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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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发布时间：2011-09-05作者：贾春阳 来源：《国际展望》2011年1期
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内容提要】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冷战期间因活动较少、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故未能引起重视。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9·11”事件后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又出现了新变化。本文按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就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作了分析，最后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影响/前景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为侵略、肢解中国，西方列强变换策略，将策动边疆地区分裂叛乱作为侵华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的渗透、蔓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之下，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疆独”势力开始生成，成为长期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介入“疆独”问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美国一度妄图借助“疆独”势力来阻止新疆和平解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相对较少、也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此期间美国对境外“疆独”势力的支持却为“疆独”势力的境外生存、积蓄力量创造了条件，成为冷战后“疆独”势力恶性膨胀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扶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和封锁。支持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美国破坏中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疆独”势力的秘密支持，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在“疆独”问题上，对“疆独”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在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曾破获多起美国组织的潜伏人员进行煽动暴动、阴谋独立、搜集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② 在境外，美国的支持也为境外“疆独”势力的立足、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相比较而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台湾和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重点也是支持中国境内外“藏独”势力的发展，对“疆独”问题关注较少，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相对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并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利用“疆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在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境外“疆独”分子建立了联系网，其中有些分裂分子，如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作为以欧洲为基地的“东突厥斯坦联盟”主席和达赖喇嘛的密友，作为中情局所属的慕尼黑自由电台的“高级政策顾问”，同时活跃在民族分裂运动的前线。③ 进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疆独”问题上开始从背后走向前台，加大了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美国境内开始出现“疆独”组织。198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境外“疆独”势力在纽约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联盟”，并在美国多个州建立分支机构。自此之后，美国成为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新基地。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任务在于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中情局不便从事的活动，支持美国在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在内的全球各地的“民主事业”。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整个90年代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遏制性接触”政策，既对华保持“接触”，又不放弃对华“遏制”。与此同时，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干涉力度也不断加大，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逐渐公开化，其主要手段包括：公开或秘密接见“疆独”组织头目，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为“疆独”势力在美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赋予“疆独”组织合法地位，在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扶持，利用国际舞台帮助“疆独”势力扩大国际影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国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手段主要包括举行“疆独”问题听证会、发布相关报告、议员会见“疆独” 分子、加大反华宣传为“疆独”势力摇旗呐喊等。不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虽然呈增大之势，但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相比，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仍然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相关议题也相对较少。而作为美国“疆独”问题政策主要实施者的美国情报部门，则加大了干涉力度。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199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骨干人员。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美国还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其倾向和意图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埃里克·马戈利斯（Eric Margolis）曾经指出，“在2001年之前，以阿富汗为基地的维族人不仅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以便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些人反对中国”。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干涉力度都在不断增加，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日益突出。美国各种势力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帮助，成为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凸显的重要诱因。 “疆独”问题也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展开，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新疆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增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虽然降低了对华批评调门，在反恐问题上也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这并没有妨碍小布什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迫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美国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其它三个“疆独”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也说三道四。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人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在访华时虽然谴责“来自中国西部、在阿富汗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但却“督促中国运用政治手段而非反恐手段来应对‘合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势力为恐怖势力”⑦。2002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1年国家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借反恐怖加紧在新疆的镇压活动”。⑧ 而对于“疆独”势力在美国境内的活动，美国政府也网开一面，提供便利。2004年9月，几个“疆独”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这标志着美国对“疆独”势力由过去的暗中支持、默许活动转变为公开支持。
其次，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分量愈益加重。中美反恐合作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国会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批评、谴责，向中国政府施压，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疆独”势力的发展。如出台大量决议案、报告或声明，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横加指责，对“疆独”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进行大力支持。
第三，美国非政府机构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特别是一些半官方性质或具有政府、国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作用不甚明显，因而也就未能引起关注。
“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兴趣的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在 “疆独”问题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以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关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为例，该基金会虽名曰非政府组织，但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只有少数来自捐赠，是美国国会地地道道的“附属机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设立“中国（新疆）”分类，与“中国”、“中国（香港）”、“中国（西藏）”并列，而在此之前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包含在“中国”这一大类，这充分说明其对“疆独”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组织的资助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料显示，2008年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57万美元的资助，其中热比娅及其所属的三个组织获得55万美元，占美国对所有“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资助总额的95％。⑨ 在年度资助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对“疆独”组织进行一些额外的资助，包括培训、演讲等。此外，据调查，“目前，境外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新疆有现实活动。其中一些组织以扶贫济困、医疗援助、投资经商等为名，搜集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开展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宣扬西方理念，笼络民心，与我争夺基层群众；利用留学、培训、访问交流等方式，向境内人员灌输西方价值观，物色代理人，在我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为暴力恐怖分子鸣冤叫屈，向我政法机关大量投寄‘声援书’，竭力为各类暴力恐怖分子开脱罪行”。⑩
这一时期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总体特点是限制与扶持并重，但扶持多于限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其就职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奥巴马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改先前美国新任总统对华“先冷后暖”的政策轨迹，对华政策呈现出先升后降、尔后回暖的新特点。这种对华政策反映在“疆独”问题上便是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仍然对 “世维会”等疆独组织在美活动提供便利，默许“世维会”在美召开所谓“三大”，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也拒绝中国的引渡要求，但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却相对谨慎，避免过多刺激中国。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态度。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中国进行“谴责”，而是表示美国“深表关切”，“试图甄别……事实”，“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1) 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批评，但对“世维会”等“疆独”势力仍然是支持的，只是与小布什政府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比态度要缓和的多。
奥巴马政府干涉“疆独”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打着“宗教自由”、“人权”的幌子，继续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民族政策进行批评，从侧面对“疆独”势力进行支持。 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发布《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声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一直严厉压制宗教自由……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担心使得新疆政府采取了高压的保安措施，其中有些措施限制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和平宗教信仰表达”。(12) 2010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人权报告：中国》同样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批评。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并没有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也没有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成为“疆独”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干涉力度，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非常大。
2009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09年5月，美国国会公然允许“世维会”在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召开所谓“三大”，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如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佛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詹姆斯·麦高文（James McGovern）以及参议员希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都参会并表示祝贺、支持。5月21日，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又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压制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力”。(13) “7·5”事件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迅速作出反应，不顾“疆独”分子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事实，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其态度比美国政府的表态要强硬得多。7 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保护和平示威活动，并用对话取代强硬政策”；9日，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讲话表示反对“中国镇压维族人、限制言论自由”。(14) 然而，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从美国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遣返中国，但又拒绝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转移到美国本土，以免“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安全”。
其三，美国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进入2009年之后，特别是在“7·5”事件发生后，美国非政府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在“疆独”问题上更为活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对 “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愈益突出。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支持“世维会”召开各种会议。据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世维会’就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19万美元的资助，而2006、 2007、2008年度的资助额分别为9万美元、14万美元和15万美元”。(15) 2009年5月，“世维会”召开的所谓“三大”也得到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会上公开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比丘林（Nicholas Bequelin）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宣称，“从根本上讲，维汉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7)
此外，美国部分媒体对“疆独”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部分报道明显倾向于“疆独”势力。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多次刊载热比娅及采访热比娅的文章，其在“疆独”问题上的倾向不言自明。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寻求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不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寻求盟友、新兴大国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合作，中国自然是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之一。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之时，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加强执法合作。双方同意以对等的方式及时就执法事务交换证据和情报”。(18) 然而，对于中国关心的“疆独”问题，美国又“另眼相看”。虽然美国政府早在2002年便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也以本国利益画线，将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作为美国认定恐怖组织的标准。2009年2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在裁决是否释放在押于关塔那摩的“疆独”恐怖分子时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联，或参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动”。(19) 奥巴马政府也延续小布什政府政策，拒绝将上述“疆独”分子遣返中国，积极寻求将他们转移至“适当的第三国”。(20) 在2009年7月27日-28日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呼吁中美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进行情报分享，但同时又“督促”中国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权益。(21)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
三、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对“疆独”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不仅深受关注，也具有重大影响。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其对“疆独”问超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在冷战结束初期，“疆独”势力大都默默无闻，缺乏像“藏独”组织及达赖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冷战后至今，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会要员加大了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
其一，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招兵买马、不断壮大。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如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疆独”势力的政治、经济支持，对 “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和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提供了活动空间，增强了“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
其二，美国的支持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不仅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官方默许和认可及活动空间，还为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支持“疆独”势力提供了模仿对象，为“疆独”势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和靠山。以“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为例，热比娅打着保外就医的幌子流亡美国之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国会议员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为其造势，扩大其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使之先后当选为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并资助、支持热比娅四处出访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力。热比娅曾经公开承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慷慨的财政资助”是其组织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并得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原因。(22) “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在“世维会”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宣称，“维系与世界范围内友好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维会的首要任务，利用好这些资源也是我们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世维会将努力探索与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坚实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和可能”。(23)
其三，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大局考量，对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疆独”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并拒绝承认“东突”流亡政府，拒绝收留“疆独”恐怖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疆独”组织的恐怖暴力性和过度扩张，限制了“疆独”势力中极端暴力派别的活动。在美活动的“维吾尔流亡信息局”就曾抱怨说，“小布什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对于维吾尔自由运动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镇压打开了闸门”。(24)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这种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总体来看，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其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致使“疆独”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不仅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疆独”问题更为复杂，出现国际化的趋势。“疆独”问题本属中国内政问题，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阴谋和活动的斗争。然而，在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涉和鼓动下，“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蒙独”势力、“台独”势力、“民运”势力及各种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分裂中国。“疆独”势力已经不再孤立，这使得“疆独”问题与其它分裂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对“疆独”势力境外活动的政治、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也使得“疆独”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愈益突出，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致使“疆独”问题国际化。“疆独”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疆独”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图谋的斗争，而是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第三，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如前所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疆独”势力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双重标准，如对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的庇护，对那些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对美国尚无威胁的“疆独”组织的放纵，(25) 对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批评和丑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反恐盟友之外，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疆独”势力提供了保护伞，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关注，其行为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纵容成为部分国家效仿的对象，这无形之中为中国解决“疆独”问题设置了障碍，使得中国的反恐行动在安全、司法、金融、移民等诸多领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和配合，使中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协调，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应对境外“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都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困难。
四、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
