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施佩尔-超级军网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中仅到过巴黎一次。那是在1940年6月，法国军队刚刚被击溃，希特勒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亲手创建的第三帝国西起大西洋，东到苏联边境，一洗德国1919年在凡尔赛宫所受的耻辱。希特勒的飞机于28号黎明前抵达巴黎布尔歇机场，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体验这个军事胜利的伟大历史时刻的不是什么将军或纳粹党的领导人，而是他的两个私人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与赫尔曼•盖斯勒，及其首席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在巴黎，希特勒并没有带他们去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此类政治性场所，而是参观了查理•戈尼尔设计的国家歌剧院。希特勒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游览他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时的梦想之地。显然他对歌剧院非常熟悉，走在奢华的大理石回廊中，希特勒甚至能指出一扇封住的门后面是在改造中拆除了的房间。
就在这天，在巴黎荣军院的台阶上产生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希特勒对权力无限追求的天性。希特勒，这个对建筑有着毕生热情的前下士，在拿破仑的陵墓中徘徊许久，出来的时候，他嘱托盖斯勒在他去世后为他设计一座更雄伟、更令人难忘的陵墓。这群人走出陵墓，来到阳光下。毋庸置疑希特勒站在正中，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长风衣，其他人则全身上下黑色着装，如此穿着显得有些怪异，可以说是21世纪初建筑师钟爱的川久保玲服装的先驱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马丁•鲍曼的士兵，属于希特勒随从的一部分。但冲着镜头方向，紧挨着希特勒站在右侧、身着便装的是施佩尔，左侧不远处站着盖斯勒和戴着一顶纳粹军便帽的布雷克。元首被他的建筑师们紧紧围绕，就像太阳王被隐没在黑暗中的凡夫俗子包围着，看起来好像散发着魔力的光芒。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施佩尔聚会”，饱含寓意。从理论上说，就好像看见乔治•W•布什决定带着杰弗•昆斯、菲利普•约翰逊、弗兰克•盖瑞畅游巴格达的戏剧性场面一样令人惊讶。这是独裁者在展示他的特权，其意图昭然若揭：“我，希特勒，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就要重新设计这个世界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里面的含意：他不希望自己被看成军事领袖，也不想被看成政治领导人，而是希望作为一名艺术家青史留名。尽管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将建筑仅仅当做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但至少希特勒很有可能将建筑本身当成自己的追求。
1940年，希特勒在巴黎拿破仑墓.jpg

