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忠臣、无能的殉节者史可法

史可法生平：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
   
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满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提起南明群臣排名第一的当属史可法，不光因为他死守扬州最后为明朝所尽忠，就算从地位上说，史可法也算是崇祯皇帝所选定的南京留守的第一人。

但是如果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以至为明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尽忠的华丽外衣，史可法留给我的印象却只能是四个字：平庸、无能。

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无数，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史可法问题上，庄烈皇帝却并没有走眼。史可法这个人如要他不惜血溅朝堂，保护崇祯年幼太子继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社稷之臣；但是要他临机决断，扫平宇内，做一个中兴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了。

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风雨飘摇，大明如日薄西山之时挑选南京留守诸臣时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顺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顺利继位的最有力的保证。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并没有因为皇帝而给面子，最终，庄烈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被李自成一锅烩了。而史可法也陡然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其结果不过是再次印证了无人能负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这一不知道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谚语。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务就是马上重新选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为第一重臣在这里就变得举足轻重了。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与后来被认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存在了严重的私心。可以说是马士英与史可法共同种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颗种子。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

“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速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

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
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福王祖母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而神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当时主张立福王的是以马士英为首的地方实权派，多为手握军权的武将以及地方巡抚；而主张立潞王的以东林党为首，“江南北诸绅群起拥戴”；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两边是旗鼓相当的。

而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总之就是要尽快将立君大事确定下来。

可是，史可法在这个关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分什么事呀！

这个方案不说马士英等不满意，就算是东林党也不会满意啊。你史可法作为东林精神领袖之一左光斗的门生，怎么胳膊肘像外拐？难保东林党不会这么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独占定策大功，独霸朝堂啊？”做这样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史可法说给姜曰广的话，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内心对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滤，却依然在那里和稀泥！

最后，史可法抛出了他所谓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这个明显偏向东林党的方案，拥立福王的军阀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这么长时间的立君之争，又让军阀们看到朝廷庄严外衣下虚弱的本质，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无力回天了。

事实上公正来说，马士英其实在最后也接受了史可法这个方案，但是马士英明显比史可法看得透彻，“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可是当马士英到达南京之后，这些“清流”们以马士英不过地方官僚不能参加这种高级会议为借口将其打发回了凤阳。而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军阀们全力支持福王时当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支持，马士英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而马士英则把史可法写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来作为政治资本。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给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马士英这样的临机决断，事事想应付，处处想和稀泥，别说和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连寇准、李纲、于谦都比不了。

后人曾写到：“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可是如果严格追究责任，史可法当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何必求助四镇？又何来大权被马士英之流掌握？后来四镇飞扬跋扈更是可以避免的。

终弘光一朝，武将视皇帝为无物。朝廷图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激烈，无暇他顾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弘光帝继位，史可法自然被赶出了朝堂，被派到江北督师了。

公正来说，弘光帝对史可法还是够意思的，虽然史可法曾经写信痛骂过他，可是他并没有将史可法一撸到底，只是把史可法赶到江北，来一个眼不见为净。

如果史可法真有干才，在江北督师反而能干出一番事业。可惜史可法并没有真正的才干。其人太平时是一个好宰相，乱世时不过一书生而。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是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当地残余明朝势力政府官员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望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辅国重臣，面对如此不消费一兵一卒便可收复大片失地的局面，竟然十分“冷静”，毫不动心。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当然客观上江北四镇真正听史可法号令的不过高杰一部，其余三部飞扬跋扈是事实，但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出少量部队在一些富裕、关键地区屯守，并借此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朝廷甚至是史可法自己的部队。可惜史可法依然是“冷静”的不派一兵一卒。（左右有言使公惧， 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阎尔梅）

  

张怡曾经记述“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而刘泽清也曾经派部下带领千余人到河北去接刘之家眷。千余人的部队从淮安北上临清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并带着大队家眷财货返回，途中居然还行有余力和拥护明室的地方武装打上一架。

由此可见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上所说的“手无一兵”的情况基本属实，沦陷诸省守备之空虚。

而史可法面对这么好的局面居然在上奏中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明明清楚满清不过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却畏兵怕战，把沦陷诸省都视作“胡土”了！河南河北山东大片土地没有满清一兵一卒却有无数乡勇百姓热盼王师，却依然是“争之非易”。既然“争之非易”那就争都不要争了，只需要“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了。史可法在危亡之际居然抱的是如此得过且过的苟且心态，怎不让人为之一叹。

“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这篇汉奸气浓重的奏章居然出自史可法之手，明知到“虏有图我之志”，却依然妄想联合满清剿灭李自成，实在不知道史可法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叛徒了。在史可法字里行间，亡国是大于亡天下的。而更可笑的是史可法认为满清南下只要出钱就可以让满清退兵，让满清让出被占土地。这种弱智的见识可以与“为何不吃肉馍”的晋惠帝交相辉映，永垂不朽了。