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从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阿题政策的调整历程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兴趣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有加强之势，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回顾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接触+遏制”的两面手法。美国的基督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敌视态度，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通过“接触”将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性，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就不会轻易改变其“天赋使命” 观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防范只会强化，不会减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实现完全崛起、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前，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霸之势、维护其所谓的“领导地位”，绝不会放弃对华“遏制”。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坚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和调整必然服从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正因为美国对华长期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才不断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之所以对“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疆独”问题作为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之后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工具。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仍将持续。在看到美国不放弃干涉“疆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始终存在两面性，即一方面对符合美国口味、听从美国号令的“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美国也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仍将持续。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一方面又坚持双重标准，美国对“疆独”势力既支持又限制的两面手法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美国企图利用“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混乱，来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使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能。另一方面，“疆独”势力已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必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借重都在不断扩大。出于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国不得不审视其干涉“疆独”问题、支持“疆独”势力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付出的成本，使美国在“疆独”问题上不得不更为慎重。这就决定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美国对“疆独”势力只能是有限支持，而非全面支持。
展望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仍将维持这种两面性，既不可能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支持，会对“疆独”势力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或限制力度，既取决于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对“疆独”问题的认知，也受“疆独”势力的对美态度、活动能力和未来动向的影响。同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美关系的好坏、中国对美国干涉“疆独”问题的反制能力也将影响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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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发布时间：2011-09-05作者：贾春阳 来源：《国际展望》2011年1期
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内容提要】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冷战期间因活动较少、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故未能引起重视。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9·11”事件后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又出现了新变化。本文按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就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作了分析，最后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影响/前景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为侵略、肢解中国，西方列强变换策略，将策动边疆地区分裂叛乱作为侵华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的渗透、蔓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之下，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疆独”势力开始生成，成为长期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介入“疆独”问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美国一度妄图借助“疆独”势力来阻止新疆和平解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相对较少、也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此期间美国对境外“疆独”势力的支持却为“疆独”势力的境外生存、积蓄力量创造了条件，成为冷战后“疆独”势力恶性膨胀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扶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和封锁。支持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美国破坏中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疆独”势力的秘密支持，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在“疆独”问题上，对“疆独”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在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曾破获多起美国组织的潜伏人员进行煽动暴动、阴谋独立、搜集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② 在境外，美国的支持也为境外“疆独”势力的立足、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相比较而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台湾和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重点也是支持中国境内外“藏独”势力的发展，对“疆独”问题关注较少，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相对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并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利用“疆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在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境外“疆独”分子建立了联系网，其中有些分裂分子，如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作为以欧洲为基地的“东突厥斯坦联盟”主席和达赖喇嘛的密友，作为中情局所属的慕尼黑自由电台的“高级政策顾问”，同时活跃在民族分裂运动的前线。③ 进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疆独”问题上开始从背后走向前台，加大了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美国境内开始出现“疆独”组织。198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境外“疆独”势力在纽约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联盟”，并在美国多个州建立分支机构。自此之后，美国成为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新基地。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任务在于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中情局不便从事的活动，支持美国在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在内的全球各地的“民主事业”。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整个90年代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遏制性接触”政策，既对华保持“接触”，又不放弃对华“遏制”。与此同时，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干涉力度也不断加大，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逐渐公开化，其主要手段包括：公开或秘密接见“疆独”组织头目，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为“疆独”势力在美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赋予“疆独”组织合法地位，在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扶持，利用国际舞台帮助“疆独”势力扩大国际影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国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手段主要包括举行“疆独”问题听证会、发布相关报告、议员会见“疆独” 分子、加大反华宣传为“疆独”势力摇旗呐喊等。不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虽然呈增大之势，但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相比，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仍然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相关议题也相对较少。而作为美国“疆独”问题政策主要实施者的美国情报部门，则加大了干涉力度。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199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骨干人员。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美国还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其倾向和意图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埃里克·马戈利斯（Eric Margolis）曾经指出，“在2001年之前，以阿富汗为基地的维族人不仅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以便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些人反对中国”。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干涉力度都在不断增加，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日益突出。美国各种势力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帮助，成为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凸显的重要诱因。 “疆独”问题也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展开，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新疆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增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虽然降低了对华批评调门，在反恐问题上也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这并没有妨碍小布什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迫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美国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其它三个“疆独”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也说三道四。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人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在访华时虽然谴责“来自中国西部、在阿富汗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但却“督促中国运用政治手段而非反恐手段来应对‘合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势力为恐怖势力”⑦。2002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1年国家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借反恐怖加紧在新疆的镇压活动”。⑧ 而对于“疆独”势力在美国境内的活动，美国政府也网开一面，提供便利。2004年9月，几个“疆独”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这标志着美国对“疆独”势力由过去的暗中支持、默许活动转变为公开支持。
其次，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分量愈益加重。中美反恐合作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国会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批评、谴责，向中国政府施压，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疆独”势力的发展。如出台大量决议案、报告或声明，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横加指责，对“疆独”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进行大力支持。
第三，美国非政府机构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特别是一些半官方性质或具有政府、国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作用不甚明显，因而也就未能引起关注。
“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兴趣的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在 “疆独”问题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以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关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为例，该基金会虽名曰非政府组织，但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只有少数来自捐赠，是美国国会地地道道的“附属机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设立“中国（新疆）”分类，与“中国”、“中国（香港）”、“中国（西藏）”并列，而在此之前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包含在“中国”这一大类，这充分说明其对“疆独”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组织的资助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料显示，2008年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57万美元的资助，其中热比娅及其所属的三个组织获得55万美元，占美国对所有“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资助总额的95％。⑨ 在年度资助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对“疆独”组织进行一些额外的资助，包括培训、演讲等。此外，据调查，“目前，境外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新疆有现实活动。其中一些组织以扶贫济困、医疗援助、投资经商等为名，搜集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开展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宣扬西方理念，笼络民心，与我争夺基层群众；利用留学、培训、访问交流等方式，向境内人员灌输西方价值观，物色代理人，在我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为暴力恐怖分子鸣冤叫屈，向我政法机关大量投寄‘声援书’，竭力为各类暴力恐怖分子开脱罪行”。⑩
这一时期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总体特点是限制与扶持并重，但扶持多于限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其就职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奥巴马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改先前美国新任总统对华“先冷后暖”的政策轨迹，对华政策呈现出先升后降、尔后回暖的新特点。这种对华政策反映在“疆独”问题上便是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仍然对 “世维会”等疆独组织在美活动提供便利，默许“世维会”在美召开所谓“三大”，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也拒绝中国的引渡要求，但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却相对谨慎，避免过多刺激中国。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态度。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中国进行“谴责”，而是表示美国“深表关切”，“试图甄别……事实”，“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1) 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批评，但对“世维会”等“疆独”势力仍然是支持的，只是与小布什政府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比态度要缓和的多。
奥巴马政府干涉“疆独”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打着“宗教自由”、“人权”的幌子，继续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民族政策进行批评，从侧面对“疆独”势力进行支持。 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发布《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声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一直严厉压制宗教自由……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担心使得新疆政府采取了高压的保安措施，其中有些措施限制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和平宗教信仰表达”。(12) 2010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人权报告：中国》同样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批评。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并没有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也没有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成为“疆独”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干涉力度，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非常大。
2009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09年5月，美国国会公然允许“世维会”在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召开所谓“三大”，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如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佛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詹姆斯·麦高文（James McGovern）以及参议员希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都参会并表示祝贺、支持。5月21日，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又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压制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力”。(13) “7·5”事件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迅速作出反应，不顾“疆独”分子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事实，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其态度比美国政府的表态要强硬得多。7 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保护和平示威活动，并用对话取代强硬政策”；9日，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讲话表示反对“中国镇压维族人、限制言论自由”。(14) 然而，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从美国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遣返中国，但又拒绝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转移到美国本土，以免“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安全”。
其三，美国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进入2009年之后，特别是在“7·5”事件发生后，美国非政府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在“疆独”问题上更为活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对 “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愈益突出。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支持“世维会”召开各种会议。据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世维会’就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19万美元的资助，而2006、 2007、2008年度的资助额分别为9万美元、14万美元和15万美元”。(15) 2009年5月，“世维会”召开的所谓“三大”也得到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会上公开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比丘林（Nicholas Bequelin）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宣称，“从根本上讲，维汉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7)
此外，美国部分媒体对“疆独”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部分报道明显倾向于“疆独”势力。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多次刊载热比娅及采访热比娅的文章，其在“疆独”问题上的倾向不言自明。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寻求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不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寻求盟友、新兴大国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合作，中国自然是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之一。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之时，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加强执法合作。双方同意以对等的方式及时就执法事务交换证据和情报”。(18) 然而，对于中国关心的“疆独”问题，美国又“另眼相看”。虽然美国政府早在2002年便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也以本国利益画线，将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作为美国认定恐怖组织的标准。2009年2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在裁决是否释放在押于关塔那摩的“疆独”恐怖分子时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联，或参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动”。(19) 奥巴马政府也延续小布什政府政策，拒绝将上述“疆独”分子遣返中国，积极寻求将他们转移至“适当的第三国”。(20) 在2009年7月27日-28日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呼吁中美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进行情报分享，但同时又“督促”中国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权益。(21)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
三、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对“疆独”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不仅深受关注，也具有重大影响。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其对“疆独”问超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在冷战结束初期，“疆独”势力大都默默无闻，缺乏像“藏独”组织及达赖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冷战后至今，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会要员加大了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
其一，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招兵买马、不断壮大。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如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疆独”势力的政治、经济支持，对 “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和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提供了活动空间，增强了“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
其二，美国的支持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不仅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官方默许和认可及活动空间，还为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支持“疆独”势力提供了模仿对象，为“疆独”势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和靠山。以“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为例，热比娅打着保外就医的幌子流亡美国之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国会议员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为其造势，扩大其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使之先后当选为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并资助、支持热比娅四处出访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力。热比娅曾经公开承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慷慨的财政资助”是其组织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并得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原因。(22) “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在“世维会”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宣称，“维系与世界范围内友好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维会的首要任务，利用好这些资源也是我们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世维会将努力探索与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坚实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和可能”。(23)