建筑，就像施佩尔一直所做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这个意图，除了支持建筑集中营和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外，也帮助施佩尔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的作品越能取悦于他的赞助人——帝国元首，他得到的就越多；他的建筑帮助纳粹德国在世界上获得越大的胜利，他就越能从更大的帝国获得更多的可以用来建筑的资源。施佩尔早年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建筑，但是却没能如愿进入汉斯•玻尔茨格的研究生班学习，根据施佩尔详细和难以置信的谦卑的解释，这是因为他的素描成绩没有达到研究生班的要求。因此，他师从海因里希•特森诺继续学习。玻尔茨格是一位表现主义艺术家，跟随他的大都是左翼学生；而特森诺刻板地崇尚古典主义，尽管他本身从未成为一名纳粹分子，但对于学校占多数的右翼学生更有吸引力。虽然跟随特森诺学习意味着施佩尔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偏好，但他仍然非常勤勉地学习新导师的风格，并成为特森诺的助手。后来当施佩尔为希特勒工作的时候，他又准备使自己适应于希特勒过于浮华的口味。毫无疑问，如果希特勒喜好的是抽象派建筑，施佩尔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迎合。但希特勒希望的是古罗马的辉煌，因此这也就成了施佩尔尽其所能所要完成的目标。
1930年12月，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第一次拜倒在纳粹党险恶的魔力下。根据后来他自己的回忆，起初他是受学生鼓动，又看到魏玛政府警察镇压一支褐衣党徒，于是去柏林参加了一次纳粹学生的集会，结果被希特勒的演讲魅力所深深折服。集会上希特勒的演说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长篇大论，相反却非常精练。1931年1月，施佩尔决定申请加入纳粹党。这个举动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的建筑事业借助纳粹的力量插翅腾飞。施佩尔曾使用包豪斯壁纸重新装修了古耐沃德的一幢别墅，这或许算得上是他为纳粹党做的第一件工程。随后他改造了柏林政府区中心福斯大街上的一座建筑，纳粹党将此项工程视为迎接1933年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敏感地区，这是一栋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建筑，离总理府不远，考究的选址全力突出了其自信和体面。后来，党宣传部的卡尔•汉克给施佩尔看了一份他将施工的为纳粹群众大会设计的会场草图，这份草图给了施佩尔改变历史的机会。“我在汉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份草图，这些设计既破坏了我的革命情绪，也伤害了我的建筑艺术感”。施佩尔马上自告奋勇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案，在1933年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华丽而惹眼的设计果然大放光彩。次年同样的大会在纽伦堡的齐柏林田径场举行，施佩尔的设计更胜从前，巨大的旗帜迎风飘扬，探照灯不停扫过天空，整个场面像是在上演布斯比•伯克莱的音乐喜剧。
希特勒并不是只有施佩尔一个建筑师，他拥有一大批建筑师，但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建筑师只有三个：施佩尔、盖斯勒以及巴伐利亚的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其中特别擅长远洋客轮内部装饰设计的特鲁斯特最受希特勒推崇。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人介绍认识了特鲁斯特，自那时起他对特鲁斯特教授一直非常敬重，即使纳粹党执政后亦是如此。慕尼黑在纳粹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在特鲁斯特的建筑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先后建造了褐色大厦（纳粹党总部）、希特勒的司令部、纳粹党圣祠、国家艺术博物馆。
希特勒称特鲁斯特是继申克尔的齐柏林田径场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并请他彻底重修柏林的旧总理府，只是因为后来特鲁斯特的身体状况恶化，施佩尔才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继续完成这项工程。1933年希特勒经常去工地视察，其中一次他亲切地和施佩尔交谈许久，并邀请这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和纳粹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起吃午餐。施佩尔回忆录的合作者约阿希姆齐柏林田径场费斯特声称施佩尔和希特勒之间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他看过大量材料，其中都一致提到，希特勒曾亲手给施佩尔披上了自己那件缀满金质党徽的外套，就在前去吃午餐的路上。
特鲁斯特过早去世为施佩尔通往纳粹首席建筑师铺平了道路。但他并非一枝独秀，在魏玛、慕尼黑和林茨还有赫尔曼•盖斯勒为希特勒工作。而以基督教徒诺伯格•舒尔茨为代表的理论家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力，他们反对一切现实主义，尤其反对包豪斯学派。然而，由于施佩尔和希特勒良好的交情，他仍能继续工作，并接手了一系列为纳粹党增光添彩的新工程，这些建筑里折射出一个新政权对扬名于世的热望。施佩尔重新装修了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给威廉广场魏玛时代的总理府新加了一个阳台，以便于希特勒在群众面前露面。施佩尔还设计布置了许多集会会场、奥林匹克运动场以及纽伦堡巨大的政党集会会场。
纽伦堡工程是希特勒对施佩尔的一次测试，结果他设计的宏大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赢得了希特勒的欢心，从此施佩尔一步登天，被任命为帝国的建筑总监，接受了重建柏林的重任。当时施佩尔只有31岁，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命令普鲁士美术学院搬走，把坐落在巴黎广场紧靠勃兰登堡门的阿尔尼姆宫腾出来让给施佩尔。施佩尔从此享受比柏林市长更高的工资待遇，可运用独立的财政预算招募人员组成自己的班底，以及经常和元首接触的特权。
