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真相：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关联究竟有多大 ...

揭露真相：朝鲜战争与美对台政策变化的关联究竟有多大ZT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着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一方面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另一方面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却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 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会很快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后来也承认，如果进攻发生，即使第七舰队进驻海峡，也无力阻止台湾的陷落。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便急急忙忙认定台湾已处在危急之中，并首先决定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它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政治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局已成定局之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纷乱中脱身出来，同时保留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的回旋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的的反共基地。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国务院就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估计，同时，也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李海海军上将１１月２４日签署的“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认为：( １)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美国即失去了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的航道；( ２) 如果台湾被敌人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将被利用来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 ３) 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苏联利用了台湾，就会把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打断。

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国务院与军方的看法是一致的，１９４９年１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该文件经杜鲁门２月３日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 １号文件。文件的结论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对此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文件还提议可以利用台湾的自治运动。

杜鲁门对问题的考虑似乎更全面，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能保证美国对台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措施。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０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在台湾地区投入大量部队。况且，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毕竟不如冰岛那样与美国的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建议，可以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以支持那里的政治行动，如停泊少量舰只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设施和通讯设施。

国务院对军方的这个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地表示不能依靠军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目标：

我们试图鼓励台湾的分离主义，就必然会遇到目前席卷中国大陆的潜在的收复失地的威胁。正当我们谋求利用( 中国) 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地位，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要使我们当前的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就必须把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想法谨慎地掩盖起来。

因此，艾奇逊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任何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

尽管当时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如艾奇逊后来回忆时所说，“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这只是表明美国在这段时期执行这一政策的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争论和摇摆。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利文斯通·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之后，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

美国虽然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局势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在外交上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国务院在１９４９年７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国民党政权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继续保持同它的外交关系。随着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和１２月８日蒋介石政权迁至台湾，国务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形势逼迫美国政府必须对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问题和对台湾的政策问题明确表态。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１９５０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为反共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

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却就是要为完全放弃台湾做准备。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备忘录的同一天，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政策情报提纲：台湾”。其用意是在台湾陷入中共政权手里时——这一情况很有可能马上出现，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文件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或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文件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

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国务院的主张，即弃台湾于不顾。但是，这份文件送到麦克阿瑟的东京总部时，被放进了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据顾维钧猜测，文件是麦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于激起舆论反对国务院。当文件内容透露之后，在国会引起了强烈不满。诺兰、塔夫脱和史密斯等共和党议员，以及前总统胡佛纷纷发表激烈的批评意见。诺兰竭力主张不要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并建议派军事代表团去台访问。塔夫脱公然主张要出动海军保护台湾，并认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史密斯则公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托管的形式下占领台湾，理由是目前从技术上说，台湾还是日本的一部分。而这些意见又被新中国政府指责为美国即将占领台湾。这样，对台湾问题的两种立场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使得美国决策层必须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且需要公开表态。

１２月２９日，以艾奇逊、腊斯克、巴特沃斯及麦钱特为一方的国务院与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诺斯塔德为一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台湾问题进行直接交锋。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解放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 １) 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中国并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 ２) 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 ３) 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丧失，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４) 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６年到１２年而不要从６个月到１２个月来看问题”。布雷德利没有更多的理由，只说军方是从军事角度以及对国会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考虑出发的，既然军事应该服从政治，他问艾奇逊是否按政治办法去做。艾奇逊明确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据说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备忘录的意见办不可。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１２月３０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４８/ ２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做了让步，即放宽了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条件：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

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不过，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１月５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 二)

尽管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声明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讨论，但是军方和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军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逊１月１２日演说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时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１９５１年底。以后，随着共和党在国会的煽动，中美关系因北京军营事件而激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麦卡锡事件的发生，国务院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艾奇逊则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１９５０年４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４月２７日海南岛解放，５月１６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国务院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５月１７日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６月１５日至７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国务院，他将“在６月１５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５月２６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在５月２４日已经劝告美国公民，除非他们在那里还有非办不可的事情，否则还是离开该岛为好。

军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４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

在国防部里，从４月至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１月５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１８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５月２５日，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１２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

６月９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肯定给艾奇逊带来了不少麻烦。５月１８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