其三，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大局考量，对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疆独”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并拒绝承认“东突”流亡政府，拒绝收留“疆独”恐怖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疆独”组织的恐怖暴力性和过度扩张，限制了“疆独”势力中极端暴力派别的活动。在美活动的“维吾尔流亡信息局”就曾抱怨说，“小布什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对于维吾尔自由运动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镇压打开了闸门”。(24)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这种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总体来看，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其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致使“疆独”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不仅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疆独”问题更为复杂，出现国际化的趋势。“疆独”问题本属中国内政问题，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阴谋和活动的斗争。然而，在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涉和鼓动下，“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蒙独”势力、“台独”势力、“民运”势力及各种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分裂中国。“疆独”势力已经不再孤立，这使得“疆独”问题与其它分裂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对“疆独”势力境外活动的政治、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也使得“疆独”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愈益突出，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致使“疆独”问题国际化。“疆独”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疆独”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图谋的斗争，而是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第三，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如前所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疆独”势力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双重标准，如对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的庇护，对那些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对美国尚无威胁的“疆独”组织的放纵，(25) 对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批评和丑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反恐盟友之外，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疆独”势力提供了保护伞，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关注，其行为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纵容成为部分国家效仿的对象，这无形之中为中国解决“疆独”问题设置了障碍，使得中国的反恐行动在安全、司法、金融、移民等诸多领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和配合，使中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协调，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应对境外“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都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困难。
四、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
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从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阿题政策的调整历程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兴趣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有加强之势，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回顾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接触+遏制”的两面手法。美国的基督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敌视态度，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通过“接触”将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性，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就不会轻易改变其“天赋使命” 观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防范只会强化，不会减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实现完全崛起、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前，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霸之势、维护其所谓的“领导地位”，绝不会放弃对华“遏制”。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坚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和调整必然服从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正因为美国对华长期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才不断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之所以对“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疆独”问题作为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之后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工具。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仍将持续。在看到美国不放弃干涉“疆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始终存在两面性，即一方面对符合美国口味、听从美国号令的“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美国也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仍将持续。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一方面又坚持双重标准，美国对“疆独”势力既支持又限制的两面手法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美国企图利用“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混乱，来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使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能。另一方面，“疆独”势力已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必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借重都在不断扩大。出于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国不得不审视其干涉“疆独”问题、支持“疆独”势力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付出的成本，使美国在“疆独”问题上不得不更为慎重。这就决定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美国对“疆独”势力只能是有限支持，而非全面支持。
展望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仍将维持这种两面性，既不可能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支持，会对“疆独”势力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或限制力度，既取决于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对“疆独”问题的认知，也受“疆独”势力的对美态度、活动能力和未来动向的影响。同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美关系的好坏、中国对美国干涉“疆独”问题的反制能力也将影响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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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发布时间：2011-09-05作者：贾春阳 来源：《国际展望》2011年1期
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内容提要】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冷战期间因活动较少、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故未能引起重视。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9·11”事件后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又出现了新变化。本文按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就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作了分析，最后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影响/前景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为侵略、肢解中国，西方列强变换策略，将策动边疆地区分裂叛乱作为侵华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的渗透、蔓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之下，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疆独”势力开始生成，成为长期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介入“疆独”问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美国一度妄图借助“疆独”势力来阻止新疆和平解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相对较少、也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此期间美国对境外“疆独”势力的支持却为“疆独”势力的境外生存、积蓄力量创造了条件，成为冷战后“疆独”势力恶性膨胀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扶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和封锁。支持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美国破坏中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疆独”势力的秘密支持，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在“疆独”问题上，对“疆独”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在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曾破获多起美国组织的潜伏人员进行煽动暴动、阴谋独立、搜集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② 在境外，美国的支持也为境外“疆独”势力的立足、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相比较而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台湾和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重点也是支持中国境内外“藏独”势力的发展，对“疆独”问题关注较少，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相对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并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利用“疆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在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境外“疆独”分子建立了联系网，其中有些分裂分子，如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作为以欧洲为基地的“东突厥斯坦联盟”主席和达赖喇嘛的密友，作为中情局所属的慕尼黑自由电台的“高级政策顾问”，同时活跃在民族分裂运动的前线。③ 进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疆独”问题上开始从背后走向前台，加大了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美国境内开始出现“疆独”组织。198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境外“疆独”势力在纽约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联盟”，并在美国多个州建立分支机构。自此之后，美国成为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新基地。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任务在于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中情局不便从事的活动，支持美国在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在内的全球各地的“民主事业”。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整个90年代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遏制性接触”政策，既对华保持“接触”，又不放弃对华“遏制”。与此同时，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干涉力度也不断加大，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逐渐公开化，其主要手段包括：公开或秘密接见“疆独”组织头目，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为“疆独”势力在美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赋予“疆独”组织合法地位，在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扶持，利用国际舞台帮助“疆独”势力扩大国际影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国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手段主要包括举行“疆独”问题听证会、发布相关报告、议员会见“疆独” 分子、加大反华宣传为“疆独”势力摇旗呐喊等。不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虽然呈增大之势，但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相比，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仍然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相关议题也相对较少。而作为美国“疆独”问题政策主要实施者的美国情报部门，则加大了干涉力度。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199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骨干人员。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美国还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其倾向和意图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埃里克·马戈利斯（Eric Margolis）曾经指出，“在2001年之前，以阿富汗为基地的维族人不仅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以便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些人反对中国”。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干涉力度都在不断增加，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日益突出。美国各种势力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帮助，成为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凸显的重要诱因。 “疆独”问题也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展开，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新疆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增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虽然降低了对华批评调门，在反恐问题上也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这并没有妨碍小布什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迫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美国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其它三个“疆独”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也说三道四。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人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在访华时虽然谴责“来自中国西部、在阿富汗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但却“督促中国运用政治手段而非反恐手段来应对‘合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势力为恐怖势力”⑦。2002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1年国家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借反恐怖加紧在新疆的镇压活动”。⑧ 而对于“疆独”势力在美国境内的活动，美国政府也网开一面，提供便利。2004年9月，几个“疆独”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这标志着美国对“疆独”势力由过去的暗中支持、默许活动转变为公开支持。
其次，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分量愈益加重。中美反恐合作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国会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批评、谴责，向中国政府施压，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疆独”势力的发展。如出台大量决议案、报告或声明，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横加指责，对“疆独”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进行大力支持。
第三，美国非政府机构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特别是一些半官方性质或具有政府、国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作用不甚明显，因而也就未能引起关注。
“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兴趣的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在 “疆独”问题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以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关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为例，该基金会虽名曰非政府组织，但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只有少数来自捐赠，是美国国会地地道道的“附属机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设立“中国（新疆）”分类，与“中国”、“中国（香港）”、“中国（西藏）”并列，而在此之前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包含在“中国”这一大类，这充分说明其对“疆独”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组织的资助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料显示，2008年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57万美元的资助，其中热比娅及其所属的三个组织获得55万美元，占美国对所有“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资助总额的95％。⑨ 在年度资助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对“疆独”组织进行一些额外的资助，包括培训、演讲等。此外，据调查，“目前，境外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新疆有现实活动。其中一些组织以扶贫济困、医疗援助、投资经商等为名，搜集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开展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宣扬西方理念，笼络民心，与我争夺基层群众；利用留学、培训、访问交流等方式，向境内人员灌输西方价值观，物色代理人，在我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为暴力恐怖分子鸣冤叫屈，向我政法机关大量投寄‘声援书’，竭力为各类暴力恐怖分子开脱罪行”。⑩
这一时期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总体特点是限制与扶持并重，但扶持多于限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其就职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奥巴马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改先前美国新任总统对华“先冷后暖”的政策轨迹，对华政策呈现出先升后降、尔后回暖的新特点。这种对华政策反映在“疆独”问题上便是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仍然对 “世维会”等疆独组织在美活动提供便利，默许“世维会”在美召开所谓“三大”，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也拒绝中国的引渡要求，但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却相对谨慎，避免过多刺激中国。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态度。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中国进行“谴责”，而是表示美国“深表关切”，“试图甄别……事实”，“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1) 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批评，但对“世维会”等“疆独”势力仍然是支持的，只是与小布什政府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比态度要缓和的多。
奥巴马政府干涉“疆独”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打着“宗教自由”、“人权”的幌子，继续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民族政策进行批评，从侧面对“疆独”势力进行支持。 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发布《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声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一直严厉压制宗教自由……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担心使得新疆政府采取了高压的保安措施，其中有些措施限制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和平宗教信仰表达”。(12) 2010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人权报告：中国》同样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批评。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并没有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也没有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成为“疆独”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干涉力度，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非常大。
2009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09年5月，美国国会公然允许“世维会”在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召开所谓“三大”，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如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佛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詹姆斯·麦高文（James McGovern）以及参议员希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都参会并表示祝贺、支持。5月21日，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又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压制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力”。(13) “7·5”事件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迅速作出反应，不顾“疆独”分子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事实，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其态度比美国政府的表态要强硬得多。7 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保护和平示威活动，并用对话取代强硬政策”；9日，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讲话表示反对“中国镇压维族人、限制言论自由”。(14) 然而，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从美国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遣返中国，但又拒绝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转移到美国本土，以免“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安全”。
其三，美国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进入2009年之后，特别是在“7·5”事件发生后，美国非政府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在“疆独”问题上更为活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对 “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愈益突出。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支持“世维会”召开各种会议。据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世维会’就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19万美元的资助，而2006、 2007、2008年度的资助额分别为9万美元、14万美元和15万美元”。(15) 2009年5月，“世维会”召开的所谓“三大”也得到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会上公开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比丘林（Nicholas Bequelin）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宣称，“从根本上讲，维汉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7)