对比给事中陈子龙等人提出的“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真不知道是陈子龙该惭愧呢还是史可法该惭愧！

史可法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和派，其实主和派并不就一定是汉奸，明智的政治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可是让人费解的是史可法所选择的时间，甲申四月到十月半年时间里，满清一直在西线和李闯激战无力南下，可是史可法就是爱好和平，坚持不肯收复山东、河南。

满清剿灭李自成后自然要南下灭南明，就在这么危机的时刻，史可法依然不停的犯着错误，江北四镇中唯一听命于史可法的高杰部在清兵南下时高杰被叛徒许定国刺杀，在高营人心惶惶时史可法本应该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可是当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元爵幼小，不能压众，又知道史可法无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时史可法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大概是觉得高杰流寇出身，其子不配当自己这个书香世家的义子。结果造成高营人心浮动，名将李成栋、李本深、邢氏母子先后降清，反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

而在高杰被刺，许定国逃亡河北之时，史可法既没有“渡河复山东”也没有“西征复河北”，连“稍留徐州为河北望”也拒绝了。只是潇洒的留下人心浮动的高营将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回扬州去了。

这样做最高领导怎么能让部下归心？既然史可法可以抛弃高营，当然高营将士抛弃史可法、抛弃南明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多铎三月初七出的虎牢关，三月二十五进占归德府。清兵之所以能长驱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全拜史可法所赐。

而在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栖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

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茔，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史可法在扬州守城时也迂腐的可笑，忽然很同情史可法手下的武将们，跟着这样一位督师，实在是让人郁闷。在守城关键时刻连城内官宦树木都舍不得砍伐。才具只有如此，还能做什么事情？（谈迁路过扬州，在史可法衣冠冡下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而史可法最终的结局是其一生最高峰，可以说史可法以最后的辉煌掩盖了自己以前的诸多错误。史可法其为明尽忠，宁死不屈是值得肯定的，居官廉洁勤慎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除开这两点我实在不知道史可法有什么地方值得赞扬？

公正来说其人才具平常，对清多苟且偏安之政，为人迂腐不知变通，既无长才亦无急才；实在为一庸臣耳。



此文引用了很多顾城大家的《南明史》，其中夹杂着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精通南明史的达人看见请原谅我的班门弄斧，对南明历史不熟悉又想了解南明历史的朋友，你可以把我的文章当作帮助你阅读〈南明史〉的辅助资料。

南来，破格用之。”史可法生平：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
   
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满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提起南明群臣排名第一的当属史可法，不光因为他死守扬州最后为明朝所尽忠，就算从地位上说，史可法也算是崇祯皇帝所选定的南京留守的第一人。

但是如果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以至为明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尽忠的华丽外衣，史可法留给我的印象却只能是四个字：平庸、无能。

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无数，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史可法问题上，庄烈皇帝却并没有走眼。史可法这个人如要他不惜血溅朝堂，保护崇祯年幼太子继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社稷之臣；但是要他临机决断，扫平宇内，做一个中兴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了。

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风雨飘摇，大明如日薄西山之时挑选南京留守诸臣时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顺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顺利继位的最有力的保证。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并没有因为皇帝而给面子，最终，庄烈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被李自成一锅烩了。而史可法也陡然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其结果不过是再次印证了无人能负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这一不知道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谚语。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务就是马上重新选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为第一重臣在这里就变得举足轻重了。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与后来被认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存在了严重的私心。可以说是马士英与史可法共同种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颗种子。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

“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速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

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
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福王祖母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而神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当时主张立福王的是以马士英为首的地方实权派，多为手握军权的武将以及地方巡抚；而主张立潞王的以东林党为首，“江南北诸绅群起拥戴”；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两边是旗鼓相当的。

而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总之就是要尽快将立君大事确定下来。

可是，史可法在这个关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分什么事呀！

这个方案不说马士英等不满意，就算是东林党也不会满意啊。你史可法作为东林精神领袖之一左光斗的门生，怎么胳膊肘像外拐？难保东林党不会这么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独占定策大功，独霸朝堂啊？”做这样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史可法说给姜曰广的话，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内心对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滤，却依然在那里和稀泥！

最后，史可法抛出了他所谓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这个明显偏向东林党的方案，拥立福王的军阀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这么长时间的立君之争，又让军阀们看到朝廷庄严外衣下虚弱的本质，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无力回天了。

事实上公正来说，马士英其实在最后也接受了史可法这个方案，但是马士英明显比史可法看得透彻，“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可是当马士英到达南京之后，这些“清流”们以马士英不过地方官僚不能参加这种高级会议为借口将其打发回了凤阳。而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军阀们全力支持福王时当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支持，马士英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而马士英则把史可法写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来作为政治资本。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给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马士英这样的临机决断，事事想应付，处处想和稀泥，别说和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连寇准、李纲、于谦都比不了。

