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是一个奸臣吗？

李林甫是不是一个奸臣呢？这要看怎么说。在帝制时代，皇帝就是私人企业的大老板，皇帝手下的大臣，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是给皇帝打工的。所以，在皇帝的眼里，似乎不存在奸与不奸的属下，只有忠与不忠的臣工。你秉承我的旨意办事儿，我自然就倚重你，如果你把事儿办得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我甚至还会提拔你、奖励你。否则，是龙你也得卧着。
　　很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谋求一个理想的职位并且还要工作的舒心，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博取皇帝这个大老板的赏识，只有被赏识，才会被重用；一个是学会在竞争中生存，只有学会竞争，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李林甫明白这个道理，尽管自己是唐廷宗室，但家境早已经每况愈下，到了自己这儿，也不过混了一个千户直长（宫廷侍卫）的官，因此，为了混上更好的职位，往上奔一奔，唯一的出路只能依靠挖门子找关系了。
　　当时，有个叫源乾曜的侍中，和李林甫的舅舅楚国公姜皎拐弯抹角沾点儿亲戚，于是李林甫求到了他的头上。侍中是多大的官呢？按照唐制，属于正三品（《旧唐书·职官志一》），级别挺高，用现在通俗的话形容就是说话很管用。没想到的是，这个源乾曜一点儿不顾亲情，非但没帮这个忙，还把李林甫一顿埋汰。看来，求人办事，真的很不容易，这其中的甘苦好像古今大致类同。
　　或许这样的经历多了，李林甫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只有办啥事儿求啥人，才会少走弯路。当时，武惠妃深受唐玄宗的宠幸，她一门心思要把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立为太子。于是，李林甫就向高力士表示自己愿意为武惠妃出力。高力士把李林甫的意思转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十分感激，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李林甫说好话。因此，久而久之，玄宗对李林甫越来越“眷遇益深”，并最终提拔他当了宰相。
　　李林甫这么办事是投机吗？回答或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干什么都要讲究方式方法，都需要策略。纵观中国历史，有很多胸怀大志的人在追求理想的途中，一开始往往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可是经过了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萎靡了、消沉了。这固然与他们的意志有关，但有一点至关重要：他们办事往往不讲究方式方法，不会运用策略。这一点，李林甫可谓他们的楷模，至少李林甫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但一谈到这一点，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正人君子的往往以为不齿。然而，平心而论，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呢？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李林甫是个奸臣，他的身上就一无是处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了？这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这一点上，李林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自无学术，仅能秉笔” （《旧唐书·李林甫传》），但是他非常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李林甫做了十九年宰相，如鱼得水，当与此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当时玄宗的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为他们的母亲失宠了，不免发起了牢骚。这事儿叫玄宗听说后，龙颜大怒，不仅就要治他们的罪。当玄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张九龄持反对意见，惹得玄宗相当不高兴。但李林甫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似乎给玄宗留下给好的印象，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这样说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 李林甫的话和汉丞相陈平回答吕太后的话真可谓异曲同工，其妙处何其相似乃尔。
　　我们且看《史记·陈丞相世家》里的一段记述：
　　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
　　陈平心明镜似的，吕太后封吕氏家族的人已是大势所趋，莫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回答唐玄宗的问题上，李林甫的心理可以说与陈平一脉相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策略。唐玄宗是靠什么起家的？他就是靠在政变中支持他爹睿宗因为有功起家的，所以，对涉及到政权稳固的任何言行他都非常敏感，这也正是他的大忌。李林甫了解玄宗的心思，所以，乍一听他的话，好象没表态，其实，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支持玄宗收拾他的三个儿子。这显然很对玄宗的胃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五》），是根据什么下的这个结论呢？其实，细细品味李林甫的言与行，平心而论，他客观上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相当够格的宰辅。他固然排挤、打击了一些“逆我者”，但是，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不能用原则代替感情。有句俗语说的好：没有弯弯肚子，别吃那镰刀头。搞政治没有城府、不会手腕，无疑就像练武不精的人，没打着人，自己反倒摔跟斗甚至被人打。
　　在李林甫任宰相的十九年里，唐朝的社会比较稳定，从一定程度说，正是因为李林甫这种别具一格的政治才干，才使得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有所忌讳，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安史之乱的发生，那是他罢相以后的事了。特别一提的是，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诬陷他，怎么诬陷的呢？史料不详，但想必就是“欲加其害，何患无辞”的这一套，可耐人寻味的是，杨国忠的这一套却很被人看不起，以至于“天下以为冤”（《旧唐书·李林甫传》）。不难想象，如果李林甫什么正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琢磨人、整人，他不可能被天下的人予以如此的同情。