此外，美国部分媒体对“疆独”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部分报道明显倾向于“疆独”势力。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多次刊载热比娅及采访热比娅的文章，其在“疆独”问题上的倾向不言自明。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寻求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不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寻求盟友、新兴大国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合作，中国自然是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之一。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之时，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加强执法合作。双方同意以对等的方式及时就执法事务交换证据和情报”。(18) 然而，对于中国关心的“疆独”问题，美国又“另眼相看”。虽然美国政府早在2002年便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也以本国利益画线，将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作为美国认定恐怖组织的标准。2009年2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在裁决是否释放在押于关塔那摩的“疆独”恐怖分子时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联，或参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动”。(19) 奥巴马政府也延续小布什政府政策，拒绝将上述“疆独”分子遣返中国，积极寻求将他们转移至“适当的第三国”。(20) 在2009年7月27日-28日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呼吁中美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进行情报分享，但同时又“督促”中国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权益。(21)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
三、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对“疆独”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不仅深受关注，也具有重大影响。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其对“疆独”问超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在冷战结束初期，“疆独”势力大都默默无闻，缺乏像“藏独”组织及达赖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冷战后至今，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会要员加大了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
其一，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招兵买马、不断壮大。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如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疆独”势力的政治、经济支持，对 “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和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提供了活动空间，增强了“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
其二，美国的支持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不仅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官方默许和认可及活动空间，还为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支持“疆独”势力提供了模仿对象，为“疆独”势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和靠山。以“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为例，热比娅打着保外就医的幌子流亡美国之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国会议员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为其造势，扩大其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使之先后当选为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并资助、支持热比娅四处出访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力。热比娅曾经公开承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慷慨的财政资助”是其组织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并得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原因。(22) “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在“世维会”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宣称，“维系与世界范围内友好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维会的首要任务，利用好这些资源也是我们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世维会将努力探索与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坚实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和可能”。(23)
其三，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大局考量，对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疆独”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并拒绝承认“东突”流亡政府，拒绝收留“疆独”恐怖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疆独”组织的恐怖暴力性和过度扩张，限制了“疆独”势力中极端暴力派别的活动。在美活动的“维吾尔流亡信息局”就曾抱怨说，“小布什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对于维吾尔自由运动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镇压打开了闸门”。(24)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这种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总体来看，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其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致使“疆独”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不仅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疆独”问题更为复杂，出现国际化的趋势。“疆独”问题本属中国内政问题，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阴谋和活动的斗争。然而，在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涉和鼓动下，“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蒙独”势力、“台独”势力、“民运”势力及各种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分裂中国。“疆独”势力已经不再孤立，这使得“疆独”问题与其它分裂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对“疆独”势力境外活动的政治、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也使得“疆独”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愈益突出，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致使“疆独”问题国际化。“疆独”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疆独”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图谋的斗争，而是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第三，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如前所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疆独”势力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双重标准，如对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的庇护，对那些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对美国尚无威胁的“疆独”组织的放纵，(25) 对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批评和丑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反恐盟友之外，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疆独”势力提供了保护伞，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关注，其行为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纵容成为部分国家效仿的对象，这无形之中为中国解决“疆独”问题设置了障碍，使得中国的反恐行动在安全、司法、金融、移民等诸多领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和配合，使中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协调，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应对境外“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都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困难。
四、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
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从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阿题政策的调整历程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兴趣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有加强之势，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回顾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接触+遏制”的两面手法。美国的基督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敌视态度，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通过“接触”将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性，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就不会轻易改变其“天赋使命” 观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防范只会强化，不会减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实现完全崛起、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前，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霸之势、维护其所谓的“领导地位”，绝不会放弃对华“遏制”。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坚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和调整必然服从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正因为美国对华长期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才不断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之所以对“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疆独”问题作为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之后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工具。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仍将持续。在看到美国不放弃干涉“疆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始终存在两面性，即一方面对符合美国口味、听从美国号令的“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美国也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仍将持续。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一方面又坚持双重标准，美国对“疆独”势力既支持又限制的两面手法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美国企图利用“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混乱，来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使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能。另一方面，“疆独”势力已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必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借重都在不断扩大。出于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国不得不审视其干涉“疆独”问题、支持“疆独”势力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付出的成本，使美国在“疆独”问题上不得不更为慎重。这就决定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美国对“疆独”势力只能是有限支持，而非全面支持。
展望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仍将维持这种两面性，既不可能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支持，会对“疆独”势力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或限制力度，既取决于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对“疆独”问题的认知，也受“疆独”势力的对美态度、活动能力和未来动向的影响。同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美关系的好坏、中国对美国干涉“疆独”问题的反制能力也将影响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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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发布时间：2011-09-05作者：贾春阳 来源：《国际展望》2011年1期
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内容提要】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冷战期间因活动较少、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故未能引起重视。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9·11”事件后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又出现了新变化。本文按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就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作了分析，最后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影响/前景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为侵略、肢解中国，西方列强变换策略，将策动边疆地区分裂叛乱作为侵华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的渗透、蔓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之下，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疆独”势力开始生成，成为长期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介入“疆独”问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美国一度妄图借助“疆独”势力来阻止新疆和平解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相对较少、也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此期间美国对境外“疆独”势力的支持却为“疆独”势力的境外生存、积蓄力量创造了条件，成为冷战后“疆独”势力恶性膨胀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扶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和封锁。支持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美国破坏中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疆独”势力的秘密支持，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在“疆独”问题上，对“疆独”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在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曾破获多起美国组织的潜伏人员进行煽动暴动、阴谋独立、搜集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② 在境外，美国的支持也为境外“疆独”势力的立足、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相比较而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台湾和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重点也是支持中国境内外“藏独”势力的发展，对“疆独”问题关注较少，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相对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并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利用“疆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在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境外“疆独”分子建立了联系网，其中有些分裂分子，如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作为以欧洲为基地的“东突厥斯坦联盟”主席和达赖喇嘛的密友，作为中情局所属的慕尼黑自由电台的“高级政策顾问”，同时活跃在民族分裂运动的前线。③ 进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疆独”问题上开始从背后走向前台，加大了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美国境内开始出现“疆独”组织。198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境外“疆独”势力在纽约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联盟”，并在美国多个州建立分支机构。自此之后，美国成为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新基地。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任务在于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中情局不便从事的活动，支持美国在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在内的全球各地的“民主事业”。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整个90年代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遏制性接触”政策，既对华保持“接触”，又不放弃对华“遏制”。与此同时，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干涉力度也不断加大，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逐渐公开化，其主要手段包括：公开或秘密接见“疆独”组织头目，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为“疆独”势力在美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赋予“疆独”组织合法地位，在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扶持，利用国际舞台帮助“疆独”势力扩大国际影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国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手段主要包括举行“疆独”问题听证会、发布相关报告、议员会见“疆独” 分子、加大反华宣传为“疆独”势力摇旗呐喊等。不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虽然呈增大之势，但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相比，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仍然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相关议题也相对较少。而作为美国“疆独”问题政策主要实施者的美国情报部门，则加大了干涉力度。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199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骨干人员。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美国还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其倾向和意图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埃里克·马戈利斯（Eric Margolis）曾经指出，“在2001年之前，以阿富汗为基地的维族人不仅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以便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些人反对中国”。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干涉力度都在不断增加，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日益突出。美国各种势力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帮助，成为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凸显的重要诱因。 “疆独”问题也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展开，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新疆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增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虽然降低了对华批评调门，在反恐问题上也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这并没有妨碍小布什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迫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美国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其它三个“疆独”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也说三道四。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人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在访华时虽然谴责“来自中国西部、在阿富汗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但却“督促中国运用政治手段而非反恐手段来应对‘合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势力为恐怖势力”⑦。2002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1年国家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借反恐怖加紧在新疆的镇压活动”。⑧ 而对于“疆独”势力在美国境内的活动，美国政府也网开一面，提供便利。2004年9月，几个“疆独”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这标志着美国对“疆独”势力由过去的暗中支持、默许活动转变为公开支持。
其次，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分量愈益加重。中美反恐合作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国会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批评、谴责，向中国政府施压，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疆独”势力的发展。如出台大量决议案、报告或声明，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横加指责，对“疆独”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进行大力支持。
第三，美国非政府机构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特别是一些半官方性质或具有政府、国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作用不甚明显，因而也就未能引起关注。
“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兴趣的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在 “疆独”问题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以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关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为例，该基金会虽名曰非政府组织，但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只有少数来自捐赠，是美国国会地地道道的“附属机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设立“中国（新疆）”分类，与“中国”、“中国（香港）”、“中国（西藏）”并列，而在此之前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包含在“中国”这一大类，这充分说明其对“疆独”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组织的资助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料显示，2008年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57万美元的资助，其中热比娅及其所属的三个组织获得55万美元，占美国对所有“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资助总额的95％。⑨ 在年度资助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对“疆独”组织进行一些额外的资助，包括培训、演讲等。此外，据调查，“目前，境外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新疆有现实活动。其中一些组织以扶贫济困、医疗援助、投资经商等为名，搜集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开展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宣扬西方理念，笼络民心，与我争夺基层群众；利用留学、培训、访问交流等方式，向境内人员灌输西方价值观，物色代理人，在我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为暴力恐怖分子鸣冤叫屈，向我政法机关大量投寄‘声援书’，竭力为各类暴力恐怖分子开脱罪行”。⑩
这一时期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总体特点是限制与扶持并重，但扶持多于限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其就职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奥巴马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改先前美国新任总统对华“先冷后暖”的政策轨迹，对华政策呈现出先升后降、尔后回暖的新特点。这种对华政策反映在“疆独”问题上便是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仍然对 “世维会”等疆独组织在美活动提供便利，默许“世维会”在美召开所谓“三大”，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也拒绝中国的引渡要求，但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却相对谨慎，避免过多刺激中国。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态度。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中国进行“谴责”，而是表示美国“深表关切”，“试图甄别……事实”，“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1) 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批评，但对“世维会”等“疆独”势力仍然是支持的，只是与小布什政府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比态度要缓和的多。
奥巴马政府干涉“疆独”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打着“宗教自由”、“人权”的幌子，继续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民族政策进行批评，从侧面对“疆独”势力进行支持。 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发布《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声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一直严厉压制宗教自由……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担心使得新疆政府采取了高压的保安措施，其中有些措施限制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和平宗教信仰表达”。(12) 2010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人权报告：中国》同样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批评。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并没有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也没有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成为“疆独”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干涉力度，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非常大。