19世纪以来，阿尔尼姆宫的后花园一直被一系列展览馆占据，施佩尔入住后，它们变成了施佩尔建筑模型的专用场地，大量建筑模型很快便堆积如山，施佩尔职业生涯中最宏伟的工程——日耳曼尼亚（柏林的新名称，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中心）的规划也在此慢慢成形。希特勒甚至专门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施佩尔新建了一间工作室，以便他在萨尔茨山时，施佩尔能在元首身边继续工作。短短五年，施佩尔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将柏林改造成世界之都的总建筑师。
　　在施佩尔的回忆录中，他将希特勒称为他最重要的主顾，这个称呼以及它的含义对于大多数的建筑师并不陌生。施佩尔抱怨说，有时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一段时间没见到他，负责人员便通知他开会。有一次他不得不中途结束在法国的度假飞回去参加会议，结果一下飞机便得知会议已经取消了。
　　宣传和展示的重要性对施佩尔可以说是了然于心。施佩尔就像设计建筑一样精心设计自己的形象。他对外总是声称自己不喜欢穿党服，但很多照片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此相反的事实。柏林作家马修•史密特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阿尔伯特•施佩尔：神话的终结》，其中揭露了施佩尔如何最大限度上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手法展现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即使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他将自己做建筑总监的日记重新写过，去除不合适的章节，来蒙骗联邦档案室。后来当他的欺骗行为有曝光危险的时候，他又央求他的朋友和建筑合作者鲁道夫•沃尔特斯放回一本原件的影印本。
　　施佩尔一直努力解释当初在万湖会议上希姆莱等人讨论处决犹太人方案时他并不在场，但毫无疑问他在最终决定里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在柏林，施佩尔总共查抄了23765户犹太人家庭，将超过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柏林。在施佩尔建筑总监档案里，有关于授权拆除犹太人教堂的整齐卷宗和带有官方印章的拆除证。
施佩尔一直是希特勒勤勉的仆人。1945年他落入了美军的手中，在他的审讯者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面前，他却马上宣称自己对盟军是多么有用，企图打动他们。“他不停地诉说自己是杰出的技术管理人员，我想他一定以为敌人会尊重一位好心的技术天才。”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中仅到过巴黎一次。那是在1940年6月，法国军队刚刚被击溃，希特勒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亲手创建的第三帝国西起大西洋，东到苏联边境，一洗德国1919年在凡尔赛宫所受的耻辱。希特勒的飞机于28号黎明前抵达巴黎布尔歇机场，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体验这个军事胜利的伟大历史时刻的不是什么将军或纳粹党的领导人，而是他的两个私人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与赫尔曼•盖斯勒，及其首席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在巴黎，希特勒并没有带他们去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此类政治性场所，而是参观了查理•戈尼尔设计的国家歌剧院。希特勒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游览他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时的梦想之地。显然他对歌剧院非常熟悉，走在奢华的大理石回廊中，希特勒甚至能指出一扇封住的门后面是在改造中拆除了的房间。
就在这天，在巴黎荣军院的台阶上产生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希特勒对权力无限追求的天性。希特勒，这个对建筑有着毕生热情的前下士，在拿破仑的陵墓中徘徊许久，出来的时候，他嘱托盖斯勒在他去世后为他设计一座更雄伟、更令人难忘的陵墓。这群人走出陵墓，来到阳光下。毋庸置疑希特勒站在正中，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长风衣，其他人则全身上下黑色着装，如此穿着显得有些怪异，可以说是21世纪初建筑师钟爱的川久保玲服装的先驱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马丁•鲍曼的士兵，属于希特勒随从的一部分。但冲着镜头方向，紧挨着希特勒站在右侧、身着便装的是施佩尔，左侧不远处站着盖斯勒和戴着一顶纳粹军便帽的布雷克。元首被他的建筑师们紧紧围绕，就像太阳王被隐没在黑暗中的凡夫俗子包围着，看起来好像散发着魔力的光芒。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施佩尔聚会”，饱含寓意。从理论上说，就好像看见乔治•W•布什决定带着杰弗•昆斯、菲利普•约翰逊、弗兰克•盖瑞畅游巴格达的戏剧性场面一样令人惊讶。这是独裁者在展示他的特权，其意图昭然若揭：“我，希特勒，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就要重新设计这个世界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里面的含意：他不希望自己被看成军事领袖，也不想被看成政治领导人，而是希望作为一名艺术家青史留名。尽管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将建筑仅仅当做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但至少希特勒很有可能将建筑本身当成自己的追求。
1940年，希特勒在巴黎拿破仑墓.jpg