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这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他先后在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９日向艾奇逊提出二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实行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提出了“保台意见书”。６月１４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６月２４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和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２０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 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揭露真相：朝鲜战争与美对台政策变化的关联究竟有多大ZT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着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一方面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另一方面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却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 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会很快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后来也承认，如果进攻发生，即使第七舰队进驻海峡，也无力阻止台湾的陷落。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便急急忙忙认定台湾已处在危急之中，并首先决定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它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政治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局已成定局之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纷乱中脱身出来，同时保留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的回旋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的的反共基地。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国务院就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估计，同时，也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李海海军上将１１月２４日签署的“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认为：( １)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美国即失去了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的航道；( ２) 如果台湾被敌人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将被利用来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 ３) 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苏联利用了台湾，就会把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打断。

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国务院与军方的看法是一致的，１９４９年１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该文件经杜鲁门２月３日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 １号文件。文件的结论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对此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文件还提议可以利用台湾的自治运动。

杜鲁门对问题的考虑似乎更全面，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能保证美国对台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措施。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０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在台湾地区投入大量部队。况且，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毕竟不如冰岛那样与美国的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建议，可以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以支持那里的政治行动，如停泊少量舰只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设施和通讯设施。

国务院对军方的这个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地表示不能依靠军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目标：

我们试图鼓励台湾的分离主义，就必然会遇到目前席卷中国大陆的潜在的收复失地的威胁。正当我们谋求利用( 中国) 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地位，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要使我们当前的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就必须把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想法谨慎地掩盖起来。

因此，艾奇逊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任何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

尽管当时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如艾奇逊后来回忆时所说，“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这只是表明美国在这段时期执行这一政策的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争论和摇摆。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利文斯通·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之后，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

美国虽然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局势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在外交上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国务院在１９４９年７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国民党政权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继续保持同它的外交关系。随着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和１２月８日蒋介石政权迁至台湾，国务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形势逼迫美国政府必须对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问题和对台湾的政策问题明确表态。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１９５０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为反共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

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却就是要为完全放弃台湾做准备。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备忘录的同一天，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政策情报提纲：台湾”。其用意是在台湾陷入中共政权手里时——这一情况很有可能马上出现，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文件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或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文件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

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国务院的主张，即弃台湾于不顾。但是，这份文件送到麦克阿瑟的东京总部时，被放进了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据顾维钧猜测，文件是麦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于激起舆论反对国务院。当文件内容透露之后，在国会引起了强烈不满。诺兰、塔夫脱和史密斯等共和党议员，以及前总统胡佛纷纷发表激烈的批评意见。诺兰竭力主张不要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并建议派军事代表团去台访问。塔夫脱公然主张要出动海军保护台湾，并认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史密斯则公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托管的形式下占领台湾，理由是目前从技术上说，台湾还是日本的一部分。而这些意见又被新中国政府指责为美国即将占领台湾。这样，对台湾问题的两种立场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使得美国决策层必须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且需要公开表态。

１２月２９日，以艾奇逊、腊斯克、巴特沃斯及麦钱特为一方的国务院与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诺斯塔德为一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台湾问题进行直接交锋。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解放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 １) 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中国并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 ２) 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 ３) 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丧失，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４) 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６年到１２年而不要从６个月到１２个月来看问题”。布雷德利没有更多的理由，只说军方是从军事角度以及对国会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考虑出发的，既然军事应该服从政治，他问艾奇逊是否按政治办法去做。艾奇逊明确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据说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备忘录的意见办不可。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１２月３０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４８/ ２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做了让步，即放宽了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条件：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

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不过，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１月５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 二)

尽管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声明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讨论，但是军方和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军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逊１月１２日演说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时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１９５１年底。以后，随着共和党在国会的煽动，中美关系因北京军营事件而激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麦卡锡事件的发生，国务院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艾奇逊则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１９５０年４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４月２７日海南岛解放，５月１６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国务院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５月１７日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６月１５日至７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国务院，他将“在６月１５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５月２６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在５月２４日已经劝告美国公民，除非他们在那里还有非办不可的事情，否则还是离开该岛为好。

军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４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

在国防部里，从４月至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１月５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１８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５月２５日，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１２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

６月９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肯定给艾奇逊带来了不少麻烦。５月１８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

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这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他先后在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９日向艾奇逊提出二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实行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提出了“保台意见书”。６月１４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６月２４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和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２０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 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