2009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09年5月，美国国会公然允许“世维会”在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召开所谓“三大”，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如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佛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詹姆斯·麦高文（James McGovern）以及参议员希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都参会并表示祝贺、支持。5月21日，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又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压制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力”。(13) “7·5”事件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迅速作出反应，不顾“疆独”分子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事实，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其态度比美国政府的表态要强硬得多。7 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保护和平示威活动，并用对话取代强硬政策”；9日，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讲话表示反对“中国镇压维族人、限制言论自由”。(14) 然而，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从美国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遣返中国，但又拒绝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转移到美国本土，以免“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安全”。
其三，美国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进入2009年之后，特别是在“7·5”事件发生后，美国非政府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在“疆独”问题上更为活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对 “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愈益突出。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支持“世维会”召开各种会议。据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世维会’就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19万美元的资助，而2006、 2007、2008年度的资助额分别为9万美元、14万美元和15万美元”。(15) 2009年5月，“世维会”召开的所谓“三大”也得到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会上公开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比丘林（Nicholas Bequelin）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宣称，“从根本上讲，维汉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7)
此外，美国部分媒体对“疆独”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部分报道明显倾向于“疆独”势力。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多次刊载热比娅及采访热比娅的文章，其在“疆独”问题上的倾向不言自明。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寻求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不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寻求盟友、新兴大国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合作，中国自然是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之一。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之时，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加强执法合作。双方同意以对等的方式及时就执法事务交换证据和情报”。(18) 然而，对于中国关心的“疆独”问题，美国又“另眼相看”。虽然美国政府早在2002年便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也以本国利益画线，将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作为美国认定恐怖组织的标准。2009年2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在裁决是否释放在押于关塔那摩的“疆独”恐怖分子时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联，或参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动”。(19) 奥巴马政府也延续小布什政府政策，拒绝将上述“疆独”分子遣返中国，积极寻求将他们转移至“适当的第三国”。(20) 在2009年7月27日-28日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呼吁中美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进行情报分享，但同时又“督促”中国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权益。(21)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
三、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对“疆独”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不仅深受关注，也具有重大影响。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其对“疆独”问超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在冷战结束初期，“疆独”势力大都默默无闻，缺乏像“藏独”组织及达赖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冷战后至今，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会要员加大了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
其一，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招兵买马、不断壮大。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如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疆独”势力的政治、经济支持，对 “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和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提供了活动空间，增强了“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
其二，美国的支持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不仅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官方默许和认可及活动空间，还为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支持“疆独”势力提供了模仿对象，为“疆独”势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和靠山。以“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为例，热比娅打着保外就医的幌子流亡美国之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国会议员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为其造势，扩大其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使之先后当选为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并资助、支持热比娅四处出访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力。热比娅曾经公开承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慷慨的财政资助”是其组织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并得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原因。(22) “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在“世维会”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宣称，“维系与世界范围内友好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维会的首要任务，利用好这些资源也是我们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世维会将努力探索与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坚实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和可能”。(23)
其三，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大局考量，对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疆独”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并拒绝承认“东突”流亡政府，拒绝收留“疆独”恐怖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疆独”组织的恐怖暴力性和过度扩张，限制了“疆独”势力中极端暴力派别的活动。在美活动的“维吾尔流亡信息局”就曾抱怨说，“小布什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对于维吾尔自由运动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镇压打开了闸门”。(24)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这种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总体来看，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其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致使“疆独”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不仅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疆独”问题更为复杂，出现国际化的趋势。“疆独”问题本属中国内政问题，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阴谋和活动的斗争。然而，在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涉和鼓动下，“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蒙独”势力、“台独”势力、“民运”势力及各种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分裂中国。“疆独”势力已经不再孤立，这使得“疆独”问题与其它分裂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对“疆独”势力境外活动的政治、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也使得“疆独”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愈益突出，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致使“疆独”问题国际化。“疆独”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疆独”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图谋的斗争，而是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第三，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如前所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疆独”势力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双重标准，如对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的庇护，对那些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对美国尚无威胁的“疆独”组织的放纵，(25) 对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批评和丑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反恐盟友之外，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疆独”势力提供了保护伞，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关注，其行为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纵容成为部分国家效仿的对象，这无形之中为中国解决“疆独”问题设置了障碍，使得中国的反恐行动在安全、司法、金融、移民等诸多领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和配合，使中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协调，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应对境外“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都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困难。
四、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
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从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阿题政策的调整历程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兴趣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有加强之势，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回顾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接触+遏制”的两面手法。美国的基督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敌视态度，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通过“接触”将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性，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就不会轻易改变其“天赋使命” 观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防范只会强化，不会减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实现完全崛起、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前，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霸之势、维护其所谓的“领导地位”，绝不会放弃对华“遏制”。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坚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和调整必然服从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正因为美国对华长期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才不断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美国对 “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之所以对“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疆独”问题作为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之后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工具。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仍将持续。在看到美国不放弃干涉“疆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始终存在两面性，即一方面对符合美国口味、听从美国号令的“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美国也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仍将持续。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一方面又坚持双重标准，美国对“疆独”势力既支持又限制的两面手法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美国企图利用“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混乱，来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使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能。另一方面，“疆独”势力已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必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借重都在不断扩大。出于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国不得不审视其干涉“疆独”问题、支持“疆独”势力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付出的成本，使美国在“疆独”问题上不得不更为慎重。这就决定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美国对“疆独”势力只能是有限支持，而非全面支持。
展望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仍将维持这种两面性，既不可能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支持，会对“疆独”势力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或限制力度，既取决于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对“疆独”问题的认知，也受“疆独”势力的对美态度、活动能力和未来动向的影响。同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美关系的好坏、中国对美国干涉“疆独”问题的反制能力也将影响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最后，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呈现不断加强之势，其对“疆独”势力的政治支持在走向公开化，经济支持力度在加大，“疆独”势力在美国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其对“疆独”势力、“疆独”问题的影响也在扩大。展望未来，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问题呈现出由低度干涉向高度干涉、半公开干涉向公开干涉演化的特点。在政治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由半公开走向公开，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关注度、支持力度都在提升，并走向公开化。美国政府高层领导公开接见“疆独”头目的次数、规格在不断增多、提升；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及“疆独”问题的议案、报告或声明在逐渐增多；美国情报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强。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影响力都得到提高。在经济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这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具有政府、国会或情报机构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疆独”势力的资助。从近年来看，这种资助呈现不断加大之势。在活动空间方面，美国政府、国会对“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纵容力度都不断增强。最明显的案例便是美国政府默许“东突流亡政府”在美成立、“世维会”三大在美国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的召开，这种默许、支持最能体现美国对“疆独”问题的态度。美国对“疆独”势力支持力度的加大，必然带来美国对“疆独”势力、“疆独”问题影响力的增强。事实上，境外 “疆独”势力也将美国视为其分裂活动的最大靠山，将其“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新疆独立的希望在于美国”。(26) “9·11”事件之后，境外“疆独”分子也加快了向美国转移的步伐，就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他们的活动“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在行动上给予了真正支持”。(27) 美国境内“疆独”分子的增多以及国际上“疆独”分子将活动中心转向美国，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待“疆独”问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美国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表态虽然较为谨慎，但并没有放弃干涉。而且，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这种谨慎态度与奥巴马上台初期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恐、反扩散等一系列议题上对中国的借重、依赖有关，一旦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变，其对“疆独”问题政策发生逆转不是没有可能的。与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相比，美国国会、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却在不断增强，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呈不断增强之势，它们对“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影响力也愈益突出。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伴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干涉力度的加大，它们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必将日益突出。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涉及美国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如反恐问题、防扩散问题等，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中国内政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等，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向中国施压，敲打中国。这充分展现了美国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一贯手法。展望未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注释：
① 参见段新丽、张党生：“略论四十年代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丝路学刊》，1997年第3期；袁澍：“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郭永虎：“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新疆地区的渗透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贾春阳：“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与其‘疆独’政策的缘起”，《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闫佼丽：“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立及其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李光清：“外国间谍在新疆的末日”，《新疆纪事》，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③ B. Raman， “US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499， July 24， 2002.
④ Graham E. Fuller and S. Frederick Starr， The Xinjiang Problem，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2003， PP. 76-77.
⑤ 何方：“‘东突流亡政府’的闹剧草草收场”，《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09月24日，第1版。
⑥ Sibel Edmonds， “Bombshell： Bin Laden Worked for US Until 9/11： Sibel Edmonds”， August 2， 2009，http：//pakistankakhudahafiz.wordpress.com/2009/08/02/bombshell-bin-laden-worked-for-us-until-911-sibel-edmonds/.
⑦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5.
⑧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China (Includes Hong Kong and Macau)”， March 4， 2002，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eap/8289.htm.
⑨ “U.S. NED Funded the Pro-Xinjiang Independence Groups That Masterminded the July 5th Urumaqi Riot”，http：//www.peacenowar.net/newpea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2&Itemid=58.
⑩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1) “美国对新疆骚乱心态矛盾：支持疆独又难接受东突”，http：//www.sinonet. net/news/world/2009-07-09/33669.html.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2009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China，” October 26， 2009，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2864.pdf.
(13)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5. p. 10.
(14)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12.
(15) “美国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出力张罗反华团队”，http：//world. huanqiu. com/roll/2009-08/543756_2. html.
(16) （加拿大）马耀邦：“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中美国’设想”，《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第67页。
(17) “Clashes in China Shed Light on Ethnic Divid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9.
(18)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消息，2009年11月17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_l.htm.
(19) U.S. Court of Appeals， D.C. Circuit， Jamal Kiyemba v. Barack Obama， February 18， 2009.
(20)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 I， January 6， 2010， pp. 15-16.
(21)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4.
(22) Jehangir Pocha， “Rebiya Kadeer： The Uighur Dalai Lama，” In There Times， December 7， 2006.
(23) Dolkun Isa， “Three Years Working Report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July 2009， http：//www.uyghurcanadiansociety.org/090523/htm.
(24) James Bovard， “China： From Brutal Oppressor to Terrorist Victim，” The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 December 2003， http：//www.fff.org/freedom/fd0312c.asp.
(25) 在“9·11”事件之后的两年内，美国将236个组织和个人列入恐怖名单，但涉及“疆独”组织的只有1个。中国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之中，美国仅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名单，而拒绝将其它三个恐怖组织列入恐怖名单。
(26)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7) Yitzhak Shichor， “Limping on Two Legs： Uyghur Diaspora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spects for Eastern Turkestan Independence”，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No. 6(48)，December 2007.