建筑，就像施佩尔一直所做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这个意图，除了支持建筑集中营和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外，也帮助施佩尔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的作品越能取悦于他的赞助人——帝国元首，他得到的就越多；他的建筑帮助纳粹德国在世界上获得越大的胜利，他就越能从更大的帝国获得更多的可以用来建筑的资源。施佩尔早年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建筑，但是却没能如愿进入汉斯•玻尔茨格的研究生班学习，根据施佩尔详细和难以置信的谦卑的解释，这是因为他的素描成绩没有达到研究生班的要求。因此，他师从海因里希•特森诺继续学习。玻尔茨格是一位表现主义艺术家，跟随他的大都是左翼学生；而特森诺刻板地崇尚古典主义，尽管他本身从未成为一名纳粹分子，但对于学校占多数的右翼学生更有吸引力。虽然跟随特森诺学习意味着施佩尔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偏好，但他仍然非常勤勉地学习新导师的风格，并成为特森诺的助手。后来当施佩尔为希特勒工作的时候，他又准备使自己适应于希特勒过于浮华的口味。毫无疑问，如果希特勒喜好的是抽象派建筑，施佩尔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迎合。但希特勒希望的是古罗马的辉煌，因此这也就成了施佩尔尽其所能所要完成的目标。
1930年12月，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第一次拜倒在纳粹党险恶的魔力下。根据后来他自己的回忆，起初他是受学生鼓动，又看到魏玛政府警察镇压一支褐衣党徒，于是去柏林参加了一次纳粹学生的集会，结果被希特勒的演讲魅力所深深折服。集会上希特勒的演说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长篇大论，相反却非常精练。1931年1月，施佩尔决定申请加入纳粹党。这个举动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的建筑事业借助纳粹的力量插翅腾飞。施佩尔曾使用包豪斯壁纸重新装修了古耐沃德的一幢别墅，这或许算得上是他为纳粹党做的第一件工程。随后他改造了柏林政府区中心福斯大街上的一座建筑，纳粹党将此项工程视为迎接1933年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敏感地区，这是一栋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建筑，离总理府不远，考究的选址全力突出了其自信和体面。后来，党宣传部的卡尔•汉克给施佩尔看了一份他将施工的为纳粹群众大会设计的会场草图，这份草图给了施佩尔改变历史的机会。“我在汉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份草图，这些设计既破坏了我的革命情绪，也伤害了我的建筑艺术感”。施佩尔马上自告奋勇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案，在1933年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华丽而惹眼的设计果然大放光彩。次年同样的大会在纽伦堡的齐柏林田径场举行，施佩尔的设计更胜从前，巨大的旗帜迎风飘扬，探照灯不停扫过天空，整个场面像是在上演布斯比•伯克莱的音乐喜剧。
希特勒并不是只有施佩尔一个建筑师，他拥有一大批建筑师，但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建筑师只有三个：施佩尔、盖斯勒以及巴伐利亚的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其中特别擅长远洋客轮内部装饰设计的特鲁斯特最受希特勒推崇。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人介绍认识了特鲁斯特，自那时起他对特鲁斯特教授一直非常敬重，即使纳粹党执政后亦是如此。慕尼黑在纳粹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在特鲁斯特的建筑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先后建造了褐色大厦（纳粹党总部）、希特勒的司令部、纳粹党圣祠、国家艺术博物馆。
希特勒称特鲁斯特是继申克尔的齐柏林田径场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并请他彻底重修柏林的旧总理府，只是因为后来特鲁斯特的身体状况恶化，施佩尔才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继续完成这项工程。1933年希特勒经常去工地视察，其中一次他亲切地和施佩尔交谈许久，并邀请这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和纳粹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起吃午餐。施佩尔回忆录的合作者约阿希姆齐柏林田径场费斯特声称施佩尔和希特勒之间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他看过大量材料，其中都一致提到，希特勒曾亲手给施佩尔披上了自己那件缀满金质党徽的外套，就在前去吃午餐的路上。