后人曾写到：“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可是如果严格追究责任，史可法当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何必求助四镇？又何来大权被马士英之流掌握？后来四镇飞扬跋扈更是可以避免的。

终弘光一朝，武将视皇帝为无物。朝廷图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激烈，无暇他顾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弘光帝继位，史可法自然被赶出了朝堂，被派到江北督师了。

公正来说，弘光帝对史可法还是够意思的，虽然史可法曾经写信痛骂过他，可是他并没有将史可法一撸到底，只是把史可法赶到江北，来一个眼不见为净。

如果史可法真有干才，在江北督师反而能干出一番事业。可惜史可法并没有真正的才干。其人太平时是一个好宰相，乱世时不过一书生而。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是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当地残余明朝势力政府官员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望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辅国重臣，面对如此不消费一兵一卒便可收复大片失地的局面，竟然十分“冷静”，毫不动心。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当然客观上江北四镇真正听史可法号令的不过高杰一部，其余三部飞扬跋扈是事实，但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出少量部队在一些富裕、关键地区屯守，并借此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朝廷甚至是史可法自己的部队。可惜史可法依然是“冷静”的不派一兵一卒。（左右有言使公惧， 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阎尔梅）

  

张怡曾经记述“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而刘泽清也曾经派部下带领千余人到河北去接刘之家眷。千余人的部队从淮安北上临清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并带着大队家眷财货返回，途中居然还行有余力和拥护明室的地方武装打上一架。

由此可见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上所说的“手无一兵”的情况基本属实，沦陷诸省守备之空虚。

而史可法面对这么好的局面居然在上奏中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明明清楚满清不过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却畏兵怕战，把沦陷诸省都视作“胡土”了！河南河北山东大片土地没有满清一兵一卒却有无数乡勇百姓热盼王师，却依然是“争之非易”。既然“争之非易”那就争都不要争了，只需要“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了。史可法在危亡之际居然抱的是如此得过且过的苟且心态，怎不让人为之一叹。

“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这篇汉奸气浓重的奏章居然出自史可法之手，明知到“虏有图我之志”，却依然妄想联合满清剿灭李自成，实在不知道史可法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叛徒了。在史可法字里行间，亡国是大于亡天下的。而更可笑的是史可法认为满清南下只要出钱就可以让满清退兵，让满清让出被占土地。这种弱智的见识可以与“为何不吃肉馍”的晋惠帝交相辉映，永垂不朽了。

对比给事中陈子龙等人提出的“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真不知道是陈子龙该惭愧呢还是史可法该惭愧！

史可法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和派，其实主和派并不就一定是汉奸，明智的政治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可是让人费解的是史可法所选择的时间，甲申四月到十月半年时间里，满清一直在西线和李闯激战无力南下，可是史可法就是爱好和平，坚持不肯收复山东、河南。

满清剿灭李自成后自然要南下灭南明，就在这么危机的时刻，史可法依然不停的犯着错误，江北四镇中唯一听命于史可法的高杰部在清兵南下时高杰被叛徒许定国刺杀，在高营人心惶惶时史可法本应该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可是当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元爵幼小，不能压众，又知道史可法无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时史可法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大概是觉得高杰流寇出身，其子不配当自己这个书香世家的义子。结果造成高营人心浮动，名将李成栋、李本深、邢氏母子先后降清，反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

而在高杰被刺，许定国逃亡河北之时，史可法既没有“渡河复山东”也没有“西征复河北”，连“稍留徐州为河北望”也拒绝了。只是潇洒的留下人心浮动的高营将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回扬州去了。

这样做最高领导怎么能让部下归心？既然史可法可以抛弃高营，当然高营将士抛弃史可法、抛弃南明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多铎三月初七出的虎牢关，三月二十五进占归德府。清兵之所以能长驱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全拜史可法所赐。

而在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栖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

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茔，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史可法在扬州守城时也迂腐的可笑，忽然很同情史可法手下的武将们，跟着这样一位督师，实在是让人郁闷。在守城关键时刻连城内官宦树木都舍不得砍伐。才具只有如此，还能做什么事情？（谈迁路过扬州，在史可法衣冠冡下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而史可法最终的结局是其一生最高峰，可以说史可法以最后的辉煌掩盖了自己以前的诸多错误。史可法其为明尽忠，宁死不屈是值得肯定的，居官廉洁勤慎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除开这两点我实在不知道史可法有什么地方值得赞扬？

公正来说其人才具平常，对清多苟且偏安之政，为人迂腐不知变通，既无长才亦无急才；实在为一庸臣耳。



此文引用了很多顾城大家的《南明史》，其中夹杂着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精通南明史的达人看见请原谅我的班门弄斧，对南明历史不熟悉又想了解南明历史的朋友，你可以把我的文章当作帮助你阅读〈南明史〉的辅助资料。

南来，破格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