【作者简介】贾春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北京 100091
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问题呈现出由低度干涉向高度干涉、半公开干涉向公开干涉演化的特点。在政治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由半公开走向公开，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关注度、支持力度都在提升，并走向公开化。美国政府高层领导公开接见“疆独”头目的次数、规格在不断增多、提升；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及“疆独”问题的议案、报告或声明在逐渐增多；美国情报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强。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影响力都得到提高。在经济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这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具有政府、国会或情报机构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疆独”势力的资助。从近年来看，这种资助呈现不断加大之势。在活动空间方面，美国政府、国会对“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纵容力度都不断增强。最明显的案例便是美国政府默许“东突流亡政府”在美成立、“世维会”三大在美国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的召开，这种默许、支持最能体现美国对“疆独”问题的态度。美国对“疆独”势力支持力度的加大，必然带来美国对“疆独”势力、“疆独”问题影响力的增强。事实上，境外 “疆独”势力也将美国视为其分裂活动的最大靠山，将其“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新疆独立的希望在于美国”。(26) “9·11”事件之后，境外“疆独”分子也加快了向美国转移的步伐，就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他们的活动“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在行动上给予了真正支持”。(27) 美国境内“疆独”分子的增多以及国际上“疆独”分子将活动中心转向美国，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待“疆独”问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美国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表态虽然较为谨慎，但并没有放弃干涉。而且，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这种谨慎态度与奥巴马上台初期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恐、反扩散等一系列议题上对中国的借重、依赖有关，一旦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变，其对“疆独”问题政策发生逆转不是没有可能的。与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相比，美国国会、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却在不断增强，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呈不断增强之势，它们对“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影响力也愈益突出。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伴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干涉力度的加大，它们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必将日益突出。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涉及美国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如反恐问题、防扩散问题等，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中国内政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等，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向中国施压，敲打中国。这充分展现了美国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一贯手法。展望未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注释：
① 参见段新丽、张党生：“略论四十年代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丝路学刊》，1997年第3期；袁澍：“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郭永虎：“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新疆地区的渗透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贾春阳：“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与其‘疆独’政策的缘起”，《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闫佼丽：“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立及其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李光清：“外国间谍在新疆的末日”，《新疆纪事》，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③ B. Raman， “US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499， July 24， 2002.
④ Graham E. Fuller and S. Frederick Starr， The Xinjiang Problem，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2003， PP. 76-77.
⑤ 何方：“‘东突流亡政府’的闹剧草草收场”，《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09月24日，第1版。
⑥ Sibel Edmonds， “Bombshell： Bin Laden Worked for US Until 9/11： Sibel Edmonds”， August 2， 2009，http：//pakistankakhudahafiz.wordpress.com/2009/08/02/bombshell-bin-laden-worked-for-us-until-911-sibel-edmonds/.
⑦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5.
⑧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China (Includes Hong Kong and Macau)”， March 4， 2002，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eap/8289.htm.
⑨ “U.S. NED Funded the Pro-Xinjiang Independence Groups That Masterminded the July 5th Urumaqi Riot”，http：//www.peacenowar.net/newpea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2&Itemid=58.
⑩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1) “美国对新疆骚乱心态矛盾：支持疆独又难接受东突”，http：//www.sinonet. net/news/world/2009-07-09/33669.html.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2009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China，” October 26， 2009，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2864.pdf.
(13)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5. p. 10.
(14)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12.
(15) “美国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出力张罗反华团队”，http：//world. huanqiu. com/roll/2009-08/543756_2. html.
(16) （加拿大）马耀邦：“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中美国’设想”，《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第67页。
(17) “Clashes in China Shed Light on Ethnic Divid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9.
(18)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消息，2009年11月17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_l.htm.
(19) U.S. Court of Appeals， D.C. Circuit， Jamal Kiyemba v. Barack Obama， February 18， 2009.
(20)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 I， January 6， 2010， pp. 15-16.
(21)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001， January 6， 2010， p. 4.
(22) Jehangir Pocha， “Rebiya Kadeer： The Uighur Dalai Lama，” In There Times， December 7， 2006.
(23) Dolkun Isa， “Three Years Working Report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July 2009， http：//www.uyghurcanadiansociety.org/090523/htm.
(24) James Bovard， “China： From Brutal Oppressor to Terrorist Victim，” The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 December 2003， http：//www.fff.org/freedom/fd0312c.asp.
(25) 在“9·11”事件之后的两年内，美国将236个组织和个人列入恐怖名单，但涉及“疆独”组织的只有1个。中国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之中，美国仅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名单，而拒绝将其它三个恐怖组织列入恐怖名单。
(26)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7) Yitzhak Shichor， “Limping on Two Legs： Uyghur Diaspora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spects for Eastern Turkestan Independence”，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No. 6(48)，December 2007.
【作者简介】贾春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北京 100091
中国反击疆独恐怖势力17年内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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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击疆独恐怖势力17年内幕历程
www.taihainet.com 2007-1-12 8:48:33 南方周末 【字体：缩小 放大】
新疆公安厅1月8日宣布，新疆警方1月5日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捣毁疆独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运动”的训练营地，击毙恐怖分子十八名，逮捕十七名，仍有少数恐怖分子漏网。从1990年代前期疆独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据《南方周末》报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9月11日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境外培训 境内破坏
艾山·买合苏木是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他在九十年代初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处以三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的奥玛尔和本·拉丹，担任基地组织“共同问题顾问”职务。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他被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联合围剿击毙。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他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木塔里甫·哈斯木说：“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2006年8月26日上午，中哈联合反恐演习“天山—1号(2006)”第二阶段中方演习在新疆伊宁市结束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他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筹集资金、组织人员、亲自讲授。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并且把自己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三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抓获的三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于29日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和田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在此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疆独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在新疆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疆独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疆独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疆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疆独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疆独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疆独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疆独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疆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疆独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疆独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疆独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四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疆独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疆独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疆独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
不过，大多数疆独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疆独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疆独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疆独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疆独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疆独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疆独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疆独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疆独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疆独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疆独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疆独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疆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疆独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疆独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疆独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疆独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这是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许涛介绍说，“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许涛说，“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李伟分析，“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疆独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疆独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疆独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打击恐怖势力还未完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疆独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民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疆独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2007年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文/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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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周末》报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9月11日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境外培训 境内破坏
艾山·买合苏木是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他在九十年代初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处以三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的奥玛尔和本·拉丹，担任基地组织“共同问题顾问”职务。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他被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联合围剿击毙。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他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木塔里甫·哈斯木说：“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2006年8月26日上午，中哈联合反恐演习“天山—1号(2006)”第二阶段中方演习在新疆伊宁市结束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他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筹集资金、组织人员、亲自讲授。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并且把自己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三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抓获的三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于29日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和田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在此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疆独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在新疆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疆独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疆独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疆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疆独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疆独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疆独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疆独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疆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疆独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疆独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疆独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四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疆独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疆独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疆独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
不过，大多数疆独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疆独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疆独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疆独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疆独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疆独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疆独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疆独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疆独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疆独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疆独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疆独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疆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疆独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疆独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疆独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疆独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这是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许涛介绍说，“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许涛说，“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李伟分析，“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疆独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疆独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疆独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打击恐怖势力还未完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疆独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民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疆独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2007年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文/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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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6月29日 星期六 【设为首页】【】【中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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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国际势力助长“世维会”嚣张气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523