　　由此可以看出，人才的使用只有适宜不适宜的问题，没有能够不能够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能为我所用，奸也可能意味着忠。所以，在唐玄宗的眼里，李林甫非但不是一个奸臣，恰恰相反，他无疑是一个称职的好助手，而张九龄这样的人则正相反，尽管他们的人品没的说。李林甫是不是一个奸臣呢？这要看怎么说。在帝制时代，皇帝就是私人企业的大老板，皇帝手下的大臣，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是给皇帝打工的。所以，在皇帝的眼里，似乎不存在奸与不奸的属下，只有忠与不忠的臣工。你秉承我的旨意办事儿，我自然就倚重你，如果你把事儿办得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我甚至还会提拔你、奖励你。否则，是龙你也得卧着。
　　很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谋求一个理想的职位并且还要工作的舒心，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博取皇帝这个大老板的赏识，只有被赏识，才会被重用；一个是学会在竞争中生存，只有学会竞争，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李林甫明白这个道理，尽管自己是唐廷宗室，但家境早已经每况愈下，到了自己这儿，也不过混了一个千户直长（宫廷侍卫）的官，因此，为了混上更好的职位，往上奔一奔，唯一的出路只能依靠挖门子找关系了。
　　当时，有个叫源乾曜的侍中，和李林甫的舅舅楚国公姜皎拐弯抹角沾点儿亲戚，于是李林甫求到了他的头上。侍中是多大的官呢？按照唐制，属于正三品（《旧唐书·职官志一》），级别挺高，用现在通俗的话形容就是说话很管用。没想到的是，这个源乾曜一点儿不顾亲情，非但没帮这个忙，还把李林甫一顿埋汰。看来，求人办事，真的很不容易，这其中的甘苦好像古今大致类同。
　　或许这样的经历多了，李林甫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只有办啥事儿求啥人，才会少走弯路。当时，武惠妃深受唐玄宗的宠幸，她一门心思要把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立为太子。于是，李林甫就向高力士表示自己愿意为武惠妃出力。高力士把李林甫的意思转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十分感激，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李林甫说好话。因此，久而久之，玄宗对李林甫越来越“眷遇益深”，并最终提拔他当了宰相。
　　李林甫这么办事是投机吗？回答或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干什么都要讲究方式方法，都需要策略。纵观中国历史，有很多胸怀大志的人在追求理想的途中，一开始往往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可是经过了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萎靡了、消沉了。这固然与他们的意志有关，但有一点至关重要：他们办事往往不讲究方式方法，不会运用策略。这一点，李林甫可谓他们的楷模，至少李林甫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但一谈到这一点，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正人君子的往往以为不齿。然而，平心而论，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呢？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李林甫是个奸臣，他的身上就一无是处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了？这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这一点上，李林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自无学术，仅能秉笔” （《旧唐书·李林甫传》），但是他非常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李林甫做了十九年宰相，如鱼得水，当与此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当时玄宗的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为他们的母亲失宠了，不免发起了牢骚。这事儿叫玄宗听说后，龙颜大怒，不仅就要治他们的罪。当玄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张九龄持反对意见，惹得玄宗相当不高兴。但李林甫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似乎给玄宗留下给好的印象，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这样说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 李林甫的话和汉丞相陈平回答吕太后的话真可谓异曲同工，其妙处何其相似乃尔。
　　我们且看《史记·陈丞相世家》里的一段记述：
　　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
　　陈平心明镜似的，吕太后封吕氏家族的人已是大势所趋，莫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回答唐玄宗的问题上，李林甫的心理可以说与陈平一脉相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策略。唐玄宗是靠什么起家的？他就是靠在政变中支持他爹睿宗因为有功起家的，所以，对涉及到政权稳固的任何言行他都非常敏感，这也正是他的大忌。李林甫了解玄宗的心思，所以，乍一听他的话，好象没表态，其实，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支持玄宗收拾他的三个儿子。这显然很对玄宗的胃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五》），是根据什么下的这个结论呢？其实，细细品味李林甫的言与行，平心而论，他客观上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相当够格的宰辅。他固然排挤、打击了一些“逆我者”，但是，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不能用原则代替感情。有句俗语说的好：没有弯弯肚子，别吃那镰刀头。搞政治没有城府、不会手腕，无疑就像练武不精的人，没打着人，自己反倒摔跟斗甚至被人打。
　　在李林甫任宰相的十九年里，唐朝的社会比较稳定，从一定程度说，正是因为李林甫这种别具一格的政治才干，才使得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有所忌讳，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安史之乱的发生，那是他罢相以后的事了。特别一提的是，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诬陷他，怎么诬陷的呢？史料不详，但想必就是“欲加其害，何患无辞”的这一套，可耐人寻味的是，杨国忠的这一套却很被人看不起，以至于“天下以为冤”（《旧唐书·李林甫传》）。不难想象，如果李林甫什么正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琢磨人、整人，他不可能被天下的人予以如此的同情。
　　由此可以看出，人才的使用只有适宜不适宜的问题，没有能够不能够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能为我所用，奸也可能意味着忠。所以，在唐玄宗的眼里，李林甫非但不是一个奸臣，恰恰相反，他无疑是一个称职的好助手，而张九龄这样的人则正相反，尽管他们的人品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