特鲁斯特过早去世为施佩尔通往纳粹首席建筑师铺平了道路。但他并非一枝独秀，在魏玛、慕尼黑和林茨还有赫尔曼•盖斯勒为希特勒工作。而以基督教徒诺伯格•舒尔茨为代表的理论家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力，他们反对一切现实主义，尤其反对包豪斯学派。然而，由于施佩尔和希特勒良好的交情，他仍能继续工作，并接手了一系列为纳粹党增光添彩的新工程，这些建筑里折射出一个新政权对扬名于世的热望。施佩尔重新装修了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给威廉广场魏玛时代的总理府新加了一个阳台，以便于希特勒在群众面前露面。施佩尔还设计布置了许多集会会场、奥林匹克运动场以及纽伦堡巨大的政党集会会场。
纽伦堡工程是希特勒对施佩尔的一次测试，结果他设计的宏大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赢得了希特勒的欢心，从此施佩尔一步登天，被任命为帝国的建筑总监，接受了重建柏林的重任。当时施佩尔只有31岁，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命令普鲁士美术学院搬走，把坐落在巴黎广场紧靠勃兰登堡门的阿尔尼姆宫腾出来让给施佩尔。施佩尔从此享受比柏林市长更高的工资待遇，可运用独立的财政预算招募人员组成自己的班底，以及经常和元首接触的特权。
19世纪以来，阿尔尼姆宫的后花园一直被一系列展览馆占据，施佩尔入住后，它们变成了施佩尔建筑模型的专用场地，大量建筑模型很快便堆积如山，施佩尔职业生涯中最宏伟的工程——日耳曼尼亚（柏林的新名称，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中心）的规划也在此慢慢成形。希特勒甚至专门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施佩尔新建了一间工作室，以便他在萨尔茨山时，施佩尔能在元首身边继续工作。短短五年，施佩尔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将柏林改造成世界之都的总建筑师。
　　在施佩尔的回忆录中，他将希特勒称为他最重要的主顾，这个称呼以及它的含义对于大多数的建筑师并不陌生。施佩尔抱怨说，有时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一段时间没见到他，负责人员便通知他开会。有一次他不得不中途结束在法国的度假飞回去参加会议，结果一下飞机便得知会议已经取消了。
　　宣传和展示的重要性对施佩尔可以说是了然于心。施佩尔就像设计建筑一样精心设计自己的形象。他对外总是声称自己不喜欢穿党服，但很多照片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此相反的事实。柏林作家马修•史密特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阿尔伯特•施佩尔：神话的终结》，其中揭露了施佩尔如何最大限度上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手法展现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即使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他将自己做建筑总监的日记重新写过，去除不合适的章节，来蒙骗联邦档案室。后来当他的欺骗行为有曝光危险的时候，他又央求他的朋友和建筑合作者鲁道夫•沃尔特斯放回一本原件的影印本。
　　施佩尔一直努力解释当初在万湖会议上希姆莱等人讨论处决犹太人方案时他并不在场，但毫无疑问他在最终决定里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在柏林，施佩尔总共查抄了23765户犹太人家庭，将超过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柏林。在施佩尔建筑总监档案里，有关于授权拆除犹太人教堂的整齐卷宗和带有官方印章的拆除证。
施佩尔一直是希特勒勤勉的仆人。1945年他落入了美军的手中，在他的审讯者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面前，他却马上宣称自己对盟军是多么有用，企图打动他们。“他不停地诉说自己是杰出的技术管理人员，我想他一定以为敌人会尊重一位好心的技术天才。”

施佩尔的孙子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的顾问,因为同济的原因,上海市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很好.

还有那个帝国的阴毛雕塑大师叫什么来着？

回复 2# wolfman0638
据说他也做过北京2008年的规划

那个戈林航空港，是根据什么来的

回复 5# 海外野叟
不清楚，也许是作者虚构的

回复 6# lizhouhui
作者根据什么虚构的

德国真地有不少人才。

海外野叟发表于 2009-12-16 20:02

以帝国空军元帅的名字命名新建的航空港应该还是在情理之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