所谓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举行。
中评社北京5月23日电（评论员 张建）5月14日，所谓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举行。日本右翼势力对“世维会”的“大力支持”使得近年来热比娅频繁窜访日本。2007年11月，热比娅窜访日本时，自民党议员中川昭一不但高调邀请热比娅给一些国会议员演讲，还成立了一个“维吾尔族学习会”，并邀请其他右翼议员参加。2009年“75”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邀请热比娅访日，企图借助“疆独”势力，达到反华和对抗中国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也推波助澜，不顾我政府的抗议向热比娅发放签证。
近年来，以“世维会”为代表的疆独势力借助国际势力支持不断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国际反华势力一直是纵容和支持“世维会”等疆独分裂势力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境外反华势力也把纵容和支持“世维会”等疆独势力对我的干扰渗透、分裂破坏活动作为遏制我经济发展、破坏我社会稳定、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目标。
首先，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和反华势力是纵容和支持“世维会”势力的重要力量。美国：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不遗余力支持“疆独”势力。近年来，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涉疆”问题听证会，而中央情报局曾派出专门人员培训“疆独”分子。2009年“75”事件后，众议员麦高文称“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的又一次残酷的镇压”；德拉亨特等参议员共同致信国务卿希拉里，呼吁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2010年1月，中国对部分“75”事件案犯依法宣判后，美国会多名议员联合推出涉“75”事件议案，谴责中国对“75”事件案犯判处死刑。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任内还曾多次会见热比娅，并称其为“自由的使徒”。
欧洲：德国是支持“世维会”反华的急先锋。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并得到一些德国政要的支持。德国绿党是热比娅和“世维会”在德活动的公开支持者。“75”事件后，德国绿党主席罗特表示，中国政府以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名，试图掩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另外，欧洲议会也成为热比娅鼓吹“疆独”的重要场所。据报道，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蒂霍塔拉还积极推动欧洲议会内部设立西藏及新疆问题特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一览无遗。
另外，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势力也时常在“涉疆”问题上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疆独”势力在这些国家也相当活跃。“75”事件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中国政府平息骚乱举措发表指责言论，甚至把发生在新疆的事情称为是种族屠杀，造成两国关系的短期紧张。
其次，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世维会”等疆独势力国际化的重要借助力量和资金来源。“世维会”试图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大量活动，扩大“世维会”的影响。在世维会的游说下，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将维吾尔人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其网络加以宣传。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为世维会提供经费和人员培训，或利用其联合国观察员身份，为“世维会“利用联合国讲坛牵线搭桥。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为“疆独”势力提供重要资金支持。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期以来频频运用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资助“东突”等“疆独”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仅2007年，该组织对“东突”资助金额就达52万美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0年度的涉华项目中大幅增加对境外“东突”组织的资助力度，并扶植海外维吾尔团体。
第三，部分境外媒体是宣传“世维会”等疆独势力活动的重要推介力量。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的报道上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华立场，这些媒体不顾事实真相，长期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恶意攻击。2009年“75”事件后，《华尔街日报》专门刊登了热比娅的文章《维吾尔的真实故事》、英国《卫报》也刊登了热比娅的文章《维吾尔民权运动》，积极为“世维会”的宣传提供平台。
《纽约时报》则在7月8日刊发的社论中质疑并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及在“75”事件中采取的措施。德国RTL电视台在报道中称犯罪分子是“民主抗议”，强调维吾尔人受到汉族人的压迫。《明镜》周刊声称中国政府强硬对待维吾尔人。“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对“涉疆”热点问题连续开展负面报道，指责我民族政策。由于在文化背景上的特殊联系，“75”事件后，一些土耳其媒体罔顾事实真相，攻击和诋毁中国，在土国内造成不良影响。
由此不难看出，由于国际右翼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世维会”民族分裂势力的气焰愈加嚣张。中国面临的以“世维会”为主的疆独势力威胁正日趋复杂化，疆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更是试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势力还对“东突”、藏独、民运等势力进行支持。因此，中国在加大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应对支持“三股势力”的各种反华势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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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世维会”为代表的疆独势力借助国际势力支持不断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国际反华势力一直是纵容和支持“世维会”等疆独分裂势力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境外反华势力也把纵容和支持“世维会”等疆独势力对我的干扰渗透、分裂破坏活动作为遏制我经济发展、破坏我社会稳定、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目标。
首先，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和反华势力是纵容和支持“世维会”势力的重要力量。美国：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不遗余力支持“疆独”势力。近年来，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涉疆”问题听证会，而中央情报局曾派出专门人员培训“疆独”分子。2009年“75”事件后，众议员麦高文称“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的又一次残酷的镇压”；德拉亨特等参议员共同致信国务卿希拉里，呼吁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2010年1月，中国对部分“75”事件案犯依法宣判后，美国会多名议员联合推出涉“75”事件议案，谴责中国对“75”事件案犯判处死刑。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任内还曾多次会见热比娅，并称其为“自由的使徒”。
欧洲：德国是支持“世维会”反华的急先锋。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并得到一些德国政要的支持。德国绿党是热比娅和“世维会”在德活动的公开支持者。“75”事件后，德国绿党主席罗特表示，中国政府以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名，试图掩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另外，欧洲议会也成为热比娅鼓吹“疆独”的重要场所。据报道，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蒂霍塔拉还积极推动欧洲议会内部设立西藏及新疆问题特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一览无遗。
另外，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势力也时常在“涉疆”问题上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疆独”势力在这些国家也相当活跃。“75”事件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中国政府平息骚乱举措发表指责言论，甚至把发生在新疆的事情称为是种族屠杀，造成两国关系的短期紧张。
其次，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世维会”等疆独势力国际化的重要借助力量和资金来源。“世维会”试图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大量活动，扩大“世维会”的影响。在世维会的游说下，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将维吾尔人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其网络加以宣传。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为世维会提供经费和人员培训，或利用其联合国观察员身份，为“世维会“利用联合国讲坛牵线搭桥。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为“疆独”势力提供重要资金支持。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期以来频频运用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资助“东突”等“疆独”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仅2007年，该组织对“东突”资助金额就达52万美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0年度的涉华项目中大幅增加对境外“东突”组织的资助力度，并扶植海外维吾尔团体。
第三，部分境外媒体是宣传“世维会”等疆独势力活动的重要推介力量。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的报道上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华立场，这些媒体不顾事实真相，长期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恶意攻击。2009年“75”事件后，《华尔街日报》专门刊登了热比娅的文章《维吾尔的真实故事》、英国《卫报》也刊登了热比娅的文章《维吾尔民权运动》，积极为“世维会”的宣传提供平台。
《纽约时报》则在7月8日刊发的社论中质疑并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及在“75”事件中采取的措施。德国RTL电视台在报道中称犯罪分子是“民主抗议”，强调维吾尔人受到汉族人的压迫。《明镜》周刊声称中国政府强硬对待维吾尔人。“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对“涉疆”热点问题连续开展负面报道，指责我民族政策。由于在文化背景上的特殊联系，“75”事件后，一些土耳其媒体罔顾事实真相，攻击和诋毁中国，在土国内造成不良影响。
由此不难看出，由于国际右翼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世维会”民族分裂势力的气焰愈加嚣张。中国面临的以“世维会”为主的疆独势力威胁正日趋复杂化，疆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更是试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势力还对“东突”、藏独、民运等势力进行支持。因此，中国在加大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应对支持“三股势力”的各种反华势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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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新疆叛乱的战策(六）疆独的犯罪叛乱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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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新疆叛乱的战策(六）疆独的犯罪叛乱历程 [原创 2009-7-12 0:16:25]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政府则对外通报多起疆独恐怖袭击事件（统计到2007年）】：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暴乱”。200多人围攻乡政府，多名武警被打死。这是新疆解放40年来的第一起恐怖事件。
＊1991年2月，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一人死亡、13人受伤。
＊1992年2月，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三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各被安置的一枚定时炸弹，被发现后排除。
＊1993年6月至9月，南疆部分地区的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生十起爆炸案，两人丧生、36人受伤。
＊1997年2月，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九人丧生、68名乘客被炸得腿断肢残，严重受伤。
＊1997年11月，暗杀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
＊1997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北京一公交车爆炸，炸伤11名乘客。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承认是其所为，目的是报复北京镇压新疆穆斯林的独立运动。
＊1998年1月至2月，喀什市发生23起系列投毒案，四人中毒、一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死亡或中毒。
＊1998年2月至3月，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发生六起爆炸案，三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
＊1998年4月，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等住宅门前等处，发生八起爆炸事件，炸伤八人。
＊1998年5月，乌鲁木齐商场、旅店等发生15起纵火案。
＊1999年10月，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被袭。一名联防队员和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杀，一名警察和一名联防队员受伤。十间房屋，一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烧毁。
＊2001年2月，暗杀喀什地区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
＊2003年3月，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被袭，21名乘客全部被杀，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族）。
＊2005年，“东伊运”模仿“基地组织”（基地组织组织）的宣传形式，发布宣传录像，扬言“血战到底”。录像中有蒙面的发言人、在“东突国旗”背景下、举枪宣誓。
＊2007年1月，新疆公安机关捣毁“东伊运”一处恐怖训练营，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9月11日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境外培训 境内破坏】
艾山·买合苏木是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他在九十年代初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处以三年劳动教 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的奥玛尔和本·拉丹，担任基地组织“共 同问题顾问”职务。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他被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联合围剿击毙。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他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木塔里甫·哈斯木说：“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 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他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筹集资金、组织人员、亲自讲授。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并且把自己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 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 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 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 成立了“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 务，并拟定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三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抓获的三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于29日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 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 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和田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 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在此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 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疆独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 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在新疆开始 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疆独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疆独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疆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疆独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疆独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 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疆独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疆独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疆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 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疆独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疆独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疆独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四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 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 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疆独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疆独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疆独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 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
不过，大多数疆独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疆独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 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 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 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疆独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疆独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疆独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 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 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疆独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 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疆独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 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疆独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疆独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疆独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 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疆独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 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疆独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疆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疆独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疆独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疆独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疆独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 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这是 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许涛介绍说，“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许涛说，“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李伟分析，“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疆独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疆独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疆独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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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新疆叛乱的战策(六）疆独的犯罪叛乱历程 [原创 2009-7-12 0:16:25]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政府则对外通报多起疆独恐怖袭击事件（统计到2007年）】：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暴乱”。200多人围攻乡政府，多名武警被打死。这是新疆解放40年来的第一起恐怖事件。
＊1991年2月，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一人死亡、13人受伤。
＊1992年2月，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三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各被安置的一枚定时炸弹，被发现后排除。
＊1993年6月至9月，南疆部分地区的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生十起爆炸案，两人丧生、36人受伤。
＊1997年2月，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九人丧生、68名乘客被炸得腿断肢残，严重受伤。
＊1997年11月，暗杀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
