能为意大利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又会极大地增加德军后勤的压力。因此削减了将要投入到这个战场的兵力。到了9月摩步师没有了，准备使用的部队是第3和第11装甲师。10月部队再次削减，只剩下了第3装甲师，中间除了11月下旬曾经短暂考虑为其配属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团外，部队规模一直没有变化。但就在圣诞节前，此前下达给第3装甲师的命令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和哈尔德决心使用正在组建中的“阻击部队”来代替一个满编装甲师以加强的黎波里的防御。不过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最终第5轻装师中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是从第3装甲师抽调的。
正如埃尔文·隆美尔和爱德华·迪耶特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独当一面——特别是指挥部队为同盟国军队提供支援的高级指挥官——将会得到迅速的提升。这就使得第3装甲师师长的职位在1940年秋成了能够迅速获得晋升的香饽饽。因此，冯·勃劳希契要再帮沃尔特·莫德尔一个忙了，他在11月9号，然后又在11号向哈尔德建议，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尽管对于集团军参谋长来说，调任师长在职业生涯中是正常程序，但是有几个特殊因素使得这一任命非比寻常。
首先装甲部队主官在征服波兰后获得了某种特殊声望，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封的“装甲兵将领”小圈子，对于任何外来户都有一种排斥感。埃尔文·隆美尔需要在希特勒本人的干预下才能得到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就连总参谋部最耀眼的明星艾里希·冯·曼施坦因也不得不先指挥一个步兵军，然后才能在几个月后调任装甲军军长。莫德尔竞争装甲师师长的资本并不雄厚：他在整个30年代中期一直在担任参谋职务，除了由路德维希·贝克（他已经被妖魔化为僵化保守的典型代表）任命的一个职务之外没有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理论工作。可以打包票的说，要是没有冯·勃劳希契的帮助，沃尔特·莫德尔根本就不会被考虑去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
莫德尔新任命的另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冯·勃劳希契并不是坐等一个机会来安排他眼中的红人，而是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机会。豪斯特·斯图普夫少将从1935年该师创建起就与第3装甲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波兰指挥第3装甲旅，并在1940年1月接替雷欧·弗雷赫·戈尔·冯·施维彭堡指挥该师。部队对他很熟悉也很欢迎，斯图普夫在比利时北部的十六装甲军与法军骑兵军的作战中战绩不俗。为了给莫德尔腾地方，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只得把斯图普夫调往新组建中的20装甲师，这一调动在1940年的装甲师师长中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在事实上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指挥职务可能会让其他人感到踌躇，但对莫德尔来说却无所谓。11月20日当哈尔德接到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打来的礼节性致谢电话时，他没有感到对方有任何的不安，而几天后莫德尔在向新的部属介绍自己时也泰然自若。此时，莫德尔作为资历最浅的一名装甲师师长自己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其他人觉得很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