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是忠臣，而不是奸臣

1645年五月，南京城破的时候，东林领袖钱谦益投降了，东林是个正派团体，以忠君爱国为己任，把气节看的比生命还重，但就是这个团体的领袖，在清军来的时候，毫无抵抗的投降了，之前说的什么跳河都是屁话。

而历史上弘光祸首，大奸臣马士英在干嘛？他可没投降，他也不呆在南京，跟着文武大臣一块儿被俘虏，被俘虏那就完蛋了，什么都做不了。他跑出南京，打着太后的旗号，继续号召浙江、太湖的义军抗清，跟清军打了好几仗。最后被清军凌迟处死，轰轰烈烈。

为啥这么对比？因为反差太大，钱谦益是东林领袖、清流领袖，一言一行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投降，对于当时的士人团体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当头一击！人们会说，钱谦益都降清了，为什么我不降清？起到了很坏的带头作用。就比如郑芝龙跟他儿子国姓爷说：“你老师钱谦益降清了。”国姓爷打死不相信，我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大儒，怎么可能降清？？（典型的伪君子，害人不浅） 这同时也给了郑芝龙一个理由，钱大学士都投降了，我为啥不能投降？也是给他儿子的一个暗示。

钱谦益降清，不是他一个人投降那么简单，而是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忠君爱国之士更加可贵。

马士英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为他在弘光的名声太臭，所以后来的隆武政权、鲁王政权都不接纳他，等于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换成别人，例如孙可望，早就降清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他没有投效新朝、施展自己的才华。更没有做民族败类。

1657年，明朝炙手可热的秦王孙可望叛变自立，被李定国击败，在湖南疯狂逃命时，对寥寥几个手下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之后给清朝湖南当局写信：“李定国、刘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灵。可旺兴师问罪，反为所诱。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发铁骑一万，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马士英和孙可望遭遇一样，奸臣的罪名坐定，被隆武、鲁王拒之门外，一般人早就投效新朝以报复，还能荣华富贵。他却没有报复，也没有绝望，奉着他母亲假冒太后，继续号召江浙义军抗清，狠打了几仗。这里，南京城破的时候，一班文武束手无策，傻乎乎的被俘，像黄宗羲、张岱等剃了头，在敌占区不出仕，以遗民自居，于大局丝毫无补。倒是马士英，没有绝望，更加搬出了“太后”这面大旗号召人民，体现了政治家的务实和手腕。

马士英身体力行，多次渡过钱塘江参加进攻杭州的战役，内阁首辅亲自上战场，明朝没有过。1646年被叛徒出卖，在浙江英勇就义。结局可算完美，但东林党人操纵了舆论，明史里把马士英写成大奸大恶之徒，到现在传统都说马士英是奸臣，东林党是忠君爱国的。问题是一部分东林自己投降了，看到奸臣马士英英勇抗清而死，很受刺激，觉得脸面无光，就污蔑马士英是投降被杀，跟他们一样，这就恶心了。他的故乡贵州贵阳至今也没发现、或不敢发现，这里还是明朝内阁首辅、爱国志士的故乡。


以下是清军统帅多铎和明朝礼部主事黄伯端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1645年5月，清军破城，黄伯端自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伯端不降”。清军将他拿下，多铎准备戏弄他，亲自审问。

多铎：你认为弘光帝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伯端郎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伯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伯端：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兵部尚书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1645年五月，南京城破的时候，东林领袖钱谦益投降了，东林是个正派团体，以忠君爱国为己任，把气节看的比生命还重，但就是这个团体的领袖，在清军来的时候，毫无抵抗的投降了，之前说的什么跳河都是屁话。

而历史上弘光祸首，大奸臣马士英在干嘛？他可没投降，他也不呆在南京，跟着文武大臣一块儿被俘虏，被俘虏那就完蛋了，什么都做不了。他跑出南京，打着太后的旗号，继续号召浙江、太湖的义军抗清，跟清军打了好几仗。最后被清军凌迟处死，轰轰烈烈。

为啥这么对比？因为反差太大，钱谦益是东林领袖、清流领袖，一言一行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投降，对于当时的士人团体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当头一击！人们会说，钱谦益都降清了，为什么我不降清？起到了很坏的带头作用。就比如郑芝龙跟他儿子国姓爷说：“你老师钱谦益降清了。”国姓爷打死不相信，我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大儒，怎么可能降清？？（典型的伪君子，害人不浅） 这同时也给了郑芝龙一个理由，钱大学士都投降了，我为啥不能投降？也是给他儿子的一个暗示。

钱谦益降清，不是他一个人投降那么简单，而是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忠君爱国之士更加可贵。

马士英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为他在弘光的名声太臭，所以后来的隆武政权、鲁王政权都不接纳他，等于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换成别人，例如孙可望，早就降清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他没有投效新朝、施展自己的才华。更没有做民族败类。

1657年，明朝炙手可热的秦王孙可望叛变自立，被李定国击败，在湖南疯狂逃命时，对寥寥几个手下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之后给清朝湖南当局写信：“李定国、刘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灵。可旺兴师问罪，反为所诱。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发铁骑一万，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马士英和孙可望遭遇一样，奸臣的罪名坐定，被隆武、鲁王拒之门外，一般人早就投效新朝以报复，还能荣华富贵。他却没有报复，也没有绝望，奉着他母亲假冒太后，继续号召江浙义军抗清，狠打了几仗。这里，南京城破的时候，一班文武束手无策，傻乎乎的被俘，像黄宗羲、张岱等剃了头，在敌占区不出仕，以遗民自居，于大局丝毫无补。倒是马士英，没有绝望，更加搬出了“太后”这面大旗号召人民，体现了政治家的务实和手腕。

马士英身体力行，多次渡过钱塘江参加进攻杭州的战役，内阁首辅亲自上战场，明朝没有过。1646年被叛徒出卖，在浙江英勇就义。结局可算完美，但东林党人操纵了舆论，明史里把马士英写成大奸大恶之徒，到现在传统都说马士英是奸臣，东林党是忠君爱国的。问题是一部分东林自己投降了，看到奸臣马士英英勇抗清而死，很受刺激，觉得脸面无光，就污蔑马士英是投降被杀，跟他们一样，这就恶心了。他的故乡贵州贵阳至今也没发现、或不敢发现，这里还是明朝内阁首辅、爱国志士的故乡。


以下是清军统帅多铎和明朝礼部主事黄伯端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1645年5月，清军破城，黄伯端自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伯端不降”。清军将他拿下，多铎准备戏弄他，亲自审问。

多铎：你认为弘光帝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伯端郎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伯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伯端：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兵部尚书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