＊1997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北京一公交车爆炸，炸伤11名乘客。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承认是其所为，目的是报复北京镇压新疆穆斯林的独立运动。
＊1998年1月至2月，喀什市发生23起系列投毒案，四人中毒、一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死亡或中毒。
＊1998年2月至3月，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发生六起爆炸案，三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
＊1998年4月，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等住宅门前等处，发生八起爆炸事件，炸伤八人。
＊1998年5月，乌鲁木齐商场、旅店等发生15起纵火案。
＊1999年10月，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被袭。一名联防队员和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杀，一名警察和一名联防队员受伤。十间房屋，一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烧毁。
＊2001年2月，暗杀喀什地区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
＊2003年3月，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被袭，21名乘客全部被杀，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族）。
＊2005年，“东伊运”模仿“基地组织”（基地组织组织）的宣传形式，发布宣传录像，扬言“血战到底”。录像中有蒙面的发言人、在“东突国旗”背景下、举枪宣誓。
＊2007年1月，新疆公安机关捣毁“东伊运”一处恐怖训练营，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9月11日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境外培训 境内破坏】
艾山·买合苏木是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他在九十年代初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处以三年劳动教 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的奥玛尔和本·拉丹，担任基地组织“共 同问题顾问”职务。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他被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联合围剿击毙。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他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木塔里甫·哈斯木说：“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 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他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筹集资金、组织人员、亲自讲授。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并且把自己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 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 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 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 成立了“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 务，并拟定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三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抓获的三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于29日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 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 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和田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 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在此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 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疆独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说：“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 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在新疆开始 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疆独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疆独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疆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疆独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疆独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 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疆独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疆独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疆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 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疆独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疆独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疆独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四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 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 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疆独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疆独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疆独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 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
不过，大多数疆独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疆独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 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 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 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疆独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疆独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疆独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 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 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疆独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 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疆独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 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疆独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疆独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疆独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 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疆独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 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疆独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疆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疆独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疆独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疆独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疆独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 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这是 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许涛介绍说，“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许涛说，“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李伟分析，“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疆独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疆独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疆独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标签: 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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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助了疆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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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助了疆独组织
2009-07-09 09:43:34 作者：sysop 来源： 浏览次数：1165
新疆暴乱发生之后，鲜为人知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致力于疆独（统一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组织的主席热比娅.卡德尔也迅速成为媒体明星。7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热比娅率领维族抗议者到中国大使馆抗议，并高喊“中国可耻”的口号，以强烈抗议中国官方对于新疆暴乱的镇压。
按照“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网站所提供的说明，这个组织是“为统一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由世界各地维吾尔组织组成的国际上唯一合法的最高领导机构”。热比娅.卡德尔不仅担任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而且在她2005年被中国允许出国之后，也担任着“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还兼任着美国的“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主席。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三个在美国的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美国维吾尔协会”“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都接受了美国的资助。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接受美国国会资金支持的基金会，基本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些纳税人资金流向必须向公众公开，而让世界了解了美国资助疆独组织的详细情况。
根据美国民主基金会网站所提供的数据，2008年该基金会向相关的疆独组织资助了总计57万美金，是近年来的最高点。其中热比娅.卡德尔担任主席的三个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美国维吾尔协会”“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获得了55万美金，占到了所有援助疆独组织总额的95%以上。
令人震惊的则是这个资助总额是高速增长的，从2005年的12万美金，2006年的39万美金，增长到2007年的52万、2008年的57万。尤其是2008年援助疆独组织的57万美金，远远超过了2008年援助西藏人权组织的35万美金。
2001年911之后，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为了联合中国打击恐怖组织，曾经把“东突”组织列入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黑名单。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来，美国对于疆独资助的增长，以及布什总统2008年对热比娅的接见，都令绝大多数中国人遗憾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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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助了疆独组织
2009-07-09 09:43:34 作者：sysop 来源： 浏览次数：1165
新疆暴乱发生之后，鲜为人知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致力于疆独（统一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组织的主席热比娅.卡德尔也迅速成为媒体明星。7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热比娅率领维族抗议者到中国大使馆抗议，并高喊“中国可耻”的口号，以强烈抗议中国官方对于新疆暴乱的镇压。
按照“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网站所提供的说明，这个组织是“为统一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由世界各地维吾尔组织组成的国际上唯一合法的最高领导机构”。热比娅.卡德尔不仅担任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而且在她2005年被中国允许出国之后，也担任着“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还兼任着美国的“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主席。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三个在美国的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美国维吾尔协会”“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都接受了美国的资助。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接受美国国会资金支持的基金会，基本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些纳税人资金流向必须向公众公开，而让世界了解了美国资助疆独组织的详细情况。
根据美国民主基金会网站所提供的数据，2008年该基金会向相关的疆独组织资助了总计57万美金，是近年来的最高点。其中热比娅.卡德尔担任主席的三个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美国维吾尔协会”“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获得了55万美金，占到了所有援助疆独组织总额的95%以上。
令人震惊的则是这个资助总额是高速增长的，从2005年的12万美金，2006年的39万美金，增长到2007年的52万、2008年的57万。尤其是2008年援助疆独组织的57万美金，远远超过了2008年援助西藏人权组织的35万美金。
2001年911之后，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为了联合中国打击恐怖组织，曾经把“东突”组织列入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黑名单。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来，美国对于疆独资助的增长，以及布什总统2008年对热比娅的接见，都令绝大多数中国人遗憾不已。
全世界指责他国＂邪恶＂的国家都有些疯疯癫癫，美国显然是个中翘楚。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奇怪，保外就医的人应有行动限制，为什么能出国？为什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yangglemu 发表于 2013-6-29 15:45
奇怪，保外就医的人应有行动限制，为什么能出国？为什么？
这个真的是不对，没人知道为什么，确实对国内欠一个交待，但随着时间久远了，一般都会解密。热b没暴露就是政协，暴露了就是东突类。担心存在更多没有暴露的。外来的东突不担心，得不到内部策应，其根本无藏身之地，体制内如果有潜伏的才担心，任何东西总是从内部攻破。
yangglemu 发表于 2013-6-29 15:45
奇怪，保外就医的人应有行动限制，为什么能出国？为什么？
这个真的是不对，没人知道为什么，确实对国内欠一个交待，但随着时间久远了，一般都会解密。热b没暴露就是政协，暴露了就是东突类。担心存在更多没有暴露的。外来的东突不担心，得不到内部策应，其根本无藏身之地，体制内如果有潜伏的才担心，任何东西总是从内部攻破。
pretty 发表于 2013-6-29 14:11 ![]()
美国资助了疆独组织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2009/0709/395.html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很奇怪，我想容易引起有大量维吾尔族聚集的国家的反感，因为它的宗旨是建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大量维族人，虽然这两个民族语言有95%相通，但彼此并不承认是一个民族，而且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强行将上百万维族改民族为乌族，可见这么近的民族也有很大戒心。
美国资助了疆独组织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2009/0709/395.html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很奇怪，我想容易引起有大量维吾尔族聚集的国家的反感，因为它的宗旨是建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大量维族人，虽然这两个民族语言有95%相通，但彼此并不承认是一个民族，而且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强行将上百万维族改民族为乌族，可见这么近的民族也有很大戒心。
第一章的意思我怎么觉得像是寄希望于美国？！
光陈述事实到底有什么用，拿点有用的措施出来啊，现在的手段还远远不够
我有点激动了，见谅
光陈述事实到底有什么用，拿点有用的措施出来啊，现在的手段还远远不够
我有点激动了，见谅
都是利用，用完就扔！参见刷卡是为0！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16:02 ![]()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很奇怪，我想容易引起有大量维吾尔族聚集的国家的反感，因为它的宗旨是建 ...
哈萨克对他们也没有好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很奇怪，我想容易引起有大量维吾尔族聚集的国家的反感，因为它的宗旨是建 ...
哈萨克对他们也没有好感
上帝和和尚 发表于 2013-6-29 18:16 ![]()
哈萨克对他们也没有好感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哈萨克对他们也没有好感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2013-6-29 18:48 上传
美帝太阴险
kbfmmk 发表于 2013-6-29 18:54 ![]()
美帝太阴险
如果兔子玩阴的玩不过美帝，将来就会落得西班牙和苏联的下场。
美帝太阴险
如果兔子玩阴的玩不过美帝，将来就会落得西班牙和苏联的下场。
yangglemu 发表于 2013-6-29 15:45 ![]()
奇怪，保外就医的人应有行动限制，为什么能出国？为什么？
不要用法律当挡箭牌。
奇怪，保外就医的人应有行动限制，为什么能出国？为什么？
不要用法律当挡箭牌。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18:44 ![]()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我看哈萨克吧那些对汉人的看法还行吧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我看哈萨克吧那些对汉人的看法还行吧
上帝和和尚 发表于 2013-6-29 19:58 ![]()
我看哈萨克吧那些对汉人的看法还行吧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搞的，那时大多数维吾尔族反而与汉族同一道。
我看哈萨克吧那些对汉人的看法还行吧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搞的，那时大多数维吾尔族反而与汉族同一道。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20:07 ![]()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和延边的朝鲜人一样，多的起来么？
哈萨克斯坦大量吸引移民“回归”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和延边的朝鲜人一样，多的起来么？
哈萨克斯坦大量吸引移民“回归”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18:44 ![]()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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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讲讲这是怎么回事么？
这我知道，哈萨克对汉人也没好感，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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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讲讲这是怎么回事么？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20:07 ![]()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是吗？三区革命的主干是维族和哈族吧！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是吗？三区革命的主干是维族和哈族吧！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20:07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三区革命还是伊 宁 事 变这是一个问题？！一遇事就推给外人什么时候也可以反躬自省下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29 20:07
他们现在人太少，多了也一样，突厥人现在在中国都是属于还没同化的。三区革命就是哈萨克族伙同老毛子挑头 ...
三区革命还是伊 宁 事 变这是一个问题？！一遇事就推给外人什么时候也可以反躬自省下
chenzhipeter 发表于 2013-6-30 10:09 ![]()
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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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讲讲这是怎么回 ...
我在哈萨克吧里看见一个中国哈萨克族留学生说的，这个留学生倒是很爱国。
哈萨克斯坦现在对中国的网站都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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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讲讲这是怎么回 ...
我在哈萨克吧里看见一个中国哈萨克族留学生说的，这个留学生倒是很爱国。
美国没安好心。
dimo7929 发表于 2013-6-30 11:00 ![]()
三区革命还是伊 宁 事 变这是一个问题？！一遇事就推给外人什么时候也可以反躬自省下
为什么要否定三区革命？？？！！！因为它进行了种族屠杀，KMT的汉满回不分妇孺老幼被杀的只剩数十人。
三区革命还是伊 宁 事 变这是一个问题？！一遇事就推给外人什么时候也可以反躬自省下
为什么要否定三区革命？？？！！！因为它进行了种族屠杀，KMT的汉满回不分妇孺老幼被杀的只剩数十人。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30 13:09 ![]()
为什么要否定三区革命？？？！！！因为它进行了种族屠杀，KMT的汉满回不分妇孺老幼被杀的只剩数十人。
没错有事就是空一格，,KMT，盛世才，苏修，美帝。都杀到只剩区区几十人了还能搞到围攻迪化，子宫武器再强大也不敌某人的嘴炮
为什么要否定三区革命？？？！！！因为它进行了种族屠杀，KMT的汉满回不分妇孺老幼被杀的只剩数十人。
没错有事就是空一格，,KMT，盛世才，苏修，美帝。都杀到只剩区区几十人了还能搞到围攻迪化，子宫武器再强大也不敌某人的嘴炮
和延边的朝鲜人一样，多的起来么？
哈萨克斯坦大量吸引移民“回归”
哈萨克经济比新疆好吗？
哈萨克斯坦大量吸引移民“回归”
哈萨克经济比新疆好吗？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3-6-30 12:57 ![]()
我在哈萨克吧里看见一个中国哈萨克族留学生说的，这个留学生倒是很爱国。
屏蔽说明他们害怕交流多了，人心不稳，都跑中国来。
目前看，人均GDP他们好像还比我们高，但实际生活水平就不知道了。没中国的建设快是肯定的。也许中国热闹的城市生活对他们有吸引力。
我在哈萨克吧里看见一个中国哈萨克族留学生说的，这个留学生倒是很爱国。
屏蔽说明他们害怕交流多了，人心不稳，都跑中国来。
目前看，人均GDP他们好像还比我们高，但实际生活水平就不知道了。没中国的建设快是肯定的。也许中国热闹的城市生活对他们有吸引力。
灏雾若燃 发表于 2013-6-30 16:41 ![]()
哈萨克经济比新疆好吗？
比北疆都要好，哈萨克斯坦年人均产油5吨多，再加上本来科技水平也不差，所以比较富裕。
哈萨克经济比新疆好吗？
比北疆都要好，哈萨克斯坦年人均产油5吨多，再加上本来科技水平也不差，